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常事件

　　张学良虽然执掌政权，但奉系内部局势并没有完全稳定。

　　奉系内原分为新旧两派。张作霖死后以张作相等为首的旧派转而拥护张学良，但新派（士官派）中一部分人在杨宇霆、常荫槐等人的煽动下，没有从根本上把这位年轻少帅放在眼里。

　　杨宇霆原为清朝秀才，后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为张学霖所赏识，历任奉军参谋长、总参议、东北兵工厂督办、江苏督办及三四方面军军团长等职。杨为人精明强干，才略过人，是张作霖割据东北三省、入关称霸中原的主要谋划者和干将，也是张作霖对日交涉的左右手之一，连日本人对杨也颇感头痛，因为他总是设法在不得罪对方的情况下将他们的无理要求降至最低程度或化为乌有。

　　杨宇霆在威权日重的同时，也极力网罗一批忠于自己的党徒担任要职，从而形成一个以他为首的东北士官派。杨宇霆一见大权在握便骄横自负起来，不但不将他人（除大帅外）看在眼里，就对少帅也等闲视之，还亲将自己原来的字“邻阁”改为“邻葛”，俨然自比诸葛亮。

　　杨宇霆掌握住东北的地方官员之后，即开始插手军队。东北军大都掌握在张作霖的把兄弟张作相、吴俊升和少帅张学良手中，杨宇霆很难插手，于是建议成立预备军，大量储备他所网罗的日本士官派嫡系军官，并假借张作霖之命，通令东北军空缺各部不得擅自补充，一定要从预备军中选取。不料杨宇霆的这一阴谋被郭松龄看穿，郭进言张学良采取措施使杨的阴谋终成泡影。杨宇霆因而深恨郭松龄，一而再地在大帅面前弹刻排挤他，终导致郭倒戈反奉，致张学良于不利境地。郭兵败后，杨又假命杀之，对此，张学良一直耿耿于怀。

　　张作霖死后，杨宇霆眼看着大权旁落于少帅之手，心里实在不甘。但他知道，东北乃张氏之天下，且军权又不在他手中，他若过于冲动，反而于己不利。于是，老奸巨滑的杨宇霆表面上也装出一副拥戴少帅的模样，而在心底里却无时不盘算着怎样才能取而代之。张学良深知杨宇霆为人，但为了稳定东北，仍对他甚为恭敬，几乎凡事都要向他请教。哪知杨宇霆不识抬举，越发飞扬拔扈起来，不但直呼其名，更有甚者，竟然背地里叫他“阿斗”（三国时刘备的儿子），并多次在公开埸合下使他难堪。

　　杨宇霆的所做所为引起东北军众多人士的不满，加之日本人也想除掉这个令他们头痛的“老滑头”，便制造种种假象使张学良认为杨宇霆是亲日走狗，不久即要取他而代之。此时蒋介石也火上浇油，几次来电劝张学良早日除掉杨宇霆，以免后患。旧怨新恨使张学良觉得，杨宇霆不除，他在东北就不会安稳。

　　引发杨常事件的导火索是，杨宇霆伙同常荫槐，公然向张学良施加压力，逼其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由常任督办。常荫槐当时是东北交通委员会副委员长、黑龙江省主席及东北政务委员，一向敢做敢当，执法颇严，对东北铁路建设及维护路权等做过一定贡献。但他自跟上杨宇霆后，时常在背后散布流言蜚语，褒杨贬张，处处与张学良过不去。

　　1929年1月10日，杨常同去批张学良，要其在他们早已拟好的签呈上批准成立东北铁路公署。杨宇霆说，此公署成立后便将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权收回管理。张学良认为此事牵扯到外交问题，一定要请示南京国民政府方可决断。杨、常却要其马上签字，言语中带有逼迫之意，引起张学良反感。此时正值日方威逼张学良履行“日张协议”，张学良原本窝着一肚子火气，见此情景，肝火愈盛，心想日本人威逼我，你们竟也来威逼我，我张学良还做什么少帅！

　　张学良越想越气，决定趁此机会除掉杨宇霆这个心头大患。

　　一旦动下杀机，张学良就着手将之付诸实践。这是一件大事，稍有不慎，即可酿成大乱。于是张学良和夫人于凤至商议。于凤至提议用银元占卦，正面在上即杀杨，反面在上即不杀。张学良六次抛币，正面均在上，便认为杀杨是天意，遂决定采取行动。

　　张学良即刻打电话召警务处长高纪毅进客厅说：“杨宇霆、常荫槐欺我太甚，下午强迫我签字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此事关系甚大，我要请示南京政府，他们却立逼我签，晚饭后即来听取结果。现在我想结果他们，你看如何？”

　　高纪毅说：“此事说办就办，不宜拖延。”

　　张学良即命令高率人伏于张学良的老虎厅里。晚上7时，杨、常如约而来，刚坐进厅内，高纪毅等即率6卫士将其缴械，宣布完罪状后当埸开枪击毙。

　　除去杨、常二人后，整个东北都为之震动，杨、常的党徒无不惶惶不可终日，哪还敢轻举妄动！自此，张学良的权威地位终于在东北确立，整个东北顺利地进入自治发展时期。 风流少帅张学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