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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五

　　青山一发

　　在太皇太后摄政下执政了八年的旧法派政权，因哲宗亲政而溃灭。但哲宗施行的新法政治，为时仅仅七年。于元祐八年（1093）开始亲政的他，到元符三年（1100）正月就去世了。

　　哲宗享年二十五岁，未生有皇子。

　　神宗皇后尚氏此时尚健在，由于事关皇嗣事宜，应该以她的发言分量为最重。然而尚氏虽居皇太后之位，但哲宗并不是她亲生的。尚氏根本未生有孩子。哲宗的生母是一个名叫朱氏的宫女。

　　由于哲宗并无嗣子，皇嗣必须从他的兄弟中选出来。

　　“必须立皇弟当新帝，不知选择何人为宜？”尚氏哭泣着对重臣垂问。

　　当时的宰相是新法派的章惇。

　　“依长幼之序应该是申王，而依礼律则应该为先帝之同母弟简王……”

　　宰相毕恭毕敬地回答，但他还没有说完就被尚氏尖锐的声音打断：

　　“礼律……此礼律是指何国礼律而言？难道是指大宋礼律吗？”

　　皇族女性绝不在臣下面前露脸，接见臣下时一定要在前面垂下竹帘，因此，皇太后摄政之事被称为“垂帘政治”。由于皇帝崩殂，皇太后依礼要放声哭泣。但她并没有流泪，因为皇帝并不是她亲生的儿子，而有没有流泪，透过竹帘是看不到的。

　　糟糕……

　　宰相章惇为自己说的话深深懊悔。

　　皇太后尚氏是神宗皇帝的正室，虽然她没有生子，但，依据大宋——不，依据中华传统礼律，侧室朱氏所生的哲宗即位后，她还是以“正母”身份受到皇帝的尊崇。“哲宗同母弟”指朱氏所生的简王而言，倘若如此，朱氏等于受到特殊礼遇。

　　“宰相岂可谓同母弟之语？”

　　尚氏的声音更加高昂起来。

　　“臣不胜惶恐。”

　　宰相连头都不敢抬起来。

　　“神宗皇帝诸子，不都是哀家的儿子吗？”

　　“臣不胜惶恐。”

　　宰相又说了同样的话。

　　“哀家说的话不对吗？”

　　尚氏特别追问。

　　“太后所言一点不差。”

　　宰相回答。

　　“相信宰相不敢否定这一点，已故皇上乃是以神宗皇帝皇嗣的身份即位。神宗皇帝之子岂可有尊卑之别？”

　　倘若正妻尚氏生有子嗣，与其他侧室所生的孩子当然有尊卑之差，但神宗的孩子全都是正室以外的女人所生，因此，其间应该无任何差别才对。

　　尚氏的观点是“哲宗乃神宗之子”，而宰相章惇不经心口出礼律之语，乃是就“哲宗乃大宋皇帝”的观点而言。这个论争应以尚氏较站得住脚。

　　哲宗因为是神宗的儿子，所以才成为皇帝，也就是说，哲宗乃是以尚氏为“正母”的皇嗣。

　　——其他的儿子也全都是我的儿子。

　　这样的说法绝对言之成理。

　　“依此而论，应该立申王才对。但事情也不能这样做，是吧？”尚氏道。

　　“是的，太后所言甚是。”

　　“申王不可能当皇帝。如此一来，不是该立申王下面一个弟弟吗？”

　　长子哲宗的下面一个弟弟是申王。但以申王为新帝，是包括他本人在内的任何人想都没有想过的事。申王因病失明，不能读奏文、也不会在诏敕上署名的盲人是无法就皇帝之位的。

　　如果依顺序而言，次子申王之下，就要轮到三子端王赵佶。

　　章惇心想：

　　糟糕……

　　因为在性格上最不适合当皇帝的，正是这个端王，这不是章惇一个人的想法，而几近是全体廷臣的意见。端王赵佶对书画有杰出才华，诗文也颇有造诣。他有一流艺术家的天分，但这并不能视为做帝王的资质。由端王就帝位，他的才华毋宁将产生负面效果。

　　（任何一个都可以，唯独端王绝对不能当皇帝……）

　　由于宰相有这个想法，所以，皇太后垂问时，他有意排除在序列上居最优势的端王，而以礼律为由推举简王。

　　结果是，他据以为由的礼律产生反效果，惹来尚氏的反击。他其实应该由正面以皇帝的资质作为论点，推举简王才对。以先帝之同母弟——即朱氏之子为由，可以说是他做法上的失败。

　　由于有过前述经纬，结果决定由端王赵佶即位，是为徽宗。宋后来等于因徽宗而灭亡，因此，这次所做的决定，可以说宿命得令人啼笑皆非。

　　徽宗即位，尚氏就任为摄政。

　　（虽然新帝为人轻佻，但有尚氏摄政，应该不会有问题才对……）

　　虽然尚氏是个女流，廷臣却十分信赖她，由此可见其能力之强。尚氏主持政治的期间并不长，治绩却非常值得赞许。

　　新法与旧法之争，于王安石及司马光两巨头死后变得更为激烈，层次又降低许多。

　　旧法派复活后，新法派及其相关人员全被逐出政界；而当新法派取得实权，旧法派则悉数受到弹压。依据石刻遗训，对士大夫不得因言论而处以死刑，而仅次于死刑的重罚是流刑。

　　大诗人兼杰出书法家苏轼，于新法时代曾因讥讽新法，被捕系狱。那是因为苏轼在致弟弟苏辙的诗中有“读书万卷不读律”之句，被认为有问题。

　　这句诗的意思是：你有极大才华，却不得发迹，是因为你虽然读书万卷，却没有读到法律。……当时的科举考试已经不考诗赋题目，重视的是论策。论策必须要有法律基础，因此，不爱读法律的人不可能发迹——苏轼是因这句诗系狱的。

　　出狱后，苏轼被调至湖北黄州。虽然苏轼有黄州团练副使的头衔，实质上这是以左迁为名的流刑。在黄州的苏轼，靠耕作荒地过活。由于耕地在东方坡上，因此，他从此以“东坡”为号。比起苏轼本名，苏东坡之号更广为人知。

　　神宗死，高氏摄政，旧法时代来临，苏轼又被叫回中央，历任兵部尚书、礼部尚书等职。高氏死后哲宗亲政，顿时成为新法的天下，苏轼再度被流放广东英州，被剥夺所有的官职，最后流放至更远的惠州。

　　由于他是旧法时代的阁僚，因而受到的处分相当严厉，政府并未因流放至惠州就放过他。不久，他又被移至儋州。当时的儋州，是以黎族为主要居民的海南岛。

　　在海南岛的生活，对年逾六十的他来说，当然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但他的文学精神却因此逆境而更加精进。他这个时期的作品，被称为“东坡海外之文章”，为后世所称颂。

　　虽然没有处以死刑，但对反对派的弹压未免也过于苛酷；苛酷的弹压，当然会招来报复。执行国家政治的士大夫阶层就这么一分为二，相互露出赤裸裸的憎恶感情，不断重复抗争。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希望从现在起大家不要再彼此憎恨，双方应和解。不然，国家会灭亡啊！”

　　垂帘后的尚氏，传达给大臣这个意旨。

　　“如何进行和解呢？”

　　宰相诚惶诚恐地问道。

　　“对国家有功而被流放或左迁的人甚多。以诗文著名的苏轼年迈而在海南岛受苦，就是其中一个例子。这种残酷的事情不可再有。如此下去，一定会被后世史家责难的……苏轼今年几岁了？”

　　“好像六十五了……”

　　“卿不认为这样对待他过于残酷吗？”

　　“太后所言甚是。”

　　“哀家不是只指苏轼而言。凡是以反对新法为由而被流放的人，应该全数赦免才对。”

　　“可是……”

　　宰相露出犹疑的神色，这是因为他没有听懂摄政尚氏的话是否意指要恢复旧法而言。

　　“哀家并没有意思要改变现在的政治形态，只期望大家能和解罢了。”

　　“遵命。”

　　奉了皇太后懿旨的新法政府，当然不敢不赦免旧法派人士。

　　在海南岛的苏轼，没有一天不眺望海洋。六十五岁的他，思乡之情极为强烈，虽然故乡是四川，但国都开封、担任过知事的杭州以及被左迁之地黄州东坡，都是他怀念的地方。

　　“在我有生之年，还有重踏大陆故土的机会吗？”

　　他常以这句话问熟人，实际上，他对这一点已经死心了。

　　就在这个时候，赦免消息传来。

　　“真的吗？……这是真的吗？”

　　苏轼再三询问使者后，反复读了通知文书，他最后甚至用手抚摸起这张公文书来。

　　“这是真的事情！……我不是在做梦！”

　　杳杳天低鹘没处，

　　青山一发是中原。

　　看起来像是一根头发的陆地——中原就在那上面。这是苏轼于在海南岛北岸澄迈驿的通潮阁所做的诗中之一句。

　　虽然赦免内容只是将他从海南岛移至廉州（广西），但因为这已是五月间的事，因此，苏轼当然知道推动新法的哲宗于正月间去世，后来改为垂帘政治之事。

　　中国的人事异动，虽然偶有例外，但左迁一般情形以越调越差为特征。苏轼的情形正是如此，辗转被调英州、惠州、海南岛等地，情形越来越差。恢复的情形亦复如此，五月间被调至廉州，八月间被调永州，逐渐接近国都后，于十一月间复职为朝奉郎。至此，他已完全恢复名誉了，与此同时，他开始提举（管辖）在成都的玉局观，这就是前述的“祠禄”。观（道教寺院）并没有什么麻烦工作，他只以这个名目领取薪俸，可以说是一种恩给制度。

　　苏轼于这一年——元符三年（1100）北上，于翌年建中靖国元年（1101）五月间抵达江南。就在南京附近，苏轼病倒。

　　虽然如此，因为已是长江近边之地，所以他改搭船只行旅。

　　在由广西廉州前往湖北永州途中，苏轼在广州落脚。

　　“能够回来，太好啦！多年的辛苦我实在替你委屈。”

　　故友广州提刑使（法院院长）王进叔热烈欢迎他。

　　“我是能随遇而安的人，所以没受什么苦啊！”

　　苏轼适应性极强是事实，不过，“没受什么苦”倒不是由衷之言。

　　“那是环境峻烈的时代……希望你能谅解……当时我……”

　　王进叔露出难于启齿的表情。

　　苏轼被左迁经过广州时，王进叔未能为他做什么。

　　在这之前，苏轼被流放惠州时，该地地方官曾经对高名文士且为往年大官的他颇为优遇。但这名地方官却因此受到处罚，新法派的报复心何等执拗，由此可见。由于惠州地方官被处罚之事不久前才发生，因此，苏轼路过广州时，王进叔连和他会晤一面的勇气都没有。

　　“那个时候……哈！当时的情形如何，你我都知道。换成是我，我也不敢前去会晤在被押送途中的危险人物啊！”苏轼道。

　　在广州参观王进叔所收藏的书画时，苏轼在画人赵昌（988—1022）所绘以山茶为题的画上，题了如下的七言绝句：

　　游蜂掠尽粉丝黄，

　　落蕊犹收蜜露香。

　　春风待得几枝在，

　　年来杀菽有飞霜。

　　蜜蜂掠尽黄色的花粉，将落蕊上的蜜露全都吸尽——这个诗句暗指新法派对旧法派报复之峻烈，是不难想象的事。

　　“春风”当然是指尚太后因哲宗之死而实施的“和解”政策。在未等到尚太后摄政这春风吹到之前就凄惨枯死的树枝何其多。苏轼弟子秦观就被流放到海南岛的雷州，且在该地丧命。等到春风吹至的树枝有多少呢？——苏轼以此诗表达了他的感慨。

　　苏轼以“飞霜”譬喻这数十年来的政争，慨叹它使藏有无限可能的无数菽实枯死了。

　　苏轼是耐到春风吹至为数不多的枝丫之一。但他却未能回到故乡四川，也未能抵达国都开封。他因病情恶化而在江苏常州结束了六十六年的生涯。

　　虽然如此，比起在流配之地死去的人，苏轼能重踏其以“青山一发”形容的大陆故土，也算是幸福了。倘若苏轼活着进入中原，余生也未必幸福，因为于他去世的这一年，推动和解的尚太后殁故，在徽宗亲政之下，天下又再度归新法派掌握了。 陈舜臣十八史略（共五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