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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认为温璋是畏罪自杀，说如果他没干违法违纪的亏心事，为什么要自杀？唐懿宗断定他是腐败分子，下令将其暴尸三天，以达到“使中外快心，奸邪知惧”的警示教育效果。

　　这种混蛋逻辑我不屑于再去发表评论，说出这种混蛋话的唐懿宗和温璋之间的差距不是天上、人间的差距，而是境界、思想的差距，这种差距是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差距。

　　奸邪其实就在唐懿宗身边，那个三十六岁就被他提拔为宰相的路岩就是个大奸邪，还有他那个女婿韦保衡也是个奸邪，不但和路岩沆瀣一气坑害国家，还给他戴了顶绿帽子。他最宠爱的郭淑妃其实早就和女婿韦保衡有了奸情，因为同昌公主经常生病，郭贵妃常去探望，一来二去，两人就勾搭上了。后来郭贵妃经常以服侍女儿为由，待在公主府多日不回内宫，其实哪里是服侍女儿，服侍女婿呢。而这一切，宫内外没有不知道的，只有唐懿宗这个聋子瞎子对此毫不知情。

　　皇帝昏聩如此，他怎么可能把国家治理好、把人民安顿好？所以，在唐懿宗当政期间，怨声载道的百姓揭竿而起者比比皆是，一个末世王朝景象在他手上拉开了大幕。

　　十四、

　　归心似剑

　　从唐懿宗开始，撼摇李唐大厦、加速大厦倒塌的力量，除了一直存在的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两大传统阵营外，又多了个农民起义。

　　现在我们所说的唐末农民起义，说的就是从唐懿宗时代开始的裘甫起义到黄巢起义这期间的一系列农民起义运动。

　　唐懿宗很走运，他在位期间，唐朝发生了两起成规模的军事起义：一次是农民抗暴，一次是军士哗变。

　　在讲军士哗变之前，先简单讲述一下农民抗暴的裘甫起义。

　　裘甫是泥腿子出身，家里也是穷得叮当响的那种贫下中农。那会儿，农民是官僚食物链的最底层，受到各方压榨，交不完的税、服不完的役、参不完的军。朝廷没钱花了，找农民；没人干事，找农民；没人打仗，找农民。总之一句话：有困难，找农民！

　　农民又不是110，你什么麻烦事都找他们，他们受得了吗？

　　受不了咋办？

　　反呗。

　　历史上所有的农民起义都是这样的过程，毫无例外。

　　裘甫和一帮农民觉得这日子过不下去了，不如提着脑袋反他一回，一百来个农民在浙东地区揭竿而起，率先举起了唐末农民反抗暴政的大旗。

　　一百个泥腿子先是突然袭击，攻下了今天的浙江象山县，然后又夺得了剡（yǎn）县（今浙江嵊州市）。进入剡县后，裘甫打开官府仓库，向城内居民发放粮食，同时招兵买马。那些农民兄弟一看，参军能有粮食吃，都争着带着空肚子来填入伍登记表，裘甫队伍一下子壮大到几千人。

　　朝廷一看，慌神了，赶紧派兵来镇压。

　　裘甫的这一仗打得有点技术含量，他把战场设在了剡县城西的一条溪流边。由于是主场作战，之前他有足够的时间在战场周围设伏，先是在溪南放上一部分人，接着又派人在溪流的上游筑坝，将溪水截住，最后在浅水的下游北岸布阵。

　　当官军到达南岸后，早就等在那的农民军和官军打了起来。但这帮农民军是不许打胜的，不一会儿便个个装着很狼狈的样子向北岸逃跑。

　　官军还没打过瘾呢，见他们跑了，便跳下浅浅的溪水跟在后面追。

　　相信大家早就看出来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就在官军追到溪中间时，农民军扒开了上游的截流大坝，巨大的水流汹涌而下，把进退不得的官军全给卷走了。

　　这招不知道是不是跟李世民学的，当年李世民和刘黑闼在河北交战时就用的这招，淹死了许多河北军团的将士。现在裘甫算是替那个同是农民军的同行报了老李家的一水之仇。

　　裘甫一战成名。这一仗之后，裘甫成了造反派名人，名人效应立刻显现：“山海诸道及它道无赖亡命之徒，四面云集”、“群盗皆遥通书币，求属麾下”。这情形跟本书第一部《建国大业》中出现的瓦岗寨首领李密一样，全国各地的造反人士都主动要求加入裘氏造反集团，浙东附近的山大王、海大王直接拉着队伍投奔剡县，远处一时赶不来的都先派人送来书信，带着见面礼，要求给自己留个位置，裘甫兵力迅速增长到三万人。

　　有个问题必须要说明一下，请千万不要把上文中出现的“无赖亡命之徒”、“群盗”等看成贬义词，其实不尽然。那些倾向官方立场的史家笔下的无赖和群盗并非十恶不赦的强盗，他们全是失去土地和被沉重税收逼得过不下去的农民，真正十恶不赦的强盗应该是如狼似虎压榨百姓的朝廷官员。

　　农民都是想在家老婆孩子热炕头好好过日子的，但当时的朝廷实在让他们没日子过，土地被兼并，打工微薄收入养不活一家老小，交不起税就要被逮捕，这种情况下，他们只有逃亡。而逃亡是会产生连锁反应的，因为当时的税收制度是“税额长定，有逃即摊”。你这个县每年向朝廷纳税多少是固定的，如果一万人的县一年交税十万钱，那就是每人十钱。假如逃了两千人，那十万钱就有剩下的八千人分摊，这样没逃走的人就会要多交很多税。

　　那八千人中肯定有撑不住的，说增加了这么多税，咱交不起，咱也跑吧。。。。如此，恶性循环便出现了。

　　但天下乌鸦一般黑，全国都一样，跑到哪儿都要交税，只能去山上落草，去海里当海盗。关于这点，很多正直清醒的朝廷官员是很清楚的。右拾遗薛调曾上书说：“兵兴以来，赋敛无度，所在群盗，半是逃户，固须剪灭，亦可闵伤。”限于身份，薛调所说的“一半”应是保守说法，其实应该是“一大半”；大臣刘允章曾在他写给唐懿宗的那篇流传千古的《直谏书》中向昏庸的皇帝写实天下惨况：“天下百姓哀号于道路，逃窜于山林，夫妻不相活，父子不相救。”

　　所以，我不赞同有些史家对农民军的用词，但凡有一点办法，谁愿意干这个铤而走险的事情？逃亡又不是私奔，行动后还能像司马相如、卓文君那样冠冕堂皇地当街卖酒，还能像王功权那样在微薄上被无数人围观。“逃亡”是一个很危险的词组，只要逃了，就有亡的可能。

　　裘甫最后也是亡了，剡县大捷后，他即自称天下兵马总司令，在剡县建立了农民政权，改国号罗平。

　　刚拿下一座小县城就急于称帝建元，这样的人不可能在政治上走得很远，太目光短浅了，自己把自己当成靶子让朝廷射。你都称王称帝了，朝廷就是借款拿高利贷也要出兵赶快把你灭了，不然你这星星之火一燎原，他们不就全都火葬了吗？

　　根据历史经验，各种反对政府朝廷的起义，凡急吼吼称王称帝的人，都会因成为朝廷的重点打击对象而被消灭，越想先做皇帝的人越做不了皇帝，只有那些韬光养晦、后发制人者才会成功问鼎天下。这方面朱元璋做得最好，正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九阴真经”帮他最终成就了大业。势力那么大，他还阴在那不露声色，让早早称王的陈友谅一次次接受元军战火的洗礼，自己在边上看热闹，看老陈露出空挡了还时不时上去揣他两脚，硬把人老陈做成了老陈醋。

　　当然，老李家的李渊在这方面也是典范，他在关中起兵的时候，中原地区已经是帝、王满街了，但心里想做皇帝想得要死的他却拒绝称王称帝，连实力强大的突厥可汗挺他称帝他都不干。

　　欲速则不达，就是这道理。

　　裘甫建立政权后，在浙江地区又连续打了几个胜仗，附近的余姚、奉化、上虞等地都成了他的势力范围。越闹越大的他终于促使朝廷对他进行重兵围剿，唐懿宗召集朝臣商议，从全国各大战区抽调兵力集结到浙东地区，经过大小一百多次战斗，裘甫被生擒活捉后押往长安斩首。

　　浙东民变持续了八个月时间，虽然没有成就大的功业，但这是民众开始觉醒的信号，裘甫虽然是个没什么水平的大老粗，但我还是很愿意送给他一个很褒义的绰号：信号枪。

　　他就是一把信号枪，枪声震醒了麻木了两百年的唐朝百姓，他让百姓明白了，原来朝廷是可以反抗的，没什么大不了！正是在这种氛围下，后来的黄巢大起义才会有那么广泛的群众基础，才会有应者如云、一呼百应的盛况出现。

　　当然，这种让朝廷害怕的盛况的产生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它是一个缓慢的渐进过程，单靠一次农民起义是不够的，在黄巢之前，客观上为黄巢起义积蓄力量的民变运动还有次比裘甫起义规模大得多的庞勋起义。

　　庞勋起义牵涉到唐朝当时的外患。

　　说起唐朝外患，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是西边的吐蕃、北边的突厥这样一些西北游牧民族。事实也的确如此，在唐朝存在的三百年间，“西北风”频吹，老李家和吐蕃、突厥、回纥、契丹等少数民族政权的战争一直没有消停过。但到晚唐的时候，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西北方那些曾经强大到令唐政府伤透脑筋的剽悍民族日渐式微，经过多年的公主和亲以及少数民族政权自己内部政斗，他们已衰弱到无法对唐政府形成任何威胁，那些首领在唐老大面前个个老实得跟幼儿园小朋友似的。

　　然而此伏彼起。北方安静了，南方却闹起来了，“西北风”改“东南风”了。

　　老病根了，还是云贵一带南诏王国。南诏在晚唐时期，势力逐步强大，开始不服唐朝羁縻，经常攻伐唐朝州县，烧杀掳掠，啥坏事都干，多次出兵攻占安南都护府所在地交州（今越南河内市），把唐政府搞得焦头烂额，长年累月和南诏进行拉锯战。 轻松幽默侃唐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