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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画作

　　五岁那年，有一天学习、背诵完了教科书上的课文，我脑子里产生了一个想法：印刷的书页上，文学作品具有神奇的表现力，它代表纯洁的完美拥有的超常专制权。在我本人偶然发现，韵文创作权并非只在未经训练的心灵和手写的歪歪扭扭的句子的领地之外时，畏惧而沮丧的情绪，从我的心中消失了。从此，文字成为我情感表达的唯一手段。十六岁上新增的音乐手段，对我来说同样是个奇迹。

　　与此同时，我侄子阿巴宁德拉纳特（阿巴宁德拉纳特·泰戈尔（1871—1951），孟加拉现代绘画派的奠基人和领军人物。）在东方传统的道路上，开展了现代艺术运动。我怀着自卑而羡慕的心情，关注着他的创作活动。我完全确信，我的命运禁止我跨越文字的严格界限。

　　然而，韵律原则是所有艺术的共同之物，它把僵硬的物质转化为生动的创造。我对事物的直接感受和运用格律的训练让我明了，艺术中的线条和色彩不是信息的载体，它们在画中寻觅富于韵味的展现。它们的最终目的，不是图解或复制一些外在事实和内心映象，而是营构一个和谐的整体，去寻找通过我们的视觉进入想象的途径。它既不向我们的心灵询问含义，也不以无意义的东西加重心灵的负担，因为它是超乎所有词义的。杂乱的线条，以其不谐和的呆木阻碍我们自由的审视。它们不与万物壮观的流变一起运动。它们没有生存的正当理由，于是冒出来与周围的事物对抗，它们不住地破坏安宁。由于这个原因，我初稿上东一块西一块的涂改，使我心生烦恼。它们体现令人懊丧的败笔，像一群目瞪口呆的蠢人，误入迷津，尚未决定如何离开，到哪儿去。但“这群人”心中的舞蹈精灵如果获得灵感，许多不相关的东西，就可能发现绝妙的完整性，摆脱成形或不成形的犹豫。我设法让我的“修改”跳起舞来，形成富于韵味的关联，把堆积转化为装饰。

　　这就是我不自觉的素描训练。我体味到了这项开拓性工作中的前所未有的愉快。为此我花了更多的时间，给予它的关照，多于唯一可要求我给予重视的手头上的文学创作任务，时常渴望世界永久的认可。当它们联结起来，衍生种种气韵，以各种姿态开口说话时，我便饶有兴致地密切注视线条是怎样发现它们的生命和特性的。我能想象万象变为线条的万象，在变动和融合过程中，循着无穷的瞬息之链，越过它们的个体存在。石头、云彩、树木、瀑布、火红的天体的狂舞，无尽的生命之旅，越过沉默的永恒和无限的空间，送来形态的交响曲，与之相连的无声哭泣的线条犹如守寡的吉卜赛人，四处漫游，寻觅再次完婚的机会。

　　在我写作的草稿上，出现错误的线条和勾画，出现孤零零的不协调，矗立着对抗美和均衡的世界原则，承负着絮絮叨叨的抱怨。它们提出难题，接着为维萨卡尔玛（艺术之神）——伟大的艺术家，提供材料，因为它们是“罪人”，它们无秩的本位主义必须调整，变为通常的新的和谐。

　　这就是我有关我草稿受“重创”的体验，那些被清除的错误的奇思怪想，转变为合韵的内在关系，给予新生独一无二的形式和特性。有些，呈现为过度夸张的似曾相识的动物，已莫名其妙地失去了存在的机会；有些，呈现为一只鸟，只能在我们的梦中飞翔；有些，在好客的线条中发现自己的巢，我们或许可把它献给画布；有些线条显示愤怒，有些则显示恬静的仁慈，在一些线条中回响的意味深长的笑声，拒绝申请一张嘴的形状的证书，它的出现纯属偶然。这些线条时常显示抽象的情感，演绎依赖于微弱暗示的特征。尽管我不知道这些不可分类、未曾探寻其源头的意象，能否要求在高雅艺术中获得一席之地，但确实给了我极大满足，使我常常放松我的重要工作。与此相类似的情形——音乐的自由表述，也在我脑海浮现。毫无疑问，起初配词的乐曲，诠释文字蕴含的情感。但音乐随后摆脱辅助功能的束缚，表现文字中抽象的情绪和模糊的特性。事实上，获得解脱的音乐并不承认，可以表达的歌词中的情感，对其主旨是不可缺少的，尽管它们可以在音乐结构中获得第二个席位。这种自由的权利，使音乐臻于尊贵。我猜想，绘画艺术和雕塑艺术着力突破客观事实和事件形成的固定格局，是在线条上面阔步前进的。

　　然而，用不着我来阐述艺术理论。我满足于说这样一句话：就我而言，我的画作的源头，不在训练有素中，不在传统中，也不在费力的、审慎的图解中，而在我对韵律的天生感悟中，我的愉悦来自线条和色彩的和谐交融。 泰戈尔精品集.散文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