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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三

　　“脑力”

　　树立问题意识自觉服务大局

　　如果说思想是媒体的至高境界，那么，思考便是记者的制胜法宝。爱因斯坦说过，只有你的眼睛能看见东西，那是不会发现什么的，还要你的心能思考才行。

　　在延安时，毛泽东同志曾为《新中华报》题词“多想”，鼓励报纸工作人员多动脑、多分析。报社将题词制成匾额，悬挂在编辑部窑洞中的重要位置，以激励大家身体力行。

　　增强“脑力”，与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多想”，一脉相承。

　　问题是时代提出的课题，多想，是提出问题的前提。增强“脑力”，首先就要树立“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科学分析问题，深入研究问题，弄清问题本质，找到症结所在，用我们的报道去推动问题的解决。

　　退耕还林，是21世纪初我国西部大开发一项重大工程，推进工作复杂而艰难。怎么把问题找出来，找准，找到问题症结，并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推动这项工程的开展？人民日报记者部先后花半年时间盯住这一问题认真研究策划，仔细部署落实，最终采编合力，稿件见报后产生轰动性反响，获得一位总理、两位副总理批示表扬。

　　我们反复琢磨，花费了半年的心血，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发生在谷脚镇的问题被胡跃平在8月里发现，有一定偶然性。但是，想想漫长的准备过程，类似于谷脚镇的问题被胡跃平发现，又是必然的。

　　这篇报道的组织策划编辑钱江这样感叹。因为脑子里始终绷紧问题这根弦，偶然才会变成必然，报道才会又叫好又叫座，对实际工作产生切实的推动。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不同时代有不同声音，好新闻总是回答时代问题，彰显时代特点，留下时代印痕。问题意识，就是变化了的世情、国情和党情对新闻工作者提出的要求。具有强烈历史责任感和问题意识的记者，总是能够根据时代特征和时代要求，敏锐察觉我们当下时代发展中的新问题。

　　“书记，书记，不下功夫去扶贫，只剩书书、记记，怎么能行？”

　　一位第一书记介绍，有一个贫困户，光身份证号码就填了几百次。一个贫困村一年花在打印上的钱，不少于2万元。“在扶贫中，这些表格的主要作用就是迎接检查。”今年5月，有一个乡迎接检查团，仅打印费就花了10多万元。

　　扶贫攻坚，无疑是当下中国最牵动人心的一项大事、难事。中国新闻奖获得者、人民日报记者马跃峰以中部某县为聚焦问题的切口，将这个县扶贫领域制定政策、考核评估、督查巡查等方面存在的不严不实、面子工程、一刀切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一一暴露在阳光之下。

　　这篇题为《扶贫攻坚不能搞花拳绣腿》的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后首次脱贫攻坚战座谈会上多处引用其中的内容。

　　何来这份清醒的目光？何来这种大胆披露的勇气？马跃峰说：

　　记者是时代的同行者。与时俱进，就是要在发展阶段转变的关键点，遵循规律，把握变化，放出新眼光，发现新问题。对于驻地记者来说，要不断深化对社会发展规律、某一领域或某一行业规律的认识，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只有树立问题意识，才能增强洞察问题的敏感性。

　　问题总是牵动人心。今天的中国，矛盾相互叠加，问题层出不穷，世界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问题的存在有客观性、必然性，问题的解决有复杂性、长期性。因此，增强“脑力”，既要有“问题意识”，解决问题也要有“过程意识”，要以建设性态度，把问题放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观察，与国情对接、跟现实对表、助问题解决。

　　兰州石化排污被兰州市公开痛斥事件，是人称“史上最严”的新环保法实施后发生的第一个“大事件”，社会极为关注。人民日报社甘肃分社的舆论监督报道《兰州石化，功臣缘何变“罪魁”》刊出后，当日新闻网站转载超过500家，网络上各种纷纷扰扰的声音逐渐趋向统一，数日后网络舆情渐趋平息。

　　发人深思的是，报道刊出后，兰州市环保局致电记者感谢，称赞报道营造了有利的舆论氛围，有力支持了兰州市环保工作的推进。而作为被批评方的兰州石化公司也致电记者感谢，认为人民日报的报道很客观，没有抹杀兰州石化一直以来主动承担的社会责任和节能减排的努力。

　　在热点新闻事件的舆论引导中，既要有“问题意识”，又要秉持建设性态度，不能有“黄鹤楼上看翻船”的心态。建设性态度，本质上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解决问题的态度，在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直面问题、研究问题、回答问题的同时，积极促进问题的解决，整合社会，集聚推动发展的正能量。这样才能赢得新闻事件各方当事人的认同，起到社会心态“压舱石”的作用。同时用报道影响更大范围的工作，推动社会的理性进步。

　　人民日报记者曹树林回顾这次报道时说：

　　媒体面对复杂事件报道，首先必须要在深入采访的基础上准确把握事实真相，然后要准确把握涉事各方内心真实的想法，最后在报道中坚持平衡、中立、客观陈述，让批评对象因为你的报道而敬重你。

　　问题是导向，是新闻报道的出发点。工作性报道是讲好中国故事的日常表达。“日常”如何不平常？答案同样只有一个，就是要树立“问题意识”：从问题切入，提炼精彩的思想，避免材料式的说教；从问题切入，把生硬的措施写得鲜活生动，让报道“见人、见事、见思想”。

　　湘西十八洞村，是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的地方，人民日报对这个村扶贫方面的成就报道刊出后各界普遍给予好评。这类高光报道如何体现“问题意识”？

　　如果仅就变化写变化，可能又落入了铺排成就的窠臼。我们从提问题开始：精准扶贫实施后有啥不同，是否因总书记到访吃了“小灶”，哪些经验值得推广？最后成文，也按“问题意识”组织构架——“变化多大？”“成色几何？”“怎么发力？”。

　　人民日报记者颜珂认为，工作性报道要“跳出工作看工作”，就要用“问题意识”做指引：

　　从一开始拎出了问题，才拎出了工作的价值点，摸到了读者的兴趣点。其实，但凡过得硬的工作经验，无不是奔着问题去，针对性极强，找准了“靶子”，也就找准了该项工作的价值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宣传思想工作一定要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基本职责，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增强“脑力”，强调的不仅仅是对事物进行一般性思考，而是强调要树立“大局意识”，要把它放在当前全党工作的中心和改革开放的全局下进行辨析判断、衡量价值、发现新闻。胸怀大局才能服务大局，胸有全局才能把握微观。

　　党的十八大之前，公款吃喝盛行，上百个“不准”的“红头文件”，也管不住“舌尖上的浪费”“会所中的歪风”“车轮上的铺张”。对这些官场陋习，干部群众深恶痛绝。在当时那样的社会环境下，湖北禁止党校学员用公款相互宴请，看似一条地方新闻，恰似新风扑面，富有极为深刻的政治含义。报道刊出后，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两次提到这篇报道。这篇报道对全局工作产生了重大推动作用。

　　人民日报社湖北分社社长顾兆农，是分社记者公认的评论高手，能抓到这样的新闻并非偶然，这是他长期以来坚持用评论的眼光观察、善于在大局下思考的结果，也就是在注意发现地方新闻特殊性的同时，还要把它放在全党全国大盘子里判断其作用和影响，将地方特殊性和大局普遍性统一起来。他说：

　　我们工作的目的，是为了推动实际工作。但我们推动工作的途径和方法，是靠抓新闻。新闻是具体的、鲜活的、即时的，但新闻背后必须要有大局，要有全局。小处着手，大处着眼；切口要小，主题要大；站在天安门上看问题，走到田埂上找感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牢固树立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自觉从大局看问题，把工作放到大局中去思考、定位、摆布，做到正确认识大局、自觉服从大局、坚决维护大局。”

　　新闻报道的一般规律告诉我们，记者的职责就是报道真相。但是不懂得事物的特殊性，也就不会真正懂得事物的普遍性。“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发生在2015年8月13日的天津港爆炸案，由于天津市有关部门在突发事件处置信息发布上含糊、拖拉、打折，导致谣言四起，社会恐慌。特别是有一则爆炸现场存有700吨氰化物的传闻，众说纷纭。深入爆炸现场采访的人民日报记者获得确凿信息，爆炸现场氰化物来自河北一家公司，也不只是外界所传的700吨，报关单上标得明明白白，是825吨！但是，记者把发现重大新闻的欣喜只是深深地压在了心底。

　　人民日报记者魏贺在回顾这次报道时说：

　　公开报道，满足公众的知情权，是记者的天职；但如此一来，不仅会再次引发公众的恐慌情绪，政府部门的公信力也将继续跌落，并无益于凝聚社会正能量，推动事件的解决。

　　证伪谣言，是否就意味着要将全部的真相公之于众呢？个人认为，若在常规事件的报道中，大可放手去做。但在灾难场合，事实的选取和剪裁就要服从于有利于疏导公众情绪，有利于救援、调查进程的大局。

　　何为正确认识大局？何为自觉服从大局？何为坚决维护大局？这就是一个生动例证。

　　探理索隐悟真谛。增强“脑力”，就是要在讲大局的前提下，树立问题意识，秉持建设态度，把来自实践的思考和我们的报道融会贯通，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做一个理性而清醒的新闻人，知道什么该报，什么不该报，不断深化对宣传思想工作规律性的认识。

　　“多想”应建筑在多学的基础上。增强“脑力”，应当增强知识积累，加强理论修养。《论语》有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讲的就是要把读书和思考结合起来，在获取书本知识的基础上加入自身思考，不断完善知识结构和判断框架，从而把学识变成见识，把学识跃迁为高人一筹的“眼力”和“脑力”。

　　2008年3月14日下午，西藏拉萨发生严重骚乱，多名群众被砍死、烧死。这是一起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的政治事件，企图在全国“两会”召开的敏感节点挑起事端，向政府施压，干扰北京奥运会，破坏国内安定和谐的社会政治局面。

　　正在北京参加“两会”报道的人民日报驻西藏记者站站长徐锦庚，16日下午返回拉萨，紧急采访；第二天一早就拿出长篇通讯《阳光下的罪恶》，3月18日，报道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出，成为国内媒体第一篇详细披露拉萨“3·14”事件真相的报道，发表后在国内外产生极大反响。

　　人民日报社同事事后称赞徐锦庚：在特殊时期写出的《阳光下的罪恶》和《度尽劫波凝斗志》两稿是“倚马可待”。回顾这场特殊的新闻遭遇战，徐锦庚说：

　　要说“倚马可待”，那就是“倚”于我多年的学习和积累。

　　当记者面对突如其来的重大事件，平时理论准备、知识准备的程度，直接决定作品的高度、深度、广度和感染力。简言之，学习深度，决定报道的思想深度。我进藏前，就购买了许多介绍西藏的书。进藏后，更加注重收集第一手资料，慢慢积累了一个“百宝匣”。

　　知识离不开积累，思想同样需要积累。思考越经常，思想越丰富；思考越深入，思路越清晰。

　　哲人有言，人的大脑不是一个等待填满的容器，而是一个需要点燃的火炬。唯思想才可以将其点燃，而问题就是思想的火种。

　　“如果从问题开始，必将以肯定结束。”如果我们从增强“脑力”、树立问题意识开始，敏锐感知社会痛点、难点、焦点，真实还原问题的发展过程，就定能洞察时代风云变幻，讲好中国故事，汇聚正能量，赢得“长风破浪会有时”的明天。

　　面向问题 推动实际

　　——《瞎指挥搅黄了退耕还林》见报前后

　　钱江

　　2000年8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通讯《瞎指挥搅黄了退耕还林》。报道引起国务院领导同志重视并作出批示，进而派出调查组核实，推动了实际工作。这篇报道的得益者是生活在莽莽群山中的农民，是正在辽阔西部开展的退耕还林宏伟工程。

　　对退耕还林的最初感受

　　1999年11月，我到陕西、甘肃作调研，为编制来年的西部大开发报道计划做准备。在西部大开发中，退耕还林是一出重头戏，记者部打算做点针对性研究。调研中接触了陕西、甘肃和西安、兰州等省、市林业部门的同志，他们对中央开发西部的决策有强烈的认同感，对退耕还林有很高的积极性，但一问如何编制退耕还林的具体计划，得到的回答惊人的一致，都说这个问题很复杂，计划工作还要过一段时间才可能完成。

　　2000年初春，我担任值班编辑，多次请各地记者，尤其是西部地区记者就当地退耕还林的准备情况发回报道，但反应不够强烈。特别是西北的记者反映，那里气候高寒，退耕还林要到4、5月以后才开始。

　　转向西南的记者约稿，大都反映说，这项工作刚开始，省里还没统一可靠的数字。唯独驻贵州的胡跃平反响积极，愿意进一步关注。

　　4月，由我牵头，记者部组织小型战役采访，胡跃平、孙海涛与刘杰合作，写了通讯《贵州向石漠化宣战》。此稿与退耕还林密切相关，后来获人民日报好新闻一等奖，也为胡跃平同志下一步深入报道退耕还林打了一个基础。

　　5、6月，西北地区退耕还林报道有记者陆续写来，可是分量不重。我感觉到，退耕还林比想象中复杂得多！

　　朝着既定方向约稿

　　6月，我先后给陕西、甘肃、贵州、云南的记者打电话，希望他们关注退耕还林问题。可反馈的线索总不能令人满意，退耕还林在当地已产生了哪些影响？是否有工作典型？报来的几个“典型”线索细致一分析，并不典型。

　　转机出现在西南。6月下旬到7月，胡跃平采访了贵州几个退耕还林工作做得好的县，发回了消息和图片。但表示怎么深入报道有困难，因为省里确实还没有数字。

　　7月中旬，我和胡跃平通电话时建议，他已做过面上的了解，应继续深入，放弃等待汇总材料的想法，把采访点放在乡、镇一级，最好到一个村子里，从落实国家退耕还林的一系列政策入手，发现问题。“你这样做，故事就出来了。”

　　胡跃平欣然同意，表示下乡去抓活材料。

　　7月28日，报社记者参加由朱镕基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家退耕还林会议，会上发给与会者一份某地退耕还林工作遭受失败的材料，要求大家认真读一读，吸取教训。

　　记者部负责同志将这份材料给了我，要我认真阅读，深入考虑如何报道退耕还林。这份材料给我很大震撼，加深了我对退耕还林工作复杂性和艰巨性的认识，同时使我坚定了信心：人民日报记者应该采写出有分量的关于退耕还林的报道。

　　8月1日，我和胡跃平通电话，催促他动身，同时商定，有好的典型当然该写，如果发现了明显有问题的地方，也可以报道，把问题揭示出来。

　　胡跃平也认同，说退耕还林在贵州已进行了一段时间，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有，都值得总结，只有这样，才能抓住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

　　再走一步正好踩在点上

　　8月10日晚上，胡跃平打来电话，说他在清镇市看了一些退耕还林工作做得较好的点，这里的工作很有成绩，可以作为正面典型报道。他想再换一个地点看看，征询我的意见。

　　我肯定他换个地方看看的想法很好，这样好有对比，两个地方比较，看得清楚。不过建议他不放过清镇这个点。换个地方看看如果不合适，就转回来再做深入采访。

　　第二天，胡跃平朝龙里县方向去了。

　　这是一个重要的选择。若是浅尝辄止，留在清镇不动，一篇好通讯的机会就可能失去。极佳新闻线索被抓到前总是最平静的，平静得四周一片模糊，会同时涌出许多选择。一条好新闻的产生，就是这名记者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并正好踩到点上。

　　几天后的晚上，电话里传来胡跃平激动的声音：“抓住了，抓住了一个典型！说明了退耕还林的复杂性。我还拍了照片。”接着，他介绍了在龙里县谷脚镇发现的问题。

　　我同样激动。我们反复琢磨，花费了半年的心血，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发生在谷脚镇的问题被胡跃平在8月里发现，有一定偶然性。但是，想想漫长的准备过程，类似于谷脚镇的问题被胡跃平发现，又是必然的。

　　须知此事要躬行

　　胡跃平事后写了一段文字，回顾他是怎样发现这个线索的：

　　8月11日，我到了龙里，县领导陪州检查组检查退耕还林工作去了。我下乡找，正碰见检查组车队返县城，立即掉转车头追，和县领导们接洽上。

　　午饭时，龙里县分管林业的副县长杨光林建议我去谷脚镇采访。为什么到那里去？也许是州、县领导都在场，他不便多说。县里下午开汇报会，我决定先听听再说。听汇报时悄声问州检查组一位同志，上午检查情况怎样？他在我耳边轻轻道：“镇里一片片的马尾松死了不少。”这句话至关重要，因为核实栽树成活率是退耕还林最重要的指标。

　　晚上，我单独找到杨副县长，问他成活率为什么这样低。他一股脑儿说出了谷脚镇退耕还林中的种种问题。回到招待所，我连夜拟出有9个问题的采访提纲，第二天早上在县林业站站长刘坤陪同下踏上了采访路。

　　在谷脚镇两天，爬了好几座山头，拍了不少照片，做了上万字的采访记录。回到县城后，又与分管副县长和县林业局、水电局有关负责人核对事实。慎重起见，回贵阳又到省林业厅和水电厅做了采访。这样，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谷脚镇的情况相当典型地反映出了退耕还林这项工程的复杂性。

　　一石激起千层浪

　　胡跃平的第一稿终于来了，4300多字。他来电商议稿件修改时，我建议他根据版面要求改到2500字内。另外，来稿涉及方面较多，建议适当集中，主要揭示当地退耕还林中偏重“形象工程”，对复杂的问题没有细致研究、指挥简单化的问题。

　　修改稿传来后，我发现其中有两处“群众说”或“有村民说”的字样，是提出批评意见的。又商作者，提出将真实的人名写出来，以增强报道真实性。胡跃平立即拨通谷脚镇的电话，找到向他反映情况的农民。结果一切顺利，对方都愿意对自己的意见负责。

　　这篇报道刊出后会在当地引起反响是意料中的。两天后胡跃平就发来情况报告：

　　稿件见报当天，贵州省政府办公厅于上午9时电话告知记者站，决定由省长助理禄智明为组长、省林业厅厅长等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调研组，并邀请人民日报记者胡跃平，于8月30日清晨赴龙里县就该稿所揭露的问题进行处理。正在安徽考察的省委书记看到这篇稿子，对本报批评很重视，决定提前赶回贵阳进行研究处理。

　　这两天，记者站办公室电话接连不断，不少机关单位、新闻同行和读者对人民日报刊登的这篇稿子给予充分肯定和较高评价。省农业厅郑传楼处长说：我是流着泪看完这篇稿子的。现在报喜的记者多，敢于揭露问题的记者少，面对不少干部普遍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给老百姓所带来的危害，敢于直面揭露和批评，这充分体现了党报记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

　　随后，我们得知，国务院领导同志十分重视这篇报道。报道见报当天，李岚清副总理作了批示，要求有关部门派人作调查，对执行政策中的一些偏差，及时予以通报、查处、纠正。温家宝副总理也作出批示，要求由国家计委、林业局派人调查处理。朱镕基总理于8月30日批示，同意组织调查。

　　国家计委（西部办）、林业局组成了由胡培兴同志带队的联合调查小组，于9月6日前住贵州龙里县实地调查。

　　最大得益者是退耕还林的农民

　　调查组结束了在龙里的调查后，回到贵阳约见了人民日报驻贵州记者站站长胡跃平，与他交换意见时通报说：

　　联合调查组在龙里谷脚镇工作了4天。北京的林业专家现场共检查了20户人家，进行了细致丈量。最后确认，达到标准的仅仅5户，合格率2.5%。专家勘查总成活率不到40%，低于退耕还林标准。林业专家认定的结果，与记者的报道是一致的。

　　3个多月过去。11月下旬，胡跃平接到龙里县县长的电话，告诉他，自从那篇批评报道发表以后，龙里的退耕还林工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县里邀请记者再到龙里看一看。胡跃平去了，亲眼看到了龙里，还有谷脚镇退耕还林工作发生的变化。过去那种粗放、随意的做法不见了，各种规章制度严密了，绿色渐渐回到那片起伏的山峦上。

　　他为此又写了一篇消息《贵州龙里县退耕还林整改有成效》，发表在11月26日的人民日报上。他在发稿之后给我打来电话说：“这一组关于贵州退耕还林的报道发表后，最大的受益者是当地退耕还林的农民！”

　　我只觉得泪水热热地漫上眼眶。我们——普普通通的编辑和记者，对新闻线索苦苦追求，对案头文章反复推敲，不就是为了这个目标吗？！

　　（作者曾任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辑，时任人民日报记者部副主任，多次获中国新闻奖）

　　附：

　　瞎指挥搅黄了退耕还林

　　来自贵州龙里县谷脚镇的报告

　　胡跃平

　　谷脚镇的农民以忧郁的眼光看着记者。

　　今春，贵州龙里县谷脚镇因被列入长江流域退耕还林试点荣耀过一番，山民们轰轰烈烈地在陡坡耕地上栽了2000多亩树苗。如今呢？记者于8月12日爬上了谷脚镇山头，只见连片的马尾松苗已经枯死，成活率几乎为零。其他种苗如火炬松、椿树、香樟等，成活率在30%以下。一片绿色的希望就要飘走了！

　　形象工程害死人

　　谷脚镇重峦叠嶂，近一半耕地“挂在”土层瘠薄的陡坡上，一场雨就会刮走一层土，山民们多年来热切地盼望着退耕还林。

　　记者从枯叶点点的山上下来，走进岩后村农民左邦奎的家。“你家松树栽活没有？”左答：“不晓得。栽上后就没去看，季节过了才种，咋会栽得活？”贵州造林季节在冬春，最迟不过3月上旬。谷脚镇种的这片树却是4月初才动手栽的。

　　大坡村支书吴光甫道出了实情：3月9日，上面来人宣传退耕还林，说我们这儿是试点。还说下半年朱总理要来贵州视察，谷脚镇离省城近，又在国道边上，总理如果到黔南，谷脚是必经之路。为让总理高兴，得赶快拉树苗来，在公路两旁栽上，搞个“形象工程”。我说：“行！你们得面子，我们得实惠。”因为对每亩退耕地，国家每年补助农民150公斤粮、20元管护费和50元一次性种苗费。这位支书当晚通知，第二天开群众大会，第三天村民上山挖树坑，只等县林业局运树苗来。

　　4月初，一车车树苗从县里拉来，几天工夫，几十万株树苗便立在2000亩山坡上。接下来就是各级领导络绎不绝前来参观视察。谷脚镇干部说：前前后后来了20多批。由于县林业局退耕还林前期工作经费一时未到，镇里东拉西扯垫出4万元，其中3万元花在招待费上了。那阵子，县上的部门领导下来，镇里招待。州以上部门领导下来，回县城还得由县政府招待。

　　下来的检查者乱吃，村里的工作乱套。树苗一车车拉来，转眼间被村民哄抢一空。接着，各家干各家的，你家施肥我家不施，你家挖深坑我家挖浅坑。土地未规划和丈量，潜伏下村民之间扯皮的隐患。分管副镇长说：“这样搞，明明是哄鬼的。那几天我没上山，借故干别的事，免得今后群众朝我骂娘。”可是，副镇长是不是把责任也躲开了？记者走访了几十户村民，都说上面没有谁来教过他们。“种粮是我们的本分，种树不见得个个都懂。”没有科学规划和作业设计、没有丈量土地和技术指导，2000亩树苗盲目又热闹地栽下去了，没过多少日子就一片片死去。

　　种下了树的村民们很气恼，村民组长杜金荣对记者说：“明明知道种树季节过了还要硬搞，上面来人检查，镇里还得说有多少多少成活率。树苗死了，被坑害的是老百姓！这里风气不好啊，退耕还林，村哄镇，镇哄县，一直哄到国务院。”

　　复杂问题为何不预作筹划

　　退耕还林本是好决策，很快激发起谷脚镇村民的热情。遗憾的是，热情和汗水换来的却是苦涩的失败之果。

　　龙里县林业局的领导说：“当时在谷脚搞试点，有赌一把的心理，行不行先摸摸，投石问路。”但这一“赌”，10万元种苗费便打了“水漂”。

　　记者在321国道上环顾谷脚镇四周，“退耕”的陡坡上，玉米又重新种到了山顶。

　　退耕还林面对千家万户，工作复杂艰巨，政策性很强。比如国家向退耕户每亩一次性补助50元种苗费，就不简单。谷脚镇的大多数村民并不知道自己实现退耕后还可能领到这笔钱。各级管理部门的说法也不一致。县林业局长明确地说：龙里县应拨到种苗费128万元，这笔钱应由林业部门统筹购苗，向农户无偿供苗。可是分管副县长说：这笔钱应由林业局拿计划，报县政府批准，财政统一安排，成活率达标验收后结算……他的意思是这笔钱该由县财政来管。但是分管副镇长说：这笔钱最好由镇政府掌握，如发给村民，有些人会拿去喝酒买肉吃。谷脚镇老街村民组组长胡源平却对记者说：“这笔钱直接发给农民自己选购苗木，自家土里该种啥自己最清楚。”

　　记者算了一笔账，谷脚镇4月初栽的两种松苗，平均一株8分钱，每亩约220株，共计不到20元，按50元的种苗补助标准，还结余30余元，这笔钱累计起来不是一笔小数，为什么不能事先慎重考虑，认真计划，做出决断呢？

　　瞎指挥何年何时了

　　瞎指挥、乱指挥，对于谷脚镇的村民已经不是头一遭了。

　　记者路过谷脚镇寸沟坡，陡坡上遍种玉米、瓜菜。爬上山，不经农民指点，真难发现农作物中套种了星星点点恹巴巴的枇杷、板栗、梨子等树苗。经果林中是不能套种庄稼的，果然，两尺来高的枇杷苗没有一棵是活的！这是去年县水电局实施的“水保林”项目，也是为了退耕还林。这项资金由中央财政专项投入，只限于无偿提供苗木和化肥。前年和去年共投了175万元，光苗木费就花了70万元。

　　村民杜金荣说：“去年栽树时热闹啊，镇里通知我扛来20多面彩旗插在坡上，连一年级的小学生都上山浇水。树一栽，再也没人来管过。”可是县水电局一位负责人至今仍认为寸沟坡的枇杷苗成活率有30%。谷脚镇村民们说：“不信带你来看看嘛。”

　　大坡村支书吴光甫说，由于水土流失，村里年年都要被洪水冲掉10多亩良田。谷脚镇村民们一年辛苦下来人均收入才1000多元。4月里栽的小树苗连片枯死，今年国家补助的粮食能否兑现？村民心里不踏实啊。西部开发，国家拿出那么多钱退耕还林，要是蛮干瞎干，再多的钱也填不满无底洞呀！

　　雨夜里，记者打着这篇稿，眼泪也洒落在键盘上。

　　（原载《人民日报》2000年8月29日，本文获2000年中国新闻奖）

　　（胡跃平曾任人民日报社天津分社社长，时任人民日报驻贵州记者站站长） 增强“四力”专题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