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整个帝国犹如一己之身动作起来（上）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对武帝的毕生功业用了八个字来概括：“外攘夷狄，内修法度。”这内、外两件大事内容都极为丰富，时间上是或平行或交错进行的；但我在叙述时为了力求简捷和明晰，只好将它们分拆开来。有关“外攘夷狄”拟单立一章，即第七章。本章此下两节，先来说说“内修法度”。

　　很可能，武帝尚在做太子时就读过当年洛阳才子贾谊进献给文帝的那道著名的《治安策》。策中提到强化帝国集权统治后，朝廷与地方诸郡国之间的关系应当是——

　　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虽在细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

　　整个华夏大地全都被整合得如同一个人，只要大汉天子一声号令，就会如同“身之使臂，臂之使指”那样立刻动作起来——这就是贾谊理想中的帝王集权制的“至治”境界。

　　这样的理想境界自然让文帝和后来的景帝无限向往，但他们都因为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而没有能够做到。现在，他们的继承者、雄心勃勃的汉武大帝，决心要使贾谊提出的理想境界成为现实。

　　砍削相权，相府客馆竟成了马厩

　　武帝第一刀，就要砍向作为他左臂右膀的丞相，这按常理几乎是匪夷所思。徐复观先生对此有一个简明而又切中要害的评述：

　　宰相制度，一方面为大一统的专制政治所必须；另一方面，却又为一人专制下所不容。（《两汉思想史》）

　　既“必须”，又“不容”，这就是武帝之所以要采取砍削相权和组建“中朝”两大措施的内在动因。

　　汉初丞相权位是很高的。《汉书·百官公卿表》规定其职是：“掌丞天子助理万机。”丞相总领百官，是朝政的实际执掌者，享有仅次于皇帝的尊位。如《汉旧仪》载：“皇帝见丞相起，谒者赞称曰：‘皇帝为丞相起。’起立乃坐。皇帝在道，丞相迎谒，谒者赞称曰：‘皇帝为丞相下舆。’立乃升车。”所以俗称丞相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汉初的萧何、曹参大体上就是这样两位丞相。特别是萧何，尽管高帝对他也是处处猜疑、时时提防，但因当时高帝以全力对付韩信等异姓诸王尚且常常感到顾此失彼，很难再有精力顾及其余，因而不得不将朝政委诸萧何掌理，并特许他可以享有“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分别见《汉书》之《萧何传》及《王莽传》）的殊荣。

　　但武帝要做一个真正的集权专制主义者。他要独掌皇权，不容许他人分享，也即不容许在他身边再出现一个萧何或曹参。

　　要砍削相权，这大概是武帝早在发诏举行贤良对策时就有的想法，之所以没有立即那样做，不是不想做，是他还过于年轻，没有具备相应条件那样做。

　　就在这个时候，武帝身旁却出现了一个想做萧何、曹参的人——田蚡。

　　尽管田蚡没有像萧、曹那样丰厚的学养与才具，但他却有同母姐姐为王太后这样特殊的外戚背景，因而也就有了萧、曹所没有的张狂与骄奢。

　　田蚡其人，《史记》本传称其“貌侵，生贵甚（其貌不扬，自视高贵）”；《外戚世家》又说他“贪，巧于文辞”。还在任太尉期间，田蚡就利用外戚这个特殊身份，为自己张扬作势，并从中渔利。如原任梁内史的韩安国曾因犯法一度失官，田蚡收受了他五百斤金贿赂，就通过王太后这条内线，让他做了北地都尉。再如一次淮南王刘安来朝，田蚡迎于霸上。刘安是武帝的叔父，对皇位早存有非分之念，田蚡看准了他的心思，特意对他说：皇上如今还没有立太子，将来百年以后，继位的不是你大王，还能有谁呢！刘安一听喜出望外，作为酬报，送给了田蚡大量金钱财物。

　　田蚡当上了丞相自然更加肆无忌惮。他不仅广治宅第、田园，逾制设置钟鼓、旌旗，还越权荐举自己所信用的人。武帝已经忍无可忍了。这是《史记》本传记下的这对君与相、甥与舅之间发生的第一次冲突——

　　当是时，丞相入奏事，坐语移日，所言皆听。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上。上乃曰：“君除（授任）吏已尽未？吾亦欲除吏。”尝请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库！”是后乃退。

　　武帝对两件事，各说了一句话。一件是田蚡没完没了地说着他所要授任的官员的名单，武帝语气中已显出十分不满：你授完了没有？我也想授任几个呢！另一件是，田蚡竟然提出要把考工官署的土地划给他扩建私宅，这回武帝光火了，说：干脆，你把武库也搬了去吧！

　　考工为少府属官，其职司是制作器械。武库在长乐、未央二宫之间，也属少府管辖。

　　这以后，田蚡才不得不有所收敛，稍示退缩。

　　田蚡病故，御史大夫韩安国曾代行过一段时间相职，后因不慎摔伤了腿，武帝只好另任平棘侯薛泽为相。武帝对丞相一职人选的要求，大略可归结为两条：首先是忠顺，其次也要有相应的才具。薛泽此人，忠顺有余而才具不足，自然也很难让武帝满意。他也像上文提到过的许昌、庄青翟那样，被司马迁列入在位无所建树，仅为“备员而已”的丞相名单之中（见《史记·张丞相列传》）。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武帝罢免了薛泽。

　　继薛泽而于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被任为丞相的是公孙弘。这一年公孙弘已是高龄七十六七。在武帝一朝前后十三位丞相中，能够差强符合武帝心目中相职人选的恐怕就只有一位，那就是公孙弘。

　　公孙弘与董仲舒同因对策而进入武帝视野并引起注意的。若论才干，刘向曾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材”，甚至要超过伊尹、吕尚等古代名相，可能有些说过了头，但至少不会差于公孙弘。再就对儒学的造诣而言，“公孙弘治《春秋》不如仲舒”；从人品看，董仲舒“为人廉直”，公孙弘“希世用事”，显然也有高下之分（均见《汉书·董仲舒传》）。但武帝真正重用的，偏偏不是董仲舒而是公孙弘，这是很耐人寻味的。董仲舒和公孙弘都在宦海中几经升沉起落，前者从中渐渐学会了自重和退让，后者则从而练就了一身如何迎合上意、保存自己的本领。《史记》、《汉书》对公孙弘在武帝面前的言行举止有了不少生动的细节描写，不妨用两个字概括：阿顺。譬如他揣摩到武帝尊儒其实只是为了装点门面，骨子里还是要严刑峻法，所以他既“习文法吏事”，“又缘饰以儒术”。他又发现廷议时，臣下说不出主意武帝不高兴，主见太多武帝也不高兴，因而他“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令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果然，他这样做了以后，“上大悦之”。最典型的一次是处理某件政事，他事先与诸大臣商量好了一个方案，但到朝议时发觉与武帝的意向不符，立刻掉头顺从武帝，仿佛早把与众人商量好的方案忘得一干二净。这时一向以刚直闻名的汲黯又站出来说话了，于是便发生以下这样戏剧性的一幕——

　　汲黯庭诘弘曰：“齐人（公孙弘原籍淄川薛县，古属齐）多诈而无情实，始与臣等建此议，今皆倍（通“背”）之，不忠！”

　　上（指武帝）问弘。

　　弘谢曰：“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

　　上然弘言。

　　从这以后，诸大臣每次在朝堂抨击公孙弘，武帝反而对他越加优遇。

　　公孙弘在相位上还有一件常为后人诟病的事，那就是上文已提到过的，出于对董仲舒才学的嫉妒而奏请武帝命他再次离京出任胶西王辅相。不过从总体上说，公孙弘还应算是一位有所作为而又尚能自律的丞相。他似乎一生都没有忘记年轻时因犯罪而被免去狱吏之职，只好帮人在海边牧猪为生的那段艰苦又卑贱的经历，虽居高位，依然战战兢兢，盖的是布被、吃的是粗米饭，每餐只有一个荤菜，从不敢张扬自己。他的俸禄大多用来接济友人和接待宾客，家无积余。一次汲黯在朝堂上指责公孙弘位居三公俸禄甚多而生活如此节俭，分明是一种沽名钓誉的欺诈行为。显然汲黯的指责有点言过其实了，公孙弘内心不可能真的认同；但当武帝问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时，他非但不作任何辩解，还倒过来感谢汲黯击中了他确实存在毛病，又赞扬汲黯的忠心，说：“且无汲黯忠，陛下安得闻此言？”公孙弘遏制着真实的内心演的这出戏是专给武帝看的，果然武帝对他的表演留下了一个以为他“谦让”的好印象。

　　读着《史记》、《汉书》这些记载文字，会不由升起一种苦涩感。从武帝要强化集权专制制度这个角度来说，把一个辅佐大臣打磨得如此驯顺，也该是不小的成功吧？但从人性应得到自由发展的角度来说，却又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悲哀。

　　公孙弘活到八十高寿，终于其位。在武帝之世做丞相而能有这样好的结局算是极为难得的了。继公孙弘为相的还有六人，就没有这般幸运。《汉书·公孙弘传》结尾有这样一段文字：

　　其后李蔡、严青翟、赵周、石庆、公孙贺、刘屈（máo）继踵为丞相。自蔡至庆，丞相客馆丘虚（通“墟”）而已，至贺、屈时，坏以为马厩、车库、奴婢室矣。惟庆以惇谨，复终相位，其余尽伏诛云。

　　由于相权日削，丞相成了摆设，相府门庭冷落，以往用来接待宾客的馆舍，先是空无一人如同荒丘废墟，后来索性有的做了马厩、车库，有的住了奴婢。丞相虽是徒有其名，却又动辄得咎，六相中仅石庆一人得以善终。此公就是本章一节提到过的因奏文中马字少写了一点就吓得半死的那个石建的弟弟。石庆的谨小慎微较之乃兄有过之无不及。他为相九年，“文深审谨，无他大略”（《汉书》本传）；但即使这样，中间也有两次差点丢了脑袋。其余五人皆因罪或被诛或自杀。最令后人感叹的是原为骑士出身的公孙贺，一听说要任他为相，吓得怎么也不肯接受那让多少人眼红的金印紫绶，在朝堂上跪伏哭泣，哀求武帝放他一马：“臣本边鄙，以鞍马骑射为官，材诚不任宰相！”（《汉书》本传）武帝命左右扶起，他就是不肯起来，最后是武帝亲自将他扶起的。公孙贺为相十余年，但求自保，碌碌无为。后因其子获罪下狱，他为了救儿子应诏去捕捉大侠朱安世，结果弄巧成拙，反而招来了一场巫蛊之祸（详八章三节），自己也被治罪，父子双双死于狱中。

　　自高帝至景帝，共有十三位丞相。其中有五人曾被免职，二人明升暗降为太子太傅，但无一人在任期间因罪受诛。

　　诛杀在任丞相，始于武帝。

　　民间流行一句话，叫作“伴君如伴虎”。的确，在像武帝这样的强势型帝王左右当宰相，是提着脑袋过日子的。原因就是强势型帝王最忌恨的是身边有人分割他独享的皇权。

　　建立中朝，用小人物制衡大人物

　　砍削相权，只是武帝强化集权专制的一项措施，另一项更为重要的措施是组建“中朝”。

　　武帝可不像秦始皇那么傻。那个关西汉子为了一个独断军国大事，日夜操劳，每天处理公文简牍要以石（一石重一百二十斤）来计量，而且自己给自己规定了指标，不达到指标不得休息。武帝削减相权却并不想躬亲所有庶务，他只是将相权分割后，交由他选拔在身边的一些更为亲近、驯顺和可信的人去做。由这些人形成的职官体系就称“中朝”，以丞相为首的原有的职官体系则称“外朝”。中、外朝的并存，使得武帝既可独擅皇权，又可拥有足够的闲暇时间，以便施展他多方面的才华，满足他广泛的兴趣和爱好，尽情地享受他的帝王生活。

　　所谓中朝官大致有以下几类：

　　一是尚书、中书等。尚书有尚书令、尚书仆射、尚书丞等，秦时已有。其职掌是“通章奏”，可说是皇帝身边的公文收发员。中书或中书令，是由宦者担任的尚书或尚书令，武帝始置。中，指禁中。汉时皇宫分宫、禁两个区域。皇帝、皇太后和皇后的居住区称“禁中”，禁中以外称宫中。禁中之地，外臣非经特许不得入内，本为宦者的中书或中书令则不在此限。武帝因何要让宦者来担任此职？通行的解释是：“武帝游宴后庭，故用宦者。”（《汉书·佞幸传》）武帝经常于后庭宴乐歌舞确是事实，但设置中书或中书令恐怕不止是为了近便，应是出于更加可靠和有效地控制通达章奏这一事关朝政机枢的考虑。

　　二是大夫、中大夫等。均秦时已有。其职是侍从皇帝左右，掌议论，隶属于郎中令。汉时郎中令的官署在未央宫的高门殿，据《汉书·鲍宣传》说高门殿离禁中仅有“数十步”。任此等职者，往往由武帝亲自遴选，大多由才学出众、思维敏捷、能言善辩者为之。如会稽人庄助，在百余郡举贤良对策中脱颖而出，武帝即擢其为中大夫。其他如朱买臣、兒（ní）宽、主父偃、张汤、赵禹等，也都曾为中大夫。他们构成了武帝的一个并不固定的智囊团，如有必要，也可能成为武帝政令的直接执行者或实施者。

　　三是侍中、给事中等。侍中为古官，《通典·职官三》记其职务为掌管皇帝生活用物，“下至亵器虎子之属”。虎子也即便壶，可见其地位之卑微。给事中，秦始置。意谓给事禁中，也即准许其在禁中担任职役。武帝为了灵活地直接使用各种人才，又来了个打破常规，附加给侍中、给事中等官称一个特别的功能——加官。加官之设是武帝在职官制度上的一大发明。它冲破了原有官僚体系的藩篱，给了帝王制外用人的充分自由。作为加官的侍中、给事中已与原来的职掌无关，它只是一个标记，或者说是一张出入禁中的特别通行证。一个外朝官，纵使你是百官之长的丞相，非经特诏，你也无法跨入禁中一步；但如果获得加官之号，那么即便你只是个六百石小官，也可毫无阻碍地进入禁中，接近皇帝。

　　中朝与外朝的同时并存，是武帝时期高层权力构成一道特别景观。武帝的许多决策来自中朝。有时武帝不满意外朝某些建议，也会派中朝官去阐释或相互论辩，从而获得较为完善的结论。《史记》、《汉书》载有多例。如元朔年间，时任御史大夫的公孙弘提出奏议，以为国家已经疲惫，不宜再交通西南夷和设置沧海郡、修筑朔方郡。武帝就派朱买臣等去诘难公孙弘。结果是：“发十策，弘不得一。”最后公孙弘承认自己无知，修改了他原先提出的方案。他惭愧地说：“山东鄙人，不知其便若是。愿罢西南夷、沧海而专奉北方。”（《史记·平津侯列传》）武帝表示赞许。

　　比起外朝诸大臣来，中朝官大多位卑禄微，资历浅薄，年纪也比较轻；他们唯一傲人之处就是能够亲近皇帝。史家总结这种始于文帝之使用贾谊、景帝之使用晁错，至武帝而完全成熟的做法，其奥妙就在于“以小制大”。用小人物制衡大人物，使用起来方便、顺心。功成，自然归于帝王；倘若失败，就让小人物去做替罪羊，反正是小人物，说丢就丢，用不着伤筋动骨，处理起来方便得很，而帝王自己则始终处于进退自如的主动地位。这种做法后来为历代帝王所仿效，致使尚书这个原来仅为“掌通章奏”的小机构，一跃而成为总理朝纲的尚书台。到了唐代，最终由秦和汉初的宰相个人开府制，发展成为尚书、中书、门下三省长官联合宰相制。

　　砍削相权，组建中朝，这还只是武帝强化集权统治的一个方面。

　　当这位年轻的皇帝站在终南山上，遥望关中内外、大河上下这片华夏大地的时候，他的感情是复杂的：一方面他为它的广袤和富饶而骄傲，另一方面，若拿他理想中的帝国形象来要求，还有着种种使他很不满意以至无法容忍的地方。

　　他以为最突出的弊病有三：

　　一是豪强横行乡里；

　　二是诸侯王骄恣不法；

　　三是黄河中段决口已有多年。梁、楚之地大片遭灾，累岁不登；桃花水发之时，黄水滔滔，几成泽国。

　　豪强，包括豪族、豪门、豪猾、豪党等等，原是战国以来社会长期动荡和战乱的产物，而汉初施行的黄老之术，在使民众获得休养生息的同时，却也给了豪强以长养的土壤。《史记·平准书》作了这样记载：“当此之时，网疏（指刑法宽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后来《后汉书·酷吏传》在回述这段历史时也指出：“汉承战国余烈，多豪猾之民，其并兼者则陵横邦邑，杰健者则雄张闾里。”豪强中不少是大地主、大商贾。他们地广阡陌，富埒王侯，较集中的是河内、南阳、淮阳等地。像上文提到过的特权贵族田蚡和独霸一方的大地主灌夫，就属豪强。《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称灌夫“诸所与交通，无非豪杰大猾，家累数千万，食客数百人。陂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于颍川”。以至颍川小儿编出歌谣来唱道：“颍川清，灌氏宁；颍川浊，灌氏族！”

　　七国之乱平后，诸侯王颇有收敛，其势力也大为削弱，但不久又膨胀起来。《汉书》对这个时期诸侯王的“骄淫失道”，包括恃贵施虐，滥杀无辜，淫乐无度等等，有大量记载，读来触目惊心。如济东王刘彭离（梁王刘武之子）甚至带着家奴和亡命少年四出杀人劫财，所杀人数单是被发觉的就有一百多，致使国人莫敢夜行。至于层出不穷的淫乱之事，更是令人不可思议。如江都王刘建（景帝之孙、刘非之子）常常强迫宫女脱光衣服，或令其击鼓，或逼其上树，或放出恶狼来撕咬她们，他则在一旁看着大笑。这位已经完全丧失了人性的封国之王，甚至异想天开地“欲令人与禽兽交而生子，强令宫人裸而四据，（即手足据地，作兽类状），与羝羊及狗交”（《汉书·景十三王传》）！

　　当然，更引起武帝和大臣们关注的是，此时诸侯王抗拒朝廷的事件又屡有发生。平定七国之乱后景帝诏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汉书·百官公卿表》），这就是说此后王国官员须由朝廷派遣或任命。但有的封国王就以驱赶、治罪甚至杀害这些官吏来表示他们对朝廷的反抗。如赵王刘彭祖（景帝之子）“立六十余年，相二千石无能满二岁，辄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甚至仅有一郡之地的胶西小国（国王刘端，也是景帝子），“所杀伤二千石甚众”（均据《汉书·景十三王传》）。尤为严重的是淮南王刘安，又是制造攻战器械，又是以金钱馈赂诸侯奇士豪杰，不断显露出欲图不轨的迹象。

　　在诸侯王与豪强之间还有着一批特殊人物，就是游侠。游侠也是秦末以来长期战乱遗留下来的一种社会现象。在社会公共权力不作为或失去公正的情况下，游侠是来自民间的自发补救，他们的行为虽多属非法，不少情况下却能起到抑强扶弱、惩恶扬善的作用，成了弱势群体心目中的企盼。但从建立大一统的帝王集权专制制度的要求来说，“侠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就不容许继续存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诸侯王或豪强往往都会利用游侠这支力量，二者一旦联合起来，就会对统一的帝国政权构成严重威胁。《汉书·游侠传》序言对此作了这样评述：“是故代相陈豨从车千乘，而吴濞、淮南（指吴王刘濞、淮南王刘安）皆招宾客以千数，外戚大臣魏其、武安（指窦婴、田蚡）之属竞逐于京师，布衣游侠剧孟、郭解（均为当时大侠）之徒驰骛于闾阎，权行州域，力折公侯。众庶荣其名迹，觊而慕之。”并说：“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后，天子切齿。”可见武帝对此已痛恨至极，非铲除不可！

　　这时候，有个看上去已颇有些老态的中年男子，正从东海之滨向长安艰难跋涉而来。看他那副鬓发散乱、鹑衣百结的潦倒落魄样子，也许你怎么也不会相信，正是他，为武帝解决眼前两大难题提出了两条极好的建议！

　　一个落魄齐人与“推恩”、“迁徙”两道诏令

　　此人叫主父偃，来自齐国临淄（今山东淄博临淄）。

　　主父偃年轻时学纵横术，后来看到儒学渐兴，又改学《春秋》、《易》及百家之言。尽管家贫乏资，又借贷无门，他还是在极艰苦的条件下，先在齐国与诸儒生交游，后又游历了燕、赵、中山等地，但遇到的，不是冷落，就是排挤。如此蹉跎岁月，渐渐老已将至，心却犹自不甘，于是索性一路流浪，西行入关。来到长安，探得原为骑奴的卫青，此时已被任为太中大夫且深受武帝宠信，便辗转拜谒其门下，请求代为关说。卫青倒是几次伺机在武帝面前替他说了话的，无奈武帝却引不起兴趣。眼看钱囊行将告罄，再也无法在这资费昂贵的京师之地居留下去，命运已将这位功名利禄的追逐者逼上了悬崖。退，还是进？在这决定一生成败荣辱的最后时刻，他作了一次孤注一掷式的最后努力：竭尽平生所学，草成了一道洋洋数千言的疏文，开头两句就把话说到了极处：“臣闻明主不恶切谏以博观，忠臣不避重诛以直谏”（《史记》本传）。他抱着九死一生的快心，怀着些微希望，来了个“伏阙上书”。阙是宫殿门外两旁高耸的建筑物。北阙，即未央宫北门，谒见皇帝、上书奏事都得先在此处等候。奇迹发生了：主父偃早晨上书，当日傍晚就获得武帝召见。疏文所陈共九事，八事有关律令，一事建议征伐匈奴，武帝居然已经仔细阅读，召见时第一句话就是：公先前在何处呀？朕颇恨相见之晚呢！

　　主父偃上书的时间《史记》、《汉书》无明确记载，《资治通鉴·汉纪十》记为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三月。在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接连获得了四次升迁：由最初的郎中到谒者、中郎、中大夫。第二年，他就正在困扰着武帝的诸侯王骄恣不法和豪强横行乡里这两大难题，先后提出了两条建议，经武帝采纳形成的诏令就是《推恩令》和《迁徙令》。

　　据《史记·建元已来王子侯者年表》载录，《推恩令》原文是：“诸侯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临定其号名。”实际就是要让诸侯王“自愿”将封地“推恩”分封给自己所有子孙，也即实行自我分割，自我弱化。

　　主父偃提出“推恩”这样一种做法，不仅表现出他有很高的智慧，同时还说明他精于权术。文帝时贾谊也曾提出过“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汉书·贾谊传》）的建议，并一度试行。但那是一把硬刀子，是由朝廷下令砍削的，难免引起诸侯王的抗拒，景帝时吴楚七国之乱的导火线，便是朝廷的削藩之议。《推恩令》则是一把软刀子。尽管实际上也是以天下诏令的形式颁布，名义上却是温情脉脉地让诸侯主动“推私恩分子弟邑”。此前诸侯王诸子中只有嫡长一人有资格嗣封，《推恩令》则规定诸子均有受封的权利，区别只是嫡长为王，其余为侯。这样原先一个完整的王国，就会因一次次“推恩”而不断分割出一个个小王国来。数量越推越多，势力越推越小。

　　《推恩令》下达后，诸侯王明知这是软刀子，却也无由抗拒。当时诸侯王国共有二十个，有十四个或先或后响应，一般分出一至十余个不等，其中城阳国最多，竟出现了三十三个小侯国！从此，“诸侯惟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汉书·诸侯王表》）。当然这也只是制度上已有了这样规定，并非诸侯王觊觎皇位的事，从此真的永远不再发生。

　　关于迁徙豪强，主父偃在建议中是这样说的：“茂陵初立，天下豪杰并兼之家、乱众之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将豪强迁徙至一地，以便加强集中管理，这种做法始于秦孝公，秦始皇时曾大规模实施过。汉初高帝对部分六国贵族后裔也有过一次强行迁徙。主父偃建议迁徙豪强的集中地为茂陵。茂陵为武帝的陵园，建于即位后第二年（公元前139年），其址在长安西北的槐里县茂县；因为建有皇陵，茂乡也随之升为茂县（今陕西兴平东北）。

　　《迁徙令》是与《推恩令》同一年（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下达的，规定迁徙的对象是“郡国豪杰及訾（家产）三百万以上”者。这是第一次。后来分别在元狩和太始年间又有过两次，迁徙对象为“奸猾吏民”、“吏民豪杰”。所谓奸猾吏民，当包括贪官污吏、巨富、游侠之类。迁徙地除茂陵外，还有云阳边陲地区等（均据《汉书·武帝纪》）。

　　值得在这里说一下的是，主父偃得志后的张狂及其令人感慨的结局。

　　两项建议相继被采纳并实施后，主父偃愈益受到武帝信用，这时他又乘势介入皇室权力角逐，包括为卫青之姐卫子夫的被立为皇后而张罗奔走，为揭举燕王刘定国的暴虐、乱伦等阴事而窥测搜索，这些都被武帝称为“有功”。其中常受到后人谴责的，是上文已提到过的偷了董仲舒《灾异之记》的草稿去奏报武帝、致使董仲舒险些掉了脑袋那件事。

　　当主父偃贵幸倾朝、炙手可热之时，有人提醒主父偃说：你也太专横了吧？主父偃作了这样回答：

　　臣结发（指初成年）游学四十余年，身不得遂，亲不以为子，昆弟不收，宾客弃我，我厄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远，故倒行暴施之。（《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也许主父偃确实被久久的穷困和屡屡的失败折磨怕了，因而一旦侥幸登上高位便发出了如此惊人的宣言。他认定自己已是一枚过河卒子，不再有任何回头路可走。为着好不容易抓到的荣华富贵，居然视人生为赌场，孤注一掷：“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

　　不妨把公孙弘与主父偃作一个比较。同样在艰难窘迫中蹭蹬了大半生，接近暮年而得暴贵，一个学得恭谨，事事克己阿顺；一个却变得张狂，但求眼前一逞。其中蕴含的人生况味，实在耐人细细咀嚼。

　　主父偃的显赫真正只有昙花一现。就在他提出的两次建议的同一年，便因被人告发收受贿赂和在处理齐王奸姊一案中有逼迫齐王自杀的嫌疑而被处以族刑，一家人全遭诛杀。在主父偃大红大紫之时，门下宾客多到数以千计，朝廷群臣趋之若鹜，有的为求交好不惜以千金为赂。一旦受戮，众人避之唯恐不及。偏有个叫孔车的人，主父偃生前不来趋附，死后却为之收尸安葬。武帝听了大为感慨，说：如孔车者，乃真长者也！

　　在颁发《推恩令》和《迁徙令》的同时，武帝为进一步强化帝王专制统治，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对官吏的考察和监督，其主要办法便是峻法严刑和任用酷吏。

　　于是先后下诏——

　　（一）命太中大夫张汤、中大夫赵禹制定律令，其中包括《见知故纵》、《吏传得相监司》、《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等，大部分条文都是为督责官吏而设；

　　（二）将全国划分为冀、幽、并、兖、徐、青、扬、荆、豫、益、凉、交趾、朔方等十三个州部，每州派部刺史一人，每年八月乘传车巡行所属郡国，岁末回京直接向皇帝奏报；

　　（三）加强皇宫、京城警卫，扩充军队实力。除原有南、北军外，增设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八校尉，隶属北军；又设期门、羽林二军，隶属南军。

　　以上诸项具体条文和实施细节，似已越出了本书预定的写作范围，好在《史记》诸书、《汉书》诸志皆有详录，恕不赘述。任用酷吏是武帝强化吏治的一大特色，现在我们就来认识一下酷吏这个独特的官僚群体。

　　酷吏群像：似鹰击雏，如狼牧羊

　　《史记》和《汉书》都有酷吏传，所录酷吏大多任职于武帝一朝。似乎不能简单地将酷吏与恶吏，尤其不能与贪官污吏画上等号。酷吏是帝王集权专制制度的产物，是像武帝这样的强势型帝王为强化吏治而特意打造的一件工具，因而他们的特征便是以“酷烈为声”。他们虽也杀戮平民，但其锋刃所向主要是豪强、权贵和官吏，而他们自身则多数比较廉洁。如杜周，堪称这方面的典型。在他任廷尉期间，狱中关押的二千石大官常不下百员，其他官吏更不可胜数。他办案的特点一是揣摩上意，二是严刑拷掠。有人批评他身为廷尉应循三尺之法，不该专看皇上脸色行事，杜周回答说：“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一句话：什么法不法，皇帝说的话就是法！

　　再如宁成，曾为济南都尉，人称其治“如狼牧羊”。后任关都尉，出入关的人编出顺口溜来唱道：“宁见乳虎（哺乳期的母虎最为凶猛），无直（碰到）宁成之怒！”再后来因长安附近皇亲国戚犯法甚多，武帝特将宁成召来，任以专管京师治安的中尉。宁成一莅任，“宗室豪杰人皆惴恐”。

　　又如义纵，年轻时做过强盗。他有一个做医生的姐姐曾为王太后看过病，靠了这层关系义纵当上了中郎。后来在他任长安令时，偏偏碰上了一桩案子，嫌犯就是王太后的外孙、武帝前些年找到的那个同母姐姐金俗的儿子。那可是皇亲国戚啊！捕，还是不捕？义纵最后还是将这个当朝王太后的外孙械系入狱，绳之以法。武帝大为赞赏，任义纵为河南都尉，继而又升迁为定襄太守。义纵对两地豪强用的是被史家称为“鹰击毛挚（如猛鹰奋翅袭取飞鸟）”的惩治方法，动辄灭族，一次报杀多达四百余人，“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为治”。

　　还有一个叫王温舒，年轻时做过盗墓贼，后历任廷尉史、御史、都尉、太守和中尉等职。生性残忍好杀，只要落到他的手，就别想活着出来。他在广平做都尉时，想出了一个不妨称之为“以毒攻毒”的办法：挑选一批生性凶狠而又私下犯有罪行的吏员做他的帮手，抓住他们的罪行作为把柄，放手让他们去办案。能够毫不留情抓捕盗贼的，即使原来犯有严重罪行也不再追究；倘若发生徇私枉法一类事，那就新账老账一起算，杀他个满门！自从用了这个办法，这些人办起案子来一个个如狼似虎，吓得盗贼再也不敢靠近广平辖区，广平出现了“道不拾遗”的太平景象。武帝得报大喜，即调王温舒到以豪奸众多闻名的河内郡去做太守。王温舒九月到任，用的仍是“以毒攻毒”这个老办法，第一批经奏报而杀的就有千余家，以至出现了“流血十余里”的惨烈景象。三个月以后，“郡中无犬吠之盗”，治安状况大有好转。只是还有小股盗贼逃到了邻郡，而此时春季已来临，按规定不可再行刑。这个好杀成性的酷吏竟然顿足叹息道：“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卒吾事矣！”——啊，假如冬季再延长一个月，我就可以杀尽这些盗贼啦！

　　当然，酷吏中最著名的还应数张汤。

　　张汤，杜陵（今陕西长安东北）人，先人与张良同祖，父亲为长安县丞。有一件小事，说明张汤自幼就有治狱天赋。一次父亲外出，嘱咐他好好看家，父亲回来却发现橱中肉食已被老鼠衔去，因而给了他一顿狠狠的鞭打。还是个孩子的张汤，居然又是掘地，又是熏烟，硬是将那些偷盗肉食的老鼠来了个“鼠赃”俱获。随即开庭审判，对质拷掠，问案笔录，做得简直像个熟练的老狱吏。父亲大为吃惊，于是索性就让他学习法令。先为长安吏，后为时任内史的宁成的属官，因受到推举而成为茂陵尉。田蚡为丞相，张汤被荐补为侍御史。

　　张汤跃升为一颗政治明星，始于他奉命承办的第一个大案：陈皇后巫蛊案（详八章三节）。依据武帝欲“穷治”的意向，他充分发挥自己在深文周纳、穷治党羽方面的才能，此案株连而诛者多达三万余人。武帝以为他办事得力，即由侍御史擢任为太中大夫，并命他与另一位太中大夫赵禹共同制定法令。两人很快成为好友，张汤像敬重兄长那样敬重赵禹。赵禹也被史家列入酷吏传。《汉书》对两人的性格作了这样对比：“禹志在奉公孤立，而汤舞知（通“智”）以御人。”赵禹正直孤傲，张汤虽也廉洁，待人接物却常常要耍弄他的巧智。正是这个区别，两人演绎了各自不同的人生。

　　几年后，张汤又受命承办淮南、衡山诸王谋反案，仍然是穷究深治，用法酷烈，坐死者竟达数万！其中侍中庄助、淮南国中郎伍被，武帝原来准备赦免的，张汤却还要力争，以为“如此弗诛，后不可治”（《汉书》本传），最后还是杀了这两个人。因治淮南、衡山等案之功，张汤很快又迁升为御史大夫，并受到超常信用。武帝为听他奏事，有时会忘记吃饭，以致到了当时任丞相的李蔡只好靠边站，而“天下事皆决于汤”（《史记·酷吏列传》）的地步。一次廷议匈奴之策，有个博士叫狄山的，主张和亲。武帝让他说说理由。狄山滔滔不绝地说了从高帝以来数十年历史，来证明征战则国中空虚，和亲则天下富实。武帝又问张汤，张汤很不屑地说：一个愚儒，能懂什么！狄山气呼呼说：臣虽愚，但是愚忠。像你张汤，那是诈忠！武帝就说：朕派你去驻守一个郡，能叫匈奴不敢来掠夺吗？狄山是个儒生，只会纸上谈兵，哪会实战，只好回答不能。武帝再问：那么一个县呢？狄山又答：不能。又问：驻守一个城堡呢？狄山心想再说不能恐怕离进大牢不远了，硬硬头皮说：能。狄山赴任不到两个月，匈奴兵就砍了他的头颅扬长而去。此事发生后，“群臣震慑，无敢忤汤者”（《资治通鉴·汉纪十二》）。

　　正是在这段最受重用的时间里，张汤提出了发行皮币、白金币、三铢钱以及盐铁官营等一系列剥夺豪强、排抵富商的改革措施，在缓解因连年征讨匈奴而出现的财政危机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方面的内容，准备放到八章二节中去说。

　　这里还需要简略提一下的是张汤与所谓《春秋》决狱的关系。

　　《春秋》原是一部由孔子修订的行文极为简略的编年体历史著作，但随着儒学定为一尊，它不仅被奉为经典，甚至还有了法律意义。其中某些字句经过敷衍解释，形成条文，成了断案的依据。《春秋决狱》的首倡者是公羊学派的董仲舒、公孙弘等；当时任廷尉的张汤，因在断案中“欲傅古义”（《史记·酷吏列传》），对促成此事也起了不小作用。《后汉书·应劭列传》有条记载说，董仲舒年老退休在家，廷尉张汤多次“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董仲舒的《春秋决狱》早已亡佚，今人程树德所著《九朝律考》辑存有其中六条。将这六条阅读一过可以得出一个大致印象：所谓《春秋决狱》偏重的是人伦之情，将犯罪的动机列为定罪量刑的首要依据：犯同样的罪，动机邪恶的，即使未遂也要定罪；动机善良的，则可以从轻发落。董仲舒的本意，可能是为了纠武帝时期法烦刑酷之失，但这种含有很大主观随意性的决案方法，后来在实践中却是弊病多多，而倘若遇上一个酷吏，那么借《春秋》之义而行诛心妄杀之实，更会带来严重后果。上面提到的那个张汤主办的淮南王谋反案，其中有位参与审理的官员叫吕步舒，时任长史，是董仲舒的学生，他用的便是《春秋决狱》之法。此案牵连而被诛杀的竟多达数万，主观随意论罪该是一个重要原因。

　　张汤还做过一件苛酷到近乎荒唐的事，就是弄出了一个“腹诽”的罪名。话还没有说出口，只是在肚子里对朝政有所微辞就被认为犯了大罪，详见八章二节。

　　但酷吏而如张汤，综观大体，似乎酷也有他的酷道。所治若是豪强，他必然要舞文巧诋，多用严苛的法律条文；若是穷苦平民，则能够开释的尽量予以开释。他对属官常能扬其善而蔽其过，在向皇帝面奏时，总是有功劳让与诸吏，有过错自己承当。张汤一生结怨甚多，在官场相互倾轧甚烈。其时恰好发生了一个文帝陵园殉葬钱被盗的事件，张汤想揪住此事致丞相庄青翟以“知情故纵”罪，结果却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原来丞相属下有三个长史：朱买臣、王朝、边通，当初官位都比张汤高，那时张汤对他们也十分敬重；但后来张汤当上了御史大夫，又兼行相事，就翻脸不认人，常常仗势欺凌他们。这回三人一商量，抓来了几个知情人，逼他们供出张汤一些“阴事”来，张汤终于被构陷入狱。审讯的官员换了一批又一批，张汤硬是不肯服罪。武帝最后派来了张汤往昔知交、此时已升任廷尉的赵禹。与张汤不同的是，赵禹到晚年对自己年轻时的喜好严苛有所反思，渐渐改为宽缓，因而有了执法平和的声誉。看到当年好友依旧还这么冥顽不化，赵禹用责备的口气真诚地说了这样一番话：

　　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灭者几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状，天子重致君狱，欲令君自为计，何多以对簿为？

　　耐人寻味的是“知分”二字。什么分？可以理解为人之分：你已经位列三公，到了人臣之极，为什么还不能安这个“分”呢？不过理解为臣之分似乎更确当。按照帝王集权制的要求，作为臣子应为君王尽忠分忧。你张汤杀了那么多人，尽管都是遵照皇命办的，但若是引起了民怨，你就应当自觉出来承担责任，绝不能让人们迁恨皇上。如今皇上希望你“自为计”，说得直白一点就是用你的死来平息一部人的怨愤，你为什么还要犟头倔脑一次次对抗呢？

　　张汤一下醒悟了，给武帝留下一封谢恩信后，遵命自杀。

　　对于张汤的死，《史记·平准书》和《汉书·食货志》都特地记一句：“民不思”——老百姓没有一个怀念他。他死时家里的全部财产仅有“五百金”，而且全是俸禄和赏赐所得。葬具有棺无椁，拉的是牛车。这个张汤啊，他的酷烈令人憎恶；他的清廉却又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

　　后人评述这位酷吏，还常常提到一点：“张汤有后”，就是说他的子孙倒是大多颇能恭谨自守，并有所作为。特别是在昭宣时期曾为辅政大臣、受封为富平侯的张安世，班固甚至说：“汉兴以来，侯者百数”，而能够“保国持宠，未有若富平者也”（《汉书》本传）。有关张安世，还有他弟弟张贺的故事，诸君可在九章一节中读到。

　　武帝整顿吏治，总体上应该说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严刑峻法和任用酷吏的负面影响也不容低估，有的地方还引起了更激烈的社会矛盾。据《汉书·酷吏传》记载，当时齐、楚、燕、赵等地都有打出旗号的叛乱事件发生，小群以百数，大群多达数千人。他们攻城邑、取库兵、释死囚，捆绑和杀戮官吏。于是武帝又派遣御史中丞、丞相长史，或身穿绣衣、手持符节的“绣衣御史”，到各地去巡行、督察，依旧收效甚微。最后动用了军队，发兵征讨，斩首万余级。又颁布《沉命法》，规定：“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弗捕满品者（达到一定比率），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但真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官吏们怕报了捕捉不到规定指标而被处死，就是发现了“盗贼”也索性不报，这就给了朝廷一个假象：“天下太平”。

　　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是在一片喜庆之气中到来的。这一年岁首十月，武帝在祭祀五畤（zhì）后登陇首山时，捕获了一匹独角五蹄的珍奇动物，因身白似雪，被称为“白麟”。大臣们以为吉祥之兆，奏请改元“元狩”，朝野同贺。武帝命词臣作《白麟之歌》，乐官制曲，乐工演奏——

　　朝陇首，览西垠，

　　雷电燎，获白麟……（《汉书·礼乐志》）

　　歌声未息，却传来了一件火急的奏报：淮南王刘安谋反啦！

　　谋反的过程以至细节，是由参与其谋的淮南国中郎伍被自首时供出来的，因而确凿无疑！ 大汉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