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谏蒋介石

　　蒋介石用四个多月的时间处理完两广事件之后，便踌躇满志地调集各路大军向西北开来，拟尽全力“剿灭共匪，以竟全功”。他把驻在湖南南部的胡宗南部调到陕甘地区，而后亲自赴西安，督促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进击红军。

　　蒋介石一到西安，张学良即和杨虎城一道晋见，陈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意见，遭蒋一顿训斥：“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叫你向东，你就向东，我叫你死，你就去死，不要去问为什么！”

　　两天后，蒋介石召见张、杨商议进剿红军，见二人仍坚持抗日，便又骂道：“抗日一事，不要偏听共匪蛊惑。”张学良说抗日是全体将士的共同愿望，若去打红军，恐他和杨虎城也难以调动，若去打日本人，他保证部队随叫随到，个个奋勇，人人争先。蒋介石说：“士气问题，我来解决。”

　　蒋介石决定到长安军官训练团训话。蒋在王曲训练团的全体团以上军官大会上说道：我们最近的仇敌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远，为害尚缓。共产党是内患，乃心腹之患；日本只是外敌，乃皮肉之患。心腹之患自然甚于皮肉之患。内患不除，外敌将无法抗击。为此，一定要坚决贯彻“攘外必先安内”的政治方针，将共产党消灭干净。

　　蒋介石的讲话引起阵阵嘘声，张学良怕出乱子，蒋一讲完，即宣布散会。

　　此时，关麟征、胡宗南部已陆续开入甘、宁地区，日本也无大举进攻的迹象，蒋介石认为是剿灭红军的最有利时机，便积极布置各路人马，共同围剿红军。

　　10月29日，蒋介石赴洛阳去参加他的五十岁寿庆。张学良想趁蒋做寿时不便发火这个有利时机再行劝谏，便约阎锡山赴洛阳祝寿。结果是张、阎刚一开口说话，即被蒋介石转过话题，把口封死。第二天，蒋又在洛阳军校的军官会议上指桑骂槐道：“我认为，勾结日本是汉奸，勾结共产党也是汉奸！”锋芒直向张学良。

　　当晚，阎锡山偕张学良在军校的操埸上散心，临别，执着张学良的手说：“汉卿，看蒋先生的态度，我们不能再说话了。你要光复故土，我要保卫家乡，一切全得靠自己。”

　　张学良见阎锡山如此说话，知其必和自己联合抗日。再联想近来日军侵犯绥东，阎命傅作义部坚决抵抗，便感动地紧紧握住阎锡山的手，决心和他并肩大干一埸。

　　11月初，蒋介石命各部人马分三路进击红军，右路军王以哲部故意拖延，其他各部也为各自利益借故不前，只有胡宗南部急于争功，结果孤军深入，在山城堡被红军吃掉一个旅又两个团。张学良很是高兴，认为胡宗南的精锐都被吃掉，红军真是不可战胜。于是，劝蒋联共抗日的信心大增。

　　蒋介石调兵遣将，陈兵数十万于陕甘周围，并调来70架飞机，想尽全力吃掉红军。而红军此时因张国焘继续执行分裂主义路线，分兵西进，兵力大减，处境困难，局势非常危急。11月24日，傅作义在绥东大败敌伪蒙军首府百灵庙，全国欢腾。但蒋却非但不予褒奖，竟要傅部与日军停止冲突，并派韩复榘和日本商谈停战事项，好让他腾出手来一举消灭共产党。

　　11月23日，蒋介石密令南京政府在上海逮捕全国各界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七人，并封闭几十家进步报刊，史称“七君子事件”。蒋介石反共亲日的行为受到全国各界的一致声讨。

　　12月1日，张学良得知蒋已对他和杨虎城失去信任，欲以蒋鼎文、卫立煌来取代他们，同时调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分别赴安徽、福建两地。但蒋介石仍不露声色，因为他想利用东北军和西北军打头阵去打红军，这样可以一石二鸟，消除两个心腹之患。而东北军和西北军只有张、杨二人才能驾驭，不到万不得已，他仍要利用他们。张学良觉得已到最后关头，必须采取措施，于是与杨虎城紧急运筹，欲发动兵谏，扣留蒋介石，逼其联共抗日。

　　局势日益紧张，但张学良还没有放弃劝谏蒋介石。12月7日，张学良决定作最后一次努力。他约杨虎城到他的公馆里说：“我拟再劝蒋一次，他再不听，我们只好动手了。先礼后兵，也算对得起他。”杨虎城不同意，认为蒋已不可救药，只有兵谏一条路。张学良坚持要去，杨虎城只好同意。

　　当日晚，张学良面见蒋介石，痛哭流涕，声声哭谏，向蒋陈述中国只有抗日救亡一条路可走，否则就要亡国。不管他怎么苦谏，蒋介石丝毫不为所动，末了竟对张说：“即使你拿枪把我打死，我也不会改变剿共政策！”

　　至此，张学良彻底放弃劝谏的希望，返回西安后即和杨虎城布置兵谏。

　　12月9日，东北与西北两个救亡总会组织学生游行示威以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与杨虎城起初对游行不同意，怕其影响他们的行动计划，也怕学生受到无辜牺牲。后因学生们一再坚持，便同意游行，并决定派部队保护。

　　游行队伍突然决定向住在临潼华清池的蒋介石请愿，张学良只好向蒋请示，让蒋接见学生代表。蒋把张大骂一顿，并命令卫兵，一旦学生队伍越过界限，即开枪射击。张学良见此情景，唯恐学生遭到不测，便驱车赶上游行队伍，劝学生们回城，学生们宁死也要向蒋请愿，并为中华民族遭此大难而政府却继续进行内战而齐声悲哭。此情此景使张学良泪流满面，当即向学生们表示：“我的枪决不打中国人。你们的要求也就是我的要求，请大家暂先回城，一周内我一定给你们一个圆满的答复。”学生们见张学良如此苦劝，这才撤回城去，从而避免一埸可能的流血事件。

　　张学良和杨虎城见哭谏无效，遂决定兵谏，商定动手时东北军执行扣蒋任务，十七路军负责解除城内中央军、警、宪、特武装，逮捕中央军政大员，控制飞机埸，但没有确定具体动手日期。

　　10日，蒋介石召开秘密军事会议，与会的只有他的嫡系将领蒋鼎文、卫立煌、陈诚、朱绍良等，确定了第六次进剿红军的作战计划，独把张学良、杨虎城排斥在外。会上，蒋介石还决定将张、杨撤职查办，解除东北军武装，逮捕西安的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同时，共产党方面也传来消息，因蒋介石一定要改编工农红军，国共和谈无法进行。

　　所有这些使张、杨觉得若不马上动手，后果将不堪设想。经过仔细商讨，张、杨将兵谏日期定为12月12日凌晨。

　　事不宜迟，张学良立即将王以哲、刘多荃召入公馆，向他们发布扣蒋命令。王以哲说：“干吧，副司令既然有决心，我们全都豁出去了。”

　　12月12日凌晨6时，张学良的卫队二营在善于掏老窝的骑六师师长白凤翔、团长刘桂五及卫队营营长刘铭九的率领下，迅速包围华清池，经过短暂搏斗即解除蒋介石所有卫兵的武装，只蒋介石本人在他的贴身护卫帮助下，逾墙逃跑。

　　张学良在新城指挥部闻讯后大惊失色，众将官也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一旦蒋介石有个三长两短，事情就闹大了，一埸内战肯定是少不了的，抗日大业也就成了一纸空谈。略定片刻之后，张学良高声对大家说：“若找不到委员长，我便将自己的头割下来，请虎城兄拿到南京请罪，了此公案。绝不能因为要停止内战而引起内战，若如此，我张学良即成了千古罪人！”

　　上午8时左右，卫队营在后山一个山洞里发现只穿着一件古铜色睡袍和一条衬裤、已冻得索索发抖的蒋介石。9时左右，孙铭九送蒋介石至新城大楼联合指挥部，杨虎城也按约定早已将居住在西京招待所里的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等十余名国民党党政要员逮捕软禁，击毙作恶多端的宪兵队第三团团长蒋孝先和第二团团长杨镇亚，控制飞机埸、火车站、邮电局等要害部位。

　　至此，西安事变取得初步成功。张学良松下一口气来，召刘鼎速给中共中央汇报扣蒋一事，请求速派代表来西安参与谈判。而后，张、杨等高级将领联名通电全国，提出逼蒋抗日的八大政治主张：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等一切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守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通电八大主张之后，张、杨宣布成立西北抗日临时军事委员会，由张学良任主任，杨虎城任副主任，共同商讨军事防御计划，因南京政府在亲日的戴季陶、何应钦等的策动下已传令讨伐西安。东北军迅速集结，日行军100多里，五天内即完成布防，在赤水、西安一带布下七道防线。

　　一切布置完毕后，张学良又致电孔祥熙、宋美龄，声明扣蒋只为抗日，并保证蒋介石的人身安全，从而增强孔、宋营救的决心和信心。张学良还及时改组《西京日报》，改其名为《解放日报》，使其成为宣传西安事变真相的喉舌。同时，让史沫特莱等国际友人用英语向国际报导事变真相，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

　　在东北军、西北军内部，张、杨也及时展开教育，宣传抗日，鼓舞士气，并接受中共建议成立援绥军，通电全国，高举抗日大旗。

　　16日上午，西安两万余人召开群众大会，张、杨登上主席台，张学良慷慨陈词：“若蒋介石不接受此次兵谏，停止对红军作战，联合抗日，我就将九一八事变后他给我不准抵抗的密电向全国公布，并将他交付国人裁判！”

　　一时间，整个大西北一片抗日救亡的呼声，各种抗日活动空前高涨。 风流少帅张学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