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剿暗联，东北军秘密沟通共产党；劝蒋逼蒋，张学良强行兵谏蒋介石。民族危亡，匹夫有责，东北军众将士齐心协力调转枪口向日寇；西安事变，全国抗战，张学良、杨虎城一身正气捉蒋放蒋救中国。

　　秘密通共

　　张学良决定调转枪口，联共抗日。但他深知自己的罪过严重，顾虑共产党会不会结交他这个对国家、对红军都犯下滔天大罪的人作朋友。他看到过中共的《八一宣言》，上面把他列为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卖国贼，属于被打倒的首要目标。张学良思前想后，猛然记起他的老朋友杜重远先生正在上海保外就医，于是以料理私事为由前往上海向他讨教。

　　杜重远是他的东北老乡，1926年与张学良在沈阳结识，之后两人关系甚好，情同手足。“九一八”事变后，杜流落上海，一边办企业，一边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与邹韬奋等进步人士过往较密。后来他就任《新生周刊》总编，在上面大力宣传抗日救亡，引起全国人民的广泛注目，成为著名的爱国人士之一。1935年5月4日，该刊登载《闲话皇帝》一文，含沙射影地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和国民党政府的卖国行径，引起日本不满。日方以“侮辱天皇”罪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杜重远因此而被判刑一年零两个月，后因病获准保外就医，移居上海虹桥闻养院。

　　张学良设法见到杜重远后，即迫不及待地向他诉说自己心中的苦闷，并征求他的意见。杜重远听后为他分析形势道：为东北三千万同胞计，为二十余万跟着他南杀北征的东北军计，为少帅个人的气节计，他都应该痛改前非，联合共产党，实现西北大联合，谋求全国一致抗日。目前已具备上述联合的三个有利条件：共产党不久前发表《八一宣言》，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杨虎城素有民族气节，其部属也多主张抗日；新疆盛世才部东北人，且与苏联关系密切，可以谋求共同抗日。东北军若和以上三股势力联合起来，则腹地广阔，进退自如。此时即便蒋介石不抗日，他们也可坚持下去。抗日乃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只要竖起大旗，持之以桓，最终必将成功。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杜重远的精辟分析使张学良信心十足，决心联合西北力量，共同抗战。为了和共产党取得联系，他还在上海秘密约见了从苏联回国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将领李杜将军，向其郑重表示愿与西北红军联合抗日，希望能和共产党取得联系，最好能和共产党的负责人进行商谈。李杜欣然答应帮助联系，让他回西北静候佳音。

　　张学良回西安后，并没有坐等李杜的“佳音”，而是积极地多方探求与共产党接触的途径。他首先想到的是前线，便把处于剿共第一线的六十七军军长、也是他的心腹将领王以哲召回，让他设法在前线与共产党联系。而后，张学良又想到东北大学，因东大学生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骨干力量之一，于是便写信给东大秘书长王卓然，让其派代表到西安见他，谋求从中找出共产党员，而后通过他与陕北的共产党谈判。

　　张学良多方出击，积极寻求与共产党联络。此时，他万没有想到，中共中央也在积极运筹，通过各种途径去做张学良的工作，劝其调转枪口，一致对外。

　　1936年1月初，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联合发表《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表示愿与东北军停战抗日。继而又做东北军被俘人员的工作，并通过高福源与王以哲取得联系。

　　高福源是王以哲部下的一员骁将，榆林桥之战中被红军俘获。他自忖必死无疑，没料到不仅受到优待，还让他参观学习，并被送到红军总部面见彭德怀将军。高福源深明大义，自告奋勇地去做被红军围困的甘泉城众将士的工作，甘泉率先与红军停战。高福源向彭德怀说，东北军都不愿打红军，都想杀回老家去打日本人。问题的关键是张学良与王以哲。他们两人都要求抗日，只是对红军不了解。如果张学良知道红军的情况，谋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彭德怀即将此消息报告中央，博古、李克农等党的高级领导人都先后找过高福源谈话。

　　此时，中共中央也于1935年12月及时召开瓦窑堡会议，改口号反蒋抗日为抗日反蒋，确定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东北军自然是联合的首要目标。为此，周恩来亲笔写信托高福源面呈张学良，向他转达罢兵交好、共同抗日的信息。

　　彭德怀亲派骑兵送高福源到洛川王以哲防线之外，将信捎于王以哲。王以哲见信后，即刻约见高福源，并密奏张学良。张学良闻听大喜，马上通知王以哲送高福源至西安，他要亲自召见。

　　张学良与高福源深谈三个小时，详细了解了红军的情况，知道了红军不可战胜的最根本原因是红军是为老百姓而战的，深得人民的拥护。高福源将周恩来的信交给张学良，张看后即派高再赴“苏区”，请共产党派代表与他在洛川谈判。

　　1936年1月19日，高福源再去甘泉，说张学良20日即到洛川。毛泽东、周恩来等觉得事情重大，即派正在甘泉的李克农代表中央前去会见。第二天李克农与张学良在洛川谈了近三个小时，初步决定前线停战，各守原防，并在一定范围内通商。

　　3月4日，张学良再次飞抵洛川，与李克农会面。这一次他打扮成商人模样，兴致很高，一见面就说：“我是来做大买卖的，是整销，不是零售。”李克农见状也诙谐地说：“张将军，你几时解甲从商啦？”主客二人遂哈哈大笑，握手畅谈。

　　张学良兴致高涨的原因是，近日国民党露出想和共产党和谈的迹象。在蒋介石的暗示下，宋子文等请求宋庆龄派可靠的人士持信去陕北向共产党捎信，似想握手言和。宋庆龄便派地下共产党董健吾取道西安，董手持由孔祥熙出具的财政部特派员委任状，请求张学良送其入陕北延安。张学良以为蒋介石回心转意，要联共抗日了，所以特别高兴。

　　这次会谈，涉及面较广，所谈的都是联合抗日的实质性问题。张学良认为，统一战线应包括蒋介石在内，因为蒋介石的中央政府是国内最大的一支力量，若没他的配合，抗日只会是一纸空谈。中央后来同意张学良的看法，及时将抗日反蒋口号改为逼蒋抗日。接着他们又谈及红军取道山西进行东征和如何才能联合各方力量共同抗日等重要问题，取得实质性进展。

　　至此，张学良知道共产党中央就在陕北（他一直以为在上海），便提出与党的负责人如周恩来、博古或彭德怀等在肤施（延安）举行正式会谈的请求，李克农欣然答应。

　　洛川二次会谈之后，张学良对联共抗日有了更大的信心，但他在内心深处仍有顾虑，害怕共产党并不真心信任他。正在这时，他接到李杜来电，说已为他物色到一位“朋友”。张学良大喜，即派高级参谋赵毅亲赴上海迎接。

　　3月20日，共产党员刘鼎由上海来到西安，受到张学良的热情欢迎。

　　刘鼎（1903－1986）原名阚尊民，在德国留学时由朱德介绍入党，回国后一直在周恩来领导的中央军委保卫局工作，后被叛徒出卖，逃出后再度被捕，第二次逃出后潜往上海，曾在宋庆龄家躲过三天。

　　张学良一见刘鼎，即向他连珠炮般道出了自己的疑虑：一．我张学良国恨家仇集于一身，与日本人不共戴天，可共产党为什么还骂我为卖国贼？二．中东路事件中，苏军使东北军损失惨重，可苏方还责骂我反苏亲日？三．陕北红军为何将东北军往死里打？

　　刘鼎听完，沉思良久道：“张将军所提问题很是重要，容我考虑一二，明天再作答复。”

　　经过认真思索，刘鼎认为，张学良一向佩服强者，鄙视弱者，他应该针锋相对，让张学良彻底明白自己所犯的错误。

　　第二天，他即针对张学良所提的问题一一回复说：一．张将军身为东北军边防司令，率数十万大军弃三千万百姓于不顾，使日军兵不血刃即占领东三省，自然要受到国人唾骂。共产党一心为民众，不能不表明态度。二．东北当局受日、蒋挑拨，首先撕毁中东路共管协议，苏方应该自卫。当局允许日本扩张势力而独对有约在先的中东路采取片面行动，已在事实上亲日反苏，自然应受指责。三．东北军不去抗日，反来剿共，致使红军损失巨大，被迫长征，陕北反击，实出于无奈。红军是工农武装，后面是亿万民众，自然战无不胜，连蒋介石的百万大军都无能为力，何况是东北军？蒋介石让东北军剿共，实质上是一石二鸟，借刀杀人，对此，将军当有深切体会。

　　刘鼎慷慨陈词，句句击中张学良要害。哪知张学良听后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大加赞赏，认为刘鼎有学问，有教养，一定是共产党里的大人物。此后张学良视其为知己朋友，专门摒除一切公务与他长谈。

　　4月9日，周恩来在李克农陪同下前往肤施。9日下午，张学良自驾飞机，偕王以哲、刘鼎等人飞抵那里，在一个教堂里与周恩来进行正式会面。

　　周恩来一行刚一出现，张学良即一眼认出哪一个是周恩来了。他跨步上前，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说：“你一定是周先生，久仰，久仰！”

　　周恩来大吃一惊，不可思议地望着他说：“张将军，好眼力呀！”

　　“哪里哪里，”张学良见没有认错，越发高兴地说，“我可是早听说过共产党里有一个美髯公的！”

　　“张将军真是痛快，一见就是故乡人！”周恩来也很高兴地说。

　　“周先生此话－－”张学良略怔一下。

　　“哈哈哈哈，张将军有所不知，我少年时曾做过你父亲三年臣民，也算是半个东北老乡吧！”周恩来说着也爽朗地大笑起来。

　　二人笑毕，携手走进教堂，共商联合抗日大事。

　　会谈在亲切、友好、合作的气氛中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4时，双方就许多问题达成协议，特别是在逼蒋抗日、建立包括各阶层在内的统一战线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

　　会谈之后，周恩来又派刘鼎同志再回西安，协助张学良做好东北军的思想工作，并给张学良写去一信，开首即说：“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告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之大幸！”张学良也对周恩来佩服至极，曾对刘鼎说：“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与周先生真是一见如故啊！”又说：“我与蒋公相处多年，可始终不知他打完红军后是否会去抗日。而对共产党，我一下子就知道了她不仅要抗日，而且要建设一个新中国！中国的事从此就好办了。” 风流少帅张学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