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并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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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三传
春秋三传,是指注释《春秋》的三本书,有左氏、公羊、谷梁三家。据《汉书艺文志》和《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记载,孔子写《春秋》时,曾和左丘明一起翻阅鲁国的史书,了解鲁国的制度。写作过程中,有些对君主大夫的褒扬或贬损之语,不方便写在书里,就在平时上课时口授给他的学生,后来左丘明发现这些弟子的理解各不相同,担心这样会导致孔子原来的思想被忘记或篡改,于是就为《春秋》作了注释,这样就避免人们因为《春秋》言辞过于简单,而误会为孔子所言无凭。《公羊》《谷梁》这两本注释,则是孔子的弟子凭借上课听孔子所言而记下,流传并被人整理出来的。
左、公、谷三传都是转受《春秋》经旨,以授后世的。他们的区别在于《左传》详于记载史事,《公羊》《谷梁》则主要是训诂《春秋》经文。
四书五经
“四书五经”,是中国儒家经典的书籍。四书指的是《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五经指的是《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和《春秋》,简称为“诗、书、礼、易、春秋”。
在之前,还有一本《乐经》,合称“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本书也被称做“六经”,其中的《乐经》后来亡佚了,就只剩下了五经。南宋以后四书五经被列为儒学的基本书目,儒生学子的必读之书。
风 骚
“风”指十五国风,代表《诗经》,“骚”指《离骚》,代表楚辞。风骚,用来指诗人,后比喻优秀的文学作品或文采,风骚后来又用为诗歌的总代称。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从西周初年(公元前十一世纪)到春秋中叶(公元前六世纪)大约五百年间的诗歌;《楚辞》是我国第一部文人创作的诗歌总集。它们分别是先秦时期北方中原文化和南方楚文化的辉煌结晶,是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传统的源头。故中国文学史上往往将“风”、“骚”并称。“风骚”也因此成为文学的代名词。
屈 宋
屈宋,是先秦楚辞作家屈原和宋玉的合称。屈原是骚体(也称“楚辞体”)的开创者,宋玉略晚于屈原,也以楚辞著称,并对赋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后世因以屈宋合称。
在以屈原为首,包括宋玉、唐勒、景差在内的楚辞、楚赋的作家群体里,屈原以楚辞著称,宋玉等人皆效法屈原而以楚赋见长。水平最高、作品最多者,首推屈原,次为宋玉,故后世或以“屈宋”并称。如刘勰《文心雕龙?辨骚》:“屈宋逸步,莫之能追。”不过,今天看来,宋玉的楚辞成就远不能与屈原相比。
史学双璧
史学双璧,指的是《史记》和《资治通鉴》两部史书。西汉史家司马迁在遭受迫害之后,忍辱负重,发愤写作,完成了被后世推崇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这本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贯穿古今的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从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四年约三千年的历史。
《资治通鉴》是北宋著名政治家司马光所撰的一部长篇编年体史书,全书294卷,约300万字,记述了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至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总共1362年的历史。
两书不仅在体裁上各有千秋,从语言上看,《史记》采用的是高古文言,比较浅显。而《通鉴》则采用正规的散文文言,比较深;从思想意义上来说,《史记》是私修史,行文比较自由,不受意识形态拘束,但很多方面则显得散漫。而《资治通鉴》则是官修史,是司马光和宋祁等人修撰,是奉朝廷之命,修出来给皇帝看的,所以一方面《资治通鉴》行文比较拘谨、刻板;另一方面措辞又相当严谨负责。
乐府双壁
所谓“乐府双璧”,即《木兰诗》和《孔雀东南飞》的合称,汉代古乐府民歌中最著名的两大代表作。
《木兰诗》又名《木兰辞》,是北朝民歌,讲述了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征战沙场,凯旋回朝,建功受封,辞官还家这一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
《孔雀东南飞》又名《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讲述了汉末建安年间,焦仲卿刘兰芝夫妇互敬互爱,却因焦母的反对和刘兰芝的哥哥趋炎附势,而被迫分离,最终双双殉情而死的爱情悲剧。它是汉代古乐府民歌杰作之一,也是现存下来的最早的一首长篇叙事诗。
汉赋四杰
汉赋四杰,又称汉赋四大家,一般指的是司马相如、扬雄、张衡、班固。另说,司马相如、枚乘、贾谊、淮南小山。司马相如与扬雄并称“马扬”或“扬马”,与班固并称“班马”或“马班”;班固与扬雄并称“扬班”或“班扬”,与张衡并称“班张”。
四人都是汉赋大家。尤以司马相如成就为最高,代表作品有《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哀秦二世赋》等,代表了汉赋的最高水平。扬雄著有《河东赋》《校猎赋》《长杨赋》等,他“每作赋,常拟之(司马相如)以为式”,多模仿因袭。
之后的班固以《两都赋》闻名天下,张衡则以《西京赋》《东京赋》最为有名。他们二人作赋,体式也沿袭司马相如,但结构、词采更丰赡,尤以张衡《二京赋》体制更为宏大。在思想内容上,张衡京都大赋对统治者淫侈生活的批判精神较其他三家要强。汉赋四大家,标志着大赋内容、风格的成熟。
班马
班马,亦称“马班”,指的是汉代的两位著名历史学家,“班”指班固,“马”指司马迁。司马迁写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班固写有断代史《汉书》,这两部著作是“前四史”之二。班、马的创作对我国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张蔡
张蔡,指东汉张衡和蔡邕。两人均为东汉文学家,善作辞赋。
张衡共著有科学、哲学和文学著作32篇,他的《二京赋》曾花了十年的创作时间,可见其创作态度的严肃。这篇赋不但文辞优美,脍炙人口,而且其中讽刺批评了当时统治集团的奢侈生活,其思想性也是比较高的。他在河间相任期时创作的《四愁诗》受到文学史家郑振铎先生的高度评价,称之为“不易得见的杰作”。他的《思玄赋》中有大段文字描述自己升上了天空,遨游于众星之间,可说是一篇优雅的科学幻想诗。除了上述诸文外,遗留至今的还有《温泉赋》《归田赋》等20多篇,都是辞、义俱佳的力作。他还研究文字训诂的学问,著有《周官训诂》一书。
蔡邕,东汉文学家、书法家,汉献帝时曾拜左中郎将,故后人也称他“蔡中郎”。著有《述行赋》等。蔡邕曾受工匠启发而创造了“飞白书”。这种书体,笔画中丝丝露白,似用枯笔写成,为一种独特的书体,唐张怀瓘《书断》评论蔡邕飞白书时说“飞白妙有绝伦,动合神功”。
旧时文学批评论著,常经拿两个人一齐举例,曹丕《典论?论文》称王粲、徐干“长于辞赋……虽张蔡不过也”,故有此称。
三教九流
三教九流,也称“九教三流”,泛指古代中国的宗教与各种学术流派,是古代中国对人的地位和职业名称划分的等级。
三教,在汉朝时,汉儒将“夏尚武,殷尚敬,周尚文”称为三教,也有将儒家的施教内容称为三教的。在佛教传入中国后,三教通常是指儒教、道教、佛教。后世的三教,意思基本固定,指儒、释、道。
九流,在《汉书?艺文志》分别指: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
三教九流后来也用在古代白话小说中,但往往含有贬义。
建安七子
建安七子,是魏晋建安年间(196—220)七位文学家的合称。包括: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七子”之称,始于曹丕所著《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期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录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而外的优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说,得到后世的普遍承认。
“七子”的创作各有个性,各有独特的风貌。孔融长于奏议散文,作品体气高妙。王粲诗、赋、散文,号称“兼善”,其作品抒情性强。刘桢擅长诗歌,所作气势高峻、格调苍凉。陈琳、阮籍,以章表书记闻名当时,在诗歌方面也都有一定成就,其风格的差异在于陈琳比较刚劲有力,阮籍比较自然畅达。徐干诗、赋皆能,文笔细腻、体气舒缓。应炀亦能诗、赋,其作品和谐而多文采。“七子”的创作风格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这也就是建安文学的时代风格。
七子中除了孔融与曹操政见不合外,其余六家虽然各自经历不同,但都亲身受过汉末离乱之苦,后来投奔曹操,地位发生了变化,才有了安定、富贵的生活。他们多视曹操为知己,想依赖他干一番事业。故尔他们的诗与曹氏父子有许多共同之处。因建安七子曾同居魏都邺(今邯郸临漳)中,又号“邺中七子”。
二 陆
二陆,指西晋文学家陆机和他的弟弟陆云,陆机、陆云皆以文名著称于世,两人俱为我国西晋时期著名文学家。
陆机被誉为“太康之英”。流传下来的诗,大多为乐府诗和拟古诗。代表作有《君子行》《长安有狭邪行》《赴洛道中作》等。散文中,除了著名的《辨亡论》,代表作还有《吊魏武帝文》。其文音律谐美,讲求对偶,典故很多,开创了骈文的先河。
陆云所作诗颇重藻饰,以短篇见长。为文清省自然、旨意深雅、语言清新、感情真挚。主张“文章当贵经绮”,开六朝文学的先声。所著诗文349篇,《新书》10篇。后人汇辑为《陆士龙集》行世。
元白
中唐诗人元稹、白居易的并称。元白并称,当时已行于世,又经杜牧在文章中正式使用,后世遂相袭沿用。
二人同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文学观点相同,作品风格相近,他们强调诗歌的讽喻作用,写有大量反映现实的作品,都擅长于新乐府、七言歌行、长篇排律等诗体,注意诗歌语言的平易浅切和通俗性。
在中唐诗坛上,元白的影响很大,但在主题集中、思想深刻、形象鲜明等方面,元稍逊于白。对元、白的评价,历来有扬有抑。扬者始自张为,抑者始自杜牧。
竹溪六逸
唐开元二十五年(738),李白移家东鲁,与山东名士孔巢文、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在州的徂徕山竹溪隐居,世人皆称他们为“竹溪六逸”。
六位名士常在山间溪涧中纵酒酣歌、啸傲泉石、举杯邀月、诗思骀荡,他们有着隐士与逸民的心理特征,性之所至,高风绝尘。他们寄情于山水林泉,桀骜不驯,放旷不羁,柴门蓬户,兰蕙参差,妙辩玄宗,尤精庄老。那是一种悠然自在的文化态度,更是一种理想而浪漫的生存方式。
后来李白《送韩准裴政孔巢父还山》诗中曾有“昨宵梦里还,云弄竹溪月”之句,便是对这段隐居生活的深情回忆。
永州八记
“永州八记”,是柳宗元谪居永州时借写山水游记,书写胸中愤郁的散文。永州,在唐时还是一个未经多少开发的地区,僻远荒凉。州司马只是安置流放官员的一种名义上的职务。柳宗元作为一个有远大政治抱负的革新家,在这样的处境里,还要时刻担心受更重的迫害,其心情之抑郁苦闷可以想见。
可以说,在永州的十年,是柳宗元生平最为困厄、最为艰难,心情也最为孤寂郁愤的十年。然而也正是这十年,柳宗元的才思得到了强烈的激发,发言为文,莫不悲恻动人,寓言、山水游记以及记叙文都取得了整个一生中最光辉、最杰出的成就。《永州八记》《捕蛇者说》《三戒》《段太尉逸事状》……这些代表柳宗元最高成就,散文史上赫赫有名的篇章都是在这时期完成的。
《永州八记》依次包括《始得西山宴游记》《钴姆潭记》《钴姆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等,八记各自独立,又互相联系,若断若连,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八记一方面精准地再现了优美的山水景色,使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另一方面又把自己的坎坷遭遇和忧愤心情编织进去,处处浮现着自己的身影,真正做到了情景交融,使永州笼罩上了一层浓郁的凄幽的情调。
高 岑
盛唐诗人高适和岑参的合称,也成为盛唐边塞诗歌代表诗人的专称,但“高岑”并称,则始于他们的好友杜甫《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高岑殊缓步,沈鲍得同行。”说他们两人成名较晚,而才学堪比沈约、鲍照,原非专称。
高适、岑参的诗以“悲壮为宗”,他们都积极进取,但长期功名失意。一再出塞谋求报国立功,对仕途坎坷和边塞生活有着深刻体验。所作主要以边塞战争、塞上风光和仕途艰难为题材,善于运用七言古诗等体裁,表现报国安边、治国安民的壮志和奋发进取的精神,或抒发怀才不遇、功业无成的悲愤。其诗意气豪迈、情辞慷慨、奇偶相生、手法多样。这是他们共同的地方。
同时,由于生活经历、个性、文学思想和渊源等差异,高适、岑参的诗又有重要区别。高适善于反映战士和农民的疾苦,暴露现实,笔调严谨,直抒胸臆,以常语感人;岑参擅长讴歌胜利,描绘奇境,抒发豪情,寓情于景,以奇语动人。
高、岑边塞诗成就最高。近人以“高岑”并称往往是因其边塞诗。同时,唐代边塞诗派也被称为“高岑诗派”,诗风相近的王之涣、王翰、王昌龄、崔颢、李颀等人均被列入此派。
皮 陆
皮陆,是指晚唐作家皮日休、陆龟蒙的并称。皮日休为苏州从事,陆龟蒙是苏州人,他们时相唱和,诗作数量很多,合编为《松陵集》,这是皮陆并称的一个由来。
皮日休曾有《正乐府十篇》等诗,受中唐新乐府运动的影响,陆龟蒙也有少量关心民生之作,如《杂讽九首》《村夜二篇》,他们思想倾向略同,但松陵唱和诗,却往往追求险怪,纤巧冷僻,有长达500字、1000字的长篇,拼凑对偶,以多为贵。诗论家指出,这是“以笔墨相娱乐”(赵执信《谈龙录》)的倾向,甚至有“皮、陆如吃蒙汗药,瞢腾而作呓语”(黄子云《野鸿诗的》)的讥评。他们还有一些名为“吴体”的拗律,造语诘屈,用意也在于消闲遣闷。
皮日休、陆龟蒙散文中有些忧时愤世的小品,显示了他们虽称隐士而“并没有忘记天下”,在唐末,鲁迅称二人的文章“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鲁迅《小品文的危机》)。
三吏三别
“三吏三别”是杜甫深察人民疾苦,反映人民悲惨生活的几首颇具代表性的作品,三吏指《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三别指《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这些诗篇写出了老百姓的困苦和朝廷的黑暗。
诗文一方面表达了诗人对饱受苦难的人民寄予深深的同情,对官吏给于人民的奴役和迫害深恶痛绝;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他拥护王朝的平乱战争,希望人民忍受苦难,与王朝合作平定叛乱的复杂、矛盾的思想。
唐宋八大家
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轼、苏洵、苏辙 、王安石、曾巩。
明初朱右将以上八位散文家的文章编成《八先生文集》,八大家之名始于此。明中叶唐顺之所纂的《文编》,仅收录唐宋八位散文家的文章,其他作家的文章一律不收,这为唐宋八大家名称的定型和流传起了一定的作用。以后不久,推崇唐顺之的茅坤根据朱、唐的编法选了八家的文章,辑为《唐宋八大家文钞》,唐宋八大家之称遂固定下来。
唐宋八大家是主持唐宋古文运动的中心人物,他们提倡散文,反对骈文,给当时和后世的文坛以深远的影响。
九 僧
九僧,是指中国宋代初期诗僧希昼、保暹、文兆、行肇、简长、惟凤、宇昭、怀古、惠崇等九人的并称。
当时西昆体盛行,九僧不满西昆体的浮艳诗风,故作品多写隐逸闲趣及林下生活,风格清奇雅静。其中惠崇不但能诗,画亦有名,世称“惠崇小景”。原有《九僧诗集》,久已不传。
十 通
十通,是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清朝通典、清朝通志、清朝文献通考、清朝续文献通考这十部政书的总称。唐代杜佑撰《通典》一书,专就历代典章制度,分门别类地,系统、全面而又概括地编撰成我国最早的一部专史巨著,开创了史书的新体例。出版之后,一直为历代学者视为不朽的名著。
此后宋郑樵撰为《通志》,元马端临撰《文献通考》,连同《通典》合称“三通”。清乾隆时加入官修的《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以及《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合称“九通”。1935年再加上《清续文献通考》,总称为“十通”。其中以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最有价值。十通系统完整地记录了中国历代典章制度沿革发展。
三 苏
三苏,指北宋散文家苏洵和他的儿子苏轼、苏辙。宋仁宗嘉定初年(1208),苏洵和苏轼、苏辙父子三人都到了东京(今河南开封市)。由于欧阳修的赏识和推誉,他们的文章很快著名于世,士大夫争相传诵,一时学者竞相仿效。
他们在散文创作上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后来俱被列入“唐宋八大家”。三苏之中,苏洵和苏辙主要以散文著称;苏轼则不但在散文创作上成果甚丰,而且在诗、词、书、画等各个领域中都有重要地位。
苏 黄
苏黄,中国北宋诗人苏轼和黄庭坚的并称。苏轼和黄庭坚都是宋诗风格的体现者,影响都很大,因而自北宋末以后,不论是赞扬还是批评,常常以“苏黄”并称。
苏诗气象阔大,如长江大河,风起涛涌;黄诗气象森严,如危峰千尺,拔地而起。在艺术上各自创造了不同的境界,但黄庭坚的成就毕竟不能和苏轼相比。此外,苏轼和黄庭坚都是宋代著名书法家,推崇他们书法的人,也常以“苏黄”并称。
苏门四学士
苏门四学士,是北宋文学家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的并称。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在当时的作家中间享有巨大的声誉,一时与之交游或接受他的指导者甚多,黄、秦、晁、张四人都曾得到他的培养、奖掖和荐拔。在苏轼的众多门生和崇拜者中,他最欣赏和重视这四个人。由于苏轼的推誉,四人很快名满天下。
不过“苏门四学士”这一称号只是表明这四位作家得到过苏轼的垂青和指导,接受过他的文学影响,而并不意味着他们或他们与苏轼可以统称为一个文学流派。实际上四学士造诣各异,受苏轼影响的程度有差别,文学风格也大不相同。比如黄庭坚的诗自创流派,与苏轼并称苏黄;秦观的主要成就在词,但是他的词却不走苏轼的路子,作品内容多写抒情,亦有感伤身世之作。风调婉约清丽、辞情兼胜。
济南二安
宋代词人李清照和辛弃疾都是济南人,又因为李清照号六安居士,辛弃疾字幼安,且二人在文坛上的重要作用和影响,故合称济南“二安”。
女词人李清照的词作情真、意深、语新,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被称为“婉约派”之宗。前期的词,主要描写少女、少妇的生活,多写闺情,流露了她对爱情生活的向往和别离相思的痛苦;后期的词,多悲叹身世,有时也流露出对中原的怀念,以表达她的爱国思想。李清照的文学创作具有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居婉约派之首,对后世影响较大,在词坛中独树一帜,称为“易安体”。
“豪放派”词人辛弃疾不仅是一位毕生致力于国家统一的民族英雄,也是一位高产的文学家,他创作的词慷慨悲壮、笔力雄厚,著有《稼轩长短句》《稼轩词》等。
中兴四大诗人
中兴四大诗人,又称南宋四大家,是指陆游、杨万里、范大成、尤袤四人,其中以杨、陆的声名更著。
陆游、杨万里流传下来的作品,数量之多是惊人的。陆游42岁以前已作诗百余首,晚年在山阴写的诗7000多首。他的作品风格雄奇奔放,沉郁悲壮,多抒写了抗金杀敌的豪情和对敌人、卖国贼的仇恨,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除悲愤激昂的爱国诗篇外,还有大量闲适诗,今存9000多首,有《陆放翁集》传世。
杨、范虽比不上陆游,但各有特色。杨万里一反江西诗派的生硬冷僻,创立了活泼自然的诚斋体,他一生热爱农村,体恤农民,写了不少反映农民生活的诗篇,都具有比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著有《江湖集》《荆溪集》等九个诗集,共存诗4000多首。范成大诗题材广泛,风格平易浅显、清新妩媚,以反映农村社会生活内容的作品成就最高,有《石湖集》。
尤袤流传下来的作品很少,多已散失,现有辑本《梁溪遗稿》。中兴四大诗人代表了宋代诗歌的第二个最繁荣的时期。
十三经
十三经,是指在南宋形成的十三部儒家经典。分别是《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周易》《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尔雅》《孝经》《孟子》。
十三经是由汉朝的五经逐渐发展而来的,最终形成于南宋。
汉朝时,以《易》《诗》《书》《礼》《春秋》为“五经”,立于学官。到了唐朝,《春秋》分为“三传”,即《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礼经》分为“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这六部书再加上《易》《书》《诗》,并称为“九经”,也立于学官,用于开科取士。唐文宗开成年间(836—840),在国子学刻石,内容除了“九经”之外,还加上了《论语》《尔雅》《孝经》。五代十国时后蜀国主孟昶刻“十一经”,收入《孟子》,而排除《孝经》《尔雅》。到了南宋,《孟子》正式成为“经”,和《论语》《尔雅》《孝经》一起,加上原来的“九经”,构成“十三经”。
元曲四大家
元曲四大家,指关汉卿、郑光祖、马致远和白朴。
关汉卿的代表作有《窦娥冤》《救风尘》《望月亭》《拜月亭》等,他的杂剧内容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弥漫着昂扬的战斗精神,关汉卿生活的时代,政治黑暗腐败,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突出,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的剧作深刻地再现了社会现实,充满着浓郁的时代气息。
马致远作品豪放中显其飘逸、沉郁中见通脱之风格,其杂剧语言清丽,善于把比较朴实自然的语句锤炼得精致而富有表现力。他的散曲扩大了题材领域,提高了艺术意境。声调和谐优美,语言疏宕豪爽,雅俗兼备,曲文充满强烈的抒情性和主观性。代表作有《汉宫秋》《荐福碑》《青衫泪》等。
白朴作品的题材多出历史传说,剧情多为才人韵事,他善于利用历史题材,敷演故事,因旧题,创新意,词采优美,情意深切绵长,这点是关汉卿所不及的。他的作品现存的只有《唐明皇秋夜梧桐雨》《董秀英花月东墙记》《裴少俊墙头马上》三种,以及《韩翠颦御水流红叶》《李克用箭射双雕》的残折。
郑光祖的剧目主要两个主题,一个是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另一个是历史题材故事。这说明,在选择主题方面,他不像关汉卿敢于面对现实,揭露现实,他的剧目主题离现实较远。他写剧本,大多是艺术的需要,而不是政治的需要。代表作有《迷青琐倩女离魂》《刍梅香骗翰林风月》《醉思乡王粲登楼》《辅成王周公摄政》《虎牢关三战吕布》等。
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代表了元代不同时期不同流派杂剧创作的成就,他们被称为“元曲四大家”,已为历史公认。虽然史上对元曲四大家还有其他说法,但均未流行。
四大民间故事
我国古代四民间传说分别是《牛郎织女》《孟姜女》《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白蛇传》。
《白蛇传》讲述的是,一个修炼千年的蛇妖白素贞,为了报答书生许仙前世的救命之恩,化身人形来报恩的故事。白素贞施展法力,巧施妙计,终于与许仙成婚,但又遭到金山寺和尚法海的屡次破坏,最终白素贞被压在雷锋塔下,到她的儿子长大得中状元,才将母亲救出。
《牛郎织女》讲述的是,天上负责织云彩的仙女和凡人牛郎相恋,遭到王母娘娘的阻挠,致使两人天各一方,只有每年七夕才可在鹊桥相见的故事。
梁祝传说是我国最具有影响力的民间传说。可谓家喻户晓,流传深远,被誉为爱情的千古绝唱。故事发生在晋代,祝英台女扮男装去学堂上学,与梁山伯同窗三年,却没被发现是女儿身。后来祝英台被许配马家。梁山伯求婚不成,一病不起,临死前,要求家人把自己葬在祝英台婚轿经过的路边,让自己看到祝英台出嫁。祝英台得知后,身穿孝服出嫁,轿子经过梁山伯坟时,下轿拜祭撞死在柳树前。后人将两人合葬,发现二人化成蝴蝶双双飞走。
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在我国也是家喻户晓,相传孟姜女的丈夫万喜良被征召去修筑长城,一去多年未归,孟姜女心中挂念丈夫就亲自去寻找,到了长城脚下得知丈夫已死,身埋城墙下,于是她在墙边痛苦数日,哭声感动天地,最终哭塌了长城,露出丈夫尸骨。
元杂剧四大悲剧
元曲四大悲剧是:关汉卿的《窦娥冤》,白朴的《梧桐雨》,马致远的《汉宫秋》,还有纪君祥的《赵氏孤儿》。
《窦娥冤》取材于汉代流传下来的“东海孝妇”的故事,讲述了窦娥婆媳俩被流氓张驴儿诬陷,最后窦娥屈打成招含冤而死,直至三年后,其父做官到此才为她平反冤案的故事。关汉卿的剧作深刻揭露了元代社会的黑暗,是元代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一面镜子。
《梧桐雨》讲述的是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故事。深受唐玄宗宠爱的杨贵妃收安禄山为义子,后安禄山起兵造反,明皇带着贵妃出逃,路上贵妃不得已自尽身亡。造反被平定后,明皇回到长安做太上皇,但对杨贵妃仍不能忘情,于是悬挂贵妃像,日夜思念。一夜,明皇正在梦中与贵妃相见,却被梧桐雨惊醒。他追思往日与贵妃相处情景,惆怅万分。
《汉宫秋》是以昭君出塞的历史故事为素材,经过改编,再创造而成的。故事中宫廷画师毛延寿索贿不成,故意把选入宫的秀女王嫱画丑,被汉元帝知道后将其抄家。毛延寿在朋友帮助下逃到匈奴,并教唆匈奴入侵中原。匈奴兵临城下之际,王嫱为国家大计着想,同意嫁入匈奴,可她心中不愿离开故土,于是在随匈奴使者来到胡汉交界黑江边时,投江自尽,以全忠贞。
《赵氏孤儿》讲的是晋灵公时,赵盾被武臣屠岸贾诬陷,被满门抄斩,仅有其子赵朔驸马与公主得以幸免。然而赵朔不久就被迫自杀,公主被囚禁于府内,生下一子后托付于赵家门客程婴,亦自缢而死。程婴将婴儿放在药箱里,携婴儿投奔赵盾老友公孙杵臼。屠岸贾急欲斩草除根,假传圣旨要将全国半岁以下,一月以上的婴儿杀绝。程婴与公孙杵臼商议后,假说自己的儿子是赵氏孤儿,屠岸贾信以为真,派人搜出婴儿,三剑剁死。
屠岸贾心事已了,便收程婴为门客,将其子(实为赵氏孤儿)当作义子,教他武功。二十年后,赵氏孤儿长大成人,程婴见时机成熟,便绘一手张图卷,将赵家仇详述给他听。赵氏孤儿悲愤不已,决意报仇。此时悼公在位,因屠岸贾兵权太重,欲除掉他,便命赵氏孤儿暗中捉拿屠岸贾,酷刑处死,全家满门抄斩。赵家大仇得报,赵氏孤儿被赐名赵武,救护赵家的众人受到封赏。
临川四梦
临川四梦,又称玉茗堂四梦,指明代剧作家汤显祖的《牡丹亭》《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前两个是儿女风情戏,后两个是社会风情剧。或许“四剧”皆有梦境,才有“临川四梦”之说,也或许“四剧”本身就是作者毕生心血凝聚成的人生之梦。汤显祖的一位同时代人王思任,在概括“临川四梦”的“立言神旨”时说:“《邯郸》,仙也;《南柯》,佛也;《紫钗》,侠也;《牡丹亭》,情也。”
“临川四梦”的四个梦境演绎了纷繁世间事。《紫钗记》中的霍小玉与书生李益喜结良缘,被卢太尉设局陷害,豪侠黄衫客从中帮助,终于解开猜疑,消除误会的悲欢离合的幻梦。《牡丹亭》描写了杜丽娘因梦生情,伤情而死,人鬼相恋,起死回生,终于与柳梦梅永结同心的痴情。《南柯记》讲述了书生淳于棼于梦中做大槐安国驸马,任南柯太守,荣华富贵,梦醒而皈佛的故事。《邯郸记》则讲述了卢生梦中娶妻,中状元,建功勋于朝廷,后遭陷害被放逐,再度返朝做宰相,享尽荣华富贵,死后醒来,方知是一场黄粱梦,因此而悟道的警醒的故事。
几百年来,“临川四梦”盛演不衰,或许因为“四梦”概括了纷繁世间事,或是“四梦”揭示了万般总是情,这其中蕴含的种种对“情”的感悟,引起了人们内心深处的共鸣,令人怦然心动。
中国十大古典喜剧
中国十大古典喜剧,指的是元明时期的十部重要喜剧作品。分别是:关汉卿的《救风尘》、白朴的《墙头马上》、王实甫的《西厢记》、康进之的《李逵负荆》、郑廷玉的《看钱奴》、施惠的《幽闺记》、康海的《中山狼》、高濂的《玉簪记》、吴炳的《绿牡丹》还有李渔的《风筝误》。
中国十大古典悲剧
中国十大古典悲剧指的是明清时期十部重要的悲剧作品。分别是:关汉卿的《窦娥冤》、马致远的《汉宫秋》、纪君详的《赵氏孤儿》、高明的《琵琶记》、冯梦龙的《精忠旗》、孟称舜的《娇红记》、李玉的《清忠谱》、洪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以及方成培的《雷峰塔》这十部戏剧。
三言二拍
“三言二拍”,是指明代五本著名传奇短篇小说集的合称。“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的合称。作者为明代冯梦龙。“二拍”则是中国拟话本小说集《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的合称。作者凌蒙初。
三言的很多作品是通过对宋元明以来的很多笔记、小说、戏曲、历史故事乃至社会传闻再创作而成,故“三言”包容了旧本的汇辑和新著的创作,是我国白话短篇小说在说唱艺术的基础上,经过文人的整理加工到文人进行独立创作的开始。“三言”中的优秀作品,既重视故事完整,情节曲折和细节丰富,又调动了多种表现手段,刻画人物性格。它的刊行,推动了短篇小说的发展和繁荣,标志着中国短篇白话小说的民族风格和特点已经形成。
二拍是受到三言的影响而作的,它的主要特点在于善于组织情节,因此多数篇章有一定的吸引力,语言也较生动。但从总的艺术魅力来说,它比“三言”差得多。
三袁
明代后期公安派代表作家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的并称。《明史?文苑?袁宏道传》记载:“袁宏道,字中郎,公安(今湖北公安)人。与兄宗道,弟中道,并有才名,时称三袁。”
三袁深受李贽等人思想的影响,追求个性自由,反对伪道学对人性的束缚。
三公奇案
三公奇案,是中国古代特定文学称谓之一,指的是明清时期的《包公案》《施公案》《鹿州公案》这三本较有影响力的公案小说。
《包公案》,又称《龙图公案》,全名为《京本通俗演义包龙图百家公案全传》,又称《龙图神断公案》。作者是安遇时等人。《包公案》实际上是一部有关包公故事的短篇小说集,每篇写一则包公断案的故事。其内容虽不连贯,但包公形象却贯穿全书,小说的基本内容是歌颂包公的,写他秉公执法、清正廉明。通过他审理的一系列有关“人命”、“奸情”、“盗贼”、“争占”等类案件,作者塑造了一个为民除害的清官形象。《包公案》中的许多故事情节,为后来的《龙图耳录》《三侠五义》等侠义公案小说所汲取。
《施公案》亦称《施公案传》《施案奇闻》《百断奇观》,作者不详,大约由于其故事始于说书,后经文人加工整理敷演而成。小说的中心人物施仕纶,实际上是康熙年间的施世纶,字文贤,清汉军镶黄旗人,曾任扬州、江宁知府、漕运总督等官,著有《南堂集》《清史稿》等传世。书中许多公案题材和情节,大都出于虚构。小说从施仕纶作扬州府江都县令写起,到升任通州仓上总督时止。所做之事,不外“审案”和“剿寇”。书中大小十余案,大都靠托梦显灵、鬼神鉴察来解决,灵怪色彩很浓。一些情节表现了维护忠孝节义和封建等级制度的明显倾向。《施公案》标志中国公案小说和侠义小说的合流。
《鹿州公案》作者是清朝的蓝鼎元,也是一部文言体短篇公案小说集。原名《蓝公案奇案》,又名《公案偶记》《蓝公案》,本书是有关地方官府判例的辑录整理而成,主要记录了作者亲身审理的一些实案。
四大古典小说
我国四大古典小说是指:《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
《三国演义》全称《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我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小说,小说主要描写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上,展示出那个时代尖锐复杂又极具特色的政治军事冲突。全书的语言通俗简洁明快、气势充沛、生动活泼,而且成功塑造了一系列人物形象,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
《水浒传》是我国第一部古典长篇白话小说,它取材于北宋末年宋江起义的故事,以杰出的艺术描写手段,生动形象地描述了中国封建社会中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和失败过程。其社会意义首先在于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统治阶级的罪恶,说明造成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是“官逼民反”。作者以其高度的艺术表现力,生动丰富的文学语言,叙述了许多引人入胜的故事,塑造了众多可爱的、个性鲜明的英雄形象。
《红楼梦》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长篇小说之一,也是世界文学经典巨著之一。又名《石头记》《情僧录》《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等。作者曹雪芹。小说以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的爱情悲剧为主线,通过对“贾、史、王、薛”四大家族荣辱兴衰的描写,展示了广阔的社会生活视野,森罗万象,囊括了多姿多彩的世俗人情。人们称《红楼梦》内蕴着一个时代的历史容量,是封建末世的百科全书。
《西游记》是我国古代一部优秀的神话小说,它取材于唐朝僧人玄奘西行取经的故事,结合民间传说和作者的艺术构思,讲述了唐僧和四个徒弟一起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到达天竺,取得真经的故事。
四大谴责小说
鲁迅认为的晚清四大谴责小说是中国清末四部谴责小说的合称。即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和曾朴的《孽海花》。
《官场现形记》是我国近代第一部在报刊上连载,并取得社会轰动效应的长篇章回小说,开创了近代小说批判现实的风气。小说由30多个相对独立的官场故事连缀起来,揭露了封建社会末期官场的丑陋和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小说在写作方法上充分运用了夸张、漫话式的讽刺手法,描写人物传神,细节生动,具有较强的艺术感。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它通过主人公九死一生从奔父丧开始,至其经商失败为止所耳闻目睹的近200个小故事,勾画出中法战争后至二十世纪初的二十多年间晚清社会出现的种种怪现状,所反映的社会生活范围比《官场现形记》更为广阔,小说采用第一人称的方式叙述故事,结构全篇,使读者感到亲切可信,在中国小说史上开了先河。
《老残游记》是刘鹗晚年所写的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小说以一个摇串铃的江湖医生老残(铁英)为主人公,叙写其在中国北方游历期间的见闻和活动,对清政府的腐朽黑暗、官吏的残暴昏庸、百姓的贫困交迫等,都有所暴露,尤其着重地对那些名为“清官”,实为酷吏的虐民行为进行了有力抨击,表达了作者对社会、国家危亡现实的强烈忧患意识。
《孽海花》是一部既具有谴责小说,又具有历史小说,还具有政治小说特点的长篇小说。小说以金雯青和傅彩云的故事为主线,生动地描写了从同治至光绪三十多年间的历史文化的推移和政治社会的变迁,暴露了统治者的腐朽没落,批判了封建的科举制度,讽刺了那些达官名士,真实地反映了他们的精神生活和文化心态,同时也热情地歌颂了冯子材、刘永福等抗战英雄和孙中山等民主革命党人的革命活动,表达了作者反对封建专制,鼓吹民族民主革命的爱国救亡的思想。
“晚清四大谴责小说”的出现,是中国小说创作进入到又一个繁荣时期的重要标志。这四部小说的作者,也被誉为“晚清四大小说家”。
桐城三祖
“桐城派”是清代中叶最大的散文流派之一,代表作家有方苞、刘大櫆、姚鼐,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故称“桐城派”,他们三人则被尊为“桐城三祖”。
“桐城派”散文理论的建立,是从方苞开始的。他是桐城派散文的创始人。提倡写古文要重“义法”,重“清真雅正”。他在行文时始终以此为宗旨,文章写得雅洁精练,没有枝蔓芜杂的毛病,开创了清代古文的新风貌。
刘大櫆师事方苞,深得方苞的推许;他又是姚鼐的老师,故为“桐城派三祖”之一。大櫆虽出方苞之门,但文风不同,方苞深于经学,对文章提倡义法,用笔严谨,简明确切;大櫆兼重古文的神韵,博采《庄》《骚》《左》《史》、韩、柳、欧、苏之长,才气雄放,波澜壮阔,形成“日丽春敷,风云变态”的风格。
姚鼐是刘大櫆的学生,桐城派集大成者。他提倡文章要“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互为用。这些主张充实了散文的写作内容,是对方苞“义法”,说的补充和发展。桐城派古文到了姚鼐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一本书读通文学典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