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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渴望

　　471年至527年间，北魏的势力扩大到南方。与此同时，高句丽继续对外征战，新罗谨慎地迈向建国之路。

　　北魏地处中国北部，国力强盛、尚武好战，而南方的刘宋逐渐衰落。尽管二者实力悬殊，但两国都承诺暂时休战。它们将更多的时间用于边界争端，却没有考虑如何加强本国的实力。同时，两国都需要重视已被搁置的国内事务。“朕承祖宗，夙夜惟惧，”北魏皇帝魏孝文帝说，“然听政之际，犹虑未周。”

　　魏孝文帝是道教徒皇帝魏太武帝的玄孙。魏孝文帝登基之际，距魏太武帝驾崩仅有19年——魏太武帝的每位继任者，十三四岁就都有了子嗣，这的确是挺奇怪的。年仅4岁的孝文帝于471年即位。起初，孝文帝受制于其祖母冯太后。她临朝听政，成功打破了北魏的传统，成为唯一一个拥有权力的女性。北魏皇室源于游牧部族拓跋氏，按照其古老习俗，太子的母后当被处死，以防其干预朝政。而冯太后是汉人，她便设法使自己逃脱了处决。此后，她充分发挥能力与才智，以获得尽可能多的权力。这在不经意间体现出北魏习俗的残忍。

　　她的孙子长大后，他们二人设法达成了权力共享的管理方式，共治北魏。同时，他们开始对北魏朝廷进行变革，使其吸收更多冯太后带来的汉族传统文化，摒弃建国时鲜卑游牧部落留下的传统习俗。汉族官员在朝廷中获得了极高的地位。除了禁止鲜卑族传统服装之外，孝文帝和冯太后甚至禁止鲜卑语的使用，下令官员只能讲汉语，迫使其大家族采用汉族姓氏替代传统宗族姓氏。

　　道教仍在中国北方宗教中占主要地位。事实上，魏孝文帝的高祖父已经推行了道教的一种独特派系，该教派专注于炼制长生不老药（魏孝文帝宫中也有位术士，花费多年时间努力研制能使皇帝长生不老的仙丹），这也是中世纪的中国在药学和化学方面有所建树的原因。

　　但是，儒学和佛教为北魏皇室提供了更加有效的统治手段。在中国存在了几个世纪的儒家思想，为等级制度提供了范例。它描绘出一个重视秩序与道德的世界，而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井然有序、组织合理的政府。

　　佛教则提供了完全不同的东西：君主政治的典范。

　　中国北方佛教是大乘佛教。与印度和南亚的上座部佛教相比，大乘佛教塑造了具备君王般权力的众神。然而，这些神与罗马众神不尽相同，每位神代表的是佛陀及其弟子不同形式的化身。这些化身被称为菩萨，他们是参悟正道的修行者，已经到了涅槃的境界，“轮转生死中，不受诸因缘”。但菩萨仍未脱离世间，在众生得到普度之后，菩萨才会真正涅槃。

　　这同上座部佛教密切关注个体的理念相背离。大乘佛教不是简单地推崇归隐之道，而是称颂那些普度弱者的佛教徒，认为他们更伟大、更有成就。菩萨是仁慈君王的象征。北魏时期的佛教赋予皇帝掌管意识形态的力量，支撑起整个体制，巩固了皇帝的统治。魏孝文帝和他的祖母建造了富丽堂皇的佛教寺院，为其提供土地和银两，并下令在北魏北部，首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附近的悬崖上雕刻了大量佛像，从此坚定地踏上了政教合一的道路。

　　在他们的资助下，南部和西部的佛教僧人纷纷迁往北魏，佛教寺院也在全国各地兴建起来。其中最有名的寺院是少林寺，它位于号称“中岳”的嵩山之上，是为印度高僧跋陀而建。少林寺的僧人要为皇帝和北魏百姓的和平生活祈福，这是朝廷出资修建寺院的条件。作为祈祷和冥想的一部分，僧人们也会操练一套强身健体的功法，以集中精神。相传，北魏将军造访寺院时见到僧人们正在练功，认识到这种系统性的功法对打仗练兵具有借鉴意义，随后便加以采用。这些功法被视为中国武术的源头。

　　490年，冯太后去世，留下23岁的魏孝文帝独掌政权。他为冯太后整整守丧3年——按照传统，这是母亲而非祖母（祖母离世通常守丧1年）离世后应遵循的礼节。

　　守丧结束后，他召集北魏的部族首领——现在是改为汉姓、人数翻倍的王公贵族，领导他们以南伐的名义进军南方。不过，到达洛阳后，他命军队在洛阳的遗址驻扎，这里曾是晋朝都城，由于缺乏补给、惨遭劫掠，于311年沦陷。“平城，”魏孝文帝对大臣说，“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魏孝文帝计划将北魏变为一个彻底汉化的王朝，而700多千米以南的洛阳，正是他实施计划的关键。他打算重建洛阳，并从平城迁都于此。他还计划重塑两尊巨型佛像（它们位于两处悬崖上，俯瞰着贯穿洛阳城的一条河流），以此希望佛像神圣的目光继续注视着新都城。

　　重建工作历时9年，但魏孝文帝没能活着看到它竣工。他于499年因病驾崩，终年32岁。随后，他16岁的儿子魏宣武帝即位。在鼎盛时期，这座重建的城市中居住着50多万人口，约20米厚的城墙保护着城内的百姓和500座佛教寺院。在这里只讲汉语。城内巨大的藏书阁汇集了许多汉学经典，供北魏之后的官员学习。这个曾经的蛮族部落正渐渐超越晋朝昔日的辉煌。

　　地图29-1 长寿王时期的朝鲜半岛

　　位于东方朝鲜半岛上的小国百济，因高句丽疆域和势力日益膨胀而感到担忧，向北方的北魏朝廷寻求庇护，渴望结盟。

　　413年，伟大的高句丽王广开土王的儿子长寿王继位。他在位78年，赢得了“长寿”的王号。几十年来，长寿王一直小心翼翼地将高句丽一块块征服来的土地，整合为一个国家。

　　在位第20年之际，他下令迁都。他的父亲已经定都于鸭绿江边的国内城，这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好地方，但随着高句丽的领土沿半岛一路扩张，国内城如今位置过于偏北，不适合作为政治中心。长寿王决定将都城南迁至位于大同江广阔平原上的平壤。

　　迁都平壤意味着把重心放在南部，这使新罗和百济两个南部国家感到惶恐。两国都认识到，必须要寻求北魏的帮助，而刘宋国力渐衰，不足以颠覆这种势力的平衡。

　　北魏派军队前去帮助百济，而新罗也与邻国结盟。然而，这三道防线依然不够。475年，高句丽的长寿王率军进攻百济都城。他在战场上俘获了百济王并将其斩首，残存的百济政权被迫迁都熊津。

　　百济几乎在战争中被毁灭。与此同时，高句丽的疆域大大扩展，其辽阔的领土一直延伸至西北部和朝鲜半岛南部。

　　但是，尽管邻国和盟友惨遭灭亡，新罗却存活下来。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高句丽把百济视作威胁，而对付新罗则来日方长，毕竟新罗已经落后于其他两个国家。500年，新罗统治者智证王即位之时，新罗依旧没有什么产业，几乎没有对外贸易，仍采用原始的统治形式。因此，整个国家似乎尚未成形，甚至没有一个公认的正式国名。

　　智证王推动了新罗的觉醒。他第一次采用汉人的君主称号“王”，而不是传统的称号“麻立干”（maripkan），后者意思更接近于“执政的贵族”。他开始禁止一些比较古老而骇人的新罗习俗，譬如奴隶给主人陪葬等。他请来汉人谋臣，教新罗的人民使用牛耕（他们从未这样做过），并演示如何搭建地下冰窖，用来在炎热的夏季保存食物。

　　像北魏君王一样，这位新罗王把汉人的政治制度、技术，甚至是汉服、汉姓作为强国的关键。凭借汉人的文化，他把新罗塑造成一个真正的国家。智证王作为新罗开国之王的神话般的身份，留下了一些传说，传说其阴茎长达43厘米，因此很难找到妻子。

　　514年，智证王的继任者法兴王即位。在他领导下，新罗颁布了成文法典（520年），确立了国教，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央集权国家。也正是在法兴王统治时期，佛教终于传入新罗。

　　百济和高句丽已经信奉佛教100多年，但直至527年，新罗依然没有皈依佛教。这一年，印度高僧阿道（Ado）抵达新罗都城，最终帮助新罗王摆脱了尴尬困境。据《海东高僧传》的历史记载，中国南方的刘宋皇帝当时已经派遣使节出使新罗，并带来佛香作为礼物。但无论是新罗王，还是他的朝臣，都不知道佛香为何物（或者说，不知如何理解这份礼物的含义）。

　　身在宫中的阿道解释称，应当烧香供佛。汉人使节向他作揖，并说：“此边国高僧何不远。”紧随其后，书中记载道，法兴王“敕许斑行”。不久，法兴王更进一步，诏告天下，奉佛教为国教。这些记载直截了当地表明，朝政虽全由“蛮夷”之人掌控，但他们了解自己的弱点，在更有经验的汉人使节面前，没有丢掉自己的尊严。

　　防止日后丢失尊严的唯一办法就是进一步汉化。不久之后，新罗形成了自己的历史版本：是的，尽管佛教很晚才传入新罗，但法兴王声称，宫廷的匠人在打地基的时候，发现了很久之前的佛塔以及其他结构——“桩基、石龛和台阶”，那是前朝佛教寺院的遗迹。法兴王重写了新罗的历史：数百年以来，佛教已经融入新罗的历史之中，甚至比融入邻国的历史更长。在这种虚构历史的支撑下，新罗决定与高句丽争夺朝鲜半岛的统治权。 世界史的故事（套装共6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