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名人古迹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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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名人古迹命名
金沙遗址路附金沙路
2001年2月8日下午，成都西郊磨底河南岸苏坡乡金沙村的农田内，一个名叫蜀风花园城的楼盘正在做施工的前期准备，挖土机要挖出一条深达5米的土壕，以便埋设下水管道。随着运土民工的一声尖叫“土里有东西”，一批古老的玉器、青铜器和象牙的碎片被挖了出来。由于一位有文物保护意识的民工的及时报告，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的工作人员与公安武警赶到了现场，一个可谓举世皆惊的古蜀文化遗址被发现并得到了及时的保护。随着一件件国宝级文物的出土（目前已发现各种金器、玉器、青铜器、石器5万余件以及大量的象牙与陶器），随着一片片建筑基址区、宗教祭祀活动区、一般基址区和墓地遗址的出现，目前已经可以确认的面积达5平方公里的金沙古蜀文化遗址已经名扬世界，全国一流的金沙遗址博物馆2006年底在遗址正式开馆，一个具有多方面重要功能的金沙文化旅游区逐步展现在中外游客的面前。
发掘金沙遗址时刚出土的石虎、石人和石璧 2002年 李绪成摄影
根据几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目前学术界一致认为，金沙遗址极有可能就是相当于中原地区商代晚期到西周时期的古代蜀国的都邑所在地，其主体文化属于古蜀时期的十二桥文化（大约在公元前1150年—公元前600年），与著名的三星堆文化有着极其紧密的传承关系，并与三星堆文化一道成为我国长江上游古代文明发源地最重要的中心之一。它不仅把成都的明确可考的文明史大大提前，而且对于整个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发展的过程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在2008年的发掘中，又发现了宝墩文化、商周、秦汉、唐宋、明清各时代的文化堆积，充分证明了成都四千年以上的文明史一脉传承，为成都这个四千年来不迁址、两千多年不更名的古老的历史文化名城提供了极为有力的历史证明。
金沙遗址发掘现场 2002年 李绪成摄影
太阳神鸟金箔饰（左） 2003年 李绪成摄影
十节长琮（右） 2003年 李绪成摄影
金面具 2007年李绪成摄影
2006年6月10日，在迎来我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的重要时刻，金沙遗址出土的以金箔制成的太阳神鸟被确定为我国文化遗产标志。同一天，中央电视台以四个小时的时间现场直播了在金沙遗址博物馆遗址馆中的现场发掘，我国最早的大型石磬等一批重要文物在全球聚焦下一一出土。2007年2月12日，又在金沙八号遗址发现了一张极为珍贵的黄金面具，而且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3000年前东亚最完整、最大的黄金面具，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与艺术价值。金沙遗址的发掘与研究远未结束，金沙遗址的重要价值必将随着发掘与研究的继续与深入而不断让人们感到惊奇。
当年在开发蜀风花园城楼盘的时候，曾经将这里新开通的一条道路命名为蜀风东大街、蜀风西大街，从青羊大道直通西三环。当金沙遗址博物馆建成以后，金沙遗址博物馆最主要的大门南大门就开在这条道路之上，所以又重新命名为金沙遗址路。
在成都还有一条金沙路，在金沙路之旁还有金沙巷、金沙北二路、金沙路西二巷，这些都与金沙遗址无关，命名都在金沙遗址发现之前。金沙路是改革开放之后在营门口片区新建与改建的一片房屋之中的街道，因为它的西边是原来的金鱼村、后来的金鱼街，东边是原来的沙湾、后来的沙湾路，所以就从两边取一个“金”字与“沙”字，命名为金沙路。
成都还有金沙桥街和金沙寺街两条老街，得名由来各有不同，但均与金沙遗址无涉。
支机石街
成都有好几处街道以石命名，可是在成都这个冲积平原上除了河道中的卵石外，不可能有大的石头。成都的建筑用石、园林置石都是从外地运来的。也就是说，大的石头在成都，原本是稀缺的东西，可是成都的历史文化却又与这些外地的大石头有过十分密切的关系。
在成都文化公园水池旁，用栏杆保护着一块不规则的方柱形石头，高约两米，上面刻有“支机石”三个大字，这块石头年代久远，大有来历。
早在隋代，虞茂就在《织女石》一诗中说：“支机就鲸石，拂镜取池灰。船疑海槎渡，珠似客星来。”这是目前在可靠的史料中所见到的最早的关于成都支机石的记载，其中已有很明显的神话色彩。唐代诗人岑参的晚年是在成都度过的，他在成都所留下的诗歌中有一首名叫《卜肆》，其中也说：“君平曾卖卜，卜肆著已久。至今杖头钱，时时地上有。不知支机石，还在人间否？”诗中的“卖卜人”与“君平”就是指的汉代成都的著名人物严遵（字君平），我们在后面还要专门对他进行介绍。时代稍晚于岑参的赵璘在《因话录》中又说：“今成都严真观有一石，俗呼为支机石，皆目云：当时君平留之。”这个神话故事在唐以后多有记载，有多种版本。集大成者应当是明代学者曹学佺在《蜀中广记·人物记·严遵》中所叙述的故事：汉代开通西域的著名大将张骞出使大夏，一直走到了黄河的源头，在归来时乘坐的船中载着一块石头。张骞回家之后，特地请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严君平，问他能否说出这块石头的来历。严君平观察了很久，然后说：“去年八月我观察天象，看见有一颗客星进到了牵牛星和织女星的地方，现在看来那就是你行踪的反映了。这块石头就是天上的织女用来垫她的织机的石头，你把它带回人间来了。”张骞说：“真是如你所说的那样，我到黄河源头时，看到有一个女子在织布，一个男子在放牛。我问，这是什么地方？织布的女子说这里不是人间的地方。她把一块大石头放在我的船上，叫我回家之后去找成都的严君平，说你一定会把真情实况告诉我。”从此，这块天上织女星织机下面的支机石就留在了成都。
支机石街24号 20世纪90年代 王健摄影
这个神话说明，这块石头在成都人眼中是天上神人送来的不一般的石头。所以，从历代记载中可以清楚地知道，最晚从唐代开始，这块被称为“云藏海客星间石”的石头就被供奉在祭祀严君平的严真观中，上面刻有“支机石”三个篆文大字，原来的高度在两米以上。严真观毁塌之后，仍然立在严真观旧址的空地上。明清时期，这里建成了街道，明代街名不详，清代是满城之中的仁里二条胡同，是个很典型的北方街道名称。但是因为原来曾经有著名的严真观，所以也称为君平胡同。民国时期则改名为支机石街。支机石街原来的严真观旧址在清代改建为关帝庙（按清代的有关规定，满城中只准供奉观音菩萨和关圣帝君，这个规定在清代前期一直被严格遵守，后期才有所松动），成都人也称为支机石庙，支机石就立于庙中。到了清末，庙宇被毁，支机石又立于露天。1924年，兼任成都民众通俗教育馆馆长的著名实业家卢作孚先生曾经打算建立一个支机石公园，但是在那军阀混战不断的年月，他这一愿望未能实现。1985年，支机石终于得以移入文化公园，实测高度为2.05米。原石上所刻的“支机石”三字早已磨灭不显，现在石上的“支机石”三字是移入之时补刻的，书法为著名书画家伍瘦梅手书。
支机石街的关帝庙 1910年 [英]威尔逊摄影 刘永禄提供
根据学术界基本一致的认识，古蜀时期的成都人有一种对大石的崇拜理念，他们往往在墓地或其他的重要建筑物之前树立着特地从山区运来的一块巨石。古代蜀人的主要先民是羌人，在已经发现的无数古代羌人的石棺墓的葬俗和今天茂县、汶川羌族同胞中仍然保持着白石崇拜的习俗中，完全可以看到这种大石崇拜的影子。所以，成都在今天还保存下来的几处古代的大石崇拜物，以及由此而命名的街道或地名，也就可以找到答案了，原来这些都是古蜀先民大石崇拜的遗迹。由于祖先过去所选择并运来平原地区的这些大石都是要竖立起来用为某种标志的，所以大多是碑状、笋状。清人的《竹枝词》有这样的记载：“华阳尉左武担山，别有天涯石可攀。评古吊今情不已，支机石在满城间。”对于这些大石的用途，古人有一些很有价值的判断。例如清代著名诗人吴伟业在《成都》一诗中所说的“鱼凫开国险，花月锦城香。巨石当门观，奇书刻渺茫”。他所说的“门观”，与今天历史学家认为是大型建筑之前的标志物（四川是我国著名的汉阙之乡，汉阙也就是汉代大型建筑之前的标志物即门观）的判断基本上是一致的。
为了今天仍然能够在成都人的心目中继续保持对于古老的大石文化的点滴记忆，成都在近年来的城市建设中以不经意的方式做了许多工作。例如，在府河与南河的综合整治中，特地在两岸绿地中以园中置石的手法安排景观工程，摆放了若干巨石；在琴台路的改建工程中，特地在南头设计了若干块高大的石碑；在浣花溪及其下游南河之侧，特地把一条由滨江路向西延伸新建的长街命名为大石东路与大石西路等等，这些都是有意而为之的对古老历史的回顾。
现在支机石已经移到了文化公园，但位于老满城之中的支机石街仍然存在，东接长顺街，西接同仁路。相传这条街的西段就是汉代严君平读书授徒卖卜的地方，在唐代被称为君平卜肆。唐代建成了严真观，宋代的吕公弼在《严真观》一诗中写道：“卜肆垂帘地，依然门径开。……空余旧机石，岁岁长春苔。”可见当时的支机石就在严真观中。
支机石 2013年 杨显峰摄影
2006年，在支机石街与同仁路的交会处，新建了一个小游园，按目前文化公园中的支机石的形状复制了一个支机石，作为支机石街的标志。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在目前成都的很多书籍、地图与公共标志中，包括具有权威性的《四川省成都市地名录》，都是把“支机石”写作“支矶石”。这是不对的，应当写作“支机石”。一来在古代文献中就是写的支机石，二来这个机原本就是纺织机的意思。1987年版《成都城坊古迹考》一书中就一直写为“机”。1992年，《成都城区街名通览》一书在“支矶石街”之下明确指出“‘矶’应是‘机’之讹”，可是这一错误一直未能得到纠正。笔者在本书中对于街道名称的写法，是严格依照具有权威性的《四川省成都市地名录》，但是在这里却是一个例外，所以有必要加以说明。
民国时期成都名医张先识所创的“汲古医学社”开办在支机石街。
民国时期政坛著名人物李璜的故宅在支机石街。
李 璜
李璜（1895—1991） 成都人，13岁入成都洋务局英法文官学堂，以后就学于上海震旦学院，1918年在北京与王光祈、李大钊等共同组建少年中国学会。1919年赴法国留学。1923年在巴黎与曾琦等创建中国青年党，提倡国家主义，反对共产主义。1924年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成都大学等校教授，著作有《法国文学史》《欧洲远古文化史》《国家主义的教育》等。与此同时，创办《醒狮》周报，宣传反共反苏，成为“醒狮派”的代表人物。抗日战争时期追随国民党，曾出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参议、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并任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主席。1945年任联合国制宪大会中国代表团成员。国民党政府曾任命他为经济部部长，因病未就任。1949年去香港，后去台湾，名义上任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实际上未从事政治活动，而从事中华民国史研究。
天涯石街
成都大慈寺路以北的天涯石街有四条，即天涯石东街、天涯石南街、天涯石西街和天涯石北街，四条街呈井状排列。在过去，像这种成组的街道在成都还有多处，现在如天涯石街这样的四条街道都还完整地保留下来的成组街道已经只有这一处了。
天涯石北街 1994年 陈锦摄影
天涯石北街80号室内，一对夫妇守护着天涯石。 1994年 齐鸿摄影
天涯石南街 1996年 周筱华摄影
天涯石街的得名是因为在这里有一块被视为神物的天涯石，过去还曾经有过一座保护天涯石的小庙。明代著名史学家谈迁在《枣林杂俎》卷下说：“成都有天涯、海角二石，天涯石在中兴寺。故老传言，人坐其上则脚肿不能行，至今人不敢践履。海角石在罗城内西北隅角，高三尺，有庙，今不存。”这个被视为神物的天涯石过去有研究者进行过实测，高213厘米，上宽48厘米，下宽105厘米，厚27厘米，长期保存在天涯石北街80号民宅中，近年间文化部门已经在天涯石南街的天涯石小学外面建立专门的小亭进行保护并供游人观赏。这块古蜀时期大石文化的珍贵遗物，如今已是老态嶙峋，一望而知经过了无数年的风化，1981年被列入成都市级文物加以保护。
在过去的文献记载中，成都不仅有天涯石，还有海角石，也称地角石，在成都西北部，宋代即已在战火中被砸碎作为抛石机的炮弹了，这在宋人朱秉器的《漫记》与张世南的《游宦记闻》中均有记载。据民国《温江县志·杂识》所载，温江过去也有一块天涯石，也在清初毁掉了。
清代天涯石北街以东以北地区，还有一片水面，清代著名大臣卓秉恬家在此建有著名的花园“洞庭香馆”（有关卓秉恬的介绍见“棉花街”），所以此街也曾经被人们称为“小洞庭”。据民国《华阳县志》卷二十八所载，当年的景色是“一片停泓，与东水闸相引，植柳种荷，浴凫振鹭，风景为城东最，故以洞庭题名矣”。清代著名学者、《蜀典》的作者和《诸葛忠武侯文集》的编者张澍于嘉庆年间宦游成都时，就住在天涯石街。
石笋街
石笋街是一条小街，位于西月城街以南。
类似石笋状的大石文化遗物在四川盆地中有过几处，在成都文献上最早见于记载的是《华阳国志·蜀志》：蜀王“每王薨，辄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钧，为墓志，今石笋是也，号曰笋里”。而最早对石笋进行具体描绘的则是大诗人杜甫的《石笋行》：“君不见益州城西门，陌上石笋双高蹲。古来相传是海眼，苔藓蚀尽波涛痕。雨多往往得瑟瑟（按：瑟瑟是埋在地下的珠状小石），此事恍惚难明论。恐是昔时卿相墓，立石为表今仍存……”可以认为，杜甫的诗句应当是历史上对大石文化遗物历史真相最早的合理解释。元代人在为杜诗作注时引用宋代人的记载说：“石笋在衙西门外仅百五十步，二株双蹲，一南一北，北笋长一丈六尺，围极于九尺五寸；南笋长一丈三尺，围极于一丈二尺。”也就在唐代，石笋所在地已经成为街道，就是著名诗人刘禹锡在《新修福成寺记》中明确记载的“石笋街”。南宋时期，石笋街的街名仍然在《宋史·丁黼传》中有载。到了明代，何宇度等人前来访古时都说是见不到了，可是在明代与清代的很多记载中又说石笋还在，很可能是在宋末元初成都城的几次攻守大战中被毁坏了（当时进行城池攻守战时，常用的方式之一是用最早的大炮即抛石机抛射石块，所以需要很多石块），主体被击碎后用于战争，埋在土中的根部还在原处。20世纪80年代，笔者的老同学陈世松研究员在研究丁黼事迹时特地到石笋街一带考察，果然在石笋街南端原鸿雁皮鞋厂门前的一眼水井内找到了当年一块古石笋的残根，已作为水井的井壁。不久，这口水井就因无水而被埋填，如今是连石笋的残根也见不到了。
关于石笋有两个问题需要说明。第一，在历史上有关古蜀时期大石文化的各种记载中，对于石笋的记载是最多的。这是因为有如笋状般高耸的巨石古人用得最多，也最容易引起后人关注。例如陆游在《入蜀记》中说夔州白帝庙有三株石笋，曹学佺在《蜀中广记·名胜记》中说忠州有五株石笋。至于陆游在《老学庵笔记》卷三说成都还有“垒数石成之”的石笋，可能是把后人称为五块石的这类竖立状多石的列石，误称为竖立状单石的石笋了。第二，从唐代以来有关石笋街的各种记载中，要确定唐代石笋街在今天的具体位置很难，因为相互之间总有一些矛盾，以至著名学者林思进在《华阳县志》中不能不认为成都石笋不止一处，很可能是有城西石笋和城南石笋。笔者的老朋友温少峰学兄经过考察之后认为，清代以前的石笋应当是在今天的多子巷西口，在宋元之际与明清之际的战乱之中有所破坏，清初修满城时将其迁出满城，才到了今天的石笋街，也才有了今天的石笋街。
五块石
成都有两处五块石，都是片区名而不是街道名，一处是火车北站后面的五块石市场，人们十分熟悉。还有一处在武侯祠以西，原来的行政村名就叫五石村，一直到20世纪末，在今成都体育大学大门外的一环路上都还有一个叫五块石的公共汽车站。因为后来已经不再作为站名使用，人们就不大知道了。当然，无论是哪一处，今天都再也见不到五块石的原物。
五块石市场等待做工的农民工 2002年 王晓庄摄影
从古代的有关记载考察，最早的五块石是五个石头垒成的石笋状巨石，或者说是竖立状多石的列石，其时代与功用都应当是与其他大石文化的单石状的遗物相同（与石笋一样，过去在双流、彭州、乐山、丹棱、威远、安岳、万州、宜宾、营山、达川、大竹等地也都有关于五块石的记载），所以也可以称为石笋，明代学者陆琛在《蜀都杂抄》中就说当时的成都人称“五块石为南笋，天涯石为北笋”。到了明代，就已经是倒在地上的五块大石头。民国初年成都开始流传着一首介绍成都城的民谣：“清早起来不新鲜，心想成都耍几天。一进东门天涯石，二出南门五块砖。三桥九洞石狮子，青羊宫里会神仙。迎仙接仙送仙桥，侧边有个二仙庵。……”这里所说的“五块砖”就是指的已经倒在地上的五块大石头。这几个大石头在成都先辈的眼中是作为神物来尊重的，几处记载都说“石下有海眼”。明代陈子陛还写过《五块石》一诗：“四顾桑田一勺无，累累五石类浮图。谁云此地通沧海，拾得鲛人瑟瑟珠。”
双流陇石 2008年 宋永坤摄影
成都关于海眼的传说不止这一处，也曾经长期传说大慈寺的佛像下面有海眼。这些关于海眼的传说，应当是成都先民心中十分强烈的对于古代的洪水记忆的一种反映。
武侯祠以西五石村的五块石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都还存在，民国《华阳县志》记载：“五块石今尚存，高余一丈，圆倍之。”1946年第3期的《旅行杂志》载郭祝崧《成都春游三胜》一文有更详细的记载。但是火车北站后面的五块石却没有人见过，所以过去在当地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传说：一种传说是说过去曾经有过，而且是老天爷和土地神之间的传话者，后来所以看不见了，是因为土地爷把它藏起来了。另一种传说是说，这里的五块石指的是一座用五块条石建成的小桥。
古蜀时期的大石文化曾经在成都留下了很多遗迹，如今在成都城区就只能见到天涯石与支机石，著名的石笋与五块石已经见不到了。在双流县双江镇还有一块，就是在《双流县志》中早有记载，后来沉于河底，2003年11月又从江安河中打捞出来的“陇石”，目前置放在邹家场的一个度假村中，可供人们凭吊观赏。
武都路
在北较场后面，也就是成都老城墙的外边，原来有一条小路。1958年把大部分城墙拆了之后就形成了一条小街，当时命名为北较场后街。府河南河综合治理后成为内环线上一条较大的街道，改名为武都路。武都路的命名，来源于古代的一个神话传说。
根据《华阳国志·蜀志》的记载：“武都有一丈夫化为女子，美而艳，盖山精也，蜀王纳以为妃。不服水土……物故（即死亡）。蜀王哀念之，乃遣五丁之武都担土为妃作冢，盖地数亩，高七丈，上有石镜，今成都北角武担是也。”这是与我们在前面介绍五丁桥时所引述的有关五丁的神话不同的又一个版本。“武都”在古代有两处，近的一处在四川绵竹市，远的一处在今甘肃西和县南。这个神话中的武都应当是指远方的武都。
由于古代有这样一个“武都担土”的神话传说，所以“成都北角”就有了“武担山”和“石镜”，就在今天的北较场内，而且历代多有记载，从杜甫到陆游，很多著名诗人都有题咏，成为成都城区最为著名的古迹之一。武担山是一个小土丘，唐宋时期上面还有过寺庙，名叫“咒土寺”，又名“武担山寺”或“石镜寺”。武担山和石镜一直到民国时期还能见到。自抗日战争以来，北较场中多次修建房屋，武担山和石镜也就陆续被毁，再也看不到了。因为这里曾经有过上述的关于武都与武担山的神话传说，所以就把紧邻北较场的街道叫作武都路。
金马街
在我国西南地区，曾经有一个流传很广的古代神话，如《汉书·王褒传》所载：“方士言益州有金马碧鸡之宝，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褒往祀焉。”所谓金马碧鸡，就是马一样的黄金和鸡一样的碧玉。由于汉代的益州地域较广，所以在四川和云南都有金马碧鸡的传说与遗迹，今天昆明城内最重要的旅游街道仍然叫作金马碧鸡坊。在成都城内也是很早就有金马碧鸡祠，有金马坊和碧鸡坊的街坊。例如杜甫在《西郊》一诗中就有“时出碧鸡坊，西郊向草堂。市桥官柳细，江路野梅香”的名句。但是，唐代的金马坊和碧鸡坊的旧址在今天成都的何处却很难确定。多数学者认为，从杜诗中所写的地理方位考察，当时的碧鸡坊可能在今东胜街一带（唐代女诗人薛涛晚年曾经卜居碧鸡坊，所以在今天纪念薛涛的望江公园中也有一处园林被命名为碧鸡坊，这与上述的碧鸡坊无涉）。宋代时在今白家塘建有碧鸡坊，在今金马街建有金马坊，明代与清代，就在原金马坊所在地修建了金马街。
金马街的德国驻成都领事署内 1910年 [德]魏司摄影
今天的金马街不长，位于文殊院街以南，街中的金马街小学是明清时的昭应寺旧址（昭应寺直到1946年才被拆除），而据记载昭应寺就建在宋代的金马坊之侧，所以宋代的金马坊也应当就在今天的金马街。
目前成都还有一处有关金马碧鸡传说的重要纪念地，就是都江堰市的天马（原名金马）镇。这里过去有碧鸡祠、碧鸡溪、碧鸡桥、碧鸡上街、碧鸡中街、碧鸡下街，每年七月初七要举办会期长达7天的碧鸡庙会。当地传说汉代时王褒就是在这里见到并祭祀了金马碧鸡神。
1910年，德国驻成都领事署从义学巷迁至金马街，以后再迁往西珠市街。
石马巷
石马巷是一条小巷，位于方正东街与小关庙之间。
石马巷的得名是因为这里过去曾经有一座福德祠，祠内有一对石马。而福德祠的修建和石马的雕塑又是因为过去流传的金马碧鸡的历史传说。早在明代，曹学佺在《蜀中名胜记》卷三就有“北门内有石马，足陷地，金马祠在巷内”的记载。这里关于“金马祠在巷内”的记载是否准确很难断定，但是明代就已有了石马巷，巷中就已有了石马则由此可见。
福德祠与石马在民国时仍存，民国《华阳县志》说：“石马不知置于何时，至今犹存。高五尺，余腹以下陷土中，与曹氏所言合，殆即金马碧鸡坊之遗尔。”
石马巷在清代前期有圣寿寺，后来毁弃，成为民居。
文翁路
文翁路是一条新开的街道，在文翁路的北端，是成都市中心重要的南北通道东城根街。由于当年的东城根街是在民国初年拆除满城之后沿满城的东墙而建的，南端只到西御街口为止，所以再向南就是小街小巷，没有了向南的主通道。20世纪90年代成都市为了改变市内交通困难而进行的“畅通工程”中，就沿着东城根街向南的方向，打通了原来的半边桥街、陕西街、文庙后街、文庙前街、上池正街，并入了火巷子（1981年曾命名为鸿雁路），新建了一条大街直通南河，再经过在南河上新建的南河桥（彩虹桥），直通武侯祠大街而上一环路。这条新建的大街原来是按工程名称叫作东城根街南延线（与此同时还向北新建了东城根街北延线，就是今天的万和路），后来正式命名为文翁路，是因为大街正好从石室中学（文翁最早在此办学）旁边通过。
文翁是一个在成都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如果从对后代的影响和他的功绩来看，文翁是成都的早期开发史上可以与李冰相提并论的人物。
在古蜀文明时期，巴蜀地区有自己的语言与文字，并不普遍使用中原已经流行的汉语与汉字，所以在整个文化教育领域未能融入中原文化大家庭。这在汉代学者的笔下叫作“蜀左言”、“不晓文字”、“莫同书轨”。秦统一巴蜀之后，巴蜀地区就成了秦国推行“书同文”的第一个地区，逐步普遍使用汉语与汉字，逐步融入中原文化大家庭，这在汉代学者的笔下叫作“言语颇与华同”、“染秦化”。在这个融合的过程中，文翁的作用是巨大的。
秦国统治巴蜀地区的90年中，我们看到了移民、修城、兴修水利、改善交通、发展工商等多方面的措施，可就是看不到一件有关文化教育方面的大事，这应当是秦王朝实行焚书坑儒、禁止私人办学等一系列文化专制政策的必然结果。西汉时，巴蜀地区的经济有了很快的发展，可是在文化上却被中原人认为是“蜀地僻陋，有蛮夷风”，文化依然不振。
汉景帝时，出生于今安徽庐江县的学者文翁被任命为蜀郡太守。他深感这里的文化落后，而他的做事特点又是“仁爱好教化”，他以很大的决心、很严的措施来推行教育。一方面他派年轻人到长安去学习儒家经典和政策律令，并让他们将中原地区的典籍与教材带回来，在巴蜀各地办学担任教职；一方面在成都开办了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第一所地方官办学校石室讲堂（用石材作为建筑材料，并不是因为成都盛产石材，而是为了防火，因为当时的书写材料都是竹木简、缣帛等易燃物），不收学费，大量培养人才。文翁的这些措施深得蜀中人士的拥护，“县士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而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于齐鲁焉。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汉书·文翁传》）。《汉书》的作者班固在这里用“由是大化”和“文翁之化”，是相当准确的。正是因为有文翁所引导的“大化”，西汉的成都才会出现司马相如、扬雄这样的大家，才会有“文章冠天下”（这个评价也是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做出的）的骄人成就。文翁石室对于蜀中的巨大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元代的罗寿写过一篇《成都瞻学田记》（见《全蜀艺文志》卷三十六），其中有这样一句话：“蜀有材，汉文翁始也。”
文翁所开创的石室讲堂自西汉初期的两千多年以来，一直办学，除了战争年代之外从未间断过读书之声，是全世界开办时间最早、连续办学时间最长的学校，这是成都市在文化教育史上一个值得骄傲的世界第一。2004年11月19日，石室中学举行了隆重的办学2145周年、改新学100周年的庆祝活动（文翁开办石室讲堂的准确年代无载，近代学者将其定在公元前141年）。多年来，这里为四川培养了数不清的人才，仅以近代为例，郭沫若、李一氓、王光祈、李劼人、周太玄、魏时珍、贺麟、林如稷等都出自该校。今天的石室中学既是成都市文物保护单位，又是成都市和四川省最著名的国家级示范高中之一。这也正如清代的蜀中著名诗人彭端淑在《再掌教锦江书院作》一诗中所说的“文翁遗泽至今崇”。
成都出土的东汉画像砖“讲经图” 四川省博物院藏
文翁在成都除了兴文教之外，在其他方面也卓有建树。他是一位可以与李冰的功绩相提并论的人物，这其中就包括他还是在李冰之后第二个大兴水利的蜀郡守。据《华阳国志·蜀志》所载，他“穿湔江口，灌溉繁田千七百顷”，也就是开凿湔江分渠，使湔江水汇入青白江，灌溉今天彭州、新都等地的大片农田。为了纪念文翁的这些功德，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成都地方官特地在都江堰市的太平街上修建了文翁祠。正如著名学者李惺在《新建文翁祠碑记》中所说：“顾水利之兴，始于秦李冰，继则汉之文翁。”
成都图书馆于2003年迁入文翁路98号的新建馆址。
成都图书馆于1912年始建于少城公园内，原名四川图书馆。1928年改名为成都市立图书馆，1933年移交给成都通俗教育馆兼管。1946年又改名为成都市立中正图书馆。新中国成立以后先后改名为成都市人民图书馆和成都市图书馆，馆址仍然在人民公园内（1956年，设在上南大街的成都市第三文化馆的房产拨归成都市图书馆，馆址即为两处），大门先开在祠堂街上，20世纪70年代初改在半边桥北街31号，一直使用到2002年，2003年迁入在原文庙后街成都师范学校旧址修建的新馆。目前的新馆藏有图书近200万册，2004年被文化部授予国家二级图书馆称号。
石室巷
文庙前街石室中学西侧的一条小巷因为与石室中学为邻，所以名叫石室巷。原名何公巷，是为了纪念明末居住并埋葬在这里的成都府学教授何成大，清代的华阳县文庙就设在巷中。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原来位于梨花街的华阳县中高中部曾迁到这里上课。新中国成立以后何公巷改名为石室巷，在原华阳县文庙旧址开办过成都第二十七中学，办过园丁饭店。2007年石室中学扩建，石室巷被拆除。
君平街附君平巷
在人民公园后面，有一条纪念严君平的君平街。今天还保留在成都老街名中的历史人物，以严君平为最早。
严遵（约公元前80—公元10） 字君平，本名庄遵，因为东汉避讳汉明帝刘庄的“庄”字，把“庄”改写为“严”字，庄遵就成为严遵了。严遵是西汉晚期著名的隐士式的思想家，是扬雄的老师，在当时有着极高的地位和影响。在汉代就被誉为“文章冠天下”的成都，当时就留下了生平事迹记载的著名文士只有三位——司马相如、严君平和扬雄（汉以后再加上资阳的王褒，称为“蜀四贤”或“蜀四君”）。严君平一生基本上以卖卜为生，对道家思想有很深的研究。正如李白在《咏严遵》一诗中所说：“观变穷太易，探玄化群生。”虽然他只为后人留下了一部不完整的《老子道德指归》，但却是一本极为重要的道家著作。
严君平生前在成都生活的地点应当是今天的支机石街，而且严遵死后在支机石街建有严真观。清初支机石街被划入了满城，汉族群众是不能随便进入满城的，这使得要想去凭吊或祭祀严君平的汉族文士很不方便，于是就把满城南墙外的这条新建成的街道命名为君平街。当时街上有一个庄姓的大户人家遂自称为严遵的后裔，并把街上的一座祭祀文昌帝君的梓潼宫改建为严遵观。时间一长，人们就误以为这条君平街就是汉代的严遵故居了。
君平园 2009年 袁庭栋摄影
君平巷是君平街南边的一条小巷，原名火巷子，因为与城北万福桥的另一条火巷子（这条火巷子已在城市改造中被拆除）同名，所以重新命名为君平巷。
为了纪念严君平，2006年在君平街上兴建了主题游园君平园，园内有严仙亭、指归廊、通仙井等文化景观。
早期的记载只说严君平是成都人，较晚的记载又明确说是邛崃人。在今天的成都郊县中，邛崃和彭州都有君平乡，郫县和邛崃都有君平墓，不过以郫县唐昌横山子的君平墓保存得最为完好，墓前过去还有君平的祠庙。清人许儒龙有《君平墓》一诗写道：“傍水沿边碧草芳，春风吹柳客登堂。从前地止疑丘垄，自此人皆仰蜀庄。遗庙有情灵爽托，著书无恙妙玄昌。千秋享祀今重现，快与行人话夕阳。”
琴台路附西城边街
十二桥南侧，是成都最著名的仿古一条街琴台路。街道全长580米，两旁是二至三层的仿古式建筑，路面铺青石板，在路面的两侧铺设了926块主要以成都地区出土的汉代画像石和画像砖图案为题材的花岗石雕刻（这一堪称全国第一的路面雕塑同时也起着盲道的作用），安装了320盏地埋导向灯。街道上共安排了三尊雕塑，最南边的是以汉代大文学家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爱情故事为题材的“凤求凰”。街道北端的入口处是一个宏伟的牌楼，上书“琴台故径”四个大字。任何人一到这里就会知道，这是纪念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街道。
琴台路 20世纪90年代末 陈锦摄影
琴台路是改革开放之后新建的。这里原来是清代西城墙外的菜地，1913年开辟了通惠门之后沿城墙边修筑了从通惠门到青羊宫的一条小路，名字叫环城左路。1960年，在被拆除的城墙的基础位置修成了一条街道，命名为建设路。环城左路和建设路这两个街名都没有在成都流行，成都人一般都把这条街叫西门城边街，所以在1977年又正式更名为西城边街。1988年，这条街道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整条街道按统一规划修建为漂亮而热闹的仿古一条街，并于1989年命名为琴台路。如今的琴台路已经被正式授牌为中国特色商业街和全国百城万店无假货示范街，2008年又成为“楹联一条街”。
司马相如琴台因为杜甫《琴台》一诗中的“酒肆人间世，琴台日暮云”等名句而闻名遐迩。司马相如和卓文君这一对汉代风流人物当年在成都住地的位置在什么地方，是否有一座司马相如琴台，今天是未能确知的。从晋人李膺的《益州记》中关于“市桥西二百步，得相如旧宅”和“海安寺南有琴台故墟”的记载，今天大致可知的是，司马相如当年的故居（古人笔下的琴台也可能就是指的故居）很有可能就在今天的西较场到文化公园这一地区，因为汉代的市桥的位置相当于明清的金花桥，在今天的西较场东北的同仁路口附近，这一点大致可以肯定。而海安寺相传是在青羊宫范围内，今天琴台路的位置正是在当年市桥的西边，又与青羊宫相邻，所以琴台路的命名是有一定根据的。
今天要凭吊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夫妇当去成都的郊县邛崃，那里是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私订终身和当垆卖酒的地方，那里的文君井被研究者认为是完全具有汉代风格的古井，在那里的街道下面还发掘出了汉代的街道遗址（目前在现场保留有可供参观的遗迹），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很有可能就曾经在那条汉代的街道上走过。
目前的琴台路是成都市著名的旅游一条街，除了众多的文物、珠宝、工艺品商店和餐馆、茶馆之外，最大的一个去处是原来的二仙庵，今天的文化公园。
民国初年的二仙庵书画市场 [美]路得·那爱德摄影
二仙庵原来是青羊宫东侧的花园，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由赵良璧等一批成都官员发起，筹建二仙庵道观，祀道教八仙之中的剑仙吕洞宾与诗仙韩湘子，故又称青羊别馆，规模不大。乾隆四十一年（1776），在住持吴本固、甘合泰师徒二人的主持之下重建，形成了现在的规模。这以后在嘉庆与光绪年间都有修葺与扩建，成为青羊宫的一部分，是道士学习经书的地方，专门设有印经馆，刊刻和印刷《道藏辑要》（如今《道藏辑要》的刊刻和印刷移到了青羊宫中）。清末著名学者与编辑出版家傅崇矩曾在二仙庵中挂了一副对联：“道人应怪游人众，一庵且作两庵看。”民国时期，二仙庵内的建筑曾经多次被军队占用，但是传统的一年一度的春季花会仍然在这里和青羊宫中举行，这里仍然是城西的风光佳处。正如成都《竹枝词》中说：“青羊宫接二仙庵，鸟语花明月未三。门外一篙春水活，风光原不让江南。”新中国成立以后，这里依然举行春季花会。1958年花会结束以后，园林部门决定将参加展出的花木全部留下，就地定植，建立青羊宫花园，以避免每年花会时运输与假植造成大量花木的损失。1966年正式将其命名为成都市文化公园，但是与青羊宫仍然未完全分开，一度把青羊宫也称为文化公园。1984年，青羊宫道观与文化公园正式分开，文化公园面积为126亩，著名的十二桥烈士墓就安置在这里。
清嘉庆十一年（1806），由皇上敕封吕洞宾为燮元赞运警化孚佑真君，所以二仙庵在清代也叫孚佑真君庙。
成都民俗中每年一度的灯会与花会长期以来主要是在这里举行。由于二仙庵过去是青羊宫的一部分，又由于新中国成立以后较长时期中二仙庵与青羊宫未能分隔，人们往往是把两部分都叫作青羊宫。更重要的是青羊宫的名气无论是与过去的二仙庵比较，还是与现在的文化公园比较，都要大得多，虽然灯会与花会的正式名称是成都灯会与成都花会，但是长期以来都被人们普遍称为青羊宫灯会与青羊宫花会。所以我们对成都灯会与成都花会的有关介绍，也就放在后面的“青羊正街”部分。从民国时期著名诗人吴芳吉的《成都》一诗中，我们可以看出当年这一地区在花会期间的景象：“成都富庶小巴黎，花会年年二月期。艇子打从竹里过，茶亭常伴柳阴低。夕阳处处闻歌管，芳径人人赛锦衣。城阙连宵都不禁，骑驴更醉草堂西。”
琴台路南口这个位置，老成都人都称为宝云庵，已经成为一个通用多年的地名。在这里，过去的确有一个寺庙叫宝云庵。宝云庵重建于清康熙年间，位置就在原来南较场的外面，而这里正是过去成都一城两县的华阳县与成都县的交界处，所以当年宝云庵的正殿是在成都县的地界之内，而山门却在华阳县的地界之内，算是一城两县格局之下的一道奇观。
青羊宫灯会 1977年 牟航远摄影
青羊宫花会 20世纪60年代 王文相摄影
青羊宫花会的名小吃摊点20世纪80年代 牟航远摄影
武侯祠外柏森森 1935年 杨显峰提供
武侯祠大街附武侯祠横街
经过武侯祠大门的大街，就是武侯祠大街。
三国时期蜀汉的丞相诸葛亮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智慧的化身，由于他生前的文韬武略、勤政爱民、清廉自持、鞠躬尽瘁，故而受到后人的推崇。因为他生前曾经被封为武乡侯，死后又被追谥为忠武侯，所以祭祀他的祠堂一般都称为武侯祠。在全国各地先后建成的武侯祠可谓不计其数，仅以西南三省为例，云南有过30多座，贵州有过18座，而在四川则先后有过40多座。其中最有名也是保存得最好的首推成都武侯祠。早在唐代，武侯祠就已经成为很有规模与影响的文化圣地，我们只是从杜甫《蜀相》一诗“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的诗句中就可以想象到当年的盛况。
明代初年的蜀王见到武侯祠游人如织、丹青岿然，而与武侯祠相邻的刘备陵墓惠陵和祭祀刘备的昭烈庙却是孤冢清凄，烟火悄然（成都的武侯祠与昭烈庙相邻于一地的格局至少在唐代就已形成，这在杜甫笔下“先主武侯同閟宫”的诗句中可证）。成都人这种尊臣不尊帝的风习使蜀王心中很不是滋味，便以“君臣宜一体”为由，废掉武侯祠，只在昭烈庙中保留了诸葛亮的塑像，而且与关羽、张飞的地位平列。明末清初，昭烈庙完全毁于战火。清康熙年间重修时，虽然在当时君权至上的政治理念中不能不继续保留着这种“君臣合庙”的特殊格局，但是聪明的设计者仍然顺从民意，将刘备殿与诸葛亮殿分别单独安排，而且特地将刘备殿安排在前面，诸葛亮殿安排在后面，刘备殿的地面稍高于诸葛亮殿（今天游武侯祠时如果细心一点就会发现，从刘备殿后面到诸葛亮殿要下几级台阶）。这是一种十分巧妙的安排，因为按照所有祠庙的常规，都是以后殿为尊，前殿为次的。如果万一有皇家亲贵要来问罪的话，又可以用刘备殿高于诸葛亮殿来搪塞过去，免遭处罚。按照明清以来的官方旨意，这个君臣合庙的大门上挂着的大匾是“汉昭烈庙”四个大字（目前所挂的大匾是1922年由当时的川军总司令刘成勋所献，他自称是刘备后裔，当年曾对武侯祠进行过一番修缮，并献上了这道大匾，原来匾上还有“四十八代裔孙成勋献”的下款），可是，成都人从来都把这里称为武侯祠，不称之为昭烈庙。这就叫天理自在人心。正如成都的一位无名诗人所写：“门额大书昭烈庙，世人都道武侯祠。由来名位输勋烈，丞相功高百代思。”
清末武侯祠大门外还是一片田野 1905年日]山川早水摄影刘永禄提供
武侯祠琴亭 1905年 [日]山川早水摄影刘永禄提供
清末在武侯祠内的驻军 1907年 杨显峰提供
1926年的武侯祠 [日]岛崎役治摄影 杨显峰提供
1937年的惠陵 [日]岛崎役治摄影 杨显峰提供
1964年3月12日，陈毅元帅在武侯祠留下了这样一段题词，很值得后人深思：“少时读《三国志》及杜诗，仰慕诸葛孔明之为人。稍长就学成都，游武侯祠，则昭烈墓在其侧。人们敬慕孔明反胜昭烈，其故何也？余意孔明治蜀留有遗爱，千秋公论，不随时俯仰。其余若人不能自立，欲依附光泽以自显者，其速朽必矣！”
在全国的多处武侯祠中，成都武侯祠一直是最受人们重视、游客最多的武侯祠，近年来更是成为我国三国文化的最知名的胜地，建有三国文化陈列馆。游人到此，不仅可以参观在松柏掩映之下的古建筑群中的众多历史文物，瞻仰诸葛高风，回味三国故事，还可以见到以闻名全国的唐代“三绝碑”为代表的著名碑刻，更可以在诸葛亮殿前细细品读赵藩所撰的天下名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自清康熙年间重建以来，武侯祠一直得到了成都人民的精心爱护和多次维修（仅举一例可知：诸葛亮殿侧有一个琴亭，清代时在亭内真正放有一把古琴，长期保存完好，无任何人加以毁损）。1953年，武侯祠首次作为文物古迹正式向游人开放。1969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4年建立武侯祠文物管理所，1984年建立武侯祠博物馆。在进行了几次重要的扩建之后，武侯祠的总面积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的56亩扩大为如今的210亩，规模、设施与文物收藏都大胜于往昔。在老武侯祠的背后，迁入了原来在城内提督街的三义庙，新建了原汁原味的结义楼古戏园；在老武侯祠的左边，新建了相对独立的成都民俗风情街“锦里”；在老武侯祠的右边，与之相邻的南郊公园已经正式并入；在老武侯祠的前边，正在筹建一个下穿式通道之上的广场，重现杜甫笔下的“锦官城外柏森森”的意境。现已并入武侯祠的南郊公园原来是一个公众性的普通公园，其中有民国时期川军名将刘湘的墓园（有关介绍见“体院路”），是成都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在老成都人口中，从清代以来一直把武侯祠称为“武侯寺”（与此同时，也把杜甫草堂称为“草堂寺”），直到今天，我们在公交车上听服务员用成都方言报站时，仍然经常听到这种称呼。
文化圣地武侯祠在成都解放前夕曾经发生过一场战事。1949年12月11日，解放大军已经逼近成都，经过中共的长期工作，四川地方实力派代表人物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彭县宣布起义。在成都的国民党军队盛文部为了进行报复和掩护蒋介石逃离成都，遂于13日夜向驻有刘文辉部队一个特务营的武侯祠发起进攻（与此同时还进攻了玉沙街的刘文辉公馆），战斗中还出动了装甲车。刘部士兵与庙中工匠被打死数十人，其余大多被俘或翻墙逃跑，庙中建筑受到了严重的损坏。
武侯祠内著名的“攻心联” 1978年 牟航远摄影
在武侯祠大街的东边、武侯祠正门对面就是武侯祠横街。这里在过去只是永丰乡武侯村的一条机耕道，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因为城市的扩大而逐渐形成的，一直到1985年才被命名。这里长期是成都人所称的南大路经新津、双流入成都的主要通道，西藏自治区驻成都办事处与甘孜藏族自治州驻成都办事处长期设在这里，几家主要面向藏区同胞的宾馆饭店也开设在这里。这条街逐渐开设了专门供应藏族同胞到成都采购各种服饰与宗教用品的商店上百家，每天都有藏族同胞在此采购他们需要的各种商品，被称为成都的藏区专用商品一条街。
武侯祠内的岳飞书《出师表》
20世纪80年代援助西藏建设的车队经过成都市区 周筱华摄影
武侯祠横街北侧，有著名的西南民族大学（正门开在南一环路，武侯祠横街有侧门）老校区。
西南民族大学原名西南民族学院，始建于1950年6月（最初的校舍，设在新玉沙街原刘文辉公馆，1956年迁入新建的校园内），是新中国开办最早的民族院校之一，是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邓小平、王维舟等人的亲切关怀之下发展起来的，王维舟还出任了第一任校长。2003年4月更名为西南民族大学，现有老校区、新校区、太平园校区三个校区。
西南民族学院学生在校园内的体育活动20世纪50年代 王大明提供
西南民族学院师生迎接云南代表团（玉沙路老校舍） 20世纪50年代初 王大明提供
西南民族学院校园 1978年 牟航远摄影
基本上与新中国同龄的西南民族大学经过多年建设，已经发展为一所包括哲、经、法、教、文、史、理、工、农、管、医等11个学科门类的综合性大学，有56个民族的在校学生两万余人。还有西南民族研究院、西部大开发研究所、藏学文献中心、彝学文献中心等著名学术机构。学校下属的民族博物馆收藏少数民族珍贵文物达1万余件，在海内外都有较高的知名度。已经培养出来的十几万学生中，有新中国第一个藏族博士、第一个羌族博士和第一批藏族将军，还有多位著名作家、著名学者。
凡是对首都北京稍有了解的都知道，北京有几处古代皇帝举行祭祀大典的祭坛，如天坛、地坛、社稷坛、先农坛等。可是很少有人知道，成都过去也有几处古代地方官用于祭祀典礼的祭坛。目前所知的有社稷坛、先农坛（附八蜡坛、雩坛）、神祇坛、禜坛、厉坛，每年都要定期举行祭祀，在旧志上还载有专门的祭文，这一仪节一直到1928年才完全停止。这些祭坛的具体位置多数已经无法确指，但是知道清代的成都社稷坛就位于武侯祠的旁边。
九里堤路
从一环路北一段与府河相交处的西北桥向北，沿府河西侧，有一条南北向大街，就是九里堤路。由于这条街道很长，所以又分为九里堤南路、九里堤中路、九里堤北路。著名的西南交通大学，就在九里堤中路以西。
20世纪60年代的九里堤（时称诸葛堤）何家秀提供
九里堤是成都市西北一道长期存在的防洪堤，长约九里，故名为九里堤。虽然早已废弃，但是有一段长约200米、宽约8米的遗迹直到20多年前还清晰可见，今天的九里堤路的走向基本上就是古代九里堤的走向。在明代以后的大量史籍中，包括各种地方志中，都说九里堤是诸葛亮主持修建的，附近这一片地区也长期被叫作诸葛村，建有诸葛庙。但是，如果从宋代的文献进行考察就会知道，这种说法完全是出于成都人对诸葛亮的尊崇而形成的附会，因为现在有充分的资料可以证明，九里堤不是诸葛亮主持修建的，而是唐代修建的，主持者就是在前面谈到的唐代主持修建罗城并让郫江改道的高骈。九里堤正是当时为了防范水患而实施的郫江改道的附属工程，本名糜枣堰。明清时期的诸葛庙，实际上是北宋时成都市民为了纪念重修糜枣堰的成都知府刘熙古而建的刘公祠。新中国成立之后，九里堤和诸葛庙在1981年被列为成都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附近的小学校也就叫诸葛庙小学，在诸葛村曾经修建了一片居民点，也曾经叫作诸葛庙居民点。由这种文化现象可以充分地看出诸葛亮在成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是多么的重要，看出这种文化积淀的传承力是多么巨大。
九里堤残迹 2000年 韩国庆摄影
虽然九里堤的防洪功能早已消失，但是在原来堤址的遗迹上逐渐形成了一条道路，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量过，长达4950米，真是长达九里多，在路的两边也逐渐修建了房屋。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和道路的翻修，特别是1985年西南交通大学成都校区在原洞子口乡九里堤村和营门口乡前进村范围内大规模兴建，这一带逐渐成为闹市。1989年，九里堤路正式命名。
古老的糜枣堰与九里堤今天都已经看不到了。前几年，位于九里堤南路的成都市园林局在局机关附近修建了一个漂亮的小公园，里面仍然书写着“九里堤”三个大字，算是对已经消失的九里堤的一种深深的怀念。
营门口路
营门口就是军营的大门口，相传是当年诸葛亮安排驻军与屯田的地方。
营门口路是早期成灌公路的一段，是民国时期修建成灌公路时在城郊一片农田之中新开出来的，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两侧都还是农田。随着城市建设的日益扩大，这一片逐渐成为愈来愈繁华的闹市。
成都市的第一条公路成灌公路曾经是我国最早修建的公路之一（我国第一条公路是1913年在湖南建成的长潭公路），是在一批留学日本归来的开明之士倡议下于1913年动工的，还专门设立了成灌马路总局。可是由于长期的军阀混战和各方阻挠（主要是沿途各段的田土所有者的阻挠）与经费困难，成灌马路只能修修停停，停停修修，一直到1925年才全部修通。全长54公里，路基宽5米，路面宽7米，泥结碎石路面。修路的主持者是灌县的老同盟会员林烺青（灌县的离堆公园也是在他主持下初步建成的）。1926年1月举行的通车典礼则一直举行了两天，因为路况太差、桥梁不稳、沿途阻拦（一些守旧人士认为外国车辆通过会破坏风水、惊动墓园）等等原因，一辆从上海通过水路运回的奥斯汀小轿车从成都出发竟然走了两天才到达灌县。
营门口西门汽车站 20世纪80年代 陈德龙摄影
因为有了成灌公路，也就有了成都最早的汽车站，这就是由当时的成灌长途运输公司（经理仍然是林烺青）在1925年修建的西门汽车站。所运营的客车是用福特卡车底盘加木制软篷，安放木头条凳，条凳外包上稻草作坐垫，满员16人，车速25公里，每天对开3班，客票银圆2元。这个车站从1926年建成，一直运营到2002年才迁往茶店子。在近80年中，位于营门口的西门汽车站在成都人心目中是一个地理位置的坐标。
从营门口外送菜入城的菜农 1991年 唐跃武摄影
衣冠庙
衣冠庙不是一条街道而是一片街区的名称，得名于三国时蜀汉名将关羽。这片地区的中心就是浆洗街与一环路南四段相交的衣冠庙立交桥。
关羽是桃园三结义中的二弟，相传他兵败被杀之后，刘备就在成都南郊为关羽修建了衣冠冢，建了衣冠庙。这件事在清嘉庆《四川通志·陵墓》中有载：“关帝墓在县南万里桥侧。帝殁于吴，昭烈以衣冠招魂，葬此。”在今天洗面桥下街以东、一环路以北的地方，过去也的确有这样一座衣冠冢和一座衣冠庙，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由四川巡抚能泰主持重修，清道光年间还进行过最后一次维修，一直到民国时还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在衣冠庙里面设立戒烟所，关押烟毒犯，到成都解放前夕已毁坏无存。相传的衣冠冢在发掘之后，证明乃是一座明代墓葬。
谈到了关羽的衣冠墓，有必要附带介绍一下现在还可以见到的两处关陵。关羽在失去荆州、败走麦城之后，是在临沮（今天的湖北当阳古彰乡）与其义子关平一道被孙权的东吴军队擒杀的。孙权怕刘备兴军报复，就把关羽的人头送给了曹操作礼物。曹操当然看出了孙权的用意，就以王侯之礼将关羽的人头安葬于洛阳的南门外。古人称为关冢，清道光年间正式命名为关林，一般人称为关陵，至今仍然保存着明清时期的规模不小的建筑群，是洛阳的一大名胜。此外，在关羽被杀的湖北当阳古彰乡，相传当年就有由东吴修建的埋葬关羽躯体的坟墓，元明时期形成了宏大的陵园建筑，这就是今天的当阳关陵。
衣冠庙立交桥 1992年 唐跃武摄影
洗面桥街
从衣冠庙立交桥向北，就是洗面桥街，旁边还有洗面桥横街和洗面桥东街。
这里过去有一条小河叫瓦子堰，河上有一座石质平桥，清乾隆十五年（1750）重修，1924年补修，名字就叫洗面桥。相传当年刘备每逢年节都要去郊外关羽的衣冠冢与衣冠庙祭扫，在到衣冠庙之前，总要在这里下马，洗面整冠一番，以示慎重，所以后人就把这座小桥叫作洗面桥。在浆洗街与洗面桥横街交会路口现在修建了一个小游园，根据上述的故事建造了一组雕塑。
关于洗面桥的来历还有另外一个民间传说，说是清代的一位成都知府有一天出巡至此，看见桥头有一群乞丐，蓬头垢面，有碍观瞻，就命令这些乞丐都到河边去把脸面洗干净，否则不准入城乞讨。从此以后，乞丐们就经常在此洗脸，于是人们就把这座小桥叫作洗面桥。
据《中国水利百科全书》的记载，1926年在洗面桥建成了成都历史上第一座水电站，装机容量10千瓦。遗憾的是笔者一直未能找到有关这个水电站的详细资料。
洗面桥街 1996年 韩国庆摄影
玉泉街
在我国古代社会中，如果要论战功，关羽在武将中并不算是官最大和最有名的，更何况他的结局还是战败被杀的。但是自唐宋以来，由于社会上对忠义的需要，关羽不仅得到了愈来愈高的评价，甚至还被封王封帝封大帝，到了清代，被封为“忠义神武灵仁英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成为与孔子并肩的“武圣”。所以在明清时期，无论是皇家官府，还是民间各地，都有无数崇拜关羽的活动与场所，最常见的就是遍布城乡各地的武圣庙（一般简称为武庙）与关帝庙（也称关爷庙）。
位于今天太升路与鼓楼北街之间的玉泉街的西段，早在明嘉靖十七年（1538）就建有祭祀关羽的关爷庙，也称玉泉寺。成都人为了与祭祀关羽义子关平的庙宇有所区分，就把这里的关爷庙称为老关庙，这条街在清代就称为老关庙街。庙中有明代嘉靖十七年铸造的铁质关羽塑像，而且在庙中还有一口名字叫玉泉的古井。庙宇在清咸丰九年（1859）进行过一次重修。光绪年间在一次街道维修之后，把东段的女儿碑街与老关庙街合并，统称为玉泉街。“玉泉”二字来源于玉泉山，因为在《三国演义》的故事中，关羽死了以后还曾经在玉泉山（在今湖北当阳）显圣护民，后人遂在玉泉山建庙四时致祭，并留下了一副名联：“赤面秉赤心，骑赤兔追风，驰驱时无忘赤帝；青灯观青史，仗青龙偃月，隐微处不愧青天。”玉泉山就成为后人纪念关羽的圣地。1929年，川军旅长蔡海珊以慈善为名，将老关庙拆除之后改建为玉泉小学校。
由于明清时期崇拜关羽的风气极盛，所以这里的老关庙就成了当时成都军界人士以及尚武者的圣地，经常有各种集会。
除了玉泉街上的关帝庙之外，成都城中过去还有过多座关帝庙，如同仁路与支机石街交会路口，原来的支机石庙、今天的成都画院那个地方，清代就是一座关帝庙。华兴上街59号也有一座不大的关帝庙，至今在一排店铺之后还能找到书写着“古关帝庙”四字匾额的拱形庙门。红墙巷中过去有关帝庙，在今天成都人很熟悉的小关庙街上，过去既有小关庙，也有关帝庙。此外，原来满城中的祠堂街、奎星楼街、四道街、竹叶巷中都有关帝庙。
玉泉街 2001年 王晓庄摄影
玉泉街上在清代还有一座很特别的丹达庙。“丹达”是藏语，本是一座山的名字，据说其地在康定以西3650里，是进藏的一处宿站。当年有一位云南的军官解运粮饷经过此处时死于山崩，后人经过此地时如果祈祷于他就十分灵验，于是就为他修了一座小庙，并称之为丹达菩萨。乾隆五十九年（1794），出征廓尔喀的官兵回到成都之后，就把这条街上的一座白衣庵改建成了丹达庙，咸丰六年（1856）还有过一次重建。
我国当代篆刻大师易均室生前一直住在玉泉街。
易均室（1886 — 1969），湖北潜江人，清末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老同盟会员，曾任湖北省图书馆馆长、西北大学与四川大学教授，晚年为四川省文史馆馆员。自抗战时期入蜀以来，一直居住在玉泉街。易均室工篆刻与书法，特别以篆刻技艺和印学史研究闻名全国，是公认的大师级的学者，著有《古印甄》《明清印人印集》《古籀臆笺》《静偶轩金石题跋》等，平生收集有元明以来名家印章数百方，对我国篆刻书法界影响很大。著名学者、书法篆刻家徐无闻自15岁起就是他的私塾弟子。“文革”中破“四旧”，他一生的珍贵收藏与著述（含几十万字未刊稿）被焚烧了三天，而且都是在他家的小院中当着他的面烧的，八旬老人在精神上受到毁灭性打击，遂抑郁而终。
小关庙街
小关庙街是条小街，就在玉泉街东北边不远的地方，位于东通顺街与马镇街之间，在它的北边还有一条小关庙后街。这条小街因为是成都人所喜爱的羊肉汤锅的有名集中地，所以在成都几乎是无人不晓，只要一说到小关庙，就会想起人头攒动的场面和热火朝天的羊肉汤锅。
小关庙的得名，是因为清乾隆十八年（1753）在这条街上修建过一座祭祀关羽义子关平的寺庙，本名圣帝宫，成都人都称之为小关庙，所以在清代就把这条街叫作小关庙街。其实在这条街上过去不止是有小关庙，还有一座关帝庙，成都人也叫圣帝宫。可能是因为成都的关帝庙有好几处，而小关庙只有这一处，所以就以小关庙作为街道名称了。
值得注意的是，关羽有子名叫关兴，在关羽死后承嗣了关羽的侯位，又当过侍中等高官。可是成都人并没有为关兴立庙，却只为关羽的另一个没有当过什么官职的儿子关平立庙（按《三国演义》的说法，关平只是关羽的义子，但《三国志》无此记载）。原因何在？就因为他是长期与关羽一起在战场拼杀的战将，又与关羽一道在前线作战被俘之后不屈而死。
小关庙后街的孩子们 1987年 周刃摄影
桓侯巷附桓新巷 放生池街
浆洗中街与浆洗下街交界处以东有一条小巷名叫桓侯巷，以桓侯庙而得名，巷中还有桓侯巷小学。
桓侯，就是桃园三结义中的老三张飞，因为他死后的谥号是桓侯。明代弘治年间在这里建有桓侯祠。清代重建后称为桓侯庙，当地老百姓也称张爷庙。据当地老人们说，清代的张爷庙是由成都的屠宰行业集资修建的，也是当时成都屠宰行业的行业公会所在地（我国古代屠宰行业的行业神在宋代以前是汉初大将樊哙，明清时期由于《三国演义》的流行，逐渐改为张飞，因为《三国演义》中张飞说自己“世居涿郡，颇有庄田，卖酒屠猪，专好结交天下豪杰”。四川在清代建造的张爷庙多与屠宰行业公会有关，最著名的目前又保存最好的张爷庙在自贡）。桓侯巷的张爷庙早已毁坏，但是今天在一个有两棵大银杏树的杂院中还能够看到一点痕迹，残存的大殿主梁上还能见到镏金的宝剑纹样。
在张爷庙背后一百多米的地方原来有一个土丘，世代相传就是张飞的衣冠墓，墓前过去还立有石碑，上面写着“汉大将军张桓侯之墓”。虽然这个墓在清嘉庆《四川通志·陵墓》中有记载，清代还有诗作（如吴攘的《张桓侯墓》：“名将传燕种，英雄土一抔。”），不过多年来谁也不知道这个衣冠墓究竟是不是真的。1966年，四川医学院准备在这里搞基建，挖开之后发现真是一座砖砌的古墓，还相当坚固，就把施工停了下来。由于很快就开始了长达10年“文革”的混乱年代，所以这事很少有外人知道，更不可能组织考古发掘。一直到了改革开放之后的1985年，才由省市考古部门组织了联合发掘，原来这里是一座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墓，完全与张飞无关。从有字纪年砖上可以确知的入葬年代应当在公元341—347年之间。当时的成都地区是由一个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地方政权，即“五胡十六国”时期的成汉所统治。笔者当时到过考古发掘的现场，出土的一个个活脱脱的西北少数民族陶俑给大家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这座成汉墓的墓主目前虽然不能确知（有的研究者推测有可能是成汉的某位帝王），但是仅以它是多年来所发现的最大的成汉墓葬这一点来说，它的研究价值就是不言而喻的。正是因为如此，虽然这座成汉墓早年有过严重的盗掘，出土文物不是很多，仍然被列入了成都市文物保护单位。
桓侯巷张爷庙旧址 1999年 冯水木摄影
桓侯巷成汉墓出土的胡人俑四川省博物馆藏
桓侯巷过去是一条偏僻的小巷，清代与民国时期，这里还曾经是一个让今天的成都人难以理解甚至难以想象的专门的市场：买卖狗屎。在没有化肥和没有管道排污系统的时代，人畜粪便是最好的肥料。根据多年来的民间经验，各种粪便中以狗屎的肥力最好，所以无论城乡都有一些穷人以专门拣狗屎卖钱谋生，所以也就在这个当年还位于城乡接合部的小巷中形成了一个狗屎市场。
在桓侯巷的侧面，还有一条桓新巷，长度比桓侯巷还长。这一片地区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还是一片菜地，1961年为了安置城内的拆迁户，在这里兴建了一片居民区，当时名叫桓侯巷新村，1981年地名普查时定名为桓新巷。
在这个传说为张飞的衣冠冢的旁边，过去还曾经有一条小街叫放生池街，得名于这里在成都颇有名气的放生池（估计最早应当是修建这座古墓挖土之后留下来的大坑，因为屠宰行业天天都在杀生，为了求得来生好运，所以就修建了放生池，希望用放生的善举来抵消杀生的恶行），池旁有亭榭，四周有围墙。在亭上有如下的对联：“荷芰夏尤佳，淼淼漫漫三十亩；龟鱼晓无数，堂堂策策百千头。”放生池及周围建筑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均已不存，只是留下了放生池这样一个地名。从流传下来的上述对联得知，这个放生池的面积不小。
放生池在我国各地十分普遍，其本身就是一个大水池，佛门弟子以及其他的行善者将市场上即将被人们宰杀的鱼、鳝、蟹、龟、螺、蚌之类水生物买下来，放到放生池中去让其活命，用以修德行善、敬生祈福。相传这一习俗始于南朝的梁武帝，唐肃宗曾经在乾元二年（759）下令天下修建放生池81所，自此以后放生者更多，特别是在相传为佛祖生日的四月初八这天还被称为“放生会”。除了放各种水生动物，过去放生时还要放各种鸟类。放生的鸟类都是郊区农民捕捉来卖给市民的，以麻雀为多，其次还有画眉、胡豆雀、喜鹊等。放生池过去在城乡各地很常见，一些庙宇中往往也建有放生池。老成都过去有名的放生池有大慈寺放生池、金沙庵放生池、沙河铺放生池、白塔寺放生池等，下莲池在1918年以后也是一个被警察局正式批准作为放生池的水池，但是放生池作为地名保留下来的只有放生池街这一处。
放生池街 1999年 冯水木摄影
四月初八在九眼桥举行的放生会 20世纪初期 杨显峰提供
在过去的成都，已经把放生会作为一种郊外游乐的盛会，最盛的地方又数九眼桥下游的锦江，每年举办放生会时游人如织。据《成都通览》记载：“是日江中彩船花舫，自官员以至绅士，多醵金设宴，或挟优妓，笙歌杂沓。官绅商民之妇女，无论老幼，亦结队游宴。两岸之民家楼口，红袖绿鬟，目不暇给。秦淮河之风趣，今日一见。”抗日战争中为了躲避日本侵略者的空袭，锦江的放生会被迫中止，以后未能恢复，民间的分散性放生活动则一直未能中止。在成都郊区，作为一项传统的庙会至今仍然保存下来的是邛崃白鹤山文井江畔的放生会，时间仍然是四月初八，近年来每次到会的群众高达5万人。
成都市过去纪念刘备、关羽和张飞的庙宇较多，今天还能找到痕迹的如：著名的三圣花乡的三圣，是得名于过去曾经有过的祭祀刘、关、张三圣祠；提督街上原有的祭祀刘、关、张的三义庙，因为街道扩建的原因现已迁建到了武侯祠中；在簸箕街上，原来还有一座祭祀诸葛亮的丞相祠，为明代的四川巡按吴之皋所建；祭祀张飞的桓侯庙在金华街上也还有一座，而且是作为屠宰行业的行业神庙。
黄忠路附黄忠街
在蜀汉路“一品天下”美食街以南，有一片很大的新建的居住区叫黄忠小区，黄忠小区的北部，蜀汉路以南，并列着两条近年间在新建的楼群中新修的街道，一条叫黄忠路，一条叫黄忠街。
黄忠小区当然是得名于蜀汉的五虎上将之一的黄忠。清代道光初年，成都西郊岳家坝的农民在一个小地名叫鸡屎村的地方耕田时发现了一些古代的陶器和一块石碑，碑上书“黄刚侯讳汉升之墓”（按：也有记载说是“汉刚侯黄公讳忠之墓”）。黄忠字汉升，死后谥刚侯，所以当地人认为此地过去应当有一个黄忠的墓地，但是怕外人知道之后会来挖宝，就把此碑砸碎了。当地人傅泰凝当时还是一个小孩，长大之后成了成都著名学者刘沅的学生，就将此事告诉了刘沅。刘沅就与学生们一起募集资金，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将出土黄忠墓碑的那块地购置下来，于次年重建了象征性的黄忠墓，立了墓碑和《募修黄刚侯墓碑记》碑刻。清光绪十四年（1888），刘沅之子刘桂文又在墓旁修了一个黄忠祠，祠内塑了黄忠像，大殿上挂着由刘桂文撰写的对联：“北伐数中原，溯汉中王业所基，唯公绩最；西城留墓道，与昭烈庙堂相望，有此祠高。”考虑到鸡屎村这个地名太不雅，遂将地名改为黄忠村，附近的小河改为黄忠河，河上的小桥也叫黄忠桥。20世纪30年代，黄忠祠进行了最后一次修缮，请辛亥革命元老但懋辛分别在大门与二门上题写了“威震定军”与“扶汉辅臣”的匾额。当时的黄忠祠四周古柏环绕，是西郊一个小有名气的文化胜地。新中国成立之初，黄忠墓和黄忠祠都还在，不久黄忠祠改建为小学，“大跃进”期间黄忠墓被毁，但是却留下了黄忠河、黄忠村的地名（黄忠桥后来改名为平安桥），人民公社时期这里就叫营门口公社黄忠大队，改革开放以后在这里修建居民小区时名为黄忠小区。
20世纪30年代的黄忠桥 杨显峰提供
三国时期蜀汉政权主要人物如刘备（除武侯祠外，成都郊县新津万和乡先寺村过去还有一处专门祭祀刘备的祠庙先主寺，相传那是刘备在旱灾时的求雨处）、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见“和平街”，在成都郊县的大邑至今还有子龙庙）、黄忠等的遗迹，在成都都可以找到（虽然不一定就是考古遗址，而是后人为了寄托哀思而建立的，这在我国的古代名人遗迹中是一个常见的现象）。在蜀汉的五虎上将之中，只有马超的遗迹在成都市区见不到。不过在北郊的新都区城南马超村，过去曾经有马超墓。明代的四川按察使杨瞻曾在墓前立了石碑，清代又在墓前建了祠庙，砌了围墙，立了上书“汉故征西将军马公讳超字孟起之墓”的石碑。目前祠庙早已改建为小学，墓园遗址已经修建了居民小区，但是清代所立的一块墓碑现在还保存在新都桂湖的碑林中，只是因为风化严重而不可卒读。此外，在陕西勉县至今还保存着一座马超墓和一座马公祠，在川陕公路上就可以望见一通石碑，上书“汉征西将军马公超墓”，立于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
娘娘庙街
位于今天的大慈寺路以北、书院西街以东的书院东街，过去曾经叫娘娘庙街。娘娘庙街的得名是因为在这条小街上曾经有一个广生宫，又叫娘娘庙。
广生宫中供奉的是在古代社会中很有影响的子孙娘娘，即保佑妇女多生儿女、顺利生儿女的民间神，四川也叫送子娘娘。正如清人的《竹枝词》所描述的：“大慈寺后广生庙，送子催生各位神。蜜意痴情都可述，娘娘也是女儿身。”由于是民间神，所以古代的子孙娘娘很多，诸如王母娘娘、天妃娘娘（即妈祖）、九天玄女娘娘、泰山娘娘（又称碧霞元君）等等都是，另外还有著名的送子观音。供奉子孙娘娘的庙宇也多，很多庙宇中都可能建有娘娘殿，甚至在有的关帝庙中都有。由于广生宫早已不存，娘娘庙街的广生宫中究竟供奉的是哪一位子孙娘娘，是多少位子孙娘娘，现在已经不明。
成都人还有另一种说法，说这个娘娘庙中供奉的娘娘不是子孙娘娘，而是帝王娘娘，她就是蜀汉的北地王刘谌的妻子。
三国时期的蜀汉政权自诸葛亮去世以后就开始走下坡路，原因虽然很多，但是当朝皇帝是刘备的不肖之子、被后人称为“扶不起的阿斗”的后主刘禅，他的无所作为，应当是主要原因之一。当魏军攻来的时候，刘禅开城出降，不仅当了亡国的俘虏，还到洛阳去摇尾乞怜，吃喝玩乐，留下了一个“乐不思蜀”的千古臭名。刘禅一共有7个儿子，除了一个刘琮早夭之外，当魏军攻来时还有6个，5个都跟着刘禅举手投降，只有一个被封为北地王的刘谌成了坚决不降的硬骨头。据《三国志·蜀书·后主传》注引《汉晋春秋》的记载，当刘禅决定向魏军主将邓艾投降的时候，“北地王谌怒曰：‘若理穷力屈，祸败必及，便当父子君臣背城一战，同死社稷，以报先帝可也。’后主不纳，遂送玺绶（按：即向魏军送上代表国家政权的大印）。是日，谌哭于昭烈之庙（按：即祭祀刘备的宗庙，也就是今天的武侯祠的前身），先杀妻子，而后自杀，右无不涕泣者”。在古代，凡是决定要自杀以保全名节者，大多要先让妻子自杀或是先杀妻子，也就是古人所谓的“满门自尽”，其目的是为了妻子不被敌人欺辱。刘谌的这一壮烈之举，长期受到后人的尊崇，他殉义的妻子也一样受到后人的尊崇。
关于娘娘庙，必须提到成都还有过另一座娘娘庙和另一条娘娘庙街。
西马道街50号内的娘娘庙 2009年 林立摄影
在今天文殊院的后面有一条西马道街，西马道街50号在今天已经是一个普通的民居大杂院，但是在过去却是个娘娘庙，也曾经叫作广生宫。坤道孙至兴从7岁开始就在此出家，直至2006年以86岁高龄羽化，如今她的徒弟陈理清仍然住在这里，在一间小屋（当年曾经是娘娘庙的三官殿）内守着七星灯，延续着娘娘庙的香火，与前来进香的道友们敲着钟鼓，祭拜着北地王刘谌和他的崔氏娘娘的塑像。崔氏娘娘的塑像前写着“蜀汉北地王妃崔氏娘娘”的牌位是在2008年9月16日娘娘庙开始整修之后才树立的。
考察上述两个娘娘庙中的娘娘，笔者认为应当是子孙娘娘而不是帝王娘娘。据孙至兴老人回忆，当年的西马道街娘娘庙中有三清殿、真武殿、观音殿、斗姥殿、皇经楼等29个殿堂，娘娘殿只是其中的一个殿。每年办“喜神会”时，都要把两个用白果木雕成的娘娘像从神龛上请下来，清洗之后穿上漂亮的衣服用轿子抬着游街，叫作“送娘娘出驾”。清末的《成都通览》说：“俗传三月三日为送子娘娘生辰，省城之延庆寺、娘娘庙各处演剧酬神（按：这就是成都人所称的“喜神会”，年年都要举行，新中国成立以后中止。近年在武侯祠正月初一举办的“游喜神方”定诸葛亮为喜神，形式有所不同，大家都抢摸三义庙的“喜神碑”，以求当年喜事多多）。会首则大肆饕餮，并用木雕之四五寸长童子童女若干，在神殿前抛掷人丛处，待人争抢。抢得童子者即于是夜用鼓乐旗伞灯烛火炮，将童子置于彩亭中……比真正得子者尤为热闹。”由此可以确知上述两处娘娘庙应当都是供奉祭祀子孙娘娘的娘娘庙。但是由于成都人对于北地王刘谌的尊崇，于是就将娘娘庙视为供奉刘谌夫人的娘娘庙。这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民俗现象，是成都人尊崇忠臣烈士的一种民心民意的表现。2010年的“三月三”，西马道街娘娘庙恢复了传统的“童子会”。只是所抢的不是木雕的大“童子”，而是用布做的与红枣、花生一样大的小“童子”。
在今天所看到的清代重建的武侯祠（同时也是祭祀刘备的汉昭烈庙）的刘备殿中，除了刘备的塑像之外，刘氏皇族就只有一位刘谌，而没有曾经当了多年皇帝的蜀后主刘禅。据说过去曾经有过，因为被众人唾骂，挨口水，所以被拆去了。
还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同志曾经五次来到武侯祠。第三次是在1963年，他是与其他中央领导一道来的。他当着众多陪同人员说：“刘备是儿子坏，孙子好，诸葛亮是三代都好。”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孙子好”，就是指的刘谌。
今天的商业后街过去是没有的，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城市改造的时候拆除了一条叫娘娘庙街的小街和原来的大部分黄瓦街以及小部分的长发街之后形成的。这条娘娘庙街原来叫作积善胡同或育婴胡同，清代后期在胡同的东口建有一座娘娘庙，所供奉的就是人人皆知的送子娘娘。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四川省主要领导人杨闇公于1921年至1924年间曾经在这条娘娘庙街24号居住，1924年1月12日他与吴玉章发起组织的“中国青年共产党”就在这里宣告成立，还创办了机关报《赤心评论》，开展了不少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共产党并不是真正的中共党组织，而是在探索革命道路中成立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地方革命团体，因为杨闇公与吴玉章当时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已经在上海成立，而又认为四川应当有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吴玉章又因为年龄偏大不宜参加成都已经有了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于是就成立了这个革命团体。当他们很快分别在上海和北京找到并参加中国共产党之后，就立即解散了中国青年共产党。
杨闇公在娘娘庙街的住宅图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杨闇公（1898—1927） 潼南人，早年留学日本时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参加爱国运动。因为声援国内的五四运动被日本警察逮捕判刑，出狱后即回成都，与吴玉章、刘伯承等人开展革命活动。1924年9月，他参加中国共产党，并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委书记。1926年任中国共产党重庆地委书记，与刘伯承一道策划并领导了泸州、顺庆起义。1927年4月6日，壮烈牺牲于重庆浮图关。
1922年杨闇公（右一）与廖划平（右二）、童庸生（左二）、吴玉章在成都。 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中国青年共产党创办的《赤心评论》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马克思主义读书会成员在国立成都高师至公堂前合影。前右二为高师附中学生杨尚昆。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杨闇公本名杨尚述，是杨尚昆同志的四哥和革命引路人（在杨闇公的引领下，他的家人有6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杨尚昆同志于1921年14岁时来到成都，先入成都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补习，1922年考入高师附中，并在此参加革命活动，1925年毕业之后去重庆。他在成都期间就住在娘娘庙街他四哥家中。
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国民党最大的特务组织国防部保密局的蓉站就设在娘娘庙街38号。国民党特务的“十二桥大屠杀”的决定与部署就是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的主持下于1949年12月3日在这里做出的。
蜀汉路附蜀汉街
成都市内的街道与三国蜀汉文化有关的不少，但是以蜀汉为名的街道却都是才出现不久的新街道。
知名度较高的蜀汉路是改革开放之后新建的大街，就是成都人近年来俗称为羊西线或西延线在二环路与三环路之间的一段。经过多年的建设，这条街既是商业街道，又有大量住宅，特别是在这里开办的成都第一家以川西乡村餐饮文化为特色的著名川菜馆“乡老坎”的带动下，这条街一度成为成都著名的美食街（“乡老坎”却因所在地新建高楼而停业了），而在蜀汉路北侧的“一品天下”大街则更是作为一条更大规模的美食一条街而量身新建的。
蜀汉路的命名与三国时期的蜀汉政权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因为这里有部分地块原来属于营门口乡的黄忠村（另一块属于化成村）。因为先有了蜀汉路的命名，后来在这一片区内新建的很多街道的名字都有了一个“蜀”字。如蜀光路、蜀蓉路、蜀华路（即一品天下大道的南段）、蜀通街、蜀营街、蜀明街等。
在成都还有很容易与蜀汉路产生混淆的蜀汉街与蜀汉东街，位置在武侯祠大街以东，都是改革开放之后才形成的新街，也都是因为地处武侯祠文化片区之内而命名。
草堂路
在举世闻名的杜甫草堂的南大门（也应当是杜甫草堂的正门）外，就是草堂路，在草堂路附近，还有与之相邻的草堂东路、草堂西路、草堂北路、草堂北支路。
杜甫草堂是唐代伟大的诗圣杜甫（712—770）在成都生活与创作的地方，虽然诗人当年居住的草堂已经不存，但是因为在他的诗作中对于草堂的具体位置有明确记载，即“浣花溪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所以后人为诗人所修建的纪念性建筑的位置应当是可靠的。最早重修草堂的是唐代末年的著名诗人韦庄，这时距杜甫在成都生活的时间（759—765）只有一百多年。《唐才子传》记载得很清楚：“韦庄初来成都，寻得杜少陵所居浣花溪故址，虽芜没已久，而柱砥犹存，遂重作草堂而居焉。”到了北宋时期，这里就陆续修建了纪念性的草堂和祭祀杜甫的工部祠堂。在草堂围墙内已经几次发现了唐代的多种文物。
清代杜甫草堂石刻图 杜甫草堂博物馆藏
清同治《成都县志》明确记载：“杜甫衣冠墓，西门外草堂寺二里汪家坝侧。”直到1943年出版的由周芷颖编写的《新成都》第九章仍然有此记载。遗憾的是今天已经不见踪影。
今天的杜甫草堂的主要部分，是由清代康熙十年（1671）首次重修、嘉庆十六年（1811）再次重修的杜甫草堂，和紧紧相邻的寺庙草堂寺（草堂寺最晚建于晋代，是成都最古老的佛寺之一，杜甫初到成都之时，就曾寓居寺内，宋代改名为梵安寺，但是民间不少人仍然称之为草堂寺。清初重建之后，名为草堂寺，但是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前，山门前仍然挂着“古梵安寺”的匾额）两部分于1974年合并组成的，次要部分即西边的园林区是将民国年间王惠庵的花园别墅（王惠庵又名王思忠，他家花园原来就与草堂是一墙之隔）并入的，在花径与盆景园之间还有一处纪念唐代的浣花夫人的浣花祠。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多次的维修与改造，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知名的杜甫草堂博物馆，总面积超过两百亩，是中外仰慕诗人高风、追寻诗人足迹的圣殿，其中除了工部祠、诗史堂、恰受航轩等纪念性建筑之外，还保存着大量的珍贵文物，其中的杜诗版本位居全国第一，杜诗诗意画与杜诗书法作品则几乎包括了国内所有的老一辈知名书画家的作品。在这里，留下了党和国家几代领导人的足迹，陈列着上百幅世界各国领导人与知名学者在这里留下的照片，朱德、陈毅、叶剑英、董必武等人题写的楹联一直挂在壁头。
草堂寺 1937年 [日]岛崎役治摄影 杨显峰提供
1949年以前的工部祠 杨显峰提供
历代杜诗版本 杜甫草堂博物馆藏
张大千画《杜陵浣溪行吟图》
1961年国务院公布杜甫草堂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5年改建为杜甫草堂博物馆。
20多年之前，杜甫草堂原本位于成都外西的郊野。随着成都市区建设的规模日益扩大，今天的杜甫草堂已经成了成都二环路以内成都市中心的一处文化旅游胜地，以它多年培育的参天大树与成片的竹林而成为成都市中区的绿岛，而且还是川派园林的代表，仍然保持着昔年诗圣居住时“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雾梢”的景色。每逢炎炎夏日，游客进入杜甫草堂之后，清凉之气顿时迎面扑来。20世纪末，成都市政府在杜甫草堂南边新建了面积达555亩的开放式城市森林公园，名为“浣花溪公园”，在其中兴建了我国最大的长达千米的诗歌大道。在浣花溪公园东侧，四川省博物院的新馆已经向公众开放。这一地区不仅是全国著名的文化旅游胜地，也是全国著名的园林绿化胜地，每天都有数不清的海内外游客前来瞻仰诗圣，观赏园林。
杜甫草堂 1978年 牟航远摄影
杜甫草堂最著名的民俗文化活动是一年一度的“人日”游草堂。魏晋时期，我国就有从远古神话演变而来的造人造畜的传说，并排出了他们的生日，即正月初一为鸡、初二为狗、初三为猪、初四为羊、初五为牛、初六为马、初七为人（后来又增加初八为百谷），故而古人把正月初七称为“人日”，即人的生日。每逢这天，在民间都有若干庆祝活动。例如宋代大诗人陆游在成都时就曾经在“人日”这天游昭觉寺，并留下了《人日饮昭觉》一诗。因为唐代大诗人高适与杜甫有关“人日”的诗歌唱和中“人日题诗寄草堂，遥怜故人思故乡”、“自蒙蜀州人日作，不意清诗久零落”等名句的流传，以及清代著名学者与书法家何绍基题写在草堂中的名联“锦水春风公占却，草堂人日我归来”的流传，人日游草堂就成了成都极有文化内涵的传统民俗节日，已经延续多年。
浣花溪公园 2007年 罗韵希摄影
草堂正门 2008年 王飞摄影
我国其他地方庆祝人日的活动已经完全失传，唯独成都的杜甫草堂还保留着这一习俗，而又增添了纪念诗人的新的内涵。这一传统的民俗文化让很多热爱传统文化的人们魂牵梦萦。著名学者卢前有一首自度曲《别成都》这样写道：“忘不了草堂人日，忘不了花市春迟，忘不了浣花溪，武侯祠庙雕鞍系，万里桥边翠袖衣，忘不了江楼贳酒埋愁地。从今后，江南春梦，梦到天西！”
除了人日游草堂之外，有些成都人过去在端阳节也要游草堂。民国初年的一首成都《端阳竹枝词》就曾经这样写道：“吸残蒲酒浴兰汤，游罢江楼过草堂。珍重人生行乐耳，良辰犹盼大端阳。”
永陵路
从羊市街向西有一段路名叫永陵路，东接槐树街，西接抚琴西路，五代时期前蜀开国皇帝王建的陵墓永陵就在路北。
王建（847—918） 河南舞阳人，唐末在蜀中为官，891年以武力攻占成都，907年称帝，国号蜀，史称前蜀。11年后病死，葬于永陵。
王建石像
作为一座帝王陵墓，永陵原本有一个规模不小的陵园，陵园中原本有若干庙堂建筑，可惜在北宋真宗年间被尊崇道教的官府为了修建道教宫观而拆除了。陵园中原来还有一座佛寺永庆院，南宋时还在，而且曾经有过重修，可惜也在一场大火中烧毁了。从此以后，永陵的地面建筑基本上全毁。诗人陆游在成都时对永陵有过记载，他在《后陵》一诗中写道：“陵阙凄凉俯旧邦，恨流滚滚似长江。穿残已叹金凫尽，缺落空余石马双。攫饭饥鸟占寺鼓，避人飞鼠上经幢。阿和乳臭崇韬耄，堪笑昏童束手降。”诗中后两句的“阿和”指五代时后唐的李继岌，“崇韬”指后唐的郭崇韬，前蜀政权就是被后唐郭崇韬和李继岌指挥的军队攻灭的。“昏童”指的是向郭崇韬、李继岌投降的王建的儿子王衍。诗人对这首诗有一个注释：“（后陵）一作厚陵，永庆院在大西门外不及一里，盖王建墓也。有二石幢，犹当时物。又有太后墓，琢人为石马，甚伟。”这是古代对王建墓唯一的一条比较清楚的早期记载，此后就再也没有什么准确的记载了。从诗中可知，南宋时王建的墓、王建的皇后周氏的墓（此墓已在1990年发现，但是规模不大，距永陵还有几百米的距离，所以长期未受到人们的关注），以及附近的寺院永庆院都还在，但都已经是破旧不堪，一片荒凉了。这以后，永陵是在什么时期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又是如何被众人误认为是司马相如的抚琴台的（参见“抚琴路”），我们都已经无法得知了。
20世纪50年代的王建墓 杨显峰提供
20世纪60年代的王建墓 王文相摄影
高达15米、直径80米的永陵是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被发现的（参见“抚琴路”），有着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这是四川历史上第一次科学的考古发掘，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座由考古学家正式发掘的帝王陵墓（迄今为止，全国由考古学家正式发掘的帝王陵墓只有两座，另一座是1956年发掘的北京明代十三陵中的定陵）。它是目前已知的全国唯一的一座建于地面的帝王陵墓，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世界最重要的考古发掘。虽然永陵在修建之后不久（估计不到两百年）就遭遇了盗墓贼的盗掘，但是仍然发现了众多的珍贵文物，如石雕像、玉册、金大带等在全国都是唯一的，特别是在石棺床周围所雕刻的二十四乐伎高浮雕，是目前在全国所发现的唯一的最完整、最逼真的唐五代时期的宫廷乐舞展示，单是各种乐器就有20种23件，是研究我国古代音乐舞蹈史极为宝贵的实物资料。
永陵乐伎石刻像《拍板》 帅初阳提供
新中国成立以后，永陵一直得到了很好的保护，1961年成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8年成立了王建墓文物保护管理所，1979年1月正式向游人开放，1990年建立了王建墓博物馆，1998年更名为永陵博物馆，并在新建的蜀永楼建成了全国一流的五代时期的“永陵文物暨前后蜀历史陈列”，开辟了占地12亩的文化休闲区“宣华苑”。1999年，成都市政府将门前的大街抚琴西路更名为永陵路。2008年，成都市政府决定拆除永陵周围的全部建筑，扩建园区面积达50亩的永陵园林。
天祥街附天祥寺横街
一见到“天祥”二字，我们就会想到南宋末年著名的民族英雄、写下过千古名篇《正气歌》《过零丁洋》的文天祥。成都府河新东门大桥东侧的天祥街（原名天祥寺街）、天祥寺横街（过去还有天祥寺河边街）就是因为纪念文天祥而得名的。这里原本有清代修建的金贤寺，附近民众为了表示对文天祥的崇敬，就在寺中塑造了文天祥的塑像进行祭祀，寺庙的名称也就改称为“天祥寺”（天祥寺的具体位置在天祥街与望平正街之间，所以有的文献上也说天祥寺位于望平正街）。民国时期，天祥寺被改建为学校，寺庙不存在了，地名却留了下来。
我国纪念文天祥的祠庙有几处，都是修建在与文天祥生平事迹有关的地方，或称为文信国公祠（文天祥曾经被封为信国公），如深圳的南头城；或称为文丞相祠，如北京的府学胡同；还有称为大王庙的，如福州的潘墩。而直接以极为亲切的称呼叫作“天祥寺”的文天祥祠庙只有一处，就在成都，这充分体现了成都文化的平民化与包容性。成都的天祥寺也是全国唯一的一处既非文天祥家乡或故迹，又无文天祥后人的祭祀文天祥的寺庙。
按理说，文天祥既非成都人，又未到过成都，成都是不应当有他的纪念地的。可是，成都却偏偏有了这座天祥寺。这是一种很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是成都这座移民城市的开放兼容心态的典型表现。稍稍回顾一下成都历史就可以知道，杜宇不是成都人，可是成都人世世代代称他为“杜主”，建祠庙加以祭祀；李冰不是成都人，可是成都人世世代代称他为“川主”，建祠庙加以祭祀；诸葛亮不是成都人，可是成都人建祠庙世世代代加以祭祀，而且位列于刘备之上；杜甫不是成都人，可是成都人保护着他的故居，世世代代建祠庙加以祭祀；陆游不是成都人，可是成都人世世代代为他建祠庙（即崇州的陆游祠）加以祭祀，在杜甫草堂内，还有祭祀杜甫、黄庭坚、陆游三人的工部祠。要知道，建祠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与其他名人故居只是留下一个供后人瞻仰的遗迹完全是两回事，建祠就是把被祭者视为祖先神灵加以供奉，是要长期守护祭祀的。在成都人看来，不论是何方人氏，只要你情寄天下、心怀百姓、造福万家、遗泽后世，你就是值得永远加以崇敬的杰出人物，就是应当永远加以祭祀的先贤。很明显，这种开放兼容的心态是成都得以永远保持活力与文化特色的一种基础性的巨大力量。
康庄街
在太升南路以东，与童子街相对，有一条街道叫作康庄街。康庄街的得名，源于明代初年的太监康泰宁。
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分封他的儿子到全国各地做藩王，以加强对各地的控制。朱元璋的十一子朱椿被封为驻藩成都的蜀王，在尚未成年的朱椿到成都就藩之前，先派了一位太监康泰宁到成都打前站，为营建蜀王府做准备。康泰宁在成都市中心修建了规模巨大、华丽舒适的蜀王府，花费很大，几乎把官府的库银掏空，故而有不少官员向朝廷告状。朱元璋大怒，下旨让康泰宁立即自尽，康泰宁只得服毒自杀。几年之后，长大成人的朱椿来到成都，见到煌煌的蜀王府，才知道康泰宁所花银钱是有所值的，他被人告状而被迫自尽乃是一桩冤案，于是就采用募集的办法在原来的古营盘街为他修建了一座祠堂。因为康泰宁在修建蜀王府时对工匠们不错，所以实际上出力出钱的多是怀念他的成都的工匠。老百姓一般都把这座祠堂叫作“康公庙”，康公庙所在的街道也就叫作康公庙街。民国时街道扩建，康公庙被拆除，街道更名为康庄街，寓意康庄大道。
康公庙的故事在成都流传已久，多年来也有一些文章作过介绍。在这些介绍中，往往说这是成都乃至全国绝无仅有的一座没有神像的祠庙。这话可以说对，也可以说不对。在康公庙中，的确没有康泰宁的塑像，只有一个他的木主（即木质的祭祀牌位）。因为康泰宁被明太祖定下死罪并未平反昭雪，当时不敢给他塑像。但是据前人记载，康公庙内一直到民国时期都还保留着两尊神像，一尊是铁铸的东岳神像，上面刻有“大明万历四十八年十一月十七日置”字样，一尊是石刻的土地神像，上面刻有“嘉庆二十八年三月二十日置”字样。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有两种解释：一是当时人为了遮人耳目，有意把这两尊神像放在康公庙中作为掩饰；二是由于明中叶以后，前往祭祀的人愈来愈少，加上康泰宁又没有后人，香火愈来愈少，于是后人就把这两尊神像放了进去，来了个一祠多用，清代所以重建康公庙，也应当与此有关。
宋公桥街附净居寺路
九眼桥下游的锦江北岸，有一条小街叫宋公桥街，是为了纪念明代开国元勋之一的宋濂。
宋濂（1310—1381） 浙江浦江（今义乌）人，元末明初的著名学者，朱元璋夺取天下的主要谋士之一，被称为“开国文臣之首”。明王朝建立后，任侍讲学士知制诰，颇类似现代的秘书长之类的职务，还出任过修撰《元史》的总裁官，晚年辞官归乡。因为他的孙子宋慎牵涉进了明初大案胡惟庸谋逆案，按明初的严刑峻法，朱元璋欲将受牵连的宋濂处死。皇子朱标是宋濂的学生，一心要救老师的性命，遂以死相谏。在这种情况下，宋濂才得免一死，以71岁高龄于洪武十三年（1380）被罚全家安置到四川茂州（今阿坝州茂县）为民，次年即在途中病死于奉节，由地方官葬于莲花山。由于他曾经为朱元璋的几个儿子讲课，蜀王朱椿久仰他的大名，所以在永乐十一年（1413）将其迁葬于成都华阳县安养乡。到了成化二十一年（1485），由于明初的一些大案实际上都已被淡化（宋濂后来在1496年被朝廷正式平反，建了祠堂，每年春秋予以祭祀），所以又由蜀王府再次迁葬于当时成都最著名的寺庙之一的净居寺侧（1960年在修建龙舟路时宋濂墓被毁，但是墓志铭被文物部门保存了下来）。据明人何宇度《益部谈资》的记载，当时的净居寺是与昭觉寺、青羊宫、武侯祠并列的大寺庙，在净居寺中的文殊殿还建有祭祀宋濂和另一位明初著名学者、曾经担任过蜀王府家庭教师、后来被永乐皇帝处以极刑的方孝孺的专祠（方孝孺早于宋濂被朝廷平反），塑有宋濂和方孝孺的塑像。净居寺还曾经一度改名为报恩寺，寺侧曾经还有报恩寺街。净居寺在明末清初毁于战火，清乾隆十二年（1747），华阳县令安洪德在旧址上建有纪念宋濂的潜溪书院（宋濂号潜溪先生），曾经一度成为远近闻名的著名书院。
清代潜溪书院图 原载嘉庆《华阳县志》
潜溪书院远在城外，教学不便，道光十三年（1833）被迁入城内梨花街新址。原址在民国时改建成为学校，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静居寺小学。
关于净居寺，有一件事不能不提。明嘉靖二十年（1541），四川巡抚刘大谟发起重修《四川总志》，礼聘已经被流放云南的杨升庵回川编纂《四川总志》之中的《艺文志》，工作地点就在净居寺中。《四川总志》编成之后只有16卷，而《艺文志》则有64卷，只有作为附录，这就是今天研究巴蜀古代文化最重要、最丰富、收录诗文1873篇的地方文献汇编《全蜀艺文志》。以聪明过人、著述颇丰闻名于世的杨升庵编纂这部64卷的《全蜀艺文志》只用了28天时间，这比今天常见的大型编纂班子的速度要快不知多少倍，其原因就在于杨氏一家长期致力于乡邦文献的搜集整理，家中已有编纂《蜀文献志》的基础，加之杨升庵的博闻强记、日夜辛劳，故而能够在净居寺中创造我国文化史上的这一罕见的高速度。
民国时期，净居寺已被误写为“静居寺”。新中国成立以后，改建的成渝公路从此经过，两旁逐渐形成街道，当地人一般称为静居寺街。1958年新建成都无缝钢管厂，成渝公路改道，原静居寺街改变了走向，并加以扩大延长，西起龙舟路，向东过沙河大桥，直到上沙河铺街，1962年正式命名为静居寺路。改革开放之后，东二环与成龙路逐渐建成，现在的静居寺路成为成龙路的起始段，在东二环四段向东过新沙河桥，直达万科城市花园，与成龙路的静安路段相接。1990年，静居寺路按原来的名称更正为净居寺路。不过由于多年来的习惯使然，在一些地图与标志上还没有完全改过来，目前还有不少地方仍然写为静居寺路。
成都市第十人民医院就设在净居寺路，它的前身是成都市传染病医院，也是成都市多年来唯一的一座医治传染病的专科医院。
宋公桥街在原来的宋濂墓西南，清代在这里有一条小河，河上有一道小桥，名为宋公桥，桥边的小街也就名叫宋公桥街，已在城市改造中被拆除。
宋公桥街 2002年 韩国庆摄影
明代的报恩寺早已不存，但是清代在宋公桥头又修建了一座小尼庵，也承其旧名叫作报恩寺。到了民国时期，已经没有尼姑，没有香火，成了一所有好几家人居住的民居，具体位置应当在今天空军医院后面的“江东民居”一带。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我国现代著名的作家与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朱自清先生全家先是撤退到昆明，后来到成都（朱自清先生夫人陈竹隐是成都人），从1940年开始就居住在这里的三间编泥墙（即竹篱泥巴墙）的小瓦房中，其间曾去昆明西南联大任教，以后又回成都，直到1946年8月才离开成都回北平。著名的《经典常谈》《古诗十九首新释》等名著就是在这里完成的。正因为如此，著名作家叶圣陶在《成都杂诗》中才会有“顿忆佩弦（按：朱自清字佩弦）埋骨久，隔江忍对宋公桥”之句。也就是在成都之时，朱自清对于成都给了“说是有些像北平，不错，有些个。既像北平，似乎就不成其为特色了？然而不然，妙处在像而不像”的著名描绘。他对好友易君左吟咏成都的一首诗十分欣赏，特地写了《成都诗》一文加以评介与推荐这首描绘成都景物的名篇：“细雨成都路，微尘护落花。据门撑古木，绕屋噪栖鸦。入暮旋收市，凌晨即品茶。承平风味足，楚客独兴嗟。”
还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朱自清在《外东消夏录》中的《成都诗》一节以“据说成都是中国第四大城，城太大了”开头，这比深圳《新周刊》在2000年称成都为中国“第四城”早了约60年；二是朱自清于1940年被四川省教育厅长郭有守聘为教科书编辑委员，在参观考察了多所中小学之后，他为四川的学校编写了三本书交由成都的开明书店出版，一本是给教师作参考的《国文教学》，两本是给学生用的《略读指导举隅》和《精读指导举隅》。
朱自清夫妇居住过的宋公桥街4号 2008年 周筱华摄影
四川师范大学在扩建之中为校园内的主要道路进行了命名，其中从老图书馆到物理实验楼的道路被命名为“潜溪路”，就是为了纪念过去距四川师范大学校园不远的宋濂墓与潜溪书院。
方正街附丁公祠街
在红星路一段的西侧，有一条方正东街，在方正东街的西边则是方正街。这两条街的街名很容易使人误解，以为方正街就是方方正正的街道，其实，这里的“方正”是因为纪念方孝孺而得名。
方孝孺（1357—1402） 浙江宁海人，明初著名学者，有“天下读书种子”之誉。相传他的文章“醇深雄迈，每一篇出，海内争相传诵”。年轻时即受到朱元璋的称赞，成都的蜀王朱椿特地将他聘到成都的蜀王府中，担任自己儿子的教师，并专门为他修建了名为“正学”的书斋，从此一般人都尊称他为正学先生。明太祖洪武二十八年（1395），朱椿在成都刻印南宋学者郭允蹈写的《蜀鉴》一书，由方孝孺作序。他在序中指出，要治理好四川，绝不能“善一身，安一时”，必须心怀“至远”与“至众”。由此事还可以推知，要让新到成都主政的朱椿以及他的臣下认真学习蜀中的历史，并刻印《蜀鉴》这部四川地方史著作，很可能就是方孝孺的建议。明惠帝即位之后，将他召进宫中，官拜侍讲学士，成为明惠帝最重要的谋臣之一。燕王朱棣发动政变，起兵夺取政权，强逼方孝孺为其撰写诏书，明确告诉他说：“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方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终至被朱棣在街市之上凌迟处死，而且兄弟、妻子、儿子、女儿全部遇害。方孝孺之死，成为明初文坛上的一件大事。朱棣死后，他儿子明仁宗一即位就着手对方孝孺等被害者进行昭雪。到了明神宗时期，又正式对与方孝孺一案有牵连者全部平反，在南京修建表忠祠予以褒录祭祀。成都官民在蜀王府的授意之下，就将昔年方孝孺在成都时所居住的街道改名为方正街，以纪念这位被称为正学先生的方孝孺。“方正”二字即是从方孝孺与正学先生而来。
清代末年，这条街上由官方修建了丁公祠，用以祭祀曾经在四川担任总督的丁宝桢，所以又曾经把这条街改名为丁公祠街。由于不到20年清王朝就被推翻，丁公祠也被废除，所以这个新街名还未流行就不再使用。
丁宝桢是一个在成都近代历史上让人不能忘记的人物（参见“拱背桥街”）。
丁宝桢
丁宝桢（1820—1886） 贵州平远（今织金县）人，清末著名的汉族名臣。他在山东巡抚任上时，慈禧太后宠爱的太监安德海仗势到山东胡作非为，丁宝桢竟敢决然将其诛杀，他也因此名震朝野。丁宝桢又是清末一位致力于“求富”“自强”的洋务派官员。他筹备与创办四川机器局并非一帆风顺，甚至被迫撤局停办，但最终取得了成功。他在成都期间，曾派军队到云南和福建前线支持抗击法国侵略者，曾经调拨四川机器局生产的洋枪7000多支到南方边境，曾经对都江堰进行过多年来规模最大的大修而且先后七次亲赴现场（所以今天都江堰市离堆公园内的堰功道上有他的塑像），曾经改革盐政、严惩奸商而让整个西南地区的人民从中受益，曾经礼聘著名湖南籍学者王闿运到成都尊经书院担任山长（相当于校长兼首席导师）。不仅在四川，就是在全国他都算是一个有见识、有建树、有贡献的官员，曾经得到过“四川近百年第一好总督”的美誉。近年间曾经有电视剧《丁宝桢》在全国放映。他为官清廉，所得俸银多用于扶危济困，死于成都任所之后不仅家无余财而且债台高筑，家属的日常生活都得靠官府支持，为了将灵柩运回山东与已故的发妻合葬，用费都是由僚属好友筹措方能成行归葬。
有关丁宝桢还有一事值得一提，就是从他的宫保府（关于“宫保”的介绍见“前卫街”）中传出了一道川菜名菜——宫保鸡丁。关于这道名满天下的佳肴的来历有过不少的说法，据笔者所见的资料，很有可能是丁宝桢最喜爱的贵州籍家厨宋驼爷（本名失传，因背驼，人们均以驼爷相称）在光绪十年（1884）前后所创。
状元街附磨子街
状元是古代科举考试制度时期的全国第一名，是极难得到的一种很高的荣誉。自从唐代开始有状元的名称以来，直到清末废科举、兴学校，我国一共产生过将近600个状元（这里只包括文状元，不包括武状元，就是文状元的准确数字也已经无法详考，据笔者所见，目前有596人与599人两种统计数字）。根据嘉庆《四川通志·选举》的名录与其他研究者的统计，在今天成都市的辖区内只出过4个状元，全四川也只出过17名状元（另有两名武状元和张献忠大西政权的状元一名未计），名单如下：
唐玄宗开元四年的内江人范崇凯
唐德宗贞元七年的阆州人尹枢
唐宪宗元和八年的阆州人尹极
唐文宗大和三年的云阳人李远
唐文宗大和七年的成都人李余
唐宣宗大中某年的绵州人于环
五代后唐庄宗同光四年的简州人王归朴
五代后蜀时期的广都（今双流）人费黄裳
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的铜山（今中江）人苏易简
宋太宗端拱二年的阆州人陈尧叟
宋真宗咸平三年的阆州人陈尧咨
宋哲宗元祐六年的保宁（今南部）人马涓
宋徽宗政和五年的仙井监（今仁寿）人何栗
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的资州人赵逵
元顺帝至正十一年的成都人文允中
明武宗正德六年的新都人杨慎
清德宗光绪二十一年的资中人骆成骧
在这里列出这样一个名单，一来是想为关心此事的读者提供一份资料；二是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一个问题，就是古代的状元并不一定就是最成功的学者或者诗人，用过去的话说，“大比班头”并不就是“文章魁首”。在古代将近600个状元中，唯一的一个例外就是成都的杨慎，而成都的状元街，也正是与杨慎有关。
杨升庵读书地——新都桂湖 1996年 张德重摄影
杨慎（1488—1559） 字用修，号升庵，成都新都人。新都至今保存着经过多次修缮的杨氏宗祠、杨慎故居“状元府”、杨慎读书之地“桂湖”、杨慎结婚时居住的“榴阁”、杨慎祖孙三代捐资修建与维修的“清源桥”、杨慎的墓园“状元坟”，在桂湖中有纪念杨慎夫妇的升庵祠与黄娥馆。杨慎的父亲杨廷和官居首辅，也就是明代的宰相，两位叔父也都是著名诗人和学者。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杨慎从小聪慧过人，11岁作诗，24岁中状元。只是因为坚持己见，不愿与流俗为伍，甚至公然与皇帝唱反调，被万历皇帝“廷杖”（就是在朝廷上当众鞭打）两次，在死去活来之后充军云南永昌（今保山），时年37岁。他在云南生活了35年，一直未获赦免。当朝廷打算对他进行新的评价与安排时，他已经到了生命最后的岁月。临终前，他写下了可谓一生写照的《感怀》诗：“七十余生已白头，明明律例许归休。归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为滇海囚。迁谪本非明主意，网罗巧中细人谋。故园先陇痴儿女，泉下伤心也泪流。”杨慎一生坎坷，无力在政治舞台上有所建树，遂将精力全部投入学术研究与文学著述。在整个明代，“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明史·杨慎传》）。他一生共有各种著作400余种，传世100余种，如果用今天的学科分类，其内容包括诗文创作、文艺理论与文学批评、史学、地方志、文字学、音韵学、民间文学、音乐与戏曲、考古学、典章制度、书画、天文地理、医学，还包括自然科学，为后人留下了一大笔宝贵的文化财富。他在云南和四川为地方做了大量的好事，由于他后半生多在云南居住，所以他在云南留下的文物、遗迹与纪念地比四川还多。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的主题曲“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就是出自他的《二十一史弹词》。
状元街位于人民南路的红照壁十字口以东，与指挥街和西丁字街相通，街上有一座护国寺，护国寺侧有杨慎家在成都城内的故宅，所以街名为状元街。清代乾隆年间，四川布政使查礼曾经在这条街居住十多年，对杨慎极为敬重，在街上挂有“升庵子弟读书处”的匾额，编辑有自己多年在这里的诗作《升庵雅集》五卷。当他调离四川时，就让他的儿子查淳在街中修建了一座牌坊作为纪念，牌坊上刻有“状元坊”三个大字。这座状元坊在嘉庆年中就已垮塌，以后未曾重建。这以后状元街在成都还曾经一度被人们叫作“磨子街”。这是因为一些人在口语中把“状元”二字读成了“转圆”，又因为在人们生活之中的磨子转得最圆，所以又讹称成了磨子街。
杨慎故宅在清初得以修复，后售与符兆熊家，清同治二年（1863）由符永培妻项氏捐出，在其旧址修建了河南会馆，这是目前可以确知的在成都的两个河南会馆之一（另一个在布后街）。这座旧宅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仍然保存完好（门牌号是状元街33号），曾经是省级机关的宿舍，从1987年以后被陆续拆除。
状元街上在清末民初有一个杨家大院“四知堂”，就是著名作家李劼人的外祖父和舅舅家。李劼人家祖辈和父辈都没有买房置业。李劼人在3岁至9岁时期，15岁至28岁时期，以及33岁至42岁时期，都是在杨家大院居住。
民国时期轰动全国的一桩“师生恋”大案，其最关键的场所就发生在杨家大院。
1923年7月，由于恽代英的推荐，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吴玉章礼聘教育学家舒新城（1893—1960）到成都执教。舒是当时著名的新派教育学家，在全国有很大影响。来成都后，他对陈旧的教育制度的大胆批判，他所作的以“完成人格、创造生活”为主旨的多次讲演，受到成都文化界的进步人士如李劼人（时任《川报》主笔）等人的支持，受到部分进步师生的赞扬，也受到力量更大的各方守旧派的反对与攻击。此时，拥护他的学生中有一个叫刘舫的预科女生因为向他学习国文与摄影而与他比较接近，学校中的守旧派就在当时担任成都最高军政长官的军阀杨森的一个姨太太（也在高师读书）的支持下以“诱惑女生，师生恋爱”的罪名发动“驱舒”行动（此时吴玉章校长已经去职，由傅振列接任），强令刘舫退学，刘舫坚决不退，守旧派师生遂到督军府请愿，督军府立即下令缉拿舒新城，明令“捕得即行殴毙”，形成可能处死的警案。1925年4月28日，在李劼人、陈岳安的掩护下，舒新城化装进入杨家大院避难，军警赶来抓人，李劼人以醉酒汉姿态在大门外与军警周旋半个小时，舒新城与陈岳安得以从杨家大院后院翻墙而出。军警抓人未得，遂向全省发出通缉令，并将李劼人投入监狱。舒新城在陈岳安与刘舫的大力帮助之下，先后辗转3家藏匿半月之久，最后是在尽可能化装改扮（甚至剃了光头，留了胡须，换了口音）之后，才逃出成都。此事先是由“驱舒”和“拥舒”两派在成都报纸上展开论战（包括刘舫本人的文章），然后被上海等地多家报纸渲染报道多日，遂成为民国时期最为轰动一时的名人“师生恋”。其实，此时的这对师生真还没有生恋定情（此时舒已有妻儿），可是经过这一场波澜起伏的警案的考验，这对师生愈走愈近，难以分开。6年之后，终于结成夫妻，还有了一双儿女。舒新城离开成都之后，不仅先后撰写出版了多种教育学著作，更为重要的是，他于1928年应邀加入中华书局，后担任编辑所所长，主持大型辞书《辞海》编纂大任数十年，成为我国极负盛名的辞书编纂大师，曾经受到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赞扬（他俩是湖南老乡，年轻时曾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共事）。直到1958年，国家决定对《辞海》进行新编再版时，仍然请已退休多年的舒新城出任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
状元街 2000年 赖武摄影
新中国成立以后，四川省川剧院长期设在这条街上，直到1981年新开新光华街之后，才将正门改到了背后的更为宽阔的新光华街。
成都市拘留所也曾经长期设在这条街的52号（此地旧址是民国时期的慈佛学社，所以门面完全是一个老公馆的气派，这在全国的拘留所中是别开生面的唯一），改革开放之后才迁往南一环的九如村（现迁往郫县安靖镇土地村），所以过去如果说到“状五二”，老成都几乎是尽人皆知。
从清末到民国时期，状元街成为成都城南木器业较为集中的街道。直到改革开放初期，这里仍然还有多家家具商店，是南门地区的家具一条街，虽然其规模与档次远远不可与今天的家具城相比。状元街与相邻的青莲巷这一片老街老巷已经在旧城改造之中全部被拆除。
四川省川剧院演出的川剧《巴山秀才》剧照20世纪90年代 余小武摄影
何公巷
在今天的文庙前街与文庙后街之间、石室中学西侧，有一条石室巷。这条小巷原来叫何公巷，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才改名为石室巷的。
在这条小巷中，明代末年住有一位成都府学教授叫何忠，贵州遵义人。1644年，当张献忠农民军攻陷成都时，明代各级官员大多投降，但是何忠夫妇却拒不投降，一同自缢为明王朝殉葬。清兵攻占成都之后，认为他是忠烈之臣，就在这里为他建了墓，立了碑。成都城重建之后，就把这条小巷命名为何公巷。
在何公巷的南口，就是文庙前街和文庙西街的分界处，清代的华阳县文庙就建在文庙西街的东头，主要建筑都在何公巷中，所以也有一些记载说华阳县文庙是建在何公巷中。这里在民国时期开办过盲哑学校，抗战结束以后，华阳县中的初中部也设在此处。
岳府街
近年来成都市中心新打通了一条东西通道，从玉带桥向东经白丝街直达新东门大桥，在暑袜北一街口与红星路二段之间的一段，叫作岳府街。岳府街因为有岳钟琪的府第而得名。
岳钟琪（1686—1754） 祖籍河南汤阴，岳飞的第二十一代孙，在他父亲岳升龙在成都任四川提督时长于成都，并随父入了川籍。岳钟琪一生在军队中成长，先是在今松潘等地驻防，康熙五十八年（1719）为了防止在现天山地区的准噶尔部入侵，他奉命率军从今天的泸定、巴塘、理塘开辟川藏通道入藏，从南部进入新疆，取得了平定准噶尔部的胜利，升任四川提督。雍正元年（1723），又奉命随年羹尧进入今青海地区平定罗卜藏丹津的叛乱，获胜后封三等公署理（即代理）川陕总督，任宁远大将军。雍正七年（1729），再次奉命入新疆，平定噶尔丹策零的叛乱，收复乌鲁木齐。雍正十年（1732），因为清代著名的“曾静投书案”而以“误国负恩罪”革职下狱。乾隆二年（1737）赦免之后回到成都养老，遂在西郊石人坝开菜园种菜度日。乾隆十三年（1748），因为大小金川之乱久久不能平定，乾隆再次起用岳钟琪，他以高龄率军出征岷山雪域，再次取得全胜，被第二次任命为四川提督，授兵部尚书衔，复封三等公，加太子太保，赐号“威信”。其后在镇压林琨起义之时，因病卒于资州。他的家族墓园在金堂县西北的栖贤乡岳公村，1988年被列为金堂县文物保护单位。
岳钟琪被乾隆帝称为康、雍、乾三朝“武臣巨擘”，是太平天国以前清王朝所任用的兵权最大的汉族将帅，是整个清代唯一的一位被封为大将军而有权统率指挥八旗军队的汉族将帅，被称为一生未打败仗的将军，也是成都历史上罕见的名将和宋代以后整个四川官职最高的武将。雍正帝曾经赐诗于他，称他为“智勇原无敌，忠诚信可风”。乾隆帝也曾经赐诗于他，称他为“西南保障”。岳钟琪在北京的故居至今仍存，就是虎坊桥东路的晋阳饭庄。这个院子被岳氏后人卖给了著名文士纪晓岚，所以北京人一般都称为纪晓岚故居。岳钟琪也富文才，有《姜园诗草》《蛩吟诗草》传世。在宝光寺的藏经楼大殿外面正中的位置，至今还悬挂着由岳钟琪题写的匾额，上书“觉悟群生”四个大字。
岳钟琪的府宅宽大，府中有一个很漂亮的花园叫“安素园”，清人葛峻起有《容斋岳公招饮安素园即席偶感》一诗：“名园接近锦城边，上将风流卜筑偏。无数幽花漂玉砌，几多好鸟舞玉筵。小桥流水临书屋，曲径回廊映钓船。人世尘埃飞不到，逍遥天外俨神仙。”原来在府宅北边还有岳钟琪曾经练习射箭的箭道，这种私家的箭道在当时的成都是唯一的，所以他所居住的这条街最初是被称为岳府箭道街，以后才简称为“岳府街”。岳钟琪故世之后，箭道成为官家的提督右营箭道，岳氏故宅则在清代末年开办过官报书局。1904年，又成为川汉铁路总公司的办公地点（1907年改制为商办川汉铁路有限公司），到了1911年就成了四川近代史上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的联络处和指挥部，四川保路同志会于1911年6月17日在这里成立。这以后很多重要会议都在这里召开，保路运动中很多大事都在这里发生。为了修建川汉铁路，还在这条街上开设了铁路银行。
川汉铁路总公司旧址 杨显峰提供
保路纪念碑浮雕（局部）
川汉铁路股票正面及背面 四川省档案馆藏
清末的保路运动不仅在四川近代历史上是件应当大书特书的大事，在全国近代历史上也是一件特别重要的大事，因为它从多方面促成了武昌起义的胜利，是辛亥革命中各省推翻清王朝的首演。孙中山先生说过：“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起义或者要迟一年半载。”朱德元帅《辛亥革命杂咏之六》中说：“群众争修铁路权，志同道合会全川。排山倒海人民力，引起中华革命先。”
民国时这条街正式定名为岳府街，原来的岳家府宅曾经先后是成都市政府和成都警备司令部的所在地。因为是成都警备司令部的所在地，所以里面还有不小的监狱。
新中国成立以后，岳府故宅的房屋交由部队使用，虽然已经改作楼房，仍然可以见到原来的红漆大门，现在的大门仍然还在过去的位置。1990年，岳府里面的旧建筑被拆除，今天在人民公园中的保路纪念碑旁新建有一个四川保路运动陈列室，就利用有岳府旧建筑的一些材料。
在岳府街的西口，是与暑袜北一街和冻青树街的交口，改革开放之后曾经修了一个小游园，在两面墙上建有数十米的浮雕，描述了岳钟琪的军事生涯。
因为岳钟琪是岳飞之后，所以岳氏后人（据岳氏后人称，目前全国的岳氏后人有120多万，四川省内的岳氏后人主要分布在遂宁、蓬溪、南江、绵阳、三台、盐亭、射洪、成都等地）每年两次祭祀岳飞时有时会选择到岳府街进行。2007年12月23日冬至，是岳氏后人祭祀岳飞的日子（每年另一次祭祀是在岳飞生日的农历二月十五），有从省内外各地来到岳府街的100多位岳氏后人在岳府街一个酒店的大厅中身着古装，按照传统的“岳家祭”二十八条祭祀仪则举行祭礼大典。
东垣街
在东城根街以东，今天字库街与东城根街相接的那段很短的横街，原来叫东垣街，因为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字库街原来向北接五福街的出口被新建的建筑物所堵，不能通过，所以字库街改为向西与东城根街相接，原来的东垣街就并入了字库街，但是这条原来就很短的东垣街却是我们不应忘记的小街。
东垣街的得名，并不是因为这里位于满城的城垣之东，而是为了纪念一位职务不高的清官陈东垣。
陈东垣 德阳人，清末举人，年过四旬之后毅然随其他青年人一道去日本留学，专门学习警政，归国后担任成都西城警察分局局长（当时的满城就在西城警察分局的管辖之下）。从1913年开始，推翻了四川清政权的四川军政府决定拆除满城，并陆续在拆除之中修建了若干街道，包括东城根街等很多街道都是在那个时期修成的。在这大拆大修的过程中，不少军政两界的贪官污吏大发横财，大肆占有拆除下来的各种建筑材料。可是，陈东垣却能在拆除与修建之中清廉自守，不扰民，不盘剥工人，不谋私利，受到附近老百姓的爱戴。百姓们自动集资，在这条新建的挨近东城根街的小街上为他建立了功德碑（此碑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还在，大约是在1958年被毁），上书“西城大丘”四个大字，并把这条小街叫作东垣街。“西城大丘”四字包含了一个历史故事：东汉时的大丘县令陈实为官清廉，“为官清静，百姓以安”，县境之内“竟无讼者”，去世之后，前往吊唁者三万余人，为他披麻戴孝者有数百人之多，大家共同为他立碑，成为我国古代地方官的优秀代表。
陈东垣还曾经是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负责人之一。现在还可以见到的《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二期载有“本会决定在省城分段逐日演说列表”，排在第二天演讲的四川保路同志会负责人就是陈东垣。
据陈氏后人告诉笔者，陈东垣晚年一直居住在成都。成都在几次军阀混战的巷战中，“打启发”（有关解释见“东较场街”）的军人都不敢进入陈东垣的住宅，因为无论川军的哪个派系，都很敬畏这位清廉的陈东垣。
在成都的街道名称中，以近代清廉官员名字命名的只有陈东垣一位。笔者认为，成都市政当局应当恢复纪念陈东垣的“西城大丘”功德碑，并在碑阴勒铭，记述这位成都人不应当忘记的清廉之士。
中山街
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提督街上的提督衙门于1927年改称为中山公园（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当时全国很多城市都把原来的公园改名为中山公园）。与此同时，又把公园后门所在的汉阳街改名为中山街。
成都的鸟市在清代主要集中在三桥南街一带。民国时期有了中山公园，鸟市就逐渐移到中山公园和有树木的中山街，很多养鸟养鸽爱好者都爱到此喝茶评鸟，再加上相邻的三桂前街也是如此，于是这里就成了老成都养鸟养鸽爱好者的最大聚集之地，树上经常挂满了鸟笼，中山街上的百老汇茶馆与中山公园中的惠风茶社也就成了成都最著名的鸟市与鸽市。正如《锦城旧事竹枝词》所描述的：“树挂金笼百鸟鸣，画眉白燕啭春音。最是如簧鹦鹉舌，装烟倒茶叫殷勤。”这里的最后一句描绘了当年成都人一种礼节民俗：当有客人来家时，第一步的接待礼节总是装水烟袋和倒茶，以至养有鹦鹉（成都方言不叫鹦鹉而叫“恩恩儿”）的人家在教鹦鹉学说话时，必须学会的就是“装烟倒茶”。学会之后，每当有客人到来，主人只喊一声“恩恩儿，有客来”，鹦鹉就会连续地叫出“装烟倒茶”、“装烟倒茶”。
中山街 2002年 赖武摄影
地处市中心的中山街至今仍在，东起太升南路，西至三桂前街。
多子巷
今天的东城根上街与长顺上街之间，有一条多子巷，共青团四川省委办公楼就在巷子的东头。
作为满城的众多胡同之一，多子巷原名太平胡同，里面有一些为满蒙八旗制造刀枪兵器的匠铺，到了民国时期，就改称为“刀子巷”。川军首领刘湘（关于刘湘的介绍见“体院路”）的宅院就在这条巷子里。1935年，刘湘听从了著名学者张圣奘（当时刘湘正聘请张圣奘来成都主办《新四川报》，住在刘湘公馆中。关于张圣奘的介绍见“宽巷子”）的建议，将刀子巷改名为多子巷，一来是因为刀子巷的名字暗藏凶机，太不吉利；二来是因为刘湘的长子与次子均早逝，当时只有一子一女，为了求得多子多福，所以改名为多子巷。
成都城内过去还有一条刀子巷，就是今天位于大业路与青石桥之间的向阳街，因为与满城中的刀子巷重名，所以在民国时期就改名为向阳街。
著名的书法篆刻家余中英的故宅就在多子巷的东头（去世之前住在支机石街朋友家）。
多子巷中的刘湘公馆 杨显峰提供
余中英（1899—1983） 号兴公，成都郫县人。从成都陆军小学毕业之后，一方面在川军中任职，一方面醉心于金石书画，曾在辞去军职之后专门到北京向齐白石大师学习，成为白石入门弟子。他在书法艺术上的造诣很深，是现当代成都籍书法家中成就最高的一位。抗日战争开始之后，曾任第七战区中将副参谋长、四川行营副参谋长、成都市市长等职。他在1940—1944年担任成都市长期间，对市政建设多有建树，如开办了第一所市立公立医院和第一个市立公办中学，开建了自来水厂，开通了从牛市口到茶店子的私营公共汽车等。新中国成立以后，被聘为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并被选为四川省政协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四川省分会副主席。
余中英
将军街
将军街是将军衙门旁边的一条小街，东接东城根上街，西接长顺上街，它的得名却与将军衙门没有任何直接关系。
这条小街原来是清代满城中的永安胡同，因为街口立有一个虎头状的石柱，成都人的口语中把老虎称为猫猫，所以一般人又把这条小街叫作猫猫巷。民国时期，环境幽静、建筑古雅的满城是众多达官贵人选择住宅的主要地区，和上述的刘湘居住在多子巷相似。1925年，另一位川军的主要人物杨森在任四川军务督办时也住进了这条猫猫巷。当他入住猫猫巷不久，就以北洋政府封给他的“森威将军”的名义，下令把这条小街正式命名为将军街。改名的表面理由是因为与将军衙门为邻，而真实理由是因为杨森的绰号叫“耗子精”，在四川方言中“耗子”就是老鼠，所以杨森最讨厌的动物就是猫，故而改名。另有一说是因为“杨”“羊”谐音，而“羊”入“虎”口太不吉利，故而改名。
杨森（1884—1977） 四川广安人，1908年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后即加入川军，在军阀混战中曾经先后加入多种势力，成为四川军阀中的代表性人物。1920年在任第九师师长、泸永镇守使时，为泸州的建设做过一定的贡献。四川的军阀混战中，杨森在1924年成为北洋政府的陆军上将，担任四川军务善后督办，控制成都地区，在这一时期曾经为成都的城市建设做过贡献。1926年，他以北洋系吴佩孚部四川讨贼联军第一路总司令的身份驻万县与重庆时，英国炮舰在万县制造了著名的“九五惨案”，死伤百姓千余人。杨森在朱德、陈毅的帮助下，扣留英轮并向英舰开战，受到了各界的好评。1926年，在北伐节节胜利的浪潮中，杨森投向国民革命军，任第二十军军长。1933年参加对川陕苏区的“围剿”。在驻防荥经堵截中央红军时，他收到了朱德总司令的信件，于是下令朝天放枪，让红军通过。1937年他率第二十军出川参加抗战，曾在淞沪前线重创日军，名扬全国，以后在湖南与贵州都立有战功。1939年，杨森奉蒋介石密令，制造了杀害新四军干部与家属的“平江惨案”。这以后，杨森于1944年任贵州省主席，1947年任重庆市市长。解放战争中，他的第二十军被解放军痛歼。1949年12月，杨森安排其侄子杨汉烈率重新组建的第二十军在金堂起义，他本人逃往台湾。杨森一生倡导“尚武精神”，提倡“体育救国”，在修建体育设施、组织体育比赛方面有过很多建树，他的部队中专门设有体育处，甚至在1946年担任贵州省主席的时候在贵阳市推行过每天早晨的全市市民的广播体操——复兴操。他去台湾之后仍然一直从事体育事业，长期担任台湾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理事长和“奥林匹克运动会”理事长。他本人也身体力行，每周登山一次，70岁学会开飞机，86岁和90岁时两次登上海拔4000多米的玉山。四川军阀之中，杨森是经历最复杂、寿命最长的一位。
杨 森
将军街40号曾经居住过一个成都当代文化史上最著名的学术之家，这就是赵少咸及其子孙三代。
1946年川大中文系师生在川菜馆“荐芳园”合影（前排右起）：钟树梁、黄季陆、赵少咸、向楚、林思进、潘重规、彭芸生、曾宇康、杜仲陵、殷孟伦。李玉松提供
赵少咸（1884—1966） 成都人，年轻时曾因与张培爵（有关介绍见“马镇街”）等缔结反清组织“乙酉学社”而入狱。1918年出任四川省立第一中学校长，此后一直在成都、重庆各校任教，曾任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李一氓、徐仁甫、刘君惠、殷焕先、周法高、李孝定、王利器等均是其弟子。赵少咸一生苦学深研，著述宏丰，是我国著名的古代语言文字学家，特别是音韵学的泰斗级大家，尚未付印的重要著述达800多万字（他与我国另一位古代语言文字学大家黄侃是朋友，他们都特别强调治学的严谨，绝不轻率出版著作，以“50岁以前不言著述”为自律，所以所有的著述都是晚年才修订完成的），其中300多万字的巨著《广韵疏证》、300万字的巨著《经典释文集说附笺》更是在学术界声名远播，著名学者程千帆曾经这样说过：“自乾嘉以来三百年中为斯学者，既精且专，先生一人而已。”遗憾的是，他的若干著作都还没有来得及出版，就遭遇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他一生之中的著作手稿与大量藏书共150余箱（其中包括他女婿殷孟伦的藏书）都在1966年秋天被红卫兵抄走，年近八旬的老人气病交加，万分悲痛，于是年12月21日含恨去世。浩劫之中，他的手稿大部分被毁，32册《广韵疏证》手稿仅余8册，30册《经典释文集说附笺》手稿亦仅余8册。他的学生经过整理校订之后，《广韵疏证》和《赵少咸文集》已在近年正式出版。
赵少咸一家是当代成都最典型的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世家，先生的后辈大多学有成就，他的一个儿子赵幼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三国史研究专家，另一个儿子赵吕甫是南充师范学院教授、历史学家，他的女婿殷孟伦是山东大学教授、著名的古代语言文字学家，他的孙儿赵振铎是四川大学教授，也是一位著名的古代语言文字学家。
在将军街的东头，今天的成都市儿童专科医院那个地方，原来曾经是当代奇女子董竹君的旧居（参见“东胜街”）。
张澜路
1994年和2000年，成都的三个著名大学即原四川大学、原成都科技大学、原华西医科大学经过两次合并，组建了新的四川大学。在新校园的改造建设之中，老川大中两条道路以曾经担任过校长的两位四川现代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命名，这就是“张澜路”与“玉章路”。从老川大的理科大楼直到文华大道的一条道路，就是张澜路，在张澜路旁塑有他的全身铜像，是由中国民主同盟四川省委员会捐赠的。
张澜（1872—1955） 四川南充人，1902年入成都尊经书院学习，因学业优秀，次年被选送到日本宏文书院深造。留学期间，因参加维新活动而被清政府押送回国。回国之后，一直在南充办新学。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爆发，他被选为川汉铁路股东大会副会长，成为保路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这年9月7日，他与蒲殿俊等被四川总督赵尔丰逮捕，并由此而引发了保路同志军的武装起义。11月，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张澜出任军政府川北宣慰使。1913年被选为国会议员。1915年在讨袁护国运动中，他联络钟体道成立川北护国军，任政务长。讨袁胜利后，任嘉陵道尹。1917年任四川省长。在四川军阀混战中，他回到南充办学办报。1926年，国立成都大学成立，张澜出任校长，提倡“打开夔门”的兼容并包方针，民主办校，用人唯才，支持进步师生，反对军警暴行，为四川的教育事业做了很大的贡献。据1929年统计，成都大学有正副教授83人，外籍教师28人，在当时的21所国立大学中，其师资力量名列第七。抗日战争期间，张澜积极推动抗日民主统一战线，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成为国统区最著名的民主爱国人士之一，被称为“民主老人”。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他被推为主席。1944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他继续担任主席。1946年，他以首席代表身份参加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当国民党片面召开“国民大会”的时候，他与中国共产党一致行动，拒绝参加，并将背叛民盟立场参加伪国大的民社党从民盟中予以清除。1948年，蒋介石请他出山在国共之间进行所谓的和平调停，他明确表示：“现在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而我们站在革命的一边，所以不能做调停人。”国民党武装特务将其软禁在上海医院，并准备将其杀害，在中共地下组织的积极营救之下方得脱险。在参加了新政协与新中国的筹建之后，他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在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他身着一身褪了色的土布长衫和一双布鞋，与毛泽东并肩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在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同时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主席。1954年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1955年2月9日，张澜病逝于北京。
1952年的张澜夫妇
前几年，新建的成都大学为校园内的主要道路进行了命名，其教学大楼到图书馆之间的主干道路也被命名为张澜路，因为张澜曾经是老成都大学的创办者和第一任校长。
玉章路
从锦江岸边的四川大学望江校区东大门（这也是老川大的大门）进入川大，有一条长长的林荫大道，大道两旁法国梧桐的绿荫是所有在川大学习与工作过的人们终身难以忘怀的。这条林荫大道就是新命名的玉章路，在林荫大道旁、图书馆之前，塑有吴玉章的半身塑像。
青年吴玉章
吴玉章（1878—1966） 四川荣县人。成都尊经书院学生，1903年到日本留学，1905年参加同盟会并担任评议员。1907年主持《四川》杂志，成为辛亥革命时期川籍同盟会会员中的领袖人物。1910年，他到广州准备武装起义。1911年回四川参加保路运动。是年9月，他率先领导荣县起义并宣布独立，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政权。1912年，吴玉章到南京，担任临时参议会议员，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工作。就在这时，他开始在四川筹划留法勤工俭学。当他遭受袁世凯通缉的时候，于1913年11月流亡法国，一边学习一边在欧洲华工中进行革命活动。1916年，吴玉章回国，一方面作为四川代表参加广州军政府的工作，一方面重建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推动留法勤工俭学的进行。1922年，吴玉章被聘为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1924年，与杨闇公组建中国青年共产党，编辑发行《赤心评论》。192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决定让他继续留在国民党内促进国共合作。是年12月，他担任了筹备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秘书处秘书长，以后又担任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中央党部秘书，为中共党组织做了大量工作。大革命失败以后，吴玉章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任中央革命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1927年到苏联学习与工作，并从这时起开始了中国新文字方案的研究。1935年，吴玉章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论述了反帝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参加了《八一宣言》的修订。会后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他去巴黎主持《救国时报》，奔走在欧洲各国，为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做了大量工作。1938年，吴玉章回国，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9年到延安，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主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是德高望重的中央“五老”之一（另四位是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1940年1月，中共中央在延安为吴玉章的60寿辰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毛泽东称赞他“一辈子做好事”、“一辈子有益于革命”。中共中央的祝词称他是“所有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的模范”。抗战胜利后，到重庆出席政治协商会议，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领导四川党组织的地下斗争。1947年2月28日，国民党军警包围了中共四川省委机关和新华日报社，企图进行迫害与抓捕。吴玉章在第一线与敌人斗争了一周，终于使全体同志安全地回到延安。1948年，他出任华北大学校长，新中国成立以后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国务院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开始，吴玉章一直是中共中央委员，还一直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务委员，同时还担任着中国教育工会主席、中国科普协会主席、中国史学会副会长。“文革”初期，他仗义执言，保护被诬陷打击的干部，以至精神上受到严重的冲击，于1966年12月12日不幸逝世。
劼人路附菱窠路
一看到这些街名就会知道，这些都是为了纪念李劼人先生而命名的。
24岁时的李劼人 [法]杜满希提供
李劼人（1891—1962） 成都人，出生于经历司街（即今华兴东街之侧）。1908年入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与郭沫若、王光祈、周太玄、蒙文通、魏时珍、曾琦等同学。1911年他积极参加了保路运动，以后就开始了在报刊上的创作活动。1912年，他在成都的《晨钟报》上发表的《游园会》是我国新文学史上最早发表的白话小说之一，比一般文学史上所称的早期白话小说如鲁迅的《狂人日记》要早6年，比陈衡哲的《一日》要早两年（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目前已见的最早的白话小说是蔡元培于1904年在《俄事警闻》上发表的《新年梦》，署名“中国一民”）。从1914年起，他在《四川公报》的文艺副刊《娱闲录》上以“老懒”的笔名发表白话短篇小说多达一百多篇。1915年任《四川群报》主笔，1918年任《川报》社长兼总编辑，在四川的五四运动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19年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并担任在成都出版的《星期日》周刊的主编，李大钊与毛泽东的政论文章最早出现在四川就是在他主编的《星期日》周刊上。1919年底，他前往法国勤工俭学，一方面主攻法国文学、翻译文学著作，一方面参加“巴黎通讯社”的工作，为国内撰写了大量的通讯。1924年，他离开欧洲回川。回川之后，他一方面继续写作与翻译，一方面在成都大学担任中文系教授。1930年，为了抗议反动军阀迫害革命师生，他愤而辞去教职，在指挥街开了一间名叫“小雅”的餐馆，作为一个著名的美食家而在川菜发展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他在从事文学事业的同时，又投身于实业救国的道路，先后出任民生机器厂厂长和嘉乐纸厂董事长。特别是在他策划下于1927年由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合办于乐山的嘉乐纸厂，他曾两次出任董事长与总经理，克服了种种内忧外患，多年间费尽心血（工厂开业时，他在大门上贴出如下的对联：“数万里学回成功一旦；五六人合伙创业四川。”可谓明志），为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用纸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嘉乐纸”几乎成了四川各种用纸的代称。抗敌文化协会成都分会于1938年成立之后，他长期担任理事长，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筹措经费，掩护地下党员，为抗日战争和新中国的成立做出了很多的贡献。与此同时，他的长篇巨著《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三部曲全部完成，受到文化界极高的评价，郭沫若称之为中国“小说的近代史”，称他为“写实的大众文学家”、“中国的左拉”。他还在1943年创建了研究地方文化的《风土什志》月刊，自任社长。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出任了成都市副市长等重要职务。一直到他病逝，仍然在不断地创作与修改自己的作品。他的小说先后被译为日文、法文、英文在世界流行，先后多次被改编为影视与戏剧作品。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成都市正副市长：李宗林（中）、米建书（右）、李劼人（左）。 王大明提供20世纪60年代初李劼人在“菱窠”写作 高华敏摄影
李劼人和夫人杨叔捃王嘉陵提供
2009年从成都市图书馆借阅的李劼人作品张德重提供
1959年11月13日李劼人致沙汀信菜谱部分王嘉陵提供
鉴于李劼人笔下对成都描写的广度与深度，有研究者认为，他的作品可以视为成都“文学地理学”的典型。
“菱窠”是李劼人先生在1939年为躲避日本侵略者的轰炸而在沙河铺修建的住房，以其侧的菱角堰而命名，泥墙茅屋，甚是清幽，门楣上的“菱窠”二字先后由我国著名学者与书法家谢无量先生与黄稚荃先生手书。“菱窠”建成以后曾经进行过两次改建，李劼人先生基本上在这里居住，直到辞世。新中国成立前夕还用来掩护中共地下党员与民主人士，巴金、叶圣陶、沙汀、艾芜、张秀熟、李亚群、韦君宜等都曾到此做客。1985年“菱窠”被公布为成都市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在这里建立了李劼人故居文物保管所，1989年在《成都晚报》开展评选“蓉城新景”的活动中，被评为“蓉城新八景”之一，称之为“椽笔扬波”。1991年“菱窠”被公布为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其中还藏有国家二、三级文物多件。院内的李劼人先生塑像是由我国著名雕塑家、劼人先生生前好友刘开渠先生创作的。2008年，李劼人故居文物保管所更名为李劼人故居博物馆。
1987年“蜀中文坛四老”在“菱窠”李劼人塑像前合影（左起：沙汀、张秀熟、巴金、马识途） 李致提供
近年来在沙河铺和四川师范大学一带进行了多项城市建设工程，新建了多条道路，与菱窠相邻的道路分别命名为劼人路、菱窠路、菱窠东路、菱窠西路（李劼人故居博物馆的大门开在菱窠西路70号）。由于劼人路、菱窠路是在原来通向四川师范大学老路的基础之上改建的，所以一般人目前还把劼人路称作“新川师路”，把菱窠路称作“老川师路”。
新建的成都大学为校园内的主要道路进行了命名，其中心广场到体育场的道路也被命名为“劼人路”，因为李劼人先生曾经在老成都大学任教。
太玄路
这是新建的成都大学在校园内命名的一条道路，位于图书馆与教学区之间。这是为了纪念出生于成都的著名学者与社会活动家周太玄。
周太玄
周太玄（1895—1968） 新都人，1909年入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即今石室中学），与郭沫若、王光祈、李劼人、魏时珍等同学。1912年去上海，入中国公学读书。1916年毕业后即在各报任编辑记者。1918年与王光祈、李大钊等七人发起成立了我国早期的重要社团“少年中国学会”，由王光祈任执行部主任，李大钊任编辑部主任，周太玄任文牍。1919年去法国留学，1920年入蒙彼利埃大学学习生物学，1924年入巴黎大学研究院，同时任少年中国学会巴黎分会书记。到1930年，他已经有了7部专著（在我国近代著名的丛书《万有文库》第一集中，同时收入了他的6部著作）、4部译著和多篇论文，并因为对腔肠动物研究上的成就而获得法国国家理学博士学位（近年来媒体上有多次关于某地发现极为珍贵的“桃花水母”的报道，这种珍贵的“桃花水母”，就是抗日战争期间川大在峨眉山办学时，周太玄在乐山首次发现并命名的）。与此同时，他的夫人王耀群也获得了药学博士学位，成为成都学者的第一对博士夫妻。他去法国之后，又与李璜共同开办了“巴黎通信社”（这是第一家中国人开办的直接从欧洲向国内发出电讯稿的通讯社，正是这家“巴黎通信社”在欧美各国通讯社之前率先向国内发回了极为重要的有关“巴黎和会”的消息，成为引发五四运动的导火线），创办《旅欧周刊》，和李立三、赵世炎创办《华工旬刊》。1930年回国后，任四川大学理学院院长兼生物系主任。1936年再次赴欧考察，归国以后曾任香港《大公报》顾问并主持社评委员会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还曾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四川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重庆大学校长。1953年奉调进京，任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局长、中国科学院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作为中国腔肠动物研究的鼻祖，他还是动物研究所的一级研究员。周太玄是具有巴蜀特色的百科式学者，是诗书琴棋画的全才（包括著名的学界泰斗冯友兰、许德珩当年都曾经向他学弹古琴），其治学与创作领域很广，包括生物学、科普、教育、文学、哲学、宗教、政论、翻译，他的新诗佳作《去年八月十五》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另一首《过印度洋》由著名语言学家、音乐家赵元任谱曲，一度流行全国。
1923年周太玄（前）、李劼人等在法国蒙彼利埃。
1963年10月，笔者曾经在北京周宅拜望这位蜀中学界前辈，亲聆謦欬，其态其情，至今历历在目。 成都街巷志.上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