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五、结语

　　在君臣有分的儒家等级制社会中，通常是君与国合一，甚而君与天下合一。对儒家知识精英来说，所谓的为君尽忠，同时又是为国尽忠。尤其是在国家危难之际，知识精英的尽忠行为，究竟是为国还是为君，不过是一线之隔，很难准确加以区分。

　　有鉴于此，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的言论，确实值得我们去进一步加以深入分析。首先，他将“君臣之分”与“夷夏之防”作一区分，认为君臣之分，“所关者在一身”，而夷夏之防，“所系者在天下”。在此基础上，他又得出“君臣之分犹不敌夷夏之防”的结论。其次，顾炎武又将“亡国”与“亡天下”作了必要的区分。他认为，亡国仅仅是失去一家一姓的王朝，因此“保国”不过是“肉食者谋之”的事情；而“亡天下”则将使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毁于落后野蛮民族政权的入侵，乃至于出现一个不见礼义而率兽食人的社会，所以“保天下”才是“匹夫之责”。正如钱穆先生所言：“亭林以明遗民，处易代之际，抱亡国之痛，而幸使吾中华民族得免于亡天下之大劫者，斯惟当时诸遗民修身讲学不懈益励之功，而亭林之功为尤大。”洵为确论。当然，顾炎武的这一看法也是渊源有自。早在元初之时，很多南宋遗民故老早已清醒地意识到，仅仅一味地呼天抢地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而必须投身到“保天下”的伟大事业中去，努力承担其保存民族历史、弘扬祖宗传统礼义文化的神圣职责。

　　在民族危亡关头，涌现出一些失节的降官，这应该说也是情理中的事情。至于那些降官，其心态也是各异，值得去进一步深入其中，进行心理分析层面的考察。比较而言，明人周朝俊所作传奇《红梅记》，提供了典型的范例。在这部戏剧作品中，其中有两位降官之间的对话甚是有趣，其中一位道：“我见这些不降的一个一个砍下头来，好不怕人。如今与你降了他，又有官做，何等不妙！”另一位倒有些担忧，知道“虽然如此，后人笑骂哩”！尽管他们也深知遗臭万年的道理，但终究在性命、富贵面前经受不起考验，对于后人的笑骂，也就顾不了许多，干脆横下心来，说一声：“咳，这却也由他罢了。”正如剧中最后四句诗所言：“事虏今怀将印，忘君先树降旗。笑骂由他笑骂，好官还我为之。”

　　尽管如此，在儒家伦理中，对“节义”二字还是相当看重。从《礼》来看，其中就说到死寇之士，旌之曰“兵”。史载战于郎重，汪踦死，鲁人欲勿殇。孔子说：“能执干戈以卫社稷，虽欲勿殇，不亦可乎！”这种节义观念，同样影响到民间老百姓。如明末项煜，曾降李自成。后亡命至浙江慈溪，匿于冯氏园中。当地百姓发现之后，就揪住他的头发，将他投入水中，再提起来问他：“降贼者，汝耶？”如此者三，才最终死去。这件事情，则被杨秉纮视为“生平一快事”。

　　鉴于此，无论是崇尚奇节或者舍生取义的“烈士”，还是当国家危难之时而闻风起义的“忠臣义士”，无不都是秉承一种“忠义”精神，进而为明代士大夫所称道。就烈士或忠臣义士来说，他们无不具有“舍生”“杀身”的勇气，以一死成全忠节。换言之，自古以来的烈士，从来不肯欠人一死，这是因为烈士崇尚奇节，所以对于同志之士，具有“偕死之义”，亦即不能同生，却能同死。即使不得已而一人先死，那么后死之人必然心许，他日事济，当以一死报答故人。一旦心许，其实就是立下了心盟。心已结盟，那么就会出于山川鬼神不可欺骗而有负盟约。可见，就烈士结交而言，所重者更是“心许之盟”，而不是“执牛耳之盟”。进而言之，正是因为烈士能够“守定见真”，然后才能做到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虽汤镬在前而视若鼎茵，虽金紫可博而眇若蒸燐。这是因为，他们无不“禀浩气于天地，凛大义于君臣”，然后能够做到九死不避，百折弥伸，不但不艳羡“八驺之贵”，更对自己的“七尺之身”不加爱惜。所有这些，无不出自一段“忠义”精神。正如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所言，忠义是天地的“元气”。当无事之日，则“韬为道术，发为事功，漠然不可见”。一旦发生重大事变，国家面临危难，就会“郁勃迫隘，流动而四出，贤士大夫欻起收之”。至于忠义精神的外在表现，无论是“碧血穷燐”，还是“土室牛车”，所凭借的都是这股忠义元气。

　　忠臣义士大多见于国破家亡之际，这就好像敲石出火，一闪即灭。假若国君不随之加以收敛，那么就会火种灭绝。自古以来，贤君明相，无不兢兢以忠孝风励天下。如汉高帝之贳季布，唐高祖之褒尧君素，激颓磨钝，大抵皆然。至于元世祖祭祀文天祥，伯颜抚恤汪立信之家，更是忠义礼教向少数民族渗透的典型之例。这就是说，出于君臣父子之性的忠义精神，根于人心，而征于事业，发于文章，虽历经变迁，却是更加不可磨灭。通观历代之史，如沈约撰《宋书》，对设立《袁粲传》尚存疑虑，齐武帝却说：“粲自是宋忠臣，何为不可？”欧阳修不为周韩通立传，反被君子所讥。此外，元朝听从胡南替宋忠臣李芾建立祠庙，明成祖对藏有方孝孺之书者不加罪责，诸如此类的例子，均称得上帝王盛德之事。正如清代学者姜宸英所言，作为一个臣子，他们的一切行为，无非都是各为其主。所以，对于胜国语言，忠臣事迹，根本用不着避忌。

　　明代忠义精神的表彰，始于明太祖洪武时代。明太祖登极之后，对于元末的忠义之士，如余阙、福寿、李黼之辈，无不加以宝恤，视之不啻祥麟威凤。经过洪武一朝的积累，积薪厝火，其焰立见，靖难革除之际，忠义再现，朝廷得食其报。然自明成祖称帝之后，灭灶扬灰，火星已尽。至明末，崇祯皇帝身殉社稷，光焰烛天，天下忠臣烈士闻风起义，踵顶相藉。这就犹如阳燧，对日取火，火自日出，不薪不灯，不木不石，然“其所取种者大也”。

　　明清易代之后，忠义精神，不绝如缕。清初士大夫遗民归庄作有一首《万古愁》曲子，对古代的圣贤君相，无不诋诃，而对桑海之际更是独多痛哭流涕，大抵可以归为《离骚》《天问》一类手笔。照理说来，归庄作为一个明代遗民，入清以后没有出仕清朝，却又经常说一些违碍新朝之言，理应不为新朝所喜，甚至有一种杀之而后快的感觉。让人感到诧异的是，清顺治皇帝在看到了这首《万古愁》曲之后，大加称赏，每次膳食之时，就下令让乐公“歌以侑食”。为此，清代史家全祖望议论道：“古之遗民野老，记甲子，哭庚申，大都潜伏于残山剩水之间，未闻有得播兴朝之钟吕者，是又一异事也。”其实，这也不是一大异事，而是新朝的统治者汲取历代帝王的统治经验，深感表彰忠义之臣，对新朝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比较而言，清代乾隆皇帝对忠义精神的价值，显然洞若观火。他曾经下过一道谕旨，对明代的遗民忠臣有一番评述，称颂他们说：“诸臣琐尾间关，有死无二。人臣忠于所事，实为无愧。”在表彰明朝遗民忠臣的同时，乾隆帝又下令让人编纂《贰臣传》，无疑也出于相同的目的。

　　明代士大夫的忠孝精神，在清代的士大夫中同样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姚鼐以燕国的乐毅与吴国的伍子胥为例，借此证明忠臣在生死面前并非只有选择死以尽忠一路。乐毅与伍子胥均为受命于先君之时，至嗣君即位后被抛弃。于是，两人在处理君臣关系时出现了迥然相异的做法：乐毅超然远引，而子胥恋恋不去，终以谏死于吴。两人的选择尽管不同，但在姚鼐看来，“盖古所谓忠臣之行，必度其心之所安而后为，非以苟托于名义以自居遂可也”, 都可以称得上是忠臣。又姚鼐在论到方孝孺时，就坦承忠义之气自然会合乎天地，作为士不必以名而传。这就是说，道德仁义与忠孝名节，可以“贯天地而无终敝”, 对忠孝的称扬已是达到一种道德认识上的极致。

　　已有的研究成果显示，当面临明末清初两朝鼎革之后，清初的明朝士大夫遗民大多趋向一种道德上的严格主义态度，对儒家的忠孝观念不时加以渲染，甚至严格化。入清以后，一些士大夫开始对明朝士大夫的“气节”提出了批评。如清初的理学大家李光地，从儒学原理的角度出发，对明代士大夫的气节作了重新的剖析，进而发现，若“敬”字从理上发出，就会心平气和，这就是俗语所说的“怕”字，所以将“恭人”称为“温温”，将“德隅”看作“抑抑”。明代的士大夫错会“敬”的本义，有意矜厉，即使能够做到壁立万仞，亦是泰而骄、威而猛，正好与“敬”本旨相反。在李光地看来，有意矜厉，是从气上做工夫，既然不再心平气和，就不可能“中节”。自东汉以来，出现了所谓的“气节”，其中的“节”是从“气”中出来，而不是来自“理”。经此分析，李光地断言，像刘宗周、黄道周一类的忠臣节义之士，尽管称得上是君子，但可惜他们的工夫全用在了“气”上，还是无法真正体现“敬”字的本义。正如清人汪辉祖所论，“气节”与“肆慢”，大有区别。所谓肆慢，就是“以贫贱骄人，必至恃贫无赖”。这就是说，位卑言高，均属获罪之道。至于不淟涊以乞怜，不唯阿以附势，固穷厉志，守义不移，这才称得上是气节。无论是李光地所谓的“有意矜厉”，还是汪辉祖所谓的“肆慢”，究其根本，就是一种理性的“敬意”，不再心平气和。 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