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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进去，乡村有最好的课堂

　　王汉超

　　我关注郝堂已经三年了。

　　2012年年底，我去采访郝堂，内心对“农村”还没有太多期待。但郝堂革新了我对农村的许多观念，从此只要相关，我逢人便说郝堂，建议去看看。那篇《郝堂 画家画出的小村》刊于2013年1月4日，被作为“寻找最美乡村”的开栏之作。

　　从那时起，郝堂走进了公众视野，成了美丽乡村的代名词。其实郝堂实验，远不止美丽那么简单。从那篇文章起，郝堂被认识了，也被误解了。各色参与其中的人，各有理解，各自表述，郝堂面目难辨。

　　我一直想写出更多内容，那比美丽乡村更重要。越想写，越觉得复杂和沉重。

　　在同年年底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等表述，几乎是郝堂理念的写照。他在湖北考察，还讲过“即使将来城镇化达到70%以上，还有四五亿人在农村”“农村绝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

　　这些话顺乎人心，合乎情理。然而与此同时，一个个村庄古宅被强推，一片片粗滥崭新的农村社区被引为政绩，一笔笔本该助力美丽乡村的资金被支取，然后大水漫灌式的建设，成为另一种破坏。农民身处其中并不幸福，采访中直观感受便知。但农民是被动的，没有备选的道路。

　　农村很多题都需要更优的答案。郝堂恰恰能提供多元答案。可农村太庞杂，郝堂又太多元。经济的社会的，理念的方法的，政府的资本的，主动的被动的，千头万绪起着化学反应。

　　修复的过程中，农村已不只是第一产业，不只有过剩的人口，不只要素流失，民生凋敝，农村更被视为我们民族的精神根系，是预留给未来的退避之地。

　　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这么说：在每一个村庄里都有一个中国，有一个被时代影响又被时代忽略了的国度，一个在大历史中气若游丝的小局部。

　　村庄确实全息折射时代家国，更何况郝堂是一支试管。所有的观念，所有的方法，所有对既成的反省与扭转，都放进试管，与农业、农村、农民当下和未来的问题起反应，交锋、争论，最终找到一条最可行的路径。

　　郝堂项目的大理念，已是对主流惯性的纠偏，他们内部又在激烈地争鸣。有时每听一种角度，都令人耳目一新。对我们自己的既有观念，也一次又一次提出再思考。内容广泛涉及公平、工业文明的模式和农村政策、历史、基层治理，涉及经济结构、群众主体地位、文化根源、国内外新村运动、价值判断、工作方法等，包罗万象。

　　所针对的问题叠加在一起，就是今天的农村。只有把这些观念条分缕析，放入新闻叙事，才能够告诉人这里发生的一切。

　　老实说，我不懂农村，对农村的接触不过是跟随父母反反复复回过的老家。祖辈生于泥土，又化归泥土。很多人愿意一遍遍看郝堂，情感与农村的联系，说不清道不明。郝堂把这个东西找到了。

　　和郝堂相识三年，其间采访过若干次，这次写稿又采访整整8天。我像海绵一样去吸收，写得“呕心沥血”。但是，这个过程给了我巨大的回报。

　　几年下来，我们一直在学习。每接手一件事，对方都拿出最优质的资源供我们吸收，我们得以在最短的时间，获得最有价值的信息。

　　比如郝堂。假如在大学学“三农”，经年上课，卷帙浩繁，不知云山几何。但郝堂提供了8天最优质的课程，他们积累多年专家讲课的理念，所有关于“三农”的碰撞交锋，实践中检验出来的可与不可，农村的实际情况，中央的政策指向……全是硬货，全是前沿，全有案例，每个采访对象轮流授课，纷至沓来，应接不暇。

　　学然后知不足。第一次听到一些名字，董时进、晏阳初，我惭愧，几乎一无所知。三年间我去过若干次，碰到过国内外学者、设计师、农业方面的专家、普通的工匠。历史上、国内外的一些新村运动也有所涉猎。其间阅读厚厚的大事记、资料汇编、专家记述，找来看《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中国在梁庄》等书……

　　更重要的是，记者比一般听众收获更大。因为记者需要消化、整合，然后组织出一篇文章，让更多人看懂、理解。

　　正像梁启超所讲：青年学生“斐然当述作之誉”，是鞭策学问的一种妙用。抱着写一本书的态度读一本书，读书事半功倍。记者带着写一篇稿的态度深耕一题，理解自然比泛泛去看更深更透。

　　再没有比记者更便利的职业去这样攻读，再没有哪个机构比我们占有更广泛而优质的资源。

　　敷衍对待一篇有价值的稿子，就放弃了一次深度学习的机会。我们驾驭素材，需要在里面深思、明辨，最后还要取舍整合，梳理成文、顺理成章。这是对思维的锤炼、锻造。经年淬炼，哪有不精进的道理？

　　新闻是诸多文体中最累的一种。胡乔木有篇文章《人人要学会写新闻》，讲新闻促使你观察，促使你准确，促使你从实际中找答案，促使你迅速，促使你言简意赅、有效表达。所以我觉得写新闻像踢正步，散文像漫步。正步踢久了，走路或许一板一眼，但必然有规矩，讲章法。平时快走，也相应走得轻松。

　　三年中，我为郝堂写过两篇稿子，郝堂在我身上留下了很深的印记。我们心中都有一个农村，郝堂厚赠，教会我深度地看到我们的故乡。

　　（作者系人民日报社河南分社记者）

　　附：

　　郝堂 留住乡愁

　　龚金星 禹伟良 王汉超

　　郝堂村，河南信阳市平桥区一个曾再普通不过的村庄，发展却有点“另类”。

　　4年前，郝堂还是大别山革命老区一个凋敝村落，“静得吓人”。而如今，村里的年轻人大都回来了，迁出的户口又迁回来；远远近近的城里人纷至沓来，堵车竟成家常便饭。人气惊人逆袭。

　　很多村，生怕像农村，撤村并居、大拆大建，“去农村化”毫不含糊，越变越像缩小版的城市。

　　郝堂，就怕不像农村。坚持不扒房，只修复，留下时间的痕迹。敬畏村庄原有肌理，大树不砍，河塘不填，邻居还是原来的邻居。守住村子原有的魂儿，改造成一个升级版的农村。

　　别的村，追求把房屋建得很漂亮，恨不得成为又一个“周庄”，旅游立村，“是让外面人来看的”。郝堂，则是围绕让村里人的小日子过好来建的，“说白了就不是让外面人来看的”。改水、改厕、改厨、改房，建学校、卫生室、图书馆，不粗制滥造，不短视功利，现代的也现代，传统的也传统。头顶“中国最美休闲乡村”的光环，郝堂建的是家园、共同体，老百姓过的是小日子，“被旅游”只是意外收获。

　　别的村，去一次未必再去，可郝堂来过还想来。比不得水乡小镇，比不得黛瓦古村，郝堂让人看到了什么？

　　“前三十年看小岗，后三十年看郝堂。”虽是一家之言，却也一语破的：“最美”郝堂，美在“村”，美在激活乡村价值、尊严、自信，美在一种“既有疼痛，也有憧憬，蕴含着未来和希望”的感动。

　　缘起——

　　不能消失的农村怎么办

　　几年前，郝堂同很多村庄一样，几近空心，只留下空巢老人，山上板栗熟了都无人摘。但凡有点能力、头脑、出息的，都出去了。人们常说，走吧，过不了10年，村就没了。

　　村里种稻种茶，都不多，没什么像样的资源。入冬就烧炭，满山沟冒黑烟。“穷到挑柴卖草，山里跑兔子都看得见。”垃圾遍地，塞满河道。老人得病，累及打工的儿女，有的甚至寻了短见。

　　61岁的胡静17岁嫁到郝堂，当了30多年的村干部，今年接任村支书。提起农村，她苦恼：“相比30年前，日子是好过了，可农民为啥连在农村生活的自信都没有了？”随便问村里的小孩，长大了，他肯定说要进城。

　　2012年年底记者到郝堂的时候，一路雨雪，村子却很“抖擞”。不只岗上的植被、塘里的莲蓬抖擞，人也很抖擞。进了郝堂的地界，便再看不见垃圾。数九寒天，堰坝下溪声琅琅，农户似紧似慢忙着“庭院革命”。

　　那时，郝堂村正破茧成蝶。

　　村部周围200余亩水田返租倒包给村集体，“摇曳”成百亩荷塘，既是景观，也能增收，还是生活污水经过农家三级化粪自然净化的最后归宿。

　　破败的村小学，搬到了风景独好的半山腰，引来城里重点小学的名师当校长。硬件软件焕然一新，学生人数从最初的60多名留守儿童，一下回流到200多人。

　　村里的年轻人陆续回来了，不再是一副随时拔腿走人的样子，快要废弃的老房子翻修了，回归到当地原汁原味的狗头门楼、清水墙。村庄人气、生气在集聚。

　　普普通通的郝堂，似乎是村庄发展的一种例外。其时，在全国各地，村庄每天以惊人的速度在消失——或者成为土地“增减挂钩”的指标被推平，或者被一片片或粗或精的高楼社区所取代。俨然，那便是未来农村。

　　“现在很多人到郝堂大谈旅游，但郝堂开建时，我们就没有想过要在这个地方弄个旅游点，而是在中央精神指导下，着眼农村价值和农民幸福，打造一个人们心目中的中国农村升级版。”信阳市委书记郭瑞民始终关注着郝堂，念兹在兹的是“不能让它走偏了”。

　　发展郝堂也遇到了尖锐的争论：“一个挣扎的村庄迟早将衰落、拆掉，为它花钱，值吗？50万元架电线，只为收50元电费？”

　　平桥区委书记王继军，时任区长，他坚信自己的认识：“农村是有价值的，农民是有尊严的，农业是有前途的。”即使将来城镇化达到70%以上，还有四五亿人在农村，“不能消失的农村怎么办？不能变成市民的农民怎么办？农村不能成为生产粮食的人的‘工棚’！发展不只有经济账，还有社会账，发展共享是公平账！”

　　为什么选郝堂作为全区农村可持续发展项目试点村，胡静听过很多解释。有人说，郝堂再穷也没砍村里仅剩的十余棵大树，这个村有敬畏心。有人说，一位专家在平桥职业学校看到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的塑像，有感于心。

　　其实有偶然也有必然。郝堂距市区20来分钟车程，不近不远。村两委班子想干事也能干事。最重要的是，郝堂太普通，普通到没有特点，没有资源，这样的村庄，才有代表性。

　　有人劝胡静别折腾了，这位时任村委会主任的“铁娘子”却吃了秤砣铁了心：“干了一大辈子，咱村干部被认为‘不是要钱要粮，就是上环结扎’，难道我们就不会干点村民打心里欢迎的事？”

　　破题——

　　从小事里改变的村庄

　　早在2009年，胡静在多方帮助下筹办养老互助金，请村里老人入股，每人2000元，当年15人参加。年底，每位老人得到了300多元的分红。钱虽然少，红包发到手里时，台下老人哭了。

　　正是这件事，极大提高了村两委的凝聚力。政府曾号召过养鸡鸭，种板栗，喂獭兔，村民总习惯性怀疑。可这一次，钱是实实在在的。

　　2011年，政府陆续引来专家团队参与郝堂试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叫孙君。孙君团队是做乡村建设项目的。他不避讳过去的失败。有的村做好了，专家一离开又退了回去。

　　专家经验与基层探索碰出了共通的理念，但对于郝堂不会有现成的路径。孙君本是画家，转投农村建设，还带着画家的率性。农民看他裤子有洞，估摸他穷，妇女看他画有人体，躲着怕是流氓。会上他感性，“改变郝堂，给我两个春天”；进村他朴实，虽不吸烟，有农民递，他接过来就抽。久了，全村人见他都恭恭敬敬：“孙老师！”

　　接受平桥区的委托前，孙君给郝堂留了考题：3个月，全村能不能完成垃圾分类？“做大事一定先把小事做好。小事花钱不多，但可以把人凝聚在一起，让村民觉得，每人每家做一点事，一个村庄就有改变。”

　　孩子们最早被动员起来，去一家一户评比卫生。孩子一丝不苟，也不讲情面。谁家卫生好，孩子们就啪啪鼓掌。谁家差，主人脸上先挂不住。

　　3个月，大城市都喊难的垃圾分类，郝堂做到了。先得发脸盆、床单鼓励。接着，家里干净，门外垃圾就不顺眼，再后来，河沟都被捡了个干净，村民再见不得地上脏。

　　村庄建设，每一个环节都得精细。村施工队负责修垃圾池，返工了5次。孙君算过，村里平均15年建一次房，“从现在开始，注重建筑质量，郝堂的目标是建50年不落后的房子！”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农村似乎就可以粗制滥造。郝堂项目反对这样的“潜规则”，学校、图书馆、卫生室，都以让农民享受城乡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为标准。平桥区长柳自强说，这是对农民最朴实的尊重，是认识导向。

　　尊重——

　　村庄是村里人的村庄

　　盖房子、娶媳妇、生孩子，是农民的大事。最具体可见的，就是房。政府深知，也只有房，能把农民吸引到村庄，吸引到脚下那片土地，吸引到集体的事上。

　　但村庄是村里人的村庄，他们才是主体。政府再强大，也替不了他们过日子。村庄改变，依靠的是群众。能走多远，要相信群众。

　　讲道理容易，做起来很难。都要到城里买房了，谁还愿意花钱去改造老宅子？农民有农民的精明，能挣的钱准挣。可他不愿改，你说他保守，那是他稳妥。

　　专家的眼光，群众也看不上。孙君说土的、旧的、当地原汁原味的房子好。村民摇头，还是新的好，像城里一样，水泥板，明晃晃贴着白瓷砖。

　　虽然村两委“唱主角”，可改房这事，村干部不能带头。每改造一平方米，财政补助130元，贷款可给两年贴息。胡静看得明白：“群众吃肉，干部连汤都不喝，他才服你！”有利的事，村干部不占先。家家动员，孙君拿着手绘的一张张效果图，苦口婆心劝一个月，终于说动了党员张厚健。

　　张厚健对老屋不满意，儿子回来都不愿住家。改造预算得花七八万元。张厚健吓了一跳，太贵！孙君赶紧说，4万，4万就可以了。

　　没想到盖了拆，拆了盖，匠人只会钢筋水泥，早已不会门楼瓦片。“这是拿我家练手啊！”这回轮到张厚健着急了，赶紧吧，让我得有地儿住啊！可工匠认真，效果出不来，接着改。

　　最后算下来17万元，天文数字。坚决不接受的厕所进屋，进了；死活要留的院墙，拆了，山水尽收。在参观者的赞美里，半信半疑的张厚健也满意了，面积大了，功能全了，加固了，隔热了。别人来打听，他帮着隐瞒数字：“别因为数大，吓得都不改了。”但农家乐帮他迅速回本，“要愿意做饭，你做吧，累死你都有人吃！”

　　这一来，累坏了孙君。2011年上半年，他家家动员都不干。下半年，只要进村，谁逮住他就说房子、“画”房子。

　　但政府画下了红线。尊重自然环境：不砍树，不填塘，不挖山，不扒房。尊重村庄肌理：改水、改厕、改厨、改房，让现代设施和功能进来，保留村庄形态，不大拆大建。

　　村庄最细微的美，都得到了尊重。没有一味用新代替旧，新旧在叠加。任何一个村，少说数百年，村路布局里是历史，是乡愁。片石砖木，都重新派上用场，成了化腐朽为神奇的宝贝。专家、村民、工匠在“慢”中投入，带着温度，带着敬畏，修复着村庄。

　　村里两处土坯房，久不住人，再过两三夏，也就塌了。村民说土坯房“住够了、住伤了”。可被精心修复出来，成了全村最高端的茶社。原村小学几处教师的旧瓦房，内部按星级宾馆装修，变身郝堂最安静雅致的院落。留旧不是为了矫枉过正，而是要唤起村民对农村的尊重与自豪。

　　郭瑞民、王继军这样的市、区领导也常出现在村里，他们不批项目，不下指示，只是随时关注着变化。王继军提醒村里，也提醒自己：“政府习惯讲效率，可农民的事急不得。你急了他不搞了，他认为你在搞政绩、搞形象。结果就是，你花了很多钱却换来他一肚子怨气。”

　　尊重群众意愿是态度，更是方法。参与的各方观念、角度、见解各异，说不拢怎么办？当专家和领导意见不一致时，以专家意见为主；当专家与群众不一致时，以群众意见为主；当群众与农户不一致时，以农户意见为主。不以大多数的声音淹没少数人的声音。

　　村口路边有栋二层小楼，方盒子，白瓷砖，很另类，很扎眼。村里动员户主改，条件越谈越离谱。规矩不能坏，“山里猴，不能领头。”那就不改吧，最后反倒留下了当年的时空印记，增加了村庄的丰富性，歪打正着。户主如今想改，村里还得做工作：能否不改？

　　郝堂的村居改造风生水起，政府只动用了360万元的补贴，“四两拨千斤”，农民自己的钱占大头。政府的主业不是给群众盖房子，而是公共服务设施的配套。不粗制不滥造不糊弄，学校、卫生室、图书馆、居家养老中心、自来水、沼气、路桥，扎扎实实地建。钱哪里来？王继军说，号召相关部门向上跑项目，但绝非整合涉农资金，那会切走别村的蛋糕。鼓励去申请增量，“国家有这些项目，条件是谁干得好就给谁。”

　　蜕变——

　　社会修复，化育民风

　　董光辉在郑州本已是一家报社的高管。2013年他无意中来到郝堂。9天后，他把全家都搬了过来。

　　当时孩子还有十几天放假，他说“不等了，搬家”。辞了职，驱车4趟，彻底成了郝堂的居民。在城市，他每天深夜2点还在熬夜。在村里他晚上8点半睡觉，清晨6点半跑步。他理由很简单，这里能给孩子最好的童年。

　　村里孩子见人问好，知道把瓜子壳捏在手心，不随地乱丢。学校就在村旁小山上，钟声响彻山湾。学校是政府和社会投资，台湾设计师为孩子们做的干厕，生态环保，参观者一拨又一拨。干厕的肥料可以用在孩子们每人分到的那块小菜地上。自家的狗跟着孩子们上下学。学校拿大自然当教具，带学生认花认草，炒茶品茶。“如果农村的孩子都不喜欢自己的家乡了，长大了以后怎么会记得住乡愁？”校长杨文平坚持做理想中的乡村教育，不为“唯跳出农门论”而“自废武功”。

　　在郝堂，村民自扫门前屋后垃圾。反倒是城里来开店的不习惯，说门外不该他管。沿路丢垃圾，下塘折莲花的，往往是外来的游客，村里保洁老太太跟着一路捡。

　　吴凤超是80后，打工14年，现在带着家人回来，户口也从城市往回迁。他记得，过去村里偷个鸡摸个菜、拎个锅弄个油的事不少，现在夜不闭户。

　　如果仅复制郝堂的房，复制不了郝堂的神儿。很多内功，是看不见的。

　　在郝堂，所有的事情，必须跟老百姓商量着来。村庄能不能进车子？村里开村民会，一直开到夜里11点多，争吵的结果是：晚上游客少了可以进车，其余时间不能。

　　村规民约都是大伙这样吵出来的。村庄建设的“大事记”，厚厚一本，村里开的群众会数不胜数。有这样协商沟通的过程，村两委强了，群众也认他们。如此建起的，是家园，是共同体。

　　如果想看轰轰烈烈的经济效益，很难看出郝堂的名堂。郝堂项目强调不过度注资，甚至对外来资本保有警觉，“引入建设主体时，一定不能剥夺村民的权益，不能把农民挤出去。”小小一粒莲子，本村人采，本村人卖，荷塘也是集体的。这样，虽说规模做不大，效率不是最高，可制度设计就这样，哪怕有一丁点挣钱的机会，都要给村民。

　　郝堂项目协调人禹明善总结，表面看，郝堂修的是房，其实重建的是信心，凝聚的是要素，修复的是村里的小社会，重现的是集体的活力。集体有资产了，才能管起大家的事，就像蜂蜜，最能让蚂蚁抱在一起。

　　碰撞——

　　观念的争吵与和解

　　农民改自家的房，没怎么想过旅游。可郝堂还是触动了无数外来的客人。

　　很多人找到了记忆中的乡村。乡村是有生机的，长着大树，升着炊烟，水里有鱼有虾；村里人是和善的，打着招呼，让你去家里吃饭……中华民族的根、文化的魂在农村，人们和泥土有着天然的亲近。在郝堂，大人找到了回归，城里孩子来了不愿走。晚上大大的月亮升起来，曾有孩子兴奋地问：“爸爸，那是什么灯？”

　　小小的郝堂，承载城市的差异，承载泥土根脉，承载故土乡愁。每到周末游客一两万人。问他们，看什么？往往是，不知道，就是想看。

　　每一种情愫，每一个细节，都映射着城乡的碰撞。譬如有人说：“村口小摊的户外太阳伞，应换成油纸伞……”马上有人打断：“农民不干！”

　　农民要什么？村里要有路灯。可是，农村宁静的夜晚不是它的美吗？过多的光线属于城市。最后路灯用了最节制的光。

　　有人说，房子是好看，就是电线杆乱，电线为什么不入地？有道理。可是，农村经常动土，碰断了，麻烦又浪费。

　　路、河，规划征地要截弯取直……慢着，这是农村，为什么不依照既有的山形水势？

　　美化绿化，规划的树种开始是百日红、樱花。可是，它们不是土生土长的，要全部清除。

　　为什么总碰撞？郝堂发现，原来总用城市思维，求解农村的问题；总沿城市走过的路，认知农村的方向。比如，城市污水集中处理，农村也学，但怎能让农民每家掏污水处理费呢？

　　郝堂是多解的。郝堂的意义，胡静看重“村庄新生，村业壮大”。孙德华是五里店办事处派驻郝堂的包村干部，他看重“农民对自身文化的尊重，并获得了自身建设、自我发展的能力”。五里店办事处党工委书记苏永华则说，郝堂的价值在于“美丽乡村要用实干精神去‘慢慢’打造，用人文情怀去精心雕琢”。

　　也有疑虑：“农村活了，农民富了，可农业还是没人干。”30出头的胡涛上海有厂，每年销售额达千万元。他回来种地，种原种稻。他说：“村里种地的少，收益还是太低。”

　　还有更深的疑问：“离了帮助谈郝堂复制，能够自主进行吗？”“面对城镇化的大势，该引导农民走还是留？”郝堂已经触碰到了更深远的话题：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城乡关系？

　　复制——

　　待到山花烂漫时

　　有人评价郝堂是农村优秀部分的复兴。然而复制郝堂，难在郝堂并无模式，因地制宜。但最大的难题，是人。都市的设计师、大腕们建不了，他们接不到农村的地气。有一些到农村开发的新锐，他们要的是乡间别墅，在乎的不是农民。农村，人才都在往外流，有几个愿意和农民一起打造一个“郝堂”？

　　别的不说，连身怀乡土建筑技艺的工匠都成了“稀世珍宝”。鲍国志做园林，李开良建房子，因为来到郝堂，各自改变了轨迹。孙君画张画，李开良们能比着建出来，“建的比画的还好”。孙君说，他们没有学历，没有职称。我们这些人，画家、专家、学者的光环掩盖了他们。

　　这两个人，带着郝堂的理念，把复制郝堂当成了事业。

　　郝堂管他俩，一个叫老李，一个叫老鲍。老李脾气怪，不爱说话。他今年住了一次院，郝堂村民一拨一拨去看他。他不吃房主的饭，让房主省钱买好料。料差，他二话不说给扔出去。盖得不满意他就拆了重来，费料费工，谁也不敢顶撞他。他离开郝堂时，他的狗赖在村里，说啥也不走。村里发现，只有叫老李，那狗才应。天天这么叫，好像老李真没走。

　　老鲍也较真。房子改出来，不见得顺，待他花木点缀，效果一下子就出来了。但他俩，整天争，面红耳赤。就是这两人，像种子一样，从郝堂到了新集村。在平桥区，新集就是第二个郝堂。

　　有人说郝堂有茶山小河，是沾了旅游资源的光。新集是个平原村，啥也没有。新集的故事，源于老教师张立培。他放着明港二中的总务处副主任不当，自费30多万元，去新集村支教。村小学破败到只剩下17个留守孩子。但他不放弃，建食堂、修寝室，吸引众多家长把孩子送到这里寄宿就读。

　　“以恢复乡村教育功能引领文化复兴和村庄建设”，2014年平桥区改扩建了新集小学，一下子拥来几百名留守儿童入学。按郝堂的经验，政府在村庄倡导垃圾分类，按群众意愿鼓励村居改造。

　　老李和老鲍大显身手。得益于郝堂“练手”，新集的改造更加得心应手。一个几乎成为废墟的小院改造成了孩子们的绘本馆。一片老屋，成了雅致的茶社。

　　没有太多复杂的过程，新集活了。垃圾资源分类，比郝堂坚持的还好。走进处理中心，没什么异味，这个夸奖让垃圾工肖全珍很得意。从满村垃圾，到现在细致地回收，她觉得自己特有价值，满满自豪。说话间，从一片杂物中，拣出一枚细小的纽扣电池，“这个丢到地里，毒很大”。

　　为了回村专职做垃圾分类，她放弃了北京的保姆工作和几千元月薪。丈夫以前是“老上访”，如今一门心思收垃圾。

　　老鲍受邀远赴豫北，如今在黄河岸边河南孟州主持一个村庄的修复。那边有位90多岁的工匠，白须飘飘，感遇村庄复苏，重操技艺。

　　在郝堂的周边，没有补助，村民也在热火朝天改房子。自己设计，有模有样。这一带，人们再也不盖水泥板、白瓷砖的楼房了。农民就地取材，还搞出了雨污分流系统。

　　走在最前面的郝堂，却遇到了新的问题。郝堂因村庄而引人，可引人带来的发展冲动要占地，要扩张，却威胁了村庄。郝堂比两年前乱了，一些类似城市社区的管理问题露了苗头。有人对王继军说，郝堂建得越好，在商业化的大潮中破产得越快。王继军曾因占地砍树生过气，把手机都扔了，扔到了河里。但这一次，他很平静：“郝堂的意义已经体现，一个村庄有它自己的发展，也有它自身的调适。”

　　的确，发展冲动之于郝堂还是太少，它今天还不仅是村民的郝堂。待到山花烂漫时，最好的郝堂，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村。

　　（原载《人民日报》2015年12月25日）

　　（龚金星系人民日报社河南分社社长；高伟良系人民日报社地方部副主任） 增强“四力”专题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