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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一

　　“脚力”

　　好新闻永远在基层

　　“脚力”，是“走基层”的形象说法。

　　好新闻都是“走出来”的，“跑出来”的。

　　好记者首先要有一双“铁脚板”。毛泽东同志一直是主张“踏烂布鞋再说话”的。当年，他用32天步行700多公里，实地考察后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一光辉文献。

　　只有“走到”，才能“看到、想到、写到、拍到”。如同田里的麦穗，身子俯得越低，收获才会越丰厚。

　　茫茫戈壁，有他的足迹；天山深处，有他的身影；边防哨所，有他的笑容。

　　维吾尔族老人亲切地喊他“记者巴郎子”；塔里木油田人自豪地称他“荣誉职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老军垦由衷地赞他“人民记者”。

　　2007年11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的《人民记者——记人民日报驻新疆记者站站长王慧敏》中，这样报道这位党的十七大代表。王慧敏是近几年在《人民日报》刊发头版头条最多的记者，他常说：“我的很多头条都是‘走出来’的。”比如长篇通讯《热血铸雄关》，报道的是平均海拔3000多米的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军民卫国戍边的事迹。

　　他在边境线上奔波了半个多月，与边防战士同吃、同住、同巡逻，仅采访笔记就记了3大本，随后又六易其稿……

　　王慧敏后来任浙江分社社长时，仍带头参加“新春走基层”活动，大年三十夜宿农家，实地感受一个曾经出了名的贫困村的深刻变化。报道刊出后他写道：

　　只有到基层，才能把握社会脉搏的律动；只有到基层，观察、思考问题才能深入；只有到基层，写出的新闻作品才有感染力、生命力和吸引力。

　　下姜村采访回来后，我对自己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把“走基层”作为常态，只要当一天记者，就要坚持一天！

　　增强“脚力”贵在走，更贵在走得实、走得远、走得久。如果没有历时10个月、行程4000余里的西部之行，范长江就不会写出中国新闻史上著名的通讯集《中国的西北角》；如果没有深入基层的扎实采访，就不会有通讯主角和作者同时齐名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这一传世佳作，在亿万人民心里播撒下党的好干部“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的精神种子；如果没有对农村形势的深入调查，就不会有范敬宜的《莫把“开头”当“过头”》这一在历史关键时刻产生“一锤定音”之力的名篇。

　　薪火相传是精神。中国新闻奖获得者赵鹏，在人民日报社福建分社驻站20多年，长期坚持走基层、深入基层，双脚始终贴着大地和民众。最近几年，他关于长汀水土治理、晋江经验、福州“马上就办”、莆田木兰溪治理、福建林业改革等报道，先后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肯定。他发自肺腑地认为，这是20多年来“倾听来自大地最深处的颤动”的结果：

　　在同一地域工作了20多年，不论初心如何，总有能量耗尽、厌烦倦怠的时候。想来想去，只有像大树一样，把双脚扎进大地深处，才能源源不断地获取能量和营养。对于做思想舆论工作的党报媒体人来说，更是如此。人的思想不是无源之水、不是无本之木，源和本有两个，一处来自理论建设，一处就来自基层大地。

　　“文生于情，情生于身之所历。”在路上心里才有时代，在基层心里才有群众。从范长江提出“一张报纸，一个记者，其基础在群众，前途也在群众”，到穆青以“勿忘人民”激励青年；从魏巍以“最可爱的人”褒奖志愿军，到“走转改”活动提倡“同群众坐在一条板凳上”，不同时期的新闻人，共同表达着作为党的新闻工作者永葆革命之志、永怀人民之心的优良传统和使命担当。

　　发生在一名普通送奶工身上的大半年前的旧闻，再写还有意义吗？人民日报记者何勇在采写《王秀珍：165张假条写诚信》之前，心里是打问号的。迈进群众的门槛容易，走进群众的心坎不易。但当他凌晨4时，准备跟随主人公到送奶的小区一起上上下下爬楼、挨家挨户送奶时，主人公已工作一个多小时了。走进人物心底，他发现，“这个曾遭遇诸多不幸的女人，淡定面对苦涩生活，把无奈变成了坚强，把泪水藏起，让微笑绽放……”他把这份感情倾注笔端，报道刊出后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何勇感动颇深，也感慨颇深：

　　给平凡人更多关注，给普通人更多镜头，给小人物更多笔墨，尽可能多地反映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描写他们在社会剧烈变革中的境遇诉求、生存状态，为他们鼓与呼，不仅遵循了新闻报道“三贴近”的要求，也充分体现着我们编辑记者的人文关怀和人文情怀，这正是党报人民性之所在。……每当采访这样的普通人物，我都有许多感动和感慨。一次次采访，对记者也是一次次精神的洗礼。

　　走进现场，心里才有感动；深入基层，心里才有人民，才会与人民心相连、心贴心，为人民的利益鼓与呼，为人民的利益担当坚守。人民日报著名记者吴兴华，“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新闻战线一颗闪亮的星。”1993年6月27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本色——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人民日报驻湖南记者站站长吴兴华》中，这样报道他：

　　当时，一些“文革”中的派头头制造“地震”，闹得地方不得安宁。吴兴华写出一篇篇彻底否定“文革”、揭露派头头的内参和报道：《不能让段远来再横行霸道》《邵阳“文革”派头头寻衅闹事本性不改》……引起了中央和湖南省委的高度重视。很快，保护网冲破了，伪装揭开了，邪恶势力被送上审判台。

　　时光可以改变很多，无法改变的是一个新闻人永远心系人民、只要群众拥护就要奋笔而起的初心。在临近退休之际，他又先后采写了《嘉禾高考舞弊案曝光之后》《湖南娄底市政府督查室：让被调查单位报销发票万余元》《长沙制售假证件活动猖獗》《罗家铺村村民的困惑》等一批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报道。他说：

　　我们不能只当跑机关的记者，要多挤时间，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了解党的方针、路线、政策的贯彻情况，了解群众对贯彻党的政策的反映，把群众对党的政策以及贯彻情况的反映，把群众的情绪、意见和要求反映到我们的报纸上来，推动党的方针、路线、政策的贯彻落实。

　　走下去，才能抓到新闻；在现场，才会认识现实。离基层越近，离新闻越近；离群众越近，离实际才越近。明白了这个道理，无论是资深“老记”，还是入门新兵，都能抓到真正的新闻，写出受读者欢迎的新闻。乔栋到人民日报地方分社工作只半年，第一次报道乡村，又赶巧碰上临县红枣到底是好卖还是不好卖的“罗生门”。真实的答案在哪里？在县里已经了解清楚情况，可他依然决定继续前行，去实地考察，零距离观察。

　　山路上，素以胆大著称的同行记者，“生平第一次坐在后排系上了安全带”。而身为山西“土著”的我，开了一半山路后把车交给了更熟悉路况的红枣局工作人员……

　　一趟夜行，却明亮了心。报道产生了很好的反响。乔栋十分欣慰，“就《薛家垛的红枣好卖了》这篇报道而言，我想起码起到了正视听、引舆论的作用”。

　　走下去，和人民群众建立了真挚的感情，就会真正懂得，实践和基层才是最好的课堂，人民群众才是最好的老师。如同大地会馈赠你果实，天空会馈赠你阳光。

　　人民日报记者王汉超2013年1月4日发表的《郝堂 画家画出的小村》，让河南信阳的郝堂村走进公众视野，一时成为“美丽乡村”的代名词。此后3年他多次采访郝堂，踏遍了村庄的每个角落，熟稔了郝堂的每寸土地，读懂了村民对“获得感”的期盼。采写《郝堂 留住乡愁》前，他又深扎采访8天。就像一位新闻阅评专家称赞的，“这是一篇‘慢热’的稿子。”慢是因为记者扎得深，慢是因为记者想得深，慢是因为记者力图将郝堂厚赠予己的城镇化大变革时代对乡村价值的再认识，传递分享给每一位读者。

　　专家评价此文“道出新农村建设实情真经”“堪称一篇‘乡村发现’的力作”。而王汉超认为最要感谢的，是郝堂这位最好的老师：

　　郝堂提供了8天最优质的课程，他们积累多年专家讲课的理念，所有关于“三农”的碰撞交锋，实践中检验出来的可与不可，农村的实际情况，中央的政策指向……全是硬货，全是前沿，全有案例，每个采访对象轮流授课，纷至沓来，应接不暇。

　　我们心中都有一个农村，郝堂厚赠，教会我深度地看到我们的故乡。

　　新闻界有句老话，脚底的泥土有多少，笔下的故事就有多少，心中沉淀的情感就有多深。增强“脚力”走进基层，是去发现，也是去获得。心里装着群众，笔下就有力量。

　　心里装着群众，党的十七大代表王慧敏，才会在新春佳节还想着抓“活鱼”，大年三十去住农家；心里装着群众，全国劳模吴兴华才会不为名声所累，年近花甲依然迎着热点上，始终保持为人民群众鼓与呼的本色；心里装着群众，面对灾难，一个真正的记者才会像战士一样勇敢地冲上去。

　　刘裕国，是最早进入汶川地震灾区的人民日报记者，发出了第一篇来自灾区的报道；他是首个到达北川的人民日报记者，风雨兼程40多天，走遍了受灾最重的十几个乡镇和几十个村组，亲历了生死大营救每个阶段；先后有一百多篇报道落地，是前方记者中发稿量最多的一个。

　　面对灾情，记者就要像抢险的战士一样，只能往前冲，别无选择。

　　我只有一个念头：到重灾区去，到读者最关心的地方去，到一切需要报道的地方去，这是记者的天职。

　　锤炼“脚力”，就要坚持到现场、在路上，迈开双脚走天下。到社会最基层中去，到条件最艰苦的地方去，到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地方去，到问题和矛盾最突出的地方去。去探索，去发现，去报道，去精彩讲述新时代的中国故事。

　　好记者，永远在路上。

　　好新闻，永远在基层。

　　走基层必须“沉下去”

　　王慧敏

　　新春走基层，我选择了浙西淳安县枫树岭镇的下姜村。

　　反映浙江农村的变化，下姜村很有代表性：一、它曾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二、它是张德江、习近平、赵洪祝、夏宝龙连续四任省委书记的“帮扶村”。

　　此前，我曾随赵洪祝书记三次到过这个小山村。浙西多山，群山逶迤，下姜村就躲在山的皱褶里。前几次去，印象最深的是行路难：搓板一样的山道沿着溪流绕来绕去，颠得你的五脏六腑都要跳出来。尽管距县城才100多里，每次都要折腾上几个小时……

　　说实在的，如果图省事，凭以往对这个村的了解，看看资料，在村里走马观花转转，听听村干部介绍一番村里情况，也能写出一篇可交差的稿子。但那样的东西肯定生动不起来。

　　这次，事先没有和村干部联系，我一头扎进了村里，一条一条街巷信步转悠，随意跨进一个一个院落和农户促膝攀谈，问农民怎样调整种植业结构，烧火的问题怎样解决，卖难问题如何处理，“农家乐”客源问题如何保证，文化生活怎样满足……

　　掌握基本情况后，并没有就此满足——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我扮作游客走进了“枫林农家乐”，一间间客房察看，摸进灶间饶有兴致地打量房梁上挂的一串串腊味，并和店主姜海根及几位住店游客天南地北聊起了家常。有了这番实地的勘察，结论出来了：“‘农家乐’富农家”，果真不虚！

　　“观光农业”到底有没有吸引力？为了找到答案，我又爬上山梁逐一查看水蜜桃园、紫葡萄园、草莓园……用脚步在田埂上丈量，那山那水便有了质感。当村支书杨红马介绍“从春天到深秋，山坡上的花一茬接一茬开，水果一茬接一茬摘，整个村子就是一个大花园、大果园”时，我有了立体的感受，似乎看到春日里蜂飞蝶闹、姹紫嫣红的盛景，闻到了瓜果成熟时沁人心脾的芳香。

　　入夜，为了拍一张除夕夜的下姜村全景，顾不上吃饭，我和村支书杨红马又深一脚浅一脚爬上了村里的制高点。夜幕四合，又没有带三脚架，为了拍到一张满意的照片，我采用慢曝光的方式趴在地上将机子架在土块上等待。效果不行，就删掉接着来。如是者再三。那张见报的照片，整整用去了一个半小时。到农户姜祖海家吃年夜饭时，我看看墙上的时钟，已20点40分。匆匆扒了几口饭，便回到村招待所赶稿子。

　　“脚上沾多少泥土，心中便有多少真情。”这次采访，使我对这句话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走遍了村子，聊遍了农户，吃透了村里角角落落的情况，下姜村这些年的发展变化如放电影般在脑海里一幕幕跃动起来。是那样的清晰可触！

　　有了真情，有了鲜活的素材，笔下也便有了“温度”。姜祖海“多一个广场少一个赌场，多看名角少些口角”这些伴有泥土气息的话语，村文化礼堂广场上那个额头上挂着汗珠的虎背熊腰的舞龙青年形象，在我的笔下生动地流泻出来。

　　12点左右，终于将稿子发回报社。刚想躺一会儿，杨振武社长 就打来电话，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能否将视角更多地对准群众、对准变化？这样更能突出主题。

　　我的原文重点写了四任书记的帮扶工作。于是，我重新打开了电脑。

　　等文章写完，已是凌晨4点多。窗外，报春的鞭炮已噼噼啪啪响了起来。山里的冬夜，阴冷阴冷。村招待所，没有取暖设备，被子潮乎乎、重乎乎的。和衣躺在床上，我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这次采访，除了带给我“抓活鱼”“接地气”的快感外，也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新闻采写课：对比前后两稿，我明白了什么是大局，明白了怎样去提升新闻“生产力”。

　　采访归来，感慨良多：尽管新闻从业已经20多年了，自己还有很多很多的不足……业务学习永远在路上。新时期，新闻采访条件、新闻业态均发生了很大变化，对新闻从业者提出了新的要求，怎样才能当好记者？

　　刚参加工作时，我在经济部农村组工作，老编辑给我们上的第一课就是剪报纸，建立自己的资料库。每个人办公桌旁的柜子里都放满了剪贴的发脆发黄的报纸。记得第一次去河北灵寿县油盆村采访，坐的是手扶拖拉机，其中很长一段山路靠的是步行。那时候还没有传真，发篇急稿要打电报回报社……“新闻要靠脚板走出来，靠田间地头聊出来”——当时的记者哪个不视此为基本常识？！

　　现在，不少记者走出校门便跨进了现代化设施齐全的编采大楼，风刮不着雨淋不着，了解社会靠的是网络。即使下去采访，也是星级宾馆听汇报，隔着玻璃看庄稼，围着饭桌话桑麻。如此，笔下的新闻，难免与现实有距离。距离推开了受众，群众有怨言也就在所难免。

　　反躬自问：当年的劲头是不是也有所弱化？如果弱化了该怎么办？“走基层”，是打通这段距离的有效手段：只有到基层，才能把握社会脉搏的律动；只有到基层，观察、思考问题才能深入；只有到基层，写出的新闻作品才有感染力、生命力和吸引力。

　　媒体竞争，说到底，是传播内容的竞争。也就是说，内容永远是核心。无论是什么样的传播形式，离开了吸引受众的传播内容，恐怕都不可能有持久的生命力。因此，传统媒体欲在竞争中占领先机，必须在传播内容上下功夫，将自己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以精对新，以深对快。

　　而要做到精、深，就必须“沉下去”。

　　下姜村采访回来后，我对自己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把“走基层”作为常态，只要当一天记者，就要坚持一天！

　　（作者系人民日报社经济社会部主任，时任人民日报社浙江分社社长，多次获中国新闻奖）

　　附：

　　农民日子好红火

　　下姜村里过除夕

　　王慧敏

　　乡村的除夕，年味浓得似乎要溢出来：太阳这才刚刚偏西，吃年夜饭的鞭炮声便此起彼伏。踏着鞭炮碎屑，迎着满街的红灯笼，记者走进了下姜村。

　　下姜，隶属浙江省淳安县枫树岭镇。在浙西，下姜一直很有名。过去出名，是因为“穷”——有这样一句民谣：“土墙房、半年粮，有女不嫁下姜郎。”

　　下姜“穷”，与交通环境有关。山里的货物卖不出，山外的货物进不来，村民的日子怎能不枯焦？

　　不过，这早成老皇历了！现在的下姜依然有名：村名前常被人们冠以“最美”“最富”这样的形容词。在这次探访中，一条平展展的水泥路把记者从淳安径直送到了村口。再看眼前的村容：一栋栋崭新的三层楼房依山势而建，街巷一律由平展展的青石铺就，路两旁的行道树或红梅怒放、或玉兰乍绽……

　　村支书杨红马黧黑精瘦。介绍起村里的情况，如数家珍：“下姜村能有今天，得益于我们营造出了绿水青山，而绿水青山，又变成了金山银山。”

　　杨支书带记者登上了村里的观景台。夕阳下，远山近水尽收眼底。杨红马说，以前村里的山几乎全是瘌痢头，树还没长成材，就被砍来卖掉或被砍去烧饭。后来，在政府引导下，村里进行了种植业结构调整，种上了经济林木和各种果树。“溪边那片是150亩水蜜桃园；远处山坳里那片是500亩中药材黄栀花；山坡上那片是220亩紫葡萄园；脚底下那片带塑料棚的是60亩草莓园。从春天到深秋，山坡上的花一茬接一茬开，水果一茬接一茬摘，整个村子就是一个大花园、大果园。”杨红马自豪地指着前方介绍。

　　没等记者提出问题，他接着介绍：“当然，光有生态还不够，大家兜里还得有钱。有了好风景，有了花果山，其实就等于栽下了‘摇钱树’。你瞧，来村里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上海、南京、苏州、杭州，甚至东北、内蒙古的游客都慕名跑来了。村里许多人家靠办农家乐发了财。这都过年了，游客还不断档。大年初一，光‘凤林农家乐’一家就要接待50多个上海游客。”

　　“目前，村民的日子到底怎样？”记者问。“2001年以前，村里224户人家，221户是土坯房。现在，家家都是一砖到顶的楼房，村上有一多半人家买了小汽车呢。”杨红马回答。

　　在村头的“望溪农家乐”，主人姜祖海正在收拾一桌子的鸡鸭鱼肉。谈起这些年的变化，这位村里有名的“文化人”分析起来有条有理：“贫困村脱贫，离不开上级的帮扶。不过，帮扶要讲科学，‘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关键是要帮农民找对致富的路子。政府在帮扶我们村时，每一个动作都抓住了‘牛鼻子’。譬如保护生态，先给家家建起沼气池。这样做，一举三得：消除了污染，解决烧的问题，植被自然而然就保护了下来。再譬如，这些年，有了钱之后，有些人不安耽了。政府又引导大家‘由里往外美’，争取每个人都能‘物质富裕、精神富有’。你去看看，我们村的文化礼堂红火得很。多一个广场，少一个赌场；多看名角，少些口角。”

　　不知不觉，夜幕已经降临。横跨溪涧的廊桥桥头响起了欢快的音乐声，一群农家妇女正随着乐声跳排舞。而村文化礼堂前的广场上，一群年轻人正在练习舞龙，个个额头上都挂着汗珠。一位虎背熊腰的小伙子揩去额角的汗水告诉记者：“一会儿就要看‘春晚’了，得抓紧再练一下。明天就是村里的春晚了，我们是主角。记者，你要来看噢！”

　　（原载《人民日报》2015年2月20日） 增强“四力”专题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