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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倾听来自大地最深处的颤动

　　赵鹏

　　作为一名记者，行走基层、深入基层是我们的家常便饭。为什么“走转改”首先要强调“走”？很多部门、很多单位也在强调“深入基层”，身为媒体人的“深入基层”又与他们有何不同？除了完成采访报道任务外，驻地记者的“下基层”，还应该有哪些不同的收获呢？

　　2015年4月至2016年2月，不到一年时间，我先后三次赴宁德采访报道闽东扶贫工作。三次采访，两篇记者调查、一篇3000字的长篇通讯，总报道量超过2万字。从未有过的经历——主题不能变更、内容不能重复、视角不能散乱，每一次都“要把这一次写成在同一领域，（至少是近期内）别人无法超越的”。

　　特别是2016年1月初那次，陪同王一彪副总编辑到宁德赤溪村采访，接到任务后我说能不能等我先去踩踩点、摸摸情况之后再定。因为尽管我对赤溪村并不陌生，但这是一个只有1500多人、在这两年内已经被多家媒体广泛报道、2015年年初登过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村，实在是心里没底。

　　在村里住了6天5夜，一切都释然了。在这个中国社会最基层的地方、在这片大地的最深处，我听到了一丝丝的颤动。虽然遥远却一直不间断，虽然细微却同样强烈，虽然也有杂音，但却与我们每个人的心一样，澎湃而火热。我想，这应该就是一名媒体人、一名党报人获取基层能量的能力。

　　到基层去寻找时代答案

　　在转型期内、在新常态下，世界既让人眼前丰富多彩，也令人内心充满困惑。多元声音、多元视角给人带来更多的欲望，这种欲望激起欢欣，也引来更多痛苦。困惑与痛苦中，我们最大的失落是方向感，似乎都对，又似乎都不对。

　　我们如此，读者也如此。世界需要一个答案、读者也需要一个答案，而这个答案就“埋”在基层。

　　风起于青 之末。社会变革起源于基层，时代变迁涌动于基层，同样，展现在表层的矛盾积累聚集于基层，而破解矛盾的方法也发轫于基层。正因如此，我在福建工作20多年来，把每一次下乡采访不仅仅看成是完成报道任务，更当成一场社会调研。越是深入，越是觉得基层蕴藏着无穷的故事，给人以无尽的思考。越是深入，越是觉得基层于我，还有很多未解之谜。

　　同样的主题，不同的视角、人物、经历，都会让我找到不同的答案。就像三次闽东扶贫报道。特别是赤溪村的报道，6天5夜采访了30多名不同人物。后来王总再问我报道的事时，我给他画了一张人物图表：兄弟、父子、前后任、同事、同学、股东合伙人、夫妻……复杂的人物关系，“织”出了这个长篇记者调查报道的逻辑联系。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是时代节点的折射；每一个人的喜怒哀乐，都是改革开放30多年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

　　这个时代需要答案，这个社会需要答案。我们笔下的世界就是读者眼前的世界。党报媒体人更应该肩负起自身使命，到充满答案的基层中去。

　　到基层去提升自身能力

　　看过《舌尖上的中国2》的观众，不知是否还记得捕捉跳跳鱼（也叫弹涂鱼）的一段画面：捕捞者手抛长丝，一甩一钓，潇洒好看，田园之趣，扑面而至。其实真实生活中捕捉跳跳鱼，根本不是这个样子。这就好像在诗人的眼中农村是田园，在打工者的眼中农村是故乡，在一些城市人的眼中农村是蒙昧落后，在一些理论工作者的眼中农村是狡黠智慧。而在我眼中，这些都是，也都不是。

　　我出生成长在城市，基层对我来说是陌生的。刚工作时，觉得什么都不懂，后来觉得不过了了，再后来，又觉得什么都不懂……如今想来，每一次对基层的重新认识，其实也恰恰是我自己对中国社会又一次更新认识和加深理解。而这种更新与加深，反映到报道上，正是提升自身业务能力的有效途径。

　　在同一地域工作了20多年，不论初心如何，总有能量耗尽、厌烦倦怠的时候。想来想去，只有像大树一样，把双脚扎进大地深处，才能源源不断地获取能量和营养。对于做思想舆论工作的党报媒体人来说，更是如此。人的思想不是无源之水、不是无本之木，源和本有两个，一处来自理论建设，一处就来自基层大地。

　　扶贫是个老话题，我到福建就开始接触。原来一直以为“老题自有老路走”，其实事实并非如此。且不论时代的发展引发出的新问题，即使是老问题在新时代也会给每个人带来新的思考。赤溪村作为一个典型，大量媒体关注的是她的变化和成就，但却并不知道，这个村曾历经10年的停滞与混乱；很多人羡慕她曾经被高层高度关注并给予一些特殊政策，但却不知道，在这种光环和厚爱下新的利益争夺又催化出新的矛盾；外界视她为标杆与奇迹，但却不知道，佳话背后一样充满尴尬与困窘。

　　清醒与冷静，是我们作为媒体人不得不坚守的品格。对基层，不能是简单诗化，必须要有发自内心的善意；不能是简单抨击，更要有远于别人的透彻剖析；不能是简单归类，而要有谦逊学习的敬畏。每完成一次这样的深度报道，基层同志常常表示感谢我的辛苦，我更感谢他们对我的充分信任以及给予我的毫无保留的信息。在这样的互取中，业务能力才能不断进步。

　　（作者系人民日报社广东分社副社长，时任人民日报社福建分社采编中心主任，多次获中国新闻奖）

　　附：

　　听农民吐心声，与干部聊出路，和返乡创业大学生探未来

　　驻村三日

　　赵鹏

　　记者随福建省宁德市委书记深入福安市，驻村3天开展基层调查：当下农村是个啥状态？未来农村建设、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希望在哪里？

　　13村农民

　　最发愁的是人走光、村很穷、钱难挣

　　这3天，我们一共走访了13个村，分别住过溪潭镇的蹯溪村、穆云乡的燕坑村和社口镇的坦洋村，都是山区村，经济不算富裕。村里人最发愁3个问题：人走光、村很穷、钱难挣。

　　蹯溪村人口2300多，其中700多人外出打工。村里没什么企业，村集体收入就靠两个小店铺，一年2000元。耕地有1000来亩，山地9000多亩，一直以种茶为主。这几年又先后种了太子参、脐橙、杨梅等。

　　燕坑村是个纯畲族村，位于闽东第一高峰白山麓，海拔近600米。全村640多人，外出打工最多时只剩下100多人。耕地500多亩，林地3800多亩。同样一直以种茶为主，另外发展了些太子参、水蜜桃、葡萄产业，村集体几乎无收入。

　　比较起来，这些山区村很多地方相似：“土里刨食”村难富，都没什么企业。

　　“土里刨食”，并且大多跟风种、缺技术，面临市场与自然双重风险：茶叶种的普遍是福云6号、7号等传统品种，种植已久，价格虽平稳，但收入不高。今年气候不错，行情还算好，每斤三四十元；太子参是近年引入，由于数量大增，行情也如“过山车”般波动很大。去年一担（100斤）还能达800多元，今年就一下子跌到300多元。由于太子参更适于海拔500～800米，像溪潭镇的地理环境种植并不太理想，病害较重，打药、上肥频繁，成本上升。一年仅药、肥投入就高达每亩7000多元，利润几无。政府引导推广一个新品种不易，同样，政府引导不搞同一品种也不易。

　　村里无财，万事都难：地里挣不到钱，青壮劳力就都外出打工。而村集体没钱，别说引导农民搞设施农业，就是村里的公益事业都难以开展。路灯、自来水、道路甚至是垃圾桶等，也是刚刚才有。

　　两位村干部

　　最主要工作是讨到钱、保稳定、做任务

　　蹯溪和燕坑两个村还有个共同特点：村干部老化。前者支书叫王绍璋，64岁，去年第二次被选上。后者支书叫雷六弟，54岁，支书也做了几任。两人其实都不想再做，但没人愿干，只好硬撑着。为什么呢？

　　事太多，钱太少。村里每年必须完成的任务非常杂，计生、征兵、殡改、综治等一样不能少。以前一个月只有840元工资，现在每月1000零几块。村里穷，做啥事都得去求人。

　　王绍璋说他上任后最得意的是为村里完成了“一个半”项目：“一个”是自来水，花了30多万元，靠的是福安市“一事一议”项目。但这种项目，每年最多一村一个。福安在福建算是比较发达的县级市，年自有财政能达20亿元左右，可村多（480个村）人也多，财政也无力全盘包下。“半个”是盖了一座三层的村卫生所，封顶了，但没钱装修。2004年时，他们还做过村里的公路，因为刚好是省道，从省里还讨到每公里19万元补贴。

　　近年来，随着中央、省里对农村各项工作扶持力度加大，各类水、电、路、桥、基本农田等建设内容，均有各种扶持补贴政策。在基层村、镇、县，但凡想建什么，就看谁能比对政策，谁更有办法讨到相关补助。

　　兴村关键要“造血”。这正是福建省“下派干部，挂村扶贫”工作的最终目的，可也是下派干部最头痛的地方。张恒华2011年时被下派至燕坑村担当第一村支书。想推广复种小花生，可没地，只好借农民的地里套种；想推广刺葡萄，又没地，就干脆在从村口到村部的路上搭建了500米棚架，在棚架上栽葡萄。也正靠此，到2012年年底，燕坑村村容村貌脱胎换骨，村集体和村民收入分别达到2.2万元和7000元，比扶贫开发前分别增长79.5%和214%！而如何能长期保持发展势头，还是一道难题。

　　俩回乡大学生

　　带新观念，有新技术，欲在乡土展身手

　　“初生牛犊、朝气蓬勃”，这是记者见到林恩辉、谢思惠时的第一印象。

　　林恩辉25岁，2008年毕业于福建省农业大学。2011年春，拿着父亲借给她的50万元，小林只身来到海拔700多米的晓阳镇，成立恩辉农博园，准备在这片高山上发展生态、观光等新型农业。但现实却泼了她一瓢冷水。先是租地难。十几亩平地就会涉及几十户甚至上百户农民；再是人心难齐。租下的地，种下桃树不到半年，反悔的村民偷偷洒下除草剂毁了桃园。

　　但小林是个很坚强的女孩子。大哭了一场、父母又劝她别干，她不仅没放弃反倒干脆又拖着老爸，两人一起上山自己动手盖了座二层板房，板子自己锯、水电自己拉，又当办公室又做宿舍楼，算是彻底扎下根儿来。

　　小林的诚意最终让农民接纳了她，同意与她合作栽种新品种，收益对半分。一季下来，成效立见——以往当地栽种的葡萄一斤收购价最多3元，亩均毛收益6000元；而用她的办法下来的，当季一斤就卖到7.8元，亩收益达到1.5万元！

　　另一位大学生谢思惠，主动放弃保研机会，从山东农大带着七八万元资金回乡创业。同样是种生姜，他种的一亩收益是农民的3倍；同样是种土豆，他发展了全套产业链，收益则是别人的10倍！

　　记者手记：

　　“当今中国城市、工业早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数以亿计的普通农民所从事的农业却仍多停留于传统方式。要用工业化理念发展农业时，实地调查、规模生产、科技含量、推广新品、市场导向、绿色生产……最终需要体现在生产者身上的诸多新观念、新方法、新模式，返乡创业大学生式的新型农民堪此担当。”调研结束时，记者和市委书记攀谈起此行收获时，他这么说。

　　驻村前一周，宁德市委正式出台《关于进一步扶持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暂行办法》新策，内含从生活到生产各环节相当含金量的扶持返乡大学生的内容。“知晓率、落实率，建立返乡学生情况调查台账统计率，这‘三率’须在下月前达到三个100%！制定了好政策，就不能让政策睡大觉！”结束调查前，市委书记专门叮嘱随行市委办主任马上回去落实。

　　7月福建，酷暑依旧。驻村3日，笔记记得心头沉甸甸，在炎热中感受到不少凉意……

　　（原载《人民日报》2013年7月23日，本文获2013年中国新闻奖） 增强“四力”专题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