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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贪生不可苟得，畏死不可苟免。生与死，这是天地的常理。换言之，生与死，犹如昼与夜。生则有死，正好像昼必有夜，这是天地自然的正理。曲士徇生，则冥灵为寿；达者通物，则彭祖为夭。无论对于什么人，生死都是一件大事。假若死得其所，那么，天地曾不能以一瞬。否则，一个人劳拙一生，即使到了盖棺，还是不能瞑目。

　　历史上很多人在面临生死时的行为抉择，已经证明生死问题相当复杂。譬如张楚金，原本不过是唐代的一个“逆贼”，却在临斩之时能够“讴歌”自如。与此截然相反的是，赵鼎，算得上是宋代的一个忠臣，当他被贬岭南时，却是凄然出涕。在儒家经典中，早就有了“子之所慎斋战疾”的说法，足证即使像曾子那样修为甚深的贤人，在临深渊、履薄冰之际，同样难逃恐惧感的产生。

　　通观已往的研究成果，明代士大夫群体的生死观念，以及他们面临生死时如何做出抉择，其研究的焦点大多还是集中于明清之际的士大夫。早在清初，士大夫遗民魏禧在经历了明清易代的大变革之后，已经开始对生死、出处的难易作了一些理性的分析，显然引起了后人的重视。他认为，变革之际，舍生取义，布衣难于缙绅；隐居不出，缙绅难于布衣。魏禧说这番话自有他的道理。这是因为，人止一死，不分贵与贱，有贪生之念则是相同的。作为一个布衣，既无朝廷给予的恩荣之典，亦无朝廷赋予的官守之责，若欲他们舍生，则相当困难。进而言之，布衣即使毁节趋时，未必可以得到富贵；布衣若是闭户自守，亦未必就有祸患。反观缙绅，则大不相同：若是出处一殊，那么贵贱贫富立判，安危顿易，易如反掌。就此而论，士大夫隐居，难于布衣。转而言之，就是说死节易，守节难。这不但为动荡时期的士大夫的行为抉择所证实，同样也为兵乱之际的妇女所认同。而从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来看，尽管明季士大夫面临着一连串的选择，然他们最先需要面对的选择，就是生存抑或死亡，亦即殉国抑或不殉国。换言之，当两朝鼎革之际，士大夫只有在生与死之间做出抉择后，才会产生出殉国、起义、归隐甚或仕敌的取向。

　　那么，明清之际的士大夫为何如此热衷于殉国，甚至前仆后继地赴死？前人的研究成果，其解说已是歧异纷呈。赵园认为，自明末以来，已经形成为一个士大夫蔑视生命的时代，他们通过无休止的对抗，从而激发出日益高涨的意气。从朝堂上的争持，到明亡之际的“赴义”，凡知其不可而为者，有不少出于自虐以至自杀的冲动。为此，她就将遗民的死节与士人之“戾气”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说法，尽管别具特点，显然受制于王夫之说法的局限，显得较为褊狭，并不能真正体现当时士大夫生死观念及其行为实践的本义。相比之下，何冠彪对于明季士大夫热衷于殉国原因的探讨，则显得较为理性。他认为，尽管明季殉国者无不认为殉国是他们的职责，然在履行这一职责的时候，他们的态度却是各有不同：有些殉国者对死相当热衷，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殉国可以实践仁义道德；而部分殉国者对死的态度则较为消极甚至无奈。他们或是因为死于绝望，或是想以死抵罪或借死免辱，甚或借死而逃避现实；而部分的殉国者不肯苟生，则更是源于他们对夷夏大防的执着及对儒家文化的依恋。

　　士大夫的生死抉择，并不仅仅局限于两朝更替之际的动荡时代，即使是在承平时期，同样面临着生与死的抉择。明代士大夫的生死抉择，其原因如此复杂，势必需要后人对他们的生死观念加以全面的梳理：首先，从源头上对儒佛道生死观念之别加以辨析，进而指出儒佛道生死观念趋于合流的趋向；其次，通过对士大夫纷繁复杂的生死观念加以系统疏理，进而对其加以理性分析；再次，通过上面两个方面的疏理与辨析，指出明代士大夫生死观念的历史转向。对士大夫生死观念的考察，仅仅属于“知”的层面，其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更加理性地认识士大夫在生死面前所做出的抉择，亦即“行”的层面，进而从知行合一的角度，对明代士大夫的生死观念及其行为抉择加以系统的探讨。 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