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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一书即将付梓之前，我愿就写作此书的缘由作一简单的说明，也算是对自己学术成长经历的一种回顾。

　　像我等无寂寂名，既无撰写日记之习，即使写了，也不会引起后人的关注；更不喜写一些回忆文字，投诸报章，以免贻误后学。然屈指数来，自学习乃至工作，误入史苑已近四十年。治史多年，其间难免会有一些甘苦，会有一些心得，于是只好借助后记，将久积于心的想法说出来。这完全是自说自话，是否得当，是否能引起同道、后学的共鸣，暂且无暇顾及。

　　我之关注明代士大夫群体，正式的研究成果当从《论晚明的士大夫》（《齐鲁学刊》,1991年）一文的刊发算起。若论对此问题开始感兴趣的源头，则可追溯到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当时因阅读谢国桢先生《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一书，突然对明末清初文人士大夫的结社产生好奇，于是广泛浏览史籍，以《复社的起源及其流变》为题，做了一篇本科毕业论文，于1984年正式提交。因关注士人所组织的文社，进而关注明末的生员阶层。自读亭林《生员论》三篇之后，深感作为士大夫下层的生员群体，他们的社会活动乃至与地方社会的关系，理应加以系统的梳理。机缘巧合，在1998年获得赴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我就以明代生员群体为题，费时三年余，写成《明代生员研究》这篇博士论文，于2001年正式提交。后又将其改名为《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于2005年正式出版。

　　若是走进士大夫的精神世界，我们不难发现，在明代的士大夫群体中，有的还在坚守传统的道德与精神，矢志不渝，甚至不乏有人成为殉道者；有的面对社会的变迁，物欲的横流，不免显得彷徨；而有

　　的则迎合时代潮流，不再固守传统，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进而引领时代精神。与之相应，再来看明代士大夫的个人生活乃至私德，有的依然故我，坚守“孔颜之乐”，不为物欲所动，显得有些古板甚或道貌岸然，不过这也是他们的真性情；有的犹犹豫豫，既想恪守一贯的道德准则，却又不免对新生活心生羡慕之意，戴着一顶假帽子活着；有的则干脆抛弃旧的生活准则，充分享受物质所带来的快乐，生活总是那样活泼泼的。如此种种，足以证明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多姿多彩，且呈一种“多样化”的风貌。

　　假如说拙著《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一书，是从社会史的视角对明代的下层士大夫加以综合的考察，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社会史研究的趋向；那么，写作《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一书，显然受到了“新文化史”研究思潮的影响。这一点不必讳言。尽管如此，我一直抱持这样的观点，新的理论模式可以启迪甚或开拓研究者的思路，却不可能取代任何具体问题的研究。与其迎合潮流，陷入模式化史学的范式陷阱，倒不如从史料出发，老老实实地从凌乱而又具体的史实中，勾勒出一条独特的内在变迁理路。我之研究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就是以此为出发点。至于其中的思路是否清晰，论证是否确当，观点能否为学界与读者所认同，则需留待时间的检验。

　　小友谭君徐锋，任职于出版社，对学术的追求却痴心未改，且对史学有不少独特的见解。多年来，热忱为学界服务，组织并出版了很多优秀的学术著作，嘉惠学林，功德无量。拙著得以出版，他与有力焉，让我很是铭感。宋旭景编辑，原是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学生，与我有一段师生缘分。后至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深造，学识更是精进。拙著的出版，她也付出了不少心血，在此一并致谢。北京师范大学是我的母校，我曾在此读书、任教十余年。拙著由母校出版社出版，也算是对母校培育之恩的一种回馈。

　　陈宝良识于缙云山下嘉陵江畔之螺壳室

　　2016年6月16日 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