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成都街巷志.上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街巷

　　汉画像砖中的市井/成都市新都区文管所藏

　　成都城市街道建设的第一个高峰时期是在汉代。这是一块发现于成都市郊、命名为《市井》的东汉时期画像砖。汉代成都的商品经济十分发达，左思《蜀都赋》说是“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千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在成都城内专门建有“成市”，其外有墙有门，其内有专人管理。我国的画像砖主要出土于东汉墓葬，地区多在四川，四川又主要在成都郊区。这些画像砖可视为反映汉代成都地区社会生活的一幅幅画卷。

　　成都是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从战国晚期修筑城墙、规划街道到今天，成都已经有了2300多年的建城史。当时的街道名称只留下了一个，这就是在《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蜀志》中所记载的“成都县本治赤里街”，“张若徙置少城内”的“赤里街”。按照古代五行学说中南方的代表色为赤色的说法，“赤里”应当是成都南边的街道。目前公认为学术水平较高的民国《华阳县志》曾经肯定地说：“旧志（按：指清代嘉庆《华阳县志》）仍称赤里，今则通呼南大街，而赤里之名隐矣。”但是近年来有一些学者提出了异议，如王文才先生在他的《成都城坊考》中就认为赤里应当在“少城南外”。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应当更为合理。

　　古老的成都城曾经多次被毁，多次重建。特别是由于明末清初战乱的毁灭性摧残，成都城完全变成了一片废墟，只有瓦砾而没有一间完整的房屋，只有野兽出没而没有一户居民。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文物部门的多年调查，今天的成都城区找不到一处明代的建筑物，通过清代前期的逐渐恢复与重建，才有了今天的成都城。所以，今天成都城区的街道布局的基础都是清代的（但是清代的成都城是在明代的基础之上建成的），今天成都老街道的名称基本上也沿用清代的，只有极少数是用了清代以前的名称。

　　由于上述的原因，近代成都的人口构成中极为重要的特点是，基本上由清代前期的移民浪潮“湖广填四川”时从近20个省份入川的移民所构成，四面八方的移民使成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移民城市。正如清康熙《成都府志·序》所说：“百十秦、晋、楚、豫中，土著仅一二人焉。”清代有关成都最重要的著作《成都通览·成都之成都人》也说：“国初乱平，各省客民相率入川，插占地土，故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也。”这种情况给成都城区街道和郊区乡镇的命名带来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颇具移民文化的印记。其重要表现就是在街道的命名中以同乡会馆命名的明显地要比其他城市多，而以张家、李家之类形式命名的街道则不多，就是乡镇中也很少看到北方极为常见的李家村、张家庄式的命名。在以移民为主的清代成都，是没有如北方常见的几代传承式的大家族或世家豪门式的大户的。

　　除了上述的一个与其他历史文化名城不同的显著特点外，从街道名称来看，清代重建的成都城还有一些古代城市中比较普遍的特点。关于这一点，过去的研究者曾经有过一些很好的总结，例如1992年出版的、由吴世先主编的《成都城区街名通览》中就有过以下一些统计：

　　第一，成都作为四川盆地底部的中心城市和长江上游最大的经济中心，商业、手工业气息很浓。据清末的《成都通览》一书记载，各类不同的商帮有69个，反映在街道名称之中的有如棉花街、染房街、打金街、草市街这样的街道就有33条。

　　第二，成都作为我国道教的发源地和早期佛教传入的地区之一，寺庙众多。据《成都通览》一书记载，不算规模太小的土地庙，清代的成都有165个寺庙，平均每三条街就有一个。这些寺庙今天大多已不存，但是却留在了很多街道的名称中，诸如龙王庙街、城隍庙巷、喇嘛寺街、小天竺街……

　　清代成都略图 李思纯1936年绘制 李德琬提供

　　第三，成都作为一座因水而兴、因水而盛的城市，自秦汉以来长期依靠着都江堰水系的滋润，城外有二江抱城，城内有两河穿城，水网如织，池塘如星。清代的成都街道中有73条是因河流与桥梁而命名，诸如金河街、锦江街、青石桥街、玉带桥街之类；有37条是因池塘而命名，诸如方池街、王家塘街、下莲池街、塘坎街之类。

　　第四，成都作为一座以蓉城为名称的城市，树木葱茏、繁花似锦、街巷多绿、环境优美，单是桂花巷、梨花街、竹林巷、槐树街这样的街道名称就有56条之多。

　　古代的成都有多少条街道呢？早期情况不明。南宋淳熙四年（1177），著名诗人范成大任成都制置使时，曾经用砖铺设了成都的主要街道14条，计3360丈。这是第一次见到街道数目的记载，同时也是成都街道建设之中的重要事件。这以后，长期缺乏这方面的统计数字。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两个较为详细的统计数字都是清末的，一个数字是确数，见于宣统二年（1910）《四川官报》的统计：成都共有街道438条（其中又有主要街道117条），小巷113条，总共551条；与《四川官报》大致同时的《成都通览》则统计为516条。另一个统计数字是约数，但是对于街道情况有明确的记载，见于周询《芙蓉话旧录》：“全城四门及附郭街道，大小五百有奇。时未改筑马路，街面最宽者为东大街，宽约三丈，次则南大街、北大街、总府路、文庙前后街，皆二丈许，其余多不及二丈。各街面悉敷以石板，两旁有阶，高于街面四五寸，阶上宽二尺内外。两旁人家屋檐悉与阶齐，雨时行人可藉檐下以避。水沟悉在阶下，平时与街面同复以石，故俗呼为阴沟。城内外各街平坦，无一陂陀。”生活在清咸丰、同治年间的吴好山在他的《成都竹枝词》中则这样写道：“名都真个极繁华，不仅炊烟廿万家。四百余条街整饬，吹弹夜夜乱如麻。”

　　成都城区街道铺上石板是继南宋时期铺砖之后的又一件大事，时间在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由四川布政使查榕巢主持完成。竣工之后，还规定各种车辆不准入城，以保护石板不被用铁箍包裹车轮的鸡公车碾坏。那么要在城内街道上运送各种物资又怎么办呢？只能是背负与肩挑。为了方便大量背背篼入城者的歇息，在街道上还立有一些半人高的石柱用来暂时放一放不落地的背篼。不过，不准鸡公车入城的这一规定很难完全实行，因为当时的鸡公车是川西地区最主要的交通工具，不入大街也要入小街，所以成都市政管理部门一直到1929年都还在重申类似的禁令。

　　民国时期成都的街道数目，据1935年9月1日《新新新闻》报上的一个调查统计，说全市街巷为667条（据当时的统计，从辛亥革命到抗战爆发，成都新修街道有50多条）。据1939年的成都市政府《年度工作述要》称，当年的成都街道为576条，总共约长120公里。据《成都城坊古迹考》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统计，“总计城内城外九区段，共有干街229条，支街巷505条，合计734条”。成都民间长期流传着一句俗话：“成都城三十六条大街，七十二条小巷。”这是按古代的传统说法，以三十六、七十二形容其多而已，是一个极不准确的说法。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清代以来的成都方言，“巷”字如果是在词尾（如多子巷、燃灯巷），一律加以儿化而读为“巷儿”，至今亦然。

　　对于民国时期的成都街道，《成都城坊古迹考》中有这样的描述：“成都各街巷原来比较窄狭。商业较盛街道，夏季由沿街店铺集资搭过街凉棚，又街巷或有栅门及牌楼者。街面则全用石板、石条敷砌。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杨森强令各街店铺向后退缩，加宽路面，以便通行汽车，于是栅子、牌楼均被拆除，亦无法再搭过街凉棚，路面改为三合土，民国二十年以后又逐步变为碎石路。”这里提到的1924年对成都街道的整治是新中国成立以前对成都街道最重要的一次整治。那时的杨森由北洋政府任命为“督理四川军务善后事宜”，他自己兼任四川道路分会名誉会长，又任命部下师长王瓒绪为成都市政公所第三任督办，将全市分为五区，分三期拓修全市主要马路，经费由各街区自筹自管，市政公所派出人员监修。第一条拓宽改建的马路是东大街，已经破碎的老石板路改建为三合土路，路面拓宽到大约8.3米。第一条基本上属于新修的马路是春熙路。

　　成都市民国时期的人口从1937年开始逐年有详细统计，1937年是463154人，发展到1949年是651487人，其中最多的年份是1940年，因为外省移民的增加而高达843371人。

　　航拍成都第一图 1936年 [德]卡斯特尔摄影杨显峰提供

　　四川省城街道图 清光绪五年己卯嘉平月 保甲总局刊 金筑吴绍伯摹绘 四川省图书馆藏

　　新中国成立以来，成都的城市建设日新月异，街道变迁延续不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成都市政建设的速度只能用“惊人”二字来形容，一些土生土长的成都人如果离开几年再回成都，就有可能找不到路。街道的变化不是年年在变，而几乎是天天在变。旧的街道在拆，新的街道在修，有的地方在合并，有的地方在改道，有的街道被重新命名，有的街道已恢复旧名……正因为如此，连市政管理部门也难以制作出一份相对稳定的成都街道名录。据笔者所知，1981年成都市第一次地名普查之后公布的材料，成都城区共有街、路、巷和居民点1087个。成都市地名领导小组只在1983年正式颁布了一次《成都市地名录》，共收入成都地名1337条，其中大多数都是街道名称。这以后，由成都市地名领导小组改建的成都市地名委员会（办公室设在成都市民政局区划地名处）一直未能再次编印新的《成都市地名录》，这就给我们进行研究与考察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2005年11月，成都时代出版社出版了由成都市地名学会、成都市地方志办公室资料信息处在2005年8月共同编写的《成都街名指南》，资料下限的时间是截至2005年11月。该书无统计数字，据笔者的统计，该书共收入了三环路以内的街巷1871条。虽然这不是权威机构发布的资料，但也是相关职能部门的专业人士编写的，准确性是相当高的，也是笔者在工作中经常参考的重要资料。此书应当是迄今为止最新的成都街道名录。

　　要了解成都的街道，就应当有最详细与准确的地图。笔者所见到的不同时期的成都地图不下20种。成都的老地图中最详细的是前面已经提到的《成都市街道详图》，成都新地图中最新、最详细的不是各种纸质地图，而是互联网上的“E都市”（www.edushi.com）。

　　下面，就让我们从不同的侧面，走进成都的街巷。

　　以方位数字命名

　　我国绝大多数城市的街道布局都有一个贯穿东西线与南北线的十字架主通道，都有一个公认的市中心，可是这一特点在成都却很不明显，甚至可以说基本上不具备这种特点。如果看看今天的成都城区地图就会明白，今天的东大街与西大街是不对接的，中间错开了很大的距离；今天的北大街与南大街也是不对接的，中间也错开了很大的距离，无论是过去成都人心目中的市中心盐市口，还是今天成都人心目中的市中心天府广场，都不是东大街与西大街的连接处，不是北大街与南大街的连接处，这是成都街道布局相当独特的一点。

　　成都的街道布局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在前面曾经谈到，成都城从早期建城一直到清代最后一次重建，都不是正南正北向的街道布局，特别是东边唯一的城门老东门不在正东方，实际是在东南角；而西边唯一的城门老西门也不是在正西方，实际是在西北角。

　　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清代的成都城的西部是满城（亦称少城），中心是贡院，市中心的交通被切割，所有的街道都必须在满城与贡院外面拐弯。老成都人把盐市口视为全城的中心，严格来说是一种不得已的说法，因为老东门的位置严重偏南，老西门的位置又严重偏北，整个城区的中心与西部又被贡院与满城占据，盐市口毕竟向东可以直接出老东门，向北可以直接出北门，而出老南门就必须要拐弯，出老西门则必须要拐一个更大的弯。

　　笔者手边有一张绘制于1950年8月的《最新成都街市图》，图中用粗线条标示出当时的主要交通路线如下：

　　从老东门到老西门的主要交通路线是下东大街、中东大街、上中东大街、城守东大街、上东大街、西东大街、盐市口、下西顺城街、皮房街、中西顺城街、上西顺城街、西玉龙街、骡马市街、青龙街、八宝街、西大街。

　　从北门到老南门的主要交通路线是青果街、上草市街、下草市街、上锣锅巷、下锣锅巷、玉带桥街、上西顺城街、中西顺城街、皮房街、下西顺城街、盐市口、锦江路、光华街、红照壁街、上南大街、中南大街、下南大街。

　　如果我们把上述的两条主要交通线连接起来的话，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不是一个东—西、南—北方向的“十”字，而是一个东南—西北、东北—西南方向的“×”字。

　　当我们明白了成都街道的这一特点之后，我们再来进入一条条以方位命名的街道。

　　东大街附城守街

　　从盐市口一直到老东门，过去统称为东大街。清代的东大街是从东大路入城之后到市中心的主要街道，所以不仅是成都全城最宽的街道，街面都用红砂石板铺盖，而且也是全城最繁华、最重要的街道。1892年，一个西方人来到成都，曾经写下了这样的观感：“沿东大街而行，从发光的油漆柜台和绚丽的商品陈列，看到了繁荣和祥和，并逐渐意识到在这个西部城市居然有着一条如此干净、宽阔和如此面貌的街道。在沿长江上溯漫长的旅途中，有此发现使我感慨万千。”（转引自王笛《街头文化》第49页）

　　民国初年的东大街 [法]杜满希提供

　　东大街因为全长近1600米，所以从来都是分为几段的，但是在不同的时期名称又不完全一样，例如最西边的一段在清代叫西东大街，新中国成立以后改为东大街上段，“文革”中改为胜利中路三段，1981年又改为上东大街。目前的东大街从西到东分为上东大街、城守东大街、东大街、下东大街四段。

　　上东大街西起盐市口，东至春熙路南段口，在成都餐饮界颇有地位的成都餐厅和后来在这里开设的成都小吃城原来即在街北，两年前已经拆除。

　　今天的上东大街与青石桥交会口处有一幢大楼叫泰华商城，是一个专业的服装批发市场。这里在清末与民国前期曾经是成都最著名的回族企业家马裕隆经营的大型企业“马裕隆”。

　　东大街 1909年 [美]张伯林摄影 杨显峰提供

　　1890年，南京的回族商人马裕隆派其子到重庆开设商店，主要是出售自己生产的各种扇子。1899年发展到成都。1907年，就在这个位置开设了著名的“马裕隆”商号。从店门外的两块招牌“各国通商货品”、“苏杭雅扇发行”就可知道，“马裕隆”一方面继续经营扇子，一方面成为成都最早的一家主要销售外国商品的商店。法国香水、瑞士钟表、英国呢绒、德国颜料、美国收音机都能在这里买到，而且“马裕隆”还连续在商业场和春熙路北段开设了两家分号，所以也可以说是成都最早的连锁型经营商店（它还在上海、南京、重庆设有“联号”，主要用于转运货物）。由于一场火灾让“马裕隆”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再加上后辈闹分家，“马裕隆”最后的掌业者马晓珊遂于1932年将家产分家之后关门歇业。在这个位置，开过茶厅，新中国成立以后开过在成都颇有名气的东城区中草药医院。直到不久以前，在青石桥北街的一家叫作“王麻子饭店”的商铺后墙上，还能见到写有“马裕隆墙界”五个大字的石碑。

　　关于“马裕隆”商号，还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1926年，“马裕隆”从上海购回了在成都街头奔跑的第一辆英国哈雷牌双缸摩托车，被时人称为“打屁车”，这种称呼在民间一直流行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二是1929年，“马裕隆”开始向制造业发展，设计生产过当时最为时尚的小提琴、行军床、台球桌、胶合板家具，甚至还试造了三部钢琴。虽然这些产品的生产与销售都未能成功，但却是成都最早生产这类商品的先行者。此外，成都第一批自行车也是“马裕隆”从英国邓禄普公司进货到成都出售的。因为标牌是一个老人头像，所以成都人都称为“老人头”。

　　从盐市口望东大街 1983年

　　“马裕隆”歇业之后，上东大街又有同类的商店“正大裕”继起。抗日战争爆发前，更有实力的“宝元蓉”开设在中东大街与走马街相邻处（“宝元蓉”是1920年开办于宜宾、发展至全国乃至东亚的民国时期的大型民族资本企业“宝元通”在成都的分号，它在重庆的分号就叫“宝元渝”）。这些商号让东大街长期保持了百货业的商气，正如《锦城旧事竹枝词》所说：“桥北（指青石桥以北）巍然马裕隆，下江洋广首蜀中。接踵开张正大裕，异军突起宝元蓉。”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原“宝元蓉”旧址开办过专供外宾购物的友谊商店。

　　20世纪50年代的东大街 成都市建设信息中心提供

　　上东大街上有两家著名的药店，一家是卖中药的“森记”，首创了在一服中药之中每味药都用小包分包并放入药名标签的售药方式，还随药赠送竹制框架蒙上纱布的滤渣器。另一家是卖西药的“华洋大药房”，不仅药品最多，而且是全省首次在店中陈列有人体解剖模型与人体生理教学挂图的药房，抗日战争时期还自制一些急救药品，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此外，上东大街以东的东大街上的中西大药房创建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也是成都最早开业的西药房之一。

　　城守东大街西接上东大街，东边止于红星路口。以“城守”为名是因为它的北面有一条南起东大街、北到科甲巷的小街叫城守街，城守街得名于清代的城守营衙门设于此街的南口。城守营是清代在设有驻防八旗军队的城市专门设置的一种武职衙门，负责该城的防备与治安（按：过去介绍城守街的资料都说这里在清代设有城守游击署的官衙，此说不确。清代没有城守游击这一设置，应当是城守营，主官是参将。道光十六年（1836），成都城守营参将奉命与峨边营游击换防，成都城守营的主官改为游击，方可以将主官称为城守营游击，仍然不能称为城守游击署）。城守营衙门废除之后，在原址开办了省立中城小学。清末民初，成都开设学校不少，有官办与私办之分。因为还没有设市，所以官办就只有省立学校与县立学校之分。当时计划全城开办东、南、西、北、中5所省立小学，结果只开办了4所，即这里的中城小学、下汪家拐的南城小学、鹦哥巷的西城小学、童子街的北城小学。四川省立图书馆迁入之后就一直设在这里，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四川省图书馆建立了新馆，这里都还有专门阅读古籍的特藏书库与阅览室。

　　四川省立图书馆筹建于清末的1909年，开馆于民国初年的1912年，最早设在人民公园内，由四川著名学者林思进担任馆长，是我国最早建立的公共图书馆之一。1939年2月28日，新建于城守街原来中城小学内的四川省立图书馆正式开馆，蒙文通、伍非百、穆济波等先后出任馆长。蒙文通任馆长时，曾经发起组织“成都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便是在这里召开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四川省立图书馆更名为四川省图书馆。现有馆藏文献460万册，是四川省最大的图书馆和全省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研究交流的中心，也是我国西部最大的公益性文献信息基地，四川省图书馆学会秘书处和四川省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办公室都设在这里。目前它还是国家“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和“全国联合编目中心”的西部中心。改革开放后，图书馆正门改到了蜀都大道的总府路上。

　　民国时期闻名全川的刀剪铺“廖广东”的总店设于城守街，人们最熟悉的春熙北路店只是其分号。此外，重庆、乐山、涪陵等城市也都有“廖广东”分号。

　　城守东大街 1970年 冯水木摄影

　　城守东大街是当年读书人经常来往的地方，所以“文革”以前这里开有好几家古旧书店专门为读书人服务，是当时成都的三大古旧图书中心之一（另两处是祠堂街与西玉龙街）。1962年，笔者急需一部很难买到的小字本《周礼正义》，就是这里的一家旧书店多方想法为我寻到的，让我至今难忘。

　　20世纪20年代，曾经在日本参加过光复会、辛亥革命后任过四川省参议员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彭劭农（1874—1968）在城守东大街开设了一家“三泰长”纸张店（最初是在走马街，不久即迁城守东大街）。这家纸张店曾经长期是中国共产党的非正式秘密联络站，很多地下党员与进步人士都经常在“三泰长”中暂住或隐藏，地下党所需要的印刷用纸也长期由“三泰长”免费提供（彭劭农的6个子女有5个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有4个奔赴延安。曾任八路军总部电台队长的彭为工1942年5月26日与左权参谋长一道突围时，因为日寇的同一颗炮弹在身边爆炸而牺牲）。“三泰长”的这种特殊功能一直坚持到实在无力继续经营而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将商店出售给别人为止。

　　在这条街上，过去有几家很著名的餐馆。街东口“味之腴”的东坡肘子曾经被公认为川菜中最正宗的东坡肘子（“味之腴”由龙道三、李敬之、吴思诚等五人共同创办于1943年，以东坡肘子、粉蒸肉和鲜肉包子而闻名全城，匾牌也是从碑帖中集的苏字）；以腌卤制品为特色的“香风味”开设在本街中部（“香风味”由龙成祥与郑树云开办于1946年）；街西口是全市最有名的价廉物美的豆花饭店“荣盛”。遗憾的是这三家著名餐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都于近年停业。在城守东大街与走马街转角处有成都著名小吃“三义园”，因为是三位投资者共同创办，遂以桃园三结义的故事而命名。主厨师傅是一位聋哑人曹大亨，他所烹制的牛肉焦饼与牛肉刀削面是成都牛肉类食品中可以与小笼蒸牛肉比肩的难得美味，而又以牛肉焦饼远近闻名。新中国成立以后三义园迁往上东大街，当时只要是过了盐市口往东走，远远就能闻到牛油加葱香的浓烈香味。《锦城旧事竹枝词》这样咏其事：“‘三义’同心刘关张，每过门前闻饼香。莲灯高竖光闪闪（按：指三义园过去在门前设炉，炉前竖一高竿，竿上置一莲花开瓣状的彩灯，作为夜间的标志），欲识滋味会亲尝。”改革开放之后，“三义园”曾经迁往下东大街营业，其风味特色大不如前，现在则已完全消失。关于“三义园”有一点需要说明：由于曹大亨不是回族，所以他制作的牛肉焦饼不是清真食品，成都的穆斯林是不吃的。成都穆斯林喜爱的饼类美食是皇城坝一位马姓回民开的“酥饼家”制作的方形清真酥饼。

　　东大街与红星路交会路口，挂灯笼的仿古建筑是川菜馆蜀风园。2001年 周筱华摄影

　　成都自清代以来长期以茶馆之多闻名全国，甚至有“成都大茶馆，茶馆小成都”之说。据清末的《成都通览》统计，当时成都共有茶馆454家。又据1934年成都市政部门的统计，成都茶馆有748家，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前成都茶馆数目最多的记载（这以后的有关记载，1941年是614家，1949年是598家）。民国时期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茶馆、也是民国时期最新式的茶馆“华华”茶厅就开设在城守东大街。“华华”茶厅是抗日战争时期由商人廖文长开办（廖文长也由此而担任了成都商会茶业同业公会的理事长），整个茶厅被划分为三厅四院，有多个出入通道，上千个座位，60多名员工。茶叶是川西各县出产的上好茶叶，花茶是自家开设的“华华”茶号专门制作，用水是每天用大板车从城外运来的南河水（在没有普及自来水的过去，成都城外的河水优于城内的井水，故而老成都泡茶只用河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都还能够看到有的茶馆中保留下来的“河水香茶”的挂牌），不用其他茶馆中瓜皮长衫的堂倌而改为全色工作服服务生，电灯代替了煤气灯，电扇取代了人力拉动的蒲扇（用人力拉动吊在房顶上的蒲扇是过去很多公众场合在夏天用以招徕顾客的常见方式，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笔者还在戏园与理发店中“享受”过这种土风扇），还有留声机放着唱片，故而享有“西南第一茶厅”的美誉。但是好景不长，抗日战争以后的几年，物价飞涨，百业萧条，“华华”茶厅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只得关门歇业，只保留了开在上东大街的“华华”茶号继续营业。新中国成立以前，整个东大街共有大小茶馆13家。

　　城守东大街在老成都人的口中又被称为“水池子”，原因是民国时期为了商业繁华的东大街的消防需要，市政部门在城守街南口修建了一个用石板砌成的半圆形的蓄水池。因为是成都城区内大街上唯一一个蓄水池，故而“水池子”也就成为这一地区的代称。这一水池一直保存到东大街的扩建。

　　东大街西接城守东大街，东边止于南糠市街口。这一段东大街过去曾经名为中东大街，在春熙路修建之前，从这一段到盐市口是全成都最繁华的商业街区，很多著名商家都开设在这一段街区内。

　　东大街北面在清代有安徽人修建的泾县会馆，是成都众多会馆中为数不多的县级会馆（根据目前所见到的资料，当时的县级会馆还有设在北打金街的江西吉水会馆，设在棉花街的江西石阳会馆和湖北黄州会馆，设在北纱帽街的湖北黄陂公所），清末会馆中还开办了泾县高等小学堂。

　　在东大街上，开设过在四川近代历史上为四川的经济文化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麻乡约”。

　　“乡约”的本义是农村中实行保甲制度之前的乡村小吏，负责为众人上传下达、排忧解难，在四川方言中引申为好管闲事的热心人，所以直到今天我们还能在老年人口中听到“乡约地保”这一称呼。清代道光年间，四川有一位抬轿子出身的陈洪义，在多次为官家抬长途官轿之中得到了官府信任，并在各交通道路上结交了若干朋友，因为脸上有麻子，遂被人们称之为“麻乡约”。他从走南闯北的实践中看到了当时的社会急需一种传达信息、流通物资的渠道，遂于咸丰二年（1852）在昆明设立了一家“麻乡约信轿行”，专门为人送信、安排长途抬轿、运送货物和银钱。最初的重点是在川滇之间，很快发展到西南三省，在成都的总店就开在东大街的泰和号旅店内。由于麻乡约管理严格（例如他将递送的邮件加以分类，“火烧信”有如今天的特快专递，将信封烧去一个小角，必须尽快送到；“幺帮信”有如今天的挂号信，用油纸密封，挂上一小小木牌，绝对不能丢失或水浸）、诚信守法、吃苦耐劳，业务愈来愈大，人员愈来愈多，信誉愈来愈高，不久就成为西南三省著名的民间送信运货机构，和另一家业务性质相近但规模较小的“世昌和信局”一道，被西南各地共称为“大帮”。在政府设立邮政系统与交通系统之前，“大帮”为西南三省的经济文化发展发挥过难以估量的作用。有《锦城旧事竹枝词》称赞：“长年商贸客他乡，货运转输费商量。家报平安捎来喜，信誉昭昭有大帮。”陈洪义本人于民国初年去世，“麻乡约”继续经营。后来由于邮政局的建立和交通系统的逐渐畅通，也由于民国政府交通部在1933年命令全国的民信局必须停业，“麻乡约”的长途抬轿业务于1928年前后停业，送信送钱业务于1935年停业，货物运送业务则一直维持到1948年。

　　下东大街西接东大街，东边止于东门大桥。这一段大街是过去众多行人从东大路进城之后的第一段大街，过去在今天南糠市街口处立有一座过街牌楼，横额上写着“既丽且崇”四个大字，民国初年修建马路时被拆除。

　　成都府城隍庙旧址 1999年 冯水木摄影

　　下东大街街北有成都府城隍庙，有关介绍见“城隍巷”。

　　下东大街靠近原来城门洞的北边，有成都骨科医院，成都杜、何、杨、郑四大骨科之一的杨氏骨科代表人物杨天鹏长期在此诊治。

　　下东大街上的东门骨科医院 1997年 王晓庄摄影

　　杨天鹏（1902 — 2005），安岳人，自幼学习武术兼攻骨科，拜师周云武和刘元福，曾专门到少林寺学艺。1930年正式出师，在川内各处行医，1943年在成都下东大街开办“天元堂”诊所。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将“天元堂”捐给国家，并在此基础之上成立了成都东城区骨科联合诊所，以后又改名为成都东城区骨科医院、成都骨科医院。杨天鹏在治疗中以独到的理筋手法闻名远近，著有《杨天鹏骨伤科治验心法》，拍摄有《杨天鹏理筋手法》等专题片，后辈编写有《杨天鹏骨伤科治验真传》一书。他享年103岁，是成都享年最高的名医，还在1998年倡导成立了杨天鹏长寿研究所。

　　自清末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前，东大街还是成都最著名的地摊夜市所在地，最热闹的区段是从盐市口到城守东大街，而且各段有所侧重：盐市口到南新街口，主要是古董、玩具、鞋帽、乐器；南新街口至走马街口，主要是书画、字帖、铜器；走马街口至城守街口，主要是各种食品、小吃。

　　著名诗人流沙河在《蓉城旧影三首》中有一首专门写东大街：“东大长街算最长，川军铜像对朝阳。行商坐贾排千铺，接踵摩肩聚四方。书籍馆中勤读典，城隍庙里乱烧香。价廉荣盛豆花饭，亮嗓幺师正喊堂。”

　　从清代以来就一直称为东大街的这条古老街道也曾经改过名，这就是在那全民陷入疯狂的革命热情的“文革”初期，在一片革命口号声之中，从牛市口到通惠门的东西主通道曾经被改称为胜利路，东大街则成了其中的一段，叫胜利中路。与此同时被改名的还有西大街，被改名为红光路，春熙路被改名为反帝路，致民路被改名为红专路，盐市口被改名为英雄口，牛市口被改名为胜利口……一直到1981年，才在拨乱反正之中恢复了原名。

　　南大街附红照壁街 花照壁街 光华街

　　南大街从红照壁西口到老南门大桥，在清代曾经名为赤里街，它的北端是红照壁街。

　　红照壁街名来源于一堵红色的照壁墙，它是明代坐北朝南的蜀王府最南边的界限，正对蜀王府的大门（据记载，蜀王府大门距红照壁为630米），原来是石砌墙体，外涂古代皇家专享的红色，所以人们称为红照壁。这个红照壁体量不小，长度超过20丈，高度超过3丈，厚度约4尺，在明末并未全毁，墙体在清代还保留着，但是逐渐被周围的房屋所遮掩。1925年，残存的红照壁被市政当局以银洋10000元的价格卖给了商会，由商会拆除之后再把石料与墙砖转卖给修房的人家。

　　因为红照壁是蜀王府最南端的界线，供普通老百姓通过的南大街就只能从红照壁开始，不能与市中心相连接。清代重建的南大街又是依照明代的格局而修建的，这种格局又一直保持到了今天。

　　红照壁街北1954年修建了当时西南地区规格最高的四川剧场，有1000多个舒适的软座。1958年四川人民艺术剧院从重庆迁来成都以后，就长期以此作为自己演出话剧的场所，涌现出了刘莲池、高群、孙滨、张国立等全国知名的表演艺术家。这里在清代是成都府所辖的理事同知府，是当时专门处理满汉军民诉讼事件的衙门，民国时期曾经改建为成都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红照壁四川剧场和旁边的芙蓉餐厅 1958年 杨永琼提供

　　红照壁街南在清代原本是一处不重要的小衙门，但在清末的新政中却是很重要的四川省咨议局的所在地，原来的大门开在南边的纯化街，民国时期是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和成都市党部所在地，民国后期的四川省参议会也设在这里。新中国成立以后改建为红照壁礼堂，并把大门改到了北边的红照壁街。1964年四川省政治协商会议的办公地点迁到这里，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迁至老南门大桥西侧的锦里东路，红照壁的原址则修建了川信大厦。

　　上南大街25号附1号 1990年 赖武摄影

　　红照壁街南侧，过去有一家全城出名的商店名叫“万里香”，专门卖海椒面（辣椒粉），原料以龙泉山的二荆条（一种品质优良的辣椒）为主，小工就在店中当场舂制。每天有若干家庭主妇来买一两二两的海椒面，但其主要销路却是成都若干大户人家的全年性订货和给若干大小餐馆的不断供货。直到今天，很多老一辈成都人都还记得一走到红照壁就会闻到那种扑鼻的海椒飘香。

　　今天的南大街分为上南大街、中南大街、下南大街三段，成都以腌卤菜闻名的餐馆“利宾筵”长期开设在这里。清末在本街有一座火神庙，民国时与草市街的火神庙同为全城南北两大米市之一。民国时期的南大街上还有著名的刘氏大宅“九道门槛”，一进数重，要先后跨过九道门槛，故名。

　　南大街民居 1996年冬 韩国庆摄影

　　成都以“照壁”作为街道名称的原来还有花照壁街，在茶店子路的北侧，那里原来的袁家大院有一座建于清光绪十年（1884）的砖砌彩绘照壁，已于1948年垮塌，现在只留下了花照壁的地名。

　　红照壁以东的光华街是因为红照壁而得名的。光华街在明代原名地藏巷，因为巷内有供奉地藏菩萨的地藏庵。清代改名为光华街，因为这里与红照壁相邻，而当阳光照射到红照壁上的时候，便有壁影生辉的效果。

　　光华街地藏庵中供奉的是佛教八大菩萨之一的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是佛家弟子十分崇拜的菩萨之一，因为按照佛教的说法，观音菩萨与地藏菩萨各有分工，观音菩萨负责在阳间普度世间的众生，地藏菩萨负责在阴间救度地狱中的罪鬼，所以同样享受人间供奉的香火。

　　光华街有新老之分。老的光华街在盐市口的西南方，北起梨花街，向西南方向延伸到红照壁街，曾经是老成都从北到南的最主要通道之中的一段。改革开放之初，为了疏通盐市口向南去的交通瓶颈，新开了一条从人民南路与红照壁交口向东北到盐市口的新街（当时是通过烟袋巷与粪草湖街，现在是通过新扩建的大业路），用以代替狭窄的光华街，它的位置又正好在光华街之南，所以就命名为新光华街。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第一家民营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成都汇通城市合作银行1986年成立于新光华街上。成都汇通城市合作银行虽然已经在2000年被成都市商业银行接收，但是作为新中国的第一家民间银行，它仍然在我国当代金融史与改革开放史上占有应有的一页。

　　小南街

　　小南街与南大街毫无关系，也不相邻。

　　小南街有新老之分。老的小南街北起祠堂街，南到君平街，其得名是由于清代的满城。因为它位于满城之内，而且在最南部，是进入满城南门通阜门（通阜门的位置在今天小南街与君平街交口处稍北一点的小南街上）之后的入城通道，当时把通阜门称为小南门，所以就把这条街称为小南门正街，进入民国以后，简化为小南街。近年来在城市改造之中，小南街作为长顺街的南延线而被延长，向南直到南河，成为一条很长的新的小南街。

　　民国初年，小南街北口临金河之处（今努力餐附近）建有一处闹市之中的竹篱茅舍，大门上写着“柴扉”二字，著名的民国女杰杜黄就住在这里。

　　杜黄（1879—1929） 本名黄铭训，湖北汉口人，自幼喜新学、善社交，与四川长宁人杜德舆（又名杜关，号柴扉）结婚之后，改名杜黄，并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迁居北京。她在北京结识了辛亥革命时期的著名女英雄秋瑾，志趣相投，结为姐妹，并投身于民主革命与女权运动。她先在家中开办杜氏女子家塾，然后在四川营胡同创办四川女子学堂，这是北京最早的女子学校。光绪三十年（1904），经秋瑾介绍参加同盟会，是北京同盟会的第一个女会员。她奉同盟会总部的指示，在北京创办《中国妇女会报》和《国光报》（亦称国光新闻社），在天津设立同盟会京津据点，成为同盟会军事部的唯一女成员，参加了一系列反清活动。她又与已经参加同盟会的丈夫一道联络北方各省的帮会组织，在北京成立哥老会的公口“乾元公”，专门从事反清活动，为革命者筹措经费，被四川辛亥革命元老熊克武称为“女孟尝”。当年震动朝野的几次谋刺活动如炸摄政王载沣、炸袁世凯（未遂）、炸宗社党首良弼，她都参与策划并提供炸弹，成为公认的“同盟女杰”。武昌起义之后，她把在北京牺牲的同盟会四川籍的四烈士全部礼葬于万牲园（今北京动物园），并亲写挽联，如给成都的彭家珍烈士所写的挽联是：“霹雳应手神珠驰，亏君戎马书生，尽抖擞神威，当十万横魔剑；子规夜啼山竹裂，怅我刀弓侍婢，认模糊战血，留千秋坠泪碑。”袁世凯窃国以后，杜关与杜黄夫妇拒不与袁合作，辞去在京一切官职，回到杜关的故乡成都，联络各方力量反袁。此时杜黄身染重病，在医治数年之后，于1921年毅然出任四川第一支女兵队伍的司令官，挥旗练兵。1923年，她与另一位蜀中女杰胡兰畦（有关介绍见“酱园公所街”）组织四川妇女联合会，这也是成都历史上第一个妇女联合会。杜关与杜黄夫妇晚年的时候更多是在草庐之中潜心书画，门前挂有“小楼流水樊川宅；老屋秋风工部家”的对联。1929年秋，夫妻二人相隔11天先后逝世，留下了一段在蜀中久久流传的佳话。

　　20世纪初小南街上的金河桥 [法]杜满希提供

　　小南街 20世纪90年代 严永聪摄影

　　1943年，成都市利用原来小南街上的成都市立第一小学的校舍开办了成都市立医院，由彭道尊担任院长。虽然规模不大，只有50张病床，却是成都市官方建立的第一所综合医院，内、外、妇、儿、五官科俱全。这所医院以后迁到了致民路，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成都市第二工人医院和今天的成都市第七人民医院的前身。

　　西大街

　　成都的西大街只有很短的一段，不与城中心相连，偏处于城区的西北角，这种情况在清代就已形成。清代的成都城的西部是满城，满城北城墙的位置就在今天西大街的北边，今天的西大街是满城中最北的一条胡同，因为正对清远门（也就是成都的老西门）所以名叫清远胡同。清远胡同在长顺街之西，与之相对的还有东边的一条胡同，因为顺着满城的城墙，所以叫顺城胡同。民国时期拆除满城之后，因为清远胡同是出老西门的必经之路，所以就改名为西大街，顺城胡同则改名为八宝街。八宝街以东是原来在满城之外的青龙街，西大街的西边则是紧邻城门的西月城街。这样，成都人从骡马市拐弯向西走出老西门就要经过青龙街、八宝街、西大街、西月城街这四条街。严格来说，这四条街实际上是一条街的四段，有如东大街分为几段一样，所以不少成都人干脆将其统称为西大街。

　　20世纪70年代的西大街 1970年 冯水木摄影

　　1995年被国内贸易部认定为“中华老字号”的成都著名小吃“谭豆花”的创始人叫谭玉成，于抗日战争以后开业于西顺城街上的安乐寺，当时是摆摊经营，其所经营的麻辣鲜香、价廉物美的豆花面受到人们的喜爱。新中国成立以后迁到盐市口经营，正式以“谭豆花”为店名，仍然主营豆花面。改革开放之后，盐市口地区进行城市改造，“谭豆花”被拆除，餐馆一度歇业。近年来，谭氏后人予以恢复，以“小谭豆花”的店名开业于西大街，经营以豆花面为主的多种川味小吃，保持了价廉物美的优良传统，颇受消费者的好评。

　　西大街上的“小谭豆花” 20世纪90年代 成都市建设信息中心提供

　　四川省歌舞团自1953年成立以来（1984年改制为四川省歌舞剧院）一直就在本街的北侧，至今未迁。

　　西月城街附月城街 北月城街

　　西大街往西靠近原来老西门所在的城门洞的那一段是西月城街，所谓的“月城”是古代城墙体系的一部分。

　　我国古代的城墙是一个城市最重要的防护性建筑，城门洞是其中最容易被攻破的薄弱环节。为了加强城门的防御能力，古人就在城门之外再修一个大约为半圆形的微型小城，敌人必须首先攻破小城，才能接近大城的城门，而守军从大城与小城的城墙上向下射箭或抛下滚木石，是很容易将进入小城的敌人予以消灭的。守军如果要出城，也是先出大城门之后暂时停在小城之中，关闭了大城门之后再开小城门出城，这样就可以防止守军出城的时候被敌人突袭攻入大城门。古代的城门外大多有这样的小城，因为形状有如半月，所以叫作月城，又因为从城墙上往下看有如大瓮，所以又叫瓮城。成都西门的这个月城一直到1952年才完全拆除，拆除之后修成的这一小段街道就命名为西月城街。

　　清代成都示意图 原载同治《成都县志》

　　清末时在成都城墙下望月城 [美]满理摄影 杨显峰提供

　　作为一个古老城市的城墙，原来成都的每个城门洞子都有月城。抗日战争时期把月城拆除以后，在原地形成的小街都叫月城街，所以以前成都曾经出现了东、南、西、北四门的四条月城街。新中国成立以后，保留了西月城街、北月城街和东门的月城街（无“东”字，过去又名瓮城子）。

　　北大街

　　北大街是传统的从北门大桥入城之后的主干道。由于清代的这条干道在入城之后并未直走，到今天的北东街口就有了一个拐弯，所以北大街就只有从北门大桥到北东街这一段，而北东街以南拐弯之后入城的街道则名为草市街。直到今天，北大街到草市街的连接处仍然保持了这个拐弯。

　　北大街 1917年 [美]甘博摄影

　　北大街 1997年 赖武摄影

　　北大街曾经长期分为三段。在北大街的最北端，民国初年拆除了北门的月城之后形成的出入通道北起北门大桥，南至马道街口，曾经被命名为天星桥街，因为这里过去有天星桥而得名。在天星桥街的西侧的民房背后，又形成了一段依断墙而形成的弯月形小街，就名为北月城街。这条北月城街一直保存到近年才在街道扩建中被拆除。从马道街口到珠市街口曾经被名为青果街，因为当地有青果市场而得名。青果街以南到草市街才叫北大街，所以过去的北大街比今天更短。1981年三街并为一街，统称为北大街。

　　小北街

　　小北街与小南街颇为相似，也是与北大街根本不挨边，距离很远，位置在宁夏街以东、灯笼街以西，已经在前几年的城市改造中被拆除。

　　小北街的得名也是由于清代的满城。它位于满城的北城墙之外，因为它的西口原来就是进入满城的北门延康门，当时延康门与大城的北门相对，称之为小北门，所以在民国时期满城拆除之后，就把这条城墙以外的街称为小北街。很特别的是，一般城市的北街都是南北向的，这条小北街却是东西向的。

　　小北街 1992年 陈锦摄影

　　北东街

　　与文殊坊的酱园公所街的东口相对的，就是北东街。北东街的得名是因为它位于北大街的东面，得名的时间是清光绪年间。

　　北东街西口的北面是北大街，南面是草市街，在它与草市街交会口的位置，清代是著名的北门火神庙，所以北东街也被人们称为北门火神庙街。

　　北东街46号院 1997年 周筱华摄影

　　北东街上一院门 1997年 赖武摄影

　　东大路

　　这是一条长约两公里的大道，既是一条新街道，也是一条老街道。

　　在老成都人的口中，过去出牛市口往东去往重庆方向的大路就叫东大路，它并不是一条有具体的起点终点的街道。当成渝公路修成之后，民间把成渝公路也叫作东大路。新中国成立以后，牛市口地区修建了占地范围很大的成都无缝钢管厂，原来的成渝公路的起点部分成了厂区，成渝公路绕过成都无缝钢管厂而改道，但是老的成渝公路最开始的一小段保留了下来，这就是从原来的得胜下街直到成都无缝钢管厂大门（一号门）的一段，当时就作为一条街道而沿用了东大路的名称。“文革”中曾经把整条东大街及其向东延伸的街道统称为胜利路，这一段是最东头的一段，叫作胜利东路一段。1981年恢复了东大路的名称。近年来在成都东郊工业区外迁的大潮中，成都无缝钢管厂整体迁往青白江，原来的厂区陆续改建为民用与商业用房，东大路也就沿着向东的方向向前延伸，修建成了长约两公里的宽阔大道，仍然沿用了东大路的名称。目前的东大路从西到东，也就是从城内向城外的方向延伸，起点仍然是二环路东四段（相当于原来的得胜下街），穿过沙河一直到新建的驿都大道。

　　水东门街

　　水东门街是一条小街，位于府河边原来的迎曦上街以西，北接中道后街，南接北顺城街。这条街是民国初年新开新东门（即武成门）之后新建的街道，因为有一条下水道从这里排入府河而得名，所以不要把水东门误解为一座城门，成都从来就没有叫作水东门的城门。

　　成都还有一个民间叫作水东门的地名，也不是一座城门，而是过去金河穿过老东门南边城墙下面汇入府河的地方，具体位置是在原来的金河边街。

　　东胜街附西胜街

　　在清代满城之中，长顺街南段的两侧有两条胡同，因为胡同中分别有驻防将军下属的主办吏、户、礼三部事务的右司衙门，和主办兵、刑、工三部事务的左司衙门（吏、户、礼、兵、刑、工这六部是我国古代从隋唐以来中央政府管理天下各方面事务的行政职能部门，清代的驻防将军是皇帝以及满蒙贵族派驻在全国几个军政要地的最高代表，实际上不管理地方的具体政务，这里仿六部而设立的衙门主要是处理满蒙同胞的内部事务和对地方政府进行监督。关于驻防将军，见“将军衙门”），所以东边的胡同就叫左司胡同，右边的胡同就叫右司胡同。进入民国，废除胡同的称呼，重新命名。为了表示辛亥革命胜利之后的新形势，又因为两条胡同正值将军衙门的两侧，于是就改名为东胜街与西胜街。

　　东胜街东头北侧的原左司衙门在民国时是民宅，后来由四川军阀唐式遵在这里修建了沙利文饭店（唐式遵的公馆也在东胜街，位置在今四川省文化厅），是民国时期成都最好的西式饭店，当年成都富家子弟的新式婚礼大多在此举行。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在举国为前线募捐的热潮之中，唐式遵将沙利文饭店的产权捐赠给市政府作为社会公用，由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的东北救亡总会成都分会曾经设在这里，后来这里设立过美军联络处，抗日名将宋哲元离开军队之后到成都时（宋哲元将军夫人是四川绵阳人，所以他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光是在四川度过的，死后也葬于绵阳），就曾在此居住。1948年，四川省参议会也曾经迁于饭店内办公。成都解放之初，入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负责人与四川地下党负责人正式会师，是在这里举行的，成都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也是于1950年3月16日在这里举行的。这以后，成都市政协一直设在这里。

　　1950年3月，成都市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原沙利文饭店的这个会议室中召开。杨显峰提供

　　沙利文饭店中建有沙利文艺术剧场，1938年开业，演出话剧、相声、京韵大鼓和各种歌舞，是民国时期成都演艺形式最多的演出场所。

　　我国当代的传奇女子董竹君在成都的旧居有两处，其一在将军街，另一处就在东胜街。

　　董竹君

　　董竹君（1900—1997） 江苏海门人，出身穷苦，13岁时被卖入妓院为“清倌人”，即卖唱女，学唱京剧。在妓院中结识了在辛亥革命中曾经出任蜀军政府副都督和蜀军总司令、此时正被袁世凯通缉的夏之时，她以心相许，逃出妓院，与夏之时秘密结婚之后到日本留学，时年只有15岁。1917年，她随夏之时回到夏的老家四川合江。1919年来到成都，先住东胜街，后迁将军街东头今儿童医院处（夏公馆内实行西式的分餐制，这在成都是第一家）。董竹君在成都创办了成都第一个黄包车公司“飞鹰黄包车公司”，又开办了专收女工的富洋织袜厂。因为难以忍受封建大家庭的封闭与桎梏，更不满意夏之时愈来愈严重的消极沉沦，遂放弃了华贵悠闲的生活，与夏之时分手（1934年宣布离婚），于1929年独自带着父母和四个女儿回到上海。她历经艰难困苦，依靠智慧与才能，成为我国现代第一代女企业家，先后创办了群益纱管厂和闻名全国的锦江川菜馆与锦江茶室（以锦江为名，就是她对于十年成都生活的怀念和她自己与锦江边的女诗人薛涛有相近身世的感怀），还创办《上海妇女》杂志。同时她追随革命（她在1930年就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党组织从各方面考虑之后劝她以党外人士身份全力办企业，以多种方式支援革命工作，她接受了这种安排），以她的社会关系与经济实力为中国共产党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曾经专门设家宴感谢她为革命事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初期，她将在当时价值3000两黄金的所有产业捐给国家，并根据中央与上海市的安排，在锦江川菜馆与锦江茶室的基础之上开办了上海第一家可以接待国宾的锦江饭店，亲自出任董事长与总经理，使锦江饭店成为我国在世界上最为著名的饭店，她在有生之年先后接待了134个国家的500多位元首与政府首脑。她还一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在晚年亲自动笔写作自传《我的一个世纪》。她去世以后，她的祖籍所在地江苏省海门市专门为她建立了董竹君纪念馆。她传奇的一生被拍为31集电视剧《世纪人生》，四川省川剧院也演出了川剧《都督夫人董竹君》。

　　1919年，董竹君（右三）夏之时（右四）与家人在东胜街家中花园。夏大民提供

　　四川电视台长期设在东胜街。四川电视台这个位置，曾经是民国时期成都最著名的恶霸与特务头目冷开泰在抗战后期修的公馆。

　　西胜街在明代有石犀寺，相传其前身是晋代的王羽捐出自己的私宅所修建的龙渊寺，后改名为空慧寺，很可能是成都城区内最早的佛寺。唐代改建之后更名为圣寿寺，是唐代全国七大佛寺之一，也是与大慈寺东西并列的成都第二大佛寺，也和大慈寺一样有大量的精美泥塑与壁画，以有“小李将军”之誉的李升所绘的《出峡图》与《雾中山图》最为出名。玄奘到成都学习佛法时曾住此寺，而且就是在此受戒（有的文章说玄奘受戒是在大慈寺，不确）。圣寿寺内有石犀一座，相传为李冰治水时期的遗物，也是古代成都著名的古迹，所以民间也称圣寿寺为石犀寺或石牛寺，杜甫、岑参、陆游等都有诗咏怀（成都二江在唐代改道之前，内江很可能是从这里流过，所以才会在江边安放石犀，陆游也才会在《谒石犀庙》诗中有“江回陵谷变，碑断市朝非”的感叹）。清代建满城时，石犀寺被迁往南较场侧，在原石犀寺旧址修建了右司衙门，所以李哲生《题咏西胜街石犀》说是“成都古犀今一存，右司井巷西城根”。

　　光绪末年，在右司衙门旧址开办了第二小学堂。1913年，初建于玉皇观街的省立第一中学迁到这里，这是四川由政府开办的最早的一所省立中学，成都人一般都称为省一中。五四运动之后，省一中是当时成都革命风气最浓的中学之一，有五分之一的学生加入了共青团，社会上有“要革命，到石犀”的口号，李硕勋（当时名李开灼）、阳翰笙（当时名欧阳本义）都曾经是该校的学生领袖。1928年，该校师与反动当局的斗争中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学潮，反对国民党党棍杨廷铨担任校长，并在2月14日的冲突中将杨廷铨打死，当年称为“一中事件”。2月16日，当局以此事件为由逮捕全市进步师生100多人，当天下午将中共党员袁诗荛等14人枪杀于下莲池。2月22日，宣布将省一中停办。1933年，由几位四川地方实力派人物共同开办了协进中学（董事长陈离，董事有张志和、吴景伯、陈书农等，临时校址原来在燕鲁公所），1934年迁入原省一中校址办学。协进中学仍然是当时革命力量很强的学校，先后有20几位中共地下党员在校执教，在教师与学生中都建立有党支部，学生支部成员最多时有80多人。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躲避日本空军的轰炸，1939—1943年迁到新繁龙藏寺办学），蜀中进步人士将其称为“四川的陕北公学”，成都流传着“要革命，读协进；要救国，到陕北”的顺口溜，龙藏寺被称为“小延安”（据统计，从协进中学走向延安与其他革命工作岗位的学生有100多人）。新中国成立之后协进中学先后改名为清协联中（由原清华中学与协进中学合并而成）、成都二十八中和金河街中学，1993年恢复协进中学旧名，2009年更名为成都树德协进中学。

　　李硕勋

　　李硕勋（1903—1931） 高县人，1921年入省立一中读书，1922年6月11日，在四川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王右木的领导下，他与同乡、同校又同班的阳翰笙以及高师学生童庸生等在成都《国民公报》上刊登了《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宣言》（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在四川建立组织之前四川最早的党团组织）。1922年11月因被四川军阀刘成勋通缉，乃离开成都到上海入上海大学学习，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24年转为中共党员，从事国共合作工作。他曾经被选为全国学生联合会会长，担任过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秘书长。1926年担任中共武昌地委组织部长，次年参加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的十一军二十五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起义军在广东失利之后，由朱德、周士第和他三人组成了前敌委员会率领部分起义军转入湘南继续活动。10月，他受命潜回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此后，他被党中央派往各地从事地下工作，曾经担任中央军委委员、浙江省委军委书记、江南（含当时江苏、安徽、浙江、上海几地）省委军委书记、广东省委军委书记、红七军政治委员。1931年7月在海口被捕，9月5日在海口东较场壮烈牺牲。李硕勋烈士的夫人赵君陶（1903—1985）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领导人赵世炎的胞妹，1926年入党，曾任湖北妇女协会宣传部长、中共中央妇女工作部负责人。大革命失败后，在成都等地以教师职业为掩护从事地下革命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开办保育院，保护和抚育了大批少年儿童。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继续在教育战线工作，1985年在北京逝世。李鹏同志就是李硕勋和赵君陶的儿子。

　　阳翰笙

　　阳翰笙（1902—1992） 高县人，1920年入省一中读书，与李硕勋同为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始人之一。因为被四川军阀通缉，乃离开成都到上海入上海大学学习，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转为中共党员。曾任广州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参加过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南昌起义失败以后，转入文化战线工作，1928年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党团书记。抗日战争中出任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政治部第三厅主任秘书和文化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新中国成立以后，曾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秘书长、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国文联副主席和党组书记、中国影协主席。他是著名的剧作家与小说家，电影《万家灯火》《北国江南》，话剧《天国春秋》《草莽英雄》是其代表作。

　　我国杰出的地质学家黄汲清1917年至1921年在四川省一中就读。

　　黄汲清

　　黄汲清（1904—1995） 仁寿人，1924年入北大地质系读书，从此开始了他一生的地质生涯。1929年至1930年，他完成从陕西经四川到贵州的地质考察，写成了著名的《中国南部二叠纪地层》等名著，得到了国际地质界的高度重视，同行多称他为“黄二叠”。1932年到瑞士留学，获博士学位。1936年归国后即入中央地质调查所，先后任地质主任、副所长、所长。1937年组织西北石油考察队到西北考察，发现了我国第一个油田——玉门油田。1938年又在四川进行考察，在隆昌圣灯山找到并钻井采出了天然气，建成了四川省也是我国第一个天然气田（在此以前，主政四川的刘湘特聘德国地质石油专家萨尔菲尔来川找油找气两年，在多处钻井勘察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四川没有有经济价值的油气”）。这以后，他又考察了著名的四川威远气田、新疆独山子油田，从而在世界上第一个提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陆相生油论”和“多层多期生储油论”。他的工作不仅全面推翻了欧洲地质学家给我国所下的无油无气的错误结论，而且为我国逐步展开的石油天然气开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故而被尊称为“中国石油之父”、“一代地质宗师”。1945年，他完成了《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这一世界经典巨著，创立了“多旋回说”等重要理论，建立了中国大地构造理论体系，成为我国历史大地构造学的创始人与奠基人。1946年，他入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8年，主持完成了1∶300万中国地质图，对我国的地质工作具有极大的指导作用。

　　1949年，他去欧美进行科学访问，国民党方面尽一切力量动员他去台湾，但是他坚决回到了重庆北碚的中国地质调查所，迎接大西南的解放。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作为中国石油地质局总工程师，和另一位地质学家谢家荣一道，领导科技人员先后发现了克拉玛依、大庆、大港、胜利等大油田和四川的大气田，他还主持调查发现了著名的中梁山煤田和东川铜矿。他曾任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中国地质科学院名誉院长、苏黎世大学名誉教授、美洲地质学会名誉会员、苏联科学院外籍院士。黄汲清晚年留给中国科技界的“重磅炸弹”是1978年11月14日在全国科协代表大会上所言：“可以得出结论说，大庆、大港、胜利油田的发现与地质力学完全无关。”黄汲清给后人留下的最著名的一句话刻在他自己使用的地质锤上：“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敲天下之石头。”

　　西胜街东口的少城小学也是一所办学很早的学校。它的前身是清光绪三十年（1904）在满城中拆除少城书院之后，使用拆下来的材料开办的八旗高等小学堂，1912年改名为少城高等小学堂。据有的老人回忆，这个小学内旗杆下的基石就是古老的石犀石破碎之后的残石。

　　1949年1月，成都地下党的负责人蒲华辅、华健被捕，马识途、王宇光根据上级的安排去香港。10月，在川西的地下党组织成立了川西边临时工作委员会，以李维嘉为书记，主要领导“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总部设在雅安，下属有8个支队和两个直属大队）。根据临时工作委员会的决定，11月5日在成都的地下党组织成立了“川西边地下党留蓉临时工作部”（简称“临工部”），由王逸平任书记。“临工部”是中国共产党在旧成都的最后一届地下组织的指挥部，在短时期内为游击队转送成员，筹集武器弹药与药品，保护国家财产和档案文件，策反，准备彭县起义，迎接成都解放，做了大量工作。这个“临工部”就设在西胜街上的金城银行宿舍中进步人士王宏实的住所内。

　　东安北路附东安南路

　　今天成都内环线上的府河沿岸，东边主要就是两条宽敞的大街，南部是天仙桥北路和天仙桥南路，北部就是东安北路和东安南路。北起新华大道、南达蜀都大道的东安北路和东安南路这两条相连的大街（中间以新东门桥为界）过去都是没有的，是在府河南河综合整治以后新建的。

　　在武成大街与新东门桥之间，原来有一条小街叫东安街，是在1914年新开武成门（即新东门）之后才逐渐形成的进出新东门的通道，因为地处新东门之内，故而在1925年正式命名为东安街。这一片原来基本上都是城墙边的空地，俗名渣滓坝。随着新东门的开通而逐渐增加了一些房屋，抗日战争时期就形成了一些小街，在东安街以北增加了东安北右街、东安北左街。沿着府河向南，1942年又增加了东安南街。改革开放后在府河南河综合整治中，将这些沿府河的小街拆除之后，修成了今天的大街东安北路和东安南路。

　　东安街临河民居 20世纪90年代 严永聪摄影

　　东玉龙街附西玉龙街

　　在城市的街道命名中，凡是名称相同而仅以东西或南北来区别的街道，绝大多数都是两条街道相互连接的，或者是与一座建筑两侧相对的。可是成都的东玉龙街和西玉龙街不同，虽然是一东一西，它们之间还隔着几条街。从西玉龙街去东玉龙街要经过玉带桥街、白丝街、忠烈祠西街、太升南路、康庄街。这种情况在今天会感到难以理解，可是在过去却很好理解，因为过去的成都是一城两县，东边是华阳县，西边是成都县，各有一条玉龙街并不奇怪。与此相似，两个县还各有一条红石柱街，各有一组上、中、下河坝街，各有一条娘娘庙街，各有一条青龙巷，各有一条坛神巷，当时人并不会感到混淆而难以区分（关于一城两县的划分见“正府街”）。

　　20世纪50年代四川省新华书店员工的合影 朱缨提供

　　由于西玉龙街与玉带桥街一道形成了市中心的一处交通要道，所以为成都人所熟悉。东玉龙街在改革开放之后也曾经一度为很多人所知，因为在它与玉沙路之间曾经有一个很大的大发家电市场。在它的对门，曾经是四川省新华书店所在地。改革开放之后，在书店大楼中又曾经有过成都最著名的民营书市。

　　可能是一种巧合，曾经是四川省新华书店所在地的东玉龙街与西玉龙街在过去都曾经和四川的书籍报刊印刷与发行有关。

　　清同治十年（1871），四川官书局在东玉龙街成立，创始人岳威信，因为设在成都，故而一般人都称为成都书局。这是成都最早开办的官办出版发行机构。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官方在四川官书局的基础之上，于东玉龙街设立了官报书局，购置有铅印与石印设备，筹备专门印刷《四川官报》（在还没有报纸发行之前，官报相当于官方散发的内部新闻公报，内容包括上谕、奏折、公文、论说等，以册页形式散发）。次年，由四川总督府名义主办的四川历史上第一张官办报纸《四川官报》正式出版。后来官报书局改名为官立印刷局，在印刷官报的同时也印刷书刊。辛亥革命以后，《四川官报》与《成都日报》同时停办，但是官立印刷局发展成了四川印刷局，是当时成都较大的印刷厂之一，一直到1925年才停办。

　　1904年的《四川官报》 四川省图书馆藏

　　1906年的《成都日报》四川省图书馆藏

　　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初十，为了庆祝慈禧太后生日，成都历史上第一张日报（每旬首日停刊一天）《成都日报》在官报书局创刊，由官报书局总办钱叔楚兼任社长。《成都日报》一直到清政府垮台、四川军政府成立之后，即1911年12月1日才停刊，一共出报7年，是清末成都出报时间最长的一张日报。我们今天要了解清末的成都，它是极为重要的资料来源。《成都日报》用铅字排印，也是成都第一份报版形式的报纸（过去在成都出版的各种“报”都是装订成册的书刊形式，而不是平面的报版形式），相当于今天的小16开，双面印刷，每日4张8页，其宗旨是“开辟商民风气，灵通中外新闻”，但是不议论国事，不评论人物，每天都有米价、丝价等物价信息。从1911年5月开始，还出版专页副刊“文苑”。

　　成都著名风味食品“金玉轩醪糟店”早期开设在东玉龙街，后迁盐市口。

　　成都古旧书店部分老同志的合影 20世纪80年代初 苏永江提供

　　西玉龙街和相邻的玉带桥街在过去则曾经是成都著名的古旧书籍一条街，与学道街、祠堂街并列为清代与民国时期成都三大书市之一。过去没有现代的印刷技术，全靠手工版刻的书籍价格是比较贵的，而传统文化的各种典籍又是可以一代一代传下去继续使用的，所以在过去的城市中，古旧书业从来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产业。清同治年间，成都第一家古旧书店清远堂在西玉龙街原同福巷对面开业。清光绪年间，成都古旧书店共有7家，5家在西玉龙街（另两家在南大街和文庙前街）。到了民国年间，成都的古旧书店和古旧书摊愈来愈多（据统计，在1949年还有170多家），西龙街上更是鳞次栉比，其收售量在我国西部诸省位居第一，在全国也居前十名之中。著名的旧书店还有苏成纪（是新中国成立之前成都古旧书业中的4个地下党员之一，曾组织同业互助的“寒林会”，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与笔者曾经是同事）的“成纪书店”、薛志泽的“新民书店”（一度是成都古旧书业首户，自己也编书、刻书，曾担任同业公会理事长）、傅金榜的“集古书局”（傅是在学道街开设茹古堂的黄致祥的大弟子，能背诵张之洞的《书目答问》）、赵明德的“明月书局”（赵为军官下海）等。新中国成立以后这里最大的旧书店是由原来多家书店合并建立的成都市西城区古旧书店（与此同时，还成立了东城区古旧书店，都是在1958年成立的集体所有制书店），相邻的玉带桥、锣锅巷、白丝街、大红土地庙、大福建营巷还有一些摆在街道两旁的书摊，故而有好书者写过如下的《竹枝词》：“不厌百回读旧书，玉龙街上立踟蹰。一编在手忘饥渴，问舍求田计自疏。”笔者也曾多次在这里选购古旧书籍。改革开放之初，西城区古旧书店在这里进行了一次库存展销，笔者曾经用了两天时间在这里为当时所供职的四川人民出版社选购各种古旧书籍，想把《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和《万有文库》这三大丛书尽可能配齐。当时的定价是前两种每册两角，后一种每册一角。这次展销之后，西玉龙的古旧书店就宣告结业解散，不复存在。

　　新中国成立初期成纪书店负责人捐献给国家的古旧书籍收条 苏永江提供

　　西玉龙街 1970年 冯水木摄影

　　今天的西玉龙街有好几家高档家具商店，有人称之为高档家具一条街，其实这也是渊源有自。民国时期的成都由于生活水平不高，多数人家的家具又是请木匠到家中定做，所以家具商店一直不多。当时的中低档家具店南城集中在状元街，北城集中在锣锅巷。在与锣锅巷相邻的西玉龙街开了一家名叫“震康”的家具店，无论门面的大小与家具的档次都被公认为全市之冠。

　　玉龙街是如何得名的，目前还没有很准确的说法。较为可信的说法是，解玉溪流经这里时，水流清澈如玉，河道蜿蜒如龙，沿河的街道就被称为玉龙街。

　　东龙须巷附西龙须巷

　　东龙须巷和西龙须巷是两条小巷，位于督院街南侧。督院街北侧是清代总督衙门所在地（也是今天的四川省人民政府所在地），总督衙门在街道之上就有如龙头，对面的小巷就只能是龙须，所以在清代就把这两条小巷命名为东龙须巷和西龙须巷（另一说认为，当年小巷中有几家织造草席的作坊，织造草席的席草又名龙须草，故而得名龙须巷）。

　　西龙须巷 2009年 陈维摄影

　　清咸丰年间，法国传教士在东龙须巷中修建了一座天主教堂公信堂，是成都城内修建最早的天主教堂之一（从目前所见资料，仅晚于光大巷天主教堂）。这以后才又有了平安桥、一洞桥、向荣桥、桂王桥、张家巷等地的天主教堂。民国时期公信堂停止使用，建筑也被拆除。

　　西安路

　　成都的西安路实际上是一大片区，包括西安北路、西安中路、西安南路，以及西安北路一巷到西安北路三巷、西安中路一巷到西安中路八巷、西安南路一巷到西安南路二巷的一大片地区，位置大致在西郊河以西、十二桥路以北、永陵路以南这个范围内。西安路的“西安”不是指陕西的西安这个地名，其本义是西门平安。西安路在民国初期是成都西城墙外的一条小路，可以从通惠门入城。1931年，粗加修建之后称为环城右路，两边多是农田，少有人居。抗日战争时期，这里逐渐增加了不少城内外迁的居民和外地来蓉的人，房屋也逐渐增多，成为一条常有人行的街道。当时街道中还有小河，河上建有木桥。1947年桥被冲垮之后，川军著名将领邓锡侯（时任四川省主席）出资加募捐将木桥改建为石桥，并在桥两端扩建道路。工程完成之后，附近的人就把这座石桥命名为晋康桥（邓锡侯字晋康），同时也把桥南的路段命名叫晋康路，把桥北的路段命名为西安路，寓意为西门地区平安。新中国成立初期，皇城坝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拆迁改造，大量原来在皇城坝地区生活的居民以及其他一些地区的拆迁户被迁到这里，西安路成了一条比较热闹的街道，并把晋康路与西安路一并称为西安路，以后再分为西安北路、西安中路、西安南路，再以后又有愈来愈多的以“西安”命名的街巷。

　　西安中路 20世纪90年代 严永聪摄影

　　北新街附中新街 南新街 新街后巷子

　　这是几条相连接的街道，位于城区的市中心，北端是总府路，南端是东大街，东边与春熙路平行。

　　清代的北新街上有一个鼓楼，规模比鼓楼洞街的鼓楼小，一般都叫作小鼓楼，所以这条街本来叫作小鼓楼街。清代中新街上有一个栅子（关于栅子的介绍见后“栅子街”），因为地处市区的中心，一般都叫作中栅子，所以这条街本来叫作中栅子街。光绪三十年（1904）小鼓楼和中栅子都被拆除，所以就改街名叫北新街与中新街，同时又把南边的街道命名为南新街。中新街东边还有一条小巷，则叫作新街后巷子。这几条街巷的位置一直未变，至今仍存。

　　成都市城门口的街灯 1917年 [美]甘博摄影

　　20世纪40年代成都启明公司内部借条王大明提供

　　1906年，在清政府实行新政、号召振兴实业浪潮的影响下，陕西籍成都商人陈雍伯与舒氏三兄弟等13人发起筹建启明电灯公司（公司正式登记注册是在1910年）。1909年7月，陈雍伯之子、曾任《四川官报》总编辑的陈天养从天津购回一台100千瓦的蒸汽锅炉直流发电机，在中新街的启明电灯公司厂房内开始发电，在南新街、东大街一带共安装15支光（即15瓦）的电灯300盏，每晚供电5-6小时。由于光线很微弱，成都著名文士刘咸荥还为此而新制了一个灯谜，谜面是“启明电灯——《桃花源记》一句破”，谜底就是《桃花源记》中的一句话：“仿佛若有光。”虽然每盏灯每月电费高达1.5个银圆，相当于一个低收入家庭一个月的开支，这却是成都市民第一次享受电灯，是第一次为市民供电（成都的第一盏电灯出现在1904年，发电机安装在拱背桥的四川兵工厂内，只供四川兵工厂、成都银圆局以及住在总督府内的四川总督锡良等极少数官员使用。1908年，在商业场内设立的悦来电灯厂发电，但是只供商业场内部以及附近极少数用户使用）。两年后，启明电灯公司相继购置安装了三台发电机，到清政府被推翻时，总装机容量为194.5千瓦。1924年，启明电灯公司与市政公所商定，在督院街、走马街、南打金街安装了路灯17盏，并于10月9日亮灯，这是成都第一次使用电光源路灯（成都最早的路灯是清末周善培开办警察事务时在1902年设置的，是一种挂在街道旁木杆之上的灯笼，里面使用菜油的“亮油壶”，全市共有2000盏，高约2米，每天晚上由警察安放，每盏灯每月用菜油5斤，所以当时的市民把这种路灯叫作“警察灯”）。不过，一直到1936年，全市只安装了电路灯985盏。到成都解放时，虽然总共安装了2300盏，可是还能够使用的只有800盏左右。启明电灯公司后来在相当艰难的环境之中一直维持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是民国时期成都市唯一的供电公司，发电厂设在外东的椒子街。抗日战争时期，考虑到日本侵略者可能对工厂的轰炸，又在外东高板桥麻柳湾开设了分厂（因为当时的国民政府经济部长是翁文灏，翁对启明电灯公司相当支持，所以这个分厂就以翁的号“咏霓”命名，叫咏霓湾电厂。高板桥的麻柳湾又叫咏霓湾，就是这样得名的）。此外，启明电灯公司还在郫县与彭县设立了分公司，分别安装了100千瓦与200千瓦的发电机。直到成都解放，启明电灯公司的总发电能力为3500千瓦。

　　清末《成都通览》所载的成都早期电影“电光戏”

　　和成银行旧址 杨显峰提供

　　北新街民居 1991年 唐跃武摄影

　　在清代，成都民间的钱庄银号大多设在北新街及其附近，如北新街的翁永聚公，南新街的郑兴盛长、万镒源，南暑袜街的焦恒丰裕，学道街的乔宝丰厚、孟同泰蔚等，几家山西票号如蔚泰长、蔚丰厚、蔚长厚、协同庆等也都开设在南新街。从北新街、中新街、南新街到附近的暑袜街、春熙路这一地区，从清代到改革开放时期都是成都的金融中心。成都历史上最早、最重要的两家银行“浚川源银行”和“大清银行”就是清末开设在暑袜街的。北新街上，抗日战争以前开设的银行有私营大川银行、私营华庆丰银行、私营和成银行，抗日战争时期开设的有私营涪泰银行，最重要的是属于刘文辉的二十四军系统的济康银行。中新街上，抗日战争以前开设的银行有私营川康平民商业银行（由原来的川康、平民、商业三家合并而成）、私营川盐银行分行，在抗日战争时期开设的有私营昌泰银行、私营怡和银行、私营建设银行、私营信华银行、私营华康银行。南新街上，民国初年开设有私营大中银行分行，抗日战争时期又开设有私营胜利银行和私营永美厚银行。由于这一地区金融机构是如此的密集，可以认为民国时期成都的经济态势基本上是在这一地区决定的。正如《锦城旧事竹枝词》所说：“银行银号集资财，鳞次栉比集新街。名公钜子长舞袖，操纵金纱（按：指民国时期影响市场最重要的黄金与棉纱）有后台。”改革开放以后，国营的商业银行与民营银行迅速增多，外资银行也进入成都，直到今天，这一地区仍然还有多家银行。

　　1914年，孙维良等人集资将原中新街23号至29号的一个公馆与几间铺面改建成为锦新舞台，川剧、话剧、京剧都演，其特点是有一个仿欧式的用人力转动的旋转舞台。可是，由于“用料不坚”，“楼架危险”，1924年被市政公所下令停演。

　　新街后巷子因为与春熙路相邻，虽然不宽却很热闹。清光绪三十年（1904），成都第一次放映“美国活动电戏”即电影（当时我国还没有“电影”这一称呼），就是在新街后巷子25号的华昌公司。这一年的《成都日报》在夏历冬月初三（公历12月9日）刊登了目前已经见到的成都最早的电影广告：“美国活动电戏，本月初三开演，售女客票、男客票，初四日愿观者速来买票，每位五角，仆童减半。住所在新街后巷子二十五号门道。华昌公司白。”

　　东新街

　　成都的东新街和北新街、中新街、南新街并不相邻，而且命名的由来也并不相同。

　　东新街是一条小街，位于庆云西街与新华大道的三槐树路之间。这里原来是一片菜园，民国时期形成街道，1924年命名。因为是一条新街，又位于东较场旁边，所以就名叫东新街。

　　著名的川剧表演艺术家周企何生前就住在本街。

　　1952年，周企何（右）与阳友鹤在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演出《秋江》。

　　周企何演出川剧折子戏《迎贤店》20世纪80年代 余小武摄影

　　1987年，巴金回成都时与周企何（前中）、舒元卉（前右）的合影。 李舒摄影

　　周企何（1911—1988） 成都人，本名圆圆，因为纪念业师何玉山而改名企何。5岁学戏，9岁登台，1926年加入最著名的川剧大本营三庆会，师从名师唐荫甫。原来学小生，18岁时因倒嗓，在名丑唐广体的指引下改学丑角，经过广采博收，刻苦努力，终于成为一代名丑。他善于精心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表演洗练准确，生活气息浓厚，讲口生动明晰，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得到文化界的高度评价，单是张大千赠给他的各种书画作品就有40多件。新中国成立以后参加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即获一等奖；1954年在第一部川剧艺术片《川剧集锦》中出演《秋江》，被称为“身手不凡，浑身是戏”的“川剧幽默大师”。他戏德高尚，开诚无私，乐于奖掖后进，扶危济困，是当代川剧界公认的泰斗级表演艺术家。周企何病逝之后，一直喜爱他表演艺术的巴金老人特地给侄儿李致写信说：“请代我在他的灵前献个花圈。生命虽短，艺术永在。他会活在观众的心中。我还保留着去年10月在成都和他喝酒谈笑的照片，那情景如在眼前。”

　　北巷子附南巷子

　　石灰街与西月城街交口处的北边与南边，就是北巷子与南巷子。

　　今天的北巷子与南巷子的位置，是清代老西门城墙外面的南北通道，在清代就有了北巷子与南巷子的名字。民国时期实际上已经成为西门上较大的街道，但是名字未改，仍然叫巷子，却应当算是成都被称为巷子的街道中最宽敞的巷子。西门城墙拆除之后，北巷子与南巷子又成为老西门地区的一个地理位置的坐标，著名的王建墓与三洞桥也都在南巷子的旁边。近年来在旧城改造之中，北巷子并入了北边的金仙桥街而成了新建的金仙桥路的一部分，南巷子也并入了南边的三洞桥路。

　　正因为北巷子与南巷子的位置，所以在老成都人口中与心中的老西门，应当是指的这里。可是由于新中国成立以后拆除了城墙，又长期把西门汽车站设在营门口，所以在成都人口中与心中的老西门的位置也就移到了西门汽车站。

　　成都西门一带的主要清真寺西关寺，原来就在南巷子。

　　1985年，我国第一所专门培养高级烹饪人才的四川省烹饪高等专科学校在北巷子创立。经过两次扩建之后，目前的四川省烹饪高等专科学校拥有龙泉校区、清江校区和北巷子校区三个校区，以最新的龙泉校区为主要校区，已经有了10个系、30多个专业，在校学生6000多人。2003年四川省烹饪高等专科学校与四川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合并，正式升级为四川旅游学院。

　　成都过去有两条北巷子，另一条是内城北巷子，是改革开放之后扩建的太升北路最南面的一段，已经消失在宽阔的太升北路之中。

　　北城街

　　这是一条小街，位于东门大桥内侧、下东大街以北。因为地处清代东门的月城以北，抗日战争期间拆除了东门的月城之后，这里逐渐形成了两条小街，南边的一条被命名为月城街，北边的一条就被命名为北城街。月城街和北城街都已在近年的城市改造之中被拆除。

　　东二巷附西二巷

　　人民中路的两侧、东御河沿街和西御河沿街的北边，就是东二巷和西二巷。

　　这一带在清代是贡院背后的居民区，而且有不少的回族同胞在此聚居，清代前期就把这一带所形成的小巷分别命名为东一巷、西一巷、东二巷、西二巷……到了清代后期，就只剩下了东二巷和西二巷，而且一直保留到今天。

　　原来的东二巷21号，即今天中房集团大楼那个地方，当年曾经是田颂尧的公馆。

　　东二巷 2001年 赖武摄影

　　田颂尧（1888—1975） 成都龙泉驿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曾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学习，以后长期是川军重要将领。1920年任师长，1924年由北洋政府授上将军衔，任四川军务帮办。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军长，长期驻防川西北地区，自设川西北银行。1932年与刘文辉的第二十四军争夺防地，曾经在成都展开巷战。1933年初被蒋介石委任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蒋命其进攻红军，多次战败之后，被撤去军职。以后寓居成都，长期赋闲，曾经着力兴办教育，先后担任过荫堂中学与龙泉驿中学的董事长。1949年他随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彭县起义，迎接解放。新中国成立以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室参事、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四川省政协委员。

　　田颂尧在成都的故居目前还保存有一处，就是他修建在龙泉山上长松寺旁边的别墅“唯仁山庄”（田颂尧笃信儒学，办有不定期宣扬仁学的刊物，写有《唯仁论》一书，故别墅以“唯仁”为名）。

　　一水巷附二水巷

　　位于今梁家巷地区北一环内侧解放路二段的东边有两条很窄的小巷，分别名为一水巷与二水巷。原来在这里有一条小河，群众取水多从小巷中通过，所以就名为水巷子。新中国成立以后地名普查时，就把这两条过去都叫水巷子的小巷分别命名为一水巷与二水巷。

　　一街坊附经一路 纬一路

　　新中国成立初期，黄田坝地区兴建峨眉机械厂和清江仪表厂，即今成都飞机工业公司和成都航空仪表公司，除生产区之外，还修建了大片的生活区，发展到今天也就成为城西的黄田坝新区。当年的生活区是按规划一次修建的，其间相当整齐的通道逐渐形成了街道，后来在地名普查时就以最简便的办法，仿经纬线的格局为街道进行命名，于是在黄田坝地区就有了今天的经一路、经二路、经三路、经四路和经五路，纬一路、纬二路、纬三路、纬四路、纬五路、纬六路、纬七路和纬八路，清河一支路、清河二支路、清河三支路和清河四支路，一街坊、二街坊、三街坊、四街坊、五街坊、六街坊、七街坊和八街坊这样的地名，在成都的各个地区中显得十分另类。

　　在府河北岸的曹家巷地区，新中国成立初期新建了一片以几个建筑公司为主的宿舍区，也曾经以序数编号的“街坊”命名，但是它的正式名称应当是曹家巷一街坊、曹家巷二街坊，大家口中所叫的一街坊、二街坊只是一种简化的俗称。

　　二道街附三道街 四道街

　　在今长顺街北端的两边，清代时是满城中的几条胡同，到民国时期，胡同名称不再使用，逐渐都有了新的名称。由于这几条街地处满城的北端，从北往南数的第一条胡同，就是今天的西大街。为了方便，就把当时没有较为明显特征的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胡同分别叫作二道街、三道街和四道街。

　　二道街 1996年 赖武摄影

　　二道街以长顺街为界分为东二道街和西二道街。东二道街向东原来是接东城根街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东城根街重修时将过去的斜街取直，在新建的取直后的东城根街北端以东，就出现了一段斜行的老东城根街。与此同时，取直后的东城根街北端又把东二道街截去一段，这一段街的东头仍然与老东城根街相接，西头就与新建的取直的东城根街相接了。这一段连接在老东城根街与新建的东城根街之间原来的东二道街的一段，就被命名为横东城根街。

　　当代川剧一代宗师阳友鹤生前就住在西二道街。

　　20世纪50年代阳友鹤授徒 张蜀华摄影

　　中国唱片厂灌制的阳友鹤演唱的川剧《刁窗》唱片 刘永禄提供

　　阳友鹤（1913—1984） 彭州人，原名阳永清，8岁入金兰科社学习川剧，工旦角，艺名筱桐凤。他在川内多处搭班学艺，广采博收，悉心出新，在剧本、唱腔、表演、服装、化装等多方面都有所改革。1931年在重庆演出时即名噪一时，1938年被百代公司请至上海录制唱片。1940年演出新排的《凤仪亭》，受到郭沫若、田汉、阳翰笙等人的高度赞扬。新中国成立以后，1952年在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得一等奖。1956年赴京参加第二届戏曲观赏讲习会，讲解《川剧旦角的基本功训练与表演要求》，以后由中国戏曲研究院派专家记录整理出由梅兰芳作序的《川剧旦角表演艺术》一书，再版三次，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全国多种地方戏曲都请他讲课或者传授技艺。他先后担任西南川剧院实验学校教务主任、成都戏曲学校校长、成都市川剧院副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四川分会名誉主席。他文武兼备，唱、做、念、打无所不精，是公认的川剧一代宗师，为川剧艺术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全国文联、中国戏剧家协会及省、市文化部门在成都联合举办了“阳友鹤舞台生活六十年纪念”活动。

　　三道街本来应当以长顺街为界分为东三道街和西三道街，东边的仁里胡同原来就是分为两截的，而且有上半截巷或东半截巷的名字，所以民国时期仍然保留了上半截巷的旧名而没有改为东三道街，以后就只有西三道街被称为三道街。

　　四道街本来也应当以长顺街为界分为东四道街和西四道街，东边的胡同原来就分为集贤胡同和永兴胡同两段，而永兴胡同因为有木质的过街楼，所以民国时期就把永兴胡同改名为过街楼街，而把集贤胡同叫下半截巷。这样就只有一条四道街了，这就是西四道街。

　　阳友鹤与“川剧四大名旦”：陈书舫（左二）、竞华（左一）、许倩云（右二）、杨淑英（右一）。 20世纪80年代 高华敏摄影

　　1918年5月15日，《戊午周报》（后改名《戊午日报》）在四道街45号创刊（后迁刀子巷今多子巷46号）。该周报的主要支持者是老同盟会员和当时拥护孙中山先生的部分川军将领，在全国主要城市和海外近10个大城市有代派处和特约记者，稿源丰富，反帝爱国立场鲜明，很受读者欢迎。每期发行3万份以上，巴黎和会期间超过4万份。该报在1918年9月24日的“新论”栏目中刊载了世界著名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的《马克思社会主义之理论的体系》一文，向四川人民全面地介绍了《共产党宣言》。

　　成都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原来就设在四道街，后迁至西一环路以后，又在原址设立了四川省中医中药研究院。此外四川省皮肤病防治研究所也设在本街。

　　十一街至十七街

　　安顺桥附近十一街至十七街临河民居 20世纪90年代 陈锦摄影

　　今天成都南河以南从新南门到九眼桥的这一片地区，抗日战争以前基本上是一片农田。抗日战争期间为了方便城内的群众跑警报，在南城墙上新开了复兴门（即新南门），门外的南河上新修了复兴桥（即新南门大桥）。当时，作为大后方的成都迎来了愈来愈多的从沦陷区撤退到成都的各界同胞，为了解决城内住房的压力，就在这一片地区陆续修建居民新村，新村中从北向南的三条主干道被命名为致民路、龙江路和新生路，与主干道相交的支道就以两位数的序数来命名，从东到西就有了十一街、十二街、十三街、十四街、十五街、十六街、十七街。在经过了若干变化之后，十一街、十三街、十四街、十六街均已被拆除，十二街、十五街都被分为了北街、中街、南街三段。

　　四川现代著名诗人、学者向楚的晚年生活就是在十一街度过的。

　　向 楚

　　向楚川大授课讲稿 彭雄提供

　　向楚（1877—1961） 字先乔，又作仙樵，重庆人，四川著名学者与诗人赵熙的得意弟子，被誉为“赵门三杰”之首（另二人为周善培和江庸）。1906年加入同盟会，是重庆地区辛亥革命的主要宣传者与组织者之一。武昌起义爆发后，重庆成立蜀军政府，向楚出任秘书院长，此后又参加讨袁、护法等民主主义革命活动。1917年在广东护法军政府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1918年任四川省政府秘书长和政务厅长，曾几度代理省长。1924年以后，全力从事教育事业，先任四川国学专门学校校长，以后长期任成都高师、成都大学、四川大学等校的教授、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文科研究所所长，并一度代理四川省教育厅厅长，是时有蜀中“活字典”之誉。成都解放前夕，四川大学校长黄季陆出走台湾，向楚在极度困危之中代理校长职务，与中共地下党员配合，竭力免除了驻军的骚扰，将四川大学完整地保护下来移交给解放之后的军代表。以后，向楚继续任川大教授，并任四川省文史馆副馆长、民革中央团结委员，被安排住在距川大很近的十一街的住宅之内。毛主席与周总理1954年有意在北京成立一个备顾问的“诠释馆”，委托两位蜀中前辈周善培与向楚筹组，但因两位均属年高，故未能建成。1956年，革命前辈吴玉章请向楚入京执教中国人民大学，向楚也以年迈多病为辞，并推荐另一位蜀中名家谢无量为代。向楚病逝之后，吴玉章、陈毅、刘伯承（向楚和刘伯承在大革命年代结为至交，刘母80寿辰的寿词和刘父逝世后的碑文都是向楚所撰）、郭沫若等均曾致哀。向楚是四川现代最著名的学者与诗人之一，也是四川学人公认的民国时期蜀中的“林（思进）、龚（道耕）、向（楚）”三位大师之一，对四川文化教育界有过十分重要的影响。由他担任总纂的《巴县志》是公认的全国名志，对于巴蜀文化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新一村附新二村

　　在成都的新建街道之中，诸如北站东一路、北站东二路、玉林一巷、玉林二巷之类的名称很多，其得名的含义一望可知，不用再作介绍。但是新一村和新二村却值得一谈。

　　新一村位于十二桥以南，文化公园以北，原是农田，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1年，政府在当时极端困难的经济条件下，在这里修建了一大片平房，将居住在皇城坝地区那些十分破旧的篾墙草顶房屋中的贫民迁到这里，共入住居民4598人，当时把这里命名为劳动人民第一新村，简称新一村。

　　新二村位于通锦桥以北，西体路以东，原来也是农田，也是1951年为了解决皇城坝地区贫民的居住困难而新建的，有平房78栋，当时的名字叫劳动人民第二新村，简称新二村。

　　新一村和新二村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新建的最早的居民新村，当年的简易平房如今都已经在改革开放之初重建成了六层的住宅楼，但是这两个名字一直保留着。

　　上面所介绍的以数字命名的街道只是成都街道的一部分，还有一些我们放在了其他部分，诸如二仙桥路、三官堂街、四圣祠街、五福村街、小天二路至小天九路等，一些不太重要的则未收录。过去有一副趣联，是集以数字命名的老成都街道名称而成：“三官四圣七家巷，百寿千祥万福桥。”上联中三加四得七，是加法；下联中百而千而万，是进位。这副趣联中提到的老街巷如今在成都都还能够找到。 成都街巷志.上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