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陷囵圄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象张学良所预料的那样顺利。蒋介石被扣之后，国内各界因不明真相，加之张学良在他们的心目中一直是个不抵抗将军，竟出乎意料地出现了一股拥蒋浪潮。一些别有用心的亲日派人物如戴季陶、何应钦等更是高调猛弹，迫使中常委通过讨伐西安叛逆的决议，以期引发更大规模的内战，置蒋于死地，乘机乱中夺权。各地实力派鉴于历次讨蒋均以失败告终这一认识，均持观望态度，甚至连阎锡山也来电质询张学良的不是。更不可理解的是苏联的态度。苏联一直对张学良有看法，此次事变后苏方又错误地认为张是因亲日才扣蒋，等于暗中帮日本的忙，因而一而再、再而三地发表攻击事变的评论。张学良周围一时阴云密布，喊打声四起，只有中共表示大力支持，一方面运动红军向西安靠拢，拟从军事上给予支援，另一方面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赴西安解决事变危机。

　　与蒋介石的谈判也陷入僵局。事变那天，蒋听到枪声，以为受到红军袭击，忙逾墙逃走，仓促间躲入山洞中，模样狼狈不堪，大失其委员长的威风。当他知道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干的，心中一下子有了数，索性大耍泼皮，冲着张学良大叫道：“你不要叫我委员长！我不是你的长官，你也不是我的部下！”张学良向他解释，他捂着耳朵不听。当张学良的部下为了安全起见而在半夜将蒋秘密转移地方时，蒋以为张要动手杀他，吓得脸色苍白，浑身发抖，钻进被窝里死不出来。

　　经此一吓，蒋介石心惊胆颤。加之身陷囵圄，消息不通，越想越觉绝望。又想自己仇敌甚多，对张、杨也有许多对不住的地方，便认为此次事变，两人断不肯轻易放他。既然必死无疑，干脆嘴硬一点。于是，他偷偷写下绝命书让交转交宋美龄，嘱其善待两个儿子。此后，无论张、杨二将军怎么劝逼，蒋介石就是不肯答应联共抗日的和谈条件。

　　正当张学良深感头疼、手忙脚乱之时，刘鼎告诉他中共中央已派周恩来协助他处理善后事宜。张学良大喜，立即关照刘鼎说：“快，用我的专机去接！他来了，我就好办一些。”

　　12月17日下午，中共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东方面军参谋长叶剑英、西北苏维埃政府主席博古被刘鼎用飞机接到西安。张、杨与周恩来等立即就有关形势进行磋商，周恩来认为：事变虽为“阴谋”，但动机光明，若处理好，便会促进西北乃至全国的抗日大联合，挽救中华民族于沦亡，此乃永垂千古之功勋。目前有两种可能，一是争取蒋介石，和平解决事变危机，走团结抗日的大道，另一是杀掉蒋介石，从而引发更大规模的内战。周恩来最后表示，共产党将和西安站在一起，尽力促进逼蒋抗日。同时，一旦南京进攻西安，红军将协助西安方面给予坚决还击。

　　杨虎城对逼蒋抗日抱有疑虑，认为蒋已不可救药，应将其严密看押，使南京投鼠忌器。必要时杀之，彻底与南京决裂，单独抗日。周恩来再与杨虎城会唔，指出这正是南京亲日派所希望的。蒋虽不抗日，但并不亲日，且日本若再进攻，也将威胁到他的生存，蒋是个不愿受制于人的人。而亲日派则不同，他们正想趁机谋取蒋的位置，并借日本之手铲除国内其他势力，甘做亡国傀儡。杨虎城终为周的分析折服，至此，和平解决事变的决策正式确定。

　　张学良觉得应事不宜迟，早日卸下这个沉重的包袱，于是频频找蒋劝逼。蒋借口跌伤，拒不松口。

　　18日晚，张学良陪同周恩来见蒋。蒋介石一见周恩来顿时吓得面如土色。周当年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他发动政变时曾悬赏八万元光洋要他的人头，现在又是他一心要剿灭的、地位仅次于毛泽东的共产党首脑之一。而周竟也来到西安，岂不是要参加“公审”他蒋介石吗？没想到，周恩来只不过是来进行礼节上的问候而已，不仅没有责骂他，而且还宽慰他几句，一点也没有要公审他的意思。

　　周恩来告辞后，张学良与蒋做了认真的交谈。这一次，蒋不再耍威风了，也不再耍赖了。他初步表示愿意接受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但拒绝在任何文件上签字。这是蒋介石在态度上的重大变化。

　　蒋介石的这一变化，主要是由于端纳的来访。14日中午，端纳带着宋美龄的亲笔信飞赴西安，劝蒋接受张学良的礼遇，搬入条件较好且有暖气的公馆（此前蒋一直赖着不搬）。蒋同意了，蒋与张的关系有所缓和。端纳讲述宋美龄、孔祥熙等正设法营救他，且南京何应钦之流剑拔弓张，拟大举进攻西安。一旦进攻，局面将极其尴尬，那时，张、杨也下不来台，蒋非但不能获救，且有性命之忧。蒋也从宋美龄的信中看出，南京方面“戏中有戏”，真正危害他的不是张、杨，而是何应钦。同时，他也了解到英、美对此事也主张和平解决。而和平解决最关键的就是他必须得答应张、杨提出的八项条件。蒋虽已心中有数，但他不能轻易服软。

　　张学良、宋美龄设法阻止南京的军事进攻或轰炸。而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蒋介石一人。端纳请蒋速写一信交由蒋的亲信蒋鼎文，让他转交南京的何应钦，命令暂缓进军。老奸巨滑的蒋介石此时已知道张、杨事变的真正动机，料不敢杀他，再加之南京一旦进攻，宝座肯定易主，便同意签署暂缓进攻的命令，但只给三天时间以逼张、杨就范。

　　20日，宋子文与端纳飞赴西安，宋见周恩来在此，大吃一惊，后听说周、杨与张学良的主张一致，这才放心。张学良请蒋早日定夺，蒋仍拒绝。宋子文单独与蒋谈话，蒋终于同意由宋子文代表他进行谈判。

　　21日，宋子文飞离西安，22日，孔祥熙决定由宋美龄、宋子文偕戴笠、蒋鼎文等来西安参与谈判。

　　张学良一见宋美龄即上前谢罪说：“兵谏实出无奈，我们没有伤害委员长的意思，也不要钱和地盘，只求他同意抗日，同意我们提出的八大主张，签不签名都可以。委员长一直很生气，望夫人好好劝劝他。”

　　宋美龄批评张办事太鲁莽，但答应促使蒋悔悟，并协助做好善后工作。

　　22日下午，宋氏兄妹代表蒋介石与西安三方面商定以八项政治主张为基础进行谈判。23日上午，谈判正式进行，24达成口头协议，蒋介石同意：撤军，改组国民党，改组政府，联红容共，联苏、释放政治犯等。同日晚，蒋介石向周恩来明确表示停止内战，联合抗日。

　　至此，西安事件得到和平解决，剩下的问题是如何放蒋了。

　　杨虎城及东北军众将领坚决不主张无条件放蒋，对张学良决定亲自送蒋回南京更是意见纷纷。为此，张学良专门召开军事会议，会上，张学良激动地说：“你们的意见很很中肯，但我认为行不通。蒋被关在此，他现在说的话连何应钦都不一定听，让他下命令退兵，若中央军不退，我们怎么办？即使退兵，一切按我们所要求的办，我们还是要放他。但他心犹不甘，定生报复之心，回去后极有可能马上翻脸，那时我们不是照样前功尽弃？只要他原则上答应我们的条件，签不签字又有什么关系？签了，照样可以撕毁。若我们晓之以理，并不逼他签，他反而还不好反悔。至于我要亲自送蒋回去也自有道理。此番事变，对蒋介石打击很大，今后我们照样要拥他做领袖，若不给他面子，让他回去好有脸见人，他今后将很难再领导部下。他若无能力调动部下一致抗日，我们此番事变又有什么意义？我亲自送他回去，同时也有讨债的意思，使他答应的事不好意思翻悔。再说，也可以打一打亲日派的气焰，使他们无屁可放。至于我自己，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若能为抗日救亡做一点事情，也算洗刷我过去不抵抗的罪过。我走之后，一切善后事宜均由杨将军负责。好了，我意已决，你们不必多劝。”

　　25日下午，张学良偕同杨虎城送蒋至飞机埸。临上车前，张对杨说：“虎城兄，我决心送蒋，善后事宜及东北军，请你代劳几天。万一我回不来，东北军今后完全归你指挥。”说毕，张交给杨虎城一个手谕：

　　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城）、孝侯

　　指挥，此致

　　何、王、缪、董各军长、各师长

　　张学良 二十五日

　　以杨虎臣（城）代理余之职

　　即日

　　周恩来闻讯，立即驱车赶往机埸，已是机去人杳。周恩来恨自己迟到一步，为此惋惜不已。后与人提及此事，曾长叹道：“汉卿不仅要‘摆队送天霸’，还要‘负荆请罪’啊！”

　　12月25日晚，飞机抵洛阳，蒋介石要张学良电告杨虎城，先释放蒋鼎文、卫立煌、陈诚等人，第二天蒋与张等各自乘专机抵南京。

　　西安事就使蒋不得不改变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树起抗日大旗。但西北“三位一体”大联合却让他睡不安稳，加之他平生以来第一次受此屈辱，决不甘就此罢休。因而，一到南京，他即瞒过宋美龄、宋子文等暗中安排扣张事宜，并令陈布雷起草对张、杨的“训词”、张、杨辞呈及军事法庭判词和特赦呈文等。

　　26日，蒋介石要宋子文转告张学良，要其写请罪书，好让蒋有个交待，张即刻照办，自写请罪书一封。张学良以为，写此书只不过是给蒋一个台队下，没想到这是蒋扣押他的刀柄。自28日起，张学良被禁止与人接触。

　　蒋介石回来后见南京仍全心拥护他，大为放心。他立即解除何应钦讨逆军司令之职，并收回孔祥熙行政院长之位，让张学良致书杨虎城，放回全部军政大员及扣押的飞机，而后，正式将张学良提到军事法庭审判。至此，张学良才追悔不该亲自送蒋。

　　12月31日军事法庭开庭，审判长为李烈钧。张学良泰然自若，应对自如，末了还慷慨陈词，陈述他在西安的所做所为仅为敦促蒋介石抗日，别无他意。李烈钧找不出任何破绽，只好结案，前后不过20分钟。没过多久，法庭已将军事委员会早已备好的判决书宣告如下：“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上官暴行胁迫，减处有期徒刑10年，褫夺公权5年。”

　　审判结束，张学良即被批准正式“逮捕”，送往孔祥熙的别墅。1937年1月4日，蒋介石又假意向国民政府递交请求特赦张的呈文，但要军委“严加管束”。自此，张学良便在宪兵和特务的陪伴下开始他长达半个世纪的囚禁生活。 风流少帅张学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