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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灾难报道党媒就要当舆论“定盘星”

　　程远州

　　“你们不是主要做‘洗地’报道吗？怎么还关心家属？”6月11日，采访完认领遗物的“东方之星”客轮遇难者家属，我遇到了一位来自江苏的都市报记者，谈论起沉船事件中的新闻报道，他半开玩笑地问道。

　　当时，有一篇极为偏激的文章在微信朋友圈里流传甚广，题目叫《感谢你无数次洗过那么肮脏的地板》，主要是攻击主流媒体在突发灾难中的做法，攻击“江水无情，人间有爱”式的新闻报道思路。文中多次提及人民日报，并用“洗地”一词来概括媒体“把悲惨的事情搞得感人”的做法。同时，一系列抨击党媒报道的文章出台，且每每能吸引眼球、引起追捧。这类哗众取宠的“新闻批评”往往摘取个别“不争气”的报道为例，以偏概全，为党媒贴上“洗地”的标签。

　　那位记者的玩笑话刺痛了我，因为“洗地”这两个字，在这次灾难报道中，与《人民日报》无关。

　　回顾起来，在整个沉船事件报道中，关于党媒报道的网络评价经历了一个较大的转折。

　　6月2日上午，在前往监利的路上，我和分社记者付文就开始讨论工作安排。当时的任务很明确，主要有三个部分：一是前方动态——需要及时真实地报道救援进展，二是声音——需要表明立场和态度引导舆论，三是后方舆情——需要掌握舆论走向以便随时调整思路。当天，其他主流媒体也大体按照前两个部分进行报道，舆论场上虽有对救援迟缓的零星质疑，但主流基调仍是生命至上、全力救援。

　　6月3日开始，多元化的声音涌现，随着对救援队伍的报道增多，质疑声频出。当新华社《生命大救援》通讯刊出之后，网络上的责难与谩骂达到顶峰。批判声里，新闻文本中的灾难经过与救援人事被撕裂开来，分别代表着对灾难本身的报道和对救灾过程的审美。

　　批评并非全无道理。确实，媒体的关注点里，救灾英雄的事迹太多，遇难者的故事太少；救援的经过太多，原因的分析太少；感动的情绪太多，悲伤的氛围太少。在有些报道中，俨然将一场灾难变成了“感动中国”。

　　但话说回来，灾难与救援是事件的两面，本为一体，怎能割裂来看？救援信息，正是受众最为关心的内容，怎能不报？事故原因尚在调查，怎能随便播报？悲伤早已无以复加，何苦再来渲染？另外，会聚监利的救援官兵和群众，付出了极大努力，难道不应报道？

　　我认为，那些备受争议的报道并非有意为谁“洗地”，而是报道的时机和节奏没有把握好。须知，灾难中对新闻价值的判断，需要考虑时、效、度的平衡，在焦躁沸腾的舆论环境中，任何一次有失平衡的报道，都有可能成为质疑扑面而来的“酵母”，甚至扭转舆论形势。

　　在这样的突发灾难中，除了及时、透明、全方位报道事件进展之外，媒体还应自觉担当起抚慰生者、告慰逝者和鼓舞士气、促进救援的角色，需要“以人为本”，不仅关注逝者的生命尊严，而且关注人性的真善美，弘扬社会主流价值观。这些，无非为了八个字：逝者安息，生者坚强。“我们从未为谁‘洗地’。”我对那位都市报的记者说。

　　确实，在监利的10天，我们每天都在问自己，在这场灾难中，我们应处于怎样的角色，要做什么、能做什么。救援开始时，我们拒绝报道尚处于猜测中的事件责任方；救援无望时，拒绝公开遇难者的照片；遗物认领时，又拒绝采访悲恸欲绝的家属。现在我们能够说，发回的所有报道都符合新闻伦理的要求。

　　实际上，在沉船事件中，党媒无不以传播信息、引导舆论为己任，以促进事件的顺利解决为报道的原则。然而，我们还是被有些人视为“洗地”者。

　　原因复杂，除了一些报道没有把握好时机之外，有些党媒的报道内容也存在问题。譬如，有的报道只关注自上而下的国家救援，缺少对遇难者及其家属的人文关怀，将灾难变成记者个人才华展现的舞台；有的报道用词轻佻，缺少对灾难的心理感触，无视灾难报道中的言语禁忌。当然，也不排除有些人抱着惯有的成见或恶意，肆意诋毁。

　　在开放复杂的舆论生态环境中，灾难报道是对党媒工作的一场挑战。党媒更应加强路线自信，必须以舆论的“定盘星”自认，亮出鲜明的价值立场，坚守底线思维。正能量的报道很容易引起反讽和解构，被冠以“洗地”的恶名，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放弃对社会、对事件有益的报道。这正是党媒应有的责任和担当。

　　两个月后，8月13日一早，在地方部值班的天津分社记者朱少军打电话给我，说天津出事了，他要紧急赶回去参加报道，请我代值夜班。

　　这次值班，《人民日报》对天津港爆炸案的报道，使我对灾难面前，党媒如何当好舆论“定盘星”，又有了进一步的思考。

　　事故越严重，舆情越复杂。在这次事故中，围绕着死亡人数、环境影响、事故原因、救援是否得当等问题，舆情一度高涨，各种“猜想推断”充斥网络，恶化的舆论环境给事故的处理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

　　之所以说“媒体也是救援力量”，就是因为准确透明的信息，对于公众来说是最为重要的“镇定剂”。

　　无论是天津爆炸事故还是两个月前的监利沉船事故，在谣言和信息不透明等因素的推动下，都发生了死难者亲属冲击新闻发布会、要求去现场的事件。突发灾难事件中，谣言往往牵制了大量抢险救援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党报的作用更为凸显。

　　事故发生后，前方记者不遗余力地探究真相、回应公众关切，为事故现场指挥组有效补位。短短几天，《人民日报》“求证”栏目做了4期，加上每天一篇综合报道，针对公众关心的爆炸原因、污染物扩散、死亡人数、危化品处置等问题做了回应，充分地为公众提供了负责任、经得起检验的信息。

　　同时，连续多篇评论直面公众关切、澄清不实传言、答疑解惑、引导舆论走向，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新闻在现场，但突发灾难报道，救援是第一位的，新闻也要为此服务。

　　8月14日，一篇题为《走多远，作多久》的文章在网上疯传。一名年轻记者，冒着生命危险，独自走向火场，拍下大量照片。读者评价不一，有赞其勇气，称其为新闻业良心的；也有为其担忧，质疑其干扰救援的。

　　确实，在灾难中，如此做法并不值得提倡：一是与其拍摄到的照片相比，他冒着生命危险去做的事并不值当（那些照片完全可以用其他的途径获得，比如航拍）；二是在消防队明确要求所有人撤出核心区域的情况下，滞留其中，很可能为救援带来麻烦。

　　从媒体的社会责任上说，灾难报道应以服务救援为宗旨，报道救援进展、回应公众关切、安抚遇难者家属等，都是为了让救援在有序的舆论环境中开展。灾难中，记者不能充当英雄，报道也不允许追逐噱头。

　　当好舆论“定盘星”，必须杜绝“将丧事当喜事办”的宣传方式。

　　有人说，每当一个大的事件发生后，有些媒体就会陷入一场表扬和自我表扬的狂欢。多年来的灾难报道，我们习惯于将灾难话语转换成救援话语，报道中呈现更多的是对救险英雄的赞美，对救援迅速的歌颂。这样的报道模式被国外媒体和公众戏称为“灾难审美”，引来诟病良多。如此下去，不仅媒体的公信力丧失，也极容易造成舆论的反转。

　　这次，在我们的报道中也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截至8月17日，总计32篇见报稿件中，有动态消息，有深度分析，有冷静评论，唯独没有刻意而为的“灾难审美”。

　　比如，当月15日的《天津港事故三大关注直击》，直面事故处置、环境安全、救援安置问题，深度分析热点话题，传递准确信息；16日的《氰化物未对隔离区外的空气和水造成污染》，回应舆论热点，澄清了氰化物泄漏的不实传言；17日的《天津将为房屋受损业主发放租房补贴》，跟踪最新舆情，及时回应关切。

　　在突发灾难报道中，第一位的是救援，其次是人文，最后是追责和反思。

　　但为救援服务，并不意味着事事顺着舆论来，引导舆论首先要有直面舆论压力的担当。8月14日，一则《发布会现场天津官员睡觉，我就呵呵了》的帖子引起热议。天津分社记者靳博顶着舆论压力，在人民日报客户端发声，称帖中“官员”是自己，因为十几小时没有休息，所以在等待发布会的时候打了个盹。这一解释，获得网友好评无数。

　　为救援服务，也不意味着事事顺着现场指挥组来，为其所有的做法“背书”。媒体，仍然应是相对独立的一方，监督的鞭子不能放下。在天津港事故发生后的几天里，前方记者发回十几篇舆情和内参，其中有对救援情况的实时报道，也有对事态发展的跟进，有对事故原因的追问，也有对事故信息发布方式的质疑等，为事故的妥善处理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作者系人民日报社湖北分社记者）

　　附：

　　72小时，生命至上

　　顾兆农 付文 程远州 刘志强

　　小心翼翼递送，轻轻装裹安放，随后，全体人员肃立默哀……

　　6月4日10时05分，湖北监利“东方之星”客轮救援现场，十几位救援人员接力，又一位遇难者遗体被送出水面。

　　在灾难面前，尽一切可能尊重生命，尽一切努力为了生命，这样的虔诚和努力或许会告慰那些不幸的罹难者。截至6月4日晚，翻沉事件已过去72小时。黄金72小时，争分夺秒72小时，更是协同作战72小时。72小时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交通部门紧急行动，解放军、武警部队来了，医疗队来了，湖北省、重庆市、湖南省等各方面都紧急行动起来……

　　突发事故，国家救援。

　　截至6月4日晚，据不完全统计，事发地长江沿线已有上万人在全力搜救遇险人员。

　　现场救援——

　　彻夜未曾片刻停歇

　　“我们始终没有放弃搜寻。”在搜救现场，长江航道救助打捞局水下检测中心主任林汉，指着仍在敲打舱体探测生命迹象的工作人员说。

　　4日傍晚，“东方之星”客轮翻沉事件前方指挥部会议决定，从20时起实施沉船扶正救助打捞方案。当天上午在沉船底部，工作人员正在焊接系缆桩。而潜水员仍在不停下水搜救。

　　水下检测中心包括潜水平台和潜水员水上水下两部分人员。从2日上午到达现场后，他们就一刻不停地轮班搜救，40多小时，林汉和这些救援人员几乎没有睡过觉。

　　从4日上午8时起，救捞联合救援队的潜水员开始分成3个小组，2个继续穿引过底钢丝，1个继续潜进舱室搜救。

　　4日下午，当记者见到47岁的上海打捞局资深潜水员卢平时，他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他和他的10多位同事，从2日一大早接到紧急通知来到救援现场后，就没怎么合眼，大家轮流下水作业。

　　“水下能见度很低，戴着探照灯也没用，只能靠手去摸。”卢平告诉记者，水下温度很低，高强度作业后身上十分冰冷，到岸上后“人抖得不行”。卢平这次救捞最长在水下坚持了两小时，“这时候已经完全顾不上自己了”。

　　6月的江边，弥漫的雾雨见证了彻夜未停的现场救援。专家们根据船体构造、水文情况紧急研究最佳救援方案；潜水员们轮班下水，对所有舱室逐一探寻；医护人员彻夜待命，随时救治抢救上来的人；而守在岸边负责转运，保障道路、照明、疏导，以及随时待命的武警官兵和各路工作人员也是彻夜坚守。除了救援现场，还有长江两岸至大马洲下游220公里处的沿岸搜寻，还有监利县城里后方保障……

　　八方来助——

　　可贵最是勠力同心

　　“全国最优秀的潜水员，最有经验的救援专家，最适应环境的优良装备，都已按照部署集结到这里，正在抓紧救援。”有关负责人这样说。

　　集中力量，勠力同心，多方协调，迅速救援，这是近年来处理重特大事故、灾难的经验，也在这次客船翻沉事件的救援中得到了展现。

　　客船翻沉救援，是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交通部门，除了对沉船扫描定位、救助打捞，协调船舶现场搜救，还要警戒并疏导事发水域交通；卫生部门，除了组织卫生救援力量，还要安排救援场所、协调救援车辆、进行心理干预；还有水文气象部门，现场水文、气象监测、察看分析；所在地党委政府，接待家属、安排保障；解放军、武警部队，灾情侦察、现场搜救、外围警戒、应急抢救；长江调度三峡水库下泄容量方便救援……

　　从解放军、武警、海事、长航、消防等现场救援，到卫生、气象、水文、通信、燃油、饮水、直升机等现场保障，救援的每一项工作，背后都是成百上千人的默默参与；救援的每个阶段，都需要多部门协调推进。

　　6月2日，沉船中的两名幸存者被海军工程大学潜水员官东成功救出。官东为救其中一名幸存者，将潜水器具让给对方，自己险些被急流冲走。这只是解放军、武警部队参与救援的一个侧面。据了解，海军从北海舰队、东海舰队、南海舰队和海军工程大学抽调了潜水兵力组成140余人的搜救力量。2日，空降兵某直升机团3架直升机和空军航空兵某师1架伊尔-76飞机，赴湖北监利有关地域执行灾情侦察任务。根据需要，空军还派出两架直升机从北京起飞，赴事发地域执行相关任务。据了解，另有3架直升机在武汉待命出动。

　　随着救援的开展，湖北、江苏、湖南等省份也迅速行动起来，加入搜救、保障、善后等队伍。

　　自发参与——

　　筑起搜救“人民长堤”

　　“我在江上开了一辈子渔船，从没有遇到过这么大的风！”4日，回忆起6月1日夜间的情况，唐光华心有余悸。53岁的唐光华是一个小渔船主，拥有一艘柴油船，现停泊在趸船旁边。平时，他的工作是给长江重庆航道工程局在监利的项目跑机动，运货运人。3日来，他运过前线救援的武警战士，也送过各式各样的货物。

　　“在江面上互相帮助是很平常的，这次这么大的事，我自然要来。只要是需要我开船的，我都服从安排。”唐光华说。

　　灾难面前，普通群众纷纷自发参与救援，或沿江边搜寻幸存者，或积极参与志愿服务，成为搜救遇险者、安抚家属、保障救援的“人民长堤”。

　　4日，记者在监利县高速路出口看到，不少市民开着私家车过来，汽车后视镜上挂着黄丝带，为需要用车的家属、救援人员和记者提供用车服务。得知房源不足后，有些市民已把家里腾出来，打算免费接待乘客家属。3日，已安顿好的部分乘客家属还收到当地群众自发送上门的饮用水和食品。另据了解，一些考生和家长也腾退宾馆供乘客家属居住，部分宾馆食宿全免向乘客家属开放。

　　客船翻沉后，湖北、湖南两省大批渔民也自发参与到救援中，成群结队、自带装备、顶风冒雨在波涛汹涌的江面上搜救幸存者。6月2日凌晨，湖南岳阳君山区村民冯凯敏和同事冒着大风大雨驾船进入长江，救起了一名“东方之星”翻沉事件中的落水者。截至4日下午，仅与监利一江之隔的湖南岳阳市就出动搜救人员6150人次，搜救船只355艘次，救护车76台次、医护人员245人次，成功救起遇险人员两人，打捞遇难者遗体10具。

　　站在72小时节点上，救援仍在继续。一线希望，百倍努力。亿万民众正守候在网络、电视、电台前，关注着救援，为失踪者祈祷，与家属们一同期待奇迹的发生。

　　（原载《人民日报》2015年6月5日）

　　（顾兆农系人民日报社湖北分社社长；付文系人民日报社甘肃分社采编中心主任；刘志强系人民日报社经济社会部记者） 增强“四力”专题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