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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全球经济治理之中国角色

　　美国爆发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是伴随我大使任期后三年的一个重大事件。这一危机始于2007年，直至我2010年3月离任时仍在继续。这一事件震撼了整个世界，影响了人们的金融理念，改变着世界经济的格局。

　　直到现在，全球经济治理依然面临调整与变革。一方面中国要发挥更大的作用，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另一方面，中国又面临着新兴大国的责任难题。如何平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跟踪调研美国金融危机

　　我的五年大学生活是在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度过的。在那里，我学习了对外贸易和国际金融知识。

　　我到外交部工作后，有幸于1973年被派往英国巴斯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留学。其间，我重点研读了经济和金融课程，并有机会到英国各地参观访问，对伦敦这个与纽约并列的世界金融中心有了一些感性认识，了解到资本主义制度下金融对经济的强大控制力。学成回国后长期从事外交工作，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外交分量加重，我对西方经济金融的了解，在我后来的工作中给了我很多帮助。

　　我几任驻美恰逢世界政治和中美关系越来越受到国际经济与金融的影响，外交部和驻美使领馆日渐重视研究国际金融动向。

　　我常驻美国十多年，有机会结识华尔街的一些头面人物，我到任拜会的名单包括了美国高盛、摩根士丹利、大都会人寿、摩根大通、纽约人寿、AIG（美国国际集团）等银行和保险公司的董事长或总裁。我拜会他们主要是了解他们对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看法，华尔街行情的波动常常会转变成华盛顿政治风云的起伏，同时相机了解他们对我国内金融改革的看法和建议。

　　风乍起

　　2008年是我任驻美大使的第三年，美次贷危机最终引发了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这一危机导致全球经济下滑，其影响之广、程度之深、冲击之强、发展之快、持续时间之长均为1929年经济大萧条以来80年所罕见。

　　序幕是从2007年的次贷危机拉开的，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次贷危机形成和发展阶段（2007年上半年至2008年上半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阶段（2008年9月至2009年年初），奥巴马政府执政后经济金融逐渐回稳阶段（2009年年初至2009年中期），后危机阶段（自2009年下半年起）。

　　次贷危机源于美联储自2004年起连续17次加息，导致美国房地产市场自2006年下半年开始降温，房贷利率不断上升使越来越多的次级房贷（次贷指银行贷给信用和收入条件较差的客户的房贷）持有人不堪重负，无力还贷，违约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使美国经济链条的各个环节都出现巨大亏损，雷曼兄弟这样的金融巨鳄也未能幸免而轰然倒下。次贷危机由此产生，美联储被迫进入降息周期。

　　“次贷危机”这个新名词于2007年一出现，就很快在美国乃至整个世界传播开。它被定义为：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引起的金融风暴。它使全球市场出现了流动性不足危机。

　　2007年，华尔街的春天来得特别晚。2月13日，美国抵押贷款风险开始浮出水面，汇丰控股为美国次级房贷业务增加18亿美元坏账拨备；美国最大次级房贷公司美国金融服务公司（Countrywide Financial Corp.）减少房贷，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机构新世纪金融公司发布亏损预警；3月13日，新世纪金融公司宣布濒临破产，美股大跌，道琼斯指数跌2%、标准普尔指数跌2.04%、纳斯达克指数跌2.15%；4月4日，裁减半数员工后，新世纪金融公司申请破产保护；4月24日，美国3月成屋销量下降8.4%，美国次贷危机拉开序幕。

　　经营次级房贷的房贷机构首先受到冲击，陷入困境。我和中国驻美使馆的同志们敏锐地注意到这个苗头，开始关注美国次贷危机，在第一时间向国内报回了次贷危机发展动向、有关情况及使馆的看法。2007年3月，我专门会见美国前财长斯诺，听取他的看法。斯诺表示，美国正经历非常困难的时期，经济正趋于衰退，目前的主要问题是信用紧缩，美联储应采取大胆措施缓解信用紧缩。我们陆续就新世纪金融公司破产、美国股市大幅下跌、美欧金融市场信用紧缩等问题向国内报回了有关情况和看法。

　　2007年8月，连华尔街纽约证券交易所门前的铜牛都感受到了交易所内外弥漫着的紧张难熬的气息。美国次贷危机影响扩大，开始向其他领域扩散，美国金融市场出现大幅动荡。8月6日，美国第十大抵押贷款机构全国住房抵押贷款投资公司申请破产，其股价暴跌。9日，法国巴黎银行宣布暂停旗下三只涉及美国房贷业务的基金交易。9日，美国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当日纽约道琼斯指数下跌387.18点，跌幅2.83%，为该指数当年的第二大单日跌幅。

　　我们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2007年8月，华盛顿正值盛夏，几乎每天都传来坏消息，次贷危机朝着系统性金融危机逼近，引起各国警觉。8月1日，麦格理银行声明旗下两只高收益基金投资者面临25%的损失；3日，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称，美国信贷市场呈现出20年来最差的状态，欧美股市全线暴跌；5日，贝尔斯登总裁沃伦·斯佩克特辞职；6日，房地产投资信托公司申请破产保护；9日，法国最大银行巴黎银行宣布卷入美国次级债，全球大部分股指下跌；10日，美国次级债危机蔓延，金属原油期货和现货黄金价格大幅跳水，欧洲央行出手干预；11日，世界各地央行48小时内注资3262亿美元救市，美联储一天三次向银行注资380亿美元以稳定股市；14日，沃尔玛和家得宝等数十家公司宣布因次级债危机而蒙受巨大损失，美股很快应声大跌至数月来的低点；紧接着美国、欧洲和日本三大央行再度注入超过720亿美元救市；亚太其他国家央行再次向银行系统注资，各经济体推迟加息；16日，全美最大商业抵押贷款公司股价暴跌，面临破产；美国次级债危机恶化，亚太股市遭遇“9·11”事件以来最严重下跌；17日，美联储降低窗口贴现利率50个基点至5.75%；20日，日本央行向银行系统注资1万亿日元，欧洲央行拟加大救市力度；21日，日本央行再向银行系统注资8000亿日元，澳联储向金融系统注入35.7亿澳元；22日，美联储再向金融系统注资37.5亿美元，欧洲央行追加400亿欧元再融资操作；23日，英国央行向商业银行贷出3.14亿英镑应对危机，美联储再向金融系统注资70亿美元；28日，美联储再向金融系统注资95亿美元；29日，美联储再向金融系统注资52.5亿美元；30日，美联储再向金融系统注资100亿美元；31日，伯南克表示美联储将努力避免信贷危机损害经济发展，小布什承诺政府将采取一揽子计划挽救次贷危机。

　　8月上旬，驻美使馆向国内报回了我们对美国次贷危机影响扩大的看法。我们着重指出，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正加快向美国整个金融体系扩散，美国金融市场正进入大幅动荡期，美国经济前景堪忧，建议国内密切关注，妥善应对。我们的报告受到国内的重视，有关领导要求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等相关部门进行研究。人民银行等部门后来告诉我们，驻美使馆向国内提出的上述看法，距离2008年9月美国金融危机全面爆发提前了一年多的时间，是对此次金融危机的最早预警。

　　全面爆发

　　2008年8月24日，北京正在举行盛大的奥运会闭幕式。下一届奥运举办城市伦敦的惊艳“8分钟”表演耗资360万美元。但鲜为人知的是，伦敦市长约翰逊是坐着经济舱飞抵北京的。

　　伦敦奥运会建奥运村的10亿英镑预算大部分来自赞助商，但次贷危机让不少私人银行赞助商和投资人的资产大幅缩水，因此包括奥运会建筑商联胜集团在内的不少赞助商都不再继续赞助奥运。英国奥运交付局主席阿米特表示：“现在情况与申办时不同了，过去两周有很多事情越来越糟。”过去两周，是什么事越变越糟？当然还是美国次贷危机，它从华尔街穿越大西洋蔓延到伦敦，演绎着国际版的“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接下来，“正剧”层层展开。

　　2008年9月7日，因“两房”（“房利美”和“房地美”）在次贷危机中遭受严重损失，美国政府被迫宣布接管“两房”，并向“两房”大举注资2000亿美元，以避免更大范围金融危机的发生。今天想来，2008年9月7日及随后整个9月，简直就是一组组惊心动魄的美国灾难片镜头。

　　9月7日，美国政府接管“两房”，“两房”在美国次贷危机中蒙受巨大损失，一年内亏损149亿美元。10日，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宣布第三季度亏损39亿美元，股价大幅下挫，雷曼兄弟准备出售资产并与诸多买家进行收购谈判。14日，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AIG向美联储申请400亿美元紧急贷款。15日，美国银行放弃收购雷曼兄弟，转而以500亿美元收购美林证券；雷曼兄弟宣布破产，债务高达6130亿美元。16日，美国最大的投资银行高盛宣布第三季度净利润下降70%，摩根士丹利净利润下降3%。16日、17日，受雷曼兄弟破产消息影响，全球股市大幅下跌，欧、美、日等国央行紧急注资3000亿美元救市。17日，美国政府提供850亿美元贷款接管AIG；同日，俄罗斯股市一度暂停交易，英国最大的房贷银行HBOS（哈里法克斯）遭挤兑。18日，美国华盛顿互惠银行寻找买家；同日，摩根士丹利同花旗在内的多家银行商讨出售事宜；英国HBOS银行被劳埃德TSB银行收购。19日起，中国中央汇金公司在二级市场自主购入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三行股票；国资委鼓励国企大股东回购公司股票；为缓解全球金融市场流动性，尤其是美元融资市场存在的压力，全球六大央行发表联合声明，通过与美联储签署掉期协议，联合向短期信贷市场注资2470亿美元。20日，布什政府要求国会通过一笔7000亿美元的救援计划，该救援计划是自大萧条以来最庞大的金融救援计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笔7000亿美元的救援款将用于购入不良抵押贷款。21日，美联储批准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至今幸存的最后两大投资银行高盛和摩根士丹利提出的转为银行控股公司的请求。22日，继美国政府出台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后，英国政府动用2000亿英镑挽救濒临危机的银行业渡过难关。26日，全美最大的储蓄及贷款银行华盛顿互惠公司被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查封、接管，成为美国有史以来倒闭的最大规模银行。28日，美国国会领导人和布什政府达成协议，同意通过一个暂时的金融救市计划，涉及金额达到7000亿美元。28日，众议院对此法案进行表决，30日送交参议院表决。同时，美国国债最高法定限额从10.6万亿美元提高到11.3万亿美元。29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否决7000亿美元救市方案，震惊华尔街和全球市场，美国股市重挫。财长保尔森表示将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手段保护金融市场。

　　令我印象最深的是9月15日，美国金融市场再次剧烈动荡，成为次贷危机爆发14个月后最黑暗的一天。当日，道琼斯指数下跌455点，跌幅达3.98%。这主要受三方面因素影响：

　　一是9月14日拥有158年历史的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宣布倒闭，成为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倒闭的最大投行。

　　二是9月15日拥有95年历史的美国第三大投资银行美林公司以500亿美元被美国银行收购。

　　三是9月16日美国最大保险公司AIG公司在次贷危机中遭受严重亏损，美联储被迫向其提供85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并换取AIG 79.9%的股权。

　　接下来，美国参议院通过修改后的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保尔森成立金融稳定办公室，招募多达10家资产管理公司加盟金融救援团队。在欧洲大型金融机构告急及美国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短期内难以实施的双重压力下，全球股市遭遇恐慌性抛售，各地区主要股市无一幸免，单日蒸发市值总计25000亿美元。全球多家央行终于祭出了本轮危机爆发以来甚至是史无前例的救市措施。中国央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降息0.27个百分点。几乎同时，美联储、欧洲央行以及英国、加拿大、瑞典和瑞士等央行发布联合声明宣布，紧急削减基准利率50个基点。

　　2008年12月，世行发表《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再次下调对全球经济预期，预测2009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08年的2.5%放缓至0.9%。据后来统计，2009年全球经济实际只增长了0.8%。

　　2009年年初，奥巴马政府就职后加大力度应对金融危机，采取了“购买美国货”、《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和税收优惠政策等多项措施。2009年年中，美国经济金融形势逐渐回稳。

　　2009年8月，驻美使馆向国内提出：世界经济复苏态势基本确立，短期内世界经济复苏势头明显，但中期世界经济将趋于低速增长，“低增长、高失业”将成为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的新常态。

　　危机的警示

　　2010年3月，我结束5年任期回国，美国金融危机的后危机时期还未结束，世人开始认真反思这场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综合看，这场危机给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金管部门以下启示。

　　启示之一，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相辅相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加强了政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干预。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着重强调自由放任和更少干预。进入21世纪后，金融衍生产品层出不穷，规模急剧扩大，而美国对其监管不严，多有缺陷，以致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

　　启示之二，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要协调发展。

　　早在2003年，美国投资大师巴菲特就警告说，金融衍生产品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参与其中的当事人和经济体系的定时炸弹”。美国政府对此警告置若罔闻。据国际清算银行统计，截至2007年第三季度，全球金融衍生产品市值已高达681万亿美元，其中半数在美国，另半数主要在欧洲，这就是欧美成为金融危机重灾区的根源所在。

　　启示之三，财富增加和社会分配要公正公平。

　　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指出，放贷方的不公与欺诈行为误导借款人，是导致发生次贷危机的主要原因。从次贷危机演变为严重的金融危机，暴露了一些大公司、大财团不择手段牟取暴利，导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转“危”为“机”

　　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是：外部需求下降、经济增速放缓、出口贸易不畅、失业增加和通货膨胀预期逐步形成。在上述负面因素叠加作用下，中国的出口大幅下降，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从2008年的179921万亿元人民币降至2009年的150648万亿元人民币。中国政府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推出4万亿元人民币投资等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2009年年初提出“保八”目标，全年经济运行超出预期，2009年GDP增速达8.7%。

　　常言道，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始于2007年的这场金融危机已成为历史，但它留下的影响不容忽视。

　　金融危机加剧了全球金融动荡，导致美元资产缩水，使我国对外金融资产尤其是外汇储备资产面临较大的重估风险。

　　金融危机引起市场投资风险重估，全球信贷紧缩和信心危机蔓延，波及我国金融市场。

　　金融危机加剧全球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贸易战、货币战一触即发，影响着我国经济发展所需的外部和平环境。

　　但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也推动了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进一步发挥了中国经济对周边乃至世界经济的拉动和稳定作用。

　　金融危机推动了中国经贸关系多元化和人民币汇率形成市场化，减轻了中国对单一经济和单一货币的过度依赖。

　　金融危机为中国金融机构“走出去”创造了市场机会，推进了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国际化。

　　金融危机进一步暴露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内在缺陷，凸现了经济发展模式多元化选择的合理性。

　　从美国金融危机中，中国获得了诸多启示，比如：对金融产品创新和监管的再思考，鼓励金融创新并非多多益善；巨大外汇储备的对外投资的模式应该重新思考；政府如何防止政府信用被滥用；对房地产市场作为支柱行业的发展模式的重新定位等。

　　欧美债务危机背后的金融博弈

　　2007年至2008年的头10个月对美国经济是场噩梦，对欧洲来说更是场灾难，欧洲金融业前后遭受了两轮巨大冲击。

　　第一轮冲击发生在2007年7月至2008年4月期间。在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提出破产申请后，2007年8月9日法国巴黎银行宣称卷入美国次级贷问题，不久德国IKB工业银行因在美国拥有两只此类基金而濒临破产边缘，接着法国兴业银行以及瑞联银行先后宣布卷入美国次级贷而蒙受巨额损失。2007年9月，英国北岩银行遭到储户挤兑，标志着欧洲的信贷紧缩已经升级为信用危机。2008年1月21日，全球股市发生罕见股灾，欧洲三大股指跌幅均超过5%，加剧了欧洲民众和投资者对金融危机的恐慌心理。

　　第二轮冲击发生在2008年9月之后。2008年9月中旬，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标志着美国金融危机全面爆发，旋即欧洲银行业、保险业接连报损，信贷紧缩，市场信心骤降。特别是比利时、荷兰合资的富通集团濒临破产，终被拆分，标志着欧洲银行业危机全面升级。全球信贷损失欧洲占比1/3，其中，英国、德国、瑞士、法国、荷兰的银行业在次贷危机中受损最为严重。

　　在此背景下，2009年以来，欧洲部分国家先后爆发主权债务危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世界经济的脆弱复苏。

　　欧洲为何频发债务危机

　　欧债危机是内因累积、外因诱发的结果，美国次贷危机是导火索。

　　首先，欧元区经济增长缓慢。从1996年至2010年的15年中，欧元区的经济增速有11年低于美国，而失业率则长期保持在7%以上，高于美国。

　　其次，经济发展失衡一直困扰着欧元区经济。

　　再次，欧元区日益老龄化，高福利制度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欧元区的边缘成员国尤为严重。

　　最后，尽管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要求成员国财政赤字水平不得超过GDP的3%，债务水平不得超过GDP的60%，但为了走出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带来的经济衰退，成员国只能借助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复苏，各国早已突破了《稳定与增长公约》的规定。

　　2009年12月，全球三大评级公司下调希腊主权信用评级。希腊财政部称，2010年5月19日前需95亿欧元以度过危机，但欧洲各国迟迟达不成一致。4月27日，标普将希腊主权信用评级降至“垃圾级”，危机进一步深化。欧元大幅下跌，加上欧洲股市暴跌，欧元区面对成立11年以来最严峻的考验。5月10日，欧盟成员财长达成总额高达7500亿欧元的稳定机制，其中欧元区成员国出资4400亿欧元，欧盟委员会出资600亿欧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资2500亿欧元。

　　长远看，欧洲经济的问题一是高福利，二是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这些制度缺陷只能靠改革劳动力市场和推进财政一体化来解决。这涉及欧元区所有成员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任何改革都注定将是缓慢、复杂与坎坷的，近年来欧元区经济始终疲软不振就是证明。

　　美国为何唱衰欧洲

　　相对于欧洲，美国在“9·11”之后，庞大的反恐开支、宏大的减税计划、长期的低利率政策造成信贷过于宽松、消费寅吃卯粮和房地产泡沫膨胀。其后果是美国政府和个人债务不断攀升，加上美国经济空心化造成实体和虚拟经济失衡，最终引发了严重的债务危机。

　　克林顿主政白宫8年，美国的国际地位如日中天，美国学界甚至有人把克林顿治下的美国称为“包括罗马帝国在内的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世界帝国”。2001年，克林顿政府给美国财政积累了2800多亿美元的预算盈余。

　　2001年，小布什接替克林顿入主白宫。在此后的8年里，两场代价高昂的战争、面向富人的减税以及经济衰退，很快便把此前的盈余消耗殆尽。及至2005年1月小布什连任时，美国已欠下7.6万亿美元国债，奥巴马上任时，这一数字已上升至10.6万亿美元。

　　自2008年下半年起，美国经济连续四个季度负增长，2009年第二季度美国经济降幅有所收窄，第三季度方出现首次增长。2008年11月，美联储宣布购买1000亿美元支持企业债券和5000亿美元抵押支持债券（MBS）。美国在近5年时间里先后推行四轮量化宽松政策。其后果是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急剧膨胀，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飙升，加速了美国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2011年5月16日，美国债终于触及国会允许的14.29万亿美元上限。

　　美国国债总额突破上限后，两党出于党派利益考虑，有意拖延提高债限谈判，谈判多次陷入僵局，进展缓慢，直到最后一刻7月31日晚才达成协议，同意将美国债务上限提高9000亿美元，避免了美国国债还款付息发生违约。

　　2002年欧元正式开始流通，之前，美国唱衰欧元的言论不绝于耳。里根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菲尔德斯坦早在1997年就曾断言，欧元国家对通胀、失业的不同态度和对合理经济政策理解的差异，长远来看可能导致各国间历史宿怨被唤醒，最为严重的设计缺陷是欧洲货币联盟没有可调控的退出机制。

　　美国唱衰欧元首先是因为美国需要吸引国际资本流入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债台高筑，更加需要吸收大量外资。因此，美国试图以唱衰欧元，令国际投资机构丧失对欧元的信心，吸引大量资本流向美国。

　　深层次的原因，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掌握了世界金融体制的主导权。美元在世界上的地位不可动摇。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给欧洲提供了挑战美国的机会。欧洲针对现行金融体系在监管等方面存在的弊端，提出了彻底改革的主张。加上欧元已成为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储备货币，占全球货币储备总量的份额不断增加，对美元构成了严重挑战。

　　欧债危机导致欧元地位不稳，也许正是美国希望看到的。早在2014年，美国花旗银行就曾表示，无论从宏观投资组合还是从技术投资组合，都看空欧元。同年12月，道琼斯旗下新闻网站市场观察（Market Watch）专栏作家莱恩称，近期欧元区各国纷纷召回在海外的黄金储备，其背后是各国对欧元信心日益丧失。对此，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回答是，如果欧元崩溃，不仅是这种货币的失败，一起崩溃的还将包括欧洲和欧盟的理想。善哉，默克尔此言。

　　两次亲历G20峰会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不少海外舆论看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的崛起，成为近年来影响和改变世界秩序的重要变量。而G20作为信息共享和交流的机制和平台，也让全球经济治理找到了新方向。

　　G20，又称二十国集团，是亚洲金融风暴之后诞生的一个国际经济合作论坛，如今已形成以峰会为引领、协调人和财金渠道“双轨机制”为支撑、部长级会议和工作组为辅助的架构，同时成为国际经济治理的重要协商平台。2016年的G20峰会于9月4日至5日在中国杭州举办。与会领导人讨论了如何构建一个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峰会为世界经济指明了方向，规划了路径。

　　G20的构成，兼顾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不同地域的平衡，人口占全球的2/3，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90%。G20意味着国际经济秩序更加多元化，而其中最大的亮点是中国的崛起。

　　从G8到G20

　　我记得很清楚，2008年10月11日（周六）上午，我在赴马里兰州黑山公园参加驻美使馆首届金秋运动会的路上，突然接到美国财政部执行秘书长泰娅·史密斯打来的紧急电话。

　　她告诉我，鉴于当时世界金融形势十分严峻，危机还在恶化，布什总统提议在华盛顿召开世界金融峰会，共同研究如何应对当前的危机，峰会最快将于下周举行。美方认为，没有中国的参与，就无法解决当前的问题。美方希望胡锦涛主席能出席上述峰会，希望中方尽快答复。

　　我赶到黑山公园简短宣布驻美使馆金秋运动会开幕后，随即返回使馆召集会议研究美方建议。与会同志一致认为，2007年以来美欧经济形势每况愈下，已到了十分危急的地步。美欧一方面需要联手“救火”，另一方面双方的分歧也开始显现。欧洲国家普遍对美国多有抱怨，要求美国承担责任。欧洲国家认为美国对金融衍生产品创新自由放任，监管严重缺失，导致欧美金融市场几乎同时陷入危机，严重损害欧洲经济，欧洲小国如冰岛、匈牙利已处于政府破产的边缘。在此情况下，布什政府提出召开金融峰会，并恳请中国与会，既是为了“救火”，也有应付来自欧洲压力的考虑。

　　我最后总结说，事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联手应对金融危机，中国宜本着“以我为主、巧为运筹、适度参与、维护利益”的原则参与其中，拟建议国内同意公开此会，接受美方对胡主席的邀请，以展现中国负责任大国的风范，并借以促进中美关系转圜和发展。

　　国内很快回复赞成召开世界金融峰会。中美在此峰会的筹备过程中，始终保持了密切的沟通与磋商。中方对召开这一峰会迅速表示支持并承诺胡锦涛主席亲自率团参会，是G20华盛顿峰会能顺利召开的关键因素。

　　10月20日，我应邀与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哈德利通电话。对于峰会的范围，美方认为G8范围太窄，至少应是G14（G8加上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南非和埃及）或者G20（G8、欧盟加上中国、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南非、韩国和土耳其）。小布什总统希望在对外宣布前就此征求胡锦涛主席的意见。

　　我允将与哈德利所谈随即报告国内，同时介绍了中国在应对当前金融危机方面已采取的积极行动和建设性态度，强调为体现与会各方平等参与、共同协商，中方认为采用“国际金融峰会”的名称较为恰当。

　　10月22日上午8时许，美国白宫负责国际经济事务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普赖斯打电话给我，对胡锦涛主席应约与小布什总统通电话表示感谢。

　　普赖斯向我通报说，美方已确定于2008年11月15日在华盛顿举行金融峰会，小布什总统拟于14日晚举行欢迎晚宴。峰会的范围是G20成员，全称是“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Summit on Financial Markets and World Economy），还拟邀请联合国秘书长、世界银行、金融稳定论坛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人等与会。

　　事实证明，G20金融峰会对促进全球合作应对金融危机和推进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小布什政府此后多次感谢中方在各国中最先对出席金融峰会做出积极反应。

　　共识和分歧

　　经过一番周折，G20峰会终于开成了。仓促中，美方为峰会挑选了一个不常用的会址——位于华盛顿西北区5街和6街以及G街和F街之间的美国国家建筑博物馆。

　　美国国家建筑博物馆一开始并不是博物馆，始建于1882年，1887年建成，原是美国国会立法成立的养老金管理局所在地，负责给美国内战后老兵及阵亡将士的遗孀和孤儿发抚恤金、养老金的地方，之后国税局、总审计署均在此建筑里办公。1983年，这里改为建筑博物馆。建筑以文艺复兴时期的罗马宫殿为蓝本，外部没有立柱和回廊，中间是大厅，房间沿大厅四周布置，大厅内有两排共8根大柱，全部建筑均采用砖石结构。美方把大厅改造为G20峰会的主会场，同时在博物馆内外为工作人员和记者临时搭建了工作间。

　　出席G20华盛顿峰会的有：G8成员美、日、德、法、英、意、加、俄；欧盟轮值主席国和欧洲中央银行行长代表欧盟；新兴经济体中的中国、阿根廷、巴西、印度、印尼、墨西哥、沙特、南非、土耳其；在时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法国的争取下，西班牙和荷兰也参加了此次峰会；还有澳大利亚和韩国。此外，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金融稳定论坛等机构负责人也到会。

　　G20华盛顿峰会开幕时美国大选结果已揭晓，当选总统奥巴马专门派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和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利奇代表他出席G20峰会。

　　11月15日，首次G20峰会在华盛顿举行。为期一天的峰会极其紧张。主要议题包括：讨论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评估国际社会应对危机取得的进展；共商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的举措；探讨加强金融监管，推进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等。

　　在上述问题上，经过会上会下、会内会外的沟通、对话、协调达成了不少共识，但也有难以弥合的分歧。

　　G20华盛顿峰会达成的共识主要有：与会领导人就加强国际社会协作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合作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支持经济增长等问题达成共识，并就应对当前世界面临的金融和经济问题的近期和长期措施达成一项行动计划，其中包括提高金融市场透明度和完善问责制、加强管理、促进金融市场完整性、强化国际合作以及改革国际金融机构等。

　　与会领导人还发表了支持全球经济稳定和积极应对金融危机的声明。声明承诺，加强合作，努力恢复全球增长，实现世界金融体系的必要改革，防止类似危机再次发生。声明强调，在金融不稳定时期更应反对保护主义，反对为投资或商品和服务贸易设置新壁垒，反对采取新的出口限制措施或采取不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定的刺激出口措施。

　　G20华盛顿峰会的分歧有两方面。

　　第一，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欧洲国家强烈指责美国“制造”了金融危机。

　　在G20华盛顿峰会前，法国总统萨科齐声称要对这场危机的肇事者“追究责任，绳之以法”，并警告世界将不会继续用20世纪经济的工具来管理21世纪的经济。美方则极力淡化自身的责任。小布什总统强调，金融危机“并非一夜之间发生，也不会一夜之间解决”。

　　第二，在金融监管改革问题上，欧洲强调要“严厉监管”和加速改革。在G20华盛顿峰会举行前，英国首相布朗高调表示，将推动构建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加强对各个经济体的监督，并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经济预警和金融危机防范机制，以重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全球金融格局。法国总统萨科齐呼吁彻底改革现有国际金融秩序，推动“有序资本主义”体系的建立。美国则倾向“温和监管”和渐进改革。小布什总统表示，一次短短的华盛顿峰会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相信一段时间后，就会形成一个更为详尽的金融监管改革计划。法国总统萨科齐呼吁，构筑一张能覆盖市场所有环节的监管网，美国却避而不谈对冲基金的监管等问题。欧洲主张给国际社会更多的权力，以限制和监督各国金融机构和金融当局，美国对此态度消极。

　　中国声音

　　G20华盛顿峰会的成功之处，在于关键时刻发出了全球合作的信号。胡锦涛主席在会上的几次讲话，突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和地位。

　　针对金融危机原因之争，胡锦涛主席旗帜鲜明地表示，造成这场金融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不当的原因，也有金融监管缺失的原因。对此如果没有正确认识，就难以吸取教训，避免今后发生同样的危机。

　　国际社会的当务之急是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尽快恢复市场信心，遏制金融危机扩散和蔓延。主要发达经济体应该承担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实施有利于本国及世界经济金融稳定和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积极稳定自身和国际金融市场，维护投资者的利益。

　　针对金融监管改革问题，胡锦涛主席着眼未来，高屋建瓴地指出，国际社会应该认真总结这场金融危机的教训，在所有利益攸关方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必要的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应该坚持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方向，努力营造有利于全球经济健康发展的制度环境。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应该坚持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时效性的原则。

　　胡锦涛主席的上述主张，引导了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并维护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得到了与会领导人的赞赏和呼应。G20华盛顿峰会期间，国际舆论高度评价中国政府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做出的积极贡献。

　　回过头来看，2008年11月15日的华盛顿G20峰会开启了一个历史新阶段。两天后，德国“明星国际在线”在《G20峰会敲响了转折之钟》一文中，在“内部俱乐部G8峰会的终结”的小标题下写道：

　　昨天在华盛顿浮现出了新的同盟、新的权力安排。这个金融峰会意味着大工业国的内部俱乐部G8峰会的终结。从现在开始，门槛国家不会再被排除在外。这同时意味着：欧洲作为美国外交利益中心的结构将不会持续多久了。

　　11月16日中午，胡锦涛主席和夫人刘永清离开华盛顿前往哥斯达黎加访问。胡锦涛主席在华盛顿前后逗留不到48小时，这却是拨正世界经济金融船头的48小时。

　　奥巴马的心思

　　如果说G20华盛顿峰会是一次将全球经济从崩溃边缘挽救回来的峰会，G20匹兹堡峰会则是一次为未来繁荣奠定基础的峰会。这个基础就是G20的机制化，以及把新兴经济体国家包括在内的全球经济治理的扬帆起航。

　　2009年5月28日，美国白宫发言人吉布斯宣布，美国将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一周年之际，于2009年9月24日至25日在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主办第三届G20峰会。

　　上台以来力推革新政策的奥巴马政府，很需要通过主办一次G20峰会向世界展现其对内对外的新政。2008年华盛顿G20峰会召开时，当选总统奥巴马只能派代表列席，奥巴马很需要主办一次能留下自己印记的G20峰会。

　　奥巴马选择匹兹堡有其良苦用心。他在前瞻G20匹兹堡峰会的声明中说，匹兹堡在创造新就业和新工业方面是向21世纪经济转型的良好范例。他也许还想提醒世界，那些出口大国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美国传统产业就业流失的基础之上的。

　　选择匹兹堡作为会址，无形中为美方在第三届G20峰会上大打“经济再平衡”牌埋下了伏笔。奥巴马在声明中说，本次G20峰会的一个重要议题是为持续发展铺平道路，扭转过去的世界经济不平衡状况。

　　这已不是美国第一次提出“经济再平衡”问题了，早在2008年的G20华盛顿峰会前，美国就曾想把“全球失衡”写到宣言草案中，遭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反对，最终不得不让步。

　　成果与遗憾

　　G20匹兹堡峰会在确立G20的地位方面取得了历史性成果。峰会领导人声明表示，G20将代替G8，成为国际经济合作与协调的首要全球性论坛，而G8将在国际经济事务上退居次席，转为主要关注国际安全、外交政策等问题。此外，G20峰会也将机制化，自2011年起每年举行一次。

　　G20机制化，反映了当今世界现状，突显了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的重要性。英国《金融时报》9月27日载文称，G20取代G8使经济合作机制跟上了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

　　G20匹兹堡峰会的另一历史性贡献，是提升了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在全球经济事务中的话语权。峰会同意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至少提高5%，将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至少增加3%。

　　这一改革对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地位和话语权有积极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表示，这一历史性的决定和G20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关键论坛的兴起，将为新兴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政策上的更深入合作奠定基石。巴西总统卢拉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的变化称作“一个相当大的成功”。

　　峰会上各方还承诺，以合作和协调的方式退出各自的刺激经济政策；加强全球金融监管，采取一致行动，执行强有力的国际薪酬标准；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欧美主要围绕刺激经济政策的退出问题和金融监管改革问题意见发生分歧。

　　美方认为还不能退，欧洲国家则认为，应为退出做准备；美英主张金融改革应温和、渐进，德法等欧洲大陆国家则认为应大刀阔斧地推动金融监管改革。

　　美欧等发达国家与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分歧，则主要集中在全球经济再平衡问题上。

　　发达国家认为，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政策、汇率制度以及高额外汇储备等因素是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的主因。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则认为，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既表现为部分国家储蓄消费失衡、贸易收支失衡，更表现为世界财富分配失衡、资源拥有和消耗失衡、国际货币体系失衡。导致失衡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既有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产业分工转移和国际资本流动等因素，也同现行国际经济体系、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各国消费文化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从根本上看，失衡根源是南北发展严重不平衡。只有广大发展中国家有效实现发展，世界经济复苏步伐才会坚实，世界经济增长才能持久。

　　最后与会各方都做了一定的妥协，G20匹兹堡峰会发表的领导人声明不失为一个求同化异的声明。对于世界经济形势，声明说，经济复苏的进程尚未完成，许多国家的失业率仍然高企，私人消费仍未完全恢复。因此，各方承诺将继续刺激计划，以确保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

　　对于经济刺激方案退出机制问题，声明强调，我们承诺继续强有力的政策反应，直到持久的复苏得以确定。我们将确保增长恢复时，就业机会也得到增加。我们将避免过早地取消刺激方案。同时，我们将准备退出战略。一旦时机合适，将以合作和协调的方式撤出我们额外的政策支持。

　　在金融监管方面，声明提出了对金融高管薪酬进行改革、把金融衍生产品纳入管理、实行跨国金融监管等建议。

　　对于全球经济再平衡，声明提到了解决世界经济失衡、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在此之前，G7曾尝试过机制性的办法，试图用强制性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效果不理想。G20匹兹堡峰会没有提出强制性措施，作为折中，领导人声明试图通过加强宏观政策协调来减缓这个问题。

　　与前两届G20峰会相比，这次峰会增强了对贫困国家的关注度。2009年4月的G20伦敦峰会也曾经提及对贫困国家的帮助，但是篇幅和实质内容都不多。这次峰会有了明显改善，对贫困国家的实际情况做了详细阐述。

　　G20匹兹堡峰会取得了相当辉煌的成果，但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构建新的全球货币体系和全球经济再平衡问题上，峰会留下的遗憾远多于成果。

　　中国角色

　　G20匹兹堡峰会后，舆论普遍认为中国正向“规则制定者”转变。舆论列举了以下根据：

　　峰会前，中国政府相继出台了十大产业振兴计划和4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刺激计划，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率先实现经济复苏，对世界经济增长止跌企稳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峰会前，中国提议G20设立主权财富基金。

　　峰会前，中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措施：未来5年内将援建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数量翻一番；向联合国粮农组织捐款3000万元；免除最不发达国家部分无息贷款；给予有关最不发达国家95%的产品零关税待遇。

　　2009年以来，中国先后同有关国家签署了总额达1500亿元的货币互换协议，在5个城市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点。

　　中国的行动快捷、到位。

　　峰会上，中国的声音同样发挥了引领方向的作用。

　　在继续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问题上，中方认为，各国应继续密切合作，促进经济复苏和金融体系稳定运行。提高国际金融监管标准的客观性、一致性和有效性，完善并推广有效存款保险体系核心原则和投资者保护机制。

　　在推进国际金融机构治理结构改革问题上，中国希望峰会能实质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增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权，中国希望G20采取行动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投票权提高到50%。中方呼吁尽快落实G20伦敦峰会共识，明确下一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增资的目标、时间表和路线图。

　　在关注新兴国家发展问题上，中方全面阐述中国对当前国际形势和重大全球问题的看法，并就如何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动互利共赢、实现和谐共处提出了建议。

　　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问题上，中国强调重申各国在两次峰会上达成的共识，即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克制、少用、不用贸易救济措施，中国不愿看到因发生双边贸易争端，特别是美国滥用特保，影响中美经贸关系健康发展。

　　中国的声音平和、理性和富有建设性。

　　中国该如何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G20匹兹堡峰会落下了帷幕。当我目送胡锦涛主席的专机远去时，内心深处一种成就感油然而生，我们见证了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重要历史时刻。

　　欧美发达国家在金融债务问题上互相指责，它们的经济又陆续陷入低增长或负增长。现在，几乎所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的解决都少不了中国的参与。历史充分证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稳定更离不开中国。

　　中国的机遇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虽有冲击，但给中国带来的更多的是机会。

　　其一，中国的外交领域拓宽了，国际话语权增强了。

　　2015年3月，王毅外长在一次记者会上说，中国外交已由“问题导向”转为“话语权导向”。中国外交不仅要回应，更要引导。“一带一路”、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国际关系、伙伴关系网络等中国话语、中国思维日益成为国际关系健康发展的正能量。中国外交的这一转向反映的是中国国力和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对此，国际上普遍表示欢迎。2015年6月24日，美国《国际财经时报》发表文章说，调查显示，国际上对中国的看法日益正面，该调查是在40个国家进行的。

　　其二，全球金融危机倒逼中国加快经济结构调整。

　　这场金融危机实际上是以“破坏性的方式”强制全球对失衡的增长方式做出调整，必然大大削弱美国等发达国家以负债支撑的购买力，从而加重中国的产能过剩。外需递减，倒逼中国改变过于依赖出口的增长模式，转为扩大内需和发展国内消费市场；倒逼中国改变过去靠低成本竞争的模式，转为通过自主创新提升产业和企业的竞争力。

　　大调整倒逼大改革，全球金融危机成为中国新一轮改革的驱动力：一要调整经济结构，加快能源资源价格改革；二要促进内需，放宽基础产业和服务业的准入限制，鼓励竞争，破除或减少垄断；三要促进就业，大力发展服务业和中小企业；四要帮助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解决其融资难问题，改革现有金融体系和现有金融监管模式。

　　其三，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国际经济再平衡，实际上是国际利益格局的一次重大调整。

　　作为新兴大国，中国有着独特的后发优势。中国有稳健的财政、金融体系，又有巨额外汇储备；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道路还没有走完，劳动力成本优势仍然存在。在这次格局调整中，中国可以利用国际初级产品价格走低的机会，建立资源能源战略储备，扩大对海外资源的利用；可以利用世界范围的就业不景气，加快建立人才、技术的战略储备；可以利用境外资产价格大幅下跌，积极开展海外并购等。

　　如何理解“大国责任”

　　在过去几十年里，人类社会在促进生产力快速发展、创造出巨大财富的同时，也产生了贫富愈加悬殊、南北差距拉大、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促进全球经济均衡发展。

　　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G20峰会上就强调要把全球经济治理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上。近年来，在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提高制度性话语权、推动多边贸易谈判进程和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等方面，我们已经有了不少卓有成效的实践。

　　在此过程中，中国形成了自己的全球治理观：坚持平等民主、合作共赢，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以创新推进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机制；加强国际对话与沟通，坚持开放包容，绝不损人利己、以邻为壑；大力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法制化及合理化；坚持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维护国际公平，推动共同发展。

　　中国是勇挑重担的负责任大国。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向16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近4000亿元人民币援助，派遣60多万援助人员。中国将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首期提供2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国将继续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投资，力争2030年达到120亿美元。这是中国的承诺，也是中国的责任。 美国金融史与大国博弈（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