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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灾情，记者要像抢险的战士一样

　　刘裕国

　　说实在的，活到现在最不愿意回忆的事情，就是“5·12”汶川大地震，因为太悲痛！最让我觉得无愧于心的事情，就是参加“5·12”抗震救灾报道，因为我尽心了！

　　做记者就得往前冲

　　5月12日下午，我正在乐山市新光多晶硅厂采访。二楼会议室突然一阵晃动，在场的人都意识到：地震了！

　　“做记者没什么说的，这个时候肯定要往前冲。”结束多晶硅厂的采访，我连夜赶回成都。我想，这个时候，记者的第一要务，是去灾区现场。于是给司机小黄发了短信，让他备好越野车，准备去汶川。小黄回电话说，去汶川的路塌方堵了，停越野车的地下室也被控制了，不让进。

　　晚上9点，我从乐山进入成都市区，看到满街都是车，二环路沿途两边很多群众打起了地铺。这是地震发生后的第一个夜晚，500多次余震把400多万成都市民逼上了街头。我的采访就从露宿的人群开始。凌晨2点，我写出第一篇反映地震的报道《成都震后第一夜》，从多角度反映地震当晚成都的社会状况和群众互助的情景，讲述了成都一个余震不断但却充满真情、温暖和关爱的特别之夜。

　　随后，我返回家中，通过拨号上网断断续续将稿子发回人民网。13日凌晨3点多人民网刊发，此稿迅速被新华网等多家大型网站转载，对鼓舞和稳定人心起到了积极作用。

　　13日凌晨，位于人民日报驻川记者站办公楼旁的星光宾馆510房间，已经是我们的前方指挥部了。会议很简短，动员、要求、布置，记者站兵分三路，我和司机小黄去北川。

　　作为记者要尽量靠前

　　成都到北川，需要4个多小时车程。到达北川时，天空阴沉，飘着小雨，快进入县城的公路已是一片废墟。这条盘山公路，被当地人称为“三道拐”，地震造成断裂，最大的地方有4米多高度差。一处山体垮塌，路面完全被大小岩石阻断。只好半路停车，徒步进去。我是人民日报社第一个赶到重灾区现场的记者。

　　由于道路坍塌无法进入北川县城，我立即前往距离县城3里路的北川中学采访。然而在那里，我见到了让我一辈子都不能忘记的场面：一个个血肉模糊的伤者被抬出来，死者的遗体摆成一大片。现场指挥员指着那一大堆废墟，用沙哑的声音告诉我，被埋的中学生有1000多人。我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那都是些青春少年，祖国的花朵和希望，父母的心肝宝贝。一个头上流着血的女学生被抬到帐篷里，我蹲下来看她，她问我：“叔叔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人民日报的记者，小妹妹你放心，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民都会来帮助你们的，只要活着出来就好。”听完这句话女学生流泪了，我的眼泪也止不住流出来。

　　从来没见过这么惊心动魄、让人震撼的场面。我的心一直在震颤，拍照片时我的手在不停地抖。第一天在北川中学救援现场，我拍了700张照片。作为记者，就是要尽量靠前，到废墟中去，到伤员中去，到救援队伍中去，尽量把救援的英雄拍摄下来，把灾难的场面记录下来。

　　生动画面出自现场

　　14日清晨5点多，写稿后几乎一夜未睡，又前往北川。此时，余震依然不断，但我还是决定尽快赶赴县城的救援现场。

　　途中遇到垮塌的巨大土石方堵塞交通，我下车冒着山体在余震中再次滑坡的危险，从堆积如山的泥石上爬过去。泥石非常松散，上面悬着的石头又很多，随时可能出现垮塌，而左边就是悬崖，感觉像是在死亡线上爬行。

　　其实，这样的危险并不只是发生在地震后的头几天里，后来，不断发生余震，危险不断袭来。遇到危险，嘴里总会喊一声“冲过去”。“冲过去”三个字成了那段时间的口头语。

　　有一天，北川救援现场传说唐家山堰塞湖很快要决堤了，有的人群和车辆开始往外撤。我们怎么办？和司机商量后决定开车向里面冲，到指挥部看个究竟。结果是一场虚惊。当时唐家山堰塞湖还没有危险，水位在专家的密切监测中，我赶紧把这个真实情况第一时间发到人民网，编辑很高兴，说太及时了，网友正在问，这下起到了平息谣言、稳定人心的作用。

　　5月26日，绵阳召开唐家山堰塞湖疏散群众动员大会，当时群众心情很紧张。会议一结束，我和司机开着车就往擂鼓镇跑，到那里采访和拍摄了堰塞湖抢险的一些情况，发到报社和人民网。在唐家山堰塞湖抢险那段时间，我带领几个记者一直坚守在绵阳，天天报道排险情况，报社前线指挥部多次通知我回成都休整，我都谢绝了。

　　彭州市银厂沟是这次大地震地质灾害最严重的地方之一，有的地方两座山合并，有的地方隆起一座新的山体，垮塌的山体埋了不少村庄和群众。有一座山名叫玻璃山，山边一段路被救援部队称为“鬼门关”，空军部队的30名“敢死队”队员走过这道鬼门关，我们记者也走过去了。

　　我想，面对灾情，记者就要像抢险的战士一样，只能往前冲，别无选择。我有30年的党龄，20年的军龄，12年人民日报社记者的社龄，这时候就应该义无反顾地往前冲。如果不是冲过去，我们就不会抓到那么多新闻，就不能拍到那么多生动画面。

　　我在灾区一线整整一个月。人民日报前线报道指挥部让我担任第一报道组组长、临时党小组组长，负责绵阳和广元，组里有10多个记者。一个多月跑了绵阳、北川、青川、安县、江油、平武、彭州市等县，去了受灾最重的擂鼓、桂溪、南坝、平通等10来个乡镇和几十个村组。抗震救灾中的抢通生命线、废墟中救人、医疗救治、决战堰塞湖、安置受灾群众、重建家园等每一个阶段，我都亲身经历了。

　　每天写稿到凌晨

　　在灾区最初十几天，我一直在北川、平武、安县、青川、江油等地的20多个受灾严重的村社以及20多个灾民救助点、医疗点来回跑动。每天发稿三四篇。同一天发回报社的稿件电头有“本报青川”“本报绵阳”“本报北川”，编辑问我到底在哪儿？我回答说：“我在汽车上跑。”

　　由于采访任务繁重，采访时机宝贵，从12日到15日，我连续4天4夜基本没有睡过觉，困了就在采访途中趁司机开车的时候打个盹儿。15日晚返回绵阳后，我们住进震后刚刚开始营业的绵阳开源宾馆，凌晨5点写完稿后，我才第一次躺在床上睡了3小时。16日晚上，在强烈的余震中，我又坐在宾馆大厅里一直写稿到第二天早晨6点。

　　那些日子，脑子里想到灾情，想到报社的任务，就一刻也不愿意停下来，晚上写稿子就像打仗一样，给《人民日报》写完又要给人民网供稿，每晚几乎都要写到第二天凌晨四五点钟才睡。在灾区吃饭，除了14日晚上在绵阳喝过两小碗稀饭外，最初的几天里我没喝过一口热水，饿了就吃车上带的点心和矿泉水，一天一顿，忙了就不吃了。一个月下来，我和司机买干粮一共花去500多元钱，两人的胃都吃出毛病了。

　　5月23日，给家里打了第一次电话，才知道老母亲在成都因为躲余震长时间休息不好，身体垮了，心脏出了毛病，当天送到医院，情况有点紧急。我心里着急，可是只能在电话里做些安排，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家里。此时，我只有一个念头：到重灾区去，到读者最关心的地方去，到一切需要报道的地方去，这是记者的天职。

　　牵挂灾区的人和事

　　奔波在灾区，40多天与灾区群众有着共同的生活经历，对他们所遭受的苦难有着更多的牵挂。

　　在北川采访期间，我见到一名县委宣传部的女干部，她的任务是接待、陪着记者采访。一路上这位女干部都显得特别平静，完全是一种工作状态。可采访结束时，她告诉我，她的女儿也被压在县城靠河边的幼儿园的废墟下。我听到之后心里特别难受。当时是14日，她说还有孩子在废墟下“爸爸妈妈”地喊着，作为母亲她是一种什么心情？但她依然在工作。

　　在北川的那个早上，我在公路边遇见一个妇女带着两个小女孩，她们来自北川曲山镇东溪沟村，村里房子全垮塌了，母女三人逃生出来，两天没吃过饭了。正好旁边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驻渝某部红军师便民服务站，我赶紧去排队，给她们领来三盒方便面，可大一点的小女孩说啥也不吃，她妈妈说：“这孩子是被村支书从废墟里挖出来的。”后来，这个母亲引出了《“朱支书，你现在咋样了”》的故事。

　　写完这个报道，我心里一直惦记着村支书和那母女三人。5月20日左右，我想尽办法去找他们，居然在擂鼓镇安置区213号帐篷里找到了，让人激动。接着，我写了这个村支书的续篇。这组感人的报道，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

　　灾区让人牵挂和心动的故事有许多。这次灾难让我的灵魂也经受了一次洗礼。过去以为记者就是背着包去采访，走走看看，可现在对记者这个职业有了更新的认识。记者的职责不单单是写稿子、拍照片，还要救助、交流，要给予灾区群众精神上的安慰，鼓励他们好好生活。平常采访不会想这么多，在这个时候，你就会不知不觉地把这种责任表现出来。

　　参加抗震救灾报道，虽然有悲痛、有惊险、有劳累，但没有后悔，没有遗憾。一百多篇抗震救灾报道是一次难得的收获，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我将永远珍藏！

　　（作者系人民日报社四川分社副社长）

　　附：

　　地震后，村支书叫还能步行的村民走出大山寻找生的希望，自己却留在村里照顾伤员。走出来的人们深情地惦念——

　　“朱支书，你现在咋样了”

　　刘裕国

　　尽管四川北川羌族自治县城已成一片废墟，但它仍然是北川人民向往的地方，是全县16万人民心目中的中心。

　　5月14日上午，救援大军抢救伤员，运送物资，紧张而激烈的场面十分感人。记者在前线救灾指挥部旁见到一些来自偏远山区的逃难群众，其中一位叫李定芳，是个年轻母亲，她领着全家在地震中幸存的6口人，步行一天一夜，于今天凌晨赶到北川县。她说：“没想到县城已经不是过去的样子了，也不知道我们村支书咋样了。”说着，止不住流下眼泪。

　　记者看到她的脸上早已是泪痕斑斑。她说：“我们都出来了，可我们的村支书还留在村里照顾不能行走的伤员。”

　　记者帮助李定芳到参加抢险的某部红军师开设的便民服务点，要来几盒方便面，分发给她的丈夫、公公婆婆和两个小女儿，然后听她讲起他们的村子和那位村支书朱华银。

　　那里是北川县曲山镇东溪沟村，距离县城有数十公里的路程。全村600余人，他们的住地不仅山清水秀，四季气候宜人，而且人均耕地有3.5亩，超过四川人均耕地6分的好几倍。过去，他们以种粮为主，自然经济已经不会让村民饿肚子。近几年来，村党支部带领农民发展果木，干果水果四季交替生长，东溪沟的村民们说：“我们村，山上是银行，山下是粮仓。”

　　今年年初，村支书朱华银根据村里的自然和经济条件做出规划，让一部分村民开办农家乐，发展观光农业。年轻聪明的李定芳也在办农家乐的规划之列。春天，村里新居四起，夏日，农家乐张灯结彩准备开业。

　　“可万万没想到，5月12日，天降大祸，就几分钟的时间，全村的房子都震垮了，已经到了眼前的农家乐一下子成了泡影。”李定芳伤心地说。

　　据李定芳介绍，东溪沟村已经死亡200余人。坐在李定芳身旁的这个小姑娘13岁，是她的大女儿。李定芳指着大女儿说：“她是被村支书带人从废墟里扒出来的，稍晚一点就没有命了。”“可能是受了地震的惊吓，她两天来不说一句话，不吃一点东西。”

　　李定芳接着说，那天，村支书带领村干部，走遍了全村的6个组，挨家挨户找人，一直找到第二天天明，清点出400来个。全村的房屋没一间能用，吃的东西全部被埋，村民们震后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没有地方睡觉，没有东西可以充饥。当天，村支书让大家相互救济，勉强凑合了两顿，往后就无法再支撑了。朱华银爬到山顶上四处一望，回来就通知幸存的村民，说：“乡亲们，出村的路全没了，大山都变形了，短期内是修不通的，等援兵怕是要等很久，当前最大的村务，就是要保住活下来的这400多条性命。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千方百计往外走，到县城去，到有饭吃的地方去！”

　　在朱华银的动员下，200多名受轻伤、能行走的村民开始拖家带口，含泪离别这昔日好山好水的故乡。

　　劝乡亲们出去逃生，朱华银自己却留了下来。他在地震中仅受了一点轻伤，可他不愿意走。有人劝他时，他说：“要是我也走了，谁来管这两百个缺胳膊断腿的人呢？”

　　“还有，村支书放心不下我们村那座水库，那是全镇居民的生活水。”李定芳说，“这个水库震裂了，需要抢修，村里伤员的吃饭、用药这么多事，就靠村支书了，他一个人怎么忙得过来啊！”说着，李定芳放下手中的方便面，抹了一把眼泪。她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可现在她觉得这香香的方便面也很难下咽。

　　（原载《人民日报》2008年5月18日） 增强“四力”专题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