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逞狂，妄图割裂东三省；少帅易帜，断然归附国民党。忧国忧民的年轻少帅自从专权的第一天起，即开始圆那个多年来一直萦绕在其心头的中华梦：外御列强之污侮，内救百姓于水火，为一统中华、富国强兵而誓死奋斗！

　　东北易帜

　　张学良虽与张作霖血脉相连，但两人在处事及胸怀上完全不同。张作霖乃一介武夫，虽也义胆侠气，但总不免一个封建式的绿林好汉，凡事都以自己为重，顺我者倡，逆我者亡，即便有统一大志，也无外乎成就一个草头皇帝之梦。具体表现在，对内执衷混战，以便乱中扩充实力；对外勾结日本，甚至不惜出卖民族利益。张学良则不然。他从小就受到中国古老传统及西方现代文明的双重教育，并亲眼目睹了中华民族饱受列强蹂躏的悲惨现实和有志之士为复兴中华大业而前赴后继的英勇壮举，渐渐产生了救国救民的忧患意识。通过多次军阀混战，张学良开始在内心深处突破了“张氏父子打天下”的封建传统观念，息内争、御外侮的爱国主义思想也渐次形成，因而凡事均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再考虑个人的恩怨得失。

　　皇姑屯事件后，整个东北完全置于少帅的控制之中，张学良终于得以实现自己的宏大志愿：停止内战，统一中华，富国强兵，共御外侮。

　　对于张学良来说，最大的外侮就是与其有杀父之仇的日本人。

　　张作霖的惨死使张学良认识到，要想保存自己，就决不能充当日本人的傀儡。但他到过日本多次，深知小日本国富兵强，武器先进，要想抵御日本，单靠东北三省之力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国家结束内战，实现统一，中华民族才有希望转弱为强。基于这一点，张学良开始谋求与他战埸上的对手--国民革命军--进行和谈，从而实现和平统一。

　　张学良是一名军人。军人自有军人的风格，张学良最佩服的是能够战胜他并让他输得心服口服的人。他与北伐的国民革命军交手多次，屡战屡败，便对之肃然起敬，认为它不仅能战斗，而且会战斗，因为它有一支奉军所没有的政治思想工作队伍。这一点让张学良心服口服，他曾对人说：“我们拿什么争天下？奉军南下河北、河南，占了许多地方，却连一个县长也派不出！”蒋介石是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张学良自然把这一切功劳都记在他的头上，从而认为只有蒋介石具有统一中国的能力。再说，蒋介石后来反苏反共，与他反对苏联的民族主义思想也不谋而合。更为重要的是，蒋介石已获得英、美等西方列强的支持，在兵力上也占绝对优势，再与之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

　　当时，随着新疆的归附，蒋介石已在形式上实现除了东北三省外的大一统，与蒋统一也是大势所趋。对于蒋介石来说，只要东北易帜，悬挂国民军的青天白日旗，整个中国就成了他的天下。

　　1928年7月1日，张学良通电与南京方面全面停战，正式向对方伸出橄榄枝。7月3日，蒋介石对日本记者发表谈话，提出和平解决东北三省问题。7月8日，东北派使者到北京与蒋介石等谈判，蒋提出只要张学良信奉三民主义，任何条件都可商量。张学良见说，遂决定于7月22日易帜。为试探日本人的态度，张学良决定先让热河的汤玉麟部于7月19日率先易帜。

　　南京政府亲善英、美，张学良一旦易帜，日本在东北三省乃至全中国的利益将自然受损，这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所不能充许的，因而他们一听到风声，便施出种种手段从中阻挠。日本首相田中首先派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向张学良“传话”，提出三点“参考意见”:1．南京尚有共产色彩，且地位不稳；2．若南京武力入侵东北，日本愿出兵帮助；3．东北若财政困难，日本愿全力接济。

　　田中的意图简单明了：东北三省应独立自治，全身心地投入大日本帝国的怀抱。面对杀父仇人的使者，张学良坦然反问：“我可不可以把日本不愿中国统一的意见，或东北不能易帜是由于日本的干涉这项事实报告国民政府？”

　　这是明显的干涉他国内政，林久治郎当然不敢再有所表示，因为张学良一旦将这三条“参考意见”公之于众，日本必将受到全世界舆论的压力，陷入被动局面。

　　日方公然抗议易帜，张学良为稳妥计，决定推迟易帜日期。

　　在张学良为其父举行葬礼时，日本政府特派驻法大使林权助于8月3日抵达奉天，名为吊丧，实为恐吓。

　　杀父仇人前来吊丧，张学良的心里别提有多难受。但此时的少帅已今非昔比，不仅大权在握，一言九鼎，而且也善于斗智斗勇。密谈中，林权助软硬兼施，百般劝说张学良独立自治。对此，张学良义正词严地说：“我的决定不会因任何人的压力而改变。我是中国人，我无权违犯东北三省的民意！”林权助见说，威胁道：“我和令尊是好友，私谊上我一直把贵司令看作自己的子侄，有危险我不能不奉告！”张学良一听，勃然大怒道：“我和贵国天皇同岁，阁下知道不知道？”就这样，面对林权助咄咄逼人的威吓利诱，张学良时而迎头痛击，时而婉言拒绝，自始至终保持着中华气节，致使这位老谋深算的日本外交家狼狈不堪地无功而返。

　　林权助碰壁，日本人并不甘心，不久又让土肥原贤二（张学良的日本顾问）说服少帅出任“满洲国皇帝”，这个不识相的土顾问还给他写了一份令人啼笑皆非的“王道论”。张学良一看，不禁哑然失笑，当即让千田森通知参谋部把土肥原调走。千田森说：“土顾问是日方委派的，当年订约时规定你要有两个顾问，你无权调走他！”张学良恨恨地说：“那好，我的顾问我无权调，可我总有权不见他吧！我不跟他谈话，以后土肥原再来，我一概不见！”

　　张学良一边与日方紧密周旋，一边积极筹划易帜事宜。蒋介石也极力争取，加之英、美等国抓住“济南惨案”向日方施加压力，日方内部也矛盾重重，对易帜一事再不敢过分阻挠。经过近半年的曲折，东北易帜终于于1928年底有了结果。

　　1928年12月29日7时，张学良身穿陆军新式军装，头戴法国平顶式军帽，腰挂镶金马刀，英姿勃勃、神采奕奕地骑着战马走到北洋军阀的五色旗前宣布易帜。几分钟后，南京方面送来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开始在奉天城上空飘扬。 风流少帅张学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