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军政官署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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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军政官署命名
督院街
前往总督衙门的清朝官员 1905年 [德]魏司摄影
位于东大街以南、红星路以西的督院街在明代是巡抚衙门所在地，清代初年仍然是巡抚衙门所在地。雍正九年（1731）在成都设四川总督，也就改为总督衙门所在地。清代的总督衙门民国初年毁于火灾，在其旧址处，民国时期先后是四川督军署、四川省长公署和四川省政府所在地。新中国成立之后，先后是川西行署（新中国成立初期，四川分为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四个行政区，由四个行署分别管理）与四川省人民政府所在地。也就是说，从明代到现在，一直都是四川省最高行政机关的所在地（这其中只在三个短时期有所变化，一是民国初年的四川军政府、督军府曾经在皇城办公，到1919年熊克武将四川督军署从皇城迁回督院街之后就再未迁出；二是1934年刘湘任四川省主席时曾经把四川省政府短期设在重庆，1935年迁回成都之后就未再迁；三是抗日战争时期为了躲避日本侵略者的轰炸，当时的四川省政府曾经迁往西外茶店子叶家大院子临时办公）。可是总督衙门的所在地为什么不叫总督街而叫督院街呢？这个“院”字是什么意思呢？
1908年四川要员与外国领事在总督府内的合影（前排左四为赵尔巽，右三为赵尔丰） [法]杜满希提供
总督这一官职出现在明代，最初是临时性设置，是皇帝派出的中央大员到地方上去总管、督察某项重要的军务或者重大的工程，由于具体任务与管辖范围并不相同，因而每个总督的具体官衔也不相同，如“总督陕西三边军务”、“总督漕运兼提督军务巡抚凤阳等处兼理河道”之类，总督二字只是一个简称。清代的总督仍然是简称，虽然在名义上还是临时的设置（一个标志就是不用四四方方的官府大印，而是长方形的军务关防），但事实上已经转变成了固定的官职，是中央派出的全面管理一片地方的最高军政官员，少数是管理一省，如四川总督，多数是管理几省，如两江总督。由于总督要行使行政、军事、监察等多方面的权力，所以在官衔上就要把几方面的最高职务全部写上，如四川总督的全称就是“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四川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粮饷、仍管巡抚事”。这其中的“兵部尚书”是清代的最高军事长官职务，“都察院右都御史”是清代的最高监察长官职务，有了这两项职务，总督就有权节制调动军队，就有权纠察百官，才能真正成为封疆大吏。正因为如此，清代的总督经常自称为本部堂、本部院。督院街中这个“院”字就是这样来的。由于成都的总督衙门位于全城的南部，所以在清代官场中一般都把成都的总督衙门简称为“南院”或“院上”。
清代的总督衙门东侧，有一个花园叫习静园，为乾隆年间的四川总督福康安所建，是成都的高级官员们的游憩场所，清代后期也称为“南苑”。民国时期曾经做过川康绥靖公署的办公处，新中国成立以后并入了四川省人民政府。
当年的总督衙门斜对面，即原四川省民政厅（前几年才迁往东门大桥东侧）的那个地方，因为位于金河北边，清康熙七年（1668）由四川巡抚张德地主持建有祈水庙，清末改设营务处，民国时期为军队驻地。在四川军阀割据时代的1926年底，占据成都的二十四军军长、四川军务善后帮办刘文辉（此时的四川军务督办是刘湘，驻于重庆），二十八军军长、四川清乡督办邓锡侯，二十九军军长、川西北屯殖军总司令田颂尧三方为了共同统治成都设立的三部统率办事处，后改名为三军联合办事处，就设立在这里，并在此制造了成都近代史上的“二一六”惨案和多起“清党”、“清共”惨案。那个时期也是经济不振、币制混乱的时期，当时成都有过这样一副对联：“满市银圆破烂哑，三军都督邓田刘。”
由于督院街是几百年间四川省的最高行政机关所在地，所以近代四川的很多重大历史事件都发生在这条街上。例如在清末的四川义和团运动中，成都出现过一位传奇女领袖，她就是出生在原华阳县石板滩的客家女儿廖九妹。她自幼习武，胆大心细，人称廖观音，17岁时统率上万人马与清军在川西地区多次大战。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十三（1902年9月15日），她亲率一支突袭队，在倾盆大雨之中用竹木长梯翻越成都南城墙，手举三角红旗，直奔督院街总督衙门，先后杀败几股清兵，使得全城乱成一团，所有官署大门紧闭，鼓楼上的报警战鼓一直不停。廖观音在督院街和走马街与清军激战一场之后，又安全地从南城墙翻越而出，整个行动只牺牲了5位战士。廖观音夜袭督院街的壮举使清政府大为震惊，四川总督兼成都将军奎俊几天之后即被清政府革职。
作为辛亥革命前奏的四川保路运动是一次轰轰烈烈的大规模武装革命斗争。1911年9月7日，在全四川都已卷入罢课、罢市、抗粮、抗捐的群众运动，四川保路同志军已经在资中罗泉井会议上正式成立的紧急关头，四川总督赵尔丰悍然逮捕了四川保路同志会领袖蒲殿俊、罗纶、张澜、颜楷等9人，然后在总督衙门内的大堂之前大开杀戒，命令四川营务处总办田征葵率督署卫队向上千请愿群众开枪，当场打死市民32人，伤者无数。第二天，又枪杀前来吊丧收尸的群众数十人，下令三天不准收尸，这就是著名的“成都血案”。“成都血案”的直接结果是：9月8日，保路同志军发布檄文公开起义，在成都东外的大面铺、西河场、赖家店一带开始激战；9月10日，4万保路同志军围攻成都；数日之内，成都城下的保路同志军云集20万之众，全川各地战火不停；9月25日，荣县独立，在中国大地上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新政权；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1月27日，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清政权在四川的统治宣告结束。12月22日，赵尔丰被尹昌衡部下从总督衙门中抓获，押至皇城明远楼侧斩首示众。
赵尔丰在督院街大开杀戒的日子在老成都的心中有如刀劈斧砍，因为1911年9月7日正好是夏历七月十五，是旧时的万灵节，民间都称为鬼节，认为是阎王老爷关鬼门关的日子，而赵屠户正是在这天大开了鬼门关。
1911年9月7日总督府外被杀民众 [法]杜满希提供
解放战争时期，成都革命群众多次在督院街的四川省政府大门前举行要民主、要自由、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示威斗争。1948年4月9日，是蒋介石特别挑选的著名反动军阀王陵基接任四川省主席、举行就职典礼的日子。四川大学、华西大学等校学生5000多人到督院街游行请愿，一路高呼“反对饥饿，要平价米”、“停止内战，改善生活待遇”等口号，川大教务长叶麟教授等也和大家一同前往（川大校长黄季陆当时不在成都）。王陵基命令千余军警以武力镇压，当场抓捕学生132人，打伤刺伤学生200多人，川大女生游训天受伤最重，被军警的刺刀刺穿下腹。第二天，王陵基宣布设立“特种刑庭”，在报上公布了各学校“奸匪”58人的名单。只是迫于全国各界民主力量与四川地方实力派的压力，王陵基才未敢大开杀戒，被捕学生也在一周之后被释放。游训天后来就在川大工作，笔者在川大读书时，她是川大的工会主任，笔者曾经听过她回忆“四九惨案”的报告，至今记忆犹新。
1949年12月成都解放，旧政府大门挂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标牌，国民党四川省政府的牌子被扔在地上。 王文相摄影
除了若干重大的政治事件在这里发生之外，清代的总督衙门还有一件与成都的千家万户日日夜夜的生活有关的大事，就是“放炮”。一直到保路风潮将成都城内的日常生活完全打乱之前，总督衙门头门外每天都要定时“放炮”（这种炮不是战场上用的管状炮，而是宽距不到一尺的铁盒状，放在地上点着之后，只有巨大的声音而没有弹片，民间一般都称为“铁炮”。笔者幼时曾经亲自见过与听过“铁炮”放炮），黎明一炮叫作“醒炮”，擦黑一炮叫作“头炮”或“起更炮”，一个时辰（相当于今天的两个小时）之后再放一炮，就叫“二炮”或“二更炮”。当时全城的老百姓都是按炮声安排作息时间，鼓楼报时也得以“放炮”为准。凌晨的“醒炮”响了之后，家家户户就要起床了，一天的劳作也就开始了。晚上的“二炮”以后，大街小巷的打更匠就要口中高喊“起二更了，关好门窗，小心火烛”之类的话语，沿街敲响更锣，老百姓叫作“打二更”或是“起二更”，家家户户也就关门熄灯、上床睡觉。
1950年1月成都军事管制委员会集体合影，前排左二为李井泉，左三为贺龙，右三为周士第。
走马街
走马街和督院街相邻，是从春熙路去督院街的必经之路，走马街的得名也与督院街密切相关。
清代的走马街东边有总督衙门，西边有提督学院衙门，北边有按察使衙门，走马街就位于三大衙门之间，大小官员与递送公文者要骑马，这里每日间来往的马匹之多当然是可想而知。由于来往过路的马匹成了这条街的主要景色，所以就被叫作走马街。在古代汉语中，“走”的本义是跑，即所谓“疾趋曰走”，而不是慢步走（慢步走在古代汉语中应当叫“行”）。走马街的走马，正是跑马的意思。
走马街与春熙路南北相接，与东西方向的东大街形成了一个十字口，在民国时期一度是成都最繁华的商业口岸之一。在走马街上开有私营的汇通银行总行，还有在老成都人记忆中印象很深的三家著名商号：第一家是中药店“肖长兴”号，它制作的膏丹丸散质量优良，特别是它的“瓦片药”是治疗过去极为流行的皮肤病“干疮子”（即疥疮）的最佳药品，包括笔者在内的这一辈四川人儿时几乎都用过。第二家是自产自销的“马正泰”绸缎庄，它所生产的产品曾经在南洋劝业会上获得特等奖。第三家是与东大街交口处的“宝元蓉”百货公司，是著名的“宝元通”公司的分公司。直到今天还在营业的邮政支局的前身，则是民国时期春熙路地区最重要的成都市邮政一支局。
当年的走马街上还有一家十分特殊的银行——建业银行成都分行。
建业银行总行在重庆，成立于1943年，是由爱国实业家范旭东与中共党员龚饮冰（这是一位1923年入党、长期以佛教居士身份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的传奇式人物，早在1927年就担任了中共中央的主管会计，长期为地下党筹措活动经费。新中国成立以后曾任中国银行总经理、轻工业部党组书记、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共同创办，受中共地下党领导。1945年增资以后，龚饮冰占总股本的44%，为第一大股东，并出任总经理。实际上，他的股本就是中共党组织的投资，他在银行中的收入也就是党组织的收入。建业银行在全国共有7个分行，成都分行于1944年10月开业，初在湖广馆街，不久就迁到走马街。中共党员张显惠（又名李应吉，当时任副经理，新中国成立以后曾任外经部副部长）、孙克钦、华永福（即中共川康特委委员华健）等都在银行内工作。这家银行在成都众家银行中不显山不露水地一直经营到成都解放，为中共做了大量工作。成都解放之初全市有70多家银行与钱庄，第一家被批准恢复营业的就是建业银行。
走马街上还有一家名为“乡村”的餐馆，以用“回扣豆瓣”（即红糟豆腐乳汁）为主要调料烧成的“香糟肉”闻名。更为受人称赞的是对顾客一视同仁，穷人进来，只买一大碗“冒儿头”（碗上堆尖尖的米饭），一碟最便宜的小菜，“堂倌”（即今天的服务员）仍然笑脸相迎，还会送上一碗免费的便汤，是当年全成都最不嫌贫爱富的餐馆。
在走马街与督院街拐角处，一直到十几年前还是一弯两层楼房，楼下是商家铺面，楼上是民居。这里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是法比瑞同学会的会址，当代艺术界著名人物马思聪、吴作人、关山月、庞薰琹等来成都时都曾经在这里居住。
走马街西侧过去还有一座尼庵叫普贤庵，民国时期就已不存。
将军衙门
今天的金河宾馆一带，成都人都称之为将军衙门，在旁边还有一条将军街。在这些地名之中的“将军”，并不是一般意义上对高级军官的尊称，而是一种专门而又特别的官称。
将军衙门图 原载同治《成都县志》
四川军政府都督尹昌衡（前左）、副都督罗纶（前右）会见德国领事馆官员。1911年 [德]塔玛拉·魏司提供
清王朝初期在全国的军事要地都驻有八旗重兵，以驻防将军为最高统帅。以成都为例，其官衔的全称是“镇守四川成都等地方将军、统辖松建文武、提调汉土官兵、管八旗事”，一般都简称为成都将军。将军只能由满蒙贵族担任（清代中叶以后，在特殊情况下汉族总督可以短期代理将军的职务，但不能叫兼任，只能叫兼署。在古代官制中，“署”就是代理的意思。例如成都人相当熟悉的同治时期汉族四川总督吴棠就兼署过成都将军），除了负责当地的军事防务之外，还是当地满蒙八旗事务的总管，其实质是朝廷或满蒙贵族派在当地的最高代表，是皇帝的耳目。在当时各省的官职序列之中，除了少数以御前大臣、大学士的官衔出任总督者外，将军的地位都在总督之前，居于首位，表面上不具体管理地方政务，但对所有的地方官员都有监视之责，可以将地方的一切情况独自密报清廷，而地方上的最高官员总督与巡抚给清廷的重要奏章上报时都得有将军的副署，否则就不得上奏，不能起任何作用。例如清末的四川总督、人称赵屠户的赵尔丰在逮捕保路同志会的领袖蒲殿俊、罗纶等人之后，一心要把他们处死。可是在上奏朝廷之时，将军玉昆不同意，不副署，赵尔丰就无法上奏，当然也就杀不了他们。
四川在清代初期满蒙八旗的最高官员只设副都统，第一任副都统是法喇，统率有八旗兵丁与家属共5000余人。乾隆四十一年（1776）始设将军，首任将军为明亮，今天的金河宾馆所在的地方，就是清代的成都驻防将军的衙门。清代前期的将军衙门因为在名义上是驻军的指挥所在，所以建筑并不宏伟。清同治七年（1868），在当时的驻防将军崇实的主持下（崇实在成都任职多年，又爱好书法，现在成都的武侯祠等地还可以见到他所题写的匾额楹联），对其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与改建，成为一座中轴二门五进、两旁多院并有花园的大型建筑，大门上的两道匾额上写着“望重西南”和“控驭岩疆”，表明了将军衙门的权威与职责。
国民党四川省特委会设在将军衙门中的监狱 杨显峰提供
清政权被推翻之后拆除满城时，将军衙门只是把大门拆掉了，多数建筑继续使用，一直是民国时期军事部门的办公场所，北洋系的陈宧，滇军的罗佩金，川军的熊克武、刘成勋、杨森、刘文辉、刘湘等将领都曾经在这里办公。刘文辉的二十四军司令部曾经长期设在这里。抗日战争初期，蒋介石的军事力量逐步进入成都，于1935年11月5日在这里正式成立了重庆行营驻蓉办事处，1939年2月13日正式成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成都行辕，故而一直是蒋介石集团在成都最主要的据点之一。从1940年到成都解放，这里又是四川全省最大的特务机构四川省特种工作委员会（由在川的军统、中统、宪兵、三青团系统合组，1946年曾经改名为四川省党政军干部联席会议，但是仍然按习惯简称为“特委会”）的所在地，设有关押政治犯的特别监狱，曾经关押过大量的中共党员和革命志士。1949年12月7日深夜，在成都发生的对革命志士的疯狂大屠杀所以会发生在十二桥，就是因为这些革命志士中的大部分都是从关押在将军衙门的特别监狱中押出去杀害的，十二桥就在将军衙门的西侧。
将军衙门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长期是成都军区的第三招待所，改革开放以后就在原来招待所的旧址修建了金河宾馆，但是仍然还是成都军区的第三招待所。
将军衙门附近的金河 20世纪60年代 王文相摄影
藩库街附藩署街
清代省一级行政机构的最高长官是总督或巡抚（凡是驻有总督的省就不设巡抚，没有总督的省就设巡抚，只有江苏一省例外，因为是江南重省，事务繁多，是督、抚并存）。清初的四川先后是由川陕总督和川湖总督管辖，川陕总督和川湖总督都不驻四川，所以就设立四川巡抚为四川的最高军政长官。雍正九年（1731）设立四川总督之后四川就不再设巡抚，而由四川总督总揽全省军政。省级行政事务又是由三个官员分别负责，这就是分管民政钱粮的布政使、分管刑狱的按察使和分管教育科考的提督学政（也称提学使），共称为“三司”，官阶平等，都是三品。
布政使的官衙全称是“承宣布政使司”，意即上承天子命令宣布政教，下训民众进行治理，一般都称为藩署，承宣布政使司的主官就是布政使，一般都称为藩司、藩台，是在总督之下全省最重要的行政长官。清初的四川藩署先是设在今天的商业街，由于修建满城，遂迁到城中今天四川报业集团的那个位置，在民国时期曾经演变为戏院与宅院，而在商业街原藩署旧址则设置了副都统衙门。藩署前面原来有一个空坝，是用来供官员们停轿拴马的地方，在清末逐渐形成了一个“扯谎坝”，又逐渐修建了若干房屋，形成了一条街道。这条街道就名叫藩署街，藩署街一直到1988年因为修建红星路商场与电子大厦才被拆除。但是在原来的藩署街以东的位置，却还有一条小街叫藩库街，至今还在红星路二段以东。
藩库就是当年藩署下属的官家仓库，设有专门管理仓库的官衙叫藩库厅，所在的街道也就被命名为藩库街。按照明清时期的有关规定，这个仓库不是可有可无、可大可小的，是必须设立而且还有一定的规格，不仅在“恒、丰、萃、益”四个银库中装着全省税入的几百万两白银，有如全省的中央金库，还要根据省城中官民人等的多少储备足够的物资，以防万一省城被敌军围困或发生其他灾难时能够保证在三个月之内城内军民有吃有穿，有基本的物资供应，所以这个仓库又名为“广济库”，规模不小。藩库还有一个重要功能，是保管全省包括户口、钱粮、税收、恤济等各方面的重要簿籍，有如一个重要的档案馆。
1911年12月8日的“成都兵变”（有关“成都兵变”的介绍见“东较场”）使藩库不仅被抢而且被焚，这以后藩库不再使用，成都“大成会”就在这个旧址之上开办了大成学校，以身列成都“五老七贤”之一的著名学者徐子休担任校长（为了纪念徐子休一生办学育人的功绩，他逝世之后由他的门生故旧集资在藩库街东头创办了“霁园先生图书馆”）。大成学校的前身是成都守旧派文化人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对抗的一个重要阵地，名叫孔圣堂，招收弟子不学新学，只读经书。改办为大成学校之后学校中建有大成殿，供奉孔子牌位，宣布“宗旨则尊孔读经，以国学为本，科学为辅”，每月朔望之晨，全校师生都必须向孔子牌位行三拜九叩礼。大成学校后来改名为私立大成中学，虽然开设课程与其他中学大致相同，但仍然是一年级要读《论语》，二年级要读《春秋》，孔子诞辰日要祭祀，所唱校歌的最后几句是“孔子集大成，为来世开太平，灿灿兮，峨眉雪照泰山云”。新中国成立以后与华阳县中合并，发展为今天的成都三中。
在成都现代史上，经常会提到“五老七贤”这个对社会名流的统称，在老一辈成都人的口中直到今天还不时听到这一说法，在本书中也会多次提到。
所谓“五老七贤”，是民国初年成都人对一批居住在成都的社会名流的统称。他们都是曾经在政界或学界有过较高地位与影响的老人，虽然总的来说思想比较守旧，但是都有很高的文化修养，都有一批门生弟子，都热心社会活动和公益事业，经常为公众解除一些一般人所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直至挺身而出制止军阀在成都进行的混战，所以在社会上有很高的知名度，受到公众的尊敬。抗日战争时期，著名爱国人士黄炎培在成都时，曾经在他的《蜀游百绝句》中写道：“劫后民劳未息肩，每闻政论出耆年。蜀人敬老尊贤意，五老当头配七贤。”有蒋介石“文胆”之称的陈布雷也曾经这样写道：“在成都又半月余，曾往谒方鹤斋、徐子休、尹仲锡、周奉池、徐申甫诸老，此数君者，成都所谓五老七贤，乃一般人认为方正不阿者也。”不过当年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说哪几位算是五老，哪几位算是七贤，只是一个笼而统之的泛称。可以大致界定的是，他们都曾经在民国初年被四川督军、辛亥革命元老熊克武礼聘为顾问或高级顾问。下列各位都可以算是当时公认的“五老七贤”的知名人士：
20世纪40年代华西大学特聘教授：前排中间三位从左到右为刘咸荥、方旭、曾鉴，皆属“五老七贤”。 四川大学档案馆提供
方旭（1852—1940） 字鹤斋，安徽桐城人，前清翰林。曾任华阳县令、川东道道台、四川留日学生监督、四川省学务处提调，曾创办《四川学报》。
刘咸荥（1857—1949） 字豫波，双流人，前清拔贡。曾任成都府中学堂监督、四川省咨议局议员，长期在多所学校任教，并从事慈善事业。
宋育仁（1857—1931） 字芸子，富顺人，前清翰林。曾出使欧洲四国，创办《渝报》《蜀学报》，组织蜀学会，任尊经书院山长、四川国学学校校长、四川通志局总纂。
吴之英（1857—1918） 字伯锡，名山人，前清优贡。曾任《蜀学报》主笔、存古学堂监督、四川国学院第一任院正（即院长）。
徐炯（1862—1936） 字子休，成都人，前清举人。曾在成都江南会馆创办著名的私塾“泽木精舍”，蜀中知名人士朱青长、尹昌衡、熊克武、张群、戴季陶、谢持等都是他的学生，又创办通省师范学堂，曾任四川留日学生两任监督、四川教育总会会长。
骆成骧（1865—1926） 字公骁，资中人，前清状元，翰林院修撰。曾任四川临时议会议长、四川高等学校校长。
赵熙（1867—1948） 字尧生，荣县人，前清翰林、御史。曾主持重庆东川书院与川南经纬学堂，著名诗人，蜀中文坛泰斗。
尹昌龄（1869—1943） 字仲锡，郫县人，前清翰林。曾任贵阳道尹、四川军政府审计院长、四川政务厅长、成都慈惠堂总理，创办培根工厂、培根学校。
邵从恩（1871—1949） 字明叔，青神人，前清进士。曾任四川军政府民政部长、民主宪政促进会主席，被周恩来誉为“和平老人”。
林思进（1873—1953） 字山腴，成都人，前清举人，创议成立四川省图书馆并任馆长7年，曾在成都多所学校任教，著名诗人。
颜楷（1877—1927） 字雍耆，成都人，前清进士，翰林院编修。曾任川汉铁路股东会会长、四川法政学校校长。
除上述诸位之外，前清拔贡、隆昌人曾鉴，前清翰林、成都人曾培，前清翰林、富顺人陈忠信，前清举人、成都人文龙，原四川督军、双流人周道刚，原川军第一师师长、成都人徐孝刚等也常被列名于“五老七贤”之列。这些老人自己有时也承认自己属于“五老七贤”之列。如赵熙1948年去世时，刘咸荥送了如下的挽联：“五老中还剩二人，悲君又去；九泉下若逢二子，说我就来。”而且果然出言成谶，刘咸荥真的在第二年病逝。当代著名学者任乃强生前长期居住在藩署街。
任乃强（1894—1989） 南充人，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与民族学家。他于1928年写的四川《乡土史地讲义》是四川第一部乡土史地教材，他集40年之力完成的《华阳国志校注图补》是今天研究我国西南古代历史与地理的必读书。他曾经亲身到四川西部的藏区长期考察，并与瞻对（今甘孜州新龙县）甲日土司之女罗哲情措结为夫妇。当他创办的我国第一个民间藏学研究团体“康藏研究社”出版《康藏研究月刊》时，罗哲情措出任了以筹措经费为主要职责的总务干事。在藏学研究上，他写出了著名的《西康图经》，第一次将《格萨尔王传》译为汉语并第一次将其定性为“史诗”（1930年首次在《四川日报》发表时名为《藏王传》）。1943年，他绘出了百万分之一的“康藏标准全图”和“西康省分县图”，为康藏研究填补了一大空白。新中国成立之初，他以对康藏地区的深入了解和详细绘制的地图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大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虽然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他遭受了多年的不公正待遇，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他虽已八十高龄，但仍为我国的黄金矿采事业贡献力量，写出了《四川黄金史》和《青藏高原采金刍议》。任乃强先生还是成都学术界著名的“多宝道人”，他曾经在四川大学开设中国农业史课，写有长篇小说《张献忠》和《长生岛》，是四川第一位搜集、研究和雕刻皮影的学者。据老人们回忆，他当年居住在藩署街时，曾经出资在街上修建了一座公共厕所供街道上的居民使用。在那个时代，藩署街上的公共厕所是全成都第一家也是唯一的一家私人修建在街道上的公共厕所。
任乃强与罗哲情措
任乃强早期著作《乡土史地讲义》 袁庭栋提供
布后街
布后街因为位于布政司衙门（也就是前面说到的藩署）之后而得名，与布后街相对以前也曾经有过布前街，就是今天的华兴东街。华兴东街的名字是在民国时期由布前街改称的。
布后街原来东起干槐树街，西到慈惠堂街。修建红星路时，新开的红星路二段把布后街分切为东西两段。后来在对红星路二段进行整治时，将布后街东段并入了干槐树街，只将原来的西段保留了布后街的名称。
清代的布后街上建有西江公所和河南会馆，这两个会馆现在均已不存。西江公所即广西会馆，在成都有两个，另一个在金玉街。河南会馆在成都也有两个，另一个在状元街。布后街的这一个河南会馆是成都众多会馆中面积最小的一个会馆。
在川菜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作用的著名川菜馆“荣乐园”于1912年初建于湖广馆街兴隆庵，第二年就迁到这里，1933年扩大改建为一楼一底的大型餐馆，一直到1980年才迁往骡马市。
新中国成立以后，四川省文化艺术界联合会以及下属的四川省作家协会、四川音乐家协会、四川美术家协会、四川戏剧家协会等多家协会，以及这些文化团体所编辑的多家刊物如《四川文学》《星星》诗刊等编辑部，长期都在布后街2号的大院里办公（现在已经并入了干槐树街，在原来布后街背后的新巷子19号还有省文联使用的一个院落），四川的著名作家如沙汀、艾芜、流沙河、孙静轩、周克芹等都曾经长期在这里工作和居住。一直到近年扩建红星路之后，文联等单位的大门才改为开在红星路上。
《星星》诗刊1957年第一期成都市图书馆提供
沙汀
沙汀（1904—1992） 本名杨朝熙，安县人。1922年入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接受五四新文化的影响，并开始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1929年到上海，与任白戈等共同创办“辛垦书店”，1932年出版第一本小说集《法律外的航线》，同年参加左翼作家联盟，以后曾任左联秘书兼散文组组长。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赴延安，任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代主任，并到晋西北等抗日根据地体验生活，进行创作。1940年到重庆开展革命工作。“皖南事变”之后疏散回到家乡安县，创作了反映四川农村生活的著名三部曲《淘金记》《困兽记》和《还乡记》。新中国成立以后，先后任西南文联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等职。暮年因患眼疾双目失明，回到成都养老，1992年12月14日病逝于成都。
艾芜
艾芜（1904—1992） 本名汤道耕，新繁人。1922年入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接受五四新文化的影响，并开始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1925年只身走向社会，寻求属于自己的世界。他从昆明南下，徒步穿行边疆的少数民族地区到达缅甸、新加坡，以后到达上海，参加左翼作家联盟。1935年出版小说集《南国之夜》和《南行记》，笔下奇异的边疆风情和对下层劳苦大众的生动描写使他得到了“流浪文豪”的美誉。这以后他还有多部深刻反映社会下层人生活的作品问世。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写出了新中国第一部反映现代大工业题材的长篇小说《百炼成钢》。在重返云南边疆之后，1964年出版了《南行记续编》。他一生中共出版了各种作品40多种。1992年12月5日病逝于成都。
（上二图为彭小岷提供）
沙汀和艾芜是我国文坛上罕见的双子星座，同年出生于川西的农村，同年进入成都的学校，同在一班学习（据他们二人的老师张秀熟老人告诉笔者，他们二人还曾经是同桌），同时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长期在上海与成都保持着深厚的友谊，同为我国的著名作家，同年同月在成都病逝，辞世日期只隔9天。
沙汀（左）和艾芜（右） 李致提供
沙汀和艾芜作品书影 成都市图书馆提供
四川省文联所在的原布后街2号大院，是清代道光、咸丰年间任过直隶按察使、四川布政使等高官的孙治晚年所建的孙家花园，是清代成都的著名私家园林之一，中西合璧，精致典雅。民国时期是辛亥革命元老熊克武的旧宅“息庐”，大院共五进，可分为七个小院，原来每院中均栽培花木，曲廊互通。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修建成都市第三幼儿园和新建红星路时被占用，现在的四川省文联只是原来“息庐”的一部分。
年轻时的熊克武 [法]杜满希提供
熊克武（1885—1970） 四川井研人，1903年去日本留学，1905年加入同盟会，并被选为评议员，成为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1906年，奉命返回四川组织反清革命斗争。曾经在泸州、成都、宜宾、广安、乐山等地多次组织武装起义。1911年，他在广州参加著名的广州起义，带队炸开了两广总督府的后墙。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任命他为蜀军北伐军总司令，次年又担任四川讨袁军总司令。1915年参加讨袁护国，任四川招讨使。1917年，孙中山先生又任命他为四川靖国军总司令，次年任四川督军，1921年任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省长。1924年被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孙中山先生任命他为建国联军川军总司令。1925年，他在广州因蒋介石捏造的罪名被拘捕，囚禁于虎门炮台，1927年才予以释放。从此以后，他不再担任有实职的军政职务，但是终身都站在反蒋的战线上。1949年7月1日，他联合四川的地方实力派组成川康渝民众自卫委员会，任主任委员。12月，与刘文辉策动川西起义。12月15日，他又领衔在成都市内贴出了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布告。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出任了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副主席。1970年病逝于北京。
抗日战争时期，布后街上建有成都大戏院（其前身是在修建春熙路中暴富的房地产商俞凤岗私宅“俞园”中的戏台），演出各种戏剧。1939年春节，由上海辗转入川的洪盛评剧团在此开台，是成都演出评剧的开始。著名的新又新川剧班长期在此演出，当年还是青年演员的川剧表演艺术家阳友鹤为了推广改良川剧，在这里上演了著名的时装戏《是谁害了她》，曾经引起不小的轰动。新中国成立以后，成都大戏院的房产由川西日报社收购，成为后来四川日报社大院的一部分。
20世纪40年代的成都大戏院 杨显峰提供
学道街
“学道”是在前面谈到过的清代省级行政机构中的“三司”之一，主管全省学校与科举考试，全称是“钦命提督某省学政”，简称学道，尊称为学台，只能由翰林或进士出身的官员充任。为了防止地方上在科举考试中徇私，各省的总督或巡抚非但不能决定提督学政的人选，就连保举推荐都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提督学政不算是总督或巡抚的属官，而是直属中央派遣，再加上有一个“钦命”的头衔，就有钦差的性质，虽然无军政大权，但是在地方上相当受人尊崇。
清光绪八年（1882）四川提学使发到各州县的“宪牌” 四川省档案馆藏
学道街的清代雕版印刷版片 袁庭栋提供
提督学政的官署叫提督学院，以后改称提学道。清初的四川提督学院设在鼓楼街，后迁学道街（其旧址是明代的巡按御史衙门），学道街当然也是由此得名。在学道街的西端原来还有成都府的考棚，全府十六县的学子在通过了县试之后就在此进行府试，通过之后才能参加由提督学政主持的院试，成为附学生员，也就是一般人所称的秀才。在学道街的东端有宪历局，每年全省的历书（古代的历书是由官府颁发的，所以称为“皇历”，这一称呼至今在老一辈人口中还可以听到）必须由此发出，各州县只能照此翻刻印卖。
由于学道街所具有的上述特有的文化氛围，在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中，从江西来到成都的一批以刻书为业的书商与刻书工匠从乾隆年间开始，陆续在这条街上开设书铺，刻印并发售书籍，因为书铺名称中多有“经”字或“元”字，如“肇经堂”“玉元堂”等，所以被称为“经元八大家”。到了清末时，在这条街以及相邻的青石桥街与古卧龙桥街一带的书铺多达四五十家，或刻印，或贩卖，成都最著名的民营木刻版书铺“志古堂”（四川著名的学者型书商周达三主持的晚清四川第一书坊，一直到1950年才关门歇业），最大的官办木刻版书铺“存古书局”，新式的铅版书商“二酉山房”（清末成都最著名的实业家樊孔周于1884年所开办，附设有免费读书处）、“点石斋”等大书局都开设在这里。从上海进入成都发行“洋版”书籍的大书局如商务印书馆在相邻的青石桥北街开店、中华书局在相邻的古卧龙桥街开店，直到春熙路建成之后才迁往春熙路。学道街加上相邻的古卧龙桥街和青石桥街不仅是清代整个西南地区书籍业务中心，也是成都历史上第一条名副其实的文化街。《锦城旧事竹枝词》中这样写道：“‘志古’‘存古’誉锦江，千年人记蜀版香。宋椠元镂俱难见，幸有‘尊经’（按：指尊经书院的版刻书籍）旧版藏。”
民国时期，原来的学道衙门开设过四川省通志馆和四川省立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抗日战争时期高级工业职业学校迁往城外的茶店子（地址在今天的成都二十中），以后一直在花牌坊街办学，就是后来的成都电子机械高等专科学校。
新中国成立以后，四川省教育厅和后来的四川省教委长期在原学道衙门旧址办公，直到几年前才迁往陕西街原四川省高教局地址办公。四川省教委迁走之后，原址仍然是《四川教育》等省教委下属单位的办公地和省教委新宿舍大楼所在地。原来的四川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和现在的四川省科学技术厅也设在本街，位置就在原四川省教育厅的斜对面。
川剧一代名家萧楷成故宅就在学道街。
设在学道街的四川省立成都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大门 杨显峰提供
萧楷成（1878—1950） 崇州人，其父兄均是川剧艺人。他11岁即登台唱娃娃生，1912年进入川剧大本营“三庆会”，是川剧界小生行当最著名的演员之一，还能司鼓。1913年担任“三庆会”专门培养学员的“升平堂”堂长，1930年接任“三庆会”会长，对川剧的乐队、服饰、排练均有所改良。1946年因病瘫痪，将会长一职交与贾培之。后来的著名川剧表演艺术家如唐荫甫、白玉琼、周慕莲、司徒慧聪、陈书舫等都是他的学生或受过他的悉心指教。他的艺术心得的总结“无我是他，传神感人”8字与当代的表演艺术完全相通，对后世影响很大。
四川著名教育家、革命老人张秀熟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长期住在学道街，只是在晚年的最后时期才迁往指挥街的新居。
1991年张爱萍上将（左）在成都看望张秀熟（中），右为李致。 李致提供
张秀熟（1895—1994） 平武人，在江油龙郡中学读书时受四川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播火者王右木的影响而走上革命道路。1916年入成都高等师范学堂学习，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担任四川学生联合会执行部理事长。1921年应张澜之聘到南充中学任教，是原国务院副总理罗瑞卿大将年轻时的老师。1926年在成都高师附中任教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负责领导大学生支部，原国家主席杨尚昆当时既是他的学生，又是他领导下的团支部成员。1927年10月，他担任了川西特委和成都市委（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届成都市委）书记。1928年成都“二一六”惨案发生后，他担任了中共四川省委代理书记，同年10月被捕，一直到1936年才被营救获释，任中共川康特委委员，公开身份仍然是中学教员。1940年“皖南事变”之后，按组织安排撤退回到平武老家隐蔽，同时从事川西北地区党的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出任川西行署文教厅厅长、四川省副省长兼教育厅长、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直到“文革”，是全省唯一的十几年不变职务的厅长。改革开放以后，他长期任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直至百岁高龄逝世，留有由笔者为他整理、编辑、出版的《二声集》一书。
张秀熟的诗文集《二声集》袁庭栋提供
提督街
提督这一官衔是一个通行的简称，全称是“提督军务总兵官”，在清代是全省绿营兵的最高指挥官。所谓绿营，就是区别于满蒙八旗之外的汉族军队，因为以绿旗为标志（满蒙八旗是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没有绿旗），所以称为绿营兵或绿旗兵。在八旗兵丧失战斗力之后到太平天国时期的勇营兴起之前，绿营是清政府最重要的武装力量，提督也就是全省最高级别的军队指挥官。清代各省的提督并不都是驻在省会，往往驻在军事要地，四川提督原来是驻在雅安，乾隆时期才移驻成都。成都的提督衙门就在今天的提督街，提督衙门的两边原来还有马道、箭道和营房。
因为这条街是提督衙门驻地，所以清代这条街上最引人注目的商铺是武器铺，专门出售刀枪弓箭盾牌等。这些武器的购买者并不是都要去打仗，主要的还是为了参加科举制度下的武科考试。所以当清末停止武科考试之后，这些店铺很快就关门歇业了，但是有一项业务却作为传统工艺保留了较长的时间，这就是弓箭的制造。提督街上最著名的弓箭铺“骆大兴”号的高徒武正福新创了“长新”弓铺（地点在西大街），一直开店到抗日战争时期，1942年被日本空军轰炸之后歇业。
1917年，时任四川靖国军总司令的熊克武下令将原来的提督衙门改建为公园，而且命名为“中城公园”。因为经费的原因，一直到1922年才将公园基本建成。孙中山先生去世之后，为了纪念中山先生，于1926年7月改名为“中山公园”（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当时在全国各城市纷纷建立中山公园，据不完全统计，包括台湾在内共有267座，是全世界数量最多的同名公园。经过多年的变迁，2011年在我国大陆与台港澳地区仍然还有87座中山公园）。由于公园缺乏管理，里面既有政府机关、茶馆摊贩、花鸟市场，也有社会上三教九流的谋生者，被人们称为“扯谎坝”。新中国成立以后，于1951年改建为成都市劳动人民文化宫，陆续建成了礼堂（兼影剧院）、图书馆、展览馆、体育馆和多种体育比赛场地、科技活动楼、露天舞场、茶园等，一直是全市最重要的文娱与体育活动的中心，是一代成都人文化休闲的第一选择。2005年，新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在金沙车站附近的青羊大道开始建设，提督街的旧文化宫随之关闭拆除。2007年12月24日，新建成的更现代化的成都市劳动人民文化宫正式启用。
民国时期的中城公园 刘永禄提供
可能属于巧合，这个在提督街多年的劳动人民文化宫1926年以后曾经是成都市工会的办公地。成都市工会于1926年成立于南府街上的川主庙，不久就把办公地点确定在中山公园的宜风茶楼（新中国成立以后成为文化宫中的录像厅）。1927年3月18日，根据全国总工会的决定，成都市工会改名为成都市总工会，仍然在这里办公。
20世纪50年代“大跃进”时期成都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内的“英雄榜” 王大明提供
20世纪80年代末青年人在成都市劳动人民文化宫排队买演出票 周刃摄影
1976年1月成都各界群众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哀悼周恩来逝世 杨显峰提供
成都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内举办成都首届美食节 1991年 唐跃武摄影
成都所有的公园之中必有茶馆，而且往往有好几家。中山公园中也有茶馆，不同的是在茶馆外面还挂有十几个木牌，上面写着“富顺县旅省同乡会”、“屏山县旅省同乡会”等川南一带的同乡会，这是成都茶馆诸多功能的一个比较明显的反映。多数同乡会、同学会不挂牌，可能是因为中山公园内的茶馆不是街道茶馆的关系，所以就挂出了这样的十几个牌子，在过去的成都算是较有特色的一处。
在清代后期与民国时期，成都茶馆的诸多功能之一就是袍哥组织（当时称为“公口”）和商业帮会的会址或联络信息中心，大多都不挂牌（也有少数袍哥的公口在茶馆里面的墙上挂着一个不大的“某某社”的牌子），例如顺城街“安乐寺茶馆”是粮油业，下东大街“闲居茶楼”是纱布业，上东大街“留芳茶馆”和春熙南段“清和茶楼”是绸缎业，春熙东段“江楼茶社”和大科甲巷“观澜阁”是印刷业，提督街“魏家祠茶社”是皮货业，商业场的“品香茶馆”则是业内共知的枪支鸦片交易市场。
成都在清代没有见到有公共厕所的记载，“要解手，茶馆走”是人们常说的口头禅。民国时期修建了一些公共厕所，到1943年，全市城区已经有公厕531个，全市第一个“模范公厕”就设在中山公园。当时的这个“模范公厕”仍是旱厕，但有人定期打扫，其卫生设施就是一项——定期洒生石灰。
1946年，成都开办采用近代管道送水技术的自来水公司，从送仙桥下取水供城内的若干个供水点使用，为此而修建的全城唯一的大型水塔就修在中山公园内，众多的成都市民就是在这里第一次看到了大型的“钢骨水泥”建筑物是如何建成的。这个水塔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仍然在继续使用。
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著名将领饶国华将军的塑像原来就塑立在中山公园之中，同时还立有由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写的“饶上将国华纪念碑”，均已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被拆除。
饶国华
饶国华（1895—1937） 资阳人，出身贫苦，1911年从军，1918年毕业于刘湘在合川开办的军官传习所，以后逐步被提升为高级军官。他一生带兵以“护国、卫民、爱兵”六字为座右铭，在铜梁驻防时因为扶助农耕而被当地称为“饶菩萨”。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他以川军一四五师中将师长上书请求参战。9月即率部开往前线，在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指挥下保卫首都南京东南一线。11月23日，日军第十八集团军牛岛师团向泗安、广德进犯。在敌军飞机、坦克、重炮的进攻之下，饶国华率军以简陋的装备从27日开始在广德与敌军殊死搏斗，身先士卒，终因消耗太大与补给不济而失陷广德，部队被迫收缩于十字铺据点，陷入日军包围之中。饶国华在写下遗书之后，于12月1日凌晨拔枪自戕。饶国华阵亡之后，被追赠为陆军上将，1938年1月23日国葬于资阳县宝台乡干溪沟。1938年3月12日，毛泽东主席在延安各界的追悼抗敌将士大会上说过，饶国华诸将领“给了全中国人民以崇高伟大的典范”。1940年，成都人民为他塑造了铜像。1983年9月10日，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饶国华为革命烈士，资阳县人民政府重新修整了干溪沟的烈士陵园。
1942年，在当时的成都市市长余中英支持之下，成都市银行开办于本街（具体位置在原来的文化宫侧），是一家商家与政府合资的股份制银行，董事长是著名企业家兰尧衢。这家成都市银行一直经营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停业。
提督街北侧原有祭祀三国时期刘、关、张的三义庙，始建于清康熙年间，因为火灾而毁，乾隆五十二年（1787）重修，道光二十年（1840）再次复修，四进五殿，规模不小。在其东侧还有祭祀诸葛亮的丞相祠，是成都市内除了武侯祠之外又一处同祭刘备、关羽、张飞与诸葛亮的祠庙。清代后期，成都鞋业公会曾经设在三义庙内，还在大殿上悬挂着“神圣同臻”的大匾（因为按《三国志》中的记载，刘备年少时“与母贩履织席为业”，所以被后世的制鞋业奉为行业神）。三义庙虽然地处闹市，但是由于民国初年在庙中开办了益州工业社（这是成都最早生产肥皂的小工厂），后来的官办成都市总工会又设在这里，故而整个建筑得以基本保存，未被拆毁。因为城市建设的需要，三义庙于1997年被整体搬迁到了武侯祠的诸葛亮殿后面重建。今天很多到锦里游玩的游客也许不会知道，从锦里到武侯祠的出口出去所见到的那座建筑，就是从市中心拆迁重建的三义庙。
成都被人们称为“茶馆甲天下”，当年在三义庙中当然也有茶馆，而且不止一家。最有特色的是曾经有一家不大的茶馆是以聋哑人茶客为主，吃茶的一个个都是用手势进行比画，被人们称为“哑巴茶社”，而茶馆的本名反倒被人们遗忘了。
三义庙 20世纪80年代 青羊区文管所提供
1943年，有“蜀中禅门大居士”之称的著名佛学大师袁焕仙（1887—1966）与蜀中著名居士傅真吾、肖静轩、朱叔痴、但懋辛、贾题韬等人在三义庙中成立了著名的“维摩精舍”，在三义庙中讲禅说法，编辑出版《维摩精舍丛书》，其“旨趣”是“燃先圣之心灯，续众生之慧命，揭宇宙之至理，轨万有之一行”。这是与另一位著名的佛学大师欧阳竟无在南京成立的“支那内学院”并称的我国近代最有影响的两大佛教居士团体，培养了一大批佛门弟子，其“首座大弟子”就是后来名满中外的南怀瑾。
提督街西口的解放军影剧院正在举办“革命样板戏影片”会演 20世纪70年代
在提督街的西口，有在成都颇有名气的国民电影院，1942年2月15日建成开业，也可以演出话剧，新中国成立以后改建为解放军影剧院。
国民电影院旁边当年开有一家知音书场，成都曲艺界不少著名艺人如李德才、贾树三、曾炳昆等都曾经在此献艺。
成都颇负盛名的中药店“萧集翰”、三江布鞋店、群力食堂和“耗子洞”烧鸭店等老店原来都在本街。
“萧集翰”是老成都众多药店之中唯一的一家产品远销外省的药店，由萧特之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开办。萧特之本是一个文人，从“萧集翰”的名称可知原本不是药店，而是一个装裱店。因为萧特之自幼习武，配制的药酒很有疗效，应友人之请也就附带在装裱店中出售自家生产的药酒。由于药酒愈来愈有名，装裱店也就逐渐转为专业的药店，还在全城开设了几家分店。虽然总店先后设于南大街与水津街，但是提督街这一家影响最大，它所生产的药酒特别是虎骨酒长期远销西北各省，名声很大，一度成为成都唯一的一家可以与北京同仁堂、杭州胡庆余堂、广东陈李济、上海童涵春堂并列的我国著名药业老店。直到今天，成都还有萧集翰药业公司在继续经营各种中药与成药。
成都当代最著名的布鞋制造与销售店三江鞋店初名“达三江”，于1920年开设在本街南侧，创办人是原来在暑袜街开小布鞋店的王绍泉，1943年改名为三江鞋店。在西方传入的皮鞋普及之前，人人皆穿布鞋，除了家中自己做的家制布鞋之外，手工作坊生产的成都布鞋以“三江”最为有名。民国时期的提督街除了三江布鞋店之外，还有著名的男式鞋店“载人舟”、女式鞋店“步生莲”，《锦城旧事竹枝词》里有这样的描述：“载人维舟履翩跹，娉娉婷婷步生莲。名播三江夸独好，输与皮鞋一着先。”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三江鞋店的基础上成立了三江鞋厂（开办在花牌坊街40号），工人最多时有300多人，邓小平、张爱萍等川籍革命前辈都曾经定做他们所喜爱的三江布鞋。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三江布鞋的生产逐渐萎缩，2010年底，只剩3名老职工的三江鞋厂关厂歇业。
提督街 20世纪90年代 赖武摄影
成都最著名的“耗子洞”烧鸭店开设在本街，过去只卖烧鸭子。“耗子洞”本名“福禄轩”，由张国良开设于20世纪30年代，因为初开时门口是一条小巷似的通道，遂有了“耗子洞”的俗称。这个俗称奇特而好记，流传很广，以至在后来就以俗称代替了本名，但是也一直有人以创始人张国良之姓而称其为“张鸭子”。新中国成立以后，“耗子洞张鸭子”也就成了它的店名，如今已是著名的中华老字号。
耗子洞张鸭子 陈志强提供
需要说明的是，今天的成都人往往把“张鸭子”的代表性产品误解为樟茶鸭，甚至把樟茶鸭作为一种四川名菜的品种名称。其实，“张鸭子”的代表性产品是软烧鸭子，也就是今天俗称的“成都烤鸭”；樟茶鸭只是它的一种次要产品，而且传统的称呼是叫烟熏鸭。软烧鸭子的制作与北京烤鸭有相似的地方，都是要在外刷调料、内填香料之后用挂炉烤熟，但是在入炉之前还要先在卤水锅中出一水。最主要的不同是吃法：烤熟之后不是只切肉片，而是全部砍成块，再加入以“窝子水”（即烤制时用碗盛接的从鸭子身上滴下来的原汁）为主并加入其他调料制成的卤水。吃完鸭肉之后，卤水可烫菜、下面、蘸锅盔，这与北京烤鸭的吃法完全不同。
著名的面食店“大可楼”（其实并没有楼）当年也开在本街。20世纪30年代，“大可楼”仿西式糕点的做法生产了一种成都人过去没有见过的包子，取了一个在当时算是最为时髦的名字叫“海式包子”。其特点有二：一是不用肉馅，只用洗沙与玫瑰两种馅，故而可以如面包一样冷食而不需蒸热；二是面粉选用精粉，颜色很白，个头比传统的包子要大而形状较扁。这种包子在当时很受欢迎，有《锦城旧事竹枝词》记其事：“包子冷食首创新，名呼‘海式’沿街闻。不见高楼知‘大可’，微物竟得市人亲。”直到今天，成都有的小吃店仍然在卖海式包子，不少老成都仍然把大而白的包子叫作海式包子，但却不是当年的海式包子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成都著名小吃“夫妻肺片”开在本街。改革开放之后，成都著名小吃“钟水饺”也从荔枝巷迁到本街，在有了分店之后这里的“钟水饺”就成为钟水饺总店。提督街上原来还有成都唯一的一家鲁菜馆“齐鲁食堂”，以及唯一的一家专做苏菜的“三六九”餐厅。民国时期在全城颇负盛名的清真馆“真清”和西餐馆“撷英”餐厅也在本街。“真清”的老板是位女性，她主厨制作的炖牛肉号称全城第一。“撷英”餐厅除了有肝膏、花生酱等时尚的特色产品，在二楼上还可以举办文化活动，连张大千的画展都曾经在此举行，这在民国时期的成都餐厅中是别开生面、唯一无二的。
清代后期与民国时期，提督街上有成都最著名的食醋生产厂家“精益醋庄”（位于三义庙的门口），以及豆豉生产厂家“口同嗜”，如今还在人们口中流传的川菜调料精品“太和豆豉”，最早就是由“口同嗜”生产的。
曾经被周恩来称为“中国当代理学大师”、被学术界尊为“儒释哲一代宗师”、与梁漱溟、熊十力并列为新儒学“现代三圣”、抗战时期曾在乐山主办复性书院、新中国成立以后出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的马一浮（1883—1967）生于成都，5岁时随家人返回祖籍绍兴。笔者一直未能找到他生于成都哪条街巷的资料。2013年夏天，一位游学美国的成都学人相告，说他在美国的一篇文章中见到一位学者说过，马一浮生于成都提督街。此说尚待查证，但是有必要附载于此。
盐道街
位于岷山饭店北侧的盐道街因为过去设有四川盐茶道的官署而得名。
在我国古代社会中，对于盐和茶叶这两种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物资的流通，长期采用国家专卖的政策。四川的井盐是西南地区的经济命脉之一，四川生产的边茶是进行茶马贸易的战略性物资，地位十分重要，所以元代专门在四川设置茶盐转运司进行管理，明代升级为茶盐都转运司。到了清代，仍然继承这一做法，专门设立了四川盐茶道这一机构负责统一管理盐政、茶政和马政，所以也可以称为盐茶马道，这在全国各省是唯一的一例（在其他省都是设盐法道或盐运使，只管盐政）。
“道”在古代曾经是一个行政区划或一个行政机构的概念。唐代的“道”最初是一个监察区的名称，后来变为了最高的地方行政区划的名称，比后来的一个省还要大。到了宋代，“道”这种区划改称为“路”（所谓“道”或“路”的本义，就是在重要道路两边的一大片地区）。明清时期的“道”则分为两种，一种是省级行政机构中的办事机构，有点像今天的厅局，如清代就有盐茶道、督粮道、巡警道、劝业道；一种是在省级行政区划之下的一级行政机构，如清代的四川就有成绵龙茂道（简称川西道）、建昌道、永宁道、川北道、川东道，有如今天的地区或地级市（这种“道”因为有巡察、兵备的任务，所以一般称为“分巡道”或“兵备道”）。各个道的主官一般都称为“道员”或“道台”。“道台”这一称呼今天在各种文艺作品中还经常可以见到。
清同治二年（1863）四川盐茶道火签 四川省档案馆藏
清代的四川盐茶道衙门初建于雍正五年（1727），在经历了一场火灾之后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重建，旧址就在今天盐道街中学和盐道街小学的位置（有研究者认为这里在宋代与元代就是管理盐茶专卖事务的转运使衙门的所在地）。由于盐茶道是只赚不赔的官卖机构，资金雄厚，所以当年的衙门修得十分讲究，叠院幽径，花木葱茏。民国初年在这里开办了高等师范学校，1918年高等师范学校迁入皇城之后，原来在东马棚街的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迁到这里办学（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办在重庆，因为在文庙后街还有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所以成都人一般把这里称为省男师），1935年又改名为省立成都师范学校，还增加了附属小学，这就是今天盐道街中学和盐道街小学的前身。
近年来，盐道街小学为了塑造校园文化，为“盐道”二字赋予了新的内涵，在教学大楼上雕刻了“做人间真盐，立天下大道”十个大字，还在校园中刻有多种相关的阐释文字。据笔者所见，这是成都市近年来对老街道名称加以新的诠释之后为新时代的城市文化建设服务的最典型的一例。
建在清盐茶道衙门旧址的盐道街小学 20世纪70年代 成都市盐道街小学提供
清代担任过四川盐茶道这一职务的官员中，有一位是不能不作介绍的，他就是赵藩。
赵藩
赵藩（1851—1927） 云南剑川人，白族。他考中了举人之后连续五次赴京会试均失败，34岁时进入云贵总督岑毓英幕府任职，同时担任岑家的家庭教师（今天到昆明旅游的人，几乎都要去大观楼欣赏那副一度被称为天下第一长联的名联，名联的撰写者是孙冉翁，书写者就是当时正在做幕僚的赵藩）。1902年，已经官至四川总督的岑毓英之子岑春煊任命他担任四川盐茶道兼管通省厘金。这时候，正是四川义和团风起云涌之时，慈禧太后调岑春煊入川，就是认为原来的四川总督奎俊对四川义和团镇压不力，要岑春煊采取一切措施迅速进行血腥镇压。岑春煊秉承慈禧的旨意，进入成都之后第三天就在昭觉寺公开斩杀俘虏一百多人。赵藩不同意这种做法，曾经多次劝过岑春煊，但是岑都置若罔闻，于是他决心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再次公开地劝阻岑春煊。他听说岑春煊要在1902年11月陪客人游览武侯祠，于是就精心编写了一副对联，刻好之后派人悬挂在武侯祠诸葛亮殿前。这就是如今名满天下的“攻心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岑春煊在大庭广众之下见此对联，十分不悦，只是碍于赵藩是自己的老师，也不便当面驳斥，不久就把赵藩贬到川南的泸州去当地方官。但是在此之后，岑春煊执政的方针的确有所变化。赵藩在辛亥革命前弃官回滇，投身云南独立，襄赞他的另一个学生、云南著名政治家蔡锷的护国运动。1920年任云南省图书馆馆长，主编《云南丛书》，为云南的文化教育做出不小的贡献。
“攻心联”至今仍然高悬于武侯祠诸葛亮殿前，成为武侯祠中最受游客喜爱与称赞的历史文物之一。1958年毛泽东主席游武侯祠的时候，曾在此联面前驻足良久，凝视玩味。据传“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调刘兴元到四川主持工作，毛泽东主席就专门嘱咐他：到了成都，认真去读一下武侯祠的那副对联。
赵藩在成都留下的名联还有一副，题于宝光寺，与武侯祠联深剖政事不同，着笔在深剖人心，虽然充满禅味，同样受到很多人的喜爱：“试问世间人，有几个知道饭是米煮？请看坐上佛，亦不过认得田自心来。”
民国时期，在盐道街上的师范学校对面有一家著名的“蜜桂芳”花生糖店，其产品全城闻名，一些小贩提篮叫卖于大小街巷，“盐道街花生糖”的声音不时可闻。正如《锦城旧事竹枝词》所描绘的：“花生粘脆满城香，‘盐道’无盐却有糖。过街声唤听来熟，纵是微物岂易将。”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公私合营，“蜜桂芳”成为国营文华食品厂的著名品牌。
自从1953年开始，四川人民出版社一直设在盐道街3号，改革开放以后分出的各家专业出版社也都在此处办公，直到成立四川出版集团以后，2005年才迁到了槐树街等处新址。
1974年修建盐道街西头的岷山饭店时，发现了一处重要的古代文化遗址，在古蜀时期文化层中发现有铜鼎、铜剑、船棺和大量陶器，在秦汉时期文化层中发现有铁器、冶铁废墟和漆器，还有长达20～30米的古柏树17棵。
根据有关资料的研究，今天的盐道街一带过去与金河相邻，很有可能就是从五代到宋代成都最著名的园林名胜西园的所在地。单是从当时诗人笔下的“西园十咏”的名称即可知昔日的盛况。其名称为：西园、玉溪堂、雪峰楼、海棠轩、月台、锦翠亭、潺玉亭、茅庵、水阁、小亭。
总府街
总府街这个名称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认为就是总督的官衙，其实这个总府与清代的官衙无关。明代时这条街的北侧是四川都指挥使司官署的所在地。明代的都指挥使是全省的最高军事长官，他的官衙叫作都指挥使司，一般简称为都司或总府，所以明代这条街就称为总府街，清代各省没有都指挥使这一设置，也就没有总府之称，不会与其他官衙相混，所以街名就沿用了总府街的旧名。总府街的西头是在暑袜街口，原来总府街的东头是在福兴街口，比今天要长一些。1958年扩建改造东风路以后，原总府街的东边部分成为东风路一段，今天则是蜀都大道中的总府路的东段。
民国时期的总府街 成都市建设信息中心提供
总府街在清代和民国初年与东大街同为成都最繁华的商业街道，春熙路建成之后，更形成了市中心最重要的商圈。清末的银圆总局、商务总局、成都总商会，民国时期的凤祥银楼、三友实业社、上海食品公司，都开设在总府街。成都著名的餐饮店如竟成园、明湖春、朵颐、淡香斋、畅和轩、冠生园、哥哥传、赖汤圆等也都开设在总府街。
赖汤圆 20世纪50年代 陈志强提供
成都著名小吃的主要代表“赖汤圆”的创制者赖德顺（字源鑫，一生中主要以字行，所以知道他的本名者不多）是资阳人，生于光绪十三年（1887），13岁时来到成都投亲，随叔叔以挑担卖汤圆为业。叔叔过世之后继承其业，每日晨起出门，在城隍庙等地叫卖：“奈汤圆，热热和和的奈汤圆。”时间一长，人们就把他的汤圆称为“奈汤圆”。其实在他的口语中，“奈”是他家乡的方言土语，就是热得发烫的意思，至今在四川人所称的“小川北”地区仍然流行。披星戴月数十年之后，1937年他从挑担改为开小店，干脆就以与“奈”完全同音的自己的姓氏作了招牌，叫作“赖汤圆”。除了坚持传统的水磨吊浆方法制作汤圆粉子之外，赖汤圆还开创了三个很成功的第一：一是用鸡油与黑芝麻制馅，为此还派人在市场上打出了“专收鸡油”的牌子；二是每碗四个汤圆四种馅：枣泥、冰橘、玫瑰、附油桃仁；三是加白糖芝麻酱做蘸碟。这种吃法至今在全国的汤圆名店中仍然是唯一的一家，所以有《锦城旧事竹枝词》记其事：“锦里汤圆说赖家，蜚声众口黑芝麻。一碟糖酱添滋味，后继方兴莫漫夸。”笔者清楚地记得，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赖汤圆的店铺还开在今天总府路人行天桥南端的位置，那里原来有条很小的小巷叫地镇板巷，赖汤圆的店铺就开在小巷口（赖德顺家住中山街，其故宅几年前才在城市改造之中被拆除），店面不大，一楼一底，大约有20平方米，只有几张桌子，大鼎锅摆放在临街处，做汤圆的师傅在上面的小楼中不断将做好了的汤圆装在用一根绳子系着的竹篮中从窗口上吊下来，下面的师傅接到竹篮后再取出汤圆放到鼎锅中去煮。
赖源鑫以挑担卖汤圆立业，稍有积蓄之后就尽力公益事业。他先在九思巷开办资阳同乡会，专门接济从家乡来成都求学就业的贫困老乡。1939年，他又在资阳开办储彦中学，让贫困人家子弟入学读书。根据笔者所见资料，成都商界在家乡办学济贫者，他是唯一的一个。
根据成都市公安局老同志的回忆，1952年6月底（即成渝铁路通车前夕）的一天早晨，住在永兴巷招待所的邓小平同志曾经“摆脱”了警卫人员，独自一人漫步到赖汤圆店中吃汤圆。
“朵颐餐厅”创办于20世纪20年代，因为城市建设需要拆迁而于1965年歇业。“朵颐”有位师傅叫温兴发（1907—1977），他制作的泡菜香脆鲜嫩，经年常鲜，远近闻名，一度成为四川泡菜的著名代表而被誉为“温泡菜”。1959年由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我国第一本关于中国泡菜的著作《四川泡菜》一书，就是在他口述技艺经验的基础之上编写而成的。
总府街上的“群力食堂”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由原来的“荣乐园”的主要班子集体开办的，最初开在梓潼桥正街，不久迁到总府街，是当年成都的著名餐馆之一。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和贺龙元帅等中央领导人曾到这里用餐，品尝了豆渣鸭脯等传统川菜名菜。
成都总商会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总府街成立，时间不长的四川商务总局也设在总府街。在成都总商会之内还附设有成都商事裁判所（以后更名为成都商务公断处）。1929年，成都总商会改名为成都市商会，仍然设在这里。
总府街上最重要的商业建筑是商业场，将在下面的“商业场街”进行专门介绍。
总府街上今天的四川宾馆与皇冠假日酒店的所在地，就是明代的都指挥使司衙门，清代办了课吏馆，就是给那些用钱买了官（清代叫作“捐官”）的候补官员补习与考试的地方。清末改建为四川官班法政学堂，用以培养改良新政之后的新派人才，四川有不少后来在政治舞台上显露头角的知名人士都是这所法政学堂的学生。
今天王府井商场的所在地过去也是在总府街上，这里的前身是1959年修建的在成都颇有影响的红旗剧场。而红旗剧场的前身，是1912年由双流士绅周俊卿领头集资在清末银圆总局旧址上建成的旧式剧场群仙茶园，有座位1300个，男宾在楼下，女宾在楼上。开园时请来上海的丹桂班演出京剧。丹桂班是以女演员为主体的戏班，乐队与剧务是男姓，台上的演员则全是女性，这是女演员在成都第一次登台，算是开了新风，可谓时髦之极，以至成都人都把丹桂班称为“髦儿班”。当时有《竹枝词》写道：“髦儿班子本新鲜，一串珠喉步步莲。岂是蟠桃开盛会，居然仙女聚群仙。”由于当时成都风气未开，守旧势力视女演员登台为大伤风化，以至曾经留学日本的护理四川都督胡景伊以“幸祸导淫，为害滋大”为由，下令禁演。1926年，几位曾经留学法国的新派青年发起集资，将群仙茶园改建为智育电影院（以放映大厅中的表示经营宗旨的一副对联“启迪民智，辅助教育”而得名），4月15日开业，既放电影，也演戏剧。最特别的是，电影院还按传统茶园的功能在后面附设了旅馆。抗日战争时期，很多著名的文艺界人士来到成都，在电影院老板、爱国民主人士罗元俊的支持下，在此举办过很多文艺活动，以著名的“左联”领导人、中共党员阳翰笙为首的，以著名演员白杨、赵慧琛、路曦、吴茵、谢添、施超等为主的“上海影人剧团”在成都演出的主要场地，就是智育电影院。第一场演出是在1937年12月14日，剧目是陈白尘创作的《卢沟桥之战》。以后还演出过《沈阳之夜》《流民三千万》《汉奸》《雷雨》《日出》等话剧，都曾经轰动一时。剧团一度改名为成都剧社，并与入川的上海业余影人协会合作演出了《民族万岁》《凤凰城》《太平天国》《钦差大臣》等话剧，成为当时全国最高水平的话剧团。1940年，智育电影院又与苏联驻华大使馆合作，演出了《列宁在一九一八》《夏伯阳》等一系列苏联影片，在电影院大门上挂出了列宁的巨幅画像。1946年智育电影院引进了美国的“狄弗莱”放映机，其放映质量与音响效果都超过了新明电影院，成为成都上座率最高的电影院。新中国成立以后智育电影院只演电影，一直保持到红旗剧场建成。
1947年的智育电影院电影票，上面印着米老鼠和唐老鸭。 刘永禄提供
20世纪40年代的智育电影院 杨显峰提供
“文革”时期的红旗剧场（智育电影院旧址） 王文相摄影
关于成都舞台上女演员的出现，这里补充一点史实：成都本土最早的川剧女演员是1923年登台的张月婵与着凤琼，但是因为受到家庭的坚决反对，很快即退隐回家，算是昙花一现。直到1928年登台的王学君（本名江彝贤）才开始在川剧舞台上站住了脚跟，以后的女演员也就陆续增多。至于话剧舞台上第一次出现女演员，是在1930年（见“古卧龙桥街”）。到1935年，新开办的东方戏剧学校则首次招收了30多名女学员。
智育电影院的筹建者之一程子健是四川早期的共产党员，曾任中共四川省工委书记、代理特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四川省委和西南局的统战部长。他留学法国时就学习过电影机械，是电影技术的行家。为了地下党活动的方便，他出任了智育电影院的院务经理，在人来人往之中开展各种革命工作，并把电影院作为地下党的秘密据点。就在电影屏幕的背后，特地修建了一个特殊的“三通”房间，可以通向观众大厅楼厢、电影院后门和办公室，这样，就使地下党同志无论是开会或者接头都十分方便而安全。这个秘密据点一直使用了多年而未被国民党特务发觉。
1949年12月25日，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和四川地方实力派进步人士的多方努力下，成都各界人士集会，宣布成都和平解放。这次重要集会就是在智育电影院举行的。
在智育电影院的对门（当年是湖广馆街28号），民国时期也是一家有名的影剧院，叫蜀一大戏院，建成开业于1938年1月31日。1950年3月，由山西入川的七月剧社在此演出晋剧，是四川最早的晋剧演出。新中国成立之后，蜀一大戏院改名为工人电影院。1959年因为地基下沉而拆除。以后在这里修建了四川省图书馆。
老总府街的北侧，清代建有福建会馆，是清代末年成都诸多会馆中面积最大的会馆，现已不存。
扬琴艺人李明清（左）、卓琴痴（中）、刘松柏（右）。1978年 付兵提供
老总府街的南侧，春熙路北口以西几十米的地方，在十几年前还是成都市群众艺术馆与成都市曲艺团的所在地（成都市群众艺术馆已迁至草堂路，成都市曲艺团已并入成都市歌舞剧院）。这里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是五月文化茶社，其中就有曲艺演出，新中国成立以后建立了五月文化服务社，1951年底在这里成立了成都实验书场，1957年扩建为成都市曲艺队，1978年改名为成都市曲艺团。作为成都曲艺界各个曲种代表人物的一批表演艺术家，如唱扬琴的李德才、卓琴痴、叶南章、张大章、洪凤慈，唱清音的李月秋，打金钱板的邹忠新，唱竹琴的裴墨痕、杨庆文，说相书的曾炳昆，说相声的娄外楼与戴质斋，唱京韵大鼓和北京单弦的盖兰芳等，都曾经长期在这里演出，所以很多文化界人士都把这里视为当代成都曲艺界的摇篮。
成都市曲艺团的演出 20世纪80年代 付兵提供
金钱板表演艺术大师邹忠新表演《武松打虎》 20世纪80年代 张徐提供
民国时期成都各茶馆的曲艺演出都是“单打一”，即唱扬琴的只唱扬琴，说评书的只说评书。第一次把多种曲艺形式集中到一家茶馆演出的茶馆，也是在总府街，就是于1942—1947年开办在智育电影院对门的新世界茶厅。这里把当时群众喜爱的曲艺如扬琴、竹琴、双簧、大鼓、相书艺人都请来演出，每天午晚两场，到了演出时间（当时叫作书场）就停卖闲茶，只卖书茶，同时允许不买茶者站着听（当时叫作“听战国”），生意兴隆，群众赞扬。后来是因为房主坚持要收回口岸，才被迫关门停业。所以，新世界茶厅应当是成都第一个进行综合性曲艺演出的场所。
“五月文化服务社”二楼上的棋园1959年发展为成都棋艺俱乐部，1972年更名为成都棋艺辅导站，以后迁往兴隆街33号，1981年正式定名为成都棋院，成都的很多著名棋手都是在这里培养出来的。2013年3月，成都棋院又迁回到总府街14号，原来的小楼已经变成了高高的春熙商汇广场。
在数不清的成都茶馆之中，总府街在民国时期有一家经营方式比较特别的茶馆叫“濯江”，是成都众多新闻记者聚会聊天、集中交换信息的茶馆。在这个茶馆喝茶可以每月初预交一笔固定的并不高的茶钱，以后就不用每次给茶钱，十分方便。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处处见茶馆的成都出现了最早的几家咖啡茶座，最著名的就是在总府街上的“紫罗兰”、商业场中的“白玫瑰”和商业场外的“纽约社”。在“纽约社”的旁边则是当时在成都很少见的毛肚火锅馆（是白味的，有如后来的菊花锅），店名很洋化，叫作“白宫”。
新中国成立以前，成都市民逐渐有了刷牙的习惯，但是当时我国西部不能生产牙膏，所以大多数人家都不是用牙膏而是用比较低级的牙粉。总府街上的“上海家庭工业社”生产的无敌牌牙粉就是当时最受欢迎的名牌牙粉，行销川西各县。
指挥街
与盐道街相邻的指挥街因为“指挥”这个武职官员而得名，不过这个官衔并不是清代的，而是明代的。明代实行卫所制度，在全国各地进行驻防与屯田，各卫的官署叫卫指挥使司。成都作为省城也设有卫指挥使司，由都指挥使管辖，主要负责省城的治安保卫，类似后来的警备司令部。指挥街就是因为明代的卫指挥使司设在本街而得名。清代不设卫指挥使司，而是沿用了这一街名。
1986年，在指挥街基建工地上，发现了一处重要的古代文化堆积遗址，包括从古蜀时期到近代不同时期的文化层。在古蜀时期的文化层中发现了水利工程遗迹，在唐代文化层中发现了四把骨柄牙刷，毛孔为两排六孔，这是我国也是全世界最早的牙刷实物，西方最早有关牙刷的记载见于1722年的法国，比成都晚了一千年。
著名音乐家与诗人叶伯和的故宅就在指挥街。
叶伯和（1889—1945） 我国现代音乐史与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先行者。他出生于原郫县金泉乡雍家渡的一个客家家庭（祖籍广东梅县），从小聪颖过人，13岁即考中秀才。父亲叶大丰是尊经书院学生，在清末的新学浪潮中倾心接受新学，于1907年带着儿子叶伯和与叶仲甫一道去日本留学，两年以后一道学成归国回到成都。在指挥街的叶氏旧宅的大门两边，分别悬挂着两个牌子：一边写着“律师叶大丰”（叶大丰的次子叶仲甫学的也是法律，当时也是成都最早的著名律师之一），一边写着“音乐家叶伯和”。这在当时的成都是破天荒的第一例。叶伯和一家爱好音乐，他的母亲喜爱抚琴，他家有一位叫叶介福的前辈是著名古琴大师张孔山的弟子，曾协助整理刊行著名的《天闻阁琴谱》。正因为有这种家学渊源，他选择音乐为终生事业，在日本留学时进的是日本音乐的最高学府东京音乐学院（与我国早期的著名音乐家萧友梅、李叔同是同学与朋友），1909年回到成都后即成为一个杰出的音乐家。1912年他在祠堂街关帝庙中成立“和字班”科社（也叫“剧部”），在成都第一次培训京剧演员，排练演出京剧，让四川本土的京剧演员30多人第一次登上舞台，演出了两年多。1915年，他出任四川高等师范学校音乐科主任，主持开办了我国大学中第一个音乐专业“乐歌专修班”，并在成都的多所学校任教，是中国西南地区第一个教授西方音乐理论、五线谱、钢琴与小提琴演奏的音乐家，是我国西南地区当之无愧的新音乐启蒙者与奠基人。1924年，他出任成都通俗教育馆音乐室主任，开办了钢琴、风琴、提琴、胡琴、昆曲、唱歌六个补习班，组建了成都第一支中西乐混合乐队，举办了成都最早的声乐演出。1927年在我国西南地区第一次举办了“德国音乐家贝多芬音乐会”，以纪念贝多芬逝世一百周年。1932年他发起成立了成都第一家民间乐社“海灯乐社”（“海灯”二字系谐音音乐家“海顿”），每个周末在他家中排练，平时在学校与电台演奏贝多芬、海顿、柴可夫斯基等大师的名曲，还举行过纪念王光祈逝世一周年、纪念鲁迅逝世两周年的音乐会，举行过支持抗战的义演。“海灯乐社”的钢琴家就是他的女儿叶胜男和叶有男。他所写的《中国音乐史》是我国第一部中国音乐史，1922年在成都昌福印刷公司出版了上卷，目前全国仅存一册，藏于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1929年11月在成都《新四川日报》副刊连续发表了下卷，1987年9月才在成都被研究者发现。
1920年出版的《伯和诗草》
叶伯和又是我国最早用白话写新诗的开拓者之一，当年有“成都的泰戈尔”之称。他的新诗创作开始于1915年左右，要早于胡适的1916年，是我国用白话文写诗的第一人。以下就是被他自己称为“白描的歌”的我国最早的新诗中一首极富蜀文化气息的《杜鹃》：“杜鹃开，杜鹃啼，花也有此名，鸟也有此名。花开我心喜，鸟啼我心悲。两样物，同样名，一样感触两样情。”1920年5月他出版了白话诗集《诗歌集》和《伯和诗草》，只比胡适的《尝试集》晚三个月（《诗歌集》的全称是《叶伯和著的诗歌集前三期撰刊》，此前曾经把三期诗歌分期印行散发，其时间肯定要早于《尝试集》，可惜的是现在连一本前三期的诗歌集都未发现），比郭沫若的《女神》早了一年又三个月。郭沫若明确说过：“他诗的主义与泰戈尔差不多，我是很相信的。”著名诗人康白情也有类似的评价。他同情贫苦，关注下层，写有《乡村妇人》《插秧》《疲乏的工人》。他还在1922年发起组织了四川第一个文学团体“草堂文学研究会”，主编印发了四川第一本文学杂志《草堂》。《草堂》虽然只出版了四期，但是在第一至第三期上都发表了年纪只有19岁的巴金的最早的诗歌与译作。叶伯和可以说是最早发现并支持巴金的伯乐。另外他还在1924年出版有论文集《叶伯和著述丛稿》。叶伯和健康欠佳，长期患严重的神经衰弱，中年丧妻，抗战中指挥街住宅被窃，在乡间修建的房屋又遭火灾，加之眼见国事日非，心情抑郁，忧怀难释，于1945年11月6日深夜投井自尽。
为了让今天已经快要被人们遗忘的叶伯和得到应有的关注，这里再引录他所写的诗歌《心乐篇》第九首：“我想和她接吻，却被无情的白云遮断！听啊！山泉流着，好像是特为她传电话，小鸟儿歌着，又像是替她作邮人。我忍不住了，便大声呼她，但她只从幽深的山谷中，照着我的话儿应我。”
1937年叶伯和（前排左三）与海灯乐社同仁在少城公园为抗战募捐
李劼人手书“小雅菜馆”
指挥街 20世纪80年代 苟世建摄影
1930年夏，著名作家、美食家李劼人因为不满军阀对教育的摧残，追随成都大学校长张澜从成都大学辞职。为了维持生计，借债300银圆，在他家住宅旁边的指挥街118号（今民航售票处后面）开设了由著名学者吴虞命名的“小雅”餐馆，最初的命名是“小雅轩”三字，后来只用了“小雅”二字。“小雅”墙上贴着“概不出售酒饭，堂倌绝不喊堂”，只卖风味菜和面食，菜品不多但很精致，面食主要品种是炖鸡面、番茄撕耳面、金钩包子。李先生夫妇亲自下厨掌勺。“小雅”从不雇工，忙时也只有学生钟朗华一人帮忙，所制菜肴还要在报上刊登广告。虽然这家餐馆只经营了一年多，但是却为成都饮食史留下了一段佳话。《锦城旧事竹枝词》这样赞誉“小雅”：“小雅菜肴调制精，诱人色味似天成。往来座上无俗客，浅斟低酌到微醺。”由于名声远播，生意也好，遂被恶势力所觊觎。1931年12月，二十四军一个连长支使绑匪将李劼人刚满四岁的儿子李远岑绑票。李劼人不得不忍气吞声通过袍哥大爷邝瞎子从中斡旋，举债1000银圆，方将幼子赎回（这次和邝瞎子打交道让李劼人对于成都袍哥人物有了十分具体的了解，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很有帮助，他的名著《死水微澜》中罗歪嘴的原型就是邝瞎子）。“小雅”餐馆也就关门歇业，美食家李劼人从此再也不染指餐饮行业。但是，他在“小雅”所经常供应的菜品却永远留在了蜀中美食家的记忆之中：豆豉葱烧鲫鱼、酒煮盐鸭、干烧牛肉、蟹羹、粉蒸苕菜、青笋烧鸡、怪味鸡、黄花猪肝汤、厚皮菜烧猪蹄、肚丝炒绿豆芽、夹江腐乳汁蒸鸡蛋、凉拌芥末宽粉皮。以上菜肴的制作均不放味精，不加香料，不用明油，不上色彩，原汁原味，自然本色。
正府街附照壁巷
成都自战国后期以来一直是整个四川盆地的首府，今天的四川省这个行政区域先后叫作蜀郡、益州、剑南道、成都府路、四川行省、四川布政使司、四川省，而今天的成都市这个行政区域则先后叫作蜀郡和成都府。自从唐肃宗至德二载（757）因为唐玄宗避“安史之乱”来到成都暂住而将成都由蜀郡升级为成都府之后，除了在元代称为成都路之外，一直叫作成都府。成都府的官衙从宋代到清代都在今天的正府街。成都府在唐代辖10县，宋代辖9县，明代辖25县，清代辖16州县（成都、华阳、简州、崇庆州、汉州、温江、郫县、崇宁、新繁、灌县、新津、新都、彭县、双流、什邡、金堂），过去有人把这16个州县名编成一个顺口溜：“成华简崇汉，温郫崇新灌，新新彭双什，金堂十六县。”直到今天还经常可以听到的“温郫崇新灌”一语，就是这个顺口溜的第二句。
我国古代的一般情况都是每个省有首府（即今省会），首府之下又有一个首县，管理首府所在城区。成都府自古以来就是首府，可是在首府之下却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一城两个首县，或叫两县同城。由于成都经济繁盛，人口众多，县务繁忙，自唐太宗贞观十七年（643）开始，将成都府下面的成都县一分为二，东边为华阳县（开始叫蜀县，蜀县的名称只使用了15年就改名为华阳县），西边叫成都县，两个县都是首县。两县在城内大致上是东南部为华阳县，西北部为成都县，具体的分界按清同治《成都县志》卷一的记载是：“南自满城小南街、君平街、陕西街、贡院正街、状元街、西丁字街交华阳县界，东南自青石桥起，直上南暑袜街、北暑袜街、喇嘛寺止，街心分界，西偏为成都县，东偏为华阳县。”两县也都管辖各自的郊区，就郊区的范围来看，华阳县要比成都县大，清代后期的华阳县管辖场镇38个，分为9个区。成都县只有场镇12个，不分区。如果从城区来看，华阳县与成都县的人口大致相等，虽然华阳县的面积只占全城的三分之一，可是繁华的商业区则大多在华阳县。这种长期两县同城的行政区划在全国极为罕见，是古代的成都十分繁盛的一个具体表现（在人口极度减少的清初，曾经在康熙九年将华阳并入成都县，到了雍正五年，又分置了华阳县）。直到今天，在成都人的语言中，如果要表示只能用现金进行交易，绝不赊欠，也不用实物交换，歇后语“成都过华阳，现过现（县过县）”，就是这样来的。
民国时期华阳县政府发的腰牌（右图）刘永禄提供
民国三十五年成都县政府发给都江堰流域各县办理地方水利工程经费的收据（左图）王大明提供
一座城池之中一府两县、两县同城，这在我国是很少见的现象。据笔者多年来对此现象的考察，我国古代最早出现这种现象是在隋代修建了新都大兴城（也就是后来唐代的长安城）之时，曾在城中分设了大兴和长安两县，两县的名字后来虽然有所变化，但基本格局为以后所长期保留。曾经作为元、明、清三代国都的古都北京（古称顺天府），也曾经长期是大兴和宛平两县同城。曾经作为明初国都的南京古称应天府，也曾经长期是江宁和上元两县同城。此外，就只有人口极为密集的江浙地区，有过几处类似的现象：苏州府是吴县与长洲两县同城，杭州府是钱塘与仁和两县同城，湖州府是乌程与归安两县同城，绍兴府是山阴和会稽两县同城，嘉兴府是嘉兴与秀水两县同城。成都在唐代即是一府两县、两县同城，这在全国是古都长安以后的第二例，在我国西部是除古都长安之外唯一的一例，这也是古代成都十分繁盛的一个具体体现。
正府街及其周围在清代和民国时期是官衙较多的地区。在正府街街北的西端有成都府衙门和成都府监狱（今四川省检察院驻地，相传是三国时诸葛亮的丞相府所在地，所以成都府衙门上刻有“古天府”三个大字，成都建市以后杨森在这里办过天府中学），东端有华阳县衙门（在今成都市公安局办证中心，相传此地是五代时期前蜀皇宫中的飞鸾阁旧址），还有后来的四川高等审判厅和后来的四川高等法院（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长期都在当年的四川高等法院旧址办公，大门都还开在正府街上，几年前才迁到蜀汉路新址。而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成都市公安局仍然还在正府街地区办公，只是大门开在了人民中路和文武路）。在正府街西边的署前街，则有成都县衙门。正因为成都府、华阳县、成都县的三个衙门从宋代以来就集中在这里，所以在老成都长期流行着这样的民谚：“正府街，成都府，成都、华阳两衙署，喊冤告状一通鼓。”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多年的华阳县衙却是在成都县的区划之内，用今天的话说，应当是一块“飞地”。为什么会出现这一极为罕见的现象，文献上没有记载，应当是为了两个县衙都靠近府衙，办事方便。用今天的说法，就是尽可能地提高行政机构的办事效率。
两县同城的这种格局，在不大重视城市规划与建设的古代，可以长期保留，可是到了近代就会显得矛盾丛生，不利于城市的发展。辛亥革命以后，在一些新派人士建议下成立了一个城议会，用来研究与处理有关全城的一些公共事务，协调解决一些矛盾。从1921年开始，成都就开始筹划建市。1921年成立了市政筹备处，由当时的成都卫戍司令刘成勋委任省会警察厅长王暨美为筹备处处长。1922年，当时的四川省省长公署按当时的新政，仿照其他省的办法，宣布以成都为省会，设一个市政公所对省会进行管辖，市政公所设督办为主官，先后出任督办的有刘成勋、陈泽霈、王瓒绪、罗泽洲、陈光藻，均由军人担任。1928年9月1日，在原来的成都市政公所的基础之上，成都市正式成立，第一任成都市市长是二十八军的师长黄隐。此后民国时期的历届市长是陈鼎勋、吴景伯、罗泽州、钟体乾、稽祖佑、陈炳光、杨全宇、余中英、陈离、陈炳光（再次出任）、李铁夫、乔诚、冷寅东，共14任。成都市政府的第一处办公地点就在岳府街上的岳府故宅，后迁忠烈祠街，1934年迁往鼓楼南街。
正府街 1999年 赖武摄影
为什么成都会在1928年建市？这是因为当时的国民政府内务部有一项规定。一个城镇的人口必须达要到30万人才能建市设市政府。成都在1926年的人口数量达到31万余人，经四川省政府于1927年转咨内务部查核之后，内务部才得以复咨同意，所以才在1928年建市。
成都正式建市之后，虽然华阳、成都两县仍然存在，两个县政府也都在城内，但是只管郊区事务，不再管理城区，城区事务由市政府统管，两县同治一城或者说是两县分治一城的格局才得以结束。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两个县政府也都迁往城外，华阳县政府迁到中兴场，成都县政府迁到茶店子。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了几次调整，撤销了华阳县和成都县，把原来华阳县的城区部分改称为东城区，原来成都县的城区部分改称为西城区，新建了金牛区专门管理郊区事务。
民国时期的成都市先是分为5区33镇，到1945年重新划分为14个区（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还沿用过14区的划分），其中城区8区，郊区6区。全市人口1937年是46万人，1949年是65万人。人口最多的时期是1940年和1941年，均为83万人。成都市的面积在1935年曾经较初建市时有过一次扩大，但是详细的图册一直到1945年才有准确的划分，成都县的面积为4247亩，华阳县的面积为4301亩。这里说到的“民国时期的成都市先是分为5区33镇，到1945年重新划分为14个区”，包含了一段今天的成都人难以想到的成都历史，即成都曾经有过庆云镇、春熙镇、君平镇、仁厚镇、青羊镇、水津镇等33个“镇”。因为1928年成都设市时，把全市分为了东、南、西、北、外东等5个区，每区以下的行政区划叫作“镇”，有点类似当代的街道办事处，而不是集镇的“镇”。
正府街的南侧有一条小巷叫作照壁巷，因为过去在这里有一面府衙前的照壁，故而名照壁巷，照壁直到现在仍然存在。
1943年的国立中央医学院 [英]李约瑟摄影 杨显峰提供
民国时期，四川地方实力派代表人物杨森在原来的成都府衙门旧址开办了天府中学，先后担任校长的是他的舅子肖寿眉和他的姨太太汪德芬。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躲避日本侵略者的轰炸，天府中学迁往郊外。1941年，内迁成都的中央大学医学院就在天府中学旧址建立了与四川省政府合办的成都公立医院，同时也是它的教学实习医院，所以也称为国立中央医院，在民国时期是成都仅次于华西大学附属医院的医院（公立医院的门诊部和内科、儿科的住院部设在正府街，另有外科、妇产科的住院部设在南薰巷，牙科设在布后街）。这所医院1943年迁到青龙街，就是今天的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和四川省人民医院的前身。
在老成都人生活中极富盛誉的“太和号”酱园于清咸丰年间开设在正府街（“太和号”的前身是开设在棉花街上的“元利贞酱园”），不久就在全城开设了5家分店，主要产品太和酱油是在成都享誉多年的名牌酱油，民国时期的年产量一般在30万斤左右。
20世纪50年代初的成都著名酿造品老字号“太和号”商标 王大明提供
署前街附学署街 厅署街
署前街过去是与正府街相邻的重要街道，新中国成立以后因为新建人民中路，就把这两条街分在人民中路的两边。明清时期的成都县衙门就设在这条街，署前街的名称也就是因为成都县衙署而得名，所以又名县前街。新中国成立以后，原来的成都县改为成都市的西城区，原来的成都县衙所在地改建了小学和区教育局。据当地老人告知，当年成都县衙是一个五院两厅的大院，现在的红光小学旁边的几间平房就是成都县衙最后一进院子的房间。
署前街南邻青龙街，成都县立中学就设在青龙街。过去的中学多实行男女分校，所以在开办成都县立中学之后，又开办了成都县立女子中学，而且就建在成都县立中学的北面，大门也就开在署前街。
成都过去还有两条以“署”为名的街道，都是因为清代的官署设在该街而得名。
今天的人民中路三段从文武路到白家塘街的一段，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原来的学署街的基础之上扩建而成的。所以名叫学署街，是因为清代成都县的教谕署设于此街而得名（清代华阳县的教谕署设于石室巷）。教谕是主管全县教育与科举的官员。民国初年，教谕署撤销，教谕署的旧址及其附近的空地建成了北城公园，以后又改名为四川省科学教育馆。
清代成都县衙的柱础2006年 韩国庆摄影
红光小学内的清代成都县衙门建筑遗存 2006年 韩国庆摄影
署前街 2002年 赖武摄影
今天的江汉路东头在铁箍井街到千祥街的一段，新中国成立初期还叫厅署街。所以叫作厅署街，是因为清代的华阳县典史署的官署设于此街而得名。典史是一个县中地位低于县令的小官，主管狱囚捕盗，所以其官署一般又称为捕厅，厅署街的名字也就由此而来。
西府北街附西府南街
西府北街与西府南街原来本是一条西府街，位于署前街与正府街之间，因为地处成都府衙以西而得名于清末。后来以过去正府街与西府街的交口为界，分为西府北街与西府南街两条相邻的街道。
长期以来，西府北街与西府南街都是很冷清的小街，可是随着近年来成都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这里已经成为高楼林立的骡马市商圈的核心部分。根据有关部门的规划，西府北街与西府南街将与其相邻的青龙巷一道成为继春熙路步行街和红星路步行街之后的成都第三条商业步行街。
东府街附南府街
东府街和南府街是盐道街东边两条相接的小街，得名于清初。清初的四川不设总督，由川陕总督或川湖总督管辖，总督不驻成都。顺治十四年（1657）设四川总督之后，总督也是驻于重庆，直到雍正九年（1731），四川总督才驻成都。在此之前，为了处理军政事务，曾经在盐道街东头偏北位置设立临时性的总督行署府（曾任过清朝国史馆总裁的董诰绘过一幅珍贵的清代早期的《成都府图》，虽然简略，但是上面就有“总督行署”的位置），署府之东就叫东府街，署府之南就叫南府街。
在一些介绍老成都的文章与书籍中长期有一种说法，说这两条街的得名是由于当年成都府辖区太大、知府的公务太忙，于是就在东府街、南府街和西府街这三个地方分设了派出机构，为知府大人分担成都府的东片、南片和西片的若干事务，这三条街也就因此而命名。这种说法在文献上没有根据，加之南府街和东府街这两条街完全相连在一起，如果真的是要分设派出机构的话，这种安排也是不可能的。
在南府街今天成都市职工大学的地方，原来是民国时期就已开办的南府街小学。而其前身则是早在唐代就已建成、又在清代重建的川主庙（据《太平寰宇记》的记载，这座川主庙的创建者是唐代著名政治家李德裕）。几年前，笔者还在大门外残存的石柱上读到过石刻楹联上联的四个字“水平六字”。据记载，这副对联的全文是：“威慑蛟龙，不仅水平六字；劳成沟洫，特隆肸响（按：肸响一词出于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意为散布、影响）三巴。”正因为成都最大的川主庙在南府街，所以南府街过去也被叫作川主庙街。
川主庙是过去在四川各地十分常见的寺庙，仅犍为一县在清代与民国期间就建有45座之多。川主庙内供奉的“川主”就是修建都江堰的李冰和李二郎父子（李二郎是民间传说与神话中的人物），这是广大蜀人对率民治水、千秋造福的英雄李冰父子世世代代的尊崇与怀念。清政府为了顺从民意，鼓励水利与农耕，于雍正五年（1727）敕封李冰为“敷泽兴济通佑王”，李二郎为“承绩广惠显英王”，命令春秋两季必须举行官方祭祀，于是川主庙也被称为通佑王庙。成都的川主庙不止一处，如在驷马桥、青龙场、九眼桥过去都有川主庙，目前还保留在地名之中的只有茶店子的川主庙，旧址在原来的茶店村三组，在1958年才拆除。
1926年10月10日，在中国共产党成都特支的领导之下，由原来的劳工联合会发展而成的成都市工会（1927年3月改名成都市总工会）就是在这个川主庙中成立的，由成都特支的负责人刘亚雄、钟善辅分任正副会长。
清光绪十年（1884），成都电报局在南府街成立，创办人周保臣，同年建成了四川第一条电报线路，经重庆到宜昌，再由宜昌向全国各省转发电报。两年后，上海电报总局又在文庙前街开设官督商办的商电局，以后线路逐渐增多，并可以经上海向国外转发。到1908年，省内的电报线路已经可以远至巴塘、理塘。
1926年成都市工会成立地址——南府街川主庙 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成都市工会机关刊物《工友》
南府街茶社书场 1990年 陈维摄影
清末民初成都的外科名医、被喻为疮科圣手的黄雅亭家住南府街，他开的医馆也就在南府街。黄家有一个精致的菊园，候诊者可以在赏菊中放松身心，缓解疼痛，在当时很受患者的喜爱。新中国成立以后，黄氏后人在红照壁地段医院继续行医，远近慕名而来的求治者仍然是络绎不绝，笔者曾经多次见其盛况。
南府街邻近中莲池与小淖坝，位于旧城之中最南部地势相对较低的片区，所以一遇夏日暴雨，往往就要出现短期的水潦。清人曾经有《竹枝词》写道：“三莲池涨水满陂，一带人家都不支。最是南府街洼下，雨中门板当船施。”
著名川剧演员贾培之在成都的故宅就在原南府街13号。
贾培之（1884—1954） 温江人，本名廷福。1909年开始学艺，1927年加入成都“三庆会”，1930年任副会长，1948年任会长。他技艺精研，讲求艺德，是继康芷林之后坚持川剧改良的领军人物，也是公认的泰斗级生角演员，在川剧界与康芷林并称为“圣人”，百代公司为他灌制的多张唱片曾经风靡一时，国画大师张大千也因为倾慕他的演技而与他成为至交。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大众剧院院长、重庆实验川剧院院长、西南川剧院副院长等职。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年10月28日病逝于成都。他的唱腔刚劲有力，讲白雄浑敦厚，20世纪30年代就有人写诗称赞：“不甘市井没英雄，粉墨登场学醉翁。铁板桐琶供啸嗷，至今尤唱大江东。”1952年在京演出《柴市节》后，观剧的毛泽东主席称赞说：“作者是文天祥，你也是文天祥!”
在东府街上原来有一个东府街小学（南府街小学与东府街小学已经先后并入盐道街小学），而其前身也是一座寺庙，叫净慈寺，初建于明正德十五年（1520），重建于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抗日战争时期，大量的文化人来到成都，包括白杨等著名演员在内的很多文艺工作者都曾经客寓于此，把这里作为他们继续工作与战斗的栖身之处。
南府街23号 1989年 陈锦摄影
帘官公所街
在今天玉沙路以北，有一条街叫帘官公所。曾经有不少人因为不了解“帘官”的含义，以为当官应当是清廉之官，所以把街名写为“廉官公所街”。其实“帘”字是对的，帘官公所的名称并没有错。
帘官是古代科举考试时代的称呼。为了保证在科举考试阅卷过程中的保密，阅卷官的门口在开门时也必须挂上帘子，所以当时就把科举考试中的阅卷官与管理考场的官员称为“帘官”。阅卷官负责阅卷，叫作内帘官，其他的负责巡视考场、纠劾违章、组织誊录（为了杜绝通过认识考生的笔迹而进行舞弊的现象，所以考卷都要请人重新抄写一篇，再呈入阅卷，当时叫作誊录）者称为外帘官。由于试卷太多（四川在清代中期以后是全国人口大省，每年的考生有一万多名，又要连试三场），所以帘官的数量不小。他们在成都居住的地方又是不能接待宾客的保密场所，所以就出现了专门的帘官公所，有些类似今天高考阅卷时的招待所，只是保密级别更高而已。
清代咸丰以前，成都的帘官公所是借用的湖广会馆。今天的帘官公所街原来是拐枣树街的北段。清嘉庆六年（1801），时任成都知县的张人龙在这条街上的慈云寺中开办芙蓉书院，所以有了芙蓉街的街名。到了清咸丰初年，芙蓉书院迁往青龙街洗墨池畔，四川提学使何绍基（清代的著名学者与书法家，至今还挂在草堂工部祠前的成都最著名的对联之一“锦水春风公占却；草堂人日我归来”就是他撰写的）将芙蓉书院旧址改建为专门的帘官公所，这以后街名就改为帘官公所街。清末废除科举之后，没有了帘官，就在原来的帘官公所中开办了警察学堂，民国初年警察学堂停办，又在原址办过岷江法政学校。
清代末年，政府仿效日本，在全国设立警察。四川省最早的警察局就是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由当时的四川巡警道周善培在本街原来的保甲总局旧址上建立的警察总局。第二年，警察总局迁往皇华馆街。这以后，全省各地才逐步有了警察。
20世纪30年代，帘官公所街北端有一个富丽堂皇、花木扶疏的大院落，内有不同等级与风格的客厅和住房，在相邻的兴禅寺街还专门辟有隐蔽的车辆出入通道。此院主人是从湖北入川的名妓花老四，手下有妓女近30人，四川军政匪商各界的头面人物经常在此出入，一些军政大事在此密谋，包括大宗的军火、鸦片贸易在内的一些地下交易在此成交。刘湘去世之后，国民党军统密探通过接近花老四而在此窃取了川军的大量内部机密，致使四川地方实力派对抗蒋介石全面控制四川的计划失败，花老四被川军师长彭光汉派人杀死，这个大院顿时衰落，不久即转卖他人成为民房。
成都人民的优秀儿子田家英就出生在帘官公所街。
1959年庐山会议后田家英在九江—南京的客轮上 吴冷西摄影
田家英书斋“小莽苍苍斋”印章
毛泽东给田家英的信
田家英（1922—1966） 本名曾正昌，祖籍双流，出生在帘官公所街一个开中药铺的平民家庭。1930年入北城小学，1933年入南薰中学，1934年13岁时以“田家英”的笔名在《华西日报》等报刊发表文章。1936年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考入成都县中，不久因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被开除。1938年去延安入陕北公学学习，同年入党。1941年进入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1946年被毛泽东选中担任从苏联回国的长子毛岸英的教师，从1948年开始任毛泽东秘书直至去世。他是党史上著名的“五大秘书”之一，也是毛泽东身边最重要的秘书，连日记、印章与存折都是交他保管，所以周围的同志半开玩笑地称他为“掌玺大臣”。新中国成立以后，他还担任了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秘书室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是《毛泽东选集》四卷本987条注释的主编。田家英聪明过人，英才俊发，学识丰富，为人正派，敢于直言，但是从1959年庐山会议开始即被指为“右倾”，至“文革”开始更不为江青、陈伯达之流所容。1966年5月22日被勒令停职反省、交出文件并搬出中南海，次日他即悲愤自杀于中南海内的永福堂之中（他是“文革”中屈死的第二位中共高级干部，仅晚于“三家村主帅”邓拓4天），年仅44岁。1980年3月28日，党中央为他平反昭雪，在八宝山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图片由曾自提供）
大科甲巷附正科甲巷 小科甲巷
春熙路东段以东有一条大科甲巷，相邻还有正科甲巷和小科甲巷（原来的小科甲巷已经在城市改造之中被拆除，现在的小科甲巷是在新建的利都广场旁边新形成的一条巷道，只是被重新命名为小科甲巷，与过去的小科甲巷的位置不是一个地方），都是如今春熙路商圈中的繁华路段，被称为“第二春熙路”。
“科甲”的本义是在科举考试之中列名考榜。因为早在汉代的博士弟子考试中就有甲、乙、丙、丁四科，唐代的进士考试也有甲、乙科，所以后人就把科举考试称为“登科中甲”，也称为“科甲”。清代的各县秀才来成都参加科举考试时多居住在这里的客栈之中，所以这几条街巷就有了“科甲巷”的名称，得名于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
1995年，成都考古工作者在大科甲巷地下发掘出了唐宋时期的大型地下排水系统，不仅反映了古代城市排水系统的高水平，更是以事实否定了西方学者长期以来关于我国古代没有大型城市排水系统的错误结论。
1994年日本NHK电视台正在拍摄大科甲巷修建伊藤洋华堂前的原址 王学成摄影
1995年大科甲巷发掘的唐宋时期地下排水系统 李绪成摄影
在春熙路建成之前，清代主管全省司法刑事的按察使司下属的司狱署与其直辖的监狱就设在这里（按察使司的主官叫按察使，一般通称为“臬台”。“臬”即圭臬，即标准的意思，表示用法量刑均以此为标准。民国时期在清臬台下属司狱署与监狱旧址建四川省财政厅，新中国成立以后改建为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门诊部），清代很多著名的反清人士都曾经被关押在这里。例如四川近代史上著名的“大足教案”的领导人余栋臣（1851—1912），辛亥革命的著名烈士、曾经被孙中山先生任命为西南大都督、在临牺牲的刑场上高吟绝命诗“牡丹将放身先残，未饮黄龙酒不甘。若有同志继我者，剑下孤魂心自安”的佘英（1874—1910）。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1831—1863）在大渡河兵败之后，以“舍命以全三军”的精神于同治二年（1863）6月13日投身清营，被押送成都，也是关在这里。6月27日，就在臬台的监狱之内被清政府“凌迟”处死。“凌迟”就是民间所说的活剐之刑，是古代最重也是最残酷的刑罚，当天同时被“凌迟”处死的还有太平天国大将曾仕和与黄再忠（处死石达开等人的刑场在不同记载中共有4处，除了这里，还有北较场、督院街口、九眼桥北的莲花池）。据在场监斩的四川总督骆秉章当时给朝廷的奏报：“石达开临刑之时，其枭桀之气见诸眉宇，绝非寻常贼目等伦。”
20世纪末，春熙路上的锦华馆以及相邻的科甲巷进行了全面的改造，2006年11月，建设部门在科甲巷与锦华馆相邻处立了一块三米高的汉白玉诗碑，上面刻着一首相传为石达开所著的《入川题壁》诗（这首诗可以肯定不是石达开本人的作品，而是清末民初文人的伪作），其目的就是为了纪念当年在这里被杀害的石达开。遗憾的是立碑者在诗碑的背面没有一个字的说明，全诗八句又只刻了六句：“大盗亦有道，诗书所不屑。黄金若粪土，肝胆硬如铁。策马渡悬崖，弯弓射胡月。”（所遗的最后两句是“人头作酒杯，饮尽仇雠血”，可能是考虑到有点血腥味，故而略去。）以致笔者在那里询问了三位就在诗碑附近开店或上班的市民，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为什么要在那里立这块诗碑，甚至有两人根本不知道石达开是何许人也。从这一事例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建设部门在兴建这类城市文化景点时，还应当把工作做得更细致一些。
大科甲巷与春熙东路相邻处的青年宫电影院原名新明电影院，由张镜清、廖立夫等数人共同筹建（也有记载说筹建人是季叔平和杨吉甫），开办于1924年4月，是成都历史上开设的第一家以“电影院”为名、而且是以放映故事片为主的电影院（成都有电影的时间比这要早，但是过去是称为“活动电戏”或“电戏”，放映的地方叫“电戏馆”，是以放映纪录片为主，例如大科甲巷中的观澜阁茶园在1914年就曾经演过“电戏”），刚开始时是租用锦华馆内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体育室改造而成的电影院，共有1200个座位，堂厢坐男宾，两边楼厢坐女宾，后面楼厢为包厢，可以男女同坐，这个时候春熙路还没有建成。刚开始时所使用的电影放映机据说是被砍了脑袋的清末总督赵尔丰家中留下的遗物，最初是由出国考察宪政的清朝大臣端方从海外买回来的。1930年，有声电影第一次在成都出现，放映地点也是在新明电影院。1936年，新明电影院迁到自己修建的新址（即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青年宫电影院，这里的老地名叫马王庙，原来是光明电灯公司旧址。原来锦华馆内新明电影院旧址仍然保留着，改建成了后来的大华电影院），大门开向城守街49号，座位共有1329个，仍然分为堂厢和楼厢，楼厢在后面，不再分男女，还安排有双人座，即日后的情侣座，这在成都影院中是第一家。新明电影院主要放映进口的美国好莱坞的电影（当年的进口影片都是原版，未曾翻译配音，所以电影院都是聘请精通英语的人手持大型话筒在银幕后面用嘴进行现场翻译讲解，这种讲解者大多是归国的留学生，故而当时的《竹枝词》有“博士无聊说电影”的讥刺）为主，所以在民国国时期的成都四大电影院（即新明、智育、昌宜、大光明）中长期位居首位，一直营业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收归国营，1950年改名为青年宫电影院。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成都一共有14家电影院，新明电影院与总府街的智育电影院是公认的当时成都最高档的电影院。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青年宫电影院仍然是成都放映设备最好的电影院，其“天极牌”放映机与“辛泼莱斯”牌放声机都是由苏联专家护送来蓉并进行安装调试的。1985年，青年宫电影院又成为成都第一家安装空调的电影院。2005年，由于科甲巷街区进行全面改造，青年宫电影院也随之被拆除。
青年宫电影院 1975年 杨显峰提供
青年宫电影院东侧，原来有老成都著名的慈善机构与古建筑精品正心堂，是新津纯阳观内的忠孝堂在城区内的分支，修建于1922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正心堂解散，原有建筑用作了成都市糖果糕点公司的库房，笔者曾经慕名进入参观，那是一处成都罕见的四层砖木结构楼房，四方均有楼梯，楼上是名副其实的走马转阁楼，整个建筑十分完好而且精致。这座建筑曾经列名成都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前几年也被高大的商业建筑所取代。
20世纪80年代的正心堂 杨显峰提供
正心堂建设科甲巷纪念章 刘永禄提供
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移民入川的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的后人在大科甲巷修建了朱氏祠堂，这是一处两进的四合院。相对于分布在全川其他地方的朱氏祠堂，这里被称为朱氏总祠（正是因为这里在当年修建有朱氏总祠，所以朱氏后人有一种说法认为，这里原来的地名叫诸葛庐，因为朱氏后人中的举子们共议，买下了这里范刘二姓的房产，改修朱姓总祠，并取“登科中甲”中的“科甲”二字为祠巷之名，才有了科甲巷这一街巷名）。由于城区内地域有限，朱氏总祠后来搬到东郊的十陵镇重建，至今仍存，每年农历九月十六的朱熹诞辰，川内各地的朱氏后人都要选派代表聚于十陵镇的朱氏总祠举行祭祀活动。由于东郊兴建成都最大的人工湖青龙湖，十陵的朱氏总祠正位于湖区之内，很快又得再一次搬迁，搬迁的新址目前尚未确定。
清代与民国时期的科甲巷曾经是成都若干手工艺人比较集中的地区，蜀绣店铺不少，各县的绣品多运到这里展卖。同时这里也是各种纸扎制品与儿童玩具制作商家最多的街道，不少老成都都说这里是当年成都儿童的天堂，所以有记述大科甲巷儿童玩具的《锦城旧事竹枝词》说：“大头阔嘴笑嘻嘻，彩绘纸壳高耸鼻。刀剑抛光涂银粉，兔儿笼烛走东西。”
1957年新年在科甲巷中的小学生 杨永琼提供
近代川剧的主要开创者、被称为“戏圣”的康芷林生前住家在科甲巷。
川剧大师康芷林
康芷林（1870—1930） 邛崃人，幼年曾学中医，后改学川戏，先后拜彭子元、何新田为师，又得到有“戏状元”之称的著名艺人岳春的指教，成为身怀绝技的一代著名的文武小生。现在还在全国舞台上大受欢迎的“变脸”原称“三变化身”，就是他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发展定型的；“踢开慧眼”的绝技是他首创的；他独有的绝技翎子功则已经失传。近代川戏形成的最主要的标志是三庆会的成立，而他正是主要的发起人与负责人（三庆会的第一任会长是杨素兰，康芷林是副会长，杨去世之后即由康接任会长）。在三庆会中，他倡导设立了“升平堂”，专门培养青年后进；他倡导设立了“研精社”，每天演出结束之后总结演出得失；他倡导设立了“百寿图”，让所有演职员去世后一律平等列名供奉；他倡导建立了比较合理的工薪分账制，取消了主角收入过高的包银制。他一生为人正直，自律极严，能够尽己之力团结众人，先人后己，提倡“三德”（戏德、口德、品德），为提高技艺、净化舞台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故而被时人称为“康圣人”。1930年6月，他在盛暑炎炎的重庆抱病演出他的代表性剧目《八阵图》时，活活累死。时任四川省参议会会长的四川保路运动元老蒲殿俊送了一副流传至今的挽联：“功盖三庆会，名成八阵图。”
图片由四川省川剧艺术研究院提供
联升巷
大科甲巷以南，城守街与红星路三段以西，有一条小巷叫联升巷。这里与科甲巷相邻，在清代也是各州县来成都参加科举考试的生员集中居住的地方。清光绪年间命名为联升巷，寓意对生员们科考顺利、步步高升的祝愿。
联升巷的西头背后就是原来位于城守东大街的四川省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的特藏部（线装书库）曾经长期设在这里。新中国成立以后一段时间，四川省图书馆的大门也曾经开在这里。
联升巷 1999年 冯水木摄影
童子街
在今太升南路西侧有一条童子街，这里的“童子”并不是指的儿童。
在实行科举考试的时代，天下读书人都要通过科举考试才能进入仕途，所以天下读书人也都被纳入了科举考试的各级范围而有了各自的身份。以明清时代为例，读书人在通过了县、府两级的考试之后就称为童生，所以县、府两级的考试也叫童试或童子试。童生在没有经过多次考试而考中生员（也就是俗称的秀才）之前，不管你有多大岁数，哪怕已是白发老翁，也叫童生。人们所熟悉的《儒林外史》中的典型人物范进，就曾经是个考了20多次的童生。另一位典型人物周进，则是个60多岁还在考的老童生。成都的童子街，就是当年成都县主持童生应试的地方，所以这条街就叫童子街。
1912年6月13日，四川第一份妇女报《女界报》创刊于本街3号（后迁附近的冻青树街7号），主办者孙少荆、赵少函，主要撰稿人是著名学者吴虞、曾兰夫妇。该报专为女界立言，“以提倡女界道德、增长智识为宗旨”。曾兰所写的发刊词《女界缘起》是蜀中宣传妇女解放的重要文献。由于经费的原因，该报只办了一年即行停刊。
童子街大院内的小公馆 20世纪90年代 冯水木摄影
笔帖式街
在大慈寺的东南边有一条不长的小街叫笔帖式街，很多成都人都搞不懂这个“笔帖式”是怎么回事。笔者曾经在这里问过几个就在笔帖式街生活的居民，他们也都搞不明白。
满汉文字对照的清代文献
“笔帖式”是满语的音译汉写，满语的读音是“笔帖黑式”，本义是写字人，汉语意译是“书记人”。清代是满蒙贵族掌权的朝代，按规定凡是重要的文书都要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所以在总督府之下专门设立了一种负责掌管满文与汉文翻译事务的官职，就叫笔帖式。笔帖式办公的地方就叫笔帖式署，笔帖式署所在的街道也就叫笔帖式街。清代前期的这种翻译事务很重，凡是由四川送往中央的文书都要使用满汉两种文字。中期以后多数文书只用汉文，但是送达皇帝的文书仍然要用满汉两种文字，送达各部的文书虽然只用汉文，但是仍然要在笔帖式署签章。清代在成都有两处笔帖式署，另一处在玉石街（玉石街原来在今天的太升南路的一段，玉石街的街名已撤销），但是用作街名的就只有这条笔帖式街。在今天的成都市，以满语的译音为街名的街道也只有这条笔帖式街。
笔帖式街上的清代笔帖式署旧址 1997年 周筱华摄影
义学巷
在下东大街与镋钯街之间有一条义学巷，北对南糠市街，至今仍存。义学巷的得名与清代的职官制度有关。
义学巷 1996年 陈锦摄影
按照清代的有关规定，没有被吏部直接任命具体官职而又有可能担任官职的人，比如按照制度辞去官职回家为已故的先辈守孝，结束之后又要回到官场中做官的，或根据捐官制度（就是向朝廷捐钱买官，这是清代一直存在的制度，凡是遇到军需、河工、赈灾等有大的开支的时候，都要开捐集资。到清代中期以后，则是公开地卖官，但是捐官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只能享受官员的身份与特权，而难以真正得到为官一方的实职）可以当官的，都可以到主管职官事务的吏部去登记候选，由吏部根据各方面的情况提出当时可以分发去当官者的名单，再用抽签的方式决定到某个省或中央某个部门去听候委用。能不能得到任命，什么时候能够得到任命，都得由该省或该部门决定，这就叫候补。候补的时间因人而异，有的很快，有的很慢，也有的候补一辈子仍在候补的名单之内。从乾隆年间开始，到四川来等待当官的候补者逐渐集中居住到了义学巷。由于候补的时间遥遥无期，候补的岁月无聊而焦躁，这些候补者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就把时间利用起来，在这里开办义学，免费授课，于是人们就把这条原来没有命名的小巷称为义学巷。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德国在成都最早开设的非正式领事机构领事署就设在义学巷，以后才迁往金马街和西珠市街。
爵版街
在红星路二段以东、干槐树街以南有一条小街，成都人过去把它叫作脚板街，街名牌也写的是脚板街。在附近还长期流传着这样的故事：明代著名道士张三丰当年曾经路过此地，为了救助贫苦渔翁，惩治不法贪官，脱下草鞋向地上一掷，就在青石板上陷进去了三寸深的脚板印，吓得贪官衙役们屁滚尿流地跑了。从此之后，这条街就叫作脚板街。
民间传说只是一个美丽的故事，并不是历史真实。其实这条街的正式名称应当叫爵版街，1981年在地名普查中已经改了过来。
爵版是明清时期官场的常用之物，当时的文武官员之间如果不很熟悉，在拜谒对方时就拿出一张写有自己姓名与身份的红纸（个别人也有用红色锦缎的），用以表示自己的身份，有如今天的名片，但是内容比今天的名片要多，上面除了姓名与官衔，还有籍贯、科举考试与官场的简历。当时把一般人使用的这种名片叫作名刺，而在官场中使用的写有官衔的名片则叫作名帖或手本。名帖大多不用手写而用木板刻印，因为上面有官员的官爵，就把这种专门的木刻版片叫作爵版（严格说来，这是成都的俗称，历代与官制有关的正式规定中无此称呼），有关官员将爵版拿回家中就可以不断加以印制。因为此街与清代主管全省最高行政事务的官署布政司署相邻，又与当时的照磨厅（布政司署之下主办省内各级官员任免升迁的具体文书事务的机构，设在布后街）相邻，经常都有官员到这里来办理各种事务，在这条街上就有几家店铺专门刻制爵版，所以人们就把这条小街叫作爵版街。
青年陈毅
成都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教学楼 杨显峰提供
民国初年，爵版街上开办了一所志成法政专门学校（这所学校以后改建为志城高级职业学校，又改建为志城高中，是今天成都三中的前身之一）。1918年4月，由辛亥革命元老和留法勤工俭学倡导者之一吴玉章发起并担任名誉校长，开办了成都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这是吴玉章第二次在成都开设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第一次是1912年开设于少城内的济川公学，学生不多，影响也不大），学校就借用志成法政专门学校的校舍上课，校长也直接由志成法政专门学校的校长张春涛兼任，教务则由曾经留学法国的冯元勋主持。成都的这所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是当时全国同类学校中规模最大的一所，学制一年。陈毅元帅就是该校的第一届学生，并因为成绩优异而被选为30名官费留学生之一，于1919年6月1日从沙河铺出发前往法国，开始了他的留学与革命生涯。该校共招生两届，第一届招收学生88人，毕业赴法留学61人；第二届招生240人，毕业赴法94人，其中包括李大章（当时名李畅英）、程子健（当时名程秉渊）、黄映湖等。没有去法国的很多毕业生都因为在学校中接受了劳工神圣等思想而成为成都早期工人运动的成员。由于吴玉章等人的努力，四川前往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人数占了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除了上述者外，还有聂荣臻、刘伯坚、邓小平、赵世炎、傅钟等革命前辈和陈毅的哥哥陈孟熙，也包括在法国通过《周易》原理推论出太阳系还存在第十大行星的传奇式天文学家、出生于洛带镇的刘子华博士。革命元勋朱德和孙炳文不是勤工俭学学生，但也是在这股热流之中于此时去法国学习考察的。
另外还有几位早期牺牲的成都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学生：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发起者之一的肖朴生、中共天津地委书记李季达、中共四川省委临时书记穆青、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参谋长许祖雄、中共郑州市委书记范易。
民国时期的著名学者与诗人林思进的宅居霜柑园就在爵版街13号。他为了给爵版街正名，特地编撰了一副嵌有“爵版”二字的嵌字联，由民国初年的著名学者兼书法家郑孝胥手书（另有一说是请辛亥革命元老、曾任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的蒲殿俊所书），刻在门前：“天爵乃尊，湛冥自贵；大版为业，传颂无穷。”
林思进
林思进（1873—1953） 字山腴，号清寂翁，成都客家人（祖籍福建长汀）。1903年中乡试举人，次年即东渡日本学习考察，1904年回国。经过朝考，授官内阁中书，不久即告假返乡，绝意仕途，全力从事文化教育事业；曾倡议创立四川省图书馆并自任馆长，先后在多所学校任教，桃李遍蜀中。特别是他作为一代硕儒出任华阳中学校长7年，使之成为“全川中学的矩范”，又一直身着长衫马褂手托水烟袋而在著名的教会学校华西大学执教20多年，更是传为佳话。1933年，他为华西大学写了校歌，其中有“东方有圣西方圣，大道一凿堪通”、“昭德方期四门辟，广乐岂限华风”等句，充分表明了他希望加速中外文化交流的美好愿望。他还主持纂修了著名的《华阳县志》（当时的成都市分为华阳与成都两县），成为今天研究成都地方史的最佳著作之一。他在我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上有很深造诣，一些研究者把民国时期蜀中国学的成就称之为“林龚向之学”，“林”即指林思进，“龚”指龚道耕，“向”指向楚。林思进又以诗作闻名全国，是与赵熙齐名的蜀中两大家。清末诗坛大家、陈寅恪先生之父陈三立曾经对林思进的诗作这样评价：“才思格律，入古甚深。五古几欲追二谢（按：指谢灵运和谢朓），七言直攀高、岑（按：指高适和岑参），洵杰出之作者。目前所知蜀中诗，似与香宋（按：指赵熙）异曲同工也。”故而陈寅恪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来到成都之后，特地于1944年人日（正月初七）在王仲镛、郭祝崧陪同下专门到爵版街拜望，以晚辈身份行跪拜大礼，并亲书一联相赠：“天下文章莫大乎是，一时贤士皆与之游。”1945年，来到华西大学任教的名满天下的著名学者吴宓，也曾经两次到霜柑园拜谒林思进。新中国成立以后，林思进出任四川文史馆副馆长。
诗文名满天下的林思进一生很少出版著述、发表论文，而且要求后辈对于发表作品应当极为审慎。这种态度对于蜀中学人有过不小影响。他对学生说过这样的话：“多读书，少发表；先读书，后发表。一辈子读书，终身不发表，无碍；最怕老来不读书，喜欢发表。不是发表，乃是发疯！”
整理本《清寂堂集》 袁庭栋提供
鼓楼洞街附鼓楼北街 鼓楼南街
在提督街以北，有好几条以鼓楼命名的街道，如鼓楼洞街、鼓楼南街、鼓楼北一街、鼓楼北二街、鼓楼北三街、鼓楼北四街等。
鼓楼在民间一般称为钟鼓楼，是古代每一个较大的城市几乎都有的官方建筑，楼上挂有钟鼓，早期用来在夜间报时，也就是现在在戏曲舞台上经常听到的更鼓，后来一般不再报时，只用在紧急时期鸣鼓敲钟以报警。成都的鼓楼建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也是有鼓有钟，清代重建，名为韵远楼。楼为两层，下层一端悬钟，一端架鼓。因为楼下砖砌的拱门有如城门的门洞（门洞北面有如下的对联：“二更三更五更，更更入耳，当归当出报时辰；男人女人老人，人人欢心，该睡该醒凭鼓声”），老百姓称之为鼓楼洞，所以这条街就叫作鼓楼洞街。对于原来范围只是在府河和南河之内的老成都来说，鼓楼既是报时报警的重要所在，又是当时的城市中心（我国古代城市在修建鼓楼时，为了有利于报时报警，往往都安排在市中心，这是古代城市布局的一种通例），正如清人《竹枝词》所写的：“鼓楼西望满城宽，鼓楼南望王城蟠。鼓楼东望人烟密，鼓楼北望号营盘（按：指康庄街，因为康庄街命名之前就叫营盘街）。”
20世纪20年代的鼓楼街 [法]杜满希提供
在没有战事与匪情的时候，城市之中报警的主要任务是报火警，所以鼓楼在清代也是全城消防救火的中心，也正如清人《竹枝词》所写的：“鼓楼两爆火声传，夜望红光昼望烟。此地从来防备水，麻钩林立万家连。”鼓楼报警功能一直保留到抗日战争时期。那时如果发现有日本侵略者的飞机来到成都地区，防空部门就要发布空袭警报，城内的人们就立即往城外跑，以躲避日军的轰炸，当时叫作“跑警报”。空袭警报的报警装置有两种，一是鸣笛，还有一个就是在市中心的鼓楼洞子上挂一个红灯笼（与此同时，四面的城楼上也同时挂红灯笼）。之所以不敲钟，是因为早在清末时这口古老的铜钟声音就已经不响亮了。
成都的鼓楼1953年被拆除，拆除时鼓已破烂，就没有保存下来。但是鼓楼上的铜钟初铸于唐代贞观四年（630），原来是在城西的万佛寺，清雍正年间根据岳钟琪的命令移来鼓楼，重达3.5吨，是一件重要文物，拆鼓楼时移交给了文殊院保管，现已不存。
鼓楼清真寺大殿 1939年 梁思成摄影
在成都的回族同胞中，对于著名的成都“清真十三寺”有这样两句话的评说：“皇城寺最大，鼓楼寺最早。”成都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鼓楼南街清真寺是成都历史上最早的一座清真寺，建于明初，清雍正年间重建，乾隆年间又进行了大规模的修葺，规模宏大，结构奇特，装饰精美，不仅是成都所有清真寺之冠，也是成都市内建筑水平最高的古建筑之一。抗日战争初期，梁思成领导的中国营造学社曾经对其详细考察，并由刘致平写成《成都清真寺并论战后建筑原则》一书。1941年遭受日军轰炸，大部分建筑被毁，仅有礼拜殿保存完好，其重檐工字形屋顶仍然为全国所罕见，是我国建筑技术史上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礼拜殿的正中原来挂有匾额一方，上刻明太祖朱元璋撰写的赞颂穆斯林的“百字圣号”，一般都称为“百字赞”。匾额现已不存，但是“百字赞”文字被回族同胞抄存，现在还可以见到。
鼓楼南街清真寺大殿中央藻井1939年 梁思成摄影
鼓楼清真寺礼拜堂1995年 王文相摄影
清代，鼓楼南街的主要店铺是“估衣业”，也就是今天的年轻人所难以理解的旧衣业。在过去，各种旧衣服的买卖是一个市场不小的行业，清末这条街上有大小估衣店27家，故而又被人们称为“衣铺街”。由于会府的估衣业发展得更加兴旺发达，这里到民国时代就不再以估衣为主业，改为了以“行架”即家具业为主业。
鼓楼南街上原来的142号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长期作为成都市公安局交通大队办公场所的“肇第”，建于1931年，原是川军旅长石肇武（有关介绍见“宽巷子”）的新公馆，是成都市内最有特色的公馆建筑之一。1933年石肇武在军阀混战中被李家钰部所杀，他的公馆被没收，成为当时的成都市政府所在地（民国时期的成都市政府先后设在岳府街、忠烈祠街，再迁鼓楼南街）。新中国成立以后，成都市政府迁出，改为交通大队的办公场所。“肇第”里面的建筑因为办公的需要而多有改建，但是砖砌的大门门楼长期完整地保留着，而且以其在建筑学上的价值而被评定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成都方言中称胡作非为为“肇”。在老成都人口中，有一个长期广为流行的歇后语叫“石肇武的公馆——肇的（第）”，就是由此而来。
鼓楼南街142号 20世纪90年代 韩国庆摄影
在清代和民国时期，成都陆续修建了一批官绅人家的公馆，是当时成都民居中的精品建筑。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很多公馆都被改建或者拆除，成为老成都人心中的历史记忆。“肇第”由于没有位于通衢大街之上，又长期作为交通大队的办公地点，所以得以保存，是众多公馆中保存到最后的一座著名公馆，1996年被列为青羊区文物保护单位。到2006年，因为城市建设的需要，“肇第”必须拆除。为了保护这一建筑遗产，有关部门把“肇第”的大门迁建于老成都文化集中的文殊坊片区的白云寺街，大多数建筑材料包括大门上面的匾额仍是过去“肇第”的原物。
一代名医蒲辅周家住暑袜北一街，但是他执业的医馆一直在鼓楼北四街。在医馆大门上，挂着一幅由病家赠送的著名的嵌名联：“医国重医人，先生是山中宰辅；救饥早救病，群众称世上伊周。”
蒲辅周
蒲辅周（1888—1975） 梓潼人，自幼承其医学世家的教育，18岁独立应诊，1934年到成都行医。他广收博采医学名家与民间医家之长，治病不分贫富，对穷苦者施以医药，特别是在1945年为扑灭成都小儿麻疹流行建立了奇功，迅速成为蜀中名医。新中国成立后奉调进京于北京中医研究院，又于1956年为扑灭河北与北京的乙型脑炎流行做出杰出的贡献。他曾经长期为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与国际著名友人治病，并任中医研究院副院长、国家科委中医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代表。
（四川省艺术研究院提供）
成都最著名的药房之一的庚鼎药房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开设在鼓楼北二街。“庚鼎”二字来自于开业于庚子年（1900）药王寿诞（夏历四月二十八）和三人鼎力合作之义，并铸有镀金铜鼎一座作为标志。药房所制作的“渴龙奔江丹”专治各种恶疮，远近驰名（成都市药界人士过去曾尽一切努力想攻克“渴龙奔江丹”的制作秘方，一直无功而返。新中国成立以后，秘方掌握者曹彬如也是先后分为三次才全部献给国家）。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成都中药材公司成品批发部，就是在庚鼎药房旧址上改建的。
鼓楼北一街原来有一家芙蓉亭茶社，开业于清光绪十八年（1892），是清末民初成都最著名的“书场”（即在茶楼之中的曲艺演出场所），而又以扬琴（过去称为“洋琴”，新中国成立之后才改称扬琴）最负盛名，曾经有“扬琴状元”之称的李联生（1887—1930，也写作莲生）和一代扬琴大师李德才都曾经长期在这里演唱，不知吸引了多少听琴人。《锦城旧事竹枝词》对此有如下记述：“不见芙蓉不见亭，无山无水有琴音。哀弦三哭吴江冷，满座唏嘘掩面听。”
成都庚鼎药房生产的成药散剂王大明提供
李德才（1903—1982） 成都人，自幼跟随盲艺人父亲李炳福学习扬琴，7岁即登台献艺而引起众人瞩目，10岁就开始演唱生涯，被时人称为“德娃子”，以至“德娃子”成了终身的艺名。他四处拜师学艺，长期在河边练嗓，并在前人“疙瘩腔”的基础之上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哈哈腔”。20多岁就闻名川西，其唱腔风格被称为“德派”。1935年，他与郭敬之等人到上海灌制了30几张唱片，畅销全国并远销东南亚，使四川曲艺第一次得到国内外的了解与赞誉，连著名京剧大师梅兰芳、程砚秋也极为称赞他的演唱。成都著名文士刘咸荥有诗赞道：“乐意熙熙春满台，愁云都为管弦开。胸中块垒消完后，不尽诗意笔底来。”新中国成立以后，作为无可争议的四川扬琴第一人，他荣获了全国第一届曲艺会演荣誉奖，并被选为全国文联委员、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1979年9月，四川省文联举办了“李德才舞台生活七十年纪念演出”。1981年，他以78岁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关于李德才扬琴演唱的魅力，曾经有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1946年夏天，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来到成都，他的专车从西御街经过时熄火，只好停下修车。他从车内听见街边的安澜茶社中传来一阵阵美妙的乐声，使他如痴如醉而不想离开，并向接待他的四川省主席张群提出一定要聆听这位音乐家的演唱，张群只得改变接待日程进行安排，以满足司徒雷登的要求。被司徒雷登所推崇的这位音乐家，就是李德才。
鼓楼北街 2003年 王晓庄摄影
民国时期著名川剧演员天籁出生并长期居住在鼓楼街。
天籁
天籁（1894—1946） 成都人，本名冯森，青年时期在北京学会了京剧，成为票友。1911年投身云南讲武堂，1915年参加讨袁战争，在泸州、纳溪战役中负伤。遂到成都定居。先是下海唱京剧，以后又学习川剧。1921年开始在少城公园的万春茶园当票友。1924年以“天籁”为艺名在总府街群仙茶园下海登台，以演唱川戏为业。由于他天生一副好嗓子，又有京剧基础，加之勤学苦练，不到几年就红遍全城。他把京剧韵味融入川剧胡琴与弹戏的“天派”唱腔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须生唱腔，他也被喻为“丝弦泰斗”。他独创的在唱腔中时哭时笑、时高时低、笑中有哭、哭中有笑的唱功，至今没有第二人能够完全掌握。他最红时一场戏的包银达到15个银圆，为全川第一。天籁也是旧社会川剧演员悲惨命运的一个典型。抗日战争时期成都最有名的川剧演出场所有三处，全都被军警头目所控制：春熙路“三益公”的老板是成都警备司令部谍查主任徐子昌，棉花街永乐剧院的老板是成都警备司令部情报处处长周国钦，布后街成都大戏院的老板是成都警察局侦缉队队长刘嘉兴。三家都要天籁去唱戏，他三家都不敢得罪，结果三家都得罪。由于过分劳累，他染上了鸦片烟瘾，嗓音也愈来愈差，不能再为三家老板卖命。1946年国民党高喊“戒烟救国”，还搞了个“六三禁烟节”。成都当局要杀鸡吓猴，就选上了既有知名度又无丝毫实力的天籁，打算在6月3日枪毙示众。天籁闻听这一消息，顿时吓成了打胡乱说的“天疯子”，成都当局也就没有对他动手，但是天籁已难以登台，没有了收入，靠当卖衣物养家治病。夏历6月13日，穷病交加的天籁死于永乐剧院前边的小院中。同行艺人大家捐助，才购得一口薄棺，将其葬于五桂桥曹家冲义地。
锦官驿街
合江亭以东的锦江北岸就是锦官驿街，过去十分重要的驿站锦官驿就设在这里。锦官驿街已经在旧城改造中被拆去大半，重建的锦官驿街已经不再是一条顺河而去的街道，而变成了一条围绕着一片新建筑的半圆形的街道。
在近代通信手段出现之前，我国长期使用的军政通信系统称为邮驿，就是在主要交通线上每隔一定距离（明清时期一般为60里）就设立一处馆舍，其中准备好食宿与车马船只，若干馆舍就组成一条驿道，各种政务军务公文和最重要的政务军务机要物资由专人沿驿道一站一站地往前传送，陆站用马，水站用船，在每站换马的陆站高速传送中，最快的速度一日一夜可达600里（按清代的记载，成都到北京是9天半，如果不要求高速，换马不换人也要18天至19天），发生战事时可达800里。但是这种高速驿递的使用办法有着严格规定，不能滥用。据周洵在《蜀海丛谈》中的回忆，“余在督幕先后七年，见用六百里者仅两次”。这种馆舍早期称为驿馆、驿铺、传舍、邮亭，元代以后多称为驿站（驿站、车站的“站”，是蒙古语“站赤”的简称），在清代则统一规定大者为驿，小者为站。清代从成都出发的四川省内陆路驿道有四条，东路通往巫山小桥驿与永宁（今叙永）赤水驿，起点是龙泉驿；南路通往越西驿与打箭炉（今康定）驿，起点是黄水河驿；西路通往汶川桃关驿，起点是郫筒驿；北路通往广元神宣驿，起点是锦官驿。例如从成都通往南路打箭炉的川藏驿道上的驿站与里程是：成都锦官驿—（90里）—新津武阳驿—（90里）—邛州来凤驿—（70里）—名山百丈驿—（70里）—雅安驿—（90里）—荥经驿—（90里）—汉源富林驿—（60里）—泥头驿—（80里）—沈村驿—（70里）—烹坝驿—（80里）—打箭炉驿。位于锦江码头边上的锦官驿不仅是成都最重要的通往京师的北路驿道的第一个驿站，也是发送四路公文的总的起点，在清初设有驿马40匹、马夫20人、杂役40人。成都往南还有水路驿站，第一个驿站是二江驿（在今中兴场附近）。
清宣统元年由驿站飞速传递的“火票” 袁庭栋提供
锦官驿作为一个驿站现在已不再存在，只留下了一个街名。但是每年桃花盛开的龙泉驿对于成都人来说是十分熟悉的。龙泉驿在今天是成都人从陆路向东的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不过在当年只是成都东大路上的一个普通驿站，其规模还不到锦官驿的一半，仅有驿马12匹、马夫6人。
锦官驿街 20世纪80年代 陈先敏摄影
锦官驿街居委会院门 1997年 王晓庄摄影
锦官驿街上原来的锦官驿小学，是陈毅元帅在成都读书的第一个学校。老的锦官驿小学已经被拆除，现在的锦官驿小学是向北迁移之后新建的。
1918年，由杨云龙等集资在本街开办了濯锦茶园，演出川剧。该园与警署有约，每年年终的腊月间进行募捐济贫演出，收入全部用于接济贫民。这一制度一直坚持到1927年茶园歇业为止。
民国时期成都著名的针灸世家蒲相澄、蒲英儒父子的针灸诊所就开在锦官驿街。著名中医何龙峰开办的“中医专门学校”（民国时期成都只开办过两所中医学校，另一所是李斯炽开办的“四川国医学院”，参见“兴禅寺街”）也在锦官驿街。
锦官驿民居 2003年 罗韵希摄影
锦官驿水井坊街区的老邻居搬迁之前的团拜 2003年大年三十 韩国庆摄影
沙河铺
自宋代以来，从邮驿系统中又分出了铺递系统，也称为铺司。早期的铺递系统与邮驿系统最大的不同是只负责公文传递而不管物资运输，其线路大多与驿道重合，也可以不走交通干线而走小道。到了清代则演变为邮驿系统全用马递，走大路，要求高速度；铺递系统用步卒，走小路，用于传递不能用马递传送的文件和不求速度的一般文件，是驿站的必要补充。成都东外的沙河铺、大面铺、界牌铺、山泉铺的“铺”，西外的安德铺、崇义铺的“铺”，就是这种铺递系统的遗存。只以成都近郊为例，今天已经不称为“铺”的一些地方如土桥、犀浦、天回镇、青羊宫、赛云台、斑竹园、苏坡桥，在清代都曾经是“铺”。
沙河铺是成都向东去的重要铺站，因为邻近沙河而得名，今天已经成了城东一大片地区的名称，以沙河铺命名的街道也有好几条。过去曾经长期把沙河铺写为沙河堡。在普通话和北方很多地区的语音中，“堡”字用作地名是读为“铺”的，可是在成都是从来不用“堡”字作地名的。在成都方言中，“堡”字也是没有“铺”这种读音的，虽然过去曾经长期把沙河铺写为沙河堡，年轻人也曾经读为沙河堡，可是老成都人却一直把这里叫为沙河铺，就是因为这里曾经是“铺”而不是“堡”，把这里叫沙河堡是错误的。
沙河铺中街 2003年 韩国庆摄影
四川师范大学、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四川林业科学院、塔子山公园和望江宾馆都位于沙河铺地区。沙河铺的菱角堰还有著名作家李劼人先生的故居菱窠，他的短篇小说《解放前夕一小镇》（后改名为《天快亮了》）就是以沙河铺为背景创作的。
四川师范学院校门 20世纪60年代 杨显峰提供
四川师范大学原名四川师范学院，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以川北大学为主体，并入了川东教育学院（原乡村建设学院）与原来四川大学、华西大学的部分专业，于1952年在南充组建的，而川北大学则是由抗日战争期间内迁到三台的东北大学的留川师生在1946年创建的，所以四川师范大学的校史是从1946年开始。1956年，四川师范学院由南充迁到成都沙河铺地区狮子山麓的新建校址。1964年，原成都大学（今西南财经大学）数理化三系并入。1985年更名为四川师范大学。发展到今天，四川师范大学已经拥有狮子山、东校区、成龙校区三个校区，成为四川省规模最大、学科门类最全的省属重点大学，全日制本专科学生近4万人，研究生近5000千人，同时还是四川省高校师资培训中心。
清宣统元年（1909），在当时的维新之风中，清政府在沙河铺以南创设了四川历史上第一个近代意义的农场，当时的名字就叫“第一农业试验场”，抗战时期扩建为四川农业改进所，这就是今天仍然设在这里的四川省农科院的前身。
四川省农业改进所大门 1943年 [英]李约瑟摄影 杨显峰提供
四川省农业改进所旁用石笼砌成的试验性堤堰 1943年 [英]李约瑟摄影 杨显峰提供
1944年在沙河铺研制的“研轰三”式轰炸机 杨显峰提供
1940年，当时的空军首脑机关航空委员会和空军指挥部迁到成都沙河铺，各下属部门则分布在城内外各处。在全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热浪之中，以航空研究院（设在距沙河铺不远的大面铺）院长黄光锐为主的一批技术人员决心在最简陋的条件下制造中国自己的飞机为抗战服务。经过艰苦的努力，先后生产出了教练机30架、滑翔机30架，其中大半是木质结构。最后，又造出了世界上第一架用四川特产竹子制作机身、机翼与副油箱的仿苏式轰炸机，而且在太平寺机场（当时是空军士官学校所在地）升上了天空。虽然飞行不久即因机械故障而坠毁，但这是在成都制造出来的第一架升上了天空的军用飞机，更是世界上第一架升上了天空的竹制飞机。据当事者回忆，是选用优质竹子的青篾片先涂上奶油，共用10层经过加奶胶层层叠压而成。这种竹制飞机后来未能在战场上使用，但是这种竹制副油箱曾经受到国外的青睐而被采用。
在下沙河铺街的原四川省林业科学院内，有民国时期著名人士谢持的墓。
谢持（1876—1939） 富顺人，清光绪秀才。1907年参加同盟会，一度担任成都地区同盟会的领导人，组织领导了未成功的成都起义。辛亥革命中参加重庆起义，出任重庆蜀军政府总务处长。1913年赴北京谋刺袁世凯，未能成功反遭逮捕，出狱后去往日本，在孙中山先生手下工作，曾任中华革命党总务部副部长兼四川主盟人、大元帅府代秘书长、中国国民党中央总部党务部长、中央党部全权代表。但是他反对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是国民党内右派西山会议派的首要代表。蒋介石执掌国民党大权之后，谢持虽然被选为中央常委，但是已经淡出权力中枢。1931年身患重病，以致半身不遂，只得长期在上海养病，但是一直呼吁团结抗日。1937年回川。1939年病故之后，国民政府明令以国葬之礼在成都外东岷江林场修建了墓园，由辛亥革命元老和著名学者向楚题写了墓碑。他的家乡自贡市将中心公园命名为慧生公园（谢持字慧生），即今天的彩灯公园。
谢持墓 2009年 袁庭栋摄影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原来的岷江林场建立了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所，后升级为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前几年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迁往星辉西路之后，研究实验中心等机构仍然还保留在下沙河铺街，所以谢持墓与墓碑也就一直保存在原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内，虽然墓园已败，但是至今仍然可以见到。
东较场街附西较场 南较场
所谓较场就是古代驻扎军队的营房和练兵演武的大操场，古代原本写作校场，清代也写作较场，而在成都和重庆都是写作较场。清代在重建成都城时，在成都城内的东北、东南、西南、西北四角都留下了空地，并逐步建成东、南、西、北四大较场。四大较场中，最大的是东较场，影响最大的是北较场，最小、最不重要的是南较场，所以清人《竹枝词》中说“三莲池分上中下，三较场分西北东”，把南较场忽略不计。
东较场位于今天猛追湾游泳池以东，原来紧靠旧城墙的东北角，北面和东面都是城墙，南面和西面也有围墙，面积400多亩，在清代是绿营即汉族军队演武操练的场所。因为面积大，也是四川总督每年会操、检阅军队的地方。此外，每年科举考试中的武科也在这里举行。清代中叶以后，旧式枪炮逐渐装备了军队，东较场中也就开辟了射击的靶场。清代末年，训练新军，东较场与城北的凤凰山就是新军的驻地。1910年，四川总督赵尔巽在这里开办了陆军讲武堂。另外，东较场还是清代华阳县处决死刑犯时砍头的刑场。不过，从全年的使用情况看来，整个东较场的使用率并不高，如果不是会操与武举时期，平时基本上处于闲置状态，于是也就成了市民们的公共休闲场所。例如今天已经见不到的端午节“掷果会”狂欢活动的中心就是在东较场。
清末在成都东较场内演习冲锋的士兵 杨显峰提供
清末在成都东较场进行训练的士兵 杨显峰提供
“掷果会”又称打李子，是成都人端午节的一项群体性的娱乐活动，它的起源时间目前还未见到记载。每逢端午这一天，四乡贩卖李子的小贩们纷纷入城，以青少年为主的众多市民们也纷纷购买在当时极为便宜的李子装在衣袋里，相互投掷李子作为取乐。李子个小，不易摔破，大多数都可以从地上拾起来投掷多次，口渴了、肚子饿了还可以解渴充饥，所以“掷果会”这种群体性的娱乐活动很受青少年的喜爱，其中心就在东较场，而在其周边的城墙上，则站满了看热闹的妇女与小孩（民间还有一种说法，说是妇女吃了这种李子就能生男孩儿，所以妇女们也以能吃到这种李子为乐）。正如时人的一首《竹枝词》所说：“较场撒李翠森森，衢巷遥传笑语声。”据记载，光绪二十一年（1895）的端午节这天，估计有六万之众的成都市民在东较场参加与观看“掷果会”。而就在这一天的下午，从东较场回家的市民在路过四圣祠街的教会医院时，因为一件小事与法国医生发生冲突，以致以此为导火线引发了著名的“成都教案”（介绍见“四圣祠街”）。清政府在镇压与平息了“成都教案”之后，遂宣布永远禁止端午节的“掷果会”活动。
成都历史上最杰出的一位表演艺术家魏长生在成都的住宅就在东较场街口。
魏长生（1744—1803） 金堂人，因为行三，一生中多被称为魏三。他在贫困的少年时期流浪到陕西，为求生计而投身同州梆子戏班学戏。自身的天赋加上环境的逼迫，使他以艺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练出了浑身技艺，10年之后即名动秦川，成为关中最著名的梆子旦角演员。乾隆三十九年（1774）率戏班入京，以经过改进的“西秦腔”（又称西琴腔）获得巨大成功。被时人称为“魏长生于甲午岁入都，名动京师，凡王公贵位，以至词垣粉署（按：指翰林院）无不倾掷缠头数千百，一时不得识交魏三者，无以为人”。日本著名学者青木正儿在《中国近世戏曲史》中更是评他为“旦色界辟一新纪元的天才，得写实之妙者”。五年后，魏长生再次入京，仍然是“观者如堵”。以后他南下当时的戏曲中心城市扬州，引得南方各省艺人纷纷前来观摩学习，他也被称为“花部泰斗”（按：当时把昆曲称为雅部，昆曲之外的所有其他戏曲形式称为花部），他所独创的“跷工”表演程式和“梳水头贴片子”的化装艺术一直影响到如今。乾隆五十七年（1792），他回到成都，居于东较场街。将成都的梨园公会会址选定在华兴正街，并在这里仿苏州梨园公会格局进行修建，就是在这时由他牵头完成的。因为在其中塑建了梨园祖师老郎神（按：即李冰或李二郎），故而成都人都称之为老郎庙。嘉庆五年（1800），魏长生第三次入京献艺，依然声容如旧，风韵弥佳。终因岁月不饶人，三年后累死在舞台之上。因为他曾经以绝代的技艺让乾隆的一位爱妃收为“义女”，并入宫向乾隆夫妇谢恩，故而民间对他有“皇姑”之称，他在家乡金堂县城厢镇绣水的坟墓一直被当地人称为“皇姑坟”。
发生在东较场的最著名的历史事件是1911年的“成都兵变”。
在保路运动的声威中，清王朝在四川的各级政府土崩瓦解，1911年11月27日成立了由立宪派为主的大汉四川军政府。由于当时各种政治力量并未统一，城内城外基本是组成保路同志军的各地哥老会和原来清政府的巡防军与新军的天下，以立宪派领袖蒲殿俊为首的军政府并无多少权威。12月8日，军政府决定在东较场举行阅兵式，到场的刚刚归顺军政府的原清政府的巡防军十三营与新军一营竟然公开在索要军饷的混乱之中全场哗变，军政府都督蒲殿俊、副都督朱庆澜等人被迫翻越城墙逃走。一万多哗变的乱兵在全城大肆抢劫，各银行、票号、清政府的藩库（也是军政府的银库）、各大商号、富室人家无一幸免，仅藩库银即损失356万两，入夜多处火光烛天，这就是成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成都兵变”。兵变的结果是四川军政府垮台，以原四川军政府军事部长、原清政府的四川陆军小学总办尹昌衡为首的新四川军政府建立。
这次兵变还留给四川一个新的词汇，就是“打启发”。因为当天的兵变是由尚在阴谋复辟的清政府前四川总督赵尔丰事先策划的，已经确定了当天哗变之后的联络口令是“启发”，于是当天哗变的乱兵们就不断喊着“启发”的口令进行联络和抢劫，成都市民一听到“启发”二字就知道四处抢劫的乱兵来了，于是就把抢劫的行为叫作“打启发”。这一称呼很快传遍全省，从此以后，在四川各地，都把抢劫行为称为“打启发”。
民国时期，东较场长期被不同建制的军队与军事单位占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是联合勤务司令部的驻地。新中国成立前夕，原国民党军队中一些军官决定组织起义，迎接解放，曾经成立了成都城防司令部，也是设立在东较场内。这里也是附近学校举办运动会的大操场和市民们的公众休闲场所。清人《竹枝词》曾经这样写道：“两会大操东较场，风筝放过又乘凉。茶瓜买向平芜坐，演武厅前话夕阳。”
抗日战争以前，成都没有飞机场。由于东较场面积大，南北长度超过600米，1933年5月26日（一作6月1日），中国航空公司使用小型的史汀生型邮政飞机“蚌埠”号试航沪蓉航线渝蓉段时，曾经试行在此降落成功，这是成都历史上使用的第一架民用飞机，也是在城区范围内降落过的唯一一架固定翼飞机。成都市的天空出现飞机的最早时间是在1915年，当时的北洋政府为了给在四川的北洋将领陈宧助威，运来了两架小型军用飞机在成都组装。其中的一架于9月2日在西较场做第一次飞行表演时就出事故而摔坏，另一架于9月16日在成都最早的简易机场凤凰山起飞成功，曾经飞临成都以及新都、灌县、温江、双流上空进行展示，向下撒过五颜六色的小纸条。这以后直到抗日战争期间一批新机场建成之前，成都所使用的机场一直就是凤凰山机场。成都历史上有飞机投弹始于1932年军阀混战时，刘湘的二十一军的军用飞机曾经向刘文辉二十四军驻守的成都投下了两枚小型炸弹，一枚投在拱背桥的造币厂内，一枚投在西二道街。
东较场街的文化碑 2009年 苟世建摄影
新中国成立以后，东较场仍然一直是军队用地，近年来这里已经逐渐转为民用，盖起了多幢住宅大楼，但是从这些大楼的“长城锦苑”、“君需苑”的名字来看，仍然还保留着长期以来与军队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东较场街原来是东较场西墙外的便道，民国时期就用作了街名，现在已经成了一条大街，而且向南通过了今天的新华大道。
西较场在今天的通惠门路，清代在满城的西南角，是八旗兵丁进行操练的地方。民国时期一直是军队驻地，军阀混战时也就是战场，1917年川军刘存厚部与黔军戴戡部作战时，刘部曾经在西较场的城墙上架炮轰击皇城坝的黔军，造成了居民与房屋的巨大损失。西较场在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是成都军区后勤部（今联勤部）的驻地。
西较场 1905年 [日]山川早水摄影 刘永禄提供
清初规划的南较场在城内的东南部位，在光绪五年（1879）成都地图上的下莲池以东、金河以南地区都还标有“南较场”三字，但是这里的南较场并未建成。一直到了清末才在城内的西南部建了一个规模与面积都不大、而且与西较场相邻的南较场，实际上并未起到较场的作用，那里对成都文化最重要的作用是开办了著名的尊经书院。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南较场旧址修建了成都军区被服厂，即502厂，现在已经成为一片住宅区。
北较场西路附北较场后街
今天的成都军区领导机关驻地在清代为北较场，其北面是今天的武都路。而在北较场的西面，近年间新开辟了一条东城根街的北延线，南部的一大段被命名为万和路，北部的一大段都是沿北较场的西面走，所以就命名为北较场西路，成为今天还以北较场命名的唯一的一条街道。
北较场在清代前期原本是练兵习武之地，还修建有演武厅。清代中叶以后基本荒废，除了豫丰仓等几处官府的粮仓之外，大部分地区成了菜园竹林。加之这里又是清代成都县处决死刑犯时砍头的刑场，所以如果不是武科考试之期，少有人行。当时的《竹枝词》写道：“北较场考武举人，文殊院侧武棚邻。闲时芳草行刑处，秋夜萤飞讶鬼磷。”
清代末年，设立并训练新军。光绪二十三年（1897），四川总督鹿传霖在这里开办四川武备学堂预备学堂，这是四川近代历史上第一所军事学校。光绪二十九年（1903），四川总督岑春煊将昭忠祠街的四川武备学堂迁至北较场（所以北较场在当年还有武备街、武备前街等小街）。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川总督锡良在这里开办四川陆军小学堂。光绪三十三年（1907），四川总督赵尔巽在这里开办了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四川陆军测绘学堂。1911年，四川军政府都督尹昌衡又在这里开办了四川陆军军官学校。这以后，还开办过四川军官速成学堂和陆军讲武堂。这些学校为近代的四川军界培养了大批人才，川军大多数军官，包括一些著名的军阀都是从这些学校毕业，并形成了若干派系，如以武备学堂师生尹昌衡、胡景伊、周骏、刘存厚等为核心的“武备系”，以四川陆军小学堂毕业生和陆军小学堂毕业之后又到保定军官学校读书的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等为核心的“保定系”，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毕业的刘湘、杨森、唐式遵、潘文华、王瓒绪等为核心的“速成系”，以四川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李家钰、罗泽洲等为核心的“军官系”，都是民国时期四川军政舞台上最重要的历史人物。可以说，北较场是四川现代史上众多军政领袖的摇篮。
1905年，在当时废科举、兴学校，并在很多方面都向日本学习的浪潮之中，在北较场举办了四川省历史上的第一次运动会。参加竞赛的有四川高等学堂、四川武备学堂等40多所学校，共有运动员3508人，比赛的主要项目是团体操和赛跑（那时还按日本习惯叫竞走）。三年后又在南较场举行了第二次运动会（当时叫四川省大运会），情况与上一次基本相似。直到1925年在西较场举办的第三次运动会（当时叫四川省运动会），情况才有所改变，有了球类、田径、体操、武术等比较全面的项目，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近代体育运动会。
1935年，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为了打破四川军阀完全统治四川的局面，决定在成都建立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也就是过去的黄埔军校，此时总校已迁南京，广州的黄埔军校只是分校）成都分校，并将建校地址选在了北较场。1935年11月，学校正式成立，其范围比清代的北较场要大得多（建成之后的军校面积是民国初年北较场的五倍），武担山一片地区就是这时扩大进来的，并在其四周原有街巷的基础之上改建了黄埔路、白下路、洛阳路、江汉路、昆明路五条街道，1938年军校全部建成。由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南京本部也于1937年11月迁到成都，北较场也就被称为中央军校。此后的十多年中，这里一直是蒋介石集团在成都最重要的据点，所培养的学员正科班从14期到23期（北较场的中央军校最后一期学员如果按已毕业者算，只有于1948年冬天从各地入学、1949年12月毕业的23期；另有在1949年10月才入学的24期，因为很快就垮台了，所以未计算在内），还有高等教育班5期，毕业生总数超过万人，学校的建筑规模也愈来愈大，在西较场、东较场、南较场中，甚至在青羊宫、草堂寺、宝光寺中都曾经分设兵营或家属区。如果要算办学时间，成都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超过广州和南京。1949年底，蒋介石来到成都布置在大陆的最后顽抗，就是住在北较场中的“黄埔楼”（这座三层小楼已于1994年拆除）。1949年12月13日深夜11时，蒋介石就是从北较场出发去新津机场（有不少文章都说蒋介石是12月10日从凤凰山机场离开成都的，此说不确），离开大陆逃往台湾，从此再也没有踏上过祖国大陆的土地。成都解放时，中央军校总共还有师生及勤务团、教导团、游击干部训练班等人员四万多人（并不全部住北较场，有少数住在西较场、皇城等地），绝大部分都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之下宣布起义。
四川第一次运动会 1905年 杨显峰提供
蒋介石在北较场向中央军校学员训话 杨显峰提供
20世纪40年代的北较场中央军校二门 王大明提供
北较场内的“黄埔楼” 刘永禄提供
武担山上的石镜 1905年[日]山川早水作 刘永禄提供
北较场中有一座小山（只是一个较大的土丘）叫武担山，相传是古蜀王国时期开明王妃的墓葬，是五丁力士从武都担来的土垒成，所以也叫“五担山”，山上有著名的石镜，据《太平寰宇记》所载，是“厚五寸，径五尺，莹澈可鉴”，很有可能是古蜀时期大石文化的遗物。从唐宋以来这里就是成都市凭吊古迹的重要场所，杜甫曾经有《石镜》一诗写道：“蜀王将此镜，送死置空山。冥冥怜香骨，提携近玉颜。众妃无复叹，千骑亦虚还。独有伤心石，埋轮月宇间。”唐宋时期，这里还有过一座佛寺叫咒土寺，而且规模不小，唐代诗人姚合在《武担山寺》诗中形容：“开阁锦城中，余闲访梵宫。九层连画景，万象写秋空。天半将身到，江长与海通。提携出尘土，曾是穆清风。”据曾经在北较场基建工地做过考古调查的同志回忆，武担山是由从外地（极有可能是从北门外）运来的黄色黏土经过夯筑而成，肯定是人工所造。原中央军校建成之后，就在山上修建了七层的砖砌瞭望塔，过去可以见到的圆形的石镜也就被埋入了地下。加之自清代以来北较场长期是军事用地，多年来作为发思古之幽情的武担山也就逐渐被人们所遗忘了。但是过去这里却是成都城内唯一的一座“山”，正如清代的《竹枝词》所写：“城里登山只此山，五丁担处葬花颜。武都土盖成都土，石镜松篁土两般。”
20世纪90年代初的武担山 杨显峰提供
武担山至今仍然被成都历史文化的研究者所关注，因为它是从古到今一直有文献记载的一座小山，所以是研究成都历史地理的一个定位的标志点，可以说是一个最重要的标志点。
前卫街
在红星路四段的西边，与王家坝街相对的地方过去还有一条前卫街，在新建锦兴路之后，成为锦兴路最东的一段，前卫街不再存在。
前卫街的名字一听就知道和军队有关，其来源是在明代。明代的军事编制是卫所制。“卫”既是指一个防区（一般是几个府州的行政区域，在非战争时期还有不小的屯田任务），也指驻于这个防区的军队，大约有5000多士兵，军籍都是世袭的。明代一个省（明代不叫省，叫布政使司）的军事指挥机关叫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四川都司之下辖有好几个卫，其中成都前卫的驻地就在今天的前卫街，前卫街也就以此得名。由于前卫不是清代的名字，所以清代与民国时期的人就容易产生误解，曾经一度把前卫街误称为蔷薇街。
在原来的前卫街也就是今天的锦兴路东头，至今还有一个为四川省军区使用的已经不完整的大院，这就是清代著名武将杨遇春在成都的故宅之一，过去一直称为“宫保府”（杨遇春在成都市内有四处住宅，另三处在三圣街、文庙前街与国学巷）。
前卫街一大院 1989年 周孟棋摄影
杨遇春（1759—1837） 成都崇州人，中武举后入伍从军，随四川总督福康安先后征战甘肃、台湾等地，因武功逐渐提拔，官居陕甘总督，成为清朝的一代名将。他曾经在抗击英国殖民主义支持下的廓尔克入侵西藏的战事中、在平定英国殖民主义支持下的张格尔南疆叛乱的战事中立下赫赫战功。他经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身经大小战事数百次，却无一次负伤，被称为古代军事史上少见的“福将”。嘉庆二十五年（1820）授太子少保，道光七年（1827）晋升太子太保，后封一等昭勇侯，道光十七年（1837）在成都病逝后晋封太子太傅。道光帝曾经赐诗于他，称他“官兼文武真难遘，志笃廉明永不更”。杨遇春是与岳钟琪齐名的明清两朝四川最著名的武将，也是清代四川除岳钟琪之外功勋最大、官阶最高的武将。在整个清代，除了清初降清的明朝大将吴三桂、孔有德、尚可喜、耿精忠、孙可望五人封王爵之外，武将的受封机会极少。就连号称有中兴之伟业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也只是分别被封为一等侯、二等侯和一等伯，杨遇春能以军功被封为一等侯，是清代汉族将领中罕见的殊荣。
杨遇春所以被世人称为杨“宫保”而不是称为杨侯爷，是源于在清代官场中的一种习惯性的尊称。在我国古代长期有一种被称为“公孤”系列的地位极高却又完全是荣誉性的虚衔，就是以皇帝的师傅或太子的师傅为名的官衔，从唐代到清代基本固定为12种，按从高到低的次序为太师、太傅、太保、少师、少傅、少保、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授予这种官衔的官员都是功高爵显的元老重臣，并没有具体事务，更不会真正去给皇帝或太子上课，完全是一种荣誉性的虚衔。清朝在康熙之后就不再立太子，也就是说再也没有太子了，可是这类与太子有关的六种虚衔仍然继续使用，而且较多次地使用，当时通称为“宫衔”。凡是授予“宫衔”者世人均尊称为“宫保”，所以杨遇春就是这样被称为了杨宫保，他的府第也就被称为宫保府。还有一位担任过四川总督的丁宝桢丁宫保，他家中的一道名菜传到了社会上很受欢迎，成为川菜中的经典菜品，这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宫保鸡丁”。如果了解了“宫保鸡丁”这道菜的来历，就不会误写为“公爆鸡丁”了。
杨遇春在前卫街的宫保府是道光十年（1830）杨遇春的长子杨国佐从安姓人家购得之后改建为杨遇春养老用的。杨遇春于道光十五年（1835）告老还乡之后，就住在这里，两年之后病逝（杨遇春死后的埋葬之地在今天崇州白塔湖的杨侯岛，岛上有杨遇春的塑像，乃是崇州的旅游胜地）。这座宫保府原来占地16亩，有房屋108间，内部还有演武场。新中国成立以后是四川省军区后勤部招待所驻地。由于多年来里面不断地有所改建，面貌已经变化很大，但却是今天在成都城区还能见到的唯一一座当年宫保府旧址。由于原来宫保府中的花园与果园都比较大，所以这条街又曾经被称为果子园，这个宫保府在清代后期也曾经被列名于当时的“成都四大花园”之一（另三处是忠烈祠街的可园、方池街的大夫第、正通顺街的李府）。
前卫街至今尚存的宫保府中的古树2009年 韩国庆摄影
崇州宫保府庭院 20世纪90年代 周晓野摄影
在杨遇春的家乡崇州南街上还有一座宫保府，原来本是崇州的江源书院。道光十三年（1833），崇州的地方官进行了大规模的重建，目的也是为了让杨遇春回乡养老。这座宫保府有大小13个院落，还专门建有宫保府所需的接旨厅、旗杆院，是成都地区最完整、最漂亮的官府建筑群。新中国成立以后这里曾长期是县委招待所。由于崇州进行城市改造，1999年对这座宫保府进行了迁建，并布置陈列为崇州博物馆，其中有杨遇春宫保府陈列室、《华阳国志》纪念馆（著名的《华阳国志》的作者常璩是崇州人）和崇州出土文物精品馆，永远供人们参观。
教练所街
在红星路四段东边，穿过王家坝街，原来有教练所街、教练所前街和教练所后街，老成都一般都把这里称为“教练公所”。
教练公所旧城墙残部 2009年 袁庭栋摄影
清末推行新政，仿日本警察制度在全国设立警察。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四川巡警道周善培在帘官公所街成立了四川省警察总局。为了培养训练警察，又在这里开办巡警教练所。巡警教练所开办的时间很短，民国时期基本上又成了空地，老百姓就在这一片地区逐渐修房。由于这一片地区地势低，土壤潮湿，紧邻的城墙在民国时期又已经不再起作用，于是老百姓除了在平地上修房也在城墙上面修房，所以教练所后街的很长一段实际上就建在了城墙的基础上面，是成都所有街道中很有特色的一段街道，以致在成都市公安局20世纪50年代所编印的《成都市街道索引手册》（笔者所见到的有1953年、1954年、1957年三种版本）中列出的街道有“教练所城墙上”和“教练所城墙下”两条街道，这对于今天的读者是会感到十分不解的。教练所街的城墙近年已被拆除，但是至今在下莲池街东侧的居民院中还保留有一段虽然很短却很完整的城墙，可以供人参观。
大福建营巷附小福建营巷
在西玉龙街北面的高楼之间有两条小巷，分别叫大福建营巷和小福建营巷。清代前期，曾经从福建调来一支军队，驻于成都，驻地就在这一片地区，老百姓就把这一地区叫作福建营，福建营中的两条小巷就叫大福建营巷和小福建营巷。
西玉龙街在清末与民国时期是一条文化气息较重的街道，街背后的小福建营巷中，曾经有多位著名文化人在此居住，如著名学者龚道耕的祖宅蘧园（俗称龚家花园）在这里，著名学者彭芸生的住宅和他开办的敬业书院在这里，著名史学家李思纯的住宅在这里，国立四川大学首任校长王兆荣的私宅在这里，著名诗人吴芳吉在成都时期的住宅也在这里。
龚道耕（1876—1941） 成都人，前清举人，追求新学，终身以兴学育人为己任。从清末参加四川学务处工作以后，先是助父亲开办成都县小学，以后先后任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成都县立中学校校长、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成都师范大学代理校长。1929年以后不再任校长，仍然在四川大学、华西大学任教，1940年被当时的教育部聘为部聘教授，是四川最著名的教育家之一，真可谓桃李遍蜀中。他同时也是一位有成就的学者，一生有著述80余种，被称为一代经学大师，还曾主持《成都县志》的编纂，惜因病逝而未能完稿。
光绪三十年（1904）的一天，在龚家花园之中，在当时维新思潮的鼓动之下，加拿大朋友启尔德的夫人和立得乐的夫人向一批思想比较开放的成都女性大力宣传缠脚的坏处，力劝妇女界大胆放脚。宣传的结果，是在这里成立了成都第一个“天脚会”，这也应当是近代成都的第一个妇女组织。“天脚会”为妇女放脚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编写印发了10万张《勿缠脚歌》，在成都影响很大，连四川总督岑春煊也发布了劝喻女子放脚的白话示喻。从此以后，成都乃至全川的妇女逐渐放脚，逐步结束了几百年来强制女性缠脚的罪恶行径。
王兆荣（1887—1968） 秀山人，1907年东渡日本留学，曾组织“丙辰学社”，出任“留日学生救国团”干事长。1918年回国，创办《救国日报》，先后任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教务长、安徽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学艺大学校长、中国公学总务长。1931年，成都师范大学、成都大学、四川大学三校合并成立国立四川大学，成为全国13所国立大学之一，这在当时的四川文教界堪称头等大事。经张澜推荐，当时的国民政府行政院于次年任命王兆荣为首任校长。他到任以后，为仍然处于军阀混战之中的极为不利的环境之下改善办学条件、保护学校与师生的安全、提高教学质量，付出了大量心血，也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以下事迹一直在老成都人的口中流传：四川军阀混战时期，对成都破坏最大的1932年的“二刘之战”中，四川大学校本部所在的皇城一带成为双方展开巷战的主战场。11月16日，王兆荣与文学院院长、著名学者向楚一道冒着枪林弹雨出入战场与交战双方交涉，终于让双方在次日上午停火半小时，使被困校中的师生得以安全转移。1935年8月，迫于军阀的压力，王兆荣辞去四川大学校长职务。以后曾任私立成华大学校长、川北大学代理校长。新中国成立以后，曾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副主任、民革成都市委副主任委员、四川省中苏友好协会副总干事。
吴芳吉
吴芳吉（1896—1932） 江津人，3岁读《诗经》，5岁读《尚书》，10岁吟诗作画，13岁写成《读外交失败史书后》的3000字长文印发全县，是闻名乡里的“神童”。1910年被清华留美预备学堂录取，因为抗议美籍教师辱骂同学并拒不悔过，离校返乡，一边在各地学校执教（在四川，他曾任成都大学中文系主任、四川大学教授、江津中学校长，筹建重庆大学），一边奋力以诗歌创作为民疾呼，正如他在《戊午元旦试笔》中所说：“三日不书民疾苦，文章辜负苍生多。”著名的《白屋吴生诗稿》就是1926年在成都大学任教时出版的，他也因之被后人称为“白屋诗人”。他的长诗《婉容词》被誉为近现代文学史上最成功的作品之一（改革开放之后，《星星》诗刊曾经重新发表）。1932年4月，他在重庆为公众朗诵为歌颂十九路军抗击日寇而创作的《巴人歌》，当场晕倒在讲台之上。5月9日病逝，年方36岁。吴芳吉在成都只生活了几年，但是他笔下对成都的描绘却一直被后人视为最优美的佳句，例如这两首《竹枝词》：“成都富庶小巴黎，花会年年二月期。艇子打从竹里过，茶亭长傍柳阴低。”“夕阳处处闻歌管，芳径人人赛锦衣。城阙连宵都不禁，骑驴更醉草堂西。”
马镇街
在红星路一段的西边，列五中学所在的那条小街叫马镇街，它东接蓥华寺街，西接小关庙街，街上最重要的建筑是列五中学，这是成都所有学校中唯一一所以革命先烈的名字命名的学校。
列五中学的前身是始建于1904年的叙府公立中学堂。“叙”指清代的叙州府，也就是今天的宜宾市，因为这所中学是当年叙府各县在成都的同乡集资开办的学校，所以校名为叙府公立中学堂。辛亥革命后改名为叙属联合县立旅省中学堂，成都人都简称为叙属联中（1939年—1946年迁至郫县唐昌镇城隍庙办学）。1944年为了纪念叙属联中的创办人张培爵，正式更名为列五中学。辛亥革命以前四川同盟会的很多重要会议都曾经在这里召开，革命文件与武器弹药也往往存放在这里，著名革命前辈吴玉章曾在学校任职，很多学生都成为革命军人（例如曾任同盟会京津分会军事部长、孙中山大元帅府参军长、国民政府参军长的吕超就是该校的学生），所以这里应当是成都近代革命史上的一个值得重视的纪念地。新中国成立以后统一编号为成都第五中学。改革开放以后，恢复列五中学旧名。
1955年成都列五中学初七班全体师生留影 成都列五中学提供
张培爵
张培爵（1876—1915） 字列五，荣昌人，1905年任旅省叙属同乡会会长，与叙属同乡创办叙属联中。1906年参加同盟会，并以叙属联中为据点开展反清革命活动，曾参与策划成都起义和泸叙起义。1909年与杨庶堪、朱之洪、黄方、谢持、熊克武等组织“乙酉学社”，成为四川同盟会的核心。1910年赴重庆，成为同盟会重庆支部负责人，继续进行革命活动。武昌起义爆发后，张培爵与其他革命党人率敢死队夺取了重庆政权，宣布重庆独立，被推为蜀军政府都督。重庆的蜀军政府与成都的四川军政府合并后，任四川都督府副都督。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篡夺之后，他多次拒绝了袁世凯的利诱，拒不与袁合作而与孙中山合作，积极进行反袁活动。1915年1月被袁世凯抓捕，3月4日于北京狱中被害。1935年，国民政府在荣昌为烈士举行了公葬典礼，重庆市当局在重庆炮台街（今沧白路）树立张烈士培爵纪念碑。在今天列五中学的校园内，塑有张培爵的半身铜像。
自辛亥革命以来，四川军政界上层人士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热心教育事业，投入巨资开办了不少的学校，张培爵创办叙属联中应当是这股风气之中的开山祖师。自此以后，如夏之时在包家巷创办锦江公学，孙震在宁夏街创办树德学校，杨森在正府街创办天府中学，刘文辉在东胜街创办建国中学，张志和与陈离等人在西胜街创办协进中学，向传义在原锦江街创办蜀华中学，曾南夫在青龙街创办南薰中学，刘文彩在安仁创办文彩中学等。
马镇街得名于原来设在街中的马政司衙门。我国自宋代开始，正式由官府管理茶马贸易，把内地（主要是川西地区）出产的茶叶（这种茶叶比内地所用的茶叶要粗放一些，要经过熬煮之后才能食用，一般称为边茶，又因为都是压制为砖的形状，人们也称为砖茶）运往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出卖之后又买回马匹运往内地，作为军政用马。这种茶马贸易长期保持，成为当时官府的一项重要职责，而成都也就成为千百年来茶马贸易的主要管理中心，而成都郊县也就成了边茶的生产中心和茶马古道的起点。在今天，从成都经雅安通向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茶马古道已经成为新时期文化旅游的一条热线。马镇街从宋代以来就是四川地区管理马政的衙门所在地，曾经名为马务街、马政街，清代名为马镇街，有可能是同音的误写，也可能是由于街道之上人马繁杂，有如市镇。马政司官衙的旧址，就在今天的列五中学。
马镇街 2002年 赖武摄影
清代马镇街上建有孔氏宗祠，是目前笔者所知的成都城区唯一一家可以与曲阜孔氏后裔家谱续谱的孔氏祠堂。遗憾的是这家祠堂的家谱已经在“文革”中被毁掉，只知目前成都这一孔氏支派的最小班辈是“祥”字辈与“令”字辈。
曲阜孔子后裔在古代被称为“圣裔”，经多年繁衍而形成若干支派，但是在元末经孔子第54代孙孔思晦确定行派并经明太祖朱元璋颁赐天下之后，所有孔氏后裔均按行派（行派在四川一般又称为班辈，孔氏的行派在明初以后又续过两次）命名。从清代到现在的行派是“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据2009年的调查资料，目前在全国最高的行派是第67代“毓”字辈，最低的是第83代“念”字辈。据孔氏后裔的统计，目前在全国各地的孔氏后裔（按我国古代宗法的传统习惯是以男系计算）共有200万左右。
马道街
马道就是可以跑马射箭的道路。清初在满城之外的东、南、北三方的城墙之内辟有专门的六条马道，供绿营兵丁练习跑马射箭之用。这些马道后来多形成了街道，所以成都也就有过好几条名叫马道街的街道。
马道街原来在平安桥街以南、西华门街以北，近年来将以上三条街加宽取直，合并为一条街，统名为西华门街。这条马道街位于清代的贡院以西，当贡院举行科举考试的乡试时这里就是试场的马道，同时也是清代前期满城内的八旗兵丁使用的马道，所以得名马道街。
1889年，天主教传教士在原马道街75号设立了施药室，1903年扩建为圣修医院，由玛利亚方济各会女修会管理。1910年再次扩建，有病房104间，病床280张，是当时成都的一家重要医院，尤以外科手术见长，在抗战时期的大轰炸中，是政府列名的抢救伤员的重点医院。新中国成立以后，医院由西南铁路工程局接收，改名成都铁路医院，就是今天位于二环路北二段的成都铁路中心医院（成都大学附属医院）的前身。
1938年3月8日，我国第一所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特殊教育学校“私立明声聋哑学校”在马道街19号开校。这所学校的创办者与主持人是我国著名的特殊教育家罗蜀芳。
南马道街 2001年 赖武摄影
罗蜀芳（1906—1994） 成都人，1930年考入北京朝阳大学，原本学的是法律，可是当她在二年级时接触到特殊教育这一在当时极为罕见的教育领域之后，就决心把一生献给特殊教育事业，为中国40万盲聋哑人（这是当时的粗略估计数）服务。1932年，她来到山东烟台的启喑学校学习。这所学校是美国传教士米尔斯于1887年创办的，是当时我国唯一的一所特殊教育学校，并设有培养师资的启喑聋哑师资学校。可是，从入学到两年之后毕业，启喑聋哑师资学校就只有罗蜀芳一个学生。成都当时也有一所特殊教育学校，是由美国传教士夏时雨1922年创办的中西慈善盲哑学校，先办在王家坝，后搬昭忠祠。由于办学条件太差，此时已到了没有校长的地步，年届65岁的夏时雨力邀罗蜀芳回乡接办。1933年，罗蜀芳回到家乡，接办了中西慈善盲哑学校（以后改名为成都基督教会盲哑学校，又名私立盲哑学校）。与此同时，她又想方设法筹办了中国人自己的私立明声聋哑学校，尽管开校时只有4个学生。经过5次迁校，4次搬家，艰苦异常，再加上抗战期间的大轰炸，学校一直维持了下来。有的专家称她是“民国成都的女武训”。1943年，她又开办了第一所由中国人自己开办的盲哑师资培训班，在几年间培养出了80多个特殊教育的专业人才。新中国成立之后，她将私立明声聋哑学校和成都基督教会盲哑学校献给国家，合并改建为成都盲哑学校，由她担任校长。经过多年的发展，就是今天设在一环路北一段的成都特殊教育学校。罗蜀芳在晚年还从事著述，为后人留下了《怎么样管理盲哑学校》《如何与聋哑儿童建立感情》《四川聋哑人扫盲识字课本》等著作。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中共中央决定重建四川省工委，派当时在延安的邹凤平和廖志高到成都担任正副书记。1937年12月，他们到达成都，就在马道街的天主堂隔壁租下了一个小院，将四川省工委机关设在了这里。这个机关工作到1938年底才结束。
成都过去被称为马道的街道较多，例如：
在今天的东门大桥两侧，过去在城墙内有较长的马道，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那里都还有北马道街与南马道街。20世纪50年代末城墙拆除之后，这两条马道街一同消失。
北门大桥两侧，过去在城墙内也有较长的马道，一直到今天，那里都还有东马道街与西马道街。例如人们比较熟悉的四川建筑设计院就位于东马道街。
下面要介绍的西都街与东都街也曾经叫作西马道街与东马道街。
西都街附东都街
在南门大桥的两侧，下南大街的两边，过去在城墙内也有较长的马道，清代后期正式命名为东马道街和西马道街。因为与成都城内另外的东马道街和西马道街重名，所以在民国时期就把西马道街改名为西都街，新中国成立之后，东马道街又被改名为东都街。不过在附近居民的口中，一直把这两条街习惯性地称为东马道街和西马道街，以至于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仍然可以见到把这两条街写为东马道街和西马道街的地图。
西都街和东都街已经在城市改造之中被拆除。
中道街附中道后街 中道西巷
在今天的武成大街以北、天涯石北街以东，有一条小街叫中道街，在其附近还有更小的中道后街和中道西巷。按照常理，既然名为“中道”，就应当还有东道和西道，可是在附近却找不到任何东道或西道的痕迹，这是为什么呢？这条街原本是在东较场外面的马道南侧修建的街道，而清代成都城内有好几条分布在东南西北的马道街，为了与其他的马道街相区别，所以就命名为中道街。严格来说，中道街应当是中马道街的简称。
中道街 2001年 赖武摄影
江汉路附洛阳路 昆明路 白下路
在北较场的南边，是作为新华大道一段的江汉路，江汉路的东口有洛阳路，西口有昆明路，洛阳路的北口又有白下路。
成都的街名中很少有用我国其他大城市的名字命名的，可是在这里却集中了好几处：除了洛阳与昆明，江汉在这里是武汉的代称，白下则是南京的古称（南京市北金川门外原有白下城，今有白下亭，公元626—635年南京称为白下县），这里是作为南京的代称。这是为什么呢？
1935年，国民党政府为了打破四川军阀完全统治四川的局面，决定要在成都建立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成都分校，建校地址选在了北较场，遂将一大片地区划入了军事禁区，将居民全部迁出，并将军校范围内及相邻地区的几条小街都重新命名。原来的观音堂街改名为黄埔路（就是今天从成都军区南大门进去到过去军校大门之间的主干道），原来的苦竹林街改名为江汉路，原来的丰豫仓街改为昆明路，原来的仁风里街（清代曾经名叫武担山街、武备前街）改为洛阳路，原来的武备街（又名止戈里）改为白下路。命名的方法是选择当时黄埔军校在各地设校的所在城市来命名，即南京总校所在的南京，武汉分校所在的武汉，洛阳分校所在的洛阳，昆明分校所在的昆明。
江汉路、洛阳路、昆明路、白下路的名称与军事或兵营有关，前面介绍过的宁夏街、大小福建营巷也是与军事或兵营有关，所以我们可以说，成都以我国其他大城市的名称为街名的街道基本上是与军事或兵营有关。之所以说基本上，是因为还有两条街是与军事或兵营无关，这就是金陵路与西安路。这其中的由来请参见金陵路与西安路部分。
昆明路 1994年 赖武摄影
白下路的前身既叫作武备街，又叫作止戈里。一条街同时有两个名字，而且还有“止戈里”这样文雅的名字，这在成都是不多见的。所以会有武备街和止戈里这两个名字，是因为在传统的训诂中，“武”的本意应当是“止戈”，即停止战争，其根据是《说文》对“武”字的解释“止戈为武”（根据今天古文字学的研究，这种解释是不对的，“武”的本意应当是持戈前进）。
慈惠堂街
尹昌龄
我国历代都有官办的慈善机构，用于收养老弱孤寡，赈灾救难。清代的官办慈惠堂于雍正十三年（1735）设于本街，有田产数百亩作为基金，但是在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之中行将崩溃。1923年，由官办改为绅办，清末翰林、曾任过西安府知府、贵州贵阳道尹、四川军政府政务厅厅长的成都著名文士、“五老七贤”之一的尹昌龄被推举出任慈惠堂总理，1925年又出任了统筹全市救恤事务的成都市救恤事业董事会主任。尹昌龄不仅克勤克俭、尽心尽力于慈善事务（虽然慈惠堂一度财力雄厚，赈济众人，但是尹昌龄从不领取一文薪金，不坐轿，午餐自费，连跟随的一只爱犬也不准吃慈惠堂中的食物，他终身未置产业，在马王庙后街的住宅都是向洪君亮租的私房），更重要的是变过去的纯消费机构为若干个生产机构，尽可能让每个残疾人都成为生产者。慈惠堂不仅开办盲童教养所、女婴教养所、贫民借贷所、孤穷子弟教养所、北门丞相祠义学、培根义学、文诚义学（这是丁宝桢后人将丁公祠及其田产全部捐出开办的），学校中孤儿要学习多种课程，还有文学专修班，藏书室中有《万有文库》《四部备要》等大量书籍。还在培根路开办培根工厂，使培根火柴行销全国，在天涯石北街开办民生工厂，生产各种日常用品，最多时在城郊开办了各种生产服务机构30余所。由于慈惠堂采取赈济与生产相结合，加上社会的捐赠，曾经有堂产田地近万亩，房屋200多间，每年可以赈济大量贫民，单是抗日战争中收容的孤寡残疾就高达8000多人。抗日战争中为躲避日本侵略者的轰炸，400多位盲人被安排到乡村中400多户堂产佃户之家，由于尹昌龄当众向众佃户跪地磕头相托（这一跪曾被人称为“惊天一跪”），并对有关事项妥善安排，几年之后，盲人竟然无一人病故，全部回到慈惠堂（尹去世之后，成都无数人自愿参加送葬，走在队伍最前面执仪仗的就是数百位盲人，实为中外唯一）。通过20年的努力，成都慈惠堂为社会救济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全国闻名的慈善机构，尹昌龄也被公认为民国时期最成功、最受人尊敬的慈善家（例如慈惠堂的堂产中，有8000多亩田就是用民国时期著名的财神孔祥熙出于仰慕之心而私人捐赠的20万元购买的）。由于尹昌龄克己奉公，锐意经营，善意昭然，成绩卓著，成都各界人士在他1943年去世以后曾经在少城公园中为他塑造了一尊铜像，希望他永远被后人瞻仰。铜像的作者是在成都塑造过多件作品的著名雕塑家刘开渠。
文幼章（右）、张澜（中）、何北衡（左）1943年于慈惠堂合影。 杨显峰提供
尹昌龄去世以后，四川著名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很早就是慈惠堂理事的张澜于1943年出任慈惠堂的名誉理事长，慈惠堂也就成为成都民盟组织的重要据点和成都民主活动的一个重要联络处，很多岗位的负责人都是中共党员或民盟盟员。四川地方实力派代表人物刘文辉与潘文华加入民盟的仪式是1944年冬在慈惠堂张澜的办公室中进行的。成都解放前夕的1949年12月25日，成都市市长冷寅东、“治总”司令王瓒绪（按：蒋介石为了阻止成都解放和在成都解放之后继续进行破坏，特地命令当时的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川军将领王瓒绪以其部队组织了西南第一路游击纵队。但是王瓒绪在中共地下党的策动之下，决定相机起义，并将他所率的部队称为“治总”，即王治易总部的意思，因为王瓒绪字治易）、四川省参议会议长向育仁、成都市参议会议长傅双无等人就是在慈惠堂中协商之后共同决定宣布起义，并于第二天开大会宣布成都和平解放。新中国成立以后，民政部门另有福利院的设置，慈惠堂停办，但是在清代就有的慈惠堂的街名却一直保留了下来。现在的慈惠堂街是一条小街，位于红星路二段布后街的西边。今天书院西街的新华职中大院，当年也是慈惠堂的女婴教养所等几个机构的所在地。
慈惠堂街 20世纪90年代 王健摄影
慈惠堂还为成都的文化事业做出过有益的贡献，培养了一批被称为“堂派”的扬琴人才。
慈惠堂原来设立的瞽童教养所主要是教这些盲童学习算命技巧之后去沿街叫卖，为人算命。尹昌龄认为这种方法不是上策，决定设立瞽童教养所音乐科，让盲童按照我国古代以瞽者为乐师的传统学习扬琴演唱，遂任命何茂轩为瞽童教育所所长，由杨卓然等8位热心者担任义务监督员，延请盲人扬琴名家沈子啸等为教师，专门教这些盲童学习扬琴。从1924年开始，瞽童教育所就成为培养扬琴人才的专门学校，4年为一期，建班授课，按我国的传统做法，以“慈、惠、大、成，发、达、永、久，勉、自、未、定，蒙、天、之、佑”为班序，各班学生也以此为排行命名，一共坚持办了10期。慈惠堂为这些盲人制作了漂亮的演出服装，配戴上墨晶眼镜，由聋哑人引路，外出演出之时竟然引起轰动。著名文士刘师亮有《竹枝词》写道：“墨丝眼镜亮光光，结伴而行慈惠堂。角色齐全生旦丑，不施粉墨就登场。”“轻敲檀板追潘郎，慢抚扬琴拷红娘。何方优伶满城串，取下眼镜是瞽盲。”到1950年“自”字班结束，为四川培养了近200名扬琴人才，而且被业内称之为熔成都扬琴南会派与北会派于一炉的“堂派”（成都扬琴艺人在清代后期有南会派与北会派两大流派，以每年三月初三的清明会和九月初九的九皇会时在南北两边的演出来区分。南会派演出地在暑袜南街白象庵，其特色是行腔华丽；北会派演出地在灶君庙街灶君庙，其特色是工稳淳厚。两大流派之中又以由王化有、李联生、叶兰章、李德才为代表的南会派影响最大，因为南会派艺人多居住东华门一带，故又被称为东华门派）。著名扬琴艺人洪凤慈、张体慈（即张大章）就是“堂派”的第一届学生，新中国成立以后培养扬琴新人最成功的成都市东城区曲艺队的主要教师，基本上都是当年的“堂派”艺人。
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之下的成都妇女联谊会于1946年3月8日在慈惠堂中成立，并在当天的大会上宣布了《成都妇女联谊会三八节宣言》，明确提出了“为建设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的目标。
民国时期成都的文坛奇才刘师亮生前就住在慈惠堂街12号。
刘师亮
刘师亮（1876—1939） 内江人，自学成才，于1929年创办《师亮随刊》，每10天左右出版一期，用明白易晓、直指时弊、讽刺幽默、妙趣横生的谐诗、谐联、谐文对丑恶的社会现实进行深刻的鞭挞，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也遭到被鞭挞者的痛恨。1933年，《师亮随刊》社被军阀捣毁，他被迫逃亡上海。1935年1月，在上海友人帮助之下创办了仍然以讽刺时弊为主旨的《笑》刊，只出版一期即被当局查禁。这以后，他编写了哥老会历史名著《汉留史》。1935年9月回到成都，次年恢复出版《师亮随刊》，但是因为身心俱疲，创作锐气大减，故而销量不佳，不久停刊。1939年，刘师亮因为心脏病而去世。刘师亮一生作品甚多，直到今天，他所创作的、在成都文化史上独树一帜的“谐联”（即讽刺时政与人事的白话对联）仍然还在流传。例如讽刺杨森修马路时拆除民房后不予安置的对联：“马路已捶成，问督理何时开滚？民房将拆尽，愿将军早日开车！”讽刺当局收取苛捐杂税和民不聊生的对联：“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直刺时政的对联：“民国万税；天下太贫。”1931年当军阀准备捕杀他时，他在自家门上贴出这样一副自挽联，可谓平生写照：“伤时有《谐稿》，讽世有《随刊》，借碧血作贡献同胞，大呼寰宇人皆醒；清室无功名，民国无官吏，以白身而笑骂当局，纵死阴司鬼亦雄。”
育婴堂街
育婴堂街位于红星路一段西侧，方正东街之南，因为过去建有育婴堂而得名。
育婴堂初建于清雍正年间，专收穷苦人家和非婚生子无法养育的遗弃婴儿，雇有乳母哺养，名额限在60名以内，弃婴断乳后即可由人领养。1925年，育婴堂并入慈惠堂，成为慈惠堂的下属机构。由于当时重男轻女的习俗严重，育婴堂原来在这条街上还专门建立了一个女婴教养公所，以后也并入了慈惠堂，但是当年所称的育婴堂街的街名一直未改。
成都育婴堂保育院盥洗间 1938年 杨永琼提供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加拿大基督教会的英美会女布道会在本街（校门一度开在方正东街）开办了华英女校，这是成都市最早的女子学校，先只有初小，继办高小、初中、高中。原来的初中与高中分别是两所学校，1938年合并，并改名为私立华英女子中学。1939年为了躲避日本侵略者的轰炸，学校一度迁到彭州。华英女中的办学理念与方法都独具特色，而且成绩卓著，成为当时的成都名校之一。
华英女中教学质量颇高，特别以音乐教学与活动闻名全市，建有专门的琴房，先后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音乐人才。据统计，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我国各高校担任音乐教授和在艺术团体担任主要负责人的就有20多人，如我国第一位女指挥家、原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郑小瑛是该校高十五班于1946年春季毕业的学生；又如高七班学生孟宇（王润芳）是华英女中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后去延安，毕业于著名的鲁迅艺术学院声乐系，是歌剧《白毛女》中喜儿最早的扮演者之一，后曾任中央歌舞团副团长。
20世纪30年代的华英女中琴房 杨显峰提供
注重学生体质是华英女中的突出特点（郑元英校长说过：日本兵身体肥壮，四川兵骨瘦如柴，所以强调“国强必须人壮”），除了一般的体育活动和定期检查身体之外，最有特色的是在学生伙食上，每周制定营养食谱，早餐要在稀饭中加入骨粉与麦麸，课间要轮换食用牛奶、豆浆、鸡蛋等，贫血者则加食猪肝。
华英女中还一直重视家事课，内容包括家庭布置、家庭财务、仪容服饰、烹饪、育儿等，而且有专门用于实习的“家政房”，由两个学生组成“家庭”，带着一个幼儿园的娃娃，学校拨给一定的费用，从事煮饭、洗衣、带孩子等全部家务，“毕业”时要做出一桌宴席，请教师来对其全面表现讲评打分。1946年秋，该校受四川省教育厅的委托开办了专科的家事班，成为全省唯一的一所培养家事人才的学校。
1952年12月，华英女中改建为成都第十一中学，是当年成都保留下来的四所女子中学之一（还有三所是成都一中、成都十中、成都六中），1968年才开始招收男生。为了探索女子中学的办学经验，成都十一中从1997年开始重新招收女生实验班，2000年经成都市教委批准正式加挂成都市女子实验中学的校名，成为四川省唯一的一所女子中学，也是目前我国为数不多的18所女子中学之一，其知名度仅次于北京的华夏女中和上海三中。
我国当代著名作家刘心武于1942年6月4日出生于这条街上，八岁时才到北京生活。刘心武在《红楼梦》研究中提出了以秦可卿为中心来探索《红楼梦》中所反映的历史真相的独树一帜的观点，著有《画梁春尽落香尘——解读红楼梦》一书，在学术界中有“红学中的秦学”之称。据刘心武先生自己说，他所以会特别关注秦可卿并从中发现很多值得研究的线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在《红楼梦》第八回末尾这样写道：“因当年无儿女，便向养生堂抱了一个儿子并一个女儿。”明确说秦可卿是出自养生堂，清代的养生堂就是育婴堂，而刘心武自己因为生于育婴堂街，所以他才会对秦可卿特别关注，终于从中发现了探索《红楼梦》中所反映的历史真相的重要线索。
清代除了有育婴堂之外，还有专门收养孤儿的慈幼堂，位置就在今天羊市街鹦哥巷成都卫校的地方。鹦哥巷原来就叫慈幼堂巷。民国时期慈幼堂停办以后才改名为鹦哥巷。
茗粥巷
在府河边天仙桥后街的西边，有一条很短的小街叫茗粥巷。
茗粥的本义就是茶和粥。我国古代的慈善机构一般都要在天寒地冻的冬天向贫苦无依的穷苦人家施粥，有时还要在酷热难当的夏天施茶（清代成都在4个城门洞都设有施茶处），这种施粥的地方就叫作粥棚或粥厂。明嘉靖年间在这条小巷中建有茗粥庵（地址在原天仙桥前街小学校），相传是大慈寺开办的用以施粥的小庙。清代时由官方继续在这里设立粥厂（清代的成都设立了两个粥厂，一个在北门的豆芝庵，叫作北厂；一个就在这里，叫作东厂），茗粥巷的得名就由此而来。按清代的规定，每年从夏历十月初一开始施粥，次年正月底结束，每天早上施粥一次，来喝粥的“穷民”平均每天约2000人。为了让“穷民”真正得以维持生命，还规定粥必须是稠粥，插入筷子不倒，每一升（约合今1.5公斤）大米煮10碗，碗则规定用大的“鱼碗”（成都也称“红碗”，就是现在有的餐馆还在使用的蒸大份蒸肉、烧白的那种有黄黑釉的土碗，比一般的饭碗要大，可以装鱼）。官府必须派员“每日监视下米及维持秩序，使强壮者不至争先，老弱废残者不至向隅”。粥厂的经费来源是在清乾隆年间奠定的，当时由官府筹措了20万两银子，交给几家大的银号做行善本金，这几家银号以后就每年拿出利息2万两银子供粥厂使用。清人周询在《芙蓉话旧录》中记载了成都粥厂的有关情况之后说：“此厂始自何时，已不可考，然行之多年，所济实无量也！” 成都街巷志.上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