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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子百家

　　诸子百家，是对春秋战国时期各种学术派别的总称。

　　西周灭亡，促使人们更多地转向对天下兴亡的思考，在对人、事及社会的广泛探讨中，人们不再崇信“天道”，进而在如何统一天下、治理国家、教化民众等方面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学派。这些学派的创立者和代表人物被合称为“诸子”，“百家”则指这些学派。

　　最有影响的主要是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各学派的人物针对一些社会问题四处游说，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或著书立说，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在中国文化史上形成了一个百家争鸣的空前繁荣的局面。诸子百家的学术观点，反映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也随之形成了不同的学术和文学派别。

　　诸子散文大都观点鲜明、言辞犀利、感情充沛，表达方式灵活多样，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所以诸子百家散文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也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

　　柏梁体

　　柏梁体，产生于汉武帝（前156—前187）时代。相传汉武帝筑柏梁台，大宴群臣，席间宣布凡是官奉二千石以上的官员每人作一句诗，合成一首诗。于是包括汉武帝在内的共26人写成一首《柏梁诗》。

　　这首诗的形式是每句七言，句末都用韵，韵字有重复，是联句诗的首创。后人便把每句用韵的七言诗称为“柏梁体”。

　　魏晋玄学

　　魏晋玄学，是汉末兴起的一种以对抽象玄理的讨论为主要内容的新的学术思潮。它吸收了道家精神形态，所讨论的问题主要是从《周易》《老子》《庄子》三本经典而来。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究极宇宙人生的哲理，即“本末有无”的问题，以讲究修辞与技巧的谈说论辩方式，而进行的一种学术社交活动。其发展并非要取代儒家，而是要调和儒道，使儒道兼容。

　　魏晋玄学可分前后两期。魏末西晋时代为清谈的前期，是承袭东汉清议的风气，就一些实际问题和哲理的反复辩论，亦与当时士大夫的出处进退关系至为密切。东晋一朝为清谈后期，清谈只为口中或纸上的玄言，已失去政治上的实际性质，仅只作为名士身份的装饰品，并且与佛教结合，发展为儒，道，释三位一体的趋势。

　　建安风骨

　　建安（196—220）时期，以曹操三父子为代表的文学创作，在反映社会动乱和民生疾苦的同时，又表现出统一天下的理想和壮志，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这个时期的文坛巨匠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为代表，他们都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被后人尊为典范。

　　左思风力

　　左思风力，是指钟嵘《诗品》对左思诗歌的评价，指出了诗人左思诗歌的独特的审美特征。

　　左思在其代表作《咏史》中，借咏史抒发对现实的不满及感慨，情调高亢，笔力矫健，气势昂扬，对现实政治的批判深刻而恰当，起到了讽喻的作用。他还创造性地将咏史和抒怀结合在一起，并开发了一诗写数人、数事的新写法，大大地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由于其诗歌风格与建安风骨一脉相承，诗风雄浑，语言遒劲，因此后世便将其诗歌风格称为 “左思风力”。

　　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是中国魏晋时期七位名士的合称，包括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成名年代较“建安七子”晚一些。因七人常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七人的政治思想和生活态度不同于建安七子，他们大都“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在生活上不拘礼法，清静无为，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作品揭露和讽刺司马朝廷的虚伪。

　　在文章创作上，竹林七贤以阮籍、嵇康为代表。阮籍的《咏怀》诗82首，多以比兴、寄托、象征等手法，隐晦曲折地揭露最高统治集团的罪恶，讽刺虚伪的礼法之士，表现了诗人在政治恐怖下的苦闷情绪。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以老庄崇尚自然的论点，说明自己的本性不堪出仕，公开表明了自己不与司马氏合作的政治态度，文章颇负盛名。其他如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刘伶的《酒德颂》，向秀的《思旧赋》等，也是可读的作品。

　　玄言诗

　　玄言诗，是一种以阐释老庄和佛教哲理为主要内容的诗歌，是东晋的诗歌流派，约起于西晋之末而盛行于东晋。代表作家有孙绰、许询、庚亮、桓温等。

　　玄言诗的特点是玄理入诗，以诗为老庄哲学的说教和注解，严重脱离社会生活。由于玄言诗大多“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诗品序》），缺乏艺术形象及真挚感情，文学价值不高，所以作品绝大多数失传。

　　谢安、王羲之等所作的《兰亭诗》，都是典型的玄言诗。不过由于魏晋玄学提倡“得意忘象”，所以自然景物也往往作为领略玄趣的“言”、“象”而出现在玄言诗人的笔下。如孙绰《秋日》诗就写得较有文采。许询也有“青松凝素髓，秋菊落芳英”的写景佳句。《兰亭诗》中也有较为生动的景物描写。谢灵运那种夹带玄言的山水诗，和陶渊明恬淡意境的一些诗，似也多少受到玄言诗的影响。

　　山水田园诗

　　山水诗，源于南朝（宋）谢灵运；田园诗，则源于晋代陶渊明，以唐代王维、孟浩然为代表。这类诗以描写自然风光、农村景物以及安逸恬淡的隐居生活见长，把细腻的笔触投向静谧的山林、悠闲的田野，创造出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借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对宁静平和生活的向往。山水田园诗诗境隽永优美，风格恬静淡雅，语言清丽洗练，多用白描手法。

　　永明体

　　永明体，亦称“新体诗”，是南齐永明年间（483—493）产生的一种诗歌体裁，这个时期政治相对稳定，加之统治者对文人的支持，文学得到极大的发展，永明诗人不仅有理论，而且还有大量的诗歌创作。

　　这种诗体要求严格四声八病之说，强调声韵格律，对“近体诗”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永明体的代表作家，历来认为是沈约、谢朓、王融三人。沈约的诗数量最多，而且他在理论上的阐述代表着永明体的主张，但实际创作成就不如谢朓。谢朓的诗风上承曹植，善于以警句发端，在写景抒情方面，兼取谢灵运、鲍照两家之长，而避免了艰涩之弊。

　　在“永明体”以前，诗坛上流行的是“古体诗”，亦称“古诗”、“古风”，不求对仗，平仄和用韵也比较自由。唐代以后，形成律诗和绝句，即“近体诗”，对句数、字数和平仄、用韵等都有严格的规定。而这“近体诗”的雏形，就是“永明体”诗。“永明体”的出现，标志着古体诗已暂告一段落，预示着“近体诗”的即将出现。

　　齐梁体

　　南朝齐、梁时代的诗歌内容多以吟咏风云、月露为主，题材狭窄，形式上追求音律精细，对仗工整，辞藻巧艳。

　　所谓齐梁体，就是对齐、梁两代的诗人共同诗风的代称，实际上也包括了齐代的永明体。但永明体偏重于声病的讲究，齐梁体则注意文词的绮靡。这两种诗体的特点是追求形式，崇尚辞藻，讲究声律，轻视内容，一反汉魏质朴诗风。但由于齐梁诗人的诗句开始注重平仄声字的协调，而且大量用对偶句式入诗，使我国诗歌在写作技巧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为唐代近体诗的形成作了前导。

　　宫体诗

　　“宫体”，既指一种描写宫廷生活的诗体，又指在宫廷所形成的一种诗风，始于简文帝萧纲。萧纲为太子时，常与文人墨客在东宫相互唱和。其内容多是宫廷生活及男女私情，形式上则追求辞藻靡丽，时称“宫体”。后来因此称艳情诗为宫体诗。

　　还有解释认为指一种以写宫廷生活闺阁情怀为主要内容的重声律，词采丽靡轻艳的文风。它发端于齐梁之际，到萧纲及其周围文人时达到全盛。宫体诗内容并非限于妇女生活，也有一些抒情咏物之作，即使写妇女生活的作品，格调低下的也只占少数。总的来说，宫体诗的情调流于轻艳，诗风比较柔靡缓弱。

　　从诗歌发展史上看，宫体诗的作用有两个方面。一方面，隋及唐初诗风流于靡弱，多少是受它的影响；另一方面，它在形式上比永明体更趋格律化，对后来律诗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至于它用典多、辞藻秾丽的特点，对后世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如唐代的李贺和李商隐的诗，就曾吸取过“宫体诗”的某些手法。

　　南唐词派

　　南唐词人主要指南唐二主（中主李璟、后主李煜）和冯延巳。

　　南唐词派在总体上是以“男女情事”为主要题材，在直接抒情内容上，也大体不出“伤春”和“悲秋”的离愁别绪；在艺术风格上，南唐词人的总体格调也是柔婉深约，蕴藉含蓄，但和作品内容相似的花间词派相比而言，南唐词人的眼界较大、感慨较深，风格亦有趋于纯任性灵。在抒写恋思别情时，有时融入了深沉的人生感慨，从而导致了词整体美学品位的上升，提高了词的表现力。

　　初唐四杰

　　初唐四杰，是初唐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四杰齐名，原指其诗文，主要是骈文和赋而言。

　　四杰的诗文虽未脱齐梁以来绮丽余习，但已初步扭转文学风气。他们的诗歌，从宫廷走向人生，题材较为广泛，风格也较清俊。卢、骆的七言歌行趋向辞赋化，气势稍壮；王、杨的五言律绝开始规范化，音调铿锵。骈文也在词采赡富中寓有灵活生动之气。

　　陆时雍《诗镜总论》中有评价说：“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清藻，宾王坦易，子安其最杰乎？调入初唐，时带六朝锦色。”四杰正是初唐文坛上新旧过渡时期的关键人物。

　　韩孟诗派

　　韩孟诗派，是中唐时期与新乐府运动同时崛起的一个影响较大的诗派。

　　其代表人物是韩愈、孟郊，此外还包括贾岛、卢仝以及马异、刘叉等人。这个诗派创作的特点是通过抒写个人的不幸遭遇来揭示社会的弊病，他们主张“不平则鸣”，苦吟以抒愤，并互相切磋酬唱。他们诗风尚奇求险，韩愈奇而雄，孟郊奇而古，贾岛奇而清，卢仝奇而怪。

　　他们具有独特的审美品位，以震荡光怪为美，以瘁索枯槁为美，以五彩斑斓为美。由于受韩愈古文运动“陈言务去”的影响，他们在艺术上力求避熟就生，标新立异，注重苦吟和锤炼功夫，力矫大历诗风的平弱纤巧。这种诗歌的新追求与新变化，积极推动了盛唐以后诗歌艺术境界的开拓。

　　大历十才子

　　大历十才子，唐代宗大历年间（766—779）十位诗人所代表的一个诗歌流派。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偏重诗歌形式和技巧。据姚合《极玄集》和《新唐书》载：十才子为李端、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洞（一作峒）、耿湋、夏侯审。宋以后也有其他观点，但多不可信。

　　大历十才子大多是指失意的中下层士大夫，多半是权门清客，因而多投献应制之作。他们大都以王维为宗，秉承山水田园诗派的风格，歌颂升平、吟咏山水、称道隐逸是其诗歌的基本主题，但他们在仕途失意和战乱宦旅生活中，也间有反映现实和体验真实的作品。他们都擅长五言近体，格律归整、字句精工也是他们作品中最明显的特点。另外，他们虽善写自然景物及乡情旅思等，且语词优美、音律协和，但题材风格比较单调。

　　边塞诗派

　　边塞诗派，是指盛唐诗歌的主要流派之一，以描绘边塞风光、反映戍边将士生活为主。汉魏六朝时已有一些边塞诗，至隋代数量不断增多，初唐四杰和陈子昂又进一步予以发展，到盛唐则全面成熟。

　　该派诗人以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最为知名，而高、岑成就最高。其他如王之涣、王翰、崔颢、刘湾、张谓等也较著名。这些诗人大都有边塞生活体验，他们从各方面深入地表现边塞生活，艺术上也有所创新。他们不仅描绘了壮阔苍凉、绚丽多彩的边塞风光，而且抒写了请缨投笔的豪情壮志以及征人离妇的思想感情。对战争的态度，有歌颂、有批评，也有诅咒和谴责，思想上往往达到一定深度。其诗作情辞慷慨、气氛浓郁、意境雄浑，多采用七言歌行和七言绝句的形式。

　　这一诗派主要杰出作品有高适《燕歌行》、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等。另外，中唐卢纶、李益也有些格调苍凉的边塞绝句。

　　新乐府运动

　　新乐府运动，是指中唐时期由白居易、元稹倡导的，以创作新题乐府诗为中心，提倡用通俗化的乐府体写时事和社会生活的诗歌革新运动。

　　新乐府运动提倡用新题，以纠正建安以来的作家们因歌写时事而袭用古题，使内容受到限制，乃至文题不协的弊端。同时指出作家应效仿杜甫，写时事，以诗美刺现实。另外，新乐府诗人还提出写诗应不以入乐与否为衡量标准，这样一来，从音乐角度看是徒有乐府之名，而在内容上则是直接继承了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是真正的乐府。

　　新乐府运动由于前有杜甫开创的传统，后有元结、顾况继承，张籍、王建为先导，到了“元白”时期，明确地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一整套理论，加之元、白诗才盖世，写作了大量新乐府诗歌，给当时以极大影响，使这一伟大的文学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就。

　　古文运动

　　古文运动，是指唐宋时期的文学革新运动，其内容主要是复兴儒学，其形式就是反对骈文，提倡古文。

　　所谓“古文”，是对骈文而言的。先秦和汉朝的散文，特点是质朴自由，以散行单句为主，不受格式拘束，有利于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想。但自汉朝以来，文坛盛行流于对偶、声律、典故、辞藻等形式，华而不实，不适于用的骈文，并产生了很大影响。直到唐朝初期文坛，骈文仍占主要地位，如唐太宗为文也尚浮华。

　　唐玄宗天宝年间（742—756）至中唐前期，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先后提出“宗经明道”的主张，并用散体作文，成为古文运动的先驱。韩愈、柳宗元则进一步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古文理论，并写出了相当数量的优秀古文作品，当时有一批学生和追随者热烈响应，终于在文坛上形成了颇有声势的古文运动，把散文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花间词派

　　花间词，诞生于晚唐五代，而花间词派作为最早的流派之一，在词的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巨大的影响。五代赵崇祚撰《花间词》，收集了温庭筠、皇甫松、孙光宪、韦庄等人的500首词作。其中，除温庭筠、皇甫松、孙光宪之外，都是集中在西蜀的文人，称为“花间派”。

　　晚唐时局动荡，五代西蜀苟安，君臣醉生梦死，狎妓宴饮，耽于声色犬马，此时诗人的心态，已由拯世济时转为绮思艳情，而他们的才力在中唐诗歌的繁荣发展之后，也不足以标新立异，于是把审美情趣由社会人生转向歌舞宴乐，专以深细婉曲的笔调，浓重艳丽的色彩写官能感受、内心体验。

　　“花间”词人奉温庭筠为“鼻祖”，但只继承了温词中偏于闺情、伤于柔弱、过于雕琢的“柔而软”的词风，多数作品尽力描绘妇女的容貌、服饰和情态，辞藻艳丽、色彩华美，题材狭窄、内容空虚，缺乏意境的创造。其中也有少数作品能够脱去浓腻的脂粉气，具有较为开阔的生活内容。其中以韦庄成就较高，牛希济、李珣、孙光宪、鹿虔扆、欧阳炯等人也有不同于花间派词风，转而表现边塞生活和异域风情的佳作。

　　“花间”词风直接影响了北宋词坛。李贺、李商隐、温庭筠、韩偓等人的部分诗歌，在题材和表现手法上都为花间词的创作提供了借鉴。

　　西昆体

　　西昆体，是指中国北宋初年一种追求辞藻华美、对仗工整的诗体。宋初，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人在秘阁编纂《册府元龟》，并把编书之余所写的酬唱诗结集为《西昆酬唱集》。这部诗集在当时影响很大，学子纷纷效法，并称这种诗体为“西昆体”，在宋初风靡了数十年。

　　西昆体诗人不满白体诗的浅切，也不满晚唐体的枯寂，提倡学习李商隐。他们大多有良好的词章修养，技法圆熟，善于在诗作中大量运用典故和前人的佳词妙语，以求意旨幽深。这些作品词章艳丽、用典精巧，对仗工整、音律谐美，有一定的艺术价值。

　　由于西昆体作家，大多社会地位较高，生活优越，因此他们的词严重脱离社会生活，少有现实内容，多为酬唱之作。另外，西昆诗人只是一味模拟，刻板地搬用李商隐的诗题、典故、词藻，内容空虚，缺乏真情实感，所以遭到复古派的攻击。其后欧阳修、梅尧臣等开创新的诗风，西昆体乃告衰歇。

　　婉约派

　　婉约派，是中国宋词流派，婉约，即婉转含蓄。词本为和乐而歌，娱宾遣兴，内容不外离愁别绪，闺情绮怨。其特点主要是：内容侧重儿女风情，结构深细缜密，音律婉转和谐，语言圆润清丽，有一种柔婉之美，但内容比较狭窄。

　　人们逐渐形成了以婉约为正的观念，致使婉约词风长期支配词坛，直到南宋。姜夔、吴文英、张炎等大批词家，皆受其影响。代表人物有李清照、李煜、晏殊、欧阳修、柳永、秦观、周邦彦等。

　　豪放派

　　豪放派，中国宋词风格流派之一。因其词作的题材、风格、用调及创作手法等与婉约派多不相同，故被视婉约派为正统的词论家称为“异军”、“别宗”、“别派”。代表人物有苏轼、辛弃疾等。

　　豪放派特点大体是创作视野较为广阔，气象恢弘雄放，喜用诗文的手法、句法写词，语词宏博，用事较多，不拘守音律，它不仅描写花间、月下、男欢、女爱，而且更喜摄取军情国事那样的重大题材入词，使词能像诗文一样地反映生活。它境界宏大、气势恢弘、不拘格律、汪洋恣意、崇尚直率，不以主含蓄婉曲为能事。然而有时失之平直，甚至涉于狂怪叫嚣。南渡之后，由于时代巨变，悲壮慷慨的高亢之调应运发展，陈与义、叶梦得、朱敦儒、张孝祥、张元傒、陈亮、刘过等人承流接响，蔚然成风。

　　豪放派虽以豪放为主体风格，却也不乏清秀婉约之作，如苏词《贺新郎?乳燕飞华屋》《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辛词《粉蝶儿?昨日春》《青玉案?东风夜放》等，皆是可伯仲婉约词的名篇。

　　豪放词派不但震烁宋代词坛，而且广泛地影响词林后学，从宋、金直到清代，历来都有标举豪放旗帜，大力学习苏、辛的词人。

　　诗文革新运动

　　北宋诗文革新，是北宋继唐代古文运动而起的文学革新运动。这场运动的领导者是欧阳修。诗文革新运动，主要反对晚唐、五代以及“西昆体”的华艳颓靡的形式主义文风，强调继承李白、杜甫的诗歌和韩愈、柳宗元的古文传统，要求文学反映现实生活，积极发挥它的社会教化作用。

　　在诗歌方面，梅尧臣力反西昆体，提倡以平淡、朴素的语言表现出深厚、丰富思想的新诗风，并在苏舜钦、欧阳修等人的协助下，终于取得了胜利。在散文方面，欧阳修是倡导者，加之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和苏辙等作家的努力，加速了与现实生活密切联系，平易畅达的新文风的形成。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唐代古文运动之后，又一次把古代文学，特别是散文以及文论的发展推进了一步，对后世影响巨大。此后，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古文传统，一直被奉为正宗。但同时，北宋诗的散文化和以议论为诗的概念化倾向，为南宋理学家的散文所师法，表现了该运动的历史局限。

　　江西诗派

　　江西诗派，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正式名称的诗文派别。北宋后期，黄庭坚在诗坛上影响很大，追随和效法黄庭坚的诗人颇多，逐渐形成以黄庭坚为中心的诗歌流派。诗派中并不都是江西人。

　　诗派成员多数学杜甫，宋末、方回就把杜甫称为江西诗派之“祖”，而把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人称为诗派之“宗”，提出了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之说。江西诗派的诗歌理论强调“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即或师承前人之辞，或师承前人之意；崇尚瘦硬奇拗的诗风；追求字字有出处。在创作实践中，诗派“以故为新”，重要作家的诗作风格迥异，自成一体，成为宋代最有影响的诗歌流派。它的影响遍及整个南宋诗坛，余波一直延及近代的同光体诗人。

　　辛派词人

　　辛派词人，是指南宋受辛弃疾的影响而产生的一个词派，主要有陈亮、刘过、刘克庄等。他们在辛弃疾的影响下，用词来抒发爱国情感，多写爱国词、豪放词，惯作壮语，多用长调，讲格律而不拘于格律，喜用散文句式并大量吸收经史诗文语言入词，豪放慷慨如辛弃疾。

　　但是他们作品的题材反映社会的深度与广度不如辛词，格调上粗豪有余，清逸不足，风格也不如辛词多样。多以议论为词，以文为词，过于直率，不如辛词蕴藉。正如陈亮所称：“粗块大脔，饱有余而文不足。”（《与朱熹甲辰秋书》），有的甚至专以粗犷滑稽为能事。

　　永嘉四灵

　　永嘉四灵，指南宋中叶生长于浙江永嘉（今浙江温州）的四位诗人：徐照、徐玑、赵师秀、翁卷。因他们同出永嘉学派叶适之门，其字或号中又都带有“灵”字，故称永嘉四灵，代表南宋中后期诗歌创作上的一种倾向。

　　他们的诗风承袭晚唐，选择了晚唐诗人贾岛、姚合的道路，要求以清新刻露之词写野逸清瘦之趣。诗体的特点是：继承了山水诗人、田园诗人的传统，满足于笑傲田园、寄情泉石的闲逸生活。在艺术上，又能刻意求工，忌用典，尚白描，轻古体而重近体，尤重五言律诗，甚至要求全诗字数不得超过40字，在较大程度上纠正了江西派诗人以学问为诗的习气。

　　从实质上来说，他们只是因为不满体现着典型宋调的江西诗风，从而又回到了宋初崇尚晚唐体的老路上去。他们的成就极有限，但在当时的诗坛却得到广泛的反应。

　　茶陵诗派

　　茶陵诗派，是指明成化、正德年间（1465—1521）的一个诗歌流派。因该派领袖李东阳为湖南茶陵人，所以得名。明成化之后，明王朝的社会弊病日见严重，台阁体的脱离社会现实生活的创作倾向与它的萎弱冗沓、肤浅工巧的文风，越来越不适应文学的发展。于是以李东阳为首的一派起而振兴诗坛，以图荡涤台阁平正醇实的诗风。他们主张学诗应效法唐诗的创作经验，主性情，反模拟，推崇李杜，不拘一格；并且重视诗歌的声调、节奏、法度、用字。李东阳官居相位，并主持文坛，门生众多，其诗论诗风堪称一代之盛，成为台阁体向前后七子复古运动之间的过渡。

　　但因李东阳生活圈子平静狭小，“四十年不出国门”，其诗多是题赠之作和咏史之作，内容大体不出宫廷、馆阁的生活，故使茶陵诗风并未脱离典雅工丽的台阁体的影响。但是其离开台阁体的作品，如《白杨行》等，颇有生活气息。茶陵派代表诗人，还有彭民望、谢铎、张泰及“李门六君子”的邵宝、何孟春、石珤、顾清、罗玘、鲁铎等。

　　前七子

　　前七子，是指明弘治、正德年间（1488—1521），产生了以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七个进士为代表的一种诗歌流派。他们对腐败的朝政和庸弱的士气很不满，强烈反对当时流行的台阁体诗文和八股习气，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旨在为诗文创作指出一条新路，以拯救委靡不振的诗风。

　　然而他们却走上了以复古为革新的老路，掀起了一场文学复古运动，这在明代文学史上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由于他们一些具体的文学见解不尽相同，创作上各具特色，他们过分强调复古，文学的创造性显得不足，有的甚至沦为“高处是古人影子耳，其下者已落近代之口”，给文坛带来新的流弊。

　　后七子

　　后七子，是指明嘉靖、隆庆年间（1522—1572）的文学流派。成员包括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和吴国伦。因在“前七子”之后，但也主张文学复古，故称后七子，又有“嘉靖七子”之名。

　　后七子继承前七子的文学主张，强调“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以汉魏、盛唐为楷模。他们复古拟古，主格调，讲法度，互相标榜，广立门户，声势更浩大，从而把明代文学的复古倾向推向高潮。

　　后七子在文坛上活跃的时间比前七子长。从创作来看，总体上不脱对前人的模拟，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有些人后来表现出某种重视独创和性灵的倾向。

　　唐宋派

　　唐宋派，是指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文学流派。代表人物有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和归有光等人。

　　自前七子倡言复古之后，散文创作多以摹拟古人为事，不但缺乏思想，而且文字佶屈聱牙，流弊甚烈。嘉靖初年，王慎中、唐顺之等人力矫前七子之弊，主张学习欧阳修、曾巩之文，一时影响颇大。唐宋派既推崇三代两汉文章的传统地位，又承认唐宋文的继承发展。变学秦汉为学欧（阳修）曾（巩），变易佶屈聱牙为文从字顺，是一个进步。

　　唐宋派还重视在散文中抒发作者的思想感情，他们批评复古派一味抄袭模拟，主张文章要直抒胸臆，具有自己的本色面目。但是，他们受道学影响，把道看成是文的源泉，认为道盛则文盛。这种观点束缚了创作，同时也削弱了他们文学主张的影响力。

　　唐宋派基于自身弱点，虽然指出了前后七子复古派的弊端，却始终未能根本改变文坛局面。惟其散文创作对后世较有影响，如清代桐城派便承继了它的传统。

　　公安派

　　公安派，是晚明文学领域一个具有相当影响的文学流派。代表人物是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他们是湖北公安人，故称公安派。

　　公安派理论核心的口号是“独抒性灵”，反对前七子和后七子的拟古风气，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发前人之所未发。公安派的“性灵说”融合了鲜明的时代内容，它和李贽的“童心说”一脉相通，和“理”尖锐对立。性灵说不仅明确肯定人的生活欲望，还特别强调表现个性，表现了晚明人的个性解放思想。公安派的创作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清新活泼，自然率真，但多局限于抒写闲情逸致。

　　复 社

　　复社，是指明末以江南士大夫为核心的政治、文学团体。崇祯六年（1633）在苏州虎丘成立。领袖人物为张溥、张采，时人称为“娄东二张”。复社成员多是青年士子，先后共计2000多人，声势遍及海内。他们大都怀着饱满的政治热情，以宗经复古，切实尚用相号召，切磋学问，砥砺品行，反对空谈，密切关注社会人生，并实际地参加政治斗争。

　　他们的作品，注重反映社会现实，揭露权奸宦官，同情民生疾苦，讴歌抗清伟业，抒发报国豪情，富有感染力量。他们虽拥护前、后七子，却不同于他们的专意“模古”，也不同于公安派、竟陵派的空疏，标志着明末文风新的重大转向。

　　诗词方面造诣较高的有吴伟业、陈子龙等，他们的诗作凝炼深沉，对时政的浑浊有所揭露，关心民生疾苦，尤擅七言歌行。散文方面张溥风格亢爽、文笔跌宕，黄淳耀简洁明晰、活泼有致，侯方域富于浪漫气息，各有特色。复社成员后来或被魏忠贤余党迫害致死，或抗清殉难，或入仕清朝，或削发为僧。顺治九年（1652）为清政府所取缔。

　　桐城派

　　桐城派，即桐城文派，又称桐城古文派、桐城散文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均系安徽省桐城市人，因此得名。桐城派是清代文坛最大散文流派，其作家多、播布地域广、绵延时间久，文学史所罕见。方以智、钱澄之、戴名世在古文理论和创作实践上，已经初步体现了桐城派的某些特征，可谓是桐城派前驱。

　　桐城派的文章，在思想上多为“阐道翼教”而作，宣传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理学；在文风上，是选取素材，运用语言，推崇简明达意、条例清晰，不重罗列材料、堆砌辞藻，不用诗词与骈句，力求“清真雅正”，颇有特色。因此，桐城派的文章一般都清顺通畅，尤其是一些记叙文，如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都是著名的代表作品。

　　阳湖派

　　阳湖派，是指中国清代乾隆、嘉庆（1736—1821）时期的散文流派。代表人为阳湖人恽敬、李兆洛，武进人张惠言。

　　阳湖派接受了桐城派的主张，致力于唐宋古文，但又对桐城派不满。张惠言、李兆洛提出文章要合骈、散两体之长；恽敬主张兼学诸子百家，以此来补救桐城派行文单薄和思想上专主孔、孟、程、朱的弊病。因此，阳湖派的主张不像桐城派那样拘谨狭隘。他们的作品与桐城派互有得失、短长，但并未能真正超过桐城派。由于恽敬、张惠言曾受桐城之学，故文学史家也有把阳湖派看做是桐城派的旁支。张惠言既是阳湖派的中坚，又开创了常州词派。其古文风格骏逸，较桐城派旷达，也比较讲求词采。

　　常州词派

　　常州词派，是清代嘉庆以后的重要词派之一。开创者张惠言想要扭转浙派词人专在声律格调上着力，以致词的内容渐趋空虚的风气。他大声疾呼词与《风》《骚》同科，应该强调比兴寄托，重视词的内涵，反琐屑饤饾之习，攻无病呻吟之作。一时和者颇多，蔚然成风，于是常州词派兴起。后经周济的推阐、发展，理论更趋完善，所倡导的主张更加切合当时内忧外患、社会急速变化的历史要求，其影响直至清末不衰。

　　常州派词人对于创作，态度比较严肃。比如张惠言和周济，作词遣词精密纯正，似别有意蕴，但同时也比较晦涩。实际上也并无十分深刻的思想内涵，与其立论尚有距离。这是他们词作的主要倾向，也是整个常州派词人的局限。 一本书读通文学典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