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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用作街道名称的桥

　　成都原本是一个水网交织的地方，过去的河流要比今天多得多，桥也就要比今天多得多，以桥为地名是一个自古有之的特点。晋代《华阳国志·蜀志》中记载，“江上多作桥，故蜀立里，多以桥为名”。据清末的《成都通览》所载，当时成都城区有名可考的桥梁共有192座。现在成都在一环路以内只剩下府河和南河，此外就只有一条很小的西郊河。河少了，桥少了，但是地名的文化延续性是很长的。桥没有了，作为街道名称的桥名却还有不少都保留着，并继续使用。这些以桥为名的街道名称，保留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

　　驷马桥街

　　驷马桥 1939年 [日]岛崎役治摄影 杨显峰提供

　　汉代成都的著名文学家司马相如初入长安时，胸怀壮志，决心要干出一番大事业。当时出北门向北走的大道必须通过升仙水上的升仙桥，桥边有一个送客观，面对着为他送行的朋友，司马相如提笔在送客观的大门上写下了：“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升仙水的故道就是后来的沙河河道，河上的升仙桥长期都是出入北门的重要通道。唐代大诗人岑参所写的怀念司马相如的诗名为《升仙桥》：“长桥题柱去，犹是未达时。及乘驷马车，却从桥上归。名共东流水，滔滔无尽期。”唐代时就已经有人把此桥称为驷马桥（著名诗人罗隐就有一首诗题名叫《驷马桥》），它应当是著名的“蜀道”中最主要的“金牛道”的起止。宋代的成都知府京镗主持重修之后，就根据司马相如的故事将重修的石桥正式更名为驷马桥，刻《驷马桥记》于石碑上。从此以后，这个饱含历史文化的名字就一直使用到现在。清人有《竹枝词》写道：“北走燕京路一条，当年题柱气冲霄。谁人学得文君婿，驷马方过驷马桥。”

　　驷马桥头的活动修车摊 2002年 王晓庄摄影

　　驷马桥上下 1990年 唐跃武摄影

　　著名的驷马桥一直保存到近代，仍然架在古代的升仙水即今天的沙河之上。估计具体位置没有大的变化，因为民国初年在这里出土了一方唐代大历年间的墓志（见民国《华阳县志》卷三十），可知在唐代这里属于华阳县的升仙乡。

　　1951年修筑成渝铁路时，这里是铁路线的必经之地，于是原有的河道被改道，原有的砖石结构的驷马桥被拆毁，而在改道的沙河上新修了一座钢筋混凝土的平交桥。1981年地名普查时，仍然定名为驷马桥，后来又把与成渝铁路南侧平行的向东通往八里庄的大街正式命名为驷马桥路，把与成渝铁路交叉向北通往昭觉寺的大街正式命名为驷马桥街。

　　在驷马桥北边，修筑成渝铁路时建成了一座下穿川陕公路的铁路与公路两用的小型立交桥，这也是成都交通史上最早的一座立交桥，几十年来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驷马桥以北一公里处的川陕公路西侧，过去有一个高约10米、直径约140米的土丘，当地叫作羊子山。从1953年开始，砖瓦厂即在此挖土烧制砖瓦。到1956年时，在土丘残部中发现了著名的羊子山古代文化遗址。在这里所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距今在10000～15000年之间，是迄今为止在成都市区所发现的最早的人类活动的遗存。这里残存的方形三级土台很可能是古代蜀人的祭台，初建于商末，废弃于秦代，底部面积超过19000平方米，估计如果征发两万人修建也要3～4年时间才能完成。遗憾的是这个文化遗址完全未能保存下来，现在是连一点影子也看不到了。

　　羊子山出土的旧石器

　　十二桥路

　　在通惠门路西端的西郊河上，有一道平桥，就是成都人都很熟悉的十二桥。

　　清王朝被推翻以后，为了方便城内的居民赶花会，成都市政当局于1913年在紧邻青羊宫的西城墙处新开了一道城门，取名通惠门。有了通惠门，就必须在通惠门外的西郊河上修一座桥，于是就在1916年修建了这座连通城内与城外的新桥，并根据著名学者宋育仁的建议，命名为十二桥。据传宋育仁来到新建的木桥之上时，见到木桥的两侧栏杆是十二格，桥畔是菜地与树林，远处是广阔的田野，颇有杜牧的名诗“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的诗意，至少可以平分扬州二十四桥明月风光之半，于是就命名为十二桥。以后这座桥有过几次重建，曾经是一座漂亮的廊桥。20世纪40年代在扩建西安路时改建为砖拱桥，还曾经以当时的四川省主席，也是扩建西安路的主事者邓锡侯的字命名为晋康桥（邓锡侯字晋康）。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沟通西郊黄田坝工业区的交通，在1954年与1966年两次扩建，建成了钢筋混凝土公路桥，但是桥名仍然沿用了充满诗意的十二桥。1983年修建蜀都大道时再度改建加宽，成为一座比较罕见的宽度远远超过长度的桥梁（现在的十二桥宽度为47米，长度只有23.48米）。

　　民国初年的十二桥是一座漂亮的廊桥 [法]杜满希提供

　　十二桥留给成都的不仅是诗意。成都解放前夕的1949年12月7日深夜，绝望中准备逃跑的国民党反动派将关押在当时设于将军衙门特务机关中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进步人士32人，残酷杀害在十二桥西南一条已废弃的防空壕中。20天后，成都解放。1950年1月19日，成都的民众在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主任贺龙的代表王维舟将军主持下为烈士们举行了公祭典礼（烈士遗骸于1月4日起灵，因为灵柩是由支机石街层板厂制作的，在下葬之前的烈士灵柩暂厝厂内，所以这次公祭典礼是在支机石街层板厂中举行的），次日又在紧邻十二桥的二仙庵花圃内举行了公葬仪式，以后即在此修建了十二桥烈士墓（入葬烈士还包括1949年12月3日在王建墓墓道中被杀害的烈士3人和在重庆中美合作所被杀害的烈士1人）。现在，原来的二仙庵已经建成风光秀丽的文化公园，原来的烈士墓已经建成十二桥烈士陵园，陵园中塑有高达11.5米的十二桥死难烈士纪念碑（这座纪念碑完成于1985年，原来安放在十二桥头，2002年迁到烈士陵园）。

　　十二桥烈士陵园中长眠的36位革命烈士是：杨伯恺、于渊、王干青、晏子良、许寿真、毛英才、黄子万、王侠夫、曾鸣飞、谷时逊、王伯高、刘骏达、杜可、龙世正、彭代悌、刘仲宣、云龙、张大成、余天觉、缪竞韩、田宗美、方智炯、黎一上、王建昌、曹立中、杨辅宸、姜乾良、陈天钰、吴惠安、张维丰、张垣、徐茂森、徐海东、高昆山、严正、周从化。

　　1950年1月19日，十二桥烈士封柩仪式。 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成都中医学院大门前 1969年 杨显峰提供

　　新中国成立以前，十二桥以西就是农田，没有大路。1955年为了建设黄田坝工业区，修建了从十二桥向西的道路，当时名叫十二桥街。1984年，横贯东西的蜀都大道建成，东起十二桥、西至一环路的十二桥街就成为其中的一段，被命名为蜀都大道的十二桥路。

　　十二桥路的北边有建于1956年的成都中医药大学（初名成都中医学院），是我国最早建立的四所中医药大学之一。新建的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又名四川省中医医院）位于大学的西侧（原来在四道街，改革开放之后迁至这里），是四川省中医药治疗的最重要的医院。成都中医药大学的医史博物馆是我国仅有的两座中医药博物馆之一，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观赏价值。

　　十二桥路的南边有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成都文物考古工作队。在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大院之内，埋藏着全国著名的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是在1985年发现的，总面积估计在1万平方米以上，已掘露建筑面积1200平方米，是全国已发现的最典型、也是唯一可以见到桩柱和地梁基础以上遗存的早期干栏式建筑遗址，在学术研究上有极为重要的价值。由于十二桥遗址发现较早，又比较典型，所以考古工作者把成都市区发现的抚琴小区、青羊小区、中医学院、西安路、新一村、方池街、横小南街、君平街、指挥街、岷山饭店、岷江小区等殷周时期的文化遗址统称为成都十二桥文化遗址群，把四川盆地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古代蜀文化遗存作为一种考古学文化类型而命名为十二桥文化，它上承三星堆文化，下延至春秋时期。当金沙遗址被发现之后，金沙遗址中有一个时间段的文化也属于十二桥文化，就是这样来的。

　　十二桥遗址最重要的发现是在其商周文化层发现了商代大型木结构建筑。1985年 李绪成摄影

　　为了更好地保护十二桥遗址出土的这一建筑历史上的瑰宝，在进行了测量取样等研究工作之后，按照考古工作中最佳保护措施的要求，遗址已用土掩埋，进行原址保护。

　　苏坡桥街

　　在西郊的清水河上有一座苏坡桥，附近还有以苏坡命名的几条街，如苏坡桥东街、苏坡桥南街、苏坡桥西街、苏坡东路、苏坡西路。

　　顾名思义，苏坡桥是得名于宋代的四川大文豪苏东坡。在这里长年流传着这样的民间故事：唐宋时期，这里是一片窑场，大多数人家都在为城里人烧制砖瓦，生活清贫。苏东坡从家乡眉山到成都赶考路过这里，见这里风光秀丽，遂在河边客店住下来读书备考。他进京赶考后当了大官，想到这里的河上连桥都没有一座，人们要过河都是涉水而过，于是就捐出银两，让大家在河上建了一座桥。桥建成之后，人们就称之为苏坡桥。这里的人们世代怀念着苏东坡，正如当地文人在一首名为《苏坡桥》的诗中所写：“客去亭何在？桥空水长流。可怜歌咏地，犹带宋时秋。”在清代，建有东坡读书台，塑有东坡像。民国时期这里还曾经建立过东坡公园和东坡图书馆，而东坡亭则是到“文革”后期才被拆除的。东坡亭虽然不大，但却是部分老成都人心目中的“成都十景”之一。这“成都十景”是：“辛亥保路纪念碑、鸟语花香百花潭、佛教丛林昭觉寺、诗圣故园浣花园、道家仙景青羊宫、进香还愿文殊院、蜀汉古墓武侯祠、书圣遗踪东坡亭、薛涛名胜望江楼、走下皇城游煤山（指皇城坝）。”

　　民国时期东坡亭周围的郊野风光 刘永禄提供

　　苏东坡曾否到过这里，史无明载。关于苏坡桥的得名还有另一种说法：这一带长得最多的野草是莎草（四川民间多称为香附子），桥两侧都是这种长满莎草的土坡，所以叫莎坡桥。以后虽然把“莎”字误写为“苏”字，但是读音一直未改，当地老百姓从来是读莎（suō）坡桥而不是读苏坡桥。在清代的文献中，其实也有两种写法，既有写为苏坡桥的，也有写为莎坡桥的。

　　抗战时期，大后方唯一的科学仪器制造所就设在苏坡桥，他们取得的成就曾经引来很多人士的赞誉。

　　四川省科学仪器制造所生产车间 1943年 [英]李约瑟摄影 杨显峰提供

　　四川省科学仪器制造所制作的生物标本 1943年 [英]李约瑟摄影 杨显峰提供

　　苏坡桥原来是一座三墩四洞的青石拱桥，而且还是廊桥，场镇围桥而建，桥东的东街原属成都县，桥西的西街原属温江县。今天的苏坡桥地区已经发展成为西郊的一处新兴的农家新村，位于附近的三环路与日月大道相交的大型立交桥也命名为苏坡立交桥。

　　崇义桥

　　崇义桥位于成都西北边通往彭州的高速路旁、绕城高速之内，过去的桥是毗河支流上的小桥，这条小河与小桥现在已不存，今天在这里见到的河流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修筑的都江堰灌溉系统的新干渠——东风渠。崇义桥所在地早在宋代就有一个小乡场，新中国成立以后属于新繁县。1959年，毛泽东的秘书、成都人田家英在此调研时，建议改名为大丰，以后更名为大丰镇。

　　所以要介绍崇义桥，是因为我国的两位国学大师都曾经在这里工作过。

　　顾颉刚在青城山的题刻

　　1939年春天，迁到成都华西坝办学的齐鲁大学邀请国学大师顾颉刚（1893—1980）来校出任国学研究所主任。顾先生已于1938年到云南大学任教，于是在1939年9月到成都就任。顾颉刚除了给学生开设中国古代史课程之外，主要任务是要整理、标点二十四史。他还负责主编《齐大国学季刊》，创办了《责善》半月刊，并招收了十几个研究生。由于当时的华西坝人太多，客太多，患有严重失眠症的顾颉刚希望有一个清静的地方专心治学，经朋友介绍，租下了崇义桥的赖家院子。这里四周都是农田，院内屋宇宽敞，花木扶疏，他对这里的环境十分满意，认为有如仙居，遂将研究所迁入其中。之后，另一位在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工作的国学大师钱穆（1895—1990）也一道迁入这里，随之而来的还有当时在研究所工作、后来的甲骨学研究的泰斗级人物胡厚宣。短期来到这里研究与讲学的著名学者有叶圣陶、闻在宥、吕叔湘、韩儒林、陈钟凡、张维华等。在此期间，顾先生不仅写出了《古代巴蜀与中原之关系说及其批判》《秦汉时期的四川》等重要论文，还以他在国内学术界的威望，与四川学者蒙文通及其他史学家吕思勉、萧一山、黄文弼等74人一道发起成立中国史学会，创办《史学季刊》，并亲自写了发刊词。他又发起由在成都的齐鲁、华西、金陵、金陵女子四所大学共同创办中国边疆学会，亲自出任会长，出版《中国边疆》月刊与《边疆丛书》。在此期间，他还曾经到新都、郫县、双流、新津、彭县、温江、灌县、大邑、邛崃、崇庆等地进行文化与民俗考察，还打算全面整理四川文献，研究四川古史。1941年1月，因重庆的中央大学与国民政府教育部力邀，他去了重庆，研究所主任一职则交给钱穆先生接任。钱先生是1940年来到成都的，他也对崇义桥的环境“流连不忍去”。在赖家院子大约工作与生活了两年，华西大学又聘他任历史系教授，以后还曾为川大上课，一直到1946年才离开成都。他的名著《中国文化史导论》《宋元明清四朝学案》等都是这时完成的。钱穆对成都的生活很满意，特别喜欢在华西坝和望江楼的茶馆中会朋友、谈学问，而且还十分爱吃成都的八号花生米。

　　20世纪40年代在讲堂上的钱穆

　　五桂桥

　　沙河上过去有过多座桥梁，除了著名的驷马桥之外，还有三洞桥、踏水桥、杉板桥、跳蹬桥、多宝寺桥、观音桥等。原来都是木桥或石桥，现在都改建成了钢筋混凝土大桥，在向东方向最重要的是五桂桥。在老成都人的口中，三洞桥过去有上、中、下三座，五桂桥过去也有上、中、下三座。今天的五桂桥是过去的上五桂，今天的五福桥（也称沙河铺桥）是过去的中五桂，今天的沙河大桥是过去的下五桂（由于上、中、下五桂桥都不是正式的命名，所以在当地人口中，下五桂实际上又有两座，还有一座就是成仁路上的老沙河桥）。

　　五桂桥的得名并不是因为有五棵桂树，而是因为沙河边的塔子山北侧原来有一个小地名叫乌龟坝，而乌龟坝的得名又是因为那里有一个古老的石刻乌龟。民国时期在这里的沙河上建起了一座三孔石拱桥时并未正式命名，众人就叫作乌龟桥，当时就有人认为其名不雅而改称为与乌龟桥谐音的五桂桥。新中国成立以后改建为木桥时就正式命名为五桂桥。1965年改建为钢筋混凝土双悬臂梁桥，改革开放以后在这里建成了规模宏伟的跨线桥并与成渝立交桥相连，成为城内的蜀都大道与城外的成渝高速公路以及去自贡、宜宾、泸州等地的高速公路相接的连接点。东边建有目前成都规模最大的汽车站成都汽车总站（包括长途汽车站与公共汽车站），南边有著名的塔子山公园，以及集新建的成都火车东站、地铁站、长途汽车站于一身的成都东部交通枢纽。

　　塔子山下、五桂桥旁开行的火车 1995年 齐鸿摄影

　　五桂桥道口 2003年 王晓庄摄影

　　五桂桥成渝高速公路标志 2001年 唐跃武摄影

　　半边桥北街附半边桥南街

　　半边桥南街 20世纪90年代 严永聪摄影

　　在人民公园的东南边有一条半边桥街，以原来的半边桥而得名。清代这里是大城与满城的交界处，金河从此流过。金河上的一座桥下面就是分隔大城与满城的水栅，上面还有棚栅式的建筑，并有兵丁把守。桥面的西半边属于满城的范围，桥面的东半边属于大城的范围。清人的《竹枝词》曾对此有过颇有微词的形容：“右半边桥作妾观，左半边桥当郎看。筑城桥上水流下，同一桥身见面难。”当时人们就把这座桥称为半边桥（其实半边桥的正式名字应当是灵寿桥，过去还曾经有一位名叫刘彝铭的文士在桥上题写过桥名）。北起祠堂街、南到陕西街的街道就叫半边桥街，也被简称为半边街。过去的半边桥街还曾经以在今人民公园侧门附近的半边桥为界，分为半边桥北街和半边桥南街。在近年的城市改造中，半边桥北街和半边桥南街都已被拆除，原来的位置变成了绿化带与市场。

　　清代为了保卫满城的安全，在半边桥下的金河中设有水栅，从府河中进入金河的船只最远就只能航行到半边桥为止，半边桥也就成了过去能够通航的金河水运的终点码头。当年满城中所需要的各种生活物资基本上是从满城东门受福门进入，有专门的满城官员在那里检查验收，而受福门就在半边桥的北边，满城中最重要的粮食与物资仓库诸如永济仓、大粮仓、柴薪仓、草料仓等也都设在半边桥以西的今天人民公园范围之内。所以，成都市中心地区当年从半边桥到三桥（见“三桥正街”）这一段金河两岸就曾经是一个十分热闹的小型水码头贸易区，故而《锦城旧事竹枝词》这样写道：“半是少城半大城，铁栅跨河满汉分。流向三桥输炭米，蜿蜒直到水东门。”

　　半边桥南街与陕西街相交街口 20世纪90年代 韩国庆摄影

　　1925年，在前清状元骆成骧的大力提倡之下，以继承和发扬传统武术为宗旨的四川省国术馆成立于少城公园内的半边桥街侧门内（具体位置在今半边桥南街35号省文化局宿舍区），骆成骧亲任馆长，武术名家刘崇俊任副馆长，对推动四川的武术发展起过不小作用。著名的青羊宫花会上打擂比武的“打金章”就是由四川省国术馆组织的。四川军政要员刘文辉、杨森、刘湘、王瓒绪等都曾经兼任过馆长。

　　民国时期的半边桥街上的主要商店是前店后坊的皮鞋店，有老成都最著名的“前进”皮鞋店，还有名号为“光荣”、“大胜”、“可行”、“一新”的多家皮鞋店。抗日战争时期，著名影星白杨等人专门到此选购皮鞋，曾经引起大量路人围观，成为报纸上的重要新闻。

　　半边桥街上过去有几家在成都颇有名气的餐馆。由郭朝华夫妇创建的蜀中名菜“夫妻肺片”早期曾在少城公园侧门右边拐角处开店，只有一间铺面。由廖永通创建的著名小吃“痣胡子龙眼包子”就开在半边桥北街西侧（近年来在太升南路开店），也只有一间小铺面。清真食品店“王胖鸭”最初开在西御街东端，“文革”中因为修建金河与御河的人防工程而迁至半边桥街。“王胖鸭”是采用填饲成都麻鸭与挂炉烤鸭技术加灌卤汁的成都风味烤鸭，是从清朝宫廷烤乳猪的技术移植的，不是后来大量出售的、加工技术相对简单的卤制白油桶鸭。在老成都人心中印象特别深的，是一家名字很古怪但又引人注意的甜食店“口吅品”，其主要食品是煮红苕。“口吅品”中的那个“吅”字早在汉代的《说文》中就有收录，从二口会意，其义为“众人并呼”，就是喧哗的“喧”字的异体。由于“吅”字的写法在古籍中基本不用，绝大多数人都不认识，加上绝大多数成都人都按成都方言把亲嘴称为“打啵”，于是人们就把这个二口会意为“众人并呼”的“吅”字的本义误认为就是二口亲嘴，读为成都方言中的“啵”，即波字的儿化音，这样“口吅品”的名字就被喊了几十年。当年九眼桥边还有一家川菜馆叫“大埊春”，店招中也有一个绝大多数人不认识的罕见字。于是“东有大埊春，西有口吅品”就成为多年来成都的一桩趣谈。新中国成立以后，“口吅品”曾经在西御街开店，但是其主打产品不再是煮红苕，而是各种凉粉。

　　当年的金河从水西门入城之后，因为从闹市中穿过，所以桥的分布很密，在半边桥的上游原来还有好几座桥，都在原来的满城内，现在已经没有相关的地名留下来。半边桥是当年金河上若干座桥之中在今天还在街道名称中留下桥名的最上游的一座桥。

　　三桥正街附三桥南街

　　从半边桥街往东，在金河上原来有著名的正对着皇城正南方三个门洞的三桥，其位置在今天的染房街以西的人民南路上。三桥以北是三桥正街，三桥以南是三桥南街。成都著名餐馆“努力餐”最早就是于1929年开设在三桥南街。

　　20世纪50年代，在拆除了这两条街的基础上新建了人民南路。今天从东御街、西御街口到新光华街、红照壁街口这一段的人民南路，其位置与当年的三桥正街、三桥南街基本上是重合的，只是更宽、更舒畅了。例如著名的四川剧场是在1954年修建的，它所在的位置就是三桥南街的西南头。

　　20世纪30年代开在三桥南街的努力餐 杨显峰提供

　　金河上的三桥，是由三座相距约5米的并列小桥组成的，每座桥都有汉白玉的栏杆，这是明代修建蜀王府时按当时的藩王府邸的规格专门修建的。明清时期北京皇城的天安门前面有金水河，上面是并列的七座桥，皇城内的太和门前有内金水河，上是并列的五座桥。这些并列的桥大小有异，雕刻不同，名称不同，在举行正式礼仪时，有资格从上面走过的皇族或官员也不同。例如天安门前的七座桥最中间的是御路桥，只能由天子行走；两边的是王公桥，只能由宗室亲王行走；再两边的是品级桥，准许三品以上文武大臣行走。三品以下的臣下只能走七桥之外的较远的众生桥（在原来的太庙与社稷坛，即今天的劳动人民文化宫与中山公园的前面）。成都的蜀王府把王府前的金河作为金水河，上面所建的并列三桥肯定也有具体的若干讲究与使用规则，今天已经不得其详了，只知道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拆除以前的清代三桥仍然是中间一桥要比两边二桥稍高稍宽一些，这应当是明代三桥的遗制（有的研究者认为明末成都城被毁时，三桥与红照壁因为不是木质结构，所以很可能是被保存了下来，清代的三桥很可能也就是明代的三桥）。我们从老成都人口中流传的“三桥九洞石狮子”一语和文献记载中可以知道，三桥的每个桥下都有三个桥洞，一共是九个桥洞，在桥南还有石狮子和石质华表。石质华表早毁。一对石狮子是过去成都城内最大的石狮子之一，在清末民初时就已被周围的民房所遮掩，以致在老一辈成都人口中流行着这样的歇后语：“三桥的石狮子——没脸见人！”新中国成立以后拆除三桥时，将这对石狮子移到了皇城大门前，不少成都人小时候都曾经爬到上面去玩过或者在上面拍过照片，可是很少有人想过：皇城大门外怎么会有石狮子？一直到“文革”中拆皇城修万岁展览馆时，这对大石狮子才被移至望江楼公园。三桥南街过去曾经叫作韦陀堂，因为原来在这条街的西边曾经有过一座韦陀庙。

　　在皇城城门石狮上观看广场演出的儿童 20世纪50年代 杨永琼提供

　　三桥南街 1930年刘永禄提供

　　清人《竹枝词》曾经这样写过当时成都城内的风情：“安顺桥头看画船，武侯祠里问灵签。呼郎伴妾三桥去，桥底中间望‘四川’。”很风趣地描绘了当年三桥的情景。因为皇城的大门是三个门洞，远看皇城就像是一个“四”字，而并列在金河之上的三桥，远看时又好像一个“川”字，所以就叫“望四川”了。

　　今天二环路的人民南路立交桥下，塑造有“老成都民俗公园”，其中就有缩小的昔年三桥。

　　锦江路附锦江里 锦江街 东锦江街

　　在今天盐市口南边，染房街的东口，原来的粪草湖街北口的金河上有一座锦江桥（这也是金河也可以叫作锦江的例证），桥的南面原来就叫锦江桥街，1939年“6·11”大轰炸中被日本侵略军所毁，恢复之后改名为锦江街。新中国成立以后曾经先后改名为解放中路五段和锦江路，锦江路的西边还有与古卧龙桥街相对的锦江里。近年在旧城改造中将锦江路、锦江里和南边的粪草湖街、烟袋巷一并加宽重修，成为新建的大业路。

　　锦江桥曾经是金河诸桥中在市中心比较重要的一座桥，桥边的码头也是金河在市中心比较重要的一个码头。明清时期成都人所食用的自贡盐大多是先用大船运到九眼桥、水津街一带，再用小船从金河运到锦江桥码头上岸，批发商把盐买下之后再锯开分装（所以要锯开，是因为过去的食盐是大块状的“锅巴盐”，而不是今天的平锅细盐），以便零售给千家万户。锦江桥以北的盐市口所以会成为清代的官盐店并且有盐市口的名称，就因为清代的官盐也是在锦江桥这个当时城中心最大的盐巴贸易码头上岸的。

　　1959年至1962年的经济困难时期，地处市中心的锦江路与附近的粪草湖街、烟袋巷曾经是成都市内最有名的“自由市场”之一，与位于牛市口、梁家巷等地的“自由市场”齐名。

　　在成都，以锦江为街道名称的还有两处，一是蜀华街，一是东锦江街。东锦江街位于今天的红星路步行街东侧、东大街以北，东起西糠市街，西接联升巷。这条街在明代就已经叫作锦江街，到了清代，为了与上述的另一条锦江街有所区别，就被称为东锦江街。可是这条街为什么会被称为锦江街，却很难找到理由。在过去的成都，因为不只是府河与南河可以称为锦江，金河也可以被称为锦江，上述的锦江路与锦江街可以为证。可是东锦江街并不与金河为邻，更不与府河或者南河为邻，为什么会以锦江为名呢？这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古代在这里应当有一条今天已经见不到的河流，很可能就是前面已经说过的解玉溪。解玉溪的河道流向图目前还不能准确复原，但是从费著的《岁华记丽谱》中关于“七月七日晚宴大慈寺设厅，暮登寺门楼，观锦江夜市，乞巧之物皆备焉”的记载可知，宋代就可以把解玉溪称为锦江。《大明一统志》中又有“解玉溪在大慈寺南，与锦江同源”的记载，可见在明代人的眼中，解玉溪仍然是与锦江有关系的，那么把大慈寺南的解玉溪旁边的街道称为锦江街也就不难理解了。

　　清代诸葛井图 原载嘉庆《华阳县志》

　　东锦江街上最有名的古迹是诸葛井，相传为诸葛亮治蜀时所凿，早在宋人的《方舆胜览》一书就有明确记载，到明代时仍然保持着旧貌，明嘉靖年间还在这里修建了诸葛井祠。明人杨名在《诸葛井祠记》中说：“成都锦江街旧有井，其制与他井不同，大约中虚方丈，深二丈，口径尺许，精工坚固，非俗工所能制，以创自诸葛忠武侯，故托之名。”从这一段重要记载来看，这种“中虚方丈”、“口径尺许”的腹大口小的水井的确是汉魏古井的特征（这种特征的古井今天在成都还保留着一口，就是邛崃的文君井）。诸葛井祠在明末就已毁坏，但是诸葛井还在，所以清代本街又曾经名为诸葛井街，直到民国时期的1915年又才恢复为东锦江街的原名。清末在成都的日本人山川早水在《巴蜀旧影》一书中说这口井“为八角形，上窄下宽，水很甜美，其深莫测”。民间传说此井之下有“海眼”，可以通到九眼桥的锦江之中（另一说是可以通到望江楼的薛涛井中），这也是锦江街得名的原因。《锦城旧事竹枝词》为此有如下的记叙：“命名岂是漫无因，锦水江波何处寻。有井八角通海眼，庙前茗饮可清心。”新中国成立以后，早已残破的诸葛井在本街上的北糠市街小学（与东锦江街相邻的是西糠市街，但是北糠市街小学分校设于本街，这所小学就是在原来的诸葛祠的旧址上修建的，所以也被称为诸葛井小学）中还可见到。近年来因为城市改造，东锦江街已经完全被拆除，诸葛井也不复得见。几年前武侯祠旁兴建老成都民俗风情街锦里时，在锦里修建了一口新的诸葛井，算是对诸葛井的一种记忆。

　　昔日诸葛井 杨显峰提供

　　成都的诸葛井还有两处，一是在青白江区弥牟镇老横街上，目前保存完好，相传建于三国时期，现在是青白江区文物保护单位；二是在双流县东升镇葛陌村，据《元和郡县志》所载，这里是诸葛亮家属旧居所在地，也就是他在遗表中所说的“成都有桑田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孙衣食自有余饶”的地方，所以也有一口诸葛井。

　　古卧龙桥街

　　穿城而过的金河在城内的流向基本上是从西北流向东南，唯独在通过锦江桥之后向南转了一个小弯，其蜿蜒之状有如游龙卧地，所以金河上在这里的一座桥就叫卧龙桥，具体位置在原来的粪草湖街的东口。这座卧龙桥建于清代中期，是石质一洞式拱形覆屋廊桥，1926年改建后覆屋被拆除。后来在今龙王庙街口的金河上又修了一座桥，名字也叫卧龙桥。为了区分，人们就把紧邻锦江桥的这座卧龙桥叫作古卧龙桥，通过古卧龙桥的这条街也就名叫古卧龙桥街，不过人们一般只简称为卧龙桥街。和成都的很多老街一样，如今的卧龙桥只剩下一个街名，桥没有了，模样也大变了。正如今天一位名叫柳之光的诗人在《卧龙桥》一诗中所写的：“横贯金河纳御沟，半边拱背卧龙稠。于今只剩桥名在，已换摩天百尺楼。”

　　古卧龙桥街旧时是一条很有名气的文化街。这条街的东边与学道街相邻，过去全省到成都参加科举考试的读书人经常云集于此，故而在这里开设了很多刻书售书的商铺，是成都刻版印刷的重要中心。如著名学者张澍的二酉堂就是于嘉庆年间在古卧龙桥街开设的，成都人早期最著名的用小铅印机印刷书报的昌福印刷公司最初也是开办在这条街上，时间是光绪三十四年（1908），以后才迁到总府街上的昌福馆。1913年，我国著名的新式书店中华书局在这条街的川北会馆右侧开设分店，直到春熙路建成之后才迁到春熙路。

　　本街上的川北会馆是清同治十二年（1873）由川北的南充、西充、盐亭三县人士共同修建的同乡会馆，本名三邑会馆，但成都人一般都叫作川北会馆。会馆规模不大，其万年台（即戏台）的建筑极有特色，40多根立柱全部都是粗大的楠木。民国初年，中华书局成都分店曾经设在这里。新中国成立以后，会馆长期由东城区教育系统所使用，故而主要建筑得以保存，改革开放以后还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在城市改造时，为了拓宽街道而必须对会馆进行拆迁。为了尽可能完整地加以保护，市政部门于1999年将川北会馆的建筑物进行了整体拆迁，搬到了位于成都东郊的全国著名的会馆之乡洛带镇整体重建，与原有的湖广会馆、江西会馆、广东会馆一道形成了极富特色的会馆群落。

　　卧龙桥川北会馆中的万年台 1998年 冯水木摄影

　　夏日的中华书局成都分局 1929年 [日]岛崎役治摄影 杨显峰提供

　　民国初年，著名新派人士、《四川公报》负责人樊孔周（关于樊孔周的介绍见“燕鲁公所街”）在川北会馆成立了成都报界公会，邀各报同人每周聚会一次，交换信息，联络感情。这应当是成都最早的新闻沙龙或记者俱乐部。

　　在川北会馆的万年台上，还发生过成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就是第一次男女同台演出话剧，也是话剧女演员在成都第一次公开演出话剧。

　　1929年，以著名进步剧作家陈白尘为首的摩登剧社在上海成立。剧社创始人之一的四川人陈明中1930年回成都后与王怡庵、李仲怡等组织了成都的摩登剧社，邀约一批青年男女在川北会馆演出了田汉编剧的《苏州夜话》《南归》《第五号病室》和易卜生的《娜拉》。台上是男女演员共同出演，台下是男女观众混坐同观。这在成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因在这以前成都也演出过话剧，但是只能是男扮女装，台下座位（包括电影院与川剧场）必须男女有别。摩登剧社连演多场，一直爆满，以后又演出了曹禺的经典剧作《雷雨》，还到各学校巡演。“九一八”后摩登剧社转移到了成都最有名气的春熙大舞台，演出了爱国话剧《山河泪》。在各方面守旧势力的围攻之下，摩登剧社竟因为“有伤风化”的罪名而被查封。这以后，剧社同人重新成立“现代剧社”，继续在各地演出进步话剧，影响愈来愈大。反动当局竟然派出成都军界著名恶棍石肇武，率人将剧社领导人兼导演陈明中和主演马静沉抓到支机石公园凌辱毒打，几至丧命。在四川活动了三年多的摩登剧社终于被迫停止了活动。陈明中到安县休养了一年，经万籁天力邀，又回成都担任了大同电影戏剧学校（有关介绍见“千祥街”）的教务主任。

　　青石桥街

　　青石桥原名龟化桥，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重建，桥身以红砂石为材料，桥面选用岷江木筏运来的最能经受车轮碾压的岷山青石构建。建成之时，遂由主持开桥仪式（过去叫作“踩桥”）的四川巡抚宪德更名为青石桥。重建后是有覆屋的一洞式小廊桥，1926年维修时把廊屋拆去。在青石桥北街的东侧过去还有一座尼庵叫白衣庵，民国时期即已不存。

　　龟化桥是一座古桥，早在五代时就有记载。它的得名缘于成都最初建城时有神龟相助的神话传说。相传神龟在绕行一大圈、画出了建城线路之后就是在这里死去升天的，所以叫作“龟化”。这个神话折射了历史的真实，因为最初修建的秦代成都城的范围要比明清的成都城小得多，位置大体接近于清代的满城的外墙，青石桥的位置大体上就在秦城的东南角。

　　清代末年，外国的“洋行”进入成都，收购猪鬃、皮革、药材、绣品等，销售“洋油”（即煤油）、西药、纺织品等。目前可以确定开业时间最早的一家洋行，就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法国商人柯斐纳在青石桥北街开设的义昌洋行。

　　民国时期著名的王豆花饭馆就开在青石桥北街，只卖豆花与小菜，曾是全成都公认的价廉物美的平民饭馆。虽然几经变化，但是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后，那里仍然有一家豆花饭馆。成都著名川菜馆竟成园1923年开设于青石桥南街，以后才迁往总府街。

　　青石桥—新开街花市 1988年 陈锦摄影

　　青石桥的两侧有青石桥北街、青石桥中街和青石桥南街，过去是相当冷清的小街。改革开放以后，这里成了城中心最大的水产品市场和花鸟市场，花鸟市场向南发展到新开街、南府街和东府街，已经于2007年11月11日关闭。早期的“青石桥三绝”（即肥肠粉、荞面、糖油果子）和农贸食品市场，以及今天仍然兴旺发达的水产品市场，使青石桥这一地名在成都几乎是无人不知。方便粉丝如今所以能够行销全国，走出国门，最早也得益于在成都几乎是无人不知的青石桥肥肠粉。

　　正在制作中的青石桥肥肠粉1990年 唐跃武摄影

　　青石桥肥肠粉店 1998年 唐跃武摄影

　　春节前的青石桥市场 20世纪90年代 王文相摄影

　　青石桥市场 2002年 韩国庆摄影

　　青石桥所以会成为改革开放之后市中心最大的食品市场，自有其一定的历史渊源。清代的青石桥是金河在市中心的主要码头之一，从而使运送市民生活必需品的小船在这里形成了成都市中心最重要的早市，而早市的主要交易商品基本上是柴粮油肉禽蛋蔬果等各种生活必需品。到了民国时期，虽然金河中的航运规模愈来愈小，但是这里仍然是成都市中心最重要的早市，一直到现在也是如此，只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和“文革”中曾经一度中断。

　　公平巷

　　在新半边街与向荣桥街之间原来有一条小巷叫公平巷，已经在近年的城市改造之中被拆除。公平巷原来的名字叫太平巷，得名于位于小巷北口的金河上的太平桥，太平桥建于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在金河诸桥之中位于青石桥与向荣桥之间。因为这里的太平巷与九眼桥南的太平巷同名，1938年改名为公平巷。

　　公平巷16号 1994年 陈维摄影

　　公平巷短而窄，却是一条不多见的有两个小弯的弧形小巷。

　　向荣桥街

　　向荣桥是清同治十二年（1873）在金河上修的一座小石拱桥，桥下只有一个桥洞，所以初建时名为一洞桥，一洞桥所在的小街就叫一洞桥街。因为牛市口还有一座一洞桥，两地同名，为了避免重复，新中国成立以后将这里的一洞桥改名为向荣桥，寓新中国欣欣向荣之意，一洞桥街也就改名为向荣桥街。向荣桥在20世纪90年代还在，现已不存。

　　清代同治二十六年（1887），法国传教士吕鸣春在此修建了天主教堂。这是成都最早的天主教堂之一，也是当时的成都地区的主教座堂。1895年的“成都教案”中教堂被毁，后修复，但不再是主教座堂。1958年，成都教区将这里的房产捐献给四川天主教爱国会筹委会，宗教活动停止。1984年，原来的教堂建筑因是危房而被拆除。直到今天，四川省天主教教务委员会仍然设在这里。

　　向荣桥街 2002年 赖武摄影

　　余庆桥街

　　金河上的余庆桥建于清乾隆十八年（1753），重修于清同治九年（1870），是石质一洞式拱桥，以吉庆有余之意而命名。余庆桥所在的小街也就叫余庆桥街，位于老半边街与光大巷之间。余庆桥早已不存，余庆桥街也已经在不久前的城市改造中被拆除。

　　余庆桥街 1995年 赖武摄影

　　在余庆桥与下面介绍的拱背桥之间，原来的金河上还有南打金街的卧龙桥、龙王庙街的板板桥和景云桥、下莲池的金津桥，如今均已不存。

　　拱背桥街

　　拱背桥也是金河上的一座小桥，本名金水桥，初建时间不详，重修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因为是一座石条砌成的一洞式拱桥，所以人们都将其叫作拱背桥。这里一直到民国时期才形成了街道，并被命名为拱背桥街。如今桥虽不存，在王家坝街以东、东南里以北仍然还有一条拱背桥街。但是这条拱背桥街已经不是原来的拱背桥街，原来的拱背桥街是一条弯曲的街道，几年前已经在城市改造之中拆除而大部消失。由于原来的拱背桥下面的金河河道在“文革”中被加盖成为所谓的防空洞以后，陆续在上面修建了一排平房，成为民居，位置又是在原来的拱背桥街的位置，所以这一排在“文革”以后新出现的平房及小街，现在也就被叫作拱背桥街。

　　就在这个不起眼的拱背桥，发生过一件四川近代史上的大事。

　　四川机器局大门 杨显峰提供

　　清代的拱背桥地区，即从铜井巷以东直到城墙是一片空地，一条街道也没有。光绪三年（1877），具有维新思想的丁宝桢（有关介绍见“丁公祠街”）从山东巡抚升任四川总督，他决定要在成都修建兵工厂，赴任时就把他在山东建立的山东机器局的主要助手曾昭吉以及几十名熟练工人一同带到成都。到了成都之后就选定拱背桥到下莲池一带的空地修建四川机器局，第二年投产。选定这片空地的主要原因是在于这里是金河东入府河的河口，机器局所需的燃料、材料可以通过小船由这条水上运输线送达。丁宝桢在这里共建大小厂房188间，主要生产步枪、子弹和火药（1880年又在南外古家坝专门修建了火药局），还生产过70多尊“劈山炮”。出于保密的原因，初建时不叫枪炮厂而叫机器局。当时的钢材还是罕见之物，所以厂房是用木材建筑的穿斗式结构。四川机器局是成都与四川历史上的第一家兵工厂，也是成都与四川历史上第一家采用近代技术的机械制造厂。光绪二十六年（1900），又在机器局旁边（与拱背桥相邻的东南里）建成银圆总局，成为成都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造币厂（银圆总局的经营部设在总府街），成都的第一盏电灯就是1904年在这里发光的。1905年，机器局在望江楼对面的三官堂修建了规模更大的钢结构的新厂。机器局迁往新厂之后，这里仍然是一个兵工厂，先后由不同的军阀所控制，称为修械所，仍然可以生产和修理多种枪支，成都人一般称为“老厂”，其生产时断时续地一直维持到成都解放前夕。银圆总局则长期存在，制造银圆与铜圆，民国时期改名四川造币厂，一度是四川军阀的财政重地。当时流行的一副对联深刻地抨击了四川造币厂制造的劣币：“一个银圆破、烂、哑；三个军长邓、田、刘。”

　　四川机器局主车间 杨显峰提供

　　清末的四川银圆总局厂内景 杨显峰提供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原来四川机器局和四川造币厂的旧址改建了成都电机厂和红星印刷厂。红星印刷厂是中共四川省级机关印刷厂，在此一直经营到改革开放初期，大门开在北边的镋钯街。到20世纪90年代，在拱背桥街与东南里交会处，还孤零零地立着一道古老的照壁，当时笔者的家住在附近的龙王庙南街，曾经多次从那道古老的照壁前面经过，那应当就是四川机器局最后的一点痕迹，现在是连一点痕迹也找不到了。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成都最早的官办印刷厂“官报书局”开办于拱背桥（以后迁总府街），印刷政府的官报，有铸字、石印、切纸设备，职工最多时高达300多人，聘有日本教习，一度是成都规模最大的印刷厂。1926年，设备由王暨英买下，迁至忠烈祠街，成为私营的美利利印刷公司。

　　清光绪三十年（1904），成都最早的外语专科学校、为准备留学日本的青年人补习日文的成都东文学堂开办在拱背桥北侧的胡氏祠堂中。几年之后，原来在陕西街的四川陆军医院迁到本街。

　　大安正街

　　金河上最后的一座桥位于金河水快要流入府河的地方，原名下里桥，后改名为大安桥（成都的北门曾经叫大安门，北门大桥也叫大安桥，与这里的大安桥是同名的两座桥），初建年代无考，重建于清嘉庆十五年（1810）。因为这里的大安桥，所在沿府河西岸的这一段街道也就名为大安街。抗日战争中，这里还修过大安横街，所以大安街就改名为大安正街，这个街名一直用到现在。1990年的府河南河综合整治工程中，大安正街并入了整治之后的天仙桥路。

　　大安正街的南端就是府河与南河的汇流处，这里自古就是成都名胜，唐代在这里建成了合江亭，宋代在这里建成了合江园。楼台亭阁，花木繁茂，“江头放船去，苇间问渔子，岸深渔有家，凫雁在中沚”的水上美景，曾经吸引了无数游人与诗人。合江亭和合江园在宋末战乱中全部被毁，长期未得重建。一直到了改革开放之后，才在这里重建了一个新的合江亭。

　　从大安桥沿金河上溯，在大安桥与拱背桥之间，原来还有铁板桥（具体位置不详）和普贤桥（在今清安街），均已不存。

　　大安正街小巷 1993年 赖武摄影

　　从半边桥到大安桥，是现在仅从街名上还可以见到的金河上的桥梁。这些桥都已经见不到了，如果把这些以桥命名的街连起来画一条线的话，20世纪70年代还在成都城中流淌的金河的大致流向也就基本可以复原了。宋代的金河上只有8座桥，到了清代后期竟然增加到20多座桥，虽然金河不宽，河上的桥也不大，但是这种密集的桥梁分布，也正是成都市区经济发展、人口增多的一个标志。

　　平安桥街附平安巷

　　成都市中心原来有围绕皇城的御河，御河上原来共有8座桥，但是能够留到今天的桥名只有平安桥。

　　平安桥是御河西边偏北的桥，桥西侧的街道在清代叫平安桥正街，民国时改为平安桥街，2003年街道改造之后并入了西华门街。在平安桥街以西，原来还有平安巷（初名平安桥西巷）。

　　平安桥街 2001年 赖武摄影

　　清光绪三十年（1904），在法籍主教杜昂主持之下，由法籍神父骆书雅设计监造（骆书雅于1916年继任主教，直到1948年，去世后葬于成都），由来自川西农村的信仰天主教的工匠担任掌墨师负责施工，经过约10年时间，于平安桥街建成了成都市规模最大的中西合璧建筑风格的天主堂（这里原来已经有过教堂，但是在1895年的“成都教案”中被毁），堂名“圣母无染原罪堂”，由“主教公署”和“总堂”两部分组成，自建成之后就一直是天主教川西教区主教座堂，又称首堂、总堂，现在仍然是成都教区规模最大的天主堂。平安桥天主堂长期以来一直是川西地区天主教的中心，目前仍然是四川省天主教成都教区所在地。2003—2006年间，为了配合街道整治，又进行了全面的维修，新增了礼仪广场。

　　平安桥天主堂是我国西南地区规模最宏大、建筑最豪华的天主堂，这座中西合璧式建筑的天主堂，以罕见的楠木柱结构为主（教堂内有高达6米、直径0.35米的楠木柱108根），已经被确定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平安桥天主堂 1928年 [法]杜满希提供

　　平安桥天主堂主教公署 2008年 喻磊摄影

　　据有的研究者认为，这座教堂的建筑有一个十分罕见的特色，就是没有采取世界各地教堂建筑几乎成为通例的十字形布局，而是按照汉字的“悚”字形布局。左边的建筑是总堂的大小经堂，既像一个“十”字架，又像汉字的“竖心”形。右边的建筑是主教公署，则是汉字“束”的形状。两边放在一起，就是一个汉字的“悚”字，而“悚”字又和“竦”字相通。这种别出心裁的布局也可以说是煞费苦心，就是想要教徒们自警自律，“天主威严，令人望而肃穆恭敬”。因为在此之前发生的若干“教案”大多是部分教徒依仗教会势力胡作非为所造成的。也正是出于这个目的，这个本来应当完全西化的天主堂内部是古典罗马教堂的格调，外观上却一点也看不出其他同类教堂常见的特色，其大门是一个典型的中式大门，青砖青瓦坡屋顶，既有点像庙门，又有点像官府（当年门外还有照壁）。这至少从外观上减少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减少了中国人的敌视与对立。平安桥天主堂的建筑特色在全国所有的天主堂中是独一无二的。

　　平安桥天主堂的花园中原来种有百年树龄的伊拉克枣树两株，一直被称为一雄一雌，为我国西南地区所仅见。“文革”中雄株被占用住户烧死，现仅存雌株。

　　平安桥天主堂侧面 2008年 喻磊摄影

　　平安桥天主堂以南，天主教会于1874年在原来的马道街上建有圣婴院，于1903年建有圣修医院。圣修医院有病床280张，具有慈善性质，收费极低，贫者甚至可以免费，所以一般人都称之为慈善医院。医院中不仅有法国和美国医生，还有一位中文名字叫孔仁的匈牙利籍牙科医生。新中国成立以后改建为铁路医院。改革开放以后，铁路医院迁建到火车北站西南侧，这里改建为成都市人民政府的第三办公区。

　　刚建成的圣修医院 杨显峰提供

　　平安桥天主堂对面，是如今在成都市中心名气很大的白果林茶园。那里原来有白果（即银杏）树100多棵，是1918年由天主堂栽种在御河边上的，到1949年只剩下39棵。1983年，市政部门在这里进行了综合整治，建成了成都市中心第一个全开放的小游园。

　　通顺桥街

　　文殊坊以南、草市街南口以西的通顺桥街对于很多成都人来说并不很熟悉，这条街上过去应当有过的通顺桥现在也看不到痕迹。但是如果说到爱道堂，很多成都人可能都会知道。

　　爱道堂始建于明初，原名圆觉庵。明末被毁后，清乾隆八年（1743）重建，咸丰八年（1858）增修，长期由比丘尼主持，是成都城内著名的尼庵，最盛时寺庙建筑加上附属建筑占据了大半条通顺桥街。民国时期，寺庙日渐衰落，庙中女尼不得不变卖庙产。1928年，圆觉庵由四川省佛教会接管，更名为“十方爱道念佛堂”，简称爱道堂。“爱道”二字来源于佛经《大爱道比丘尼经》，是抚育佛祖的姨母的名字。当时的爱道堂规模不大，自1941年以后有隆莲法师在此为尼，以后又担任堂主，创建莲宗女众院，培育尼众人才，因而在我国佛教界声名远播。

　　20世纪90年代的爱道堂 青羊区文管所提供

　　隆莲（1909—2006） 俗名游永康，乐山人，出身书香门第，著名学者郭沫若曾经是她外祖父的学生。她自幼聪慧过人，多方寻师求学，诗词书画、英文、藏文、佛学、医学，无所不精。她在父亲安排下参加全省的县政人员、普通文官、高等文官考试，均名列第一，名震蜀中，被公认为巴蜀才女。1941年，正当省政府即将宣布她为全省第一个女县长的时候，从13岁开始即长斋奉佛的她悄然离开在四川省政府秘书处工作了4年的办公室，遁入空门，在爱道堂削发为尼，并且终身以爱道堂为修行与居住之所。作为我国著名高僧能海大师的高足，她在佛门讲经说佛数十年，是公认的佛学教育大家。1984年，中国佛教协会决定建立我国第一所尼众佛学院，正是因为成都有隆莲法师，所以学院建在了成都铁像寺，并请她出任院长和主讲人，为佛教界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有学问的女尼。在她的经堂上，有她亲笔题写的对联：“利己利人勤修三学；爱国爱教上报四恩。”“三学”指戒、定、慧，“四恩”指国土恩、大众恩、父母恩、师长恩。隆莲法师有多种佛学著作传世，并参加了《汉藏大辞典》和《世界佛教百科全书》的编撰工作，生前是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四川省和成都市佛教协会的名誉会长、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政协常委。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称她为“中国第一比丘尼”。

　　隆莲法师20世纪80年代王文相摄影

　　由于有隆莲法师的声望，在国家与众教友的大力支持之下，爱道堂在改革开放后建立了爱道堂佛学院和爱道堂网络女众佛学院。2001年完成了全面的改建与重建，成为成都最著名的寺庙之一。

　　成都市区过去的通顺桥不止一座，还有一座在牛市口左侧，现已不存。

　　玉带桥街

　　对于成都人来说，玉带桥的名字可谓人尽皆知，可是在这里却既见不到桥，也见不到河的踪影。据有的老人说，在清末时期玉带桥都还有一条小水沟，有一座小桥，民国初期军阀混战才招致完全桥毁河填的。

　　从前面谈到的通顺桥，这里的玉带桥，到下面的桂王桥、梓潼桥，今天都是既没有河，也没有桥，很可能都是唐宋时期的解玉溪上几座老桥的历史记忆。在玉带桥的东西两侧，至今还有东玉龙街和西玉龙街，也可能是因为当年解玉溪流经于此蜿蜒有若游龙而得名。玉龙是形容河道曲折，玉带是形容桥面狭窄，从留存至今的这些地名中，我们隐约可见解玉溪的一些蛛丝马迹。1950年曾经翻修过桂王桥街到梓潼桥正街的街道，不少人亲眼看到过挖开之后显现出来的石砌河堤遗迹，那应当就是过去的解玉溪的遗迹。

　　1909年的《通俗日报》所载的“玉带桥活动大电戏”广告

　　1909年，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成都人陈果，带回了电影放映机和若干电影短片，在玉带桥街开办了“电戏放映馆”，设有正座和附座（即加座），场内备有茶水、香烟、点心、瓜子，有点像茶馆，是成都第一家电影院。此前在新街后巷子的华昌公司与桂王桥街的成都图书局中都在放映“电戏”，但都不是专门的“电戏放映馆”。从陈果的“电戏放映馆”在《成都日报》《通俗日报》上所刊登的广告来看，当时所放映的影片都是纪录片，诸如《日俄对马岛海面大战》《英国伦敦风景》《西洋洗澡之新趣》《西洋客店盗窃大幻术》，还没有一部故事片。

　　桂王桥街

　　从历史记载来看，清代就已经没有人在桂王桥地区见过河道，而桂王桥也只是保存在桂王桥北街天主教堂中的一道长约一丈的园林式小桥。到了当代，就只留下了桂王桥街的地名，连小桥的影子也见不到了。今天的成都人所称的桂王桥实际上是包含了呈十字形的桂王桥东街、桂王桥南街、桂王桥西街和桂王桥北街四条街道。

　　过去有关桂王桥的介绍资料都认为这座桥是明代桂王府园林中的一道小桥，故而得名。笔者认为这种说法难以成立，因为明代蜀王后辈之中没有“桂王”之封，也就不可能有桂王府，故而桂王桥的得名由来目前还只能存疑。

　　清代的桂王桥街生活过几位重要的文化名人。

　　有“蜀中第一书家”之誉的顾复初（1813—1894）是清末流寓成都的著名学者，从咸丰二年（1852）至光绪二十年（1894），就住在桂王桥西街的寓所小墨池山馆。40多年间，他在成都留下了大量的诗篇和墨迹，今天我们在成都各旅游胜地所见到的一些最著名的对联，不少都出自他手，如望江楼的名联“引袖拂寒星，古意苍茫，看四壁云山，青来剑外；停琴伫凉月，予怀浩渺，送一篙春水，绿到江南”，草堂的名联“异代不同时，问如此江山，龙蜷虎卧几诗客；先生亦流寓，有长留天地，月白风清一草堂”都是他的作品。武侯祠中惠陵前的名联“一抔土尚巍然，问他铜雀荒台，何处寻漳河疑冢；三足鼎今安在，剩此石麟古道，令人想汉代官仪”，署名是完颜崇实，其实也是出于顾复初的笔下。完颜崇实是当时的成都驻防将军，而顾复初是将军府中的幕宾，他必须为将军大人代笔。

　　1900年，出生于简阳、曾在尊经书院读书、去过日本考察的成都著名的维新派学者、编辑出版家、企业家傅崇矩（1875—1917，又名傅樵村），从原来担任采访的《蜀学报》退出，在原桂王桥北街33号他的家门口挂出好几个招牌，创办了好几项事业。其中最重要的是开办了成都图书局，编辑出版新式书报。他先是在家中创办了成都第一家算学馆，与总教习苏星舫一道合办了宣传西学的《算学报》，是用木版刻印的。1902年又在家中创办了成都第一份使用白话的《启蒙通俗报》（最初也是用木版刻印的），同时还经销北京、上海的新式书报。他还设置了两处公益性的阅报公所（一处就在他家里），提供80多种全国各地的报刊和几种日本、香港报纸免费给市民阅读。1906年，《启蒙通俗报》改版为《通俗日报》，1909年另办《通俗画报》，都由他亲自负责编辑出版，所以他被时人称为“成都报界的开山祖师”。他创办了五四前后对于传播新思潮、开启四川民智极为重要的华洋书报流通处。他从日本买回“电光戏”即电影放映机，在成都图书局内放映电影，这是仅次于新街后巷子华昌公司的成都第二家放映电影的场所。他编撰的新式书籍与绘制的新式地图有数十种，他出任过四川红十字会会长。所有这些行动，对于清末时期的成都乃至全省新文化运动的兴起都有过很大的促进作用。傅崇矩为我们留下的最重要的文化遗产，是他一手编写而成，在1909年石印出版的8册《成都通览》，这是一部清末成都的百科全书。书中附有“七十二行现相图”114幅和“成都的游玩杂技”19幅，是当时成都市井百态的一次集中展示，这在所有的成都文献资料中也是唯一的。故而著名文人刘师亮写了这样的《竹枝词》：“百花丛里葬诗魂，千古文章付梦痕。自有《成都通览》后，至今人说傅樵村。”傅崇矩自己则写过这样一首诗：“少小从军笔屡投，男儿三十未封侯。士非知己难为用，生不逢时亦自羞。且著新书消岁月，愧无多迹到非欧。西方教育东方遍，试看支那得胜不。”仅仅享年42岁的傅崇矩是成都近代文化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1980年，笔者曾经邀约几位朋友一道整理出版了他的《成都通览》，以表示对他的纪念。多年来，成都文化界无论是对他本人的研究还是对他的大量旧著的整理与研究都显得很不够。相反，远方的德国却有学者在专门研究他与他的著作，而且特地到成都进行过调查采访。

　　1909年创刊的《通俗画报》 四川省图书馆藏

　　清光绪九年（1883），成都最早的“吴卓夫照相馆”由吴绍伯（又名吴卓夫，天主教徒，由平安桥天主教堂司铎杜融介绍到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印刷所学会了照相与石印技术）开设在桂王桥南街，除了人像，也影印书画。现藏于四川省图书馆的杨遇春的《宣勤积庆图》上下两册，就是由这家照相馆影印的。到1904年，成都照相馆增加到4家，另三家是广东人梁友戎、梁伯伟兄弟开在皇华馆街的“有容照相馆”，东玉沙街的“蓉城张萃贤照相馆”和具体地址已经不明的“神方驻景楼照相馆”。这时的照相馆已经可以在照片上着色，成为有色彩的照片。同是在光绪九年，吴绍伯又在桂王桥南街开了成都第一家石印社“涤雪斋”，用购自上海的一台石印机印制书籍和地图。1918年吴绍伯病逝，“吴卓夫照相馆”与“涤雪斋”石印社关门歇业。但是，成都以及川西地区的石印技术基本上都是由“涤雪斋”直接或间接传授的。这一使用范围很广的印刷技术一直使用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逐渐被淘汰。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很多印刷品都是石印的，而贴在墙壁上的各种较大的布告，则全部都是使用石印技术印成的。笔者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绵竹读初中时多次去石印店玩，一个目的就是提前看到一两天后才会贴在墙上的布告。

　　抗日战争时期，国画大师张大千曾经在成都生活数年，他在成都城内的主要住所就是和平街的严谷声家与桂王桥东街的张姓朋友家，也在城外昭觉寺住过，在郫县太和场（今团结镇）住过，在灌县青城山住过。他自己修建的住宅则仅有一处，至今还保存在金牛宾馆大院中。

　　桂王桥南街在清代也叫作恒隆当街，因为在街上有一家著名的当铺叫恒隆当。以当铺作为街名，由是可知当时的当铺在社会生活之中的重要。

　　二仙桥路

　　位于成都城区东北方向的二仙桥地区是今天成都重要的物流与仓储中心。这里不仅有二仙桥路，还有以二仙桥为名的很多条街道，可以总称为二仙桥地区。可是，却见不到二仙桥。

　　二仙桥在过去是有的，它是过去出北门之后到龙潭寺的乡村土路上横跨沙河支流的小桥，位置在今成都木材防腐厂内，建于清代初年，扩建于道光五年（1825），桥边有供奉道教神仙吕洞宾与韩湘子的小庙，有两个神仙曾经在此桥相会的传说，所以叫作二仙桥，当地人又叫作遇仙桥。1918年重修之后成为一座石拱桥，新中国成立之后小河已经没有流水，石拱桥也因为修建工厂而被拆除，但是二仙桥这个地名被一直保留了下来。

　　今天住在车水马龙、尘土飞扬的二仙桥地区的居民可能难以相信，清代时期二仙桥下的流水十分清澈，桥头小店用河中流水做成的河水豆花还在附近颇有名声。清末民初时，每年冬至节过后，很多川北地区的乞丐都会来到成都赶灯会和花会，这里就是各路乞丐年终大聚会、问亲寻友、交流信息的集散地。

　　成都理工大学（原成都地质学院）博物馆里亚洲最大、最完整的合川马门溪龙2009年 苟世建摄影

　　二仙桥东三路有成都理工大学，其前身是1956年创建的成都地质学院。成都理工大学博物馆是四川省最大的自然博物馆，收藏与陈列的恐龙化石有30多具，其中包括已发现的亚洲最大、最完整的合川马门溪龙。

　　三洞桥路

　　三洞桥过去是横跨二道河（关于二道河的介绍见“西郊河”）上的一座三孔石拱桥，新中国成立以后新建西安路时，被改建为很短的平桥，原来经过石桥的小道也变成了宽阔的街道。近年来这条路又经过了扩建，三洞桥路的起止也重新界定为从三洞桥向北直到西大街，成为城市中心的大道，在很多人的眼中这里似乎已经既没有河也没有桥了。一直到民国初年，这里还是绿柳清波、河湾如带，故而这一段河道又被称为“带江”，三洞桥头紧邻二道河的中华老字号川菜馆“带江草堂”也就是由此得名。

　　“带江草堂”原名三江茶园，由原来在郫县犀浦开店的邹瑞麟开设于1937年。成都文士陈践石见此处竹篱茅舍、小桥流水、花木扶疏，遂从杜甫诗句“每日江头带醉归”得其意趣，更名为“带江草堂”，使之成为成都川菜馆中最文雅的店名。因为带江草堂的当家菜品是邹家祖传的大蒜红烧鲢鱼，所以一般都称作“邹鲢鱼”（“邹鲢鱼”所卖的鲢鱼从来都不是鲢鱼，而是四川方言中所称的“鲢巴郎”，也就是鲇鱼。“邹鲢鱼”只用产于成都西郊清水河中的“鲢巴郎”，而四川人所称的白鲢才是动物学分类中的鲢鱼。因为四川没有野生的鲢鱼，为了与鲢鱼相区别，所以也可以把“鲢巴郎”叫作土鲢鱼）。顾客落座之后，亲眼看厨师从窗外把河中大竹笼中的野生土鲢鱼捉上来，用著名的郫县豆瓣、犀浦酱油、温江独蒜、汉源花椒为主要佐料精心烹制，让人在极为舒适的环境之中得到最佳美味的享受，故而邹鲢鱼远近闻名。抗日战争时期，邹鲢鱼是成都所有川菜馆中最有名气、最受欢迎的名店之一，不仅得到若干军政要员的称赞，也得到张大千、徐悲鸿等文化名人的欣赏。新中国成立以后，朱德、陈毅、郭沫若等都曾到此品尝。1959年，郭沫若还当场将精美的鱼肴命名为“浣花鱼”，并题诗曰：“三洞桥边春水深，带江草堂万花明。烹鱼斟满延龄酒，共祝东风万里程。”陈毅于1961年所题的诗句“野田观农稼，溪边饮酒来”至今仍然挂在带江草堂内。

　　带江草堂2009年 袁庭栋摄影

　　邹瑞麟正在制作“邹鲢鱼” 20世纪60年代 高华敏摄影

　　沙河上的中三洞桥 2003年 韩国庆摄影

　　沙河上的下三洞桥 1998年 唐跃武摄影

　　既然是三个桥洞的桥就可叫三洞桥，成都当然就不可能只有一处三洞桥，例如在沙河上就有上、中、下三洞桥各一座（前几年在沙河整治时重新修建之后还刻有《古三洞记》的“古三洞桥”，就是过去的中三洞桥），只是没有成为街道名称罢了。

　　金沙桥街

　　二道桥以北、同仁路以西有一条分为两段的小街，北边的一段叫金沙桥下街，南边的一段叫金沙桥上街，中间以西郊河上的小桥金沙桥为界。所以要把这条小街分为两段，是因为这里是成都市金牛区与青羊区的分界处，桥南边属青羊区，桥北边属金牛区。

　　这里的金沙桥与目前闻名遐迩的成都金沙遗址没有关系，是因为过去曾经有人在这里的西郊河里发现了金沙而得名。无论是金沙遗址所在地的原来的苏坡乡金沙村，还是这里的金沙桥，都与河中的沙金、与在河中淘沙金有关。包括锦江在内的成都河流中的确含有少量沙金，过去的成都人也有人在河中淘沙金。据老年人回忆，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府河的东门大桥一带，都还有人在河中淘沙金。他们用的是最原始的方法，手中端着一个很大的簸箕，从河底舀起河沙之后就在水中不断地摇晃筛选，从中找到罕见的沙金（川西地区都叫麸子金）。在天仙桥后街，还居住过多家以淘金为生的专业户。1958年以后，锦江中就看不到存在了若干年的淘金者的身影了。

　　金沙桥街1号院内，曲艺工作者采访贾派竹琴唯一传人张永贵。 1985年 付兵提供

　　二道桥街

　　在同仁路与奎星楼街相交处往西，跨西郊河向西安北路方向有一条小街，叫二道桥街。这条小街的历史很短，原来是抗日战争时期为了躲避日本侵略者的轰炸，在成都西城墙上开出一道进出的豁口之后逐渐形成的乡村小道。这里原来本没有桥，也是为了城内居民跑警报的方便而临时建成的，因为地处二道河流入西郊河的汇合处，所以小桥就叫作二道桥。新中国成立以后，这里逐渐形成了一条小街，所以就叫作二道桥街。

　　有必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二道桥是民国时期命名的老二道桥。成都还有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命名的新二道桥，二者不能混淆。沙河在与成彭公路相交处的东侧位置有一条向南流去的支流，叫作小沙河，向南穿过了二环路北三段与一环路北三段，一直到北门大桥西侧流入府河。二环路北三段与一环路北三段在越过小沙河时，所建的桥就被命名为一道桥和二道桥。由于这两座桥只是街道上的小桥，所以并不为大多数成都人所知。但是当新建的通往新都的北新大道（北新大道基本上是沿着小沙河而建的）于2007年通车时，媒体上介绍北新大道在城内的起点是二道桥时，不少成都人才明白，原来今天的成都有两处二道桥。老二道桥在二道河上。当年在二道河内还有一条一道河，紧靠城墙边，大约在1958年前后，拆了城墙填了河，城墙没有了，一道河也没有了。

　　通锦桥路附通锦路

　　通锦桥路是因为在饮马河这条小河上有一座通锦桥而得名。过去这里并没有桥，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城内居民疏散跑警报的方便，在西城角街的城墙上打开了一个豁口，并在豁口以外的饮马河上修建了一座简易的木桥，当时并没有命名。1952年改建之时，这里还是郊区田野，所以就以方便郊区群众进出锦城之意命名为通锦桥，1966年扩建。今天已经成为大街的通锦桥路在过去当然是没有的，其前身是抗日战争时期开辟出来的一段小街——西城角街，两边都是农田，新中国成立以后逐步扩建，其基本规模一直到1964年才全面形成。

　　通锦桥路以西、马家花园路以北有一条通锦路，当然也是以通锦桥而得名的。这条街道在今天的成都已少为人知，但是却是成都古代最著名的寺庙之一的万佛寺的故址。

　　万佛寺建于南北朝时期，初名安浦寺、再兴寺。唐开元十六年（728）新罗僧人无相重建，改称净众寺，又名竹林寺。南宋改为净因寺，元末明初改名万福寺。寺庙在明末被毁，清康熙年间重建之后改名万佛寺，但是规模较过去要小得多。唐宋时期的诗人对于这座寺庙有过不少的吟咏之作。自1882年到1954年，这里先后出土了从南朝的刘宋到唐代的细沙石质佛教石刻造像200多尊，经研究应当是唐武宗会昌年间（841—846）全国毁佛寺之时被毁的佛像，由后人特意埋于地下的。这一批主要收藏在四川省博物馆的佛像极为精美，不仅是目前已经发现的成都市区内时间最早、价值最高的一批佛教文物，也是四川省美术史上不可多得的雕塑精品。

　　万佛寺出土的唐代石刻佛像王大明提供四川省博物院藏

　　古代成都为世界文明做出过不少贡献，其中广为人知的一项是在北宋时候发明了全世界第一种纸币——交子。当年交子在成都的制造地在古代文献之中没有见到任何记载，唯一留下来的可靠记载是在南宋时期，交子发明一百多年以后，专门制造交子专用纸的造纸工场“移寓城西净众寺”（见费著《楮纸谱》）。宋代的净众寺即清代的万佛寺，其旧址就在今天通锦路的铁道部第二勘测设计院。近年来有不少学者提出，应当在这个宋代制造交子专用纸的旧址，设立一个永久性的纪念交子诞生的纪念碑。

　　抗日战争时期，树德中学曾经疏散到此办学。1947年，由著名学者魏时珍主持的国立成都理学院也曾经设在这里（成都理学院的前身是1940年开办在三槐树街的私立川康农工学院）。新中国成立以后，成都理学院并入川大，校舍划归铁路系统使用至今。

　　一洞桥街

　　从东大街往东，经牛王庙街过一环路，就是一洞桥街，这是过去老成都出东门到牛市口上东大路的必经之路。

　　清代在这里还有一条小河叫砖头堰，下游流入府河。康熙十三年（1674），为了便于将东山一带的砖石竹木运入城中，以供重建成都城内各种建筑的需要，特地在河上修了一座小型的红砂石拱形桥，下面只有一个桥洞，所以就叫作一洞桥，后来就把这里形成的街道叫一洞桥街。1925年改建以后，拱桥变成了平桥。如今砖头堰和一洞桥均已不存，只留下了两个地名。

　　一洞桥街和下面的一心桥街在“文革”之中都曾经被改名为胜利东路，1981年恢复本名。近年来在扩建东大街向东的出城街道时，在一环路以外新建了一条更宽更直的锦东路直达二环路（过去从东大街往东，从一环路到二环路要经过一心桥街和大田坎街，是一条弯路），原来的一洞桥街就并入了锦东路而成了锦东路最西边的一段。

　　一心桥街

　　从一洞桥街继续往东就是一心桥街，它的得名是因为过去这里在一条灌溉小渠之上有一道单孔石桥，桥头又有一个小庙，当地人就取“一心向佛”之意把小桥命名为一心桥。后来这一片逐渐形成了街道，也就名叫一心桥街。

　　一心桥街位于老成都东大路的起始位置，是过去成都人从陆路向东的主要通道，新建的成渝公路（成渝公路1932年建成，1932年8月1日在重庆举行了通车典礼，当时的名称叫成渝马路）必须从此经过。抗日战争时期，大量投军抗日的青年人大多要在此报到入伍，在此领取军衣、剃头换装，再分别被送往集训的军营，所以这里经常可以见到父母送儿上前线、妻子别夫泪双流的感人场面。成都的文化界人士多次在此进行鼓舞士气的宣传活动。著名的话剧与电影《抓壮丁》中王保长的扮演者陈戈（当时名陈谦益，四川自贡人，从1934年考入成都大同电影学校直到1940年赴延安之前，一直在四川从事进步话剧演出）就曾经多次在这里演出过抗日战争时期最著名的街头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

　　一心桥街 20世纪90年代 赖武摄影

　　一心桥街长近一里，过去在成都很有名气的成都茶厂就在这条街上。成都茶厂以出产茉莉花茶而出名，其中三级茉莉花茶又因价廉物美而受到成都人的欢迎，成为畅销多年的拳头产品，“吃三花”这几个字曾经是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成都人口中最常用的词语之一。改革开放之后，成都茶厂改制为四川三花茶叶公司，“三花”也就成了著名的商标与品牌。为了更好地发展，三花公司已经迁往成都茶叶主产地蒲江，近年又与蒲江的绿昌茗茶叶公司合组为四川绿昌茗三花茶叶集团，“三花”仍然是一个令人深深怀念的品牌。直到今天，在成都还能听到“走，弹（啖）三花”这一流行于成都的方言，意思就是几个人一起惬意地品尝茉莉花茶，摆龙门阵。

　　20世纪70年代的“三花”茶叶袋王大明提供

　　金仙桥路

　　金仙桥路位于北巷子以北、通锦桥路以南，过去是北巷子的北边一段，抗日战争期间才划为金仙桥街，因为街北部的小河桃花江上有座名叫金仙桥的小桥而得名。金仙桥在过去是一座石拱桥，本名金花桥，因为与城内金河上的金花桥重名，抗日战争以后改名为金仙桥。近年进行街道扩建时，把南边的北巷子并入，改名为金仙桥路。

　　根据《成都通览》的记载，清代在金仙桥以东还有一座蚕丛墓，应当是在成都城内存留的唯一一处为古蜀先王所修建的墓葬，遗憾的是这座墓葬没有留下其他的任何实物或文献资料。

　　成都丝绸厂和四川丝绸研究所就设在这条街上。改革开放以后，这条街上形成了一个规模不小的丝绸制品市场，成都人一般称之为丝绸城，是目前四川省内最大的丝织品服装市场。

　　同善桥街附化成街

　　20世纪40年代磨底河边 王华提供

　　同善桥下的磨底河 2009年 袁庭栋摄影

　　在二环路西三段外侧，成都人相当熟悉的欧尚超市以南，有一组以“同善”为名的街道，这些街的得名，都是因为这里的磨底河上原来有一座名叫同善桥的三孔石桥。石桥建于清代道光四年（1824），乃是周围乡里共同行善、集资修建的桥梁，所以名叫“同善桥”。建桥的余款，又用在桥头修了一座不大的观音庙。同善桥修成之后，大大方便了附近的群众，于是又有一周姓人家用化缘募捐的方式集资在其北边的磨底河上于咸丰十年（1860）再修了一座三孔石桥，因为是化缘募捐而成，所以就命名为化成桥。化成桥1947年曾经重建，时任四川省主席的邓锡侯还题写过“古化成桥”四个大字（据前辈回忆，过去四川各地由邓锡侯所题署的匾额均为其幕僚巫翼之代笔）。化成桥今已不存，但是今天还有化成街和内化成、外化成小区。

　　同善桥至今还在，近年间已经改建为钢筋混凝土桥梁，位于新建的香榭名苑北侧，仍然在过去的老位置。

　　清代成都的同善桥不止一处，东御河上还有一座同善桥，西北郊的石堤堰上也有一座同善桥。

　　百寿路

　　在西一环外的白果林小区中有一条不短的百寿路，东起一环路西三段，西到金罗路。这是一条改革开放之后在农田中新建的道路，它的旁边还有百寿巷。

　　百寿路与百寿巷的得名，都是因为在附近的磨底河上有一座小桥叫百寿桥。这座桥至今仍在，就在百寿路与金罗路交会口的南边，已经改建成了钢筋混凝土的桥梁。

　　落虹桥街

　　在庆云北街和庆云南街交叉口以东有一条落虹桥街，可是却见不到桥梁的痕迹。这条街本来叫庆云东街，因为这条街的东口过去曾经有一条明沟，沟上有一座拱桥，弯曲的形状有如落地的彩虹，清代的文士就把这座桥叫作落虹桥，所以这条街又名落虹桥街。因为靠近东较场，而东较场是清代华阳县衙处决人犯的刑场（清代成都县衙处决人犯的刑场在北较场）。被处决的死刑犯被押过此桥即到刑场，往往被吓昏过去，成都民间称之为吓掉了三魂七魄，所以周围人又都把这座落虹桥称之为落魂桥，于是这条街的名字就被写成了落魂桥街。一直到了1941年，才把这个大为不雅的名字恢复为落虹桥街。落虹桥早已不存，现在街名仍然叫作落虹桥街。

　　落虹桥街 2001年 赖武摄影

　　成都过去被人们称为落魂桥与落虹桥的小桥还有一处，就是年丰巷中的年丰桥。因为那里邻近莲花池坟地，是比庆云东街这一地区时间更长的杀人刑场，所以当地老百姓也把年丰桥叫作落魂桥，在书写中也就写为落虹桥。只不过这一称呼在民国后期就逐渐少有人用，所以现在知道的人已经不多了。

　　星桥街

　　星桥街位于九眼桥北端的西口。在一环路与滨江路修建以前，长期是九眼桥到市中心的主要通道。这条街上过去有一座小桥名叫星桥，传说是取自唐诗中“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的诗句命名的，因为这里过去既有水码头，又有九眼桥，曾经有十分繁华的景色。1926年在为街道命名时，虽然桥已不存，但仍然以桥为名，把这条街命名为星桥街。

　　星桥街上过去有较多的餐馆，最有名的是在“文革”前都还在开业的临河而建的川菜馆“大埊春”，笔者曾经多次在此用餐。“大埊春”中这个“埊”字是武则天时期按武则天的旨意新造的“地”字的异体字。当年武则天为了标新立异，新造了一批怪字通令全国使用，诸如“日月当空”的“曌”就是新的“照”字，“山水土”就是新的“地”字之类，武则天去世以后也就停止使用了。“大埊春”的店招使用这个怪字是为了吸引人们的注意，也真起到了吸引人们注意的作用，“大埊春”成为老成都东南一带最著名的川菜馆。

　　星桥电影院 1975年 杨显峰提供

　　正在拆迁的星桥街 1997年 韩国庆摄影

　　青龙街附青龙巷 青龙正街 青龙横街

　　位于骡马市以西的青龙街对于成都人来说是不陌生的，它的得名与一座青龙桥相关。

　　青龙街 1999年 冯水木摄影

　　成县中礼堂后面的洗墨池 摄于1933年6月18日 杨显峰提供

　　青龙街这一片很早就有一片水塘，据研究很可能是秦国张若主持修筑成都城墙时取土而形成的，早期名叫龙堤池。自唐宋以来，就有记载说汉代著名学者兼文学家扬雄年幼时就生活在这水塘旁边。他读书用功，写字很多，天天在此洗砚洗笔，竟然把水塘的水都洗得变黑，所以这水塘就被叫作“扬雄洗墨池”，简称“洗墨池”。如宋代的宋京就在《扬子云洗墨池》一诗中说：“君不见子云草玄西郭门，一径秋草闲黄昏。何须笔冢高百尺，池墨黯黯今犹存。”相传唐玄宗年间担任成都最高长官的章仇兼琼（这是一个对成都地区水利建设有过重大贡献的地方官，曾经在成都任职多年，著名的通济堰、蟆颐堰最初都是他主持开凿的，今天都江堰市离堆公园内的堰功道上有他的塑像）有一天晚上梦见了水中的龙女，于是就在洗墨池边修建了祭祀龙女的龙女祠。到了宋仁宗时，龙女祠加以扩建，改名为龙女堂，并在龙女堂的左边小溪上修建了一道桥。按照古代对天空中星宿“四象”的传统称呼（即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就称之为青龙桥，以后在桥边形成的街道也就叫作青龙街。青龙街这一街道名称一直使用到了今天。

　　成都子云亭 1934年庄学本摄影 杨显峰提供

　　为了纪念扬雄，从唐代开始这里就陆续修有一些建筑（宋代还有记载说早在南齐时就建了草玄院），宋代有草玄亭、准易堂、解嘲亭、吐凤轩、洗墨池等。明代万历年间曾经重修洗墨池，池北建有草玄堂，池前建有子云亭，但是在明末清初的战火中尽毁。清代曾经重建的子云亭，民国时期仍然存在。抗战时期为了躲避日本侵略者的轰炸，这里的成都县女中迁出城外到茶店子办学，1946年又把校园中的子云亭也拆往茶店子，重建于今新成灌路旁的茶店村老年活动馆处，20世纪70年代因为扩建成灌公路而被拆除。

　　扬雄（前53—公元18） 字子云，西汉时成都人。相传郫县友爱乡是他的故里，至今尚有扬雄墓等纪念地。他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与文学家，汉赋的代表性作家，又著有哲学著作《法言》与《太玄》，他写的《犹轩使者释绝代别国语方言》是世界上第一部研究方言的著作，他写的《蜀王本纪》是目前能够见到的最早研究四川地方史的著作。早在晋代，他在成都的住宅就是后人凭吊的文化遗址，如左思在《咏史》诗中就已经有“寂寂扬子宅，门无卿相舆”的诗句。在过去的岁月中，很多地方都有他的纪念地，单是在四川各地的子云亭就有多处，目前最宏伟的子云亭在绵阳西山。而唐代大诗人刘禹锡在《陋室铭》中的名句“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更是使子云亭和扬雄的大名流传得更远。

　　扬雄《太玄经》十卷四川省图书馆藏

　　洗墨池的水面虽然逐渐缩小，但是直到清末民初仍然存在，有亭有桥，绿荫接地，游人还可以垂钓。清道光元年（1821），四川提学使聂铣敏在原址兴建了著名的墨池书院。咸丰三年（1853），又从帘官公所街迁来了芙蓉书院，成为当时成都的一个教育中心。清末兴新学，于1905年4月12日将墨池书院与芙蓉书院合并，改制为成都县立高等小学堂，1907年改建成都县立中学，而在其隔壁另建成都县立小学堂。民国时期又在成都县中的旁边开办了成都县立女子中学（大门开在背后的署前街）。新中国成立以后，成都县中迁出南门外修建了新的校舍，改名为成都七中，而在成都县中的地方，将原来在华西坝的华西协合中学迁入，开办了成都第十三中学。由于校区在城内难以扩大，十三中2000年迁至八里庄小区，更名华西中学，后又成为成都电子科技大学附属中学。十三中迁出之后，这里多年办学的历史暂告结束。不过它的文脉并未中断，街头还可以见到以墨池为名的商店，还建有民办的成人教育学校墨池学校。它背后的青龙巷中的华协电影院就是1979年利用原来十三中校办工厂翻砂车间改建的，所以取名“华协”，来源于十三中的前身华西协和中学。华协电影院在1989年发展成为全国第一家多厅的华协影城。2011年11月1日，华协影城因为旧城改造而停业，将选择其他合适的地点重建。

　　清代的墨池书院、芙蓉书院 原载同治《成都县志》

　　民国时期的成都县立中学是成都最著名的中学之一，长期与华阳县立中学、成属联合中学鼎足而三，当时的成都可谓无人不知“成、华、联”。新中国成立后，原成都县中与成都县女中合并，1952年更名为成都七中，1954年迁南外磨子桥新建校舍，至今仍是全国名校，而且在校园内新建了子云亭和与之配套的步韵廊。

　　由于青龙街上的学校师生较多，所以民国时期成都最著名的文具纸张商店“鸿兴公”的总店就开设在本街东口，以后又在南大街开有分店。当年的学生要买学习用的新产品诸如坐标纸、蓝黑墨水、固体墨水（冲水即可灌注钢笔，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还在普遍使用）等，都是到这家“鸿兴公”。

　　青龙街以南是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清末这里曾经是习艺所，民国时在此建立了南薰中学。抗日战争时期南薰中学迁到城外石灰街，1941年建立在正府街的中央大学医学院的教学实习医院——成都公立医院，1943年迁到了这里。1945年中央大学医学院迁回南京，因为成都公立医院原来就是中央大学与四川省政府合办的，所以四川省卫生处1946年5月将成都公立医院改建为四川省立医院，这也是四川省立的第一所医院。1950年2月，更名为川西医院。1952年10月再次更名为四川省人民医院。1954年，四川省人民医院一分为二，一部分迁至西门外修建的新址，就是今天西一环路上的四川省人民医院，一部分留在原址，开办了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20世纪30年代的成都县立中学校门 杨显峰提供

　　1952年成都县立中学更名为成都七中。图为“文革”中位于磨子桥的成都七中学生在校门留影。 王学成摄影

　　20世纪前期的墨池图书馆 杨显峰提供

　　20世纪80年代的第三人民医院 杨显峰提供

　　1941年成立的成都公立医院的首任院长戚寿南（1893—1974）时任中央大学医学院院长，他是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医学博士、我国著名心脏内科专家与医学教育学家，心电图的创始人之一，我国现代内科医学的主要奠基人，1922年就担任了北京协和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内科主任，曾任中华内科学会首任会长，是当年名满全国的一代名医，也是1948年代表我国出席世界卫生组织成立大会上的代表。2011年是成都第三人民医院的前身成都公立医院成立70周年，为了永远纪念首任院长戚寿南在近60年中为我国医学事业的杰出成就，2011年2月28日在成都第三人民医院举行了戚寿南塑像的落成揭幕仪式。

　　青龙街的北边有一座外形与周围建筑风格差异很大的小楼——青羊区少年宫，它是在原来的基督教公谊会福音堂以及福音堂所开办的广益学校的基础之上改建的。广益学校开办于1908年，是与华美学校、华英学校并列的成都最早的教会学校之一。

　　广益学校与广益同学会大门 1920年

　　青龙正街 2007年 陈维摄影

　　青龙街以北，还有一条青龙巷。改革开放后在成都最早引入一系列新的经营理念的华协电影院就在这条小巷之内。

　　在今天的水井坊社区，还有一条以青龙为名的青龙正街和一条青龙横街。青龙正街在清代的名称也叫青龙巷，因为当时有一座雕刻有龙形图案的砖牌坊而得名。新中国成立以后，因为与青龙街的青龙巷同名，故而改名为青龙正街，在青龙正街东侧一条横出的小街，则命名为青龙横街。近年来这一片正在进行较大规模的城市改造，青龙正街目前还在，但已缩短，而且已经变成了一条狭窄的小巷。青龙横街已消失，并入了新建的水井街。

　　在王化桥街北边，过去有一条与田野相邻的小巷也叫青龙巷，已经在旧城改造中被拆除。 成都街巷志.上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