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首相偕老

　　当戴笠打电报给赵一荻时，在他看来，只不过是履行一句诺言、白做一个人情而已，因为他已答应张学良给赵一荻打电报，也知道赵一荻肯定不会到这样的鬼地方来。他也象蒋介石一样欠张学良许多。西安事变时他与宋美龄一行一下飞机，即被东北军缴下枪械，他这个军统局长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心里很不是滋味。在以往的经历中，都是他缴别人的枪，而今轮上人家缴他的了，心里不免难受。张学良见状，即从自己的腰里取下手枪，送到戴笠手中，给戴挣了很大的面子。加之当年成立“四维学会”时，他还曾当过张学良的部下，因而对张一直都很尊敬。

　　没有想到赵一荻的行动会这么快。当戴笠接到回电时她已在赴贵州的路上。赵一荻的舍命陪夫精神使这位杀人不眨眼的人深感叹服，从内心里艳羡道：“红粉知己，张汉卿之福呵！”

　　他清楚地知道，如果有朝一日他也落到张学良这个地步，他只能孤身一人承受孤独，面对恐惧。没有哪一个女人会象于凤至、赵一荻那样为了他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的。

　　赵一荻到山上后，张学良就成了她生活的中心。张学良的快活，就是她的快活，张学良的爱好就是她的爱好。她是为张学良而生，又是为张学良而活着的。此后，她随张学良辗转几个地方，不管环境多么恶劣，她总是保持旺盛的精力与乐观的态度，尽可能地使她的少帅感到快乐，感到幸福。

　　张学良被蒋介石骗飞台湾后，自感获释的希望更为渺茫，便开始潜心攻读史书，计划借古喻今，为国家出力。后来眼见报国无路，便彻底放弃幻想，转而对基督教大感兴趣，一心想成为一个基督徒。

　　然而，要想成为一个基督徒，就必须接受洗礼。而要想接受洗礼，按照基督教的规定，他只能有一个妻子。事实上，他与于凤至之间还有夫妻关系，又与赵一荻同居几十年，实际上构成两个妻子。他要想接受洗礼，就只有一个选择：要么与于凤至离婚，要么与赵一荻解除同居关系。而这两者，又都是张学良所不愿也不忍去做的。为此，张学良很是苦恼。

　　1961年8月31日，女儿张闾瑛偕女婿陶鹏飞在阔别25年后与张学良在台湾重逢。张闾瑛把母亲在台湾的情况告诉他，说她日夜都在思念着他。说完，她又把于凤至的照片交给爸爸。照片上的于凤至已明显苍老了，张学良看着，看着，情不自禁地把照片捂在胸口，口中喃喃道：“凤至大姐，都是因为我呀！”

　　此时，望着女儿闾瑛与女婿陶鹏飞，张学良几次欲言又止。然而，他最终还是说出来了：“孩子，爸爸老了，爸爸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想成为一名基督徒。可是因为你妈妈与一荻阿姨的关系，牧师不肯给我洗礼。我想，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请求你妈妈，只有她才能帮助我下这个决心。”

　　说完，张学良颤抖着手把一封早已写好的信交给女儿闾瑛。

　　这是25年后闾瑛第一次见爸爸！而爸爸竟当着女婿的面，让她捎信给母亲！她深知这封信的内容。然而，她又能说什么呢？她知道，此时此刻，爸爸的心比她的还要难受！

　　张闾瑛回去后，于凤至就向女儿问长问短，包括张学良与赵一荻言语举止、音容笑貌的每一个细节，其关切之情让张闾瑛再也不忍心掏出那封使她心碎的信。这件事一直拖了两年，直到1963年秋，张闾瑛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决定将信交给母亲。

　　是风霜，总要到来的。

　　张闾瑛狠狠心把信交给母亲，一个人呜呜着跑回屋里去了。

　　于凤至没有哭。她仔细地看着，想象着张学良写这封信时内心该有多么痛苦。是的，她已离开他二十多年了。二十多年来，陪伴她的只有一荻妹妹，而一荻，竟连一个最起码的名份也没有。她深感对不住一荻，也对不住学良。在他最最需要她的时候，她却不得不离开他。

　　想到这里，于凤至走到桌前，伏下身去，毅然取出纸笔写道：“我接受离婚之请求。你们之间纯洁无瑕的爱情将会感动每一个人，也会感动上帝。我谨在异国他乡向你们表示最最衷心的祝贺！”

　　的确是最最衷心的祝贺。还有什么能比一个拱手让出自己所一直钟爱着的丈夫的女人更能解释出什么叫忠诚呢？于凤至的体谅与大度，她与人为善、成人之美的无私精神感动着每一个知道她或不知道她的人，更感动着张学良与赵一荻。

　　1964年7月4日，张学良与赵一荻历经30多年的曲折坎坷之后，终于在台北市举行结婚典礼。时年张学良64岁，赵一荻53岁。

　　当牧师用缓慢而又郑重的语调对赵一荻说“你愿意嫁给面前的这个男人去做他的妻子吗”时，赵一荻的眼里盈满了泪水。三十多年的梦啊，她能不愿意吗？可要一下子就说出来，这幸福，她能承受得了吗？

　　“愿意！”她的声音轻柔得连自己都听不清楚。

　　然而，就是这声轻柔的回答，结束了她数十年“秘书”的不白身份，正式成为张学良夫人！ 风流少帅张学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