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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中国的崛起与世界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深刻变化。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基本特征。国际力量对比显现出一个重要特点，用通俗的话讲，叫作东升西降。

　　以中国、俄罗斯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家正群体性崛起，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力量相对下降，10年前国际力量严重失衡的情况有所改观。

　　2015年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数据称，按照购买力平价（PPP）的计算方式，中国2014年的GDP为17.6万亿美元，而美国为17.4万亿美元，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对此，我们在欢呼雀跃的同时，还应保持清醒的头脑。即使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人均GDP只排在全球第99位，远落后于美国的第12位。此外，看经济不能只看总量，质量和效益更重要。数据显示，中美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别，不是量的差别，而是质的区分。中国正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认真解决经济存量小、创造少、GDP人均少等问题。

　　世界秩序与中国世纪

　　中国正越来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2007年1月，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上赫然印着“中国：一个新王朝的开始”。其中一篇名为“中国世纪”的文章称，中国的和平崛起已成为既定事实，21世纪注定是中国的世纪。

　　翻开现代国际关系史，史家通常把20世纪称为美国世纪。美国从20世纪初在经济总量上全面超越当时的欧洲强国，成为世界第一，随后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巩固了自己的经济地位，并在政治、军事上与英、法平起平坐。“二战”前，美国吸纳了大批从欧洲出逃避战的优秀科学家，成为世界科技中心。“二战”后，美国利用自己的强大实力击败对手，逼服盟友，把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的控制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

　　“二战”后，苏联的崛起一度对美国的地位构成挑战，但美国最终还是赢得了对苏冷战的胜利，并建立了美国领导下的世界秩序。美国定义的这个“世界秩序”的支柱是美式价值观、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和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机构。一旦美国认为其他国家偏离了它所定义的世界秩序，就会认为这些国家在挑战美国。美国还要把它认知的“人权”和“自由”秩序延伸到其他国家。

　　对比“中国世纪”和“美国世纪”，两者差别首先反映在对世界秩序的态度上。过去几百年都是由大国的实力来决定国家之间的秩序和平衡，这种国际秩序到了20世纪后半叶开始转向世界秩序，它是各种力量板块之间的平衡，现在特别体现在发达板块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南北关系上。

　　进入21世纪，全球秩序逐渐显现，其主体是国家和非国家以及人类和地球的关系。美国的想法还停留在20世纪版的国际秩序中，并想把它保留到21世纪末，用奥巴马的话来说，就是美国还要领导世界100年。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把21世纪的各种新变化都考虑进去，在维护现存国际秩序合理部分的同时，改造其不公正、不合理的部分。

　　新的秩序不是“美国治下的和平体系”，因此，当代秩序的关键问题是，代表20世纪国际秩序的美国和引领21世纪世界秩序的中国能否携手共建、共治、共享。中国领导人多次表示我们支持现存国际秩序，指的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体系。中国是这一国际秩序的创建者之一，也是获益者和贡献者，同时还是改革的参与者。

　　国际新秩序与大国兴衰

　　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美国西雅图发表演讲指出，世界上很多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希望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但这并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与时俱进、改革完善。

　　我们现在经历的这次国际体系的改革完善，同世界近现代史上任何一次国际格局重组都不一样。

　　自从17世纪欧洲列强通过一系列战争建立起旧欧洲秩序以来，历史上每一次国际新秩序的形成，都是通过战争，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大规模战争来完成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了“华盛顿—凡尔赛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了美苏主宰的国际政治秩序，并形成了与之相生相伴的战后国际经济与金融秩序。

　　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苏联东欧集团解体，持续了40多年的美苏两极“雅尔塔体系”不复存在，苏联主宰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经济体系”分崩离析，美国领导的北约以及美日、美澳等西方同盟的结构和基本职能正发生深刻变化。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并主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早已垮台，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后来演化成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关贸总协定为三大支柱的旧的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也发生了根本性变革。

　　2001年，美国高盛公司首席经济师奥尼尔首次提出“金砖四国”这一概念。2003年10月，高盛公司发表题为“与‘金砖五国’一起梦想”的全球经济报告。报告估计，到了2050年，世界经济格局将会经历激烈洗牌，全球新的六大经济体将变成中国、美国、印度、日本、巴西、俄罗斯。2009年6月，“金砖四国”领导人在俄罗斯举行首次会晤，并发表“叶卡捷琳堡会晤联合声明”。2010年4月，第二次“金砖四国”峰会在巴西召开，并发表联合声明阐明对世界经济形势等问题的看法和立场，商定了推动相互合作与协调的措施。至此“金砖四国”合作机制初步形成。2010年12月，“金砖四国”同意吸收南非加入合作机制，并更名为“金砖国家”（BRICS）。五国在全球气候变化、联合国改革、减贫、全球经济治理等重大全球和地区问题上积极协调立场，维护了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建设一个公平、平衡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影响当前国际新秩序发展变化的，主要有两大趋势。

　　一是在经济全球化浪潮冲击下，世界经济板块分化重组。

　　原来的南北结构，即发达世界和发展中世界两大板块，正在分化成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和迅速崛起的新兴经济体三大板块。在这个重组过程中，全球经济的重心正在向新兴经济体密集的亚洲地区转移。

　　以“金砖国家”，即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为代表的遍布亚、欧、非、拉美的十多个新兴经济体国家，是经济全球化潮流中迅速崛起的经济力量。特别是亚洲，是新兴经济体相对密集、经济增长速度最高的地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和研究表明，过去20年亚洲经济年均增长保持在8%以上，现在亚洲对于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美欧，达到50%以上。到2030年，亚洲地区将超越传统的世界经济中心地区欧洲和北美，成为世界经济格局中最大的经济区。随着亚洲与欧洲、北美经济力量对比的此消彼长，世界经济重心正在向亚洲加速转移。

　　新兴经济体作为一个群体迅速崛起，不仅正在改变全球经济总产出的格局，还促进了国际经济体系发生深刻变革。曾经主导世界经济的西方G7在1975年建立时，七国的GDP总和占了当时全世界GDP总和的67%。而到了2010年，中国、印度等7个新兴经济体的GDP之和已经占到全球经济总量的21.5%，而G7所占比重则下降到50%左右。更重要的是，这个趋势还在继续快速发展。专家们普遍预测，2050年全球经济总量的分布将出现结构性的重大改变，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将取代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等老牌发达国家，进入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前列。世界前七大经济体中，除了美国和日本，其余五个都将是新兴经济体。其中，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总量将远远超过欧元区各经济体GDP的总和。

　　世界经济重心的重大转移，必然带来国际货币体系、国际贸易体系、国际分工体系，乃至全球资本流动体系的结构性改变。国际经济事务中，G20取代西方G7的趋势将进一步发展；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这三个世界经济的支柱性组织中，“权力再分配”与规则改造进程正在加快，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在话语权方面此消彼长变化的步子在加快。

　　二是国际关系的多极化导致大国关系重新洗牌。

　　其中对国际新秩序和力量对比影响最大的，就是中美关系的结构性变化。

　　中国作为新兴大国，正在迅速缩小同“老牌”超级大国美国的实力差距。2001年，中国的GDP总量是美国的约1/8，而10年之后的2011年，中国的GDP约合7.3万亿美元，已经达到美国同年GDP的近1/2。中美各自经济产出总量的差距，从1/8缩小到1/2，仅仅经历了10年左右；在这10年当中，中国先后在国际贸易年总量、制造业产值年总量，以及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年总量等各项关键经济指标上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越美国会不会使中美重蹈过去“新兴大国”同“守成大国”从战略竞争走向战略对抗的老路？

　　对此，党的十八大给予了十分明确和具有历史意义的回答：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地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坚定不移地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并明确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和谐世界”理念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写进了十八大报告，成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指导中国国际战略和对外政策的核心理念之一。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大国外交走上了积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快车道。这一概念酝酿于十八大之前。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的庄园会晤对中美化解分歧、增进理解与互信起到了关键作用，中美关系开始步入“新型大国关系”的轨道。

　　在大国关系重新洗牌的过程中，俄罗斯和日本的发展动向值得关注。

　　俄罗斯作为新兴经济体，近年来经济实力迅速恢复和重新崛起，其世界一流军事大国的地位随之得到恢复。有两个标志性和意义深远的动向。一是俄罗斯恢复了远程战略轰炸机对美国领空周边区域的战略巡航，并开始环绕日本国土的巡航飞行；俄罗斯的核动力潜艇主动抵近美国战略核潜艇基地，以及北约欧洲盟国的大西洋沿岸海域游弋。二是2013年俄开始积极筹划向太平洋和印度洋派遣常驻舰艇编队。俄的上述战略性举措，凸现了其欲在国际政治和全球战略安全领域恢复大国地位、争取主导权的战略意图。这自然引发了美俄之间更为复杂和激烈的战略博弈。

　　日本在经济上经历了两个“失去的10年”，其国际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有所下降，日本国内对此普遍感到焦躁不安，保守主义势力迅速蹿升。安倍政权上台后，加快了修改和平宪法、建立国防军的进程。其长远目的是为了恢复日本昔日的军事大国地位，以便在未来的国际政治安全竞争中，彻底甩掉“放弃对外行使战争权”的“战败国”帽子，以“正常国家”的身份，在未来国际政治和亚太安全格局中，占据有利地位。

　　总之，世界主要大国着眼未来国际政治与安全新秩序，都在布子谋局。而其结果与美等西方国家愿望相反，是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

　　中国机遇和未来10年的发展前景

　　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处在结构调整和转换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中国社会已经从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快速进入到工业化中期阶段。中国政府现在的目标是，通过转变发展方式以及经济结构调整，推动中国社会平稳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即信息工业化阶段。

　　过去30年间，工业化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制造业具有极大的生产能力。在这个进程中，纺织、电力、钢铁、机械设备、汽车、造船、化工、电子、建材等产业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

　　与其他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不同，中国虽已总体上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但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仍十分突出。

　　据统计，从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年到2011年的32年间，中国经济一方面保持了年均9.9%的增长速度，2009年中国GDP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GDP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另一方面，中国人均GDP只有4400美元，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从地域上看，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很不均衡，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均GDP几乎是西部地区的2.43倍；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2015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的3倍多。近几年来，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已经越来越影响到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也越来越影响到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的就业问题。

　　中国目前拥有9.18亿劳动人口，要给如此庞大的劳动人口提供稳定的就业，必须维持比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问题是，中国经济正在转换发展方式和调整结构，而全球经济已经持续多年低增长，美、欧、日等世界经济引擎纷纷失速甚至陷入衰退。在此形势下，中国经济如何发展，众说纷纭。有人看空中国，也有人看好中国。

　　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河南省考察时首次提出“新常态”一词。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将出现增长速度适当减低的态势。如果说，过去33年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速度保持在9.9%，今后中国经济的增速将会降低到“温和高速”的水平，即从现在起到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将维持在年均7%左右。主流经济学家们认为，2020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率将进一步降低到5%左右。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源，也将从出口和投资双引擎转变为出口、投资、国内市场需求三引擎结构。

　　当前，全球金融体系的内在结构性矛盾远未解决，金融危机还在深化，全球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依然很大。作为世界经济传统引擎的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近期复苏无望，而新兴经济体目前的经济增长还不稳定，也远不能替代发达国家。我们面前的突出问题是：谁是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主要引擎？

　　通过研究和观察，我们发现一个新的趋势：在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加大的情况下，世界经济增长动力源在发生结构性变化，国家板块，例如发达国家板块、新兴经济体板块的总体作用有所下降，而产业板块的经济增长点的推力作用日益突出。转换发展方式，包括转变“经济增长引擎”的传统思维，从国家板块转向产业板块。这就意味着，任何国家，即便经济总体低迷，也能打造新兴的经济增长引擎产业。

　　这种结构性变化，将加剧产业之间的不平衡发展，个别产业有可能跃居经济增长主要引擎的地位，有些产业则将被挤出支柱产业之列，甚至被淘汰。而决定该产业地位上升或下降的关键因素，是该产业技术进步的速度。例如，中国家纺产业的技术进步速度，将决定中国家纺产业未来地位的上升或下降，甚至被淘汰。

　　另一方面，全球将迎来新一轮科技创新浪潮。中国的“自主创新”、美国的“新创新时代”，以及其他各主要经济体的科技研发与创新，将使未来几年各国在科技创新方面均加大投入，形成百舸争流的激烈竞争局面。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低碳排放的巨大社会压力和巨大市场需求，将触发人类文明史上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未来几年各国的科技创新竞争，客观上将为新一轮工业革命创造条件。这无疑将给我们加速产业技术进步，加快结构调整，带来巨大的机会和动力。

　　未来10年，是“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关键10年，必须坚持创新驱动、智能转型、强化基础、绿色发展。未来10年，将是中国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的决定性10年。

　　有话语权不等于要当“世界领袖”

　　2008年，全球爆发金融危机，中国妥善应对，国力倍增，在国际上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如何把话语权用好，如何把中国故事讲好，是我们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围绕话语权的斗争

　　话语权，简单说就是发言权。

　　国际政治的现实是，目前四大西方主流通讯社美联社、合众国际社、路透社、法新社每天发出的新闻量占据了整个世界新闻发稿量的4/5，传播于世界各地的新闻，90%以上由美国等西方国家垄断。西方50家媒体跨国公司占据了世界95%的传媒市场。美国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电视节目有60%～80%的栏目内容来自美国，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世界新闻舆论和控制世界传媒市场，从而形成了这一平台的话语霸权。

　　世界只有一种话语是很危险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的一份有关国际传播领域问题的报告认为，高度的独占和集中是为了维护垄断资本的利益、意识形态和世界统治权力，而在这一信息的单向流动过程中深受其害的往往是发展中国家。这份报告主张国际社会应建立世界传播新秩序，以实现话语多样化和公平的话语权。

　　当前，国际话语权基本仍然是以西方为中心，国际话语体系仍处于不平衡、不平等、不公平的格局。随着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国际话语权正在重新分配，新的信息传播秩序和格局也呈现出多极化。最近，国内媒体对印度政府如何“修理”Facebook（脸谱网）做了报道。2016年2月，印度互联网管理机构——印度电信管理局（TRAI）出台《禁止数据服务区别化定价条例》，明令禁止Facebook“免费网络”计划等区别化定价手段在印度推行，维护印度政府在互联网“最后一公里”上的主导权。大多数印度网民和主流媒体认为美国互联网巨头Facebook的“免费网络”计划仅提供经过筛选的限定内容，破坏了网络传输数据的同等优先级，形成互联网“围墙花园”，不符合“网络中立性”原则，不利于维护互联网的开放和公平。

　　就中国的话语权而言，快速发展的中国需要更好地向世界解释自己“从何处来”与“向何处去”。这不仅关乎让世界更全面、客观和理性地认识、理解和评价中国，更影响到未来构建一个什么样的国际话语新体系和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为此，我们应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对外传播资源；主动设置国际议题，诠释自己，解读世界；传播主体要多元联动，创新叙事方式，形成复合传播模式。

　　总之，我们要努力增强中国对外传播的力度，支持海外华人华侨的话语权；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拓展我国际话语权的话语平台；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展示负责任的中国的大国风范与形象。

　　耐心地摆事实，温柔地讲道理

　　在话语权总体西强我弱的情况下，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挑战是，要广交朋友、广结善缘；要以理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要设身处地，做到双赢。

　　在美国当大使的时候，“实话实说”活动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从2002年起，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先后派了数批由中国普通老百姓组成的“实话实说”代表团走进华盛顿国会山，与98名美国联邦参众议员进行对话。

　　记得2008年5月四川汶川大地震后，对外友协组织了一个“实话实说”代表团赴美访问，团员中有来自北川中学的高二学生和来自北京、河南的民营企业家。在对外友协和美国全球家庭基金会共同举办的“全球家庭日”活动中，17名美联邦众议员到场。北川中学的学生用英语介绍了抗震救灾的情况，并感谢美国及时给予中国援助。北川中学学生的发言感动了所有听众，赢得了热烈的掌声。一位资深国会人士称赞说，能请到这么多众议员倾听发生在中国的故事，很不容易，也很需要。

　　这就是讲好中国故事的意义，美国人不但愿意听，也越来越重视这样的声音。

　　我们应更加重视讲好中国故事，帮助世界更深入地了解中国。至于那些对中国有成见或者偏见的人，我们要尽量多做工作，他们能接受多少就接受多少，相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但我们的重点始终是争取绝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支持，相信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欢迎中国的改革开放，都支持中国主张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对这一点我们有自信。

　　新常态也是一个阵痛期

　　2015年，中国经济最热的一个词可能就是“新常态”。

　　自习近平主席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工作时首次提及“新常态”以来，这个词就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高增长一直是中国经济的标签。自2012年起，中国经济增速开始逐年放缓。2008年，全球爆发金融危机，各国经济不同程度地进入衰退。为使经济保持增长，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刺激措施。2015年，中国经济交出增长6.9%的答卷，中国政府未再采取大规模刺激措施，而是向过去的“唯GDP论”挥手告别。

　　创新思维

　　“新常态”这个说法最开始出现在西方，是针对当时西方两高一低——低增长、高负债、高失业。我们讲的“新常态”，背景完全不一样，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增速换挡，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三是经济驱动力发生转变，不再像过去靠要素驱动，而是靠创新驱动；四是多挑战，面对的挑战可能会增加。

　　简而言之，新常态意味着速度适宜、结构优化、相对稳定的增长。金融危机面前，如何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始终是我们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任务和目标，否则改革很难进行下去。改革是有难度的，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调整。之所以要提出“新常态”，是为了让大家科学认识当前的经济形势，积极应对随之而来的新挑战。

　　新常态给我们带来了新愿景，但也是一个阵痛期。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变化的不只是政策导向、产业布局，还有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比如就业、物价、房价、股市等。新常态是旧的增长点在逐步退出，新增长点在逐步形成，有一个新旧交替的过程，这必然带来企业的自我调整，也是年轻人创业的好机会。

　　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概括地讲，就是要寻找新产品、新技术、新的业态和新的商业模式。从世界范围来说，以美国为例，现在发展比较快的三个行业：一是移动终端、移动互联网，二是3D打印，三是页岩气、页岩油。对于企业或个人而言，谁能快速适应经济形态的转变，找到适应自身发展的新增长点，谁就能做到弯道超车。

　　承担责任

　　所谓“新常态”，不仅是增长速度的调整，更是思维方式和观念的改变。

　　目前，低碳经济全球涌动。全球发展低碳经济的潮流正在改变世界经济、贸易格局，加大对新能源和环保产业的投入已成为当今世界各主要国家应对经济危机、实现绿色复苏的关键着力点。

　　中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的特征，决定了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比发达国家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中国的低碳经济刚刚起步，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应遵循《京都议定书》的框架精神，主动承担减排责任，将压力转化为机遇，以低碳发展开发新能源和推动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从而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未来的中国经济将更重视质量，而非速度。这种有质量的增长，一定是资源和环境能够承受的，是可持续的，而不是对资源和环境的过度消费和对下一代的透支。

　　需要指出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不透支我们下一代的环境和资源，不仅仅是我们对下一代的责任和义务，绿色经济本身就将为增长提供新的、强大的、源源不断的动力。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旧有增长模式的不可持续，企业是最先感受到的。对许多企业来说，可持续发展不仅仅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更是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在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最先受到冲击的，往往就是过度依赖资源消耗和低劳动力成本、不思创新的低端产品和行业；随着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环境意识的加强，不重视环保、污染环境的企业感受到了越来越大的生存压力。

　　企业必须认识到，可持续发展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大浪淘沙，要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发展，只能顺势而为，主动转型。社会责任与品牌、产品质量、服务一样，都是企业竞争力不可分割且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

　　可持续发展是大趋势，短期看成本会增加，利润会下降，但从长远看，这些短期代价是必须付出的。不主动转型适应可持续发展的大趋势，最终将付出更大的代价，甚至被市场淘汰。

　　“一带一路”下新的区域形势

　　当前，全球经济仍处于全球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低增长、低通胀、低需求同高失业、高债务、高泡沫等风险交织，主要经济体走势和政策取向继续分化，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依然突出。

　　大多数发达经济体无力恢复到危机前的增长水平，而一些新兴经济体则遭遇逆风，难以维持以往的强劲增长，甚至面临金融资产在市场上被抛售的局面。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亚洲市场潜力巨大，加之劳动力、自然资源、社会结构等综合支撑作用得到有效发挥，亚洲地区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亮点。

　　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的背景下，亚洲各国和经济体都在转换经济发展方式，以开辟新的发展空间。他们把重点放到了优化发展战略、推动变革创新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当前，进一步携手合作，战胜挑战，迎接未来，建设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是决定亚洲命运的重大课题。

　　大国很重要，首要是周边

　　在中国外交的优先顺序中，大国是关键，这比较好理解。就大国的影响力和在世界上的作用来说，大国关系对任何国家而言，都是其对外关系中必须认真应对，一定要处理好的一对关系。

　　俄罗斯是中国最重要的战略伙伴，两个国家都处于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也都面对着西方的压力。俄罗斯正在“向东看”，这给了中国很大的机遇。

　　欧盟是世界上非常重要的一极，随着中国的不断强大，欧盟对中国的态度也在变化。中国国家领导人访问欧洲时，在德国、法国、比利时等都受到了极高的礼遇，在欧洲掀起了一股“中国风”，也掀开了中欧合作的新篇章。

　　中国有29个邻居，陆上邻国就有14个，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对我们有着很特别的意义。

　　我们一直很重视周边，把周边定位为对外关系的首要，方针是以邻为伴，与邻为善。

　　在2013年的中国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主席进一步提出了四个字：亲诚惠容。“亲”，就是使周边国家亲近你，感到你是可亲的，能够接受你；“诚”，就是要诚心诚意对待周边国家；“惠”，是指中国的发展要能够惠及周边所有国家，使它们能感受到中国的发展给自己带来的实惠，最后达到共同发展的目的；“容”，就是要更加包容。

　　习主席在讲话里还强调，要以立体的、全方位的、超时空的视角来看待周边关系。什么叫全方位？不光是政治关系，经济、安全等各方面的关系都要考虑到。什么是超时空？就是要把过去、现在和未来联系起来看我们和周边国家的关系。

　　朝鲜的核问题，一直都是朝鲜半岛的不稳定因素，还为日韩发展核武器提供了借口。中国反对朝鲜拥核，主张半岛无核化。目前，朝鲜无意弃核，朝鲜半岛局势起起伏伏，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较长时间。

　　中日矛盾，主要集中在钓鱼岛问题上，日本非法购岛，中国的反应是划出了东海防空识别区，包含钓鱼岛在内。对日本要警惕日本政治右倾化思潮的泛滥，同时应看到2015年年底以来中日关系逐步回稳，经贸先热，为跨境电商和第三方市场带来了新机遇。

　　美国在南海“拉偏架”，而不是保持实质中立，使南海问题更加复杂严峻。美国应以建设性言行看待中国和东盟国家间的南沙岛礁领土争议问题，而不是向有关当事国出售与部署新型武器和加强军力配置，更不应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支持强制仲裁。2015年11月，针对美国防部长卡特登上美国“罗斯福”号航母，通过马来西亚附近的南海海域，并宣称美国要保障航行自由，我外交部发言人做出反应说，我们反对打着航行自由的旗号，做着推动南海军事化，甚至挑衅和威胁他国主权和安全利益的事情，希望美方的有关行为和意图更加光明磊落和坦荡透明。

　　从1991年中国和东盟第一次接触以来，中国同东盟的关系有了很大的发展，从战略协作伙伴升格为命运共同体。中国和东盟的关系经历了2003—2013年“黄金十年”的大发展，并在此基础上于2010年成为自由贸易区。这是发展中国家之间最大的一个自由贸易区。

　　2013年10月，印度总理辛格访华，中印两国总理在一年内实现互访，是60年来没有过的。针对双方在边界问题上的分歧，中印之间新签了一个边防合作协议，用法律的方式，把一些好的做法、经验固定下来，比较好地管控了双方有关边界问题的分歧。这对两国关系而言是个进步。

　　另外，中国还有一个不是邻居的邻居，那就是美国。

　　美在亚洲的存在由来已久，盟友众多，至今还保持有大量驻军。美在日、韩驻军将近8万，在阿富汗、伊拉克驻军最多时超过20万。2016年2月，TPP取得实质性突破，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智利、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秘鲁、新加坡和越南等12国正式签署，12国加起来占全球经济比重达40%，超过欧盟。

　　这就是我们在亚洲所处的环境，既有机遇，更有挑战。如何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框架下处理好中美在亚洲乃至亚太地区的利益交融和矛盾摩檫，是我们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的关键。

　　亚洲必须抱团发展

　　2010年7月，我接任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博鳌亚洲论坛是为政府、企业及专家学者等提供一个共商经济、社会、环境及其他相关问题的高层对话平台，总的看是一个经贸论坛。

　　围绕经贸问题，我们首先关注的是发展问题。亚洲作为世界人口最多、最密集的地区，在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方面，面临着比世界其他任何地区都严峻的挑战。亚洲的特点是多样化比较突出，国家很多，发展程度差距比较大，意识形态不一致。但亚洲的国家毕竟有共同的历史遭遇，现在都面临着共同的求发展的任务。

　　作为整体，亚洲求变、求发展的意向很强。亚洲国家之间的分歧主要是在双边问题上。亚洲国家相互之间没有解决不了的矛盾。如果互不信任，那谁都发展不起来，所以亚洲必须抱团发展。

　　亚洲国家需要中国的帮助，同时它们对中国也有不放心的地方，只要我们能通过自己的言行使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在亚洲深入人心，让它们真正相信中国对它们并没有什么非分之想，亚洲的团结、合作、发展就不会有问题。

　　目前，亚洲几大主要经济体均面临发展挑战：中国处在主动转型、调整经济模式的过程中，正在积极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印度虽然经济增速较快，但面临基础设施不足等增长瓶颈；日本经济依旧低迷，安倍经济学徒有虚名。

　　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亚洲其他经济体对外依赖度较高，加之地缘政治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未来一个时期亚洲经济保持增长仍然有不少不确定性。

　　我认为，要实现亚洲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地区各经济体必须在以下三个方面深化合作。

　　第一，具有“世界工厂”之称的亚洲，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地区，必须在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方面，进行从科技研发到推广应用的全方位合作；清洁能源方面的合作，应该成为亚洲地区经济合作的重点。

　　第二，环境污染是不受国界限制的，因此亚洲各经济体政府在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方面，应该进行充分而深入的政策协调与措施协调，为此有必要通过各种交流合作平台，探讨和建立多形式、多层次的环保政策协调与合作机制。

　　第三，把亚洲地区的互联互通建设同可持续发展战略紧密结合，使互联互通更有效地提高能源、资源的利用率，更有效地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更有效地实现本地区经济、社会与环境保护事业的协调均衡发展。

　　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经济普遍面临升级换代的压力。摆在面前的，是既要保持经济增长，又要进行结构改革的难题。为破解这一难题，各国都在增加定向投资，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纷纷推出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开发计划。就整体而言，基础设施仍然是亚洲一体化的瓶颈。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提出多种合作共赢方案，从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到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致力于为亚洲描绘更加美好的未来。

　　习主席讲，大河有水小河满。中国不能孤立于其他国家来发展，中国的发展必须放在亚洲的发展中来实现。如果亚洲经济不能腾飞，中国就不可能发展。只有周边国家都发展了，中国的发展才可持续。

　　由中国倡议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作为一个区域性的国际金融平台，既弥补了亚洲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存在的缺口，又有助于减少亚洲区域内资金外流。

　　“一带一路”及亚投行的战略意义就在于，瞄准亚洲国家和地区加强经济往来的硬件障碍，以金融合作为杠杆，大力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区域开放合作新模式，为亚洲打造新未来提供了现实可行路径。

　　连通亚洲，中国下的什么棋

　　2014年秋，习近平主席在访问中亚四国与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大倡议，随后被合称为“一带一路”构想。作为目前中国最高的国家级顶层战略，以及我国深化改革开放和推进周边外交的大手笔，“一带一路”战略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引起巨大反响。

　　新丝绸之路

　　2000多年前，东起长安、西达罗马的“古丝绸之路”，曾是连接中国与亚欧各国的主要贸易通道。沿线国家不论大小，都因丝绸之路而受益匪浅，这条贸易通道也被誉为全球最重要的商贸大动脉。公元前200年，秦汉之际兴起的海上丝绸之路，则在历史延伸中不断拓展为交通贸易的黄金路线。这条海道起自我国东南沿海，穿过南海进入印度洋、波斯湾地区，远及东非、欧洲，构成四通八达的网络，成为沟通全球文明的重要海上走廊。

　　丝绸之路经济带以中亚为腹地，东边牵着活力四射的亚太经济圈，西边系着发达的欧洲经济圈，市场规模和发展潜力独一无二，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长、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然而这条大走廊却在我国西部和中亚地区之间形成了一个“经济凹陷带”，这里虽然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矿产资源、能源资源、土地资源和旅游资源，并被统称为21世纪战略能源资源基地，却因该地区交通不便，致使经济发展水平与两端经济圈存在着巨大落差。

　　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强对外开放大通道建设，规划和建设贯穿东西的泛亚铁路和泛亚公路等物流主干线，积极争取开工建设中吉乌、中巴、中塔铁路和喀什国际航空港等重大基础设施，加快建成面向中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的国际大通道和新丝绸之路上的黄金走廊。

　　“一带一路”的根本目标是实现欧亚大陆的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随着“一带一路”倡议逐步地实施，东亚、南亚、中亚的合作进一步加强，必定会对美国、欧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经济增长均有很强劲的推动作用。

　　过去我们的改革开放叫作“东快西慢”“海强陆弱”，“一带一路”提出之后，把内陆的西部省份推到了开放的前沿，这有利于我们改革开放全方位格局的形成。

　　“一带一路”讲“五通”：政策沟通、贸易畅通、道路联通、货币流通、人心相通。这是我们和沿线国家把资源优势的互补性，变成各自发展推动力的重要举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概有44亿人口、21万亿美元的经济总量，有它们的资源优势、市场优势等。我们也有优势，今后5年，中国要进口10万亿美元的商品，对海外投资要达到5000亿美元，加上5亿人去海外旅游，这些比较优势结合起来，就可以变成发展的推动力。把这条经济带打通，对于进一步推进区域贸易投资一体化，对于把整个地区变成命运共同体，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建设“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事情。中国提出来，是为了整个地区的利益，为了沿线沿路所有国家的共同发展，需要大家平等地共同参与进来。

　　新丝绸之路连接的亚欧国家都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沿线各国的历史文化宗教也各不相同，地缘政治复杂，发展水平各异。有的国家曾因油气管线走向而对“一带一路”有所保留，我们及时调整，赢得了它们的支持。这也说明，我们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时，必须充分考虑地区国家和经济体的利益和需要，推动所有经济体一起以合作共赢的精神来做，才能够做成功。

　　可持续发展

　　“一带一路”战略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提高本地民众的生活水平。如何在沿线国家的发展过程中融入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尊重沿线国家发展权的同时，不重蹈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工业化老路，也是“一带一路”战略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可持续发展问题之所以如此紧迫，是因为人类意识到，迄今为止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发达经济体由于经济走在前面，比较早地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采取了一些全球性、区域性和国别性的举措，在环境保护、节能与清洁能源、社会责任等方面做了一些尝试。

　　新兴经济体是经济发展的后来者，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其环保和可持续发展意识并不亚于甚至超出发达经济体。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受外围市场萎缩的影响，新兴市场国家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旧的增长模式受到质疑。特别是2013年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均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增长放缓、失速乃至衰退的局面。

　　这一方面说明了新兴经济体内生动力不足，过度依赖欧美等发达市场；另一方面，也说明新兴经济体原有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以过度消费和透支资源、环境的方式粗放增长，在付出沉重环境代价的同时，其自身的边际效应也在迅速递减，无法支撑此前的高增长速度。

　　中国在工业化过程中有过教训，也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一带一路”战略的原则是与沿线国家共商、共建、共享。在共商的过程中，沿线国家可以就可持续发展问题分享经验和教训；在共建的过程中，在尊重沿线国家发展权的同时，落实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共享的过程中，不忘记发展中国家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

　　需要强调的是，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全方位的概念，既有环境保护、清洁能源、社会责任，还有对贫困国家和地区的援助之责，不可厚此薄彼。就发展中国家而言，不能以任何借口剥夺它们的发展权。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进入21世纪后面临的最大课题之一，任重道远又迫在眉睫，需要政府、企业和智库共同努力，凝聚共识，形成合力。用时下谈论较多的一个词来说，这也是一种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PPP是一种伙伴关系，也就是说，政府、企业、智库要紧密合作、高度互动，才能各扬其长又避其短。

　　可持续发展需要合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理念和实践的无缝对接，政府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采取行动的政治意愿十分重要，创造必要的政策氛围，发挥引领作用。企业是可持续发展的实践者，在很多时候是试水者和先行者，其在实践中获得的经验，可以为政府决策提供范例参考，并通过政府的政策推而广之。

　　反对亚投行，美国在捣什么乱

　　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东南亚时，首次提出筹建亚投行的倡议。2014年1月，中国与多个亚洲国家举行了多边磋商，就筹建亚投行的框架方案交换了意见。当年10月，博鳌亚洲论坛在北京研讨了亚投行问题。实际上，提出亚洲需要一个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人，就是原副总理、博鳌亚洲论坛理事会副理事长曾培炎。

　　历经800余天筹备，由中国倡议成立、57国共同筹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英文缩写为AIIB）于2015年12月25日正式成立。这是全球首个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是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

　　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遍及五大洲。区域内国家有37个，区域外国家有20个，涵盖了除美国、日本和加拿大之外的主要西方国家，以及亚欧区域的大部分国家。

　　据亚洲开发银行的统计数据，亚洲每年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达7300亿美元，世行的测算是8000亿美元左右。亚投行的成立，不仅可以弥补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缺口，还将提高亚洲资本的利用效率及对区域发展的贡献水平。将进一步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改革，与区域外现有多边开发银行合作，是对原有融资渠道的有效补充，将利用亚洲乃至全球其他经济体的流动性推动亚洲经济升级。

　　亚投行的倡议提出来后，沿路沿线有关国家积极呼应，给予积极评价的是大多数，但外界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

　　亚行行长中尾武彦曾直言不讳地表示，不欢迎成立目的相同、由中国牵头的另一家区域性银行。他的此番言论不是从亚洲的发展需要看问题，而是担心亚行的地位会被削弱。实际上，世行、亚行每年在亚洲基础设施项目上的投入只有300亿美元左右，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2015年，亚行各项业务，包括获批贷款和赠款、技术援助及联合融资为271.5亿美元，这跟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需求相比，差距太大了。

　　再来看美国人的态度。

　　英国加入亚投行后，引发了美英之间在媒体上的一场公开对骂。美国指责英国“背叛”“绥靖”。英国毫不示弱，反唇相讥，指出这根本不是什么“背叛”；强调亚投行会促进亚洲的经济增长，亚洲的经济增长全世界都需要，对经济增长“绥靖”有什么不好？英美之间有着特殊关系，英国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双方之间爆发如此尖锐的对骂实属罕见。

　　20世纪60年代初日本提出要建立亚洲开发银行时，美国的第一反应也是强烈反对。

　　对美国的一大打击是英、德、法、意等欧洲大国在没跟美商量的情况下于2015年3月先后宣布申请加入亚投行。迫于内外压力，美对亚投行的态度有所转变。2016年3月，美财长雅各布·卢结束对华访问后发表谈话称，美随时准备欢迎亚投行的建立。

　　2014年8月，当时中国还没有提出建立亚投行的倡议，奥巴马对《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抱怨中国搭便车，而且搭了30多年，意思是中国没有承担应承担的责任；中国倡议建立亚投行后，美高官又表示担心亚投行将削弱世行、亚行等现有机构，而且会成为代表中国战略利益的工具。

　　美国把国际金融视为自己垄断的势力范围，不允许别人插足，由此可见一斑。

　　美国的金融霸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立及发展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都是一穷二白，欧洲则被战火毁坏成一片废墟，而美国则发展到了顶峰，美元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不可动摇。1945年1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其职责是监察货币汇率和各国贸易情况，提供技术和资金协助。

　　问题是援助谁。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拥有的投票权最多，为全部投票权的17%。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定，重大事件需由85%以上的投票权来决定，美实际成为唯一拥有否决权的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美国控制，成为美财政部的橡皮图章。

　　另一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立场也在变，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由资本管制的维护者转变为资本账户自由化的推动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了临时委员会探讨将“资本账户自由化”写进新章程。2008年，亚洲金融危机突如其来，很多发展中国家过早地开放了资本市场，又缺乏监管能力和手段，被“剪羊毛”。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联合一些志同道合的国家建立亚投行，为域内外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有什么不好呢？中国领导人多次强调，我们倡议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补充，而不是进行颠覆。

　　世界在变化，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不可抗拒，美国人应该顺应这个变化。如果他们还是用过去的眼光来看世界，认为美国的霸权地位、支配地位应该继续下去，容不下其他人参与全球治理或不愿更多地与他人分享，他们还会继续碰壁。 美国金融史与大国博弈（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