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整个帝国犹如一己之身动作起来（下）

　　淮南王刘安谋反，是朝廷与同姓诸侯王长达八十余年较量后的最后一次决战。武帝正是利用平息此次谋反的机会，采取了多项措施，最终解决了诸侯王问题。此后，虽还有一两起余波，均属螳臂挡车，无碍大局。从总体上说，诸侯王已退出了帝国的政治舞台。

　　从献《淮南子》到上《罢征谏》

　　在中国古代典籍之林中，有两部相继问世于秦汉之际、既有许多相似之处又各具特色的杰作：《吕氏春秋》与《淮南子》。

　　两书的相似处至少有这样几点：都是由一人领衔、组织多位学人编撰的；都具有百科全书式的广博内容；都以后期道家亦称新道家思想为指归而兼容百家之长；又似乎都想为即将建立或已经建立的大一统的帝国提供一种统治思想。两书的组织编撰者分别是吕不韦和刘安。他们后来的结局也颇为相似：都成了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一个饮鸩而亡，一个自刭而绝。

　　关于吕不韦，我在《大秦帝国》四章一、四两节中已有所介绍。对这位阳翟大贾出身的千古奇杰，特别是他的晚年，我是怀着敬意写下那些文字的。

　　这里单说刘安。

　　初读《淮南子》，给我感觉犹如跨进了一座智慧和知识的宝库，从此一看到刘安这个名字油然而起的不仅是敬意，还有深深的感激之情。但这回细细读了史书有关刘安的各种记载材料，却升起了一种复杂的感情。这倒不全是因为他谋反。“谋反”通常是由既存而以正统自居的政权给出的一个吓人的罪名。历史上那些被视为谋反的事件情况各异，并不见得一定都那么大逆不道。问题是刘安在谋反过程中少有大丈夫之气，在我看来甚至还远不及吴王刘濞。这样，当我在写着这些文字时，心情就既非崇敬，也不是同情、惋惜一类词可以概括，我只好说不能不为之扼腕三叹吧！

　　刘安，刘邦之孙，刘长之子。刘长就是文帝时那位因谋反事发而被遣送蜀郡死于途中的淮南王。后来文帝哀而怜之，将淮南故地一分为三，分封给刘长三个儿子。刘安为长，得嗣封为淮南王；两个弟弟刘勃、刘赐，分别受封为衡山王、卢江王。七国之乱平息后，刘勃、刘赐分别徙封为济北王和衡山王。

　　其时诸侯王骄淫成风，大多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刘安却性好读书，善鼓琴，又有心抚护百姓，结交文士，以求声名得以流布天下。淮南之都寿春（今安徽寿县），东连三吴之富，南引荆汝之利，江湖怀抱，人文荟萃。刘安在紫金山下广建馆舍，招引天下贤士，宾客多至数千。其中伍被、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晋昌等八人，才华尤为出众，号称“淮南八公”，紫金山因而又名八公山。刘安正是依靠这些学士，编撰了后来定名为《淮南子》这部杰作。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已满四十岁的刘安入京朝请，向即位才一年的武帝进献了这部《淮南子》。武帝本也爱好文学，得书大为赞赏，对博学能文、按辈份还是叔父的刘安，自然更是敬重有加。武帝命作《离骚传》，文思如泉涌的刘安，不到半日就已成篇。胸犹勃勃，欲罢不能，又信笔写了《颂德》和《长安都国颂》，也皆斐然成章，字字珠玑。武帝大喜，在朝见的二十天时间里，多次与之对席宴饮，论文说武，作诗诵赋，直到昏暮才罢。

　　这应该是这对既是君臣、又是叔侄和文友相互留下的一段最为美好的记忆吧？

　　《淮南子》既是道家书，因而有学者以为刘安献此书是为了讨得此时尚健在而以爱好黄老著闻的窦太后的欢心，似乎是在武帝与窦太后之间作一次政治投机。诸侯王向皇帝进献礼物而有讨好动机，这本是情理中事，应属正常。但若说刘安是在武帝与太后之间投机，则恐未必。其时武帝刚即位，他与窦太后之间的政治分野还不那么明显。更何况，像《淮南子》这样的巨著非有十年八载难毕其功，不是想要投机就可以立刻拿出来投机的！

　　只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使在与武帝对席畅饮那短暂的欢快时刻里，刘安心上仍然有着一片阴云，始终挥之不去。

　　他无法抹平五岁那年父亲惨死蜀道那个噩耗传来时在他心上烙下的创伤。

　　不幸的是，一个久久无法愈合的创伤，经与外界接触而产生媒蘖作用，往往就会酿制出某种可怕的异质东西来！

　　就在那次进献《淮南子》的朝见过程中，时任太尉的田蚡利用与刘安单独相见的机会，说了这样一番话：如今皇上尚无太子，大王您是高祖皇帝嫡孙，又广行仁义，名闻天下。当今皇上一旦晏驾，那君临天下的尊位就非大王莫属！

　　刘安听了大喜过望，不仅因为这番话仿佛像一道闪光，驱散了那片郁结在心头几十年的阴云，给他带来了兴奋；还因为说这番话的人有着当今国舅爷这样的特殊身份，使他在朝廷最高层也有了坚强的同盟者，因而更激起了他的勇气和信心。“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瑶”，为此，他给田蚡送去了大量货贿珠宝。

　　不过此时武帝与刘安的关系依然亲密，他们之间的龃龉要到几年后朝廷对待南方诸越的策略出现争议时才显露出来。《汉书·严助传》对此有用辞微妙的记载。先是东瓯遭闽越围攻求救于汉，廷议该不该救，太尉田蚡以为“不足烦中国往救”，庄助则以为不救，天子威不振，“何以子万国”？武帝采用了庄助的主张，并命他以使者的身份急乘传南下，发会稽兵渡海救东瓯。古制发兵须凭虎符；武帝新即位不想就启用虎符，特授予庄助以符节前往。谁知会稽郡守却因未见虎符而不肯发兵。事关紧急，庄助手起剑落，斩了一司马，郡守恐惧，这才受命征调。但兵未到，闽越却已惧而罢去。几年后，闽越又兴兵攻打南越，武帝另命韩安国、王恢率兵征讨闽越。

　　就在这时候，刘安向武帝进了一道长达两千余言的《罢征谏》，反对发兵征讨。谏书以黄老无为思想为主旨，认为“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方皆从。臣恐变故之生，奸邪之作，由此始也”。何况天子应以“四海为境，九州为家，八薮为囿，江汉为池”；只需“负黼扆（屏风），凭玉几，南面而听断，号令天下”，“施德垂赏以招致之”即可，何必“壹不奉诏”，便“举兵诛之”呢！

　　刘安这道《罢征谏》不仅介入了朝政，而且是从反对方向介入的，明显超出了他作为诸侯王的角色定位，这就有了僭越的嫌疑。不过武帝对此的处理相当谨慎。他一面“嘉淮南（指刘安）之意”，一面派庄助去向刘安“谕朕意”，也即用这种委婉的方式提点批评。庄助以天子使节的身份来到淮南，对武帝平定闽越之策作了一番详尽的阐释，结论是：“自五帝三王禁暴止乱，非兵，未之闻也。”刘安一听立刻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惶恐谢罪，承认自己是“愚意妄言，陛下不思加诛，使使臣临诏臣安以所不闻，臣不胜厚幸”！

　　不难想见，武帝与刘安之间实际上已出现了裂痕，不幸的是这个裂痕随着时间推移还在不断扩大，直到有一天，来了个分道扬镳进而分庭抗礼。

　　且看这位大秀才如何造反

　　刘安上谏书是在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春天。这年五月，窦太后去世。八月，有彗星划过东方，光焰横亘整个天空。有位策士对此作了独特的读解。他对刘安说：当年，吴楚七国起兵前，也曾出现过彗星，长仅数尺，结果却是流血千里。这回彗星尾长竟天，看来天下就要大变，流血定会远远超过千里！

　　如果说田蚡的话使刘安萌生了某种图谋的话，那么这位策士的话则给了他一个付诸实际行动的契机。吴楚七国之乱初起时，刘安原也想响应吴王的，后因像上章三节说的那样国相用了一个巧妙的办法阻止发兵，他才没有反成。尽管七国均以失败告终，刘安却并没有因为自己没有参与其事而感到庆幸。据《汉书·伍被传》记载，刘安对吴王刘濞之败，还有过一番评论。在他看来刘濞只会说大话，根本不懂得谋反是怎么回事。兵家有言，“绝成皋之道，天下不通”，可当时吴楚之军就是不知道去控制成皋这个咽喉口，致使周亚夫所率领的汉军得以长驱直入，最终招来了失败。所以刘安觉得，如果当时让他来主其事，并不见得就一定不成功。因而听过策士对彗星出现作了那样一番独特的解说后，刘安的内心该是兴奋多于惊恐的。为了应对他想象中的即将到来的乱局和乘乱举事，他下令加紧制造攻战器具，又派出使者用财物与各郡国交好，以便从中为未来争取支持者或同盟者。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武帝下达了《推恩令》，有六个诸侯王国未作响应，淮南国列于其首。显然刘安是有意这样做的，他就是要用这种方式向朝廷发出一个抗礼的表示。

　　武帝自然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同年，就像当年景帝对待桀骜不驯的吴王刘濞所做的那样，武帝也为这位叔叔送去了一个安抚的表示：赐以几杖，特许不朝。

　　但刘安还不想就此止步。紧接着又让他的爱女刘陵携带重金到长安去，以内省为名，出入宫闱，猎取情报，物色内应。这个女子也着实不简单。她不仅姿色姣好，且伶牙俐齿，据《汉书补注》载录，在长安先后与她通奸的，就有安平侯鄂千秋之孙鄂但、岸头侯张次公等，足见她间谍功夫之了得！

　　渐渐地，刘安总觉有一双女人的眼睛让他十分不安。

　　刘安生有二子，长子刘不害，因系庶出，刘安又不喜欢，什么名分也没有。次子刘迁，为王后蓼荼所生，已立为太子。太子妃是王太后外孙，也即武帝前些年找到的那个同母姐姐金俗的女儿金娥。当初刘安争取到这门亲事，显然是为了攀附王太后，可如今却觉得金娥的那双眼睛成了他秘密筹划反事的一大障碍。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办法：让儿子刘迁与金娥来一个夫妻反目，三月不同席。他自己则假装从中调解，强令刘迁入妃室，结果刘迁再来一个同床而异梦。如此又过了数月，金娥还如何忍受得了，提出要回娘家。至此，刘安之计已成，顺水推舟地向武帝上书一封，奏请谢归。

　　送走金娥，排除了身边的不安全因素，再回过头来组织筹划谋反的骨干队伍。

　　七国之乱平定后，景帝诏令减省王国官员，并规定凡四百石以上皆由天子为置。所以刘安把王国官员中的多数看成一种异己力量。好在他有门客数千，其中才学出众的“淮南八公”皆可成为他左臂右膀。“八公”之首的中郎伍被尤为人中之杰。伍被是楚地人，“或言其先伍子胥后也”（《汉书·伍被传》）。刘安已在暗中作了决定：一旦起事，即任这位伍子胥的后裔为将军。有此人辅助寡人，何愁大事不成！

　　他把伍被召来作了一次试探性的谈话，结果却出人意料：伍被非但不肯接受将军的任命，还倒过来竭力谏阻刘安的谋反意图。后来两人还有过多次类似的谈话，一个要劝说对方加盟谋反，一个要阻止此种行为的发生，结果却是谁也说服不了谁。

　　这一日刘安又召伍被来寿春东宫，远远就招呼道：请将军上殿吧！

　　王国官员无将军之职，伍被一听这称呼就猜到刘安召他又是计议谋反之事，便接口说道：大王因何又出此亡国之言？

　　刘安说：如今皇上尚无太子，一旦晏驾，诸侯王定会发生争战，我怎么能不预先有所准备呢？再说我乃高祖皇帝嫡长孙，当今皇上待我不薄，我勉强还能忍受；将来，若是让别的人继统，我难道还能甘心再去北面臣事那个什么小子吗？

　　伍被举了好些历史事实，包括古代桀纣的败亡和不久前吴楚七国的被歼灭，来说明“逆天违众”行事必然遭致身死国绝为天下笑的道理；然后说起了他的先祖伍子胥与吴王夫差的故事。伍子胥佐助吴王大败楚军后，竭力谏阻吴王伐齐，认为应乘胜攻灭越国，越国才是吴国的心腹之患。吴王非但不听，反而赐伍子胥以死，后来吴国果为越国所灭。伍被说：当年伍子胥对吴王说：大王若是今日伐齐，吴国明日就将为越国所灭。臣此刻仿佛已看到了吴国败亡后，繁华的姑苏台变成了麋鹿出没的那种荒地凉的景象。如今臣伍被也对您大王说：大王若是执意谋反，臣此刻仿佛也已看到了淮南国败亡后，繁华的寿春宫变成了荆棘丛生的那种荒凉景象！

　　刘安听完大怒，下令将伍被囚禁了起来。

　　一囚就是三个月。

　　这期间，刘安接待了一位不速之客：他的弟弟衡山王刘赐。

　　衡山、淮南虽是南北相邻，兄弟俩却因在礼节上相互指责而多年不和，久无往来。这回刘赐是因北上赴长安朝请而顺道来访的。此前，刘赐对刘安正在图谋不轨之事已有所耳闻，担心这位兄长到时借机一口先吞并了他，所以暗中也做了点应战的准备。这回说是顺道来访，其实也带点探听虚实之意。出乎意料的是，刘安的接待竟是从未有过的热情和隆重。原来正愁孤掌难鸣的刘安，把这位弟弟看作是送上门来的同盟者了。一番交谈，兄弟俩前嫌顿时冰释，约定两国合力共图大事。刘赐派使者向长安发去一信，以有病为由请求免去朝请，随即自回衡山，专等淮南起兵，当即为之响应。

　　有刘赐做后援，刘安心里稳实了许多。他再次把伍被召来，引于上座，缓颜问道：将军答应为寡人谋划了吗？

　　伍被依旧一脸庄严，说：臣愿为大王谋划奉天顺众、使淮南国繁荣昌盛之事，但臣断断不敢为大王谋划逆天违众、使淮南国主辱国灭之事！

　　刘安怒斥了一声“腐儒”，却也拿他没有办法。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先后发生了两个意外事件，致使刘安不由自主地加速滑向他的谋反之路。

　　两个事件分别由他儿子刘迁和孙子刘建引起。

　　先说刘迁。这位王太子自幼习剑，自以为天下无敌。听说“淮南八公”中的雷被精于剑术，便一再发起挑战，要与他比试。雷被推辞不得，只好勉强答应。不料才三两回合，少有招架之功的刘迁已挂上了点彩；想到王太子定会报此一剑之仇，雷被不免有些害怕。当时有一项律令：各地成年男子凡有志去征讨匈奴的，均可赴长安参军，任何人不得阻拦。雷被就想用请求参军的办法来摆脱眼前的险境。由于刘迁在父亲面前多次诋毁雷被，刘安不仅不准雷被之所请，还撤了他的郎中之职，逐出王府。雷被气愤不过，一路辗转逃亡到长安，上书告发了刘迁阻挠他参军讨伐匈奴的事。处理此案的廷尉便是以酷烈著称的张汤。张汤授意河南令逮捕太子刘迁。刘安几经犹豫，在与王后商量后，决定拒绝交出刘迁，一度还作出了发兵的打算。在这种一边剑拔、一边弩张的情势之下，王国官员也跟着分裂成了忠于汉天子与继续忠于刘安两派，他们相互举发、弹劾，文书都飞报到了朝廷。由于事情已牵连到了刘安，未央宫里大臣们奏请逮捕刘安。武帝还想缓冲一下，先派中尉段宏作为特使急赴寿春查验案情。刘安闻讯甚为恐慌，想索性来一个先下手为强，发兵举反。太子刘迁则建议预先在东宫内外伏下刀斧手，倘若到来的那位钦差特使出言不逊，就将他一刀斩了，再兴兵向诸侯王发檄举事。但后来事情却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汉中尉至，王视其颜色和，讯王以斥雷被事耳，王自度无何，不发。”（《史记·淮南列传》）这就是说，是中尉段宏那种和颜悦色的态度化解了这场一触即发的危机。既然钦差特使问的只是雷被因何被贬黜的事，刘安心上的那块石头也就落了地，既没有杀段宏，也没有发兵。段宏回到长安向武帝作了禀报。大臣们还是认为刘安罪属不赦，应予诛杀。武帝却两次下诏示以宽宥，最后决定以削减两县之地了事。

　　真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中尉段宏身带赦免诏令再次来到寿春时，一封告发刘安设伏欲杀钦差特使并准备发兵谋反的密信，又飞报到了长安。

　　密信是刘建指使他的心腹写的。

　　上节已提到过一个行为悖逆的江都王刘建，那是景帝之孙、刘非之子；现在这个刘建是刘安之孙、刘不害之子。

　　刘不害因系庶出，又从未得到过父爱，非但没有任何名分，在王后蓼荼和太子刘迁看来，甚至连王室成员也算不上，在武帝颁布《推恩令》后，他依然没有分封到尺寸之地。很可能从小就被歧视惯了的刘不害，已经养成了一种逆来顺受的性格，史书记载中看不到他有过任何不满表示。偏是他那个生性刚烈而又颇有才干的儿子刘建，却常常为父亲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不断发出反抗。刘建学文习武，广为结交，意欲除去刘迁，由他父亲来当太子。为此，他曾多次被刘迁捆绑、鞭打，但他决不屈服。这一回他以为终于等到了一个可以实现图谋的机会，于是便暗中指使心腹写了那样一封告密信。

　　武帝得报这才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急命丞相公孙弘和廷尉张汤以及河南令专治此案。河南令火速将刘建传到官衙，严加讯问。刘建供出了谋反详情，并将罪行悉数归之于刘迁。武帝发出诏令，命廷尉赴寿春会同淮南国中尉捉拿刘迁。

　　刘安觉得已经无路可退了，决定孤注一掷。

　　他一面命人赶制玉玺和丞相、御史大夫、将军等印章以及使节衣冠等，一面又把伍被召来商议举变之策。到了这一步，伍被再也顾不得自己名节，终于向刘安献出了谋反三计：一是先除去因征讨匈奴屡建奇功此时已跃升为大将军的卫青，使朝廷失去防卫之功。办法是，挑选一两个绝对忠诚于王国的官吏，命其佯装叛变，忍受酷刑，然后逃亡长安，设法亲近卫青，待淮南一出兵，立刻伺机将其杀死。二是伪造两份公文书，一份说凡是郡国豪杰和家产在五十万以上的，都将被迁徙到边远的朔方郡去；一份说诸侯太子和宠臣都将被逮捕入狱。将此两文书广为传播，必然引起诸侯恐慌、百姓怨愤，出现天下共反之势。三，鉴于王国官员大多由天子任命因而多忠于朝廷，故起事第一步，先设下埋伏，再放火焚烧东宫，当官员们来救时，乘机将相、内史、中尉及二千石以上之官全都杀死。

　　但后来事变的发展完全超出了预计。情况的紧急，使得刘安既无法施行苦肉之计，也来不及制造火灾；原想假托宣召王国官员进宫议事乘机将他们一网打尽的，谁知除了国相，其余全都不肯应召。太子刘迁见大势已去，慌乱中抽剑自刎，血流了一地，人却没有死成。就在这时，伍被向朝廷派来的官员作了自首，供出了参与谋反的全部过程。很快，廷尉监和王国中尉率领的武士汹涌来到，将东宫团团围住，刘安父子及王后等全都做了俘虏，查出的玉玺、官印等成了罪证。而这时候，武帝正在未央宫召集诸侯王及列侯商议如何处置刘安之事。赵王刘彭祖、列侯曹襄等四十三人联名齐奏，要求将刘安处以极刑，以正朝纲。于是武帝命掌管皇室及外戚之事的宗正刘受，持节前往淮南寿春治理此案。刘受尚在途中，刘安已自杀身亡。王后蓼荼、太子刘迁以及王子刘不害、王孙刘建，包括伍被和庄助，还有那个在长安搞情报的女间谍刘陵，全都诛杀。

　　此时已是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三月。

　　在此前后，作为同谋的衡山王刘赐，也受到了同样的查处。刘赐饮鸩自尽。

　　还有上节提到过的那个江都王刘建，听说刘安正在筹划谋反，他也曾赶制兵器，刻制皇帝玺印，谋划起事。案发，朝廷派宗正、廷尉赴江都案验，刘建惶恐自杀。

　　淮南、衡山二王谋反案由时任廷尉的张汤主办，据《史记·平准书》载录，因牵连而被诛杀的，多达“数万人”。

　　有句流传至今的俗话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说的就是刘安，最早见于东汉王充《论衡·道虚》，东晋葛洪又写入了《神仙传》。说是刘安得道，不仅“举家升天”，而且“家畜皆仙”，以至出现了“犬吠于天上，鸡鸣于云中”的奇观。传说的起因，可能由于刘安是汉代著名的新道家，升天云云，自然只能出自想象。不过它能传流如此久远，似乎也可从中看出人们的一种意向：对刘安多少还有点同情或怀念。

　　从史书记载看，刘安在谋反过程中，既无战略谋划，也没有像吴王刘濞那样提出“清君侧”一类政治号召，其间又一再惊恐失措，犹豫不定。实在说来，好读书、善鼓琴，又组织编撰出《淮南子》那样旷世杰作的刘安，应是不可多得的一代学人。谚云：“秀才造反，一世不成。”所以这位大秀才的失败是一开始就注定了的。对刘安的悲剧，可以从不同角度去加以评述。我想试着从人生这个角度来说几句。不妨就从刘安组织编撰的《淮南子》说起吧。这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中有一篇叫《精神训》的，就对人的多种生存状态有不少精辟的品评。如从尧、舜、禹和务光等古代圣人的行为模式中提炼出一种平凡但却崇高的人生境界：无累的人——

　　由此观之，至贵不待爵，至富不待财。天下至大矣，而以与他人（指尧禅舜，舜禅禹）；身至亲矣，而弃之渊（指务光为逃避汤欲让位于他而沉渊）。外处其余无足利矣。此之谓无累之人。

　　无累之人，这是一种境界，是一个原初意义上的真正的人。超脱了人世间名位利禄的一切羁绊，因纯粹而平凡，也因纯粹而崇高。

　　很可惜，刘安却不能做到他自己所倡导的“无累之人”。他始为父辈恩仇所累，继而又为自己权位欲望所累，最终就因这个“累”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刘安、刘赐谋反案审结后，武帝采取了一张一弛，或称一软一硬两种措施。一方面，下诏说他因平息谋反事件伤及骨肉而内心“憯怛”，承认这是“朕之不德”，并派出谒者存问寡鳏孤独，下令大赦天下，表示要涤除污浊，“与之更始”（《汉书》本纪）；另一方面，又接连颁布多项法令，如《左官法》、《阿党法》、《附盖法》等，进一步从各个方面加强了对诸侯王的控制。这样自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为抗衡异姓王而分封了同姓四王开始，刘氏诸侯王这股独特的政治势力在汉帝国的政治舞台上作了跌宕起伏的充分表演，历经七十余年，至此终于退入幕后。此后诸侯王不再有家国胸怀，几乎与一般富室大户无异。不过从社会历史发展来看，诸侯王只剩下荣誉和禄位，血亲关系淡出政治领域，应是一种进步。可哀复可悲的只是这些被称之为“金枝玉叶”的个体生命。他们生于宫帷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出则高车驷马，入则钟鸣鼎食，徒有侯王之号，其实却是终生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的社会寄生虫。人，一旦丧失了价值，自然也不再有尊严可言。这样到王莽以外戚而登极称帝时，他们便一个个叩头受命，或“奉上玺韨，惟恐在后；或乃称美颂德，以求容媚”（《汉书·诸侯王表》）。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武帝五世孙广阳王刘嘉，先为王莽所废，后因献出符命而获得封侯并赐姓王氏的“殊荣”。刘嘉变成了“王嘉”，他居然还跪地“谢恩”呢！

　　武帝作歌浩叹：“瓠子决兮将奈何？”

　　本章的这最后一小节，简略说一下武帝有关内政的第三桩心事：黄河之患。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她既哺育了生息于华夏大地的我们的先民，却也常常为患于两岸。《史记·河渠书》记大禹治水，就因黄河“害中国也尤甚”而“唯是为务”。禹用的是疏导法，开渠引水，播为九川，“九川既疏，九泽既洒，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但其后历经千年百载，黄河之患却一直未能得到根治。据《汉书·沟洫志》载录，西汉两百余年间，单是黄河决口就有八次之多。其中较为严重的一次是瓠子（今河南濮阳西南）决口，发生在武帝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五月。

　　这一年黄河的解冻期适逢连天大雨，汹涌的河水突然从顿丘（河南清丰西南）改道，向东南滚滚流去。入夏，终于将瓠子河堤冲垮，混浊的黄流犹如万匹脱缰烈马，东注巨野，南泻淮、泗，泛滥十六郡，泽国千里。

　　武帝命主爵都尉汲黯、大司农郑当时率领人徒去堵塞决口，修复被冲坍的堤坝。经过数月劳苦，以为可毕其功于一役，不料遇到上游山洪突发，水位陡涨，恣意狂啸着的洪流，再次将刚刚修复的堤坝冲涮得无影无踪，瓠子南北又是一片汪洋。

　　就在这时，丞相田蚡提出了一个“罢塞瓠子决口”的奏议。他说：“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为强塞，塞之未必应天。”（《史记·河渠书》）

　　巧的是，宫廷里几个自称能通过观察云气占断吉凶的方士，也都说塞之违天。

　　武帝听信了他们的奏议，任由黄河之水经瓠子向东南横流。

　　后来查清，田蚡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在黄河之北有大片食邑之地，而瓠子决口则在黄河之南；南岸遭水涝之灾，他的食邑不仅可保无损，还能因河水的南泄而获得更大的丰收。至于那几个方士因何也会跟着那样说，想来田蚡只要稍稍动用一下他的权势或钱财自然也不难做到。

　　这可说是“以权谋私”的一个古代经典版本了。其所造成的严重恶果便是：无数灾民流离失所，大片农田累年歉收。

　　这以后的二十余年，武帝几乎倾其全力于“外攘夷狄”，无暇顾及。直到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北征匈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后，才回过头来再下决心把治理黄河决口提到了议事日程。

　　这年入冬以后，干旱无雨，黄河水位下落，这为根治决口提供了有利条件。武帝特命九卿之一的汲仁和中郎将郭昌统领士卒数万，前往堵塞决口、修筑瓠子河堤坝。汲仁为汲黯的弟弟，其时汲黯已作古，可谓弟继兄志。郭昌则原为大将军卫青部将，又曾参加平定南越和西南夷之役，战功卓著。两将率领数万士卒浩荡抵达，就在岸边安营扎寨，如同围歼顽敌那样日夜与决口展开了搏斗。时值隆冬，黄河冰封千里。他们抢在开冻前先修堤筑坝，到春来冰冻开裂，再集中力量堵塞宣房（一作“宣防”，今河南濮阳西南）地段最大的决口。综合《史记集解》及《汉书补注》所载，当时用的是一种“插竹沉笼”填塞法。插竹是为了减弱水势，继而沉以满装碎石的竹笼，堵截后，再填土夯实。

　　这年初夏四月，武帝登封泰山而还，连同他的庞大的仪仗队和众多随从官员，一起来到治理瓠子决口的宣房工地。笃信鬼神的武帝，此前已为黄河泛滥“岁数不登”而“巡祭后土，祈为百姓育谷”（《史记·封禅书》），这回又在宣房高筑土坛，举行了庄重的祭奠河神仪式。随从官员及数万将士一齐跪伏于黄河之畔，武帝登临高坛再拜礼敬，向滔滔洪流沉以白马，投以玉璧。此时乐工高奏武帝亲自撰作的《瓠子之歌》，歌者面对黄河引吭高歌。歌词以向苍天发问开始：“瓠子决兮将奈何，浩浩洋洋，闾殚为河（州闾民居全遭水淹）！”继而列述河水泛滥的景况：鱼儿四处跳跃，蛟龙骋意远游，大地不得安宁；为堵塞决口，山峦几乎已被挖平，竹木也已砍尽。接着以作为人间帝王的身份向河神提出责问：“皇谓河公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歌末则是对全体将士的号召和激励：“林竹兮揵石葘（此句意即所谓“插竹沉笼”法），宣房塞兮万福来！”

　　悲壮的歌声混和着波涛的狂吼声，在大河上空久久回荡。

　　祭毕，武帝“令群臣从官自将军以下皆负薪填决河”（《汉书·沟洫志》）。这些官员连同原来数万治河将士一起与洪水搏斗在宣房工地上，那场面一定十分壮观！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支宏大的“负薪填决河”队伍中，就有不久前继受父业而为史官、登封泰山后又随从武帝一路来此的司马迁。这位坚守实录原则，即使对当代君主也“不虚美、不隐恶”的历史学家，尽管对武帝某些行事颇有微辞，但这回武帝亲临宣房，又撰作充满悲情的《瓠子之歌》，却让他深为感动。就在这片工地上，他决定将黄河自古以来为利、为害的景况，包括这个数万人战决口的场面全都记载下来，传诸后世，激励后人。《史记·河渠书》既成，在书末的赞语中，他特地附记一笔：“余从负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

　　武帝在治河工地上停留二日，看看决口水势已大体得到控制，便起驾回京。

　　这年夏末，瓠子决口终于彻底堵塞。为导引黄河之水，又依照传为大禹所开凿的旧迹，修筑了两条北行走向的水渠。这样，当黄河水位高涨之时，经由水渠，其主流可注于北渎，余波则流入漯川。

　　据《史记·河渠书》记载，这些措施都很快收到了成效：“梁、楚之地复宁，无水灾。”

　　整个工程完成后，总是喜欢别出心裁的武帝，又下令在黄河之畔修造了一座宫殿，称宣房宫。此举着实让人费解。既是宫殿，当为帝王所居，那么它该是武帝的行宫吧？可事实上宣房宫建成后，武帝再也没有去过瓠子。联系到《瓠子之歌》中有“皇谓河公兮何不仁”那种居高临下的口气，我不禁由此猜想：武帝之所以要建此宫，是否暗中想让它对河神起到一点警示作用呢？——我大汉天子在此，请勿再妄施尔威！

　　治理瓠子决口的成功，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从这时开始，朝廷上下，以至郡国官员都“争言水利”。于是“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指黄河）及川谷以溉田，而关中灵轵、成国、湋渠引诸川，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钜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它小渠及陂山通道（通“导”）者，不可胜言也”（《汉书·沟洫志》）。

　　这应该都是好事，但好事而至于极，也可能会走向反面。

　　就在人人“争言水利”这种气氛下，有个名叫延年的齐人，忽发奇想，上书武帝，提出了一项开凿“万里长河”的庞大计划。据《汉书·沟洫志》载录，这个齐人说他是从这样一个道理中得到启发的：黄河西出昆仑，之所以能横贯华夏，东注渤海，就由于“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下”的缘故。既然如此，那么只要源头地势高于下游地势，“开大河上岭”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据此，他建议从昆仑高地起始，沿汉、胡边境，开凿一条由西向东的万里大河，直到流入东海。他一厢情愿地认为，这么一来，不仅可保关东永无水灾，北地的匈奴也从此无法再向南窥伺一步。所以“此功一成，万世大利”！

　　武帝一读此奏，果然大为赞赏。如果武帝真的头脑一热，大笔一挥，写下一个“可”字，那么估计谁想阻拦也没有用。要真是那样，秦始皇留下了一条“万里长城”，汉武帝就会留下一条“万里长河”！

　　还好，这回武帝相当冷静。原来他赞赏的是此人的气魄和勇气，而不是这份大而无当的计划。他对这份奏书作了这样批复：“延年计议甚深。然河（指黄河）乃大禹之所道（通“导”）也，圣人作事，为万世功，通于神明，恐难改更。”

　　“外攘夷狄，内修法度”，这是司马迁对武帝的毕生功业作了八个字的概括。本章后两节已对“内修法度”作了简略记述，可说是文治；下一章将集中介绍“外攘夷狄”，也即武帝的武功。

　　武帝的“武”是谥号。据《谥法解》，“刚强直理”曰“武”，“夸志多穷”也称“武”。一个“武”字，既可视为武帝的性格标志，在相当程度上也反映着那个时代的一种特色。

　　但武帝的武功绝非他一人所创。随着北征南战、东讨西伐的展开，一个个闪烁着不同光采的杰出人物纷纷向我们走来：有卫青、霍去病、李广，有王恢，还有张骞、苏武，还有女中英杰冯嫽；也不应当忘记李陵、李广利；当然，更有让我们后人敬仰不已、阅读不尽的司马迁……呵，那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意气飞扬的时代，一个需要英雄、也果然造就了大批英雄的时代啊！ 大汉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