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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市场作坊命名

　　盐市口

　　盐市口是成都人公认的市中心，是老成都东西通道和南北通道的交会点，四川人叫作“十字口”。正如清人在《竹枝词》中所写：“东西南北一城环，四条大街对四关。十字分开详细算，东华门是正中间。”东华门就在盐市口的西侧，可是这个老成都城区的十字口却不是一个真正的十字，而是错开的。就是说，从东边的东大街到西边的东御街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有向北再向西的两个拐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见前“东大街”），所以盐市口并不是城市规划之中的十字口，而是在没有其他的十字口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代替品。这种格局一直保存到今天，东西方向的街道仍然不是一条直线。

　　2009年2月，盐市口西侧的人民商场二期工地下面发现了宽约4米的汉代廊桥遗址，桥下有一条宽约30米的河道。周围还发现了5口唐宋水井与4口明清水井，还有其他的若干文物，可证这里在汉代就是一片居住区。在一口宋代水井中发现的30多枚白色的围棋子，是四川首次发现的十分珍贵的围棋实物。

　　我国多年来食盐的生产与销售都是置于国家的全面控制之下，实行专卖。清光绪五年（1879），当局在这里开设了一家并不大的官盐店，因为这里地处市中心，附近的人家买盐多来此处，所以就被人们称作盐市口。

　　2009年在盐市口地下发掘的宋代围棋

　　抗日战争时期，作为成都市中心重要的商业区，盐市口曾经遭受日本侵略者的野蛮轰炸。特别是1939年6月11日下午7点20分（按：当时计时是用的地方时，相当于现在的北京时间8点25分），从湖北房县机场起飞的日机27架从新南门进入成都城区，在盐市口一带投弹111枚，相邻的东大街、东御街、提督街、顺城街、九龙巷、南大街、东丁字街、西丁字街、半边街等49条街道被焚毁，毁损房屋4709间，燃烧长达7小时，盐市口周围16条街道全成焦土，炸死市民226人，伤432人，连到现场救灾的消防队员都死伤了22人。据老人们回忆，当天晚上，在新都城内都能看到成都市中心的火光与烟雾。在“6·11”大轰炸中，我方设在青龙场、龙潭寺一带的高射炮曾经对空射击，中国空军也曾经起飞迎战，共击毁敌机3架，分别落在安岳、永川和忠县。这以后的1941年7月24日和27日，盐市口地区又遭到日本侵略者的野蛮轰炸。

　　20世纪30年代的盐市口 胡剑提供

　　整个抗战时期，从1938年11月8日开始，到1944年12月18日为止，日本侵略者轰炸成都共出动飞机28批790架次，轰炸31次，其中较大规模的轰炸17次，共投弹1600多枚，共计炸死1762人，炸伤3575人（按：关于日军侵略者轰炸成都的次数和造成的死伤人数，过去有过不同的统计数字，此据最新出版的《成都大轰炸》），炸毁房屋12000多间。破坏最严重的是1939年的“6·11”大轰炸和1941年的“7·27”大轰炸，密度最大的是1940年的“十月大轰炸”。在1941年的“7·27”大轰炸中，日军从武汉的王家屯机场和山西的运城机场两地共出动飞机4批，每批27架，共108架，除了投下巨型炸弹和燃烧弹外，还用机枪向逃生的老百姓来回扫射，致死698人，伤905人，是历次轰炸成都中死伤最多的一次，故而当时有人称为“7·27空袭大惨案”。在“十月大轰炸”中，日军于10月4日出动飞机36架、10月5日出动飞机36架、10月12日出动飞机29架、10月27日出动飞机21架，对成都进行了连续的疯狂轰炸。为了对付敌人的狂轰滥炸，中国空军与高炮部队也曾经多次对敌军进行还击。1939年11月4日，曾经在成都上空击落敌机两架，其中一架坠落在成都以东的简阳与仁寿之间的麻柳沟，机上的驾驶员就是日本空军的“轰炸机之王”奥田喜久大佐。

　　时任川康绥靖公署主任的邓锡侯（持手杖者）在成都被轰炸后的现场 1940年 杨显峰提供

　　1946年在盐市口广场塑造的刘湘铜像

　　1941年的大轰炸之后，盐市口成了一片焦土，形成了一个临时的盐市口广场，直径34米。1946年，成都当局就在这里树立了曾经率川军出川抗日的原四川省省长刘湘将军的塑像，高约5米，骑着战马，挥师向东。新中国成立之后，塑像被拆除，在原址修建了一个街心花园。这尊铜像在一些文章中说是刘开渠创作的，这是误传。这尊铜像是曾经做过刘开渠助手的罗材荣假借老师的名义接下来私自创作的，质量不高，当时就被评为“呆若木鸡”，车辐先生当年曾在《新新新闻》上撰文揭露过真相。

　　盐市口的人民商场的前身，是在1939年“6·11”大轰炸之后在废墟的基础上形成的商业区，当时叫新商场，都是一些临时建筑。新中国成立以后改建为人民商场，开业日期在1953年6月6日。当时商场面积为1300平方米，内有场棚8幢、铺房1幢、铺面220间、坐商172户、摊贩250户。场内除了各种商家之外，还有茶馆、曲艺场等文化设施，专门演出木偶皮影的成都木偶皮影剧团和专门演出评剧的新蓉评剧团都设在这里（从1954年至1970年还有一个专门的新蓉评剧场）。在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的40年中，人民商场是成都最大的、最重要的、也是市民最喜爱的综合性商场。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商场经过了三次扩建而成为高楼大厦。

　　位于盐市口的人民电影院（正面主体建筑） 20世纪60年代初 王文相摄影

　　盐市口的西南影都在改革开放以前叫人民电影院，其前身是在1939年日本侵略者“6·11”大轰炸的废墟之上修建的蓉光大戏院，开业于1943年的春节。当时除了演电影，有时也演出京剧与杂技。1944年2月，当时的中央交响乐团在此演奏了德沃夏克的《第九交响乐》，是成都第一次正式的交响乐演奏。1946年8月16日，成都市各界群众一千多人在此集会，追悼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的李公朴、闻一多两位民主战士。国民党特务扰乱会场，投掷玻璃药水瓶，致使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受伤，是为成都的“8·16事件”。事件发生后，成都民主阵线的各方面人士纷纷愤怒谴责反动派的暴行，迫使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将成都市警察局长徐中齐撤职，以平民愤。

　　蓉光大戏院是主要投资者罗仲麒先生为了纪念自己的父亲罗蓉光而命名的，而这位罗仲麒先生应当是成都当代文化史上值得一提的人物。新中国成立以前成都一共有14家电影院，其中由罗仲麒及其儿子罗元俊经营的就有6家，即总府街的智育、盐市口的蓉光、春熙路的春熙、东丁字街的华瀛、祠堂街的锦屏、提督街的国民等电影院，罗仲麟父子是成都早期文化产业中的成功企业家（除了以上6家，其余的8家电影院是新明、蜀一、昌宜、大华、中央、悦来、永乐、成都）。新中国成立以后，罗元俊曾任全国工商联执委、四川省和成都市工商联主委、成都市政协副主席，2004年病逝。

　　蓉光大戏院上映苏联故事片《复活》1950年 杨显峰提供

　　民国时期的著名报纸《新民报》于抗日战争期间从南京迁川，先出重庆版，1943年6月18日创刊成都版晚刊，1945年2月1日创刊成都版日刊，报社就设在当时的盐市口42号（靠近东大街处）。《新民报》积极宣传抗日，晚刊副刊即以《出师表》为名，在成都有很大影响。名记者赵超构的著名通讯《延安一月》曾在该报连载，苏联对日宣战的号外在成都也是该报第一次发出。1949年1月24日，《新民报》从合众社的电讯稿，详细报道了北平解放的喜讯。《出师表》为了活跃成都的文化生活，还搞了不少为市民喜闻乐见的活动，有的活动长期留在老成都人的记忆之中，例如有一次征联，出的上联是“金男大，金女大，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齐大非偶”（按，这里金男大、金女大、齐大，指当时在成都办学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大、齐鲁大学）。从数千来稿中选出的仍然称为不很满意的下联是：“市一小，市二小，一小在南，二小在北，两小无猜。”在1949年6月的30天中，《新民报》有27天刊登有解放区的消息与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消息。1949年7月24日，《新民报》成都版被四川省主席王陵基以“通匪有据”的“罪名”查封并接管，时任总经理赵纯继与总编辑张先畴等6人被捕。

　　谭豆花 陈志强提供

　　盐市口长期是知名餐饮店聚集之地，成都以蒜泥白肉闻名全川的著名川菜馆“竹林小餐”、著名的小吃店“谭豆花面店”、以三合泥为特色的小吃店“古月胡”、成都第一醪糟店“金玉轩”、著名的“三友凉粉”都在这里，赖汤圆和夫妻肺片也在盐市口开过分店。最令笔者难忘的是1959年以后的经济困难时期，在这里还开设了一家“红苕食堂”（旧址在目前的张鸭子餐厅楼下，平房），专门做以红苕为主要原料的各种食品，如红苕粉、苕丝炒蒜苗、苕丁炒萝卜、苕块烧豆腐等，规格最高的是冰糖红苕。经济困难时期过去之后，红苕食堂改名为“清洁食堂”，遗憾的是它的隔壁就是当时全市最大的公共厕所。

　　作为市中心，1952年7月1日开通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成都市第一条公共汽车线路“1路”就是从盐市口到梁家巷，起步价旧币200元（相当于新币2分）。1962年1月1日开通的成都第一条无轨电车线路是从盐市口到火车北站，1989年发展到线路5条，从火车北站到新南门的时间是24分钟。1996年停止运营，是全国继南京之后第二个告别电车的城市，当年的6月12日在九眼桥电车站举行过告别仪式，5条电车线路演变为今天的公汽55、56、47、64、65路。

　　成都第一个出租汽车站也是在盐市口设置的，时间是1957年5月1日，当时各种型号出租汽车共有9辆（主要车型是美国的篷布小吉普，座位是两根木板），只限定在几个出租汽车站（除盐市口外还有春熙路孙中山铜像、智育电影院、文化宫、人民公园）和几个宾馆饭店候客，车费是每公里3角。这种出租汽车在1961年停运。一直到1978年，成都公汽公司成立小汽车出租站，只有上海牌轿车10辆。成都第一家出租汽车公司是1984年12月开设的中日合资的中日出租汽车公司，由日方投入马自达929型汽车400辆。从此以后，成都的出租汽车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1989年超过了千辆大关，达到1046辆。

　　1952年7月1日，成都市第一条公交车线路开通典礼。刘永禄提供

　　1956年成都市公共汽车线路图（正反面） 刘永禄提供

　　盐市口街心花园和十字口 20世纪60年代初 王文相摄影

　　“文革”中的盐市口 成都市建设信息中心提供

　　盐市口人民商场20世纪90年代周孟棋摄影

　　20世纪90年代盐市口鸟瞰 唐跃武摄影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盐市口在成都是无人不知的最著名的地方，却只是一个片区的名称而不是街道名，如果要从街道名录中去查找盐市口是查不到的。

　　在成都方言中，这里的盐市口和下面的牛市口、羊市街，“市”字都读为“时”，但其他街道名中的“市”则读为“市”。

　　牛市口

　　民国时期牛市口的成都“第一车站”——东门汽车站刘永禄提供

　　牛市口是老成都与盐市口齐名的交通与经济中心，原来是华阳县得胜乡的场镇所在地，因为这里有成都最大的耕牛市场而得名牛市口。

　　清代和民国时期的每年十月初十，这里的牛市上还要举办牛王会，周围各地的牛贩子都要赶着穿着牛草鞋的耕牛前来参会卖牛，一些贩子除了要给牛披上红布条的装饰，最有趣的是要在牛角上穿一块圆形的大糍巴饼，用以比喻耕牛给人们带的粮食丰收。会上还要评选每年一届的“牛王”，“牛王”不仅是当天市场上卖价最高的耕牛，还会得到它最喜欢的奖品——耕牛最佳饲料豌豆与胡豆。

　　民国初期，各界都要求成渝之间修建公路（当时还叫作马路），可是由于当时的四川是军阀割据的防区制，在较长一段时期中，成都、内江、重庆三地分别由刘文辉、李家钰、刘湘三个军阀统治，要修一条成渝马路是十分困难的。所以一直到1927年，重庆到简阳的马路才初步修通。1930年，成都到简阳的马路才初步修通。1933年，完整的成渝马路才算建成，此时在马路上除极少军用车辆之外，基本上没有民用车辆。1936年，成都与重庆之间的公路才算真正通车，老百姓才有了可以搭乘的长途汽车，而当时的成都东门汽车站就设在牛市口，所以牛市口就迅速地热闹起来。

　　新中国成立之后牛市口地区成为大型企业成都无缝钢管厂和川棉一厂的厂区，多年来的东大路被切断，成渝公路改道转弯，牛市口作为出东门的必经之路的地位也不再存在，只是保留了一条叫东大路的街名（从牛市口往东到成都无缝钢管厂的大门）。

　　位于牛市口附近的成都无缝钢管厂平炉车间 20世纪70年代 张蜀华摄影

　　川棉一厂纺织车间 20世纪70年代 张蜀华摄影

　　20世纪80年代的成都无缝钢管厂 杨显峰提供

　　20世纪80年代的川棉一厂 杨显峰提供

　　根据成都市最新建设规划，已经被重组入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的成都无缝钢管厂已全部迁往青白江的新厂区，成都的旧厂区已经拆除，这里很快就会变成新型商住区，从牛市口往东的笔直的大道已经建成，牛市口地区不久就会重现昔日的繁华。

　　牛市口街道 1989年 韩国庆摄影

　　牛市口的东北方向，新建有通往龙泉驿的牛龙公路。作为牛龙公路的起点的一段曾经被命名为牛市口路，算是为古老的牛市口保留下了牛市口这个街名。牛市口路已经在城建中被拆除，牛市口在今天仍然只能是一个古老的片区名而不是街道名。

　　羊市街附羊市巷 羊市北巷 羊子市巷 羊皮坝街

　　在繁华的骡马市街区，有一条宽阔的大街叫羊市街。这里在清代初期是皇城后门外的一片回族聚居区，在狭窄的小街上设有羊市，所以在清代就被命名为羊市街，今天所看到的大街都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才改建的。

　　早在清代后期，羊市街上就已经没有了羊市，而变成了一条充满文化气息的街道。这里有全国知名的“诗婢家”，还有张姓开设的“贵林书店”，温姓开设的“墨池阁”，胡姓开设的“俊哲书店”，在民国时期都是成都颇为知名的书店。

　　“诗婢家”的典故出自于著名的《世说新语》：东汉大儒郑玄家中文化气息浓厚，连婢女之间对话都会引用《诗经》，所以郑家就有“诗婢家”之誉。1920年，精通书画的郑仁清在仁厚街创办了一家装裱店，在店外挂出了自己题写的店招“诗婢家裱画店在此”。1933年迁到字库街，1936年由郑仁清之子郑伯英经营时，迁到了羊市街北侧的东头，装裱业务不断发展，木版水印工艺不断提高（郑伯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地下党员，1930年参加广汉起义失败之后才接手诗婢家和业务，所以诗婢家也是掩护革命工作的一个联络点）。抗日战争时期，全国很多书画名家都来到了成都，徐悲鸿、张大千等成了诗婢家的常客，诗婢家逐渐发展成为一家主营传统的文房四宝、碑版法帖、金石印章、精裱古今字画的全国名店，与北京荣宝斋、上海朵云轩、天津杨柳青并列为我国木版水印的四大老字号。诗婢家在1941年日军对成都的大轰炸中被毁之后，蜀中文坛领袖赵熙还特地为之题写了店招（赵熙一生极少题写匾额店招，据统计，在成都一共只题写了潘文华、唐英、刘元琮三家公馆匾额，店招则仅此一处。这个店招今天仍然在继续使用）。1940年，诗婢家集百位名家书画，制作仿古代薛涛笺的诗婢家诗笺上下两册，成为至今仍被全国收藏者珍为拱璧的当代最负盛名的诗笺。新中国成立之后，诗婢家的木版水印工艺与生产全部移交给了成都文物水印合作社。改革开放之后的1979年，老字号的诗婢家在春熙路重新开业，2001年改制为“成都诗婢家文化有限公司”，在成都设有多家门市，并开办了书画艺术学校。2005年，春熙路店迁入琴台路，业务范围扩大到多种旅游文化产品，附设了诗婢家美术馆和诗婢家茶艺馆，成了成都市一张新的文化名片，最近诗婢家又开设了艺术品拍卖公司和诗婢家北京分公司。

　　春熙路上诗婢家 1995年 冯水木摄影

　　四川文化史上最著名、最有成就的戏曲作家黄吉安的故宅就在羊市街。

　　黄吉安

　　黄吉安（1836—1924） 生于安徽，长于成都，年轻时漂泊于外地当幕僚，1896年回到成都。他以多年积蓄在羊市街修建了房屋，一半自住，一半出租用以维生，从此潜心于扬琴与川剧剧本创作。1905年，新派官员周善培主持成立四川戏曲改良公会，特聘黄吉安编写川剧剧本，写成后由“三庆会”在悦来园公演。八国联军侵略中华之时，他以三国马邈故事写出了鞭挞投降派的《江油关》。袁世凯称帝时，他以汉末袁术故事写出了直指“袁皇帝”的《江亭战》。黄吉安一生中共创作川剧剧本84本（也有记载说是102本），扬琴唱本20多本，是公认的蜀中水平最高的剧本，一直被尊为“黄本”，“时人不轻易增减一字”，而黄吉安也被世人称为“川剧界的莎士比亚”。“黄本”中的《柴市节》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北京演出时，受到了毛主席与周总理的高度评价（《柴市节》描写的是文天祥就义的故事。毛主席两次看过著名川剧表演艺术家贾培之演出的《柴市节》，两次都说：“作者就是文天祥！”），川剧第一部电影《杜十娘》的剧本也是在他写的《百宝箱》的基础之上改编的。196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黄吉安剧本选》，共收入有代表性的“黄本”18种。

　　由于羊市街南边就是天主教川西地区的主教座堂，所以清末民初时期有几个天主教的修会在羊市街购地置业，如本笃会在原172号，赎主会在原90号。1944年，本笃会决定将在南充的西山修院迁来成都，遂在172号大院中修建房屋（这个大院的一部分就是上面谈到的黄吉安的房产，是黄吉安晚年卖出的），由于各种原因，一直到1949年才修建完成。这个大院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由政府征用，就是中国共产党成都市委几十年的办公大院，一直到2012年才全部迁往南郊。

　　就在羊市街172号大院中，本笃会在1946年创办了“以沟通中西文化”为宗旨的中西文化书院。筹建期间，朱家骅、于斌、张大千、伍非白等著名人士都曾参与。参加中西文化书院研究工作的除天主教传教士之外，还有中国著名学者黄觉民、孙伏园，著名画家李有行等。中西文化书院原本打算在成都西郊四座磨兴建一所教会大学，因为战事关系而未能实现。1950年，传教士陆续离开中国，中西文化书院停办。

　　1950年4月12日中共成都市委正式成立，图为第一届市委部分成员在羊市街办公大院中的合影。左起：叶石、郝德清、赵晋仁、宋望飞、廖家珉、米建书、马识途、郭实夫、林左夫、宋应、张坚、彭塞。 杨显峰提供

　　成都早期著名川菜馆玉珍园开设于羊市街，时间大约在1900年左右。

　　在羊市街的北侧，有一条小巷叫羊市巷。在青龙街的南侧，有一条小巷叫羊市北巷。这两条小巷原本是相通的一条巷子，曾经叫作笆笆巷，因为城市建设的原因在1958年被隔断成了两条不连接的小巷。1981年地名普查时，就把这两条不连接的小巷分别命名为羊市北巷和羊市巷。

　　著名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祖籍郫县（她的父亲周映彤生长于郫县，是我国第一代庚款留学生和第一代铁路工程师，她的母亲玛格丽特是比利时贵族出身），出生于河南信阳。1939年初，韩素英第一次回到成都过年，在她的三叔周见三（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毕业，曾任刘湘的副官长，时任美丰银行董事长）的主持下，在羊市巷周家故宅认祖归宗，按家谱谱序正式取名为周光瑚。

　　在牛市口以东，今天的得胜下街以南，还有一条很短的小巷叫羊子市巷，因为曾经是当年得胜场的羊子市而得名。羊子市巷已在2001年被拆除。

　　在南河北岸的锦里中路一段，十多年前还叫羊皮坝街，至今老成都人仍然把这里叫作羊皮坝，因为在这里的南河岸边长期是加工硝皮的手工作坊集中地（硝皮是指用朴硝或芒硝加上黄米面来处理鞣制生牛皮生羊皮使其柔软的一种古老的手工艺）。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笔者还多次在那里看到张在木架上加工和晒晾的羊皮和牛皮。

　　羊皮坝街民居 1988年 赖武摄影

　　通惠门开通之前，城内去青羊宫赶花会的人们大多是从老南门出城，经柳荫街、羊皮坝街去青羊宫，羊皮坝街这条小道在那时就成了一条重要的通道。成都一直到清代末年都少有马车，除了步行之外只有坐轿、骑马，还有就是鸡公车。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青羊宫在花会期间同时举办劝工会，三年后改名为劝业会，颇似今天的物资交流会，规模愈来愈大，游人愈来愈多，为了人们赶花会的方便，当时的劝业道在老南门外的锦江北岸从柳荫街到遇仙桥修建了一条较以往宽阔的马路，到1909年时马路延伸到了青羊宫以西的草堂寺，并有商人从上海购来新式的马车，以后再购回了黄包车。这是成都历史上最早的一条“马路”（目前不少文章都说春熙路是成都的第一条马路，那是以城内而言的），羊皮坝街就是这条马路的主要部分。也就是说，无论是马车还是黄包车这些在辛亥革命前几年才在成都出现的新玩意儿，最早都是出现在羊皮坝的这条马路上。

　　骡马市街

　　骡马市是成都市中心仅次于盐市口的交通与商业中心，原来是有一条骡马市街的，就是今天人民中路的羊市街口到青龙街口的这一段，而且在青龙街口向西拐弯，是条拐棍形的街道。因为新中国成立以后新建人民中路，原来的骡马市街就成了人民中路的一段。从此以后骡马市就不再是街道名，而是一个片区名。

　　旧城改造中的骡马市片区20世纪90年代 陈锦摄影

　　骡马市得名于清代前期主要为皇城中满蒙八旗的需要而在这里设置的骡马市（正是因为相同的原因，所以北京也有一条骡马市大街，与我们四川有关的四川营胡同和四川会馆就在其北侧）。早在清代后期，这里的骡马市与南边相邻的羊市就已迁出了城外，但是地名与街名却一直保留了下来。清代和民国初年，成都人一直保留着一个旧俗，就是每年的正月初六，一些骑马者或爱马者总要骑马到骡马市来走一遭，因为古人认为正月初六是马的生日。

　　在今天中国银行大厦那个地方，原来有始建于明代、重建于康熙十六年（1667）的著名佛教寺庙“尧光寺”。当时正值吴三桂叛清占据成都期间，故而在大殿正梁上写有“周四年丈雪和尚重建”八个大字。“周”是吴三桂的僭号，所以这座寺庙也是唯一可以确知的吴三桂集团在成都修建的建筑。尧光寺由附近的文殊院管辖，内有明嘉靖年间铸造的地藏铁佛、准提铜佛和接引铁佛，一直到民国时期，寺内地藏菩萨的香火都相当兴旺。寺庙后来被军队占据，长期成为兵营，寺庙建筑也陆续被拆除，佛寺的痕迹就完全见不到了。四川省和成都市历史上第一个佛教界的组织——中国佛教协会四川省成华市县联谊会，就是于1942年9月10日在尧光寺成立的，第一届理事长为定慧法师。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修建人民中路，尧光寺废墟全部被拆除。

　　1936年，在当时的四川军政首脑刘湘的默许之下，在中共党员的组织和推动之下，骡马市街的大川饭店（旧址在原来轻工大厦商场位置，是当时公认的成都第二家高档旅馆，仅次于东胜街的沙利文）发生了成都民众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大川饭店事件”，也称“蓉案”。

　　大川事件暴发前群众在大川饭店大门张贴的抗议书 杨显峰提供

　　这年8月，正在向我国步步入侵的日本政府逼迫国民党政府，要在成都设立领事馆，并声称驻成都领事岩井英一已到达重庆。当时的中国外交部明确表态“蓉非通商口岸，依约不得设领”，坚决予以拒绝。岩井英一经过的万县、重庆等地民众纷纷抗议示威，成都民众更是群起坚决反对，四川省主席刘湘也电告南京政府表示反对，希望此事暂缓。8月23日，以学生为主的成都各界群众一万多人在少城公园集会，坚决反对日本的设馆企图，会后还举行了示威游行。可是，就在8月23日晚上，岩井英一却派出随员四人以记者、商人的身份来到成都，在汉奸刘训煦的安排下偷偷摸摸地入住大川饭店之内（据知情者回忆，是住在原来由妓女宋伯华和叶佩贞包下的房间之内），试探筹备建馆。8月24日傍晚，以在新都受军训的学生和中央军校成都分校的学生为主的各界群众近万人聚集骡马市，冲破了警察的阻拦进入大川饭店，日本《每日新闻》特派员渡边恍三郎、《每日新闻》驻上海负责人深川经二两人翻墙逃到正府街时被打死，满洲铁路事务员田中武夫、日商濑户尚二人被打得头破血流。与此同时，袒护日本人的警察第四分局被捣毁。在当晚和第二天，群众又将大川饭店全部捣毁，同时又将市内经营日货的8家公司商店尽行捣毁。两天的冲突中，群众与军警双方受伤者数十人，市民三人致死。“大川饭店事件”是成都人民在成都市区内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规模最大的一次事件。事件发生后，在国民党政府的压力之下，四川省政府向日本人赔款道歉，将成都警备司令撤职，警察局长调离，拘捕群众20余人，有6名群众被判处徒刑，并从监狱中提出了已经做出死刑判决的囚犯刘成光、苏得胜二人，代替打死日本人的“凶手”在出事地点执行枪决，应付了日本调查团的查验。这以后，日本政府再也没有敢派人到成都设立领事馆。

　　荣乐园创始人蓝光鉴（左）与名厨谢伯泉（右）、美食家车辐合影。 1956年 车辐提供

　　在骡马市，过去曾经有一家对于成都乃至四川特别重要的川菜馆，就是“荣乐园”。

　　当今排名我国四大菜系之首、受到全世界人民欢迎的川菜形成于清代后期，而其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几家著名川菜馆所作出的创造性贡献，这其中最重要的又首推“正兴园”（关于正兴园的介绍见“棉花街”）与“荣乐园”。从“正兴园”学成技艺的一代川菜宗师蓝光鉴（1884—1962）所开创的“荣乐园”于1912年初创于湖广馆街兴隆庵（当时的兴隆庵仍有香火，但住持眼澄和尚同意将餐馆暂设于庙内。兴隆庵今已不存，故址可能在今蜀都大道上锦江区政府以西，原来的穿巷子巷口），第二年就迁到布后街，而且增加了“座场”（清代到民初，成都的有钱人家都是在自己家中请客设宴，著名餐馆只到顾客的家中去包做宴席，所以叫包席馆。那些可以在座位上进餐的餐馆都不是高档次的，当时叫“南馆”。成都人到餐馆中设宴的习俗是在20世纪20年代才逐渐开始的，称为“座场”）。1933年扩建后有16个大小房间，可以同时接待上百桌客人。“荣乐园”的得名是因为蓝光鉴考虑到开业的本钱是师叔戚乐斋出的，技术也要靠师叔掌火，荣誉应当归于戚乐斋，故而名为“荣乐园”。1948年荣乐园在物价飞涨、百业萧条的大气候之中歇业。新中国成立之初，蓝光鉴应聘去华西大学担任营养课教师，其他厨师新开了群力食堂，蓝氏弟子与再传弟子（业内称为“荣派”）则分布于全市很多餐厅。由于在蓝光鉴、蓝光荣、蓝光璧兄弟以及他们的师叔、原“正兴园”首席厨师戚乐斋的主持下，“荣乐园”继承了“正兴园”广采博收南北之长的优秀传统，甚至进行了西菜中吃的有益尝试，研制出了若干让人交口赞誉的代表性川菜，并改进了席桌的简明实用的新格式，形成了一系列经典川菜的基本规范，培养了一批大师级的高级厨师，奠定了川菜宴席菜的基本格局，故而“荣乐园”长期被公认为川菜行业的旗帜（俗称川菜窝子）。

　　20世纪80年代，为欢迎京昆大师俞振飞，曾国华做了一席全汤席清淡川菜，此为戏剧界和烹饪界人士合影。 车辐提供

　　改革开放之后，四川省决定要在美国开办高档川菜馆，而且决定要用“荣乐园”的名义，要用“荣派”主厨，遂决定先在成都恢复“荣乐园”。于是，歇业30多年的“荣乐园”于1980年重建于骡马市的原红旗餐厅旧址（今天音像书店的位置），由蓝氏弟子张松云、孔道生、曾国华主厨。所以，今天还领略过“荣乐园”美味佳肴的大多数成都人（包括笔者自己在内）心中的荣乐园都是在骡马市。

　　1980年6月，我国在美国纽约开办的第一家高档川菜馆“纽约荣乐园”开业，由当时的四川省蔬菜饮食公司与纽约健康食品公司合资经营，由成都“荣乐园”的曾国华大师领军，制作供应了荣乐海参、神仙全鸭、成都全鱼、鸡豆花、麻婆豆腐等菜肴和钟水饺、龙抄手、赖汤圆等川味小吃，获得了全世界无数著名人士的高度评价。

　　由于人民中路道路扩建的需要，骡马市的“荣乐园”被拆除。以后“荣乐园”又在莲桂南路重开，但是其地位与水平已再也不是当年的“荣乐园”了。

　　人民中路与羊市街交口处，于1987年建成了成都市第一座四方向全互通人行天桥“未来号”天桥，是由成都市的50万青少年集资31万元修建的，一度成为成都市改革开放之初的标志性建筑。天桥中央一尊以4只簇拥的鸽子组成的名为“托起未来的希望”的雕塑也一度成为成都无数青少年心中抹不去的记忆。“未来号”天桥在当时对于解决骡马市的行人过街问题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十多年过去之后，成都的汽车愈来愈多，“未来号”天桥的四座桥墩却成了这个在成都市内车流量位居第二位的街口的交通瓶颈，因此2003年被拆除。拆除下来的建筑材料拍卖的21.9万元，由成都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青白江区龙王镇太平村修建了“未来号希望小学”。原来桥中心的标志性雕塑被移往九里堤的青少年科技公园。

　　骡马市“未来号”天桥 1992年 唐跃武摄影

　　民国时期的著名将领孙元良当年的故居就在骡马市街的孙家大院。

　　孙元良（1904—2007） 成都人。川军著名将领孙震的侄儿，曾在北京大学预科读书，后入黄埔，与陈赓、杜聿明等都是一期第三队的同学。孙元良22岁时即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出师北伐。1932年的淞沪抗战中，他率军在宝山庙行镇击败日军，被西方评为“中国第一次击败日军的战役”。1937年，日军进攻上海，他率八十八师坚守闸北76天，闻名全国的四行仓库保卫战的“八百壮士”就是他部下的五二四团。1944年12月，他指挥二十九军收复独山（贵州独山是日军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向我国腹地进攻中攻占最深入、最前方的一个县城），将日军赶出贵州，解除了重庆之危，故而成为当时的抗日名将。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曾任重庆警备司令和十六兵团司令。淮海战役中他所率的十六兵团被我人民解放军全歼，他得以化装孤身脱逃。1949年在四川重建十六兵团。12月18日，他接任孙震的川鄂边绥靖公署主任，3天以后，他部下的公署副主任董宋珩等即在什邡宣布起义。他只身逃去台湾，此后退出军界，著有《世界军事史》等著作，还曾经在日本开“开福园”面食店谋生。他的第五个儿子孙祥钟先是改名孙戈进入演艺界，出演功夫片，以后再次改名并改演言情片，就是闻名两岸的著名影星秦汉。

　　孙元良于2007年5月25日在台湾病逝，终年103岁。他是海峡两岸最后辞世的黄埔一期学生。他临终前留下遗愿，希望能够在时机成熟之时迁葬大陆。

　　孙元良与秦汉

　　孙元良故居残部 2011年 杨显峰摄影

　　肥猪市街附杀猪巷

　　从南门大桥向南，在浆洗街与洗面桥街接口的西边，就是今天听起来名字有点不雅的肥猪市街。这里在过去属于城乡接合部，是成都南门一带主要的生猪集散市场（也还有活牛活羊市场，直到1966年都还有可以圈存170头牛和1300头羊的圈舍），故而称为肥猪市街，旁边还有肥猪市横街。1979年在这里建立了肉食品加工厂，将各种圈舍全部拆除。直到近年间才在原地改建为新式的居民楼。肥猪市横街已经被拆除，肥猪市街经过改造之后至今还在，向西一直通到武侯祠横街。

　　除了南门的肥猪市街，北门也有一条猪市街。不过猪市街早已经改名为珠市街，所以一般人就不知道那里曾经也是肥猪市了。除了上述两处之外，在北巷子西侧、卧牛巷之南，不久前都还有一条叫杀猪巷的小巷，现在已经不存。大慈寺旁边的玉成街在清代也曾经名叫杀猪巷，但是早已被玉成街的名字所代替。

　　1939年成都市成立屠场公司，集中屠宰生猪，下设屠场4个，位置分别在东门青莲街、南门柳荫街、西门石笋街、北门金华街。一直到1958年才将4个屠场合并为一个北门屠宰场，位置在城隍巷。1964年该屠宰场撤销，成都不再有旧式屠宰场，生猪屠宰全部由新成立的成都肉食品联合加工厂负责。

　　杀牛巷附烧房巷

　　在倒桑树街以南，还有一条杀牛巷，从名字就可知道是过去屠宰牛的地方，不过当年的杀牛巷与今天的杀牛巷并不是一个地方。今天的杀牛巷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都还是农田菜地，而在它附近的珠宝巷才是过去杀牛和出售牛肉的地方，曾经叫作杀牛巷。在它的北段因为有白酒作坊而叫作烧房巷（川西地区过去都把白酒作坊叫作烧房）。1981年地名普查时，杀牛巷不再杀牛，烧房巷不再烤酒，两条小巷都不长，所以就并为一条，按当时巷内有一家珠宝加工厂的特点而改名为“珠宝巷”。而在今天杀牛巷的地方则因为已经形成了一条新的街巷，原来杀牛巷的牛羊产品经营部大门又改在了这里，命名时就把原来杀牛巷的名字放到了这里。

　　鸡市街附鸡市巷 鹅市巷

　　牛市口以东的羊子市巷北端有一条小街叫鸡市街，因为过去是得胜场的鸡市而得名。在玉带桥街的南边，还有一条小巷叫鸡市巷，过去曾经是北门一带的重要鸡市。这两条小街都已经在几年前被拆除。

　　今天天府广场一带是成都过去的皇城坝，是成都回族同胞的聚居区，所以原来有一个主要供回族同胞采购家禽的市场设在一条小巷中，这条小巷就名叫鹅市巷（过去也曾经以成都方言误称为鹅屎巷、屙屎巷）。因为小巷比较长，所以又分为东西两段，东段弯曲，在民国时改名为叠湾巷，西段则被正式命名为东鹅市巷（另有西鹅市巷在天府广场西边的永靖街）。新中国成立以后东鹅市巷不再卖鹅鸭，成了小百货市场。在修建天府广场时，这一片的小街小巷全被拆除。今天的成都人在锦城艺术宫欣赏艺术演出或者在摩尔百货购买时装时，很难想到这里在20多年前还叫鹅市巷。

　　皇城坝民居 1995年 陈锦摄影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热心教育事业的回族人士马昌华等人在西鹅市巷创办了新式小学清真学堂。这是成都人自己开办的第一个民办新式小学。

　　东鹅市巷 20世纪80年代 严永聪摄影

　　东鹅市巷民居 1994年 周孟棋摄影

　　米市坝街附鱼市坝街

　　牛市口南侧有一条小街，过去曾经是得胜场的米市，俗称米市坝，1981年地名普查时正式命名为米市坝街，已在城市改建中被拆除。

　　与米市坝街相邻，原来还有一条鱼市坝街，是传统的鱼市。1981年地名普查时将鱼市坝街并入了得胜上街。

　　牛市口和得胜上街、得胜下街这一片过去是华阳县的得胜乡，是一个紧邻市区的场镇。1936年成渝公路建成通车，这里是公路的起点，设有车站，各种配套设施也陆续增多。为了便于管理，就将得胜乡划入成都市区。这之后也就正式命名了一批街道名称，原来场镇上的几个由市场发展而成的街巷名称也就一直保留了下来，如牛市、羊子市、米市、鱼市、鸡市、海椒市。

　　糠市街

　　今天的很多年轻人都不会知道糠是什么东西，没有见过糠是什么样子。不过，如果想一下在书中可能还读过的“吃糠咽菜”这个成语，也许就会产生一点模糊的印象。

　　糠又叫米糠，就是将稻谷加工成大米时碾碎的稻谷外壳中较细的部分，具有一定营养价值，在过去是用来喂家禽家畜的上等饲料，也是白酒生产中少不了的辅料。对于极为穷困的家庭，糠就可以用作大米的代用品（笔者本人就曾经在1960年至1961年吃过米糠，那时的米糠是挽救因为饥饿而导致水肿的病人最为重要的救灾物资）。过去的成都城内，大多数人家都是要养鸡的，糠就是喂鸡的主要饲料，所以很多家庭主妇都要买糠，糠市的形成也就是很自然的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糠市不再存在，但是仍然有不少郊区农民担些糠进城来在一些小街小巷中卖，或用糠和居民换粪水、换潲水，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前，笔者还在所居住的盐道街一带看见过。

　　位于成都市中心的糠市街对于很多成都人来说都是熟悉的，因为在大慈寺以南地区东糠市街、南糠市街、西糠市街、北糠市街四条糠市街呈十字架状排列。南糠市街由于南接东大街，是过去从东门城门进城之后右侧的第二条街道，所以老成都人也称为东门二巷子。北糠市街由于紧邻大慈寺，而且过去原本就在大慈寺范围之内，所以其北段后来就改名为大慈寺街。由于曾经有广东会馆建在西糠市街，所以老成都人也称西糠市街为广东馆街。

　　西糠市街上的广东会馆是目前在成都市区保留下来的仅存的两处会馆建筑之一（另一处是陕西街上的陕西会馆），由于会馆早已移作他用（根据目前所见到的资料，1937年即已由川军的二十八军在此开办了军队的印刷机构“武学官书局”，有工人50余人。新中国成立之后，长期为医药公司的库房），建筑已经不全，过去也很少为人所知。前几年大慈寺片区进行拆迁改造，周围的平房全部被拆除，广东会馆一下子就亮了出来，锦江区已决定要将广东会馆加以保护，维修之后对外开放。

　　西糠市街小巷里的“篮球场” 1997年 王晓庄摄影

　　北糠市街原来有清代重建的古筹边楼，是为了纪念曾经任过剑南西川节度使的唐代著名政治家李德裕。因为李德裕为了筹划当时川西北地区的防务，曾经于大和五年（831）在节度使署内专门修建了一座绘有边防地图的筹边楼，并经常在楼上接待宾客，在当时的成都颇有名气。例如当时的著名女诗人薛涛就有名为《筹边楼》的诗作：“平临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川十四州。诸将莫贪羌族马，最高层处见边头。”为了纪念这位文韬武略的李德裕，所以后代的成都也就一直建有筹边楼。据研究，唐代的筹边楼可能在今天的四川科技馆东侧，宋代的筹边楼可能在今天的正府街，明代的筹边楼在今天的下莲池附近，清代的筹边楼在今天的北糠市街，而且在筹边楼这个名字前面加上了一个古字，叫“古筹边楼”，民国时因扩修马路而拆除。

　　北糠市街 20世纪50年代 成都市建设信息中心提供

　　北糠市街拐角 1991年 陈锦摄影

　　海椒市街

　　在牛市口地区，有好几条以市场命名的街巷，都是小街小巷，唯有这条海椒市街是一条比较宽阔又比较长的街道。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这里的海椒市场特别大（不过，这里的确是当年的海椒市，当年在这里出售的成都东山地区所产的二荆条海椒也的确是一种有名的优质海椒），而是因为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在建设东郊工业区时在这里兴建了不少企业，如成都空压机厂、成都发动机厂、成都电池厂等，当时算是成都较大型的企业，所以也就形成了一条由多个厂区组成的比较大的街道，可是从来没有命名。1981年地名普查时，就按旧地名命名为海椒市街。不过，老成都人仍然是按旧地名称为海椒市，把这个街字给省略了。

　　青果街

　　从老的北门大桥入城之后的第一段街道，即从马道街口到珠市街口的这一段，原来名叫青果街。青果街以南，才是北大街。1968年并入了解放中路一段，1981年地名普查之后则成为合并之后的北大街的一部分。

　　青果街的得名，是由于原来在街的东侧有一个大水果市场，而与在四川方言中被称为青果的橄榄无关。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成都主城区附近都不产橄榄，只有在都江堰市有少量出产。

　　青果街水果市场 1992年 唐跃武摄影

　　草市街

　　草市街是成都人很熟悉的一条大街，因为它实际上是北大街的南边一段，从酱园公所街口向南一直到新华大道的文武路口（即原来的成都旅馆所在地），都叫草市街。因为比较长，过去还曾经分为上草市街和下草市街。

　　草市就是过去买卖草料的市场。成都市场上的草料主要是指稻草和麦草。过去成都人几乎家家都要购买稻草（成都方言叫谷草），因为在使用席梦思之前那是铺床的最佳材料，柔软、暖和又透气（笔者“文革”以前在川大读本科的时候，是人人都用草垫；读研究生的时候，因为臭虫太厉害，才有部分同学放弃了草垫）。麦草则是穷苦人家翻盖草房的必需材料。在马作为交通工具的时代，草料还是喂马的主要饲料。正因为过去的草料有这样大的用途，有一个草市街当然也就不足为奇。不过，到了民国时期，草市街已经不再以卖草料为特色，而是以卖旧家具为特色了。

　　草市街街口，右面主体建筑是成都旅馆。 20世纪60年代 王大明提供

　　草市街还曾有过一个很文雅的名字叫作玲珑街。这是因为草市街过去有一座三重大殿的火神庙（关于火神的介绍见“三圣街”），就在今天第八人民医院的位置，庙后有一个花园名叫“小玲珑”，是仿著名的扬州小玲珑山馆而建的，在成都的文人中间名气不小。清人的《竹枝词》曾经这样描述：“后来居上‘玲珑馆’，仿得扬州略剪裁。”所以有些文人就把草市街称为玲珑街，只是因为没有普及开来，所以未能取代草市街这个大众化的街名。

　　草市街雪景 1996年 周孟棋摄影

　　建于清光绪十九年（1893）的火神庙，是为了祭祀火神、祈求免除火灾的庙宇。在老一辈成都人心目中，这个北门火神庙很有名气。一来因为这里长期是成都东南西北四大米市之中的“北市”，是北半城很多市民买米的地方，也是一个大型的市场和游乐场所，里面的两面戏台可以同时由两个戏班唱戏。当代很有名气的郭汤圆，当年就是火神庙前的一个汤圆担子。二来是因为这里长期流传着清代著名“掌墨师”刘图群（古时木结构房屋的设计师与工程负责人被称为“掌墨师”）在1893年一年时间内如何克服重重困难建成了规模宏大、前有商铺后有戏楼的火神庙的故事。十分遗憾的是，这座建筑精美的北门火神庙在建成32年之后，就在一场火灾之中全毁了。

　　这里提到的郭汤圆是多年来在成都与赖汤圆齐名的著名小吃品种，是原籍中江的郭永发于1923年在北门火神庙前挑担经营创业的，很快就以精工制作的洗沙汤圆受人喜爱。《锦城旧事竹枝词》称赞说：“火神庙前一小摊，油灯荧荧卖汤圆。炒成豆泥酥独好，名非浪得请详参。”发展到20世纪40年代就在北门火神庙对门（原来的北大街9号）开店营业，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后都未迁址，其店堂规模比赖汤圆大得多，也要漂亮得多。郭汤圆共有数十个品种，以加入少许蜜饯为其特点，又以洗沙馅和黑芝麻馅最为著名。它的精品是一碗八馅，人称八宝汤圆，在起锅装碗之后还要撒上糖桂花，别有一番风味。

　　草市街与文武路交会处在“文革”前修建的成都旅馆是当时成都最大的旅馆之一，也是市政府的第一招待所，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全国糖酒交易会等大型经贸活动仍然在此举行，现已改建为新型的商贸大楼。

　　草市街与灶君庙街交会处的和平电影院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成都市新建的第一家电影院，而且是由华昌照相材料行、时昌钟表行、大上海无线电行这三家私营企业转行集资开办的（政府有一定扶持）。1955年3月10日被政府批准，划定了地址，12月19日申请公私合营，12月22日动工，1956年3月31日竣工开业。和平电影院在“文革”中改名为井冈山电影院，1983年恢复原名。

　　在成都旅馆举办的第二届全国糖酒交易会（文武路一侧） 1988年 王晓庄摄影

　　乡农市街

　　成都人口中常说的西门车站位于营门口路西侧，过去去往郫县、都江堰以至阿坝州方向的长途汽车都从这里发车。这个长途汽车站现已迁至茶店子。在过去的西门车站对面，就是乡农市街。

　　乡农市地处西门之外的交通要道，民国时期被称为“车码头”。不过这里所说的“车”除了不多的专跑长途的黄包车之外，主要都是过去川西农村最常见的交通工具“鸡公车”（有的学者认为本应当写为“叽咕车”），也就是不少学者认为的当年诸葛亮所造的“木牛流马”。民国时期的成都《竹枝词》这样描述当时的鸡公车：“成都女儿颜如花，成都城外鸡公车。跨上车来胜骑马，一回抖罢一回麻。”抗日战争时期，著名作家叶圣陶在成都任四川省立教育科学馆专门委员（寓居成都时的住宅是在西郊罗家碾的王家冈），就曾经在这个车码头坐鸡公车去郫县、灌县、崇宁县、彭县等地视察中小学教育，这在他1940年所写的《成都近县视学日记》中有清楚的记述。正因为鸡公车在过去的成都太普遍了，所以著名学者冯广宏先生把它作为老成都最典型的印象之一，在《成都今昔吟》一诗中有这样的诗句：“少城畦径通茅舍，会府行商鬻旧貂。蛙井牵轳低晓月，鸡车唱辙越高桥。”

　　鸡公车是旧时川西平原处处可见的交通工具，也是唯一一种可以在乡间小路甚至在田坎上通行的车辆，清代为了保护城内街道上铺设的石板，曾经多次禁止鸡公车入城（青羊宫附近的遇仙桥和送仙桥1987年才改建为钢筋混凝土平桥，此前都是石拱桥，桥面石板上一道又一道被鸡公车铁轮碾成的深深的车辙在所有老成都人的心中都会有深深的印象）。鸡公车又分为高车和矮车两种，高车又称“羊角”，只能载货，矮车又称“牛头”，主要用于坐人。车轮用铁圈箍着，车轴和承轴的“夹耳”选用最硬的檀木或青冈制成，最大载重可达300公斤左右。但是在不平的小路上行车会使坐车的人受到振动，严重时甚至致使坐车的孕妇发生堕胎（著名生物学家与社会活动家周太玄的夫人王耀群就是于1935年因为坐鸡公车受了剧烈颠簸而造成流产以至去世的），所以《竹枝词》才会说“一回抖罢一回麻”。笔者9岁进县城读中学，来去都是坐这种鸡公车，后来也学着推过多次鸡公车。最后一次是在1961年，为了把在九眼桥一带收集到的粪肥送到设在神仙树的川大蔬菜基地，曾经推了整整一周的鸡公车。据笔者所见到的资料，川西坝的鸡公车还曾经远走华北，因为在抗日战争中川军出川抗战时，没有现代的交通工具，一些士兵就是用鸡公车推着辎重走上战场的，最远的到达了山西前线。

　　成都郊外的“鸡公车车站”1917年 [美]甘博摄影

　　成都羊子山二号汉墓出土的骈车画像砖（画面右下是独轮车） 四川省博物院藏

　　在成都乘坐鸡公车的美国学者、摄影家甘博 1917年

　　进城用鸡公车作为交通工具的一家20世纪80年代 周刃摄影

　　川军出川抗战时，士兵用鸡公车运送军用物资。 建川博物馆提供

　　1925年，全长53.6公里的成灌马路勉强建成，成都第一家汽车客运公司成灌长途汽车公司同时成立，在乡农市筹设汽车站（这就是后来的西门汽车站，当时的小地名叫乌龟碑）。公司从上海买回英制奥斯汀小轿车1辆、美制小型福特厢式汽车8辆，在1926年1月1日举行通车典礼，每天对开三班，是成都也是全省第一条汽车客运线。抗日战争期间，为躲避日本侵略者的轰炸，城内的省市县政府都迁到西郊办公，一些居民也迁到郊外居住，这里遂成为一个城乡接合部的农副产品市场，并逐渐形成街道，于是就命名为乡农市正街。除了乡农市正街之外，还有相邻的乡农市前街、乡农市后街和乡农市横街，很多商家都在这里摆摊设点。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几次市政建设中，原来的石灰街、花牌坊街加宽取直，向西又新建了宽阔的营门口路，成为成灌公路的出城路段，道路两边又修建了若干楼房。现在就只在楼房的背后保留了一条乡农市街，而且还被一环路切为两段。

　　乡农市的西门汽车站也曾经是成都最早的公共汽车站，但也是一个短命的公共汽车站。抗日战争时期的成都人口骤增，市民要求开设公共汽车的呼声一直很高，可是当时的市政当局一直到1942年12月15日，才试行开通了成都市第一条公共汽车线路，路线是从东门车站到西门车站，投入运行的公共汽车只有4辆，而且是当时普遍使用的烧木炭的木炭车。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条公共汽车线路不久即行停运（1947年初曾经恢复运营过一个时期，线路延长为从沙河铺到茶店子）。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成都才真正开通了公共汽车，第一条线路是从火车北站到盐市口。

　　乡农市市场豆制品摊位 20世纪90年代 王文相摄影

　　今天乡农市街西边的成都实验外国语学校的前身是1963年建成的西乡路中学。其实成都从来就没有一条“西乡路”，当年建校时所以如此命名，就因为它位于乡农市街以西。

　　暑袜街

　　暑袜就是用针织机生产出来的棉纱袜，这在今天已是十分普遍的商品，可是在清代却是属于从西洋传入的新型商品，所以又称为洋袜。我国传统的袜子大多数都是用白布做的布袜（今天在戏曲舞台上和一些寺庙中僧人的脚下还可以看到这种传统的白布袜），有钱人家冬天穿毛袜，夏天穿云绸袜。一直到清代后期成都才逐渐出现从上海传来的棉纱袜即暑袜。为了耐穿，买回之后一般都要用手工加缝袜船子和袜底。穿不加缝袜船子和袜底的袜子是从20世纪60年代有了“尼龙”袜子以后才开始的。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当暑袜这一新生事物和名称尚未流行的时候，不少人搞不清楚什么叫暑袜，更不知道这个新名称应当如何写，所以曾经把暑袜街误称为“水花街”，这种称呼在成都的老人口中至今还能听到。

　　暑袜街在生产暑袜之前就有一些店铺生产出售鞋袜，特别是以一种叫“密纳帮”的特制布鞋闻名全城。西方的皮鞋传入之前，成都人主要是穿布鞋。绝大多数布鞋都是只纳鞋底，“密纳帮”却是选用蓝色土布作鞋帮的面料，全部鞋帮都纳以密密的粗线，鞋尖和鞋后跟还镶上一块牛皮，鞋底也有一层牛皮。这样制作的布鞋不美观，但却是所有布鞋中最经久耐穿的，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还可以看到。

　　暑袜街不短，在清代就被分为北、中、南三段，民国时更分为暑袜南街、暑袜中街、暑袜北一街、暑袜北二街、暑袜北三街等五段。暑袜北三街和北边的暑袜北二街之间以总府街为界，新建的蜀都大道总府路从暑袜北三街的中间通过。

　　“石头、剪子、布”（成都叫“识圈儿”），暑袜北一街。 1993年 唐跃武摄影

　　暑袜北街 1998年 赖武摄影

　　暑袜街位于全城的中心，当年成都城内分为华阳与成都二县时，暑袜街又正在两县的分界线上，所以清代的成都人就把暑袜街与华兴街、海会寺街（今兴隆街）的交叉口称为“小十字”，把暑袜街与总府街、提督街的交叉口称为“大十字”。李劼人先生在他的《死水微澜》三部曲中把主人公郝又三的公馆安排在当时成都的中心暑袜街，是有其专门的用意的。

　　暑袜街在清代有较多的皮毛麻布制品出售，但是因为有织售暑袜的新式商品的商店在此（初期的棉袜是在家庭作坊中用手摇织袜机生产的，这种手摇织袜机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一些县城乡镇中还在使用），所以就把这条街叫作暑袜街。暑袜街除了袜子之外另一种主要商品是夏布（即细麻布，因为主要功能是做夏天的汗衫和蚊帐，所以称为夏布。四川的夏布主要出产于隆昌，由于蚊帐几乎是家家必需，所以过去有很大的销量），有《锦城旧事竹枝词》记其事：“黑漆柜台擦拭光，迎面立橱夏布藏。洁白罗纹隆昌货，经久耐用绝不汤（按：“汤”是成都方言，形容不经用的纺织品一洗就变成网状）。”

　　清道光四年（1824），在今天的暑袜南街，从东门外的水井街迁来了一家名叫“全兴成”的烧房，占地两亩三分，前店后厂，生产并销售一个系列的四种白酒：冷气大曲、陈年大曲、茵陈大曲、大曲，统称为全兴酒，这就是今天名满全国的国家级名酒全兴大曲的前身。所以要选在暑袜南街烤酒，是因为这条街上有一口明代凿成的优质好井，井下有一口天然泉眼，时常可见翻花冒水，是酿造美酒的佳泉。“全兴成”在暑袜南街一直经营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由于国民党政府统治的货币贬值，市场混乱，民不聊生，只得关闭，窖池也全部填平。新中国成立之后，又才在水井街恢复生产。

　　暑袜中街由于地处市中心，所以在清末民初连续开设了几家银行，与相邻的北新街、中新街、南新街、春熙路共同形成了成都长期的金融中心。四川最早的地方银行浚川源四川官银行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在此开设，在其旧址上1936年开设了四川省银行成都分行。四川最早的国家银行大清银行成都分行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开设在暑袜北二街。除此之外，民国时期还有交通银行成都分行、私营金城银行成都分行、私营美丰银行成都分行（今天设在此街的四川省参事室和四川省文史馆的办公地点就在当年的美丰银行旧址）。在相邻的暑袜北三街还有民国时期的中央银行四川分行（中央银行四川分行成立于蒋介石势力入川之时的1935年8月16日，原来在东御街，后与中国银行成都分行互换，迁到暑袜北三街），今天的中国银行四川省分行就在原来中央银行四川分行的旧址上，只是因为新修了蜀都大道，所以把大门开到了蜀都大道上。

　　作为成都最早的金融中心，暑袜中街1940年发生了一件罕见的非常事件，私营金城银行在大白天被“抢匪”抢劫，这在成都历史上是唯一的一次。事后有12个“抢匪”被当局枪决于1939年日军大轰炸后的盐市口的瓦砾废墟。“抢匪”抢劫的数目有多少？“抢匪”是何身份？当时官方未予公布，至今仍是一个谜。

　　蜀都大厦 20世纪90年代 陈德龙摄影

　　作为成都最早的金融中心，发展到当代又在这里发生了一件不能不提到的大事。在暑袜中街与暑袜北一街的交会处耸立着的蜀都大厦建成于1991年，原址是过去的四川省人民银行招待所和木工加工车间，大厦最初的名字叫成都工业发展展销中心。它是改革开放之后成都新建的第一座高楼，也是当时整个西南的第一高楼，总共34层，高113米，位于30层的旋转餐厅也是当时整个西南的第一家旋转餐厅。为了修建这座高楼，建设者以大胆吃螃蟹的精神，组建了新中国第一家经政府批准设立的股份制企业——成都市工业展销信托股份公司，发行了新中国第一张股票——“成都工展”法人股，每股一万元，时间是1980年6月。1991年重组为蜀都大厦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成为全国第三家、西南第一家法人股流通改革试点单位，在北京募集3000万股法人股。1995年11月28日，在深圳挂牌上市。

　　清末与民国时期成都最著名的刀剪铺店名叫“烂招牌”，其店招也真是一块破朽的木质招牌，裂为几块，店主用一个铜质十字架把几块朽木加以连缀（据老一辈回忆，这家店最早是开于清乾隆年间，招牌上还有“江南赵记刀剪店”的字样，到了清末，已经一字难识）。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当时的艺术表现手法就是相当的“前卫”与“后现代”。这家店铺就开设在暑袜中街，其历史比春熙路上用石板作柜台的“廖广东”刀剪铺还要早。主要产品剪刀都经过师傅砂平细磨，缠上铜丝或上漆藤条，它还是在过去极为罕见的售出商品可以永远包退包换的店铺。清人的《竹枝词》有如下的记载：“安排针线绣弓鞋，花样翻新配色来。试问谁家金剪好？无人不道‘烂招牌’。”“烂招牌”刀剪铺20世纪50年代还在暑袜街，以后迁往提督街。在建设大三线的热潮中，由成都市有关部门安排，全店迁往攀枝花市支援“三线”。

　　成都市第一家西式理发店是由一个叫崛口的日本人（此人是成都的日本外交人员从日本带来的理发师）于民国初年开设在暑袜街上的“东洋理发店”，但是有关设备与技术的情况不明（对设备与技术有所了解的最早的成都理发店见“陕西街”），据说可以为男士烫发。在清代，按朝廷的规定，男子的头上必须是前面剃光，后面蓄辫，所以在当时的这种行业之中是只有剃头匠和剃头铺（据《成都通览》的记载，成都清末的剃头铺有619家），而没有理发匠与理发店。到了民国时期，把发辫剪掉之后，头发的打理就成为所有男人必须面临的问题，所以从日本与南洋传入的理发店也就应运而生了。崛口的理发店生意很好，学艺者众，他本人也在成都娶妻买房，但是不到几年就病死于成都。他的助手黎金廷继承了他的设备与技工，在祠堂街52号开了“肇新理发店”，在春熙路上的“三益公”和商业场内新集场的“大光明”美发厅开业以前，这是成都最著名的理发店。

　　成都餐饮史上最著名的川菜馆之一“姑姑筵”的兄弟店“哥哥传”，最初就开设在暑袜中街（后迁总府街），店主是“姑姑筵”创立者黄敬临之弟黄保临。

　　成都民国时期还有一家名声仅次于龙抄手的矮子斋抄手，新中国成立以后仍在下东大街经营，最早就是于1928年开设在暑袜南街。

　　暑袜北二街在清代是全城制作旗伞围垫店铺最集中的地方，民国时又增加了锦标锦旗业务，直到今天，这里仍然保持了这种特色。

　　至今仍然开在暑袜北二街的“泰三堂”是清嘉庆年间开设的成都最有名的中药店之一。初名泰山堂，清宣统年间由黄姓一家转让与梁、蒋、张三家经营，遂改名为“泰三堂”，它所生产的眼药闻名全川。在泰三堂的斜对面，民国时期开了一家“萧氏弟兄医院”，门前挂着写有“医学博士萧露嘉”“医学博士萧浩然”的牌子，是当年成都最著名的私立西医院之一。今天的锦江区人民医院就是在当年的“萧氏弟兄医院”的旧址上建立的。萧露嘉医生还曾经兼任过石室中学的校医，他的儿子名叫叫萧路加，孙子名叫萧璐珈，这种取名在当时的成都是唯一的一例，曾经被不少人所热议。

　　清代成都邮政局 刘永禄提供

　　清末成都邮政员工的合影 1910年 刘永禄提供

　　位于当年全市市中心“小十字”的暑袜北一街的成都市邮电总局，前身是清代的大清邮政成都分局，由当时的大清邮政总局派湖北人杨开甲初创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开业的日子是1901年12月24日，虽然只有三个工作人员，杨开甲任襄理局长，朱蒲生任窗口服务，曾福任投递（英国人钮满于次年奉总局之命来成都主持局务，一直到1912年才离开），但是这却是成都最早的服务型近代企业，也是将规范的文书、表格和单据，挂号费、包裹保险费的区别使用等西方的公司管理理念与制度最早传入成都，并在业务往来中让成都人逐渐了解并熟悉的近代企业，包括复写纸（成都长期都叫“拓蓝纸”）、彩色笔、刨笔刀、胶水等近代办公用品也是最先在这里与广大的成都市民见面。邮局开业时使用的是租用的普通平房，曾经发生过两次火灾。现存的这幢邮政大楼修建于1935年至1937年，是成都时间最早、保存最好、使用时间最长的西式建筑之一。主楼四层，翼楼两层，总面积5061平方米，由加拿大建筑师莫理逊和中国建筑师叶溶清设计监造。外墙是磨砖对缝的清水墙以糯米浆粘接，房顶红色平瓦相互间用铜丝相连（这种红色平瓦是从汉口购来的，也是成都建筑中第一次使用平瓦），里面的木结构都进行过防腐处理，地板以楠木做成，办公区有壁炉，卫生间的抽水马桶当时在全国都非常罕见，墙壁上的铁窗在成都是第一次使用。这幢建筑一直由邮政部门使用，并得到了较好的保护，故而在改革开放之后列名于成都首批22处文物古建筑保护名录。1998年停业进行全面维修，2007年被确定为四川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大楼在全面维修之后于2008年2月重新投入使用，其中原来的老店是作为四川邮政旗舰店的营业大厅，同时又在旁边新建了一个欧式商业大楼“锦城绿洲”。

　　成都邮电局大楼，周围的遮阳伞下是集邮市场。20世纪90年代 严永聪摄影

　　成都邮政局从成立到1949年成都解放，先后有21个局长（或称邮务长），前15位都是由外国人（包括英、法、意大利和印度）担任的，最后6位由中国人担任。由于邮政局的垄断经营，再加上外国人在旧中国的特殊地位，民国前期的外籍邮务长在成都的身份地位要高过很多官员，20世纪20年代的一首成都《竹枝词》曾经这样描绘英籍成都邮务长罗思出行时的威风：“一双蔗棍轿前催，曲巷回过喊如雷。更有双鞭前咤叱，威风扬起满城灰。”

　　风雨无阻穿梭在大街小巷的邮递员1995年 陈锦摄影

　　当年修建暑袜街的邮局大楼时，原来的计划是打算多修两层的，但是当时成都还没有专业的地质勘探工程人员，建筑设计时是凭印象而做出了成都地下是河滩故而不能修建高层建筑的结论，所以主楼和翼楼只修了四层和两层。这种错误认识对成都建筑界的影响很大，从民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成都所有的新式建筑都没有超过四层。

　　暑袜中街北端曾经有一座基督教会的礼拜堂，建于1921年，正式名称是“苏特兰纪念堂”（加拿大传教士苏特兰是修建资金的主要募捐者），是成都最重要的基督教礼拜堂之一。它又名“三育社”，因为开办有小学、婴儿保育会、图书阅览室、寄宿舍等福利设施，曾经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有过重要贡献的中国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曾经在此办公。大楼一楼一底，砖石楠木结构，楼上可容千人。在成都还没有音乐厅的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曾经举办过一些著名的音乐会，著名音乐家马思聪的小提琴独奏音乐会是在这里举行的，著名歌唱家喻宜萱、蔡绍序、郎毓秀的独唱音乐会也是在这里举行的。为了纪念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的不幸去世，由中共地下党员倪子明等组织了以成都职业青年联谊会歌咏队为基础的进步青年，于1946年5月3日在这里专场演唱了《黄河大合唱》《在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等革命歌曲。并在此基础上，于1946年6月15日组成了新中国成立以前成都最著名的合唱团海星合唱团，由刘文晋担任团长兼指挥，由地下党员林友民担任副团长（海星合唱团在地下党领导下一直坚持活动到新中国成立，1953年并入成都音乐工作者协会。改革开放以后，重新活跃在成都文化舞台。2013年6月26日，海星合唱团在成都文化馆以一场《黄河》专题音乐会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2周年）。这个礼拜堂在“文革”时期被占用，1981年因为修建蜀都大道而被拆迁除，但是有关部门按政策在洗面桥街和昭忠祠街对基督教会者给予了土地赔偿。

　　纱帽街附丝棉街 棉花街 皮房街 皮房前街 皮房后街

　　纱帽街四合院内的天井1998年 周刃摄影

　　纱帽街四合院 1999年 唐跃武摄影

　　纱帽，也称为乌纱帽，自魏晋以来长期是贵族与官员们头上常戴的帽子，明代规定为文武百官的礼服。清代官员不再戴乌纱帽，但是在戏曲舞台上却仍然使用，因为我国戏曲舞台上的服装基本上都是明代的服装。纱帽街的名称始于明代，到了清代，虽然这里不再是以生产官员们的官帽为主，但仍然生产戏曲舞台上所需的乌纱帽以及其他的各种戏曲服装，所以纱帽街的名字一直未改，而且有《锦城旧事竹枝词》记其事：“蟒袍玉带帽乌纱，锁子黄金亮铠甲。出将入相寻常事，行当穿戴细分家。”新中国成立以后，这里仍然是全省戏曲服装的主要生产与发售地（一直到“文革”以前，四川省各县都有专业川剧团一个以上，各乡镇几乎都有业余川剧团，此外省内还有不多的京剧团、汉剧团、评剧团、花灯剧团，所以各种戏装有较大的销量）。

　　纱帽街汽车配件商铺 2004年 韩国庆摄影

　　纱帽街的街道较长，分为南纱帽街、中纱帽街和北纱帽街，改革开放后曾经是市中心最集中的汽车配件一条街。北纱帽街这一片地区从唐代到明代都还是在大慈寺内，清代重建的大慈寺面积大大小于过去，这里才形成了街道，所以在清代与民国时期的北纱帽街上都还保持有西禅堂、药师殿的地名，那都是当年大慈寺中殿堂的名称。

　　清代的北纱帽街上建有黄陂公所，即湖北黄陂籍移民在成都的会馆。

　　民国时期著名新闻出版家与政治活动家胡政之出生于纱帽街3号。

　　胡政之

　　胡政之（1889—1949） 祖籍成都郫县，随父亲在安徽长大，1906年赴日本留学，1911年回国。1912年进入章太炎主办的上海《大共和日报》，两年中从日文翻译、编辑升至总编辑。1916年应邀加入天津的老《大公报》，任经理兼主笔，主持了老《大公报》的全面改革。1919年前往欧洲采访巴黎和会，是与会的唯一中国记者。1920年离开老《大公报》，1921年在上海创办国闻通讯社，1924年创办《国闻周报》。

　　1925年，胡政之与吴鼎昌（也是一位成都人）和张季鸾合组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吴鼎昌出全资，担任社长。胡政之和张季鸾以劳力入股，主管业务，胡政之任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从此直到去世，被喻为“并世无双”的新闻界全才胡政之将全身心投入《大公报》，基本上每天都是上午处理经营事务，下午研究编辑方针，晚上执笔写社评。在他和张季鸾（1941年张季鸾去世之后由王芸生接任主笔）的共同主持之下，《大公报》成为民国时期在全中国影响最大的报纸，1941年荣获了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荣誉奖（密苏里新闻学院荣誉奖是当时全世界新闻界的最高奖，此前在亚洲只有日本的《朝日新闻》和印度的《时报》获此荣誉）。

　　当《大公报》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和影响时，国民党当局多次邀请胡政之到政府做官，均被他一口拒绝。抗战胜利以后，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请他去南京，送他洋房汽车，询问他是否愿意出任行政院院长。他不仅仍然拒绝出任官职，连洋房汽车也一并拒绝。

　　1945年4月，联合国成立大会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中国以反法西斯战线四大战胜国的身份正式组团与会。中国代表团正式代表10人：国民党宋子文、顾维钧、王宠惠、魏道明，共产党董必武，无党派人士胡适、胡政之、吴贻芳，青年党李璜，民社党张君劢。胡政之是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中国代表之一。

　　1948年，胡政之亲自主持《大公报》香港版复刊（金庸就是当时招聘进入《大公报》的青年职工），突然病发，立即回上海就医，辗转病榻一年之后，于1949年4月14日病逝。

　　胡政之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在有关服装的街道中，成都曾经有三条比较著名的街道，就是丝棉街、棉花街和皮房街。

　　丝棉街原在今天的红星路四段，以加工和出售丝棉（就是用蚕茧抽丝之后剩下的次等材料生产的丝质棉，成都人又叫“张棉”，可以做丝棉被，也可做丝棉棉衣。目前在成都只有在武侯祠的锦里和文殊坊中还可以看到这种古老的丝棉生产工艺）为特色。不过到新中国成立以后，这条街上只剩下两家店铺还在经营丝棉制品。1964年将从北到南的几条小街即南打金街、丝棉街、四维街、建国北街加宽扩大建成红星路四段，丝棉街不复存在。

　　在成都名气不小的休闲食品“老八号花生米”于抗日战争时期创业于丝棉街8号，它的名气主要是靠从新南门入城经过丝棉街的华西坝的学生们宣传出去的，所以《锦城旧事竹枝词》这样写道：“选料浑壮粒粒精，白里红衣讶停匀。掌握火色端正好，义务鼓吹靠学生。”

　　棉花街原在今天蜀都大道上从红星路到纱帽街那一段，既有加工棉絮、出售棉花的店铺，也有加工各种丝棉制品的店铺，同时还卖蚕子卖桑叶（新中国成立以后还有卖的，但已不是为了生产，而是城市儿童们的活虫玩物）。1958年，从春熙路北口向东，将相连的湖广馆街与棉花街拉直扩宽，并穿过大慈寺后面的平房直达府河，成为新建的东风路，棉花街不复存在。

　　20世纪50年代的棉花街 苏红亮提供

　　清代到民国时期的棉花街还有另外一个非正式的名称叫相府街，这是因为街上有一个名叫“相府”的大院，旧址在今天的锦江区政府以西的位置。“相府”的主人，是清代中叶进士出身的卓秉恬（1782—1855），曾经在嘉庆、道光、咸丰三朝为官50多年，当过恭亲王的老师，担任过兵、礼、户、刑四部尚书和武英殿大学士。清代不设宰相，大学士就是实际的宰相，人称相爷。虽然卓秉恬晚年并未回成都居住，他的儿子也未在成都居住，这里实际上是卓氏后人居住的民居，但是仍然被称为“相府”，门前还竖有双斗旗杆，这条街也被称为相府街。在整个清代，文官官居一品的四川人只有张鹏翮、卓秉恬和周煌三人，成都人就只有卓秉恬一人，他是一个持身清正、政声极佳的清廉之士。卓秉恬的儿子卓樗官居礼部侍郎，孙子卓濂官居吏部郎中，三代在朝为官，是整个清代成都最显赫的家族。卓秉恬家的祖业是开酱园铺，三代官运结束之后卓家又重张旧业，在“相府”门前开设了清代成都最有名的“广益号”酱园，所生产的酱油、酱菜、豆瓣久负盛名。至今还是川西地区著名特产的唐场豆腐乳、海会寺豆腐乳等，过去通称红糟豆腐乳，就是由“广益号”酱园做出名并流传四方的。成都酱园业同业公会的酱园公所就是在“广益号”酱园的倡议并主持之下成立的。相传卓秉恬曾经把“广益号”甜酱贡入皇宫，大受赞赏，故而以后的甜酱就有了“京酱”之称，至今川菜名菜“京酱肉丝”也就由此得名。长期以来，“广益号”酱园的产品在成都有着极好的口碑，正如一首清代的《竹枝词》所说：“开门七件事当家，柴米油盐酱醋茶。五事都寻广益号，米柴另自有生涯。”

　　民国后期与新中国成立初期成都最有名的妇科圣手卓雨农（1906—1963）也是卓家后代，长期开诊所于卓家“相府”老宅，经他治愈的女性病人不计其数，故而被称为“卓半城”（卓雨农脸上有麻子，故而人们在背后多叫他“卓麻子”，当年在成都提起“卓麻子”可谓家喻户晓）。他在1958年出版的《中医妇科临床手册》与《中医妇科治疗学》至今仍是中医妇科医生的必读之书。时人写有记述卓家事迹的《竹枝词》：“锦城丝管棉花街，三代荣封卓秉恬。更喜家风传久远，名医名厨名酱园。”

　　上述《竹枝词》中所说的“名厨”，系指清末民初成都最著名的川菜馆之一的“正兴园”包席馆，清咸丰十一年（1861）开设于棉花街“相府”老宅，创办人与主厨者是关正兴（约1825—1910年，又名关治平）。正兴园不仅菜肴精美，汤质绝佳，而且餐具十分讲究，其中不乏名窑产品，故而一度是成都高档餐馆的代表。更为重要的是，正兴园把从外地入川的美食家、外籍官员家厨的技艺有意加以发掘与继承，著名的如以四川警察总监贺伦夔为代表的“贺派”京菜、以四川劝业道周善培为代表的“周派”苏菜，再加上荟萃了本城的满族名厨戚乐斋、贵宝书，汉族名厨周志诚、游炳全，真正做到了海纳百川、博采众长、认真继承、勇于创新，从价格白银二两五的田席、五两的海参全席、十二两的鱼翅全席，到十八两的燕菜全席加烧烤应有尽有，为近代川菜“一菜一格、百菜百味”的特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开创了广阔的天地。正兴园在清末曾经三次承办真正的满汉全席，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突出的成就。更为重要的是，“正兴园”培养了蓝光鉴、周映南等一批技艺精湛的大师级名厨，成为近代川菜特色真正形成的奠基者与领军者。1910年，关正兴病逝。1911年10月18日“正兴园”遭遇了一场大火。这年12月8日的成都兵变（关于这次兵变见“东较场街”）使“正兴园”又受到一场洗劫，“正兴园”遂于1912年初关门歇业，在川菜行业的领军事业由蓝光鉴所开创的“荣乐园”所继承。

　　棉花街上在清代还建有江西会馆，民国时期先在其旧址建有简陋的民众电影院，1938年改建为永乐戏院，多数时间演出川剧，是当年在各地闯荡江湖的艺人到成都施展才艺的主要舞台。永乐戏院也曾经演出评剧与京剧。抗日战争期间，河北评剧团在此演出，这是成都地区唯一的一家评剧团，成都称之为“绷绷戏”。这个评剧团新中国成立以后改名为新蓉评剧团，还曾经在人民商场中演出过一段时期。新中国成立之初，永乐戏院专门演出京剧，成都人一般都把这里称作“棉花街京剧院”，把在这里演出的群众京剧团称为“棉花街京剧团”。根据文化部门的统一安排，群众京剧团于1958年调往贵州遵义组建遵义专区京剧团。1959年，这里的剧场改放电影，将智育电影院迁入（智育电影院原址改建为了红旗剧场），改名为东风电影院。

　　棉花街在清代还建有石阳会馆，与北打金街上的吉水会馆一样，都是江西吉安、吉水移民在成都修建的州县会馆（东汉至西晋时石阳县在今江西吉水，明清时期吉水县属吉安府）。

　　皮房街原在今天的顺城大街的提督街口以北一段，以加工销售各种皮货为特色（因为是以销售为主，所以才会叫皮房街而不叫皮坊街），特别是加工销售过去需要量很大的皮箱、皮包和马鞍、马辔头等马用饰品。民国时期骑马的人日益减少，但是因为学生要军训，大量的皮带需求又让皮房街有了不少生意，正如《锦城旧事竹枝词》所描述的：“名实相符号‘皮房’，腰带箱包竞闪光。一自施行军训后，学生制服亮堂堂。”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这里都还有几家专门卖皮袄和皮大衣的商店。

　　皮房前街（其初名应当是西辕门街，因为皮坊较多而有了皮房前街的俗名）和皮房后街原在老皇城南侧，是以加工销售皮货为特色的小街，今天的人民西路就是在1953年拆除了皮房前街、皮房后街以及大西巷之后建成的。

　　在公共卫生条件很差的旧社会有很多传染病，四川最流行的皮肤病是疥疮（民间俗称“干疮子”），大多数人都得过，小孩则几乎是无人幸免（笔者读小学时全班同学人人皆生“干疮子”）。当时治疗疥疮效果最好的一种外擦药物民间都叫“瓦块药”，制造并出售这种药物的药铺“三天好”就开设在皮房前街。

　　皮房街 20世纪80年代 王文相摄影

　　金丝街附银丝街 铜丝街

　　清代的成都金银珠宝店刘永禄提供

　　金丝街 1982年王晓庄摄影

　　铜丝街的茶铺 1987年 王晓庄摄影

　　在文武路以北，并列着两条街，分别叫金丝街和银丝街，是明清时期以制作与出售金银制品为特色的街道。到了民国时期，成都的这类商店（当时叫银楼）集中到了春熙路、总府街等闹市，这两条街也就不以制作与出售金银制品为特色了。

　　铜丝街 2001年 赖武摄影

　　从文武路往东，德盛路以北，还有一条并列的铜丝街。往南，有打铜街、锣锅巷、线香街。单是从这些街名就可以知道，这一地区在当年曾经是一个手工业制品相对集中的地区。

　　珠宝街附珠宝巷

　　文殊院东侧有一条小街叫珠宝街，近年已是十分冷清的小街，与珠宝二字几乎不沾边。可是它在清代初期却曾经是以珠宝首饰店而闻名的十分繁华的街道。

　　珠宝街28号 2002年 王晓庄摄影

　　传说清初这里清理废墟重修街道时，在地下发现了一个古老的“七宝楼”的遗迹，于是一些珠宝商人纷纷在这里开设商店与作坊，冀图能够沾上珠宝业前辈的灵气，故而就形成了繁荣的珠宝一条街。到了清代后期，由于东大街等商业区的兴起，特别是商业场、春熙路的新式商店出现之后，北门一带的商业人气日渐衰退，经营珠宝首饰的商店陆续迁往城中心的闹市，珠宝街也就只剩下了一个街名而成了一条冷清的小街。

　　珠宝街上“都市里的村庄” 2002年 王晓庄摄影

　　珠宝街38号曾经是民国时期著名人物张群的故宅。

　　张 群

　　张群（1889—1990） 成都人，生于原华阳得胜乡（今牛市口），年幼时迁入市区居住。1908年赴日本学习军事，与蒋介石同学，一起加入同盟会，从此结为终身之交。武昌起义爆发后，蒋介石在上海都督陈其美部下任团长时，张群任参谋，更与黄郛等三人结拜为兄弟。他在蒋介石部下出任过多种重要职务，如北伐军司令部总参议、上海市市长、湖北省主席、外交部部长、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行政院院长、国共和谈的国民党方面首席代表。从1920年受孙中山先生之命到四川调解省长杨庶堪与督军熊克武的矛盾开始，他就长期担任着国民党中央政府与四川地方实力派之间的桥梁式人物，先后出任过四川警务处处长兼成都警察厅厅长、四川省主席兼成都行辕主任（从1940年至1947年他一直任四川省主席，是民国时期任职最长的一位四川省主席）、重庆绥靖公署主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1949年去台湾，任“总统府”资政，1972年退休。张群是蒋介石一生中的第一高参，是成都籍国民党人士中的最高官员和最重要的人物。他以101岁高龄病逝时，杨尚昆主席曾致电吊唁。张群晚年从事著述，有《中日关系与美国》《谈修养》《至德管窥录》等行世。1990年春节，他为《川康渝同乡会春节特刊》的题词是“爱国爱乡”四个大字。

　　在日本留学的张群（左）与蒋介石（右）

　　在老南门大桥西南，倒桑树街与武侯祠大街之间，曾经有一条珠宝巷。不过那不是一条老街，而是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杀牛巷与烧房巷。新中国成立以后在这里开办了珠宝厂，1981年地名普查时就命名为珠宝巷。珠宝巷中的珠宝厂早已停办，珠宝巷也已经在城市改造之中被拆除。

　　在成都，与珠宝街名字相近的街道还有人们比较熟悉的珠市街和金玉街，不过那都不是制造或出售珠宝玉器的特色街道，它们的得名另有原因，我们将在有关的章节中进行介绍。

　　铁匠巷

　　在铝制品与塑料制品流行之前，民间日用的金属制品主要是铁器，而农村大量需要的金属农具则几乎全都是铁器，所以过去城乡各地的铁匠铺十分普遍。清末民初，这条小巷中就有李、杨两家铁匠铺在打铁，成都市中心的皮房前街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都有铁匠铺在打铁（四川方言称制作铁器为“打铁”，现在流传的老儿歌还有“张打铁，李打铁，打把剪刀送姐姐……”），但是成都以“铁匠”为名的街巷只有一处，就是在青羊横街西头的铁匠巷，已经在城市改造之中被拆除。

　　因为打铁时必须拉动风箱使煤炭燃烧，烟尘很大，会引起街邻的不满，所以成都城区的铁匠铺在民国时期就开始陆续关门或迁往乡镇。城区最后一家铁匠铺在忠烈祠西街的任家巷口，是在1958年“大炼钢铁”运动中才关门的，目前在成都郊县的街子镇、平乐镇等地都还能够看到这种古老的手工作坊式的铁匠铺。

　　打铜街附打金街

　　打铜街当然就是以制作和出售各种铜器为特色的街道，今天在文武路之南还有东打铜街和北打铜街，不过早就没有铜匠铺了。

　　铜器曾经是家庭生活中仅次于铁器的主要金属器皿。因为当时既没有搪瓷器皿，也没有铝制器皿，凡是怕生锈的生活用具主要都是用铜或锡做成的，诸如水壶、面盆、烧锅、香炉、锁具、灯台、墨盒、各种乐器都是铜制，哪怕就是皇帝，也是用的铜制面盆。以前，每一个县城或较大的集镇都必然有一家甚至多家铜匠铺和锡匠铺。

　　在北打铜街上，清光绪末年开办了懿行女子学堂和懿行女子师范学堂，与文庙后街上的淑行女子学堂一道，成为成都历史上继教会学校之后由中国人自己开办的最早的一批女子学校。

　　在新建红星路之前，大约在今天红星路三段和四段相邻的一段就是打金街，又分为北打金街和南打金街，北打金街又还分为上中下三段。红星路建成之后，打金街的名字也就消失了。打金街上有一般的制作金银饰品的商店，过去叫作“银楼”，大多是民国时期才到此开业的。加工银器时加温是用较大的陶瓷油灯，点燃之后用一根铜质吹管猛吹火焰，可谓有声有势，往往能吸引很多过路人驻足观看，也等于是一种展示性的广告。打金街上最有特色的手工技艺是“打金”，即把金片通过手工的多次反复捶打而制成极薄的金箔（最薄的厚度不足0.12微米，即一毫米的万分之一），四川民间称为“佛金”，用来为庙宇中的菩萨贴金，或为高级建筑的装饰、公私厅堂的匾对贴金。这在当时是一种绝不外传、更是不能让外人参观的家族技艺，其主要经营者都是移民入川的陕西人的后代。在清代的北打金街上，除了金银制品店之外还有几家绸缎铺，都属于当时的高档商品店，所以这里也算是成都城内的繁华街道，清人《竹枝词》有过如此的赞誉：“巍巍城雉足开襟，城外芙蓉密似林。按察司前绸缎店，最繁华是北打金。”

　　在北打金街上，清代建有吉水会馆，这是成都不多的州县会馆之一。此外棉花街上的石阳会馆实际上也是江西的吉水会馆，也就是说，江西吉水地区的移民在成都就建有两个会馆。

　　四川名小吃韩包子最初名为“玉隆园面馆”，最早就是由原籍温江的韩玉隆于清宣统元年（1909年，另有一说在1914年）开设于原来的南打金街。韩玉隆的儿子韩文华接手以后，在包子制作上狠下功夫，特别是在馅中加入了虾仁（正是因为有此特点，所以老成都人也把韩包子称为南虾包子），和面时加入猪油、白糖，使其特色大增，知名度也愈来愈高，遂把店名改为“韩包子”，以包子为主打，同时配以带丝汤。这家著名的小吃店一直到2003年前还在原址开业，是成都名小吃中在原址开业时间最长的一家。近年来已经在成都饮食公司旗下发展成为连锁型综合小吃店，每家店门口都悬挂着著名学者兼书法家徐无闻（永年）撰写的对联。

　　锣锅巷

　　玉带桥东侧有一条锣锅巷，是市中心一个比较著名的家具市场，而在清代却是以生产与出售锣锅为主。

　　锣锅是一种军队野外使用的大铜锅，白天用来烧饭，晚上用来打更报时，若有紧急情况又可以敲响用来报警，代替敲锣。

　　成都所以会在与打铜街紧邻的地方出现这样一条以生产和出售锣锅为特色的街道，是因为在清代前期，在今天阿坝州曾有过规模不小、时间较长的大小金川之战。与此同时，成都还是清政府用兵和治理西藏的后方基地，曾经有过的很多军事行动所需的大量军需物资都是在成都筹办的，原本与打铜街相邻并一样是以生产铜器为主业的锣锅巷也就以生产锣锅而出名了。

　　清代中叶以后，军用锣锅用量大减，这里就不再以生产锣锅为特色，而是转为以经营木器和行灶（行灶是过去城镇中常见的以木为架的可以移动的简易灶具）为特色，但是锣锅巷的街名一直保持到现在，过去还曾经分为上锣锅巷和下锣锅巷。从民国时期直到改革开放以前，人们对家具的需求量不大，一般都是结婚时才选购几样家具，市内的普通家具商店（过去称为行架铺）主要分布在锣锅巷、鼓楼南街和状元街。今天全市已经出现了多家大型家具商场甚至外资的大型超市，锣锅巷则经营中低档的木器家具，仍然还有顾客。

　　锣锅巷家具商铺 2009年 林立摄影

　　从清代的有关记载中可知，当时人们心目中成都城的中心位置是在鼓楼街，这一判断可以说大致准确。新中国成立以后成都市为了城市建设的需要，测绘部门在经过认真测量与研究之后，于1956年确定了“1956年成都市平面坐标系统原点”，也就是人们通俗称呼的“成都圆心”、“成都中心点”或“成都心脏”，位置就在锣锅巷与文武路交叉路口的人行道上，至今仍然有一个用钢化玻璃盖着的方形小坑，里面那个银色小圆球就是最准确的“原点”（准确的地理坐标为东经104°04′、北纬30°40′，）。如果打开今天的成都地图来看，以这个“原点”为圆心，半径8.9公里一圈大致就是三环路，半径13.5公里一圈大致就是外环路，而半径87公里一圈大致就是成都平原的边缘地带。

　　灯笼街附灯笼巷

　　在没有电灯之前，灯笼是社会生活中十分常见的照明用具和装饰品，纸质的、纱质的，提在手中的、挂在门口的，经常可以见到各种各样的灯笼。特别是官宦人家和中了举人以上功名的人家，一般都要在大门口挂上标有官阶、头衔的纱质灯笼，较大的商家也要在店铺外挂着写有商店名号的灯笼，所以在过去就有不少制作出售各种灯笼的店铺。从江汉路通向王家塘街之间（原来是通向八宝街）的灯笼街就是因为曾经是生产与销售灯笼的集中地而得名。街上的“燕京灯铺”（因为店主姓罗，故而人们一般称为“罗灯笼”）是最有名的一家。

　　灯笼街旁边有一条小巷，原未命名，过去因为常有佛教信徒在此设坛念经而曾经被人们称为居士林。1981年地名普查时，因其位于灯笼街之侧而正式命名为灯笼巷。灯笼街的北段过去还曾经有过粉房巷子的名称，因为那里曾经有过几家制粉的手工作坊。

　　1935年成立于太原的西北影业公司于1938年迁来成都，在灯笼街92号的一家公馆内经营了两年。先后拍摄了谢天（就是后来的艺术家谢添）与欧阳红樱主演的故事片《风雪太行山》、吴雪与金淑芝主演的故事片《老百姓万岁》（未完成）以及瞿白音编导、陈晨摄制、王云阶作曲的大型纪录片《华北是我们的》等作品。至今还在全国流行的经典抗日歌曲《在太行山上》就是冼星海在西安为故事片《风雪太行山》创作的插曲，而大型纪录片《华北是我们的》则被《新华日报》评为“将在抗战文化史的电影部门中写下最光辉的一页”，由贺绿汀谱写的著名抗战歌曲《游击队歌》曾经用作其中的插曲。

　　20世纪末在市政建设中打通了东城根街的北沿线，使东城根街向北直接与江汉路相接，并把这条新开的街道命名为万和路，路两侧的老式房屋都被新建的楼房所代替，原来的灯笼街南段并入了万和路，但是旁边的灯笼巷依然存在。

　　油篓街

　　从东门大桥进城之后，右边的第一条小街就是过去以生产与出售油篓为特色的油篓街，老成都人也把它称为东门一巷子。所以称为东门一巷子，是因为古人以右为尊，右边的第一条巷子就称为东门一巷子，第二条就称为东门二巷子（即糠市街），这在南大街也是一样，进老南门之后右边的第一条街巷金字街也被称为南门一巷子。民国时期，油篓街上的闲居茶社是著名的布匹交易市场，东南茶社是著名的估衣（传统商业用语，就是旧衣服）交易市场。

　　油篓街 1996年 周筱华摄影

　　油篓这种器皿今天基本上已经见不到了，但在过去很常见，它是用来装油类与酒类的容器。在没有铁皮制作的油桶之前，四川用来运输菜油、桐油和酒的容器都是油篓。油篓是用粗细不等的竹片与竹篾编成之后，再一层层地糊上用桐油浸泡过的油纸之后晒干而成的，上面小口的封口材料则是猪膀胱（四川称为尿脬）加工制作的软皮。由于菜油是家家必需的食用油，桐油是多种手工业所需的原材料（在近代中国还是四川最重要的出口物资），所以用来装油和运油的油篓需要量很大，成都有一条专门的油篓街也就不足为奇了。

　　今天在商场中还可以见到用来装豆瓣、豆腐乳之类食品的小竹篓，可以说就是迷你型的不糊油纸的油篓。

　　清代的油篓街上有大慈寺下属的女尼庙宇水月庵，匾额上书写着颇有诗意的“白云深处是吾家”七个大字。民国时期，水月庵被军队霸占，庙宇遂废。军队撤走之后，清末秀才文南芬在此办过私塾存粹国民学校。

　　坛罐窑巷

　　坛坛罐罐是成都人对各种家用陶器的统称，也是在铝制品和塑料制品流行之前家家都少不了的重要用品。坛罐窑巷原名坛罐窑街，地点就在进东门大桥之后的北边，从油篓街通向城墙边，现已被拆除。因为这里位于城墙边，过去曾经有过一个烧制家用陶器的窑，后来虽然不烧窑了，仍然在卖从城外运来的坛坛罐罐，所以一直保持了坛罐窑的名称。

　　坛罐窑巷的东头曾经建有一个很窄的小门，四川方言把这种很窄的小门叫作椕（音qi ā）椕门，所以这条小巷也曾经长期被人们叫作椕椕门。

　　石灰街

　　从西大街往西延伸，在西月城街与花牌坊街之间的一段，叫作石灰街。这里在清代已经是属于西门城墙以外的地方，是成都买卖石灰的主要市场（当时成都石灰的主要产地是崇庆县），而堆放石灰是需要大量场地的，所以这里最初的名字叫石灰坝，后来逐渐修成了街道，才叫石灰街。

　　石灰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建筑材料，使用历史已有两千多年，既是砌墙铺地的黏结剂，又是白色的涂料，在西方传入水泥之前，石灰在城乡建筑中有着广泛的用途。所以我国在水泥传入之后的一个较长的时期都把水泥称为洋石灰，简称为洋灰，早期的水泥制造公司也称为“洋灰公司”。

　　成都市蔬菜副食公司石灰街菜店 1999年 赖武摄影

　　石灰是用煤炭将天然的石灰石烧制而成，川西地区过去把石灰石称为矿（方音读为guàng）子石，如果是在河坝中拣的卵石叫作河矿，如果是在山岩上开的岩石叫作岩矿。由于整个社会对石灰的需要量很大，所以过去在农村中的大河边与山脚下几乎都可以见到烧石灰的石灰窑，而在每个建筑工地上则必然有着大小不等的加工石灰浆的石灰池。直到今天，在农村中仍然还有一些石灰窑，因为在农村的建筑中还经常要使用石灰，特别是用作白色的墙体涂料。就是在城市中，也还要使用石灰，例如在操场上画线，石灰就是最价廉物美的颜色雪白的材料。

　　在过去，石灰还有几种很普遍的用途，如作为洒在污秽地的消毒剂，作为造纸作坊的腐蚀剂，作为日常的干燥剂。

　　染靛街

　　出老南门大桥往右，万里号酒店之侧，就是染靛街。这条街原来比较长，还有成都制锁厂等企业，由于城市建设的发展，现在只剩下很短的一部分。本世纪初在这里建成了南河沿岸规模最大的综合性餐饮娱乐休闲区“耍都”。

　　染靛街位于南河边，过去是染靛业比较集中的地方。染靛又称蓝靛、蓼蓝、靛草、蓝草，是一种形状很像烟草的植物，放在水池中发酵沤泡之后的溶液呈深蓝色。在西方的染料传入我国之前，它是我国古代染蓝布最主要的染料。这种染料物美价廉，染出的蓝布不会褪色，过去农村中大多数衣服都是用这种土蓝布制作。染靛也是一种很常见的中药，板蓝根就是它的根部，大青叶就是它的叶片。正因为它有这样多的用处，所以过去在成都郊区多有种植。清代的温江人李启藩就写有这样的《竹枝词》：“细碾油枯（按：油枯为四川方言，即油菜籽榨油之后的饼状渣滓，是最好的肥料）和粪担，长锄两两复三三。山歌漫唱齐声应，打赌争先去种蓝。”

　　染靛街拆迁前的临河民居 1995年 唐跃武摄影

　　“耍都”夜景（原染靛街） 2005年 李杨摄影

　　染房街附布坝子街

　　染房街 1962年 杨永琼提供

　　盐市口的西南边有一条染房街，和上述的染靛街濒临南河一样，当金河还在的时候，染房街是濒临金河的。相传早在唐代金河开通之后，就有唐姓人家利用河滨之利在这里开了第一家染绸料的染坊，以后逐渐形成以染布、染绸为特色的街道，并且被称为染坊街。清初重建之后改名为染房街，街上仍然建有若干高高的木架用来晒晾漂染以后的布匹。清代金河的水量逐渐减少，染房街的染房也逐渐减少，而新增了一些其他行业的手工业作坊。在最盛的时候，这里有各种手工作坊200多家，而又以牛骨、牛角与木制手工艺品为主要特色。到了民国时期，这里已经完全没有染房，而只有百余家小手工艺作坊，主产棋类与麻将牌，故而有一首民谣唱道：“染房街，无染房，将帅对阵打麻将。”还有一首《锦城旧事竹枝词》中的“染房未见元宝坑（按：旧指染房中压布的元宝状石头），但有骨鬃错扎匀。竹背铅刀雕麻将，铜环锥眼做顶针”就是指这里有很多制作与出售顶针、刷子、象棋与麻将的商铺。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初，仍然还有一些出售以牛角、竹木为原料的日用品和工艺品的店铺开设在这里。与染房街相邻的烟袋巷也是一条这种特色的街道，共同营造了这里的特色氛围。“文革”中金河被填，这里的小商品特色逐渐显露出来。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染房街这条小街以其位于市中心的地理位置优势，逐渐成为全市最热闹的小商品市场，成了全市最拥挤的街道之一。

　　染房街午餐时间 1984年[美]Cary Wolinsky摄影

　　染房街小商品批发市场 1996年 周筱华摄影

　　2006年，染房街开始了重建工程，成为成都中央商务区中宽达18米、长达390米的商业步行街，小商品批发的特色仍然予以保留。染房街的73户商家已经集体申请并正式注册了“染房街”商标，所以它的名字将一直保留在成都人的记忆之中。

　　成都同样以染坊为特色的街道还有一条，就是在府河岸边、天祥寺街以东的布坝子街。这里在清代还只是一个空坝，因为府河边上的染坊长期在这里晾晒染过的布匹，故而被附近的人们称为布坝子。民国时期逐渐形成街道，就命名为布坝子街，已在城市改造中被拆除。

　　烟袋巷

　　今天盐市口以南的大业路是改革开放之后新建的大街，是在原来的几条小街的基础之上扩建而成的。大业路的南段就是原来烟袋巷的北段，大业路的南边还保留了一小段烟袋巷。过去的烟袋巷比较长，从向阳街到西丁字街，它的北边是粪草湖街，南边是指挥街。

　　烟袋巷的得名是因为成都过去生产与出售烟袋的商铺大多集中在这条街。

　　清代前期，原产于美洲的烟草传入四川之后以很快的速度传播，吸烟者愈来愈多，种烟者也愈来愈多。彭遵泗在《蜀中烟说》中说：“河坦山谷，低峰高原，树艺遍点，乎与五谷争生死也。”当时四川吸烟主要是水烟与叶子烟。吸水烟必须要用水烟袋，水烟袋有金属（主要是白铜与黄铜）制作与竹木制作两大类，名贵的还要用金银珠玉加以镶嵌；叶子烟是一种自己卷成的全烟叶卷烟，颇似国外的雪茄烟，吸用时必须要用叶子烟袋（四川方言叫烟杆）。叶子烟袋的烟管一般可以自己制作，但是烟管上面的嘴子与锅子一般都是用金属或玉石制成的。由于上述原因，烟袋或烟袋上的配件有一个很大的市场。在过去的城镇之中，也就出现了若干专门生产烟袋与烟袋配件的作坊和商家，成都有一条专门的烟袋巷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轮车夫在烟袋巷小饭馆午餐 2002年 陈锦摄影

　　浆洗街

　　从老南门大桥向南去的大街名叫浆洗街，全长近1公里，过去曾分为浆洗上街、浆洗中街、浆洗下街，旁边还有浆洗后街，现在已将三条街并为一街，浆洗后街在城建中并入了黉门后街。

　　“浆洗”这个词在过去是指洗衣服。过去比较讲究的人家为了衣服能够挺括，折叠时容易平整，在洗净之后都要用米汤或是加有浆粉的干净水“浆”一次，这一道工序就叫“浆衣裳”，四川民歌中还有“娘问女儿哭啥子，没得米汤浆衣裳”的词句。但是这条浆洗街却并不是浆洗衣服的街道，而是以加工皮革为特色的街道，这里的“浆洗”实际上是指由几道工序组成的对牛、羊、猪皮进行硝制加工，把生皮变成熟皮的过程，准确地说是对硝制皮革的一种美称。浆洗街位于成都南郊，从甘阿凉地区运到成都的干牛羊皮大多集中在这里，浆洗街附近的杀牛巷是比较集中的杀牛作坊，杀猪巷和桓侯巷是比较集中的杀猪作坊，都有大量的鲜皮，所以浆洗街就成了过去成都加工硝制皮革的主要场所（城内的皮坊街主要是加工销售皮革用品，与浆洗街有所分工），聚集了大量的手工作坊，最多的时候超过百家。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些手工作坊组建了联营社，再发展为成都制革二厂和城南皮革厂，一直到1985年才因为污染环境而关闭。在此之前，在浆洗街南边西南民族学院后门外的小河沟中不断流出发臭的白色泡沫状的污水（用石灰水浸泡是过去加工皮革中最重要的工序之一），那就是城南皮革厂在硝制皮革。浆洗街上硝制皮革的作坊消失之后，代之以逐渐增多的皮革制品商店，在1988年形成了“皮革一条街”，最多的时候有两百多家，直到1990年以后才逐渐转移到了双楠至金花一带，形成了今天的“武侯鞋都”的一部分。

　　浆洗上街 20世纪90年代 韩国庆摄影

　　这一地区长期与皮革、制鞋行业有关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著名的武侯祠就在附近，而武侯祠中的刘备是我国自古以来制鞋与编织业的行业神。刘备所以会成为制鞋与编织业的行业神，则是源于《三国志·蜀志·先主传》中的如下记载：“先主（按：即刘备）少孤，与母贩履织席为业。”

　　在浆洗街上，还有一个今天已经消失的行业是与硝制皮革有关的骨粉铺，就是把牛、羊、猪骨砸成粉状，卖给农家作肥料。由于所用的骨头都不新鲜而有臭味，加上硝制皮革与砸骨粉，所以当年的浆洗街是长年不改地臭气熏天，这对于今天的浆洗街居民来说，真是难以想象的。

　　清代与民国时期，浆洗街上有成都最大的米市“南市”（成都四门都有米市，除了南市之外，还有下东大街府城隍庙中的东市、青羊上街的西市、草市街火神庙中的北市）。南路各县的大米源源不断地用鸡公车运来这里，市中有检查粮食质量的风车（成都方言叫风簸箕），有经过官方检验加戳的“官斗”（过去买米都用斗，不用秤），有专门的经纪人“斗户”负责刮斗并大声计数，热闹非常。《锦城旧事竹枝词》如此记其事：“风车簸扬似雪飞，牛铃‘鸡公’响惊雷。斗户持筹高唱数，平口硬刮有帮规。”笔者幼时曾经在家乡火神庙的米市中亲见米市交易的情景，对于何谓“斗户持筹”，何谓“平口硬刮”，至今犹有清晰记忆。

　　新中国成立以前，浆洗街上还有一个重要行业是粪铺，就是专门收集城内居民家中的粪便，再转卖给郊外的农家作肥料的商铺。在今天的成都军区干休所到浆洗中街这一段就有粪铺子10家左右，每个粪铺都有自己储存粪便的粪塘子。这种粪塘子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仍然存在，1956年将小的粪塘全部填埋，在洗面桥东边农田中另建储粪大塘，一直到1984年才废弃填埋，在那里修建了成都日用玻璃瓶厂。

　　在成都人的方言中，一直把浆洗街读为“江西”街，但是书面文字从来不误。

　　线香街附代书街

　　线香街是原来的上西顺城街以北的一条街，南起玉带桥街口，北到正府街口，1992年在扩建之后并入了顺城大街，成了顺城大街的一段。线香街的得名是在清初，因为这里曾经是生产与出售线香的集中地。

　　线香就是呈线条形状的无骨燃香，除了用于驱蚊的蚊香，过去还有各种用于驱除秽气的薰香类用香。焚香是古代社会生活中，特别是文人雅士中很普遍的一种生活需要，是在视觉、听觉、味觉之外的又一种感官享受，用来醒脑提神、除秽辟瘟，我们在阅读古代诗词时经常可以见到。古人还留下了《香谱》《香笺》等专门著作。上层人家焚香多用的是在香炉之中用炭火焚化的价格很高的粉末状名贵香料，普通人家则多用以一般芳香类植物原料制作的线香。直到今天，仍然有部分家庭有使用线香的习惯，但在成都市场上出售的线香都不是成都的产品了。

　　线香街民居 20世纪90年代 严永聪摄影

　　线香街在清代还曾经一度被改称为代书街，其来历是因为街的西边就是正府街，这是清代的成都府知府衙门、华阳县县令衙门、民国时期的四川省高等法院、华阳县政府的所在地，于是在线香街上就开设了不少专门代那些没有文化而又要打官司的人书写诉状呈文的小店，代写诉状呈文成了此街的一大特色，故而人们多将此街称为代书街，以致一度正式改名。清末又正式把代书街恢复为线香街，线香街的街名就一直沿用到1992年。

　　香巷子

　　香巷子位于芷泉街以南，原来是南接青龙正街，在城市改造之后南接水井街。相传清代在巷内有制香的作坊，故而名叫香巷子，不过在民国时期巷内就已经没有制香的作坊了，只是留下了一个留香的名字。

　　香巷子不再以制香卖香为特色之后，因为地处东门外，龙泉山的水果进城后大多在这里上市，故而逐渐形成了成都东门外的水果批发市场。改革开放以前，商品流通的规模不大，成都少有外地的水果运来，水果市场上的产品长期是以本地产品为主，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分散转移到驷马桥等条件更好的水果市场中去。

　　香巷子 20世纪80年代 杨永琼提供

　　金字街

　　从老南门大桥入城，东边的第一条小街就是金字街。因为这是从南门入城的第一条街巷，所以也叫南门一巷子。从金字街往北数，东桂街就叫南门二巷子，纯化街就叫南门三巷子。原来的金字街一直往东与瘟祖庙街相接。新中国成立以后，因为新修锦江宾馆和新开人民南路，就只留下了一小段，成了半截街巷。在后来的城市建设中，这条古老的金字街就完全消失了。

　　金字街初名金子街，而且真的与金有关，不过不是黄金，而是指金黄色的箔纸。过去这里集中了多家制作与销售祭祀和办丧事时供焚烧的各种纸质祭品的店铺（成都称为纸火铺，这个不小的行业则称为纸扎行），所以就叫作金子街。后来因为这类店铺愈来愈少，更多的人认为是名不副实，所以又改叫金字街。

　　金字街 1996年 陈锦摄影

　　金字街曾经以牛肉馆而小有名气。直到今天，在南大街上还有一家金字街牛肉馆，原来就是开设在金字街与南大街的交会处。

　　席草田街

　　席草田街是一条小街，又是一条新街，位于石笋街以南、南巷子以东。

　　席草田街这里过去有一个出产席草的池塘，当地居民多以编织和出售草席为业，所以被称为席草田，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因为居民增多而正式命名为席草田街。

　　席草又称星穗草、水毛花，多年生草本植物，多生于沼泽或积水低洼处，农家也有种植，主要是取其柔韧的草茎来织草席、打草鞋，剩余下来的部分则是造纸的好原料。过去四川的平民百姓几乎家家睡的都是草席，所以席草种植在过去相当普遍，现在成都地区则已经很难见到了。

　　古中市街

　　古中市街在明代原名中市街，因为位于全城的中心而得名，清代因为建有山西会馆而改名为山西馆街。山西会馆在民国时期长期被军队所占用，街名也改为古中市街。今天的成都人熟悉古中市街，是由于这里有一个牵动着很多家庭的成都市青少年宫。顺城大街扩建之后成都市青少年宫的大门从原来的古中市街改向顺城大街，很多成都人仍然把青少年宫所在的地方称为古中市。

　　成都市青少年宫于1958年在此开办，原名成都市少年之家，1983年更名为成都市青少年宫，2007年进行了全面的改建，大门完全改向顺城大街，是成都青少年（其实主要是少年）课外文化活动场所中唯一的一个几十年没有迁移地址的活动场所，曾经培养出很多文化艺术人才，在成都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随着成都城市建设的发展和文化设施的增多，成都市青少年宫到2011年已经发展成为“一宫三中心”的新格局，即原来在顺城大街的成都市青少年培训中心，已经建成并使用了几年的九里堤的成都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和2011年新建成的、使用面积最大（占地面积近21亩、主楼建筑高达22层）的小南街的成都市青少年交流中心。

　　已经用作新华书店仓库的山西会馆 20世纪60年代 青羊区文管所提供

　　1963年12月在成都市青少年宫举办的“少儿乒乓球比赛” 杨永琼提供

　　商业场街附悦来场巷 新集场巷 昌福馆街

　　商业场街位于春熙路与华兴街之间，成都人都叫作商业场而把那个“街”字省略了。严格说来，它真的不是一条街而是一个大商场。

　　成都劝业场 杨显峰提供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新派官员周善培出任四川省劝业道总办。当时的“劝业”就是促进本地工商业的发展。他在任时，一方面举办四川劝业员养成所和四川商业讲习所，培养人才，一方面倡议成立成都总商会并在青羊宫的花会上举行了三届商业劝工会。在他的支持下，由当时成都最著名的新派企业家樊孔周出面倡导组织，按照16条集股章程向全市绅商集股，成立了股份制的“成都建筑有限公司”，以4万两白银的股本金（认股最多的股东是李道江），在已被烧毁的尼姑庵普准堂（另一记载作普镇堂）的旧址和一片名叫九道门坎的旧民房基础之上，由成都著名建筑经营商江建廷承包设计并主持施工，修建了商业场。筹备之时名叫劝工场，1908年3月动工，修建之中根据全国的统一规定更名叫“劝业场”（与此同时，将青羊宫的劝工会也一同改名为劝业会），1909年4月22日建成开业。因为开业以后的营业状况表明外省与外国的货物销量大于本土，原来的劝业初衷很难实现，遂于1910年5月18日再次改名为商业场，不再以劝助本地工商为目的，各种外地乃至外国商品均可出售，当年的交易总额就由上年的白银33万两上升到46万两。当时有300多家商家到这里集中展销，开设了百货、饮食、茶馆、客栈、书画、玉器、粮果、烟酒等各种店铺150多家，著名者如北京“敬益增”京货局、“久成元”绸缎庄。在商业场中，还有多家餐馆、茶馆与曲艺演出。成都历史上第一家既卖川菜同时兼营西点的餐厅“楼外楼”就开设在这里，成都最早的以“菜根香”为店名的川菜馆也开设在这里。新开的茶馆都是以茶香、水好、座雅、楼高相标榜，著名者有“宜春楼”、“第一楼”和“怀园”。再加上相邻的悦来茶园中“三庆会”的川剧演出，使这里出现了四川历史上第一个综合性的商贸娱乐场所，在商场内可购、可吃、可喝、可玩、可观、可住，是成都从古老的商业文明走向近代商业文明的一座里程碑，对全省的新型商业活动是一个极大的促进。商业场中的商家按规定一律采取日本商店的销售办法，明码实价，悬牌公布，一律不讲价，有的商店还专门挂着“定价不二，老少无欺”的木牌，这在当时是一种崭新的模式，影响很大。

　　商业场外 1935年 [美]海岚里昂摄影 成都市博物馆提供

　　在商业场内，由樊孔周主持集股2万两，设立了悦来电灯厂（后更名“同益电灯公司”，位置在今大光明理发厅），从上海购回以50马力蒸汽机为动力的40千瓦直流发电机一台，在商业场开业之时发电，让普通的成都市民在公共场所第一次看到了电灯，吸引了大量的市民前来观光购物。当时在成都读书的少年郭沫若为此还写有一首《竹枝词》：“楼前梭线路难通，龙马高车走不穷。铁笛一声飞过了（按：每晚黄昏时刻通电燃灯之前和10点钟停止发电送电之前，都要鸣放一声汽笛，通知用户，其声甚为响亮，时人称这种以钢铁发声的汽笛为铁笛。这种以汽笛告知用户送电与停电的办法为以后的启明电灯公司所继承，在成都沿用了多年），大家争看电灯红。”悦来电灯厂所发电力在供商业场内用户之后还有剩余，遂向场外附近街道用户出租电灯600盏。同益电灯公司应当是成都最早的商业性电力公司。

　　当年郭沫若为商业场所写的《竹枝词》一共三首，另两首是：“蝉鬓轻松刻意修，商业场中结队游。无怪蜂狂蝶更浪，牡丹开到美人头。”“新藤小轿碧罗帏，坦道行来快似飞。里面看人明了否，何缘花貌总依稀？”

　　我们今天如果读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或是李劼人的《大波》三部曲等反映清末民初成都风情的小说，或是读到清末民初的四川前辈所写的回忆录，可以说没有不写到商业场的。据当时《通俗日报》记者统计，1910年的正月初一这天，白天有33756名男性和11340名女性进入商业场，晚间进入的男性则大约有5000多人（当时禁止女性晚间进入商业与娱乐场所，包括初建的少城公园）。从有关材料可知，周善培为了商业场的经营是下了很大一番工夫的。例如当时的新繁有一家名叫“味虞轩”的点心铺（当时叫京果铺），生产的桃片曾经在青羊宫的劝业会上得过奖，在周善培的动员之下，进入商业场开了一家小店。为了扶持这家小店，周善培特地拨给一匹快马，每天从新繁飞马运来刚制作出来的桃片，以保证在这里出售的桃片新鲜。又如望江楼下有一个挑担贩卖水饺的小贩，周善培认为质量不错，动员其迁入商业场，并亲自为其取名为“江楼水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就是一改商家喊高价、顾客出低价、长时间讨价还价的多年习俗，商业场中所有商品都挂出价目牌，明码实价进行交易。这在成都商业史上是一个创举，对成都的商业发展有过很大的影响。从此以后，成都一些大型商店大多采取了明码实价的交易方式。

　　商业场中的悦来旅馆楼房三层，可同时接待客人近百人，有浴室（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沂春浴室）、电灯、冷热水、中西餐供应，是成都历史上第一家采用近代经营方式的旅馆。为了用水的需要，商业场中还开创了成都最早的“人挑自来水”（参见“青羊上街”）。

　　此时的商业场是清末全国的三大综合性商贸娱乐商场之一（另两处在天津与汉口）。从全国修建劝工场的时间上排名，则位居第四，仅次于北京、天津与汉口。

　　1909年第5号《通俗画报》载的土自来水

　　当年成都的苦干大事也是出现在商业场中。例如由吴先忧（巴金年轻时的好友，新中国成立以后曾任成都十三中校长）、巴金等发起成立的“安那其（按：英文无政府主义的译音）同志会”就是于1920年8月1日在商业场中成立的。巴金的大哥李尧枚当时就在商业场的一家公司上班。

　　清末时期的成都所以能够出现商业场等一系列新生事物，周善培与樊孔周（关于樊孔周的介绍见“燕鲁公所街”）这两位新派人士至关重要。

　　周善培（1875—1958） 祖籍浙江诸暨，父亲在四川为官，他出生于成都帘官公所街并长期在四川生活，是著名文士赵熙的学生。从1899年开始他先后七次去日本考察，成为当时可谓十分前卫的新派官员（他还是四川第一个剪掉发辫的清政府官员，所以其他官员称他“周秃子”），在四川担任了多种新政下的官职，推行了若干新政。四川最早的官派留日学生是他在1901年带队出国的；四川第一所新式学校“私立务本学校”、第一所外文学校“东文学校”、最早的警察机构、最早的戒烟机构、最早的消防队、最早的商品展览交易会、最早的商会、最早的川江轮船公司、最早的农业试验场都是由他主持创办的；最早的一批工厂很多是在他帮助下开办的，他为四川的经济文化走向近代起到过十分重要的作用，是一个四川人不应当忘记的人物。老成都人曾经把他的著名政绩归纳为“娼场厂唱”四字。“娼”指在天涯石街地区建立官方管理的红灯区，“场”指修建商业场，“厂”指在大田坎开办纺纱工厂，“唱”指在华兴街修建川剧剧场“悦来茶园”并设立戏曲改良公会。在保路运动的高潮之中，是他力劝四川总督赵尔丰退位，交出了政权。新中国成立前后，他是毛泽东主席所敬重的前清文士之一，毛泽东主席曾几次拜访与宴请他，并邀请他出任第一届政协的特邀委员。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出任过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民生轮船公司董事长，并且是全国政协委员和中央文史馆馆员。

　　周善培手札 四川省图书馆藏

　　20世纪20年代的新集场街巷 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初建的商业场分为前场与后场，都是一楼一底的青瓦房，前场南向总府街，后场北接华兴街，南北口都有拱形大门，而且是当时极为新式的西洋巴洛克风格的装饰，大门外有停马场供客人停车拴马。1917年腊月十五日深夜，商业场发生一场火灾，全木结构的建筑几乎全毁。重建时把东部的悦来旅馆改建为“悦来场”，西边新建了“新集场”，成为商业场的东西两翼。三者之间呈“川”字形排列，其间有小街相连，其上有天桥可通，成都人统称为“悦、商、新”，也形象地称为“走马转阁楼”。1933年，“悦、商、新”三场再次遭遇火灾，之后重建时，把中间拉通成为一条宽9米的街道，街道两边有街檐避雨，檐下有榆树和槐树遮阴。中部有分向东西的支路通向两边的悦来场和新集场（在成都女界中知名度极高的大光明美发厅最初就开设在新集场），1981年地名普查时正式命名为悦来场巷和新集场巷。新集场巷目前还在，全是受人们欢迎的小饭馆，不过位置并不是过去的新集场巷，只有最西头的那个院落才是位于过去的新集场巷。悦来场巷目前已经不存，不过王府井影城门前还有一截短巷，既可以进入商业场，又可以穿行去华兴街，那就是原来的悦来场巷。从新集场再往西边不远，就是又一个商业中心昌福馆街。此时的建筑格局就一直保持到成都解放，发展成为一条成都人人尽知的商业场街。从1984年开始，商业场进行了全面改建。1986年7月1日，新建的商业场开街，街道扩建为10米，不再保留树木，上面加盖整体透光式大屋顶，成了有大型顶棚遮风避雨的三至四层的商用走马转阁楼，并由胡耀邦同志和张爱萍同志题写了匾额，高挂在南端和北端，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商业场。

　　20世纪60年代的商业场街 成都市建设信息中心提供

　　在悦来场中，1941年开设了一家小小的小吃店，它就是发展到今天闻名中外的四川名小吃代表之一的“龙抄手”。与其他很多著名小吃如赖汤圆、钟水饺、韩包子不同，龙抄手的“龙”并不是创业者的姓氏，而是因为当年以张光武为首的三个共同创业者是在今天太升南路电信大楼对面的浓花茶社中进行了一次决策性的商议，决定开设一家抄手店，在取名时，就以浓花茶社的这个“浓”字的谐音“龙”字命名，以求龙腾虎跃、龙凤呈祥的吉祥之意。

　　20世纪80年代的商业场，匾额为胡耀邦题写。 王文相摄影

　　龙抄手春熙路总店正在制作原汤抄手 2004年 唐跃武摄影

　　商业场旁边的昌福馆街是今天几乎已经被人们忘记的小街，当年却是成都重要的文化场所之一。著名诗人流沙河先生曾经说过：“我敢说，20世纪初期，成都的思想文化中心就在昌福馆街。”昌福馆街一直到清末都还没有形成一条街道，只是总府街北侧的一条半截巷，但是建筑风格却很像广东的骑楼。1909年，新派企业家樊孔周开办的昌福印刷公司从古卧龙桥街迁到这里的四川商务总局旧址（昌福印刷公司在古卧龙桥街只经营了一年），于是这里就被人们叫作昌福馆，时间比商业场还要早五年。很快又向北开辟了一条通道与北边的华兴街相通，成为一条基本上都是一楼一底的街巷。南边的前门对着北新街，北边的后门对着纯阳观街。

　　民国时期的昌福馆街 成都市建设信息中心提供

　　华阳书报流通处经营人陈岳安（右）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昌福印刷公司设备齐全，不仅有铅印、石印，还有彩色套印，印刷了包括著名的《蜀藏丛书》在内的大量书籍，甚至还有《加批福尔摩斯案》。傅樵村创办的、主要出售新潮进步期刊与图书的华阳书报流通处也设在这里（初名华洋书报流通处，1915年以后交给他的学生兼妹夫、原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学生陈岳安继续经营，五四运动以后改“洋”为“阳”），而华阳书报流通处在当时是包括陈毅、郭沫若、巴金等在内的一代蜀中新进青年阅读与购买中外新书报，吸取外界新文化、新思想的最重要场所，是《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著名书刊的主要销售窗口。四川省的革命前辈与文化教育界前辈张秀熟老人甚至这样说过：“对于开通成都风气、介绍新文化、宣传民主与科学、打开成都五四运动的局面，完全依靠华阳书报流通处的力量。”民国时期在成都影响极大的、由刘师亮创办的“师亮随刊社”和宜园茶园也设在这里。宜园茶园1928年改建为昌宜电影院，是成都最早的电影院之一。1941年改建为昌宜大戏院，演出各种戏剧。一直到1948年，还有从西安来成都的正声平剧社在此演出京剧（正声平剧社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被军管会接收，改名新声京剧社，是1955年成立的成都京剧团的前身）。昌福印刷公司虽然1919年停办，但是这里却已经形成一条长约170米的小街，所以就被名为昌福馆街。民国初年，昌福馆街的商业曾经十分繁荣，单是银匠铺就有40多家，故而有“银匠一条街”之称，此外还有玉石珠宝店和化妆品店，这里的“成都牌雪花膏”曾经在舶来品大举进入以前风行川西各地。抗日战争开始以后，昌福馆街的繁华逐渐被成都更多的街道所取代。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昌福馆街旧址新建了当时全市最大的东风副食品商场，改革开放后改为东风商场，近年来几经变迁，就是目前的乐森购物中心的所在地。

　　据原草堂博物馆负责人林延年先生回忆，新中国成立以后巴金老人回成都时，曾经要他专门陪着去寻访当年的昌福馆街，可惜的是什么也找不着了。

　　20世纪90年代的东风商场 杨显峰提供

　　万担仓路

　　万担仓是四川民间对官府粮仓的一种称呼。在西藏饭店的西边，有一座成都市中区规模最大的粮食仓库，成都人都称之为万担仓。这里的“担”是量词，即10斗，规范的写法应当是“石”，不过四川人一般都写作“担”。但是在读音的音调上仍然与“石”一样读为去声，是名词，而不是读为动词的阴平。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使用的成都粮票 王大明提供

　　这里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是一片荒坟菜地，1953年国家在此修建粮仓，20世纪60年代又加以扩建。因为这里有多座巨大的粮仓，周围群众把这里称为万担仓，1981年地名普查时，就正式把万担仓门前的道路命名为万担仓路。今天这里仍然是粮仓，还是成华区粮食局的所在地。

　　红布正街附红布横街

　　位于下东大街以南、义学巷以东的红布正街今天没有多少商业气息，但是在清代它却曾经集中过成都的一个畸形行业——妓院。早在明代，这里就是妓院比较多的街道，因为当时把妓院叫青楼，所以人们就把这条街叫作青楼街。到了清代，妓院仍然聚集于此，由于当时的妓院通行悬挂红布窗帘，妓女外出时也爱在头上扎红色绸条，所以人们就把这条街叫作红布正街。在它的东头，还有一条很短的红布横街，是1924年才命名的，当然是因为红布正街的名字而来。清代在红布正街上还有一些丝织业的机房。清代有一首《竹枝词》曾经这样写道：“水东门里铁桥横，红布街前机子鸣。日午天晴风雨响，缫丝听似下滩声。”

　　1940年1月，成都第一家生产卷烟的工厂“华昌烟草公司”由陈汉卿开办于红布正街。四川省内过去只产柳烟，1937年在新都试种烤烟成功，才有了生产卷烟的原料，于是有了四川本土的卷烟厂。

　　20世纪80年代成都烟厂生产的香烟烟标 李铭提供

　　红布正街院落 20世纪90年代 严永聪摄影

　　红布正街 2001年 赖武摄影

　　商业街附实业街

　　商业街位于原来的皇城之中，在清代因为设有副都统衙门，所以本名副都统胡同。清代八旗制度下每一旗的最高长官是都统（一般都由亲王兼摄），副都统为副长官。在全国各地的驻防八旗官兵中所设的副都统实际上是该地八旗官兵的最高长官，地位只在驻防将军之下。成都是在乾隆年间才开始设驻防将军，所以这个衙门在清代前期是成都满城中官职最高的衙门，中期以后也是成都满城中仅次于将军衙门的第二大衙门。民国时期在原副都统衙门的地方兴办了商业专门学校，所以这条胡同在民国时期就叫作商业街。

　　商业专门学校办校的时间不长。据前辈的回忆，川军一位旅长强纳民女为妾，而这位民女又一直爱着商校学生金灿，婚后仍有往来。旅长遂以强奸罪名抓捕金灿，酷刑拷打。金灿拒不承认罪名，并通过校友控诉旅长强占民女，舆论一时哗然。军方悍然将金灿枪杀于西较场，商校师生即采取各种方式表示抗议，军方遂将商校封闭，师生均被赶出。从此之后，商校也就未能复校。1931年在原地开办了励志社成都分社。励志社原本是1929年在蒋介石倡导下于南京成立的，全称“黄埔同学会励志社”，是以文化活动来加强蒋介石嫡系军政高层人员内部联系的机构，以后在各大城市都有设立，实际上就是国民党军政警特界高级人员的一个联络处和吃喝玩乐的高级招待所。抗日战争时期，由著名建筑学家杨廷宝设计，修建了一座成都在民国时期唯一的宫廷式建筑风格的大楼（今天南京中山东路的金山宾馆就是民国时期的南京励志社总部大楼，也是由杨廷宝设计的，所以由他在晚些时候设计的成都励志社大楼与南京的励志社总部大楼建筑风格十分相近，只是体量稍小），并用作美国援华军事顾问团的驻地，同时也是在蓉的援华美军招待所，著名的飞虎队（即陈纳德志愿航空队）成员轮休时曾在这里居住，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在这里接见过飞虎队成员。1941年6月，美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海明威以记者的身份偕夫人来成都了解美国援华情况，也曾经住在这里，写下了他对成都的观感（最有趣的记载是行走在成都街头的骆驼商队）。这座大楼至今仍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这里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四川省委机关的办公地。四川革命前辈张秀熟曾用一首诗概括了商业街的历史：“商业学堂民元开，坊巷锡（按：同赐）名商业街。抗战楼高迎远客，今日省委指挥台。”

　　励志社大楼 杨显峰提供

　　抗日战争期间，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成都分处较长期间驻于商业街的励志社中（最初在春熙路青年会，以后又迁西御街），该处主任福斯特是秘密的美国共产党党员，所以他所聘用的工作人员如汪骏等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或进步青年，他们利用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的有利身份，为推进反法西斯战争，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一书在成都主要就是由他们传播出去的。

　　商业街上的省委机关的对面，有一片包围着的绿地，这就是曾经使全国文物考古界为之震惊的战国时期特大型成都船棺群的发掘现场。

　　船棺是古代巴蜀地区一种特殊的埋葬形式，就是用很大的整体木头挖空成船的形状，将死者与随葬物品放在里面下葬。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四川的很多地方都发现过这种船棺葬，改革开放以后成都开发居住小区，在青羊小区、抚琴小区、白果林小区、石人坝等地的建筑工地都发现过船棺，时期大多是在古蜀王朝中后期，即相当于中原的春秋战国时期。2000年7月29日，省委机关食堂进行改建时，打算修建一个储藏食物的地下室，向下挖掘中发现了这个史无前例的特大型船棺葬遗址。在一个长约30米、宽约20米的巨型竖穴式墓坑中有17具船棺，全部用巨大的楠木做成，最大的一具竟然长达18.8米，直径1.7米，下面还垫着众多的枕木，是我国也是全世界最大的船棺王。在船棺中还发现了精美的漆器、陶器、铜器和陈放编钟的木架与击打编钟的木槌，遗憾的是青铜编钟早在汉代就已经被盗墓贼盗走。在这个墓坑之上还发现了大型木结构建筑的遗迹。据初步研究，这里很有可能就是古蜀王朝中开明王朝的皇家墓地，它与古蜀时期的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一同构成了古蜀文明中迄今为止最为重要的三处大发现，也是成都市中心最为重要的考古发现（根据探测，大型墓坑四周肯定还有未发掘的地下宝藏，将在今后适当时机继续发掘）。商业街大型船棺群已经列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根据有关部门的决定，这里将建成我国最大的原址保护的船棺博物馆。

　　2000年商业街船棺葬发掘现场 李绪成摄影

　　与商业街紧邻的实业街原来是满城中的甘棠胡同。这里的“甘棠”源于《诗经·召南·甘棠》。因为宋代大学者朱熹对这首诗歌的解释是：“召伯循行南国，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后人思其德，故爱其树而不忍伤也。”所以后人用“甘棠”来表示地方官员有惠于民的德政。因为这里当年开设有八旗官学，是培养八旗子弟读书的地方，所以就取了“甘棠”这样一个很文雅的名字。清乾隆十六年（1751）在这条街上开设了皇城中第一所学校“成都八旗官学”（不久又在包家巷开设了第二所八旗官学，1871年两校合并，只保留了实业街的这一所）。民国初年，在八旗官学的地方开办了一所女子实业讲习所，所以就把这条街改名为实业街。

　　1917年，由成都文化界著名人士、“五老七贤”中的徐子休等人发起并集资，在实业街的北侧重建了原来建在文庙西街的六先生祠，又名六公祠（六公祠始建年代不详，最早建在江渎祠侧，所祭祀六公是李冰、文翁、廉范、张咏、赵抃、崔与之），祭祀四川宋代六位著名学者范镇、范祖禹、张栻、李道传、魏了翁、谯定。因为各方面的原因，六先生祠难以维持，不久即废。但是，这是成都近代文化史上为四川的文化先贤集中修建的最大的祠庙（在黉门街上，清末民初的存古学堂中曾建有四先生祠，祭祀的是范镇、范祖禹、张栻、魏了翁四人）。现将六先生祠中供奉的四川六位先贤简介如下：

　　范镇（1008—1089） 成都人，北宋著名政治家、史学家，参与修《新唐书》《仁宗实录》。曾任翰林学士、端明殿学士，封蜀郡公。

　　范祖禹（1041—1098） 成都人，北宋著名史学家，著有《唐鉴》《帝学》，是司马光修《资治通鉴》的主要助手之一，世称“唐鉴公”。曾任礼部侍郎、陕州知州。

　　张栻（1113—1180） 绵竹人，南宋著名学者，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主讲岳麓书院多年，是湖湘学派的主要开创者，世称南轩先生。曾任吏部侍郎、江陵知府、右文殿修撰。

　　李道传（1170—1217） 井研人，南宋著名学者，以朱熹后学为己任。曾任真州知州、提举江东路常平盐茶公事。

　　魏了翁（1178—1234） 蒲江人，南宋著名学者，建立并主讲鹤山书院，是南宋时期四川学术的主要代表，世称鹤山先生。曾任礼部尚书、签书枢密院事、资政殿大学士。

　　谯定 生卒年不详，涪陵人，南宋学者，曾从程颐学《易》，后隐居青城山讲学授徒，蜀人尊为“谯夫子”。至今仍在流传的“易学在蜀”一语与他对《易》学在巴蜀的传授有很大关系。

　　实业街小学（今泡桐树小学实业街校区）的前身，是1904年开办在支机石街的公立第三小学，1905年迁斌升街，1906年迁实业街，1909年改名为三英小学。三英小学所以知名，是因为清政权被推翻之后，四川军政府代表与成都的满蒙同胞代表的重要会谈就是在三英小学中举行的，而这次重要的会谈使得成都得以和平易帜，在解决满城这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上没有出现暴力（有关情况参见“同仁路”），极大地减少了可能出现的损失。三英小学这个“三英”不是三个英雄的意思，而是满语“善”“美”的对音汉写。当年曾有满族文士吴俟庵撰文立碑阐释其义，这块碑过去立在实业街小学中，1960年被毁。

　　1950年儿童节成都三英小学师生合影 刘邦勤提供

　　1926年中共成都特支在实业街的办公地

　　1926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成都建立了第一个地方组织成都特支，特支的机关就设在今天实业宾馆对面钟善辅的家中。特支所办的刊物《火星》也是在那里编辑的。钟善辅是成都最早的青年团员和共产党员，当时正负责全市的工人运动工作。

　　20世纪40年代烧木炭的汽车 汤晓明提供

　　20世纪20年代华达公司汽车票 刘永禄提供

　　1926年1月28日，成都历史上第一家公共汽车公司华达汽车公司就开设在实业街。华达公司的实际创办者是从法国归国的留学生何嘉谟，他说服了父亲何羽仪与何羽仪的朋友胡又新共同集资成立了华达汽车公司，又请何羽仪的同乡、川军著名将领邓锡侯出任名义上的董事长。何嘉谟从上海购买了全套部件，运回成都组装了7辆1.5吨福特汽车，木制车厢中有20个座位（因为车厢颇似小房子，所以当时的成都人把这种汽车称为“洋房子走路”，这一说法在成都曾经流行了很久）。华达汽车公司设计了以下公共汽车线路：老东门到老西门、北门到南门、商业场前门到实业街、商业场后门到槐树街东口。在培训了驾驶员之后于1926年1月28日开业运行。由于当时街道太窄，车行不畅，易出事故，一些守旧者就以声音太大、速度太快、破坏市容、吓坏老人等种种理由，上书当时的成都统治者刘湘，以汽车如虎伤人为由，要求下令禁止。当时有位侯幼坡写了名为《汽车》的《竹枝词》，反映了成都市民对这一新生事物“市虎”的反感与抵触：“万树芙蓉绕郭生，新潮高涨旧潮平。城居却是山居样，昼夜都闻‘市虎’声。”当时一位文士在给当局的上书中还有这样的文字：“盖城内面积不过十里，有何急务，如斯奔忙？且乘此汽车者，强半喜其新奇，姑一驰骋，惟因此闲游之举，而撞毙触伤之事层出不穷，使行人有举步之惧，栗栗若临深渊……”全城黄包车夫也群起阻挠，见车就抛石掷瓦。在这种情况之下，市政当局下令禁止公共汽车在城内开行，只保留了一条从春熙路出南门再到青羊宫的路线，每人收厂版铜圆一个，故而又有《竹枝词》写道：“便利交通说有年，汽车今日见吾川。春熙路到青羊去，厂板才收一块钱。”就是这样，仍然不被守旧派所容许，仍然有人继续告状。华达公司只得把这一条线路也完全改为城外，从柳荫街到青羊宫，专门为花会服务。花会结束之后，又被迫停运，于是又只得改驶成都往新津一线的长途。由于道路太差，乘客太少，只维持到1927年，成都第一次开办的汽车公司就因严重亏损而不得不停业倒闭。在此之后，一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成都人口愈来愈多，又才在1942年底成立官商合资的成都市公共汽车公司，有烧木炭的汽车12辆，开设了两条线路：沙河铺到茶店子、红牌楼到驷马桥。但是因为不堪兵痞流氓的骚扰，不到一年即亏本停业。1947年又曾恢复，有车7辆，只开行沙河铺到茶店子一线，一年多以后完全倒闭。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成都才在1952年7月1日开始发展愈来愈完善的公交事业。

　　在实业街的西头，抗日战争期间由我国著名公共卫生专家陈志潜（时任四川省卫生实验处处长）建立四川省传染病院，由留学美国的杜顺德医生担任院长。这是成都第一个专业的传染病院。传染病院后来迁出城外，将这里改建为妇婴保健院，1950年又改建为成都市第二妇产医院。经过多次扩建之后，目前已经成为成都市最具规模的妇幼保健院之一。

　　实业街产院 1964年 陈德龙摄影 成都街巷志.上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