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雨欲来

　　张、周会谈之后，中共中央于5月9日联名致南京政府及各界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通电，指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皆中国国防力量之损失，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

　　通电发出后，张学良深为中共的坦荡胸襟所感动，也更坚定了联共抗日的决心。他在刘鼎的协助下，首先在东北军内建立了一个由抗日骨干分子所组成的政治组织，定名为抗日救国会。

　　肤施之行后，张学良更多地了解了红军，得出红军之所以剿而不灭、英勇善战是因为他们有一套非常过硬的政治思想工作方法，从而使每一个战士都知道是在为谁而战。而在东北军内，军官大都是老式军阀出身，要联共抗日，思想工作若跟不上，一切都是空谈。于是张学良决定仿照蒋介石的办法成立军官训练团，并征得杨虎城的同意，两人共同报请蒋介石批准。训练团6月15日于长安的王曲镇开学，正式名称为长安军官训练团，由张学良任团长，杨虎城任副团长，挑选部分有进步思想的青年军官入团学习。

　　训练团开办后，张学良非常重视，视之为培训抗日骨干的主要渠道，不仅亲自挑选或过问入团学员名单，而且一有空闲就与学员们同吃同住。训练团确定了刘鼎提出的以政治思想教育为主，军事技术训练为辅的训练方针，着重对学员进行爱国救亡的思想教育。

　　6月22日，张学良从南京返回后即给全体学员作了《中国的出路唯有抗日》的公开讲话，一反过去一贯主张的拥蒋武力统一中国、而后抗日救亡的老调子，肯定只有抗日，才能统一。这是他第一次在公开埸合下表述与蒋介石在政治上的重大分歧。

　　在创办军官训练团的同时，张学良还扩大自己的亲兵队伍，将卫队二营（又称手枪营）大幅度扩建，每连由120人扩编至240，并调抗日救国会的孙铭九任该营营长。孙铭九又在张学良的授意下创办学兵队，主要选收平、津各所大学具有爱国思想的流亡学生进行军事训练，为东北军的干部队伍注入新鲜血液。学兵队由刘鼎亲自负责，严格按照红军军政学校的训练思路进行训练，为东北军培养了一大批抗日军政干部。之后，学兵队全部被张学良安置在东北军的重要岗位上。

　　培养抗日干部队伍是肤施张、周会谈花费时间较多的议题之一，张学良回来后即付诸行动，收到良好的效果，也足见他联共抗日的决心。

　　就在张学良一心扑在抗日大业上之时，东北军内部竟出现不安定因素，派系之间矛盾越来越多，少壮派与老派之间的矛盾甚至激化起来，就连王以哲这样极有声望且主张联共抗日的高级将领也心存顾虑，渐渐对少壮派在张学良面前的逐渐得势不满起来。张学良感到很痛苦，压力顿时增大。

　　7月初，张学良突然召刘鼎说，“我的日子甚是难过，思前想后，只有把队伍拉出去，和红军一起干，能拉多少算多少。请你向毛先生、周先生汇报一下。我即刻派飞机送你去肤施，回来后我到哪里你追到哪里，告诉我结果。”

　　刘鼎大吃一惊，急问原因。张学良道：“前有强寇，后有中央军，我队伍里有志之士虽说不少，但也不乏顽固保守分子，加上别有用心之人，要他们联共抗日很是困难。蒋介石自成一系，损人利己，心狠手辣，跟着难有好果。与其左右为难，不如撒开手跟着你们干，我想肯定会大有可为。那时逼蒋抗日，更有说服力。”

　　刘鼎没有想到张学良会突然要和蒋介石分手，于是急电党中央，说有要事要当面汇报。第二天刘鼎赶至肤施附近的安塞，见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李克农等中央主要负责人已在那里等候多时。

　　毛、周等人听刘鼎汇报之后，连夜开会，商讨对策。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张学良与蒋介石不同，是真心联共抗日的；东北军虽军阀习气较重，但流离失所，且有家难国仇，可进行团结、帮助和改造，而不是分化、瓦解或改编；蒋介石目前因两广事件而处境困难，且日本对他也步步紧逼，联合抗日是有可能的，但需一定时间，要张学良不可性急，要讲策略，不可过分刺激他。

　　会后，周恩来、毛泽东又分别找刘鼎谈话，将张学良那边的工作全权委托他去处理。刘鼎顿感肩上的责任重大，他所面临的不只是一个张学良和东北军，而是抗日救亡、振兴中国的中华大业。

　　刘鼎回来后张学良已赴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便跟踪至南京、上海，却失之交臂，未能见面。最后返回西安，刘鼎这才见到少帅。

　　张学良听到中共中央的决定和分析，不无感动地对刘鼎说：“常听人说‘共产党惯于以合作吃掉对方’，真是以小人之见度君子之腹。国民党军队间的互相拆台、吞并事件倒是屡见不鲜，只有你们共产党是真正帮助东北军的。今后你就大胆工作吧，一切有我给你撑腰。”

　　蒋介石一直对张学良怀有戒心，虽然委任他以西北副剿总之职，但总是放心不下，暗中密布特务、密探等对张学良及东北军进行监视与控制，仅西安一地就有特务机构一百余个，配备武器的也多达四十以上。这些特务机构在国民党省党部的支持下明察暗访、排除异己、破坏抗日力量、迫害进步人士等，可以说是无恶不做，早已引起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西北十七路军的愤慨。

　　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初到西北时，杨虎城曾忧心忡忡，认为东北军此来是“失之东北、收之西北”，公然抢夺他的地盘，因而对张学良一直有所顾忌。但他后来发现，东北军上上下下都要求抗日，这一点与西北军基本一致，加之东北军剿共失利，张学良在南京又受冷遇，遂认为“患难的朋友好交”，主动与张学良交好。两家又都暗中联系共产党，联共抗日已是不谋而合。

　　1936年8月29日晚，张学良突然接到杨虎城电话，说西北总部秘书宋黎遭国民党党部特务的绑架，被十七路军特务营的巡逻队截获，请他速派人将宋黎接回。同时，手枪营营长刘铭九也向他报告说参谋秘书室的关沛苍等多名进步青年也被党部特务秘密逮捕。

　　宋黎原是东北大学的进步学生，也是中共党员，后被分派到张学良身边工作，一直任张学良的机要秘书，深得张的厚爱。29日，宋黎应杨虎城将军之邀到“绥靖公署”作抗日报告，返回途中被党部特务绑架。押解途中，宋黎高喊“救人！”快到党部时，恰逢杨虎城宪兵营的巡逻队路过，听到喊声，即过来问询。特务们盛气凌人地说：“我们奉委员长命令来抓共产党，你们莫管闲事！”

　　巡逻队长认出是宋黎，即让特务出示逮捕证。特务们没有证件，巡逻队长即以无证捕人为由将宋黎强行截下，并送至杨虎城处。杨虎城即打电话让张学良领人。

　　张学良气愤至极，同时怀疑自己联共抗日的事可能泄露，遂决定先下手为强，于是着手准备搜查国民党部，救出被捕人员。下手之前，张学良为稳妥计，叫来机要处长黎天才商议。

　　黎天才一进张公馆，见五辆卡车已满载士兵，整装待发；急进会客厅，又见张学良一脸怒容，应德田等几位助手肃立其旁，孙铭九手持驳壳枪，满脸杀机。黎大吃一惊，急问怎么回事。张学良说：“我要杀几个人，命令已下。现在想听听你的最后意见。”

　　黎天才问明原因，对张学良说，此事不妥，若要马上起事，则杀人可以。但若只为泄一时之愤，则授人以柄，置自身于不利位置，可谓小不忍则乱大谋。黎建议先查抄省党部，查抄不利于我方的文件，而后抓几个主要特务交军法处依法严惩，既打击其气焰，又避免直接杀人，扩大事态。

　　张学良表示同意，便命刘铭九即刻去查抄省党部，同时把国民党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叫来厉声训道：“党部的人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绑架我的贴身秘书，置我张学良于何地？我是副总司令，在这里代表中央，代表蒋委员长，党部的人算什么东西？我已令人去搜查党部，请你负责查明真相，天明之前向我交代！”

　　邵力子也不知此事，见少帅发怒，便诚惶诚恐地退出去。凌晨4时，邵来复命说：“省党部现已查明，此事乃调查统计室的人奉蒋委员长命令逮捕刘澜波、粟又文、马绍周、孙大发等共产党人。他们事先没有请示副司令，是他们的不是，现托我向您请示。”

　　当时，省党部已查抄完毕，张学良和杨虎城见到没有他们通共的真凭实据，已心中有数，便对邵力子拍案叫道：“什么共产党人？还不是捏造罪状、诬陷好人？我的秘书我不知道，哪里有个力秘书？”此时，粟又文已被张学良派往新疆，特务又把粟误写为力，张学良便据此责训。

　　事后，张学良觉得事情重大，便先发制人，致电蒋介石说：省党部非法逮捕他贴身秘书，又不通知他，是对他这个西北副剿总的蔑视。同时承认自己的行为“鲁莽”，自请处分。至于所捕马绍周等人，已交军法处严加审讯。

　　蒋介石已得到西安特务密报，知道张学良有通共嫌疑，却苦于没有证据。再说他现正忙于两广事件，无暇他顾，便回复说：既已知错，后注意即是，处分一事可免议。至于马绍周等人，准其所奏。

　　张学良把马绍周、刘澜波、孙大发等人移交总部军法处，交江雄风审理。江是特务处派来的，在西北任办公厅情报科科长兼西安市公安局督察。张学良交代他一不许刑审，二不许将人犯押离西安。张学良布置完毕，即让人嘱马绍周等人在法庭上坚持斗争。

　　孙大发不知张学良的安排，跑到杨虎城处请求庇护。张学良即让孙铭九将他找来，厉声问他：“你是不是共产党？”“不是。”“有把柄落在他们手中么？”“没有。”“那你为什么要躲起来？”“我没有军籍，害怕他们拿这一点罚我。”“没有军籍我可以给嘛，上法庭时该说啥就说。”

　　在张学良的精心安排下，马绍周等人在法庭上坚持斗争，控诉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和亡省亡家之苦，江雄风没有证据，只好把他们当庭无罪释放。

　　这次事件因发生在29日晚，遂被人们称为“艳晚事件”（艳，电报用语，指每月的29日）。“艳晚事件”大灭了蒋介石特务的威风，也大长了抗日爱国志士的士气。同时，也是张学良对蒋介石的不宣而战，可以说是西安事变的前奏曲。 风流少帅张学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