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初冬，北风卷着塞外的干沙，越过绵亘的古长城，将一方苍黄的天铺向了太行山麓。枣树叶子黄了，杨树叶子落了，河边的小草也萎缩了根须。

　　唯有青山不改本色，依然巍峨，傲视漫天风沙。

　　数十铁骑急如狂飚，忽而翘首越岭，忽而跳跃跨涧。

　　秦基伟纵马驰骋，任干硬的风沙在耳边呼呼掠过。急驰一阵，翻上一个山头，他勒缰止步，翻身下马。

　　深秋的太阳依然火辣辣地灼人。

　　他解开了军装的纽扣。一手拿着军帽扇风，一手掐在腰际，俯瞰数十里阡陌。

　　群山尽收眼底。视野里那些熟悉的村庄、树林、河流笼罩在浑沌而又悸动的阳光里。

　　这片广袤的土地，对于他来说，有一种特殊的含义。

　　自从进入大反攻以来，从八月十七日李川沟阅兵到十月十九日，仅两个月时间，他指挥太行军区一分区和后来的太行一支队先打赞皇，再战临城，轻取内邱，智收高邑，又在友邻的配合下，攻克邢台，参加解放邯郸和临铭关，一路上可谓所向披靡战无不胜。

　　倥偬岁月，汗洗征衣。如今战火间隙，他才得以剃剃胡须走马上任，前去接替李达担任两个月以前就明确于他的太行军区司令员的职务。

　　共产党人不计较职务高低，但职务的高低往往是很计较人的。职务高低不完全说明问题，但也不能说完全不说明问题。太行军区一至八个分区司令员，皮定均、陶国清、黄新友、何正文、鲁瑞林等人都是在太行山坚持敌后抗战独当一面的老司令员，而此次提升，唯独选择了他秦基伟。

　　对此，秦基伟有一个非常客观的认识，他以后曾经说过：“一个人，能力有大有小，水平有高有低，经验有多有少。而工作岗位呢，有合适于你的，也有不合适于你的。职务上的变动，那是有很多因素的，往往只能说明这个职务比较合适于你，但并不等于说别人都不如你，各人的强项弱项不同嘛。比如说我可以当司令员，可以去领导很多人，包括工程师飞行员坦克手医院院长，但要让我去当工程师飞行员坦克手外科医生什么的，我就抓瞎了。所以说，一个人，总是应该把自己放在整体中去衡量去比较，找准感觉。不能随着职务的变动，把自己放在不适当的位置。职务高了，只能说明责任更重了，而并不等于说水平就高了，就比别人高出一头。”

　　事实证明，在这一点上，秦基伟始终是清醒的。

　　秦基伟没想到，他此次上任之后遇到的首要问题，不是发扬他的战斗作风，带领太行军区部队乘胜追击，而是去执行一件前所未有的任务，不拿枪不扛炮地进行另一种战斗，用的武器竟然是唇枪舌剑。

　　话儿要从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的形势说起。

　　日本投降后，由于蒋介石企图独吞胜利果实，抢占地盘，导致国共两党战火重燃。中国内战的扩大和反内战斗争的发展，在国际上引起了重大反响。美国总统发表声明，赞成中国的团结和民主，并派马歇尔充任中间人，来华进行调处。

　　接着，苏、美、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发表公报，要求中国停止内战，改组扩大国民党政府，实行民主。

　　国民党在上党、邯郸几处进攻被粉碎后，也发现要发动全面内战，须作充分准备，最主要的是要把大批军队运到内战前线。为应付国际舆论的压力，国民党同意停止内战，筹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国民党同共产党签订停战协定，停战令于一月十三日生效，全国出现了暂的和平局面。

　　国共和谈从此拉开帷幕。

　　和谈总部设在北平，首先由周恩来、马歇尔、张群（后为张治中）三人小组酝酿成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执行部设三名委员，即国民党代表郑介民、美国代表罗伯森、中共代表叶剑英。

　　在全国各个内战战场，均设有“军事调处执行小组”。

　　石家庄执行小组中共首席代表是徐德操，不久，因徐德操另有任务，又调秦基伟前往接替。

　　二月八日，秦基伟乘坐从日军手中缴获的福特牌汽车，精神抖擞地离开了太行山，驶往国民党第三军驻地石家庄。

　　对于秦基伟来说，这无疑是一桩特殊的使命。

　　临行前，晋冀鲁豫军区首长打来电话，邓小平的话直接了当：“秦基伟，形势不一样喽，光有军事斗争经验远远不够，要学会打政治仗，打外交仗。你现在就开始喽。”

　　秦基伟说了一句大实话：“政委，打这样的仗我的心里没底呀。我很担心，弄得不好，要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失。”

　　邓小平在电话那头轻轻笑了一声：“担心是对的，底气也是要有的。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失更是不允许的。薄一波副政委在邯郸，你要经常向他请示汇报，争取他的领导和指点。对内要依靠大家，集思广益。跟国民党谈判，要多长几个心眼，拿得准的事要讲究策略，拿不准的事绝不轻易表态，要集中力量抓他的把柄，抓大把柄。小事可以退让，大事坚决不让。对美国人，一定要有礼貌，要争取同情和支持，要在感情上把他拉向自己的一边。你记住了吗？”

　　秦基伟说：“记住了。”

　　记是记住了，但能不能做得天衣无缝，他那时还不敢说。邓小平的这番话既有方向，又有方法。秦基伟觉得心里踏实了许多。对于邓小平，他一向尊敬，在他眼中，邓小平不仅是个军事家和政治家，更是个渊博的学问家。

　　最后，邓小平说：“秦基伟同志，这一次行动就全靠你的喽，我和刘师长都相信你，能把任务完成得很好。我们送给你两句话，一句叫做内方外圆，二句叫做内紧外松，是个啥子意思唻，你自己琢磨吧。”

　　这一路上，秦基伟就费开了心思。内方外圆是个什么意思？就是说对内掌握原则，对外把握技巧，捍卫党的利益寸土必争，在不失掉基本原则的情况下采用一切灵活的斗争艺术。内紧外松又是个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自己的准备要充分，同敌人做斗争要不动声色。下面的工作要多做，谈判桌上的动作要干净利索。

　　隐隐约约的，秦基伟觉得自己领悟到许多深远的东西。

　　状如龟壳的小汽车在黄沙大道上缓慢地爬行，像放屁虫似的拖着一路滚滚浓尘。

　　秦基伟终于被折腾得不耐烦了。

　　这是美国老牌车，被日本人带到中国，没想到这洋玩艺不服中国水土。中国的公路少且差，两年颠下来，一部货真价实的福特名牌汽车也散了架。再加上日本远离本土作战，物资匮乏，燃料奇缺。也亏得这群东方矮子能想得出来，竟然用木炭代替汽油。在汽车下面吊了个奇丑无比的炉子，生火煮汽。烟熏火燎，东奔西颠，又是两年下来，好好的一部福特轿车就面目全非了。

　　刚坐上这辆车子，秦基伟觉得新奇，也觉得很惬意。可是走了一程，就觉得不舒服了，腿伸不直，腰伸不直，脑袋伸不直。

　　他很想扔掉这又笨又丑的劳什子，让警卫员备马。

　　他觉得自己还是习惯于骑马，嗒嗒嗒，嗒嗒嗒，一抖缰绳，四蹄飞扬，在广袤的平原上丘陵上，纵情驰骋，委实有一种天高地阔无限洒脱的惬意。

　　可是不行。

　　如今任务不同了，身份不同了，要同美国朋友和国民党代表谈判，高桌子低板凳，既要讲究礼仪，也得讲究风度。再说环境也不同了，即将到达的是一座城市，骑马不成体统，也施展不开。

　　偶尔，秦基伟的脑海里闪过一个可爱的形象，金色和黑色掺杂的鬈曲的头发，碧如深海的湛蓝的眼睛，高挺而且永远通红的大鼻头子，毛茸茸的大手拍在他的肩上，OK、OK的喊声亲如兄弟。那是他一生中最亲密的异国朋友——惠德赛。

　　要是这次谈判的美国代表也是惠德赛一样的人就好了，他想。

　　虽然已踏上敌占区的土地，然而秦基伟等人心境坦荡。汽车经过元氏城的西关、北城壕，驶向东关大道。上了大路，老福特就年轻多了，一路上风驰电掣，任两边碉堡林立、哨兵如竹，毫不理睬。

　　太阳照进车窗，像柔柔的银绸，哗哗地往后扯着。

　　秦基伟扬眉吐气，连打了三个喷嚏。

　　中午时分，福特汽车驶进石家庄，七拐八转，到了第三旅社。

　　这一回，又引起了一番热闹。

　　汽车一停，就有一大群人围过来，围着那辆破车嘁嘁喳喳。车身上写着“修武县公署”。城里的老百姓，很少有人见过身着军装的八路军，很有些神秘感。这回见着了，依然感到神秘，说：“瞧，这个八路军的大官，穿得跟兵一样。”甚至还有人说：“八路军就是神，国民党的汽车没汽油一步也不能走，八路军的汽车烧木炭也照样跑得呜呜叫，欢实着呢！”

　　秦基伟听了，心中暗笑，也不解释，随人们怎么议论。

　　这次随同秦基伟参加谈判的，还有太行区和太行军区的陶希晋、马芳庭、张蕴钰等人。他们在旅社只休息了十几分钟，便接到电话，要他们前往第三军招待所参加会议。

　　放下电话，秦基伟眉头皱了皱，轻蔑地说：“真他娘的玩小聪明，以为我们刚到，不了解情况，搞突然袭击。”

　　陶希晋说：“既然如此，是不是可以不去，以示抗议。”

　　秦基伟说：“不去恐怕不好。我看还是去。他有千条计，我有老主意。形势有利就表态，情况不明不吭气。”

　　张蕴钰、马芳庭等人都笑了，说：“司令员的这套办法好。”

　　进入会场，第一件令秦基伟失望的事，是美方代表葛瑞波上校。当中共方面前任首席代表徐德操将葛瑞波介绍过来时，秦基伟发现葛瑞波的眼珠子远没有惠德赛上校那样清澈透明的蓝色，更没有惠德赛那样豪爽如火的热情，而是无精打采，连握手都是有气无力，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

　　他大约是被没完没了的扯皮拖垮了神经。

　　国民党方面的代表是胡屏翰少将，列席会议的还有当地驻军长官、国民党第三军的肖参谋长。在同胡屏翰握手的时候，秦基伟把两腮的肌肉使劲向后扯了扯，就算作笑容了。

　　胡屏翰也是使劲挤出一副笑容，很虚假。

　　大约他们二人比美国佬更清楚，这次谈判到底能起多大作用。最后的发言权究竟是不是在这里，秦基伟知道，胡屏翰也知道。只有美国佬不甚了了，还在起劲地，认真地撮合着。

　　会议开始，由持中立态度的葛瑞波上校宣布，今天的会议是昨日元氏会议的继续。

　　秦基伟本来就对这个美国佬没有好感，一听这话就更不高兴了，敲了敲桌子说：“什么元氏会议？我们刚到，根本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总得把情况先介绍清楚嘛！”

　　显然，美方代表是被国民党代表蛊惑了的。胡屏翰本来就是想钻个空子，乘秦基伟等人初来乍到，情况不明之机，让其毫无思想准备，盲目表态。

　　但秦基伟没有中这个埋伏，一语戳破了胡屏翰的天机。

　　一计没成，胡屏翰又想了一招。他算了算参加会议的人员，中共代表共有五人，国民党代表只有四人，少一人。少一人，就少一票表决权。他于是提出，出席会议人员太多，建议双方各留一名首席代表，其余的不参加会议。说完，并且真的将自己以外的三名人员撤出。胡屏翰还有另一种思想，他知道八路军厉害，尤其是成团结伙绷住了面子更是水泼不进。双方各留下一人，他的心理负担就轻多了，以自己的学识、经历、思辨能力，他不信辩不过眼前这个土八路。

　　然而，他又想错了。

　　刘伯承、邓小平之所以把秦基伟派到这里来谈判，恐怕不是随便点将的。秦基伟不是他通常见惯的那种土包子。

　　秦基伟点了一枝烟，静静地听。

　　待胡屏翰把话说完，秦基伟笑了，不紧不慢地提了几个问题：“一、关于参加执行小组的人数，过去是否已有确定。如果没有确定，仅凭胡少将自作主张，是否不太妥当？二、如果认为中共今天出席会议的人员多了，那么在前两次会议中，中共代表仅一人，而国方代表多达五人，那个时候胡少将是大意了呢还是有意不说呢？如果不能解释这个问题，按胡少将的意思，则此次会议应该停止讨论其他一切问题，而首先解决执行小组内部组织及确定会议日程。三、临时召集会议是否应该征得我们的同意？如果认为可以不征得我们的同意，我们就没有参加会议的必要。如果认为有必要征得我们的同意，那我们的意见是先由国共双方报告各自掌握的元氏的情况，然后再讨论元氏问题，研究处理方案。否则，我们就只好沉默了。你总得让我把情况弄清楚了才发言嘛。”

　　说完，举烟上移，把目光投向胡屏翰：“你看呢，胡少将，这样是不是更合理一些？”

　　一席话，有条有理，不卑不亢，且诚恳谦虚，态度和蔼。

　　胡屏翰倒吸了一口冷气。暗暗惊诧，自己是看走眼了，秦基伟的三条绵中有针，句句暗藏锋芒。这个八路司令绝不是软皮柿子，实在不是随便可以捏的。一时无言以对，冷汗很快就沁上了鼻尖。

　　秦基伟明白，自己已经拿下了一个制高点，但他没有流露出轻狂得意地神情，仍然做出一副虔诚、忠厚的样子，转向葛瑞波：“当然，我们尊敬的美国朋友站在公正的立场上，一定会有一个公正的态度。我们很想听听葛瑞波先生的意见。”

　　葛瑞波恼怒地瞪了胡屏翰一眼，然后朝秦基伟苦苦地笑了一下，把根硕大的雪茄抽得红光乱溅，嗞嗞有声。

　　美国佬的心里也窝了一肚子火，全怪国民党派来的这头驴子，欺负乡下来的八路军，煽动山姆大叔召开紧急会议，又随便放炮，擅自撤人，以致让共产党抓住辫子，死揪不放。现在是骑虎难下，好不尴尬。

　　但作为中间人，他必须有个态度。又抽了两口雪茄，葛瑞波只好硬着头皮说：“司令官阁下的提议是很有道理的。请原谅，今天的会议是昨天就确定的。我们在会前准备得不够充分，没有同秦先生商量，也是考虑到秦先生一行风尘仆仆，需要休息。所以我们就……”

　　这当然是公开的谎言。美洲人的皮肤绝对是出类拔萃的优质品，说起谎来毫无红色。

　　秦基伟心里有底，也不驳斥，仍然微笑，等待葛瑞波的下文。

　　葛瑞波见秦基伟不动声色，信心稍微足了一些，接着往下说：“但是，既然会议已经召开了，我想大家还是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谈一谈吧。秦先生，你能谅解吗？”

　　秦基伟说：“我们是第一次同葛瑞波先生打交道，失误之处彼此难免嘛。我们共产党人是很注重友情的，葛瑞波先生有难处，我们当然不会为难的。”

　　于是达成协议，当天的会议内容由原来的“继续”改为“报告元氏情况”。

　　胡屏翰一看局面搞成这等模样，急眼了。更为不利的是，他自作聪明地撤下三人，此时已成事实，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

　　“葛瑞波先生，能不能再考虑一下，我的人不齐啊!”

　　葛瑞波双手一摊，耸了耸肩膀：“这完全是你自己的事情。”

　　此后几天的会议，均以中共代表略占上风而告结束。

　　二月十一日，执行小组又举行会议，讨论冀晋区——即获鹿路北李村镇一带的军事冲突问题。这个地区是国民党第三军驻地，同元氏情况不同。

　　为什么要解决这个地方的军事冲突问题呢？其实只有秦基伟心里最明白，如果他不想冲突，就不会有冲突。然而眼下他必须制造点冲突，只有冲突才会引起注意，只有冲突才会引起争论，引起争论就有办法了。

　　李村是国民党军深入八路军占领区腹地的据点，像一颗钉子，对解放区有较大的威胁。秦基伟决定打一个嘴皮子仗，兵不刃血地把这个钉子拔掉。

　　会议开始后，秦基伟报告了上月十三日二十四时以前太行军区在获鹿路的位置，以及二十四时以后国民党军违约进攻解放区的事实，并提出双方部队后退的建议。

　　经过一天的扯皮，胡屏翰辩论辩到最后，脸色苍白，像大病一场，再也无力坚持，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国民党军后退十二里约十三个村庄；八路军后退五里约八个村庄。并且确定了以四个村庄为非武装区，双方工作人员可以自由往来，这无疑为下一步开展石门工作争取了一块跳板。

　　秦基伟的帐是这样算的：和平也好，调处也罢，但八路军的根据地不能丢，丢了就是失职。来石家庄之前，他专门组织过调查，有些地方，似是而非，既不是国统区，也很难说是解放区，原先都在日本人手里。日本人一投降，八路军和国民党军一齐动手，谁占上算谁的。到停战令生效时，双方都还没有抢占的，现在从很大程度上要靠嘴皮子来决定。而且，有些地方即使被国民党军占了，但如果战略位置重要，也还得想法争取过来，至少要争取划成空白区。李村镇确实已被国民党军占领了，他们往后退十二里十三个村庄，从形式到内容都是真退。而这些地方原先根本就没有八路军部队，如何退法，那就只有秦基伟自己知道了。

　　一九九四年春，秦基伟在回忆这段谈判经历时，脸上的笑容意味深长，说了一段“道破天机”的大实话——

　　坦率地说，虽然我们没有经过交际方面的正规训练，但真的进入了谈判角色，国民党代表的雄辩能力远不如我们。一方面，我军干部的政治活动多，经常组织学习，讨论三大民主，还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分析问题能抓住要害。二则，从客观上讲，我们比他们有优势。比如争地盘，在那些地方，一般说来，我们的游击队和武工队都去活动过，而国民党第三军刚来不久，情况生疏。只要他没有军队在那里驻扎，他就说不清楚。我们这些拿枪杆子的人，第一次上谈判桌，可以说是忠心耿耿，也可以说是绝不后退，对中央的精神和上级的指示，绝不会有半点马虎。你来软的我笑脸相迎，你来硬的我横眉冷对。反正我抱定一个原则，地盘不能丢，这东西多了可以，少了不行。那国民党的代表也是奉命行事呀，地盘丢多了他也不好交差，于是就争、就吵，有时吵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弄得美国人也没办法，和事佬当得很艰难。最后解决问题的办法，往往还是我们提出来的，譬如为一个村庄争执不下，我说那好，你说是你的，请你拿出证据，该村庄有多少人，有多少地，驻扎的日军是谁的部队，村里开展过哪些抗日活动。一问这些，国民党代表就傻眼了。他也是带兵打仗的，玩政治搞外交比我们好不了多少，细节问题考虑不周。一进入争论，就摊开地图，那上面尽是标记符号。弄到最后，连美方代表都不耐烦了。这样一来，只好就把很多原来是游击区或敌占区的地方，划到了抗日根据地。

　　早晨七时半，一列火车喘着沉重的呼吸，缓缓驶出石门车站北上。

　　这是秦基伟第一次前往北平。

　　路况实在太差了，走一走，停一停，慢得像爬。秦基伟觉得又好气又好笑。说起来，路况之差，与他也有关系，从前对付日本鬼子，有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破坏铁路。

　　现在鬼子投降了，也许用不多久，全国就解放了。秦基伟想，看来该修路了。

　　到了北平，首先去协和医院向叶剑英汇报。在场的有罗瑞卿、耿飚等人，还有全国各地执行小组的负责人，太行军区的副政委黄镇也来了，他是新乡第十执行小组的首席代表。

　　老战友新同事欢聚一堂。工作谈得热闹，也玩得痛快。这些土八路，头一遭进了六朝皇城，不免新奇，也免不了要闹出许多洋相来。

　　当时的住处安排有一个讲究，愿吃西餐的住北京饭店，陈赓就在北京饭店住。愿吃中餐的住翠明庄，秦基伟和黄镇等人便住翠明庄。

　　在协和医院汇报时，也闹过一个笑话。会议中间，秦基伟和马芳庭出去上厕所，秦基伟出来后，顺手一带门，“叭”地一下关死了。这下可不得了，怎么弄也弄不开。急得马芳庭满头大汗，在里面大呼小叫，“老秦、老秦”地乱喊，秦基伟找了半天才找到一个铜疙瘩，从没见过那玩艺，左抠一下，右抠一下，东拧一下，西拧一下，哎，开了。其实很简单，就是个暗锁。

　　马芳庭出来后，秦基伟问他：“解手了吗？”

　　马芳庭回头望望，心有余悸，怕又被关在里面，连忙说：“不用解了。都变成汗跑出来了。”

　　出了厕所，又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协和医院的门都是一个样，两人在厕所里苦斗了半天，早把方向弄糊涂了，没办法，到处乱窜。在里面转了两圈，碰到一个扫地的老头，见到他们窜来窜去，就问他们是不是要出去，二人连忙说是。老头伸手一指，天哪，门就在跟前。

　　还有一次，秦基伟和黄镇一起逛街，也闹出个天大的笑话来。

　　那时候二人都是三十岁出头，身强力壮，从翠明庄到前门，步行一会儿就到了。

　　从石家庄出来时，他们穿的还是老八路粗布军衣，一到北平就发了呢军服，少将军衔。三十一、二岁的将军，神气得很啊，走起路来都轻飘飘的。

　　到了前门，遇到一个卖烤红薯的。

　　黄镇是安徽人，喜欢吃甜食，说：“老秦，我们买两个烤红薯吃吧。”

　　秦基伟考虑，两个八路军，穿着呢制军服，又佩着少将军衔，在街上吃那玩艺有失身份，于是对黄镇说：“到前面找个馆子，咱们好好吃一顿。”

　　附近有家山东人开的饭馆，秦基伟和黄镇一前一后走了进去。迎面出来个女招待，打扮得花枝招展，很妖冶的样子，见到两个八路军少将，笑容可掬，很热情地迎上去，问：“二位长官吃点什么？”

　　秦基伟问：“有没有红薯？”

　　她没听明白，问：“什么？”

　　秦基伟说：“红薯。”

　　她还是不明白，又问：“什么？”

　　这回麻烦了。秦基伟是湖北人，女招待是山东人，口音本来就不同，再加上红薯这东西，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叫法，北平人叫“白薯”，山东人叫“地瓜”，秦基伟横说竖说，她就是不明白，还问：“到底是什么？”

　　两个人对话，死活对不到一起，这不急死人吗？秦基伟眼看嘴说不行，就用手比划，有多长，有多大，是个红皮皮。他自以为比划得满形象，这下她该知道红薯是个什么东西了。

　　岂料，女招待愣了愣，竟然咧嘴笑了起来。

　　她这一笑，秦基伟反而莫明其妙，如坠入云雾，直到转过脸去，看见黄镇也在一旁古里古怪地窃笑不已，这才恍然大悟：娘的，她误解了，把我老秦的解释和手势同一个下流的思路联系到一起了。

　　果然，女招待的脸笑红了，她确实以为这两个八路将军有那方面的意思，比划出那个东西，是向她了解行情呢。她伸手往门外一指，说：“长官，你要找的俺这里没有，你到对过巷子里去找吧，挂灯笼的那家就是。”

　　挂灯笼的那家是一所妓院。

　　秦基伟脑子一转，马上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他想，我这个八路军还是个将军，闹这个误会，她该怎么看啊？可怎么能解释清楚呢？

　　也算是急中生智，他拔腿就跑到街口，找了半天，一直找到原先见到的那个烤红薯摊，买了几根烤红薯，一路小跑抱了回来。

　　女招待见了红薯，这才明白这位八路军少将不是存心调戏她，笑得直不起腰，说：“这不是白薯吗？俺们老家叫地瓜，你咋老说是烘树呢？”

　　秦基伟哭笑不得。

　　出了馆子门，黄镇仍然嘻笑不止。

　　秦基伟气不打一处来，用胳膊肘捣了他一下，说：“搞的啥名堂嘛，看这事闹的，八路军将军吃红薯，还差点让人当成调戏妇女，洋相是我出的，祸根是你，你还好意思看笑话？”

　　黄镇说：“你那么一比划，那么一说，别说是她，连我都以为说的是那东西。”

　　秦基伟说：“你明明听懂了，又会说，也不接腔，光让我又说又比划。你这家伙，狡猾狡猾的。下次不跟你上街了。”

　　黄镇说：“回去我讲给陈赓听，他能把这个故事传到毛主席的耳朵里。”

　　秦基伟说：“那好哇!毛主席一定会问，事情是谁引起的，那个黄镇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不解释一下，故意为难我们的秦基伟同志？没准一板子打到你屁股上，连乌纱都打掉了。”

　　二人说说笑笑，回到了翠明庄。

　　各执行小组的负责人在北平呆了几天，汇报完毕，接受了一些新的指示，就纷纷返回了。

　　秦基伟没有想到，回去之后，石家庄也闹出了一些笑话。

　　秦基伟离开石家庄时，有过交待，在他离开期间，石家庄小组由陶希晋负责，代理他出席谈判。

　　因为谈判是很讲究规格的，陶希晋也不知道军调部给他授的是什么衔，自己估摸是少将，便在谈判中介绍自己是八路军少将。等秦基伟从北平回来宣布执行小组成员的军衔时，陶希晋才知道自己是上校。他说：“糟了，我已经对外称少将了。”

　　秦基伟也觉得有点麻烦，因为要考虑到本党谈判代表的威信，不能给人家留一个共产党代表瞎吹牛的把柄，便说：“既然已经说是少将了，就当是少将吧!”

　　这倒不是自己封官，那时候谁也不在乎官不官的，主要是为了谈判方便，反正八路军的衔是临时的。

　　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来了。秦基伟的一身呢军服是发的，军衔领章也是发的，但陶杀晋没有。怎么办呢？开始二人轮流穿，谁出台谁着制式军服。后来小组成员张蕴钰出主意说：“何必这样换来换去，两人都出台怎么办？街上有卖的，去买一副不就行了吗？”

　　张蕴钰自告奋勇去买了一副，这一买又买个洋相出来。

　　张蕴钰曾在西北军里当过排长，对军衔知识略知一、二，但谈不上精通。国民党军衔标志在领章上，将军领章是金板豆，中间没杠。校官两道杠，尉官一道杠，区别很清楚，一般说来是不会认错的。但也有个别例外，比如骑兵校官的领章也没有杠，当然跟将军的领章是有区别的。将军的豆是梅花，骑兵校官的则是一般的星豆。张蕴钰也不是太明白，买了骑兵少校的领章回来了。

　　陶希晋一直做地方工作，一天兵也没当过，当然更不懂啦。第二天，他佩上领章昂首挺胸地走进会议室，国民党代表和美国代表都愣住了，问：“陶代表，你这个少将怎么一夜间变成骑兵少校啦？”

　　这一下，弄得陶希晋十分狼狈，下来后冲张蕴钰好发了一通脾气。

　　不久，由于国民党阳奉阴违，一边假意和谈，一边大量调兵遣将，内战阴谋已十分明显，中央决定将参加谈判的军事指挥员召回，留下一批政工干部或地方干部作为代表坚持谈判。

　　秦基伟遂结束了谈判任务，回到太行军区。 秦基伟上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