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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后危机时代的中美经贸关系

　　中美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美两国在资源禀赋、市场、资金、技术等方面各具优势，互补性很强。1979年中美建交，当年中美贸易额为24.5亿美元。中美建交后，双方经贸关系发展很快，2015年中美贸易额已达5583.9亿美元，双向投资存量达1500亿美元。中美经贸关系合作是主旋律，但汇率斗争、贸易逆差、投资环境等摩擦冲突也令人关注和担忧。

　　中美经贸合作潜力巨大。2015年9月21日，中国商务部长高虎城在美国的《今日美国》报发表署名文章，预测中美贸易未来10年将再翻一番。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中美要处理好双方经贸关系既相互依存又充满利益冲突这对矛盾。

　　贸易大国的反思

　　我出任驻美国大使的前一年，即2004年，中国对外贸易额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2005年中国进出口贸易跃上14221.2亿美元的新高峰，其中货物贸易出口总额7620亿美元。“中国制造”大跃进式地挺进海外市场，中国成为世界瞩目的贸易大国。

　　然而，2007年美国接连发生两起中国产品质量事件，从反面为中国企业如何走向世界上了一课。

　　宠物饲料事件

　　2007年3月，我出任驻美大使将近两年，美国国内突然传来用从中国进口的原料生产的宠物饲料引发宠物生病甚至死亡的消息。截至4月底，美国兽医机构提供的数据显示，数千只宠物生病，其中15只猫和1只狗死亡。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迅速对此展开调查，将宠物发病、致残原因锁定为从中国进口的饲料原料，认为其中所含化学物质三聚氰胺是导致宠物肾衰竭死亡的原因。

　　宠物被西方人称为人类的朋友，甚至被视为家庭成员。美国对宠物饲料的管理甚严，宠物饲料的所有成分都要符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美国农业部（USDA）及美国饲料管理协会（AAFCO）等所制定的严格的规范标准，所有的宠物饲料，从原料采购到生产成品全过程均在美国农业部的监督下进行。所生产的产品均需经过抽样检验，以保证产品中有效成分的含量符合标准，所有包装上的成分说明都必须真实。但管理再严，也难做到百分之百。宠物饲料事件刚见报，美国国会便开始追究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美国监管机构的责任。

　　在此事件中，中国的两家企业——江苏徐州安营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和山东滨州富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入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黑名单”。它们于2006年年末出口至美国的宠物饲料原料——小麦蛋白粉和大米蛋白粉中被查出含有三聚氰胺。其后果是中国产品的质量问题顿时成为美国宠物饲料事件的焦点。美国福克斯电视台一名主持人甚至号召美国人抵制中国消费品，称“中国把含有老鼠药成分的宠物饲料原料输入美国”。

　　4月13日，一篇名为《宠物饲料危机彰显中国食品安全悲哀》的文章出现在福克斯新闻网，文章将宠物的发病和死亡归因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被污染的饲料原料。4月23日，美联社称，用中国原料生产的饲料杀死了16只猫和狗，导致上千只宠物生病。“那些潜在的对人类有害的成分，将越来越难以被检出”。一时间，中国相关产品在多个国家遭禁。美国媒体开始质疑中国食品的安全性，个别媒体甚至以此为由怀疑整个“中国制造”。

　　“宠物饲料”事件引起中美两国政府和民众高度关注。我不断向国内有关部门报告情况，并建议采取补救措施。我主动拜会美方有关人士。我最先接触的是伊利诺伊州联邦参议员德宾和众院拨款委员会农业、农村发展和食品与药物管理小组委员会主席德劳罗。他们已在参众两院召开了听证会，公开要求美国政府彻查此事件。

　　4月26日，我赴美国国会山，就美国国内近期发生的宠物中毒和死亡事件会见德宾和德劳罗，主动通报中方对两家出口公司进行的调查进展情况及已采取的措施，就宠物饲料事件同他们交换意见。

　　我向两位议员表示，中方十分重视美国日前发生的宠物生病和死亡事件，双方有关部门已在联系调查中。根据中方初步调查结果，中方输美的植物蛋白粉在离境前并不是以饲料或食品加工原料报关，而是以HS编码35040090（其他未列明蛋白质及其衍生物）报关。中国从未批准过用三聚氰胺生产农药或灭鼠药，更未批准在宠物饲料中添加三聚氰胺。如进口商选择采用含三聚氰胺的宠物饲料原料，这是不符合中国法律和美国、加拿大法律的，其责任应由进口商承担。

　　我还告诉两位议员，4月18日，中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农业部已组成联合调查组赴江苏省和山东省对安营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和滨州富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调查。

　　我告诉他们，中方已于4月20日致函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邀请他们尽快派员赴中国就双方调查进展情况、三聚氰胺检测技术等进行交流并确定双方下一步工作方向。

　　德宾是参院资深参议员，还是参院民主党领袖人物之一。德劳罗是众院一位相当强势的女议员，特别关注食品安全问题。他们感谢我的通报，希望中方提供有关进出口商报关的具体情况以及中方所做各项工作的书面材料。

　　5月2日，我约见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局长埃申巴赫，同其就近期美国宠物饲料事件问题交换意见。埃申巴赫是我们使馆的老朋友，他一直很重视与中国的合作。埃申巴赫为人比较低调，宠物饲料事件使他成为新闻人物。连日来，他承受了不小的压力。埃申巴赫希望双方共同努力，妥善处理宠物饲料受污染事件。我表示同意。

　　5月9日，我应约再次会见德宾参议员和德劳罗众议员，通报中国两个企业输出美国植物蛋白粉涉嫌三聚氰胺污染调查结果。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埃申巴赫和副局长卢姆金也在座。我强调，中国两家植物蛋白粉生产企业涉嫌违规添加三聚氰胺是一起严重违反中国饲料安全生产的个案，不能因此类推此事在中国是普遍现象。中国政府一贯十分重视食品安全，食品安全对美国人重要，对中国人同样重要。双方目前需要的是加强合作，而不是互相指责。中国政府已采取果断措施对违法企业进行了查处，中国公安机关已对涉案的两家企业的负责人进行了调查和监控，并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对违规企业和有关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将继续保持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密切合作，商讨两部门在已有的食品安全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在饲料安全领域建立合作机制，并争取近期签署合作协议。

　　在短短的一两个月里，平时很少受关注的宠物饲料在海外媒体的连续报道下，成为舆论的热点话题，牵动着中美关系的敏感神经。事件有可能引发“中国食品威胁论”。美国国会参院德宾参议员提出议案，要求修改《联邦食品、药品及化妆品法》，他还就产品安全问题致函小布什总统，夸大中国产品安全问题。这使我深感不安。

　　儿童玩具事件

　　正当我们全力处理宠物饲料事件时，另一个“中国制造”的质量事件悄然而至。

　　事件的起因是，2007年8月2日，因芭比娃娃而闻名的全球最大的玩具公司——美国美泰公司（Mattel Inc.）旗下子公司Fisher-Price向美国消费者安全委员会提出召回96.7万件包括“芝麻街”、“探索者朵拉”、搔痒娃娃（Elmo）和大鸟（Big Bird）等知名卡通形象等共计83种塑胶玩具，原因是这些玩具的油漆含铅量超标。不久，美泰公司披露了制造商的名字——中国佛山利达玩具有限公司。

　　上述玩具的主要目标市场是学龄前儿童。科学实验证明，含铅颜料、油漆是儿童患铅中毒的重要原因之一。含铅油漆引起的玩具召回事件加剧了美国公众对中国玩具乃至“中国制造”的信任危机。美泰公司在8月内两次宣布在全球召回近2020万件中国生产的问题玩具。

　　这一事件使一向颇受欢迎的中国玩具背上了骂名。又一个中国产品质量事件被美国媒体热炒，与宠物饲料事件一前一后发生，在美国公众心目中，中国产品的质量问题似乎不再是偶发事件，而成了普遍性的问题。

　　在美国舆论的不断炒作下，中国玩具厂商及其上下游供应、检验链上的疏忽被一一曝光和放大。中方的反应是，广东佛山利达玩具有限公司被主管部门要求整改，国家质检总局继而宣布暂停其产品的出口。

　　不久，我震惊地读到一则消息：8月11日下午3时许，中国广东佛山利达玩具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港商张树鸿在自己工厂的仓库内上吊自杀。事发前，佛山利达的产量居佛山玩具制造业第二。短短一周，这家拥有十多年良好生产记录的合资企业轰然垮塌。

　　然而，老板的自杀并未扭转危机。8月14日，美泰公司又公布了最新的召回事件，理由是这些玩具含有可能会被儿童误吞的磁铁，用了可能含铅的涂料。第二次召回涉及730万套玩具系列，共计约1820万件中国产玩具。

　　8月14日下午，我会见了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CPSC）代理主席南希·诺德，双方就中国玩具被召回和加强双方主管部门合作等议题交换了意见。我就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当日上午在事先未向中方通报的情况下就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召回提出交涉，并提议有必要紧急成立一个由双方有关人员参加的工作小组，研究讨论解决目前双方对缺陷产品的处理办法，以便完善已有的合作机制和内容。诺德反应积极，赞成双方加强合作，共同应对这场危机。

　　为直接做美国公众工作，促使他们对“中国制造”恢复信心，同时也为了回答一些美国媒体的不实报道，8月15日，我布置使馆商务处主管外交官举行吹风会。《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美联社、《华尔街日报》等19家美国主流媒体和华文媒体的28名记者参加，向他们介绍情况并回答问题。事后主流媒体在头版及重要版面进行了较为客观的报道，对缓和形势和增信释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不料10天后的8月25日（星期六），我突然接到国际特奥会主席施莱弗的电话，他紧急约见我。他告诉我，国际特奥会为智障儿童采购的一批中国制造玩具检出油漆铅含量可能超标。我听了大吃一惊。

　　国际特奥会由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妹妹尤尼斯·肯尼迪·施莱弗女士创办，她曾任该组织的名誉主席，施莱弗女士创办此会起因于其姐患有智力障碍。现任主席蒂姆·施莱弗先生是她的儿子。美国有近420万智障儿童。施莱弗主席同我素有来往，他同我曾一起筹办上海特奥会和之后的爱达荷冬季特奥会。

　　这些玩具本应具有开发智力的功能，现却可能损害智障儿童的智力。如属实，玩具质量事件将掺进浓重的感情色彩，无疑会牵动美国公众最敏感的神经，引起更强的负面反应。

　　我向施莱弗强调，我重视他反映的问题，希望双方合作，一起努力妥善处理此事。我问他是否送交经认证的化验室检查过这些玩具的油漆含铅超标问题，施莱弗表示，送检的化验室是未经认证的。我随即建议他尽快送交一家经认证的化验室复查。我再三叮嘱他，结果出来前暂不对外公布为好。施莱弗接受了我的意见。

　　后经认证过的化验室检测，这200件玩具的油漆含铅量为20～30ppm，远低于600ppm的美国标准。施莱弗对未经复查即向我提出交涉表示歉意，并表示将向所有拥有该玩具的智障儿童的父母说明真实情况。值得庆幸的是，在媒体热炒中国玩具的质量问题时，此事静悄悄地得以妥善处理。

　　8月30日至9月1日，我访问怀俄明州，并于8月29日顺访加州圣迭戈，其间我继续就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问题做美国官员和议员的工作。然而，我回到使馆没几天，9月5日美泰公司又一次宣布召回67万多件中国生产的芭比玩具，声称它们的涂料含铅量可能超标。这是该公司8月以来第三次召回中国生产的玩具。

　　据说在美国市场上销售的每100件玩具里有95件是中国生产的。大量中国玩具被召回，导致2007年圣诞节的美国玩具市场出现供应紧张的局面。

　　美再次召回中国产玩具，引起国内各方面的空前关注。中国的玩具生产企业以及相关质量管理监督检查部门迅速做出反应，开始加强对玩具和玩具零部件的检查，力争把负面影响减少到最小范围。

　　我一直在思考，问题究竟出在何处，后来我被告知，在中国生产的涂料中，铅仍然是一种普遍使用的添加剂。而美国在1978年就禁止在大多数供消费者使用的涂料中添加铅，部分特种涂料需要加铅，但对铅的含量有明确的要求和限制，欧盟也有同样的规定，问题出在中国有关玩具厂采购的油漆不符合美欧的标准。为美欧市场生产的玩具的涂料自然应采用美欧标准，中国的涂料标准应早日与国际接轨。

　　前车之鉴

　　面对宠物饲料和儿童玩具引起的中国产品质量的信誉危机，处在第一线的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肩负起了危机公关的重任。我一方面建议国内相关部门加强与美方的对话与合作；另一方面做美方工作，劝告美方不要把贸易问题政治化。

　　从2007年开春到年末，我努力利用各种机会与美国官方和各方人士就产品质量及食品安全问题进行沟通，并利用出差机会访问了美国十余个州，在所到各处向美国各界广泛介绍国内对产品质量问题采取的措施和未来改革方向。时至年底，涉华产品质量问题有所缓解。

　　这两起事件在美国引起的中国产品质量风波，让中国企业交了“学费”。其发生并非偶然，虽不排除美国有人故意对中国廉价消费品设置技术壁垒，但确实从国际贸易角度向中国企业敲响了警钟。

　　这些中国出口产品发生质量问题，究其深层原因，问题常出在诚信缺失上。以宠物饲料为例，国内个别企业为使产品达标而不惜造假或掺假。三聚氰胺与蛋白质相比含有更多的氮原子，所以被造假者利用，添加在食品和饲料中以造成蛋白质含量较高的假象。2007年美国宠物饲料污染事件和2008年中国三鹿奶粉事件皆为利益驱动。

　　据说当时美国人在宠物饲料中发现三聚氰胺后百思不得其解，美国新闻媒体开始曾怀疑中国粮食仓库看管不严，造成老鼠药污染。诚信的缺失与法制观念淡薄紧密关联。宠物饲料事件曝光后，生产厂家不是考虑如何整改，而是忙于在调查组到来之前销毁证据。5月初，当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中国国家质检总局的联合调查组来到某地一处厂房时，看到机器设备荡然无存，一排厂房从厂区消失，甚至那排厂房原址的地表土层都被机械深翻过。生产厂家的这种行为造成极为负面的影响。

　　毕竟，外国人还是非常欢迎价廉物美的中国产品。即使在美国玩具市场遭遇中国玩具风波后，美国消费者仍在购买中国玩具，他们甚至觉得对这些产品的质量比从前更有信心了。那段时间有民调表明，对于中国商品的质量，有11%的美国人认为极优良或非常优良，30%的人认为比较好。尽管有关中国商品的负面报道大都集中在玩具上，但民调发现，年青一代的美国人对中国商品的印象还不错。

　　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中国制造必须在产品的检测制度和标准上与世界接轨，这样才有利于未来中国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我亲历的这两大质量事件推动了国内在产品检测标准和机制、制度上的完善。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国人的质量意识。让中国企业和管理部门看到自己与世界的差距，对中国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投资美国的风险

　　自2010年吉利完成对沃尔沃的全部股权收购开始，中国企业海外扩张的速度非常快。2014年，有数据显示，中国全年对外直接投资首次破千亿美元，达到1029亿美元，同比增长14.1%。中国正从跨境资本的吸金大户，向世界投资人的角色转变。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中国企业是贸易走出去，那么现在则越来越多的是资本走出去，从“中国制造”向“中国资本”过渡。有人说，中国正在买下全世界。此话不无夸张，但活跃的海外投资，俨然成为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一个新亮点。

　　但是，频繁的海外资本运作，也招来不少争议。如何规避风险，把买到手的东西经营好，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新的挑战。

　　经贸摩擦少不了

　　2012年，中国工程机械制造业的佼佼者三一集团在美国的关联公司罗尔斯公司（Ralls），以600万美元收购了美国俄勒冈州的一个风电项目，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以威胁美国家安全为由勒令罗尔斯公司终止该项目，撤出所有股权，奥巴马总统签发了相关总统令。罗尔斯公司随即就此案向美哥伦比亚特区联邦上诉法院起诉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和奥巴马总统。2014年7月，该法院裁定奥巴马未经适当程序，剥夺了罗尔斯公司风电项目受宪法保护的财产权。2015年11月，罗尔斯公司与美政府正式就此法律纠纷达成和解，相互撤诉。这一案例为中国企业今后在美国发展获得了发言权。

　　美国以存在国家安全风险为由，阻挠外资公司收购美国企业或商业项目，这并非孤例。此前不久，中国华为、中兴先后被美国国会以威胁美国国家通信安全为由，禁止进入美国的ICT（信息通信技术）市场。

　　三一重工的总裁向文波接受采访时说过一段话，充分显示了中国企业家的骨气和大局意识。他说：“我其实打的不是官司，我打的是尊严。”大多数人曾认为他肯定打不赢，胜诉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他最终为此案赢得了重要的阶段性胜利。

　　并购界有一条著名的七七定律：70%的并购没有实现预期的商业价值，而其中的70%又失败于并购后的文化整合。我觉得在这方面，日本有些做法值得借鉴。

　　20世纪80年代，日本大量对美出口汽车等工业产品，当时美国诸多行业受到很大的冲击。据报道，在美国汽车城底特律，失业工人出于憎恨日本汽车抢了他们的工作，曾焚烧日本汽车泄愤，在美国国会外面也曾发生过议员烧日货的事件。

　　当年美国敲打日本是很厉害的，即所谓beating Japan。后来丰田投资到美国办厂，打出一个口号，叫作“37.5万公里”。丰田宣传说，地球和月球的距离是37.5万公里，我为你美国提供的就业岗位也是37.5万。

　　对美国来讲，就业对任何地方政府都是天大的事情，如果你能够到它那里去办厂，帮助解决当地的就业，就能得到当地的欢迎和支持。因此，丰田的宣传就很容易被人记住。这对此后丰田工厂获得美国地方政府的支持，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认为，中国企业走出去，要分阶段。

　　首先，要做到产品走出去。我们已经成为贸易大国，我们还会继续这样做。

　　其次，是资金要走出去。现在我们开始进入这一阶段了。但是资金走出去的过程会比较长，因为这不光是个经济问题，还是个政治安全问题。换言之，对中国投资的开放程度因国家而异。

　　目前，中美双方相互投资还不平衡，美国对华投资775亿美元，中国对美投资466亿美元。近年来，中国投资单年已超过美国，2015年美国对华投资26亿美元，而中国对美投资达85亿美元。中美投资协定还在谈判中，已取得重大进展，如确立了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模式的谈判模式，接受了投资者保护和公平竞争等市场规则，谈判还包括了环境、劳工和透明度等问题。在投资者保护、投资争端解决问题上，双方确立了国际法下由国际第三方仲裁的原则，即双方同意在政府协调和投资者之间没有达成一致的情况下，由世行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进行仲裁。但2016年是美大选年，奥巴马政府还能不能完成谈判有待观察。此外，美国的安全审查还是个障碍，因为美国的安全审查可追溯三年，即使项目已开工，如美方认为有违美国安全利益，也得退回去。

　　走笔至此，大家可能要问为何美国对中国出口太少。据统计，美国对华出口总额占中国进口总额在下降，而且位列美对华出口前三位的竟是废钢、废铜、废铁。美方应正视两国的比较优势和市场需求特点，在放宽对华出口管制、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等方面拿出实实在在的举措。

　　理性认识美国的投资环境

　　中国企业要对美国的投资环境有清醒的认识。

　　首先，美国的监管很严，规定很多，理论上这些监管必须公平，应该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事实上，相比较而言，他们对中国企业的监管更加严格。

　　中国工商银行当初想到美国开设分行，但迟迟得不到批准。后来保尔森当了美国财政部长，他在小布什总统的支持下，倡议中美建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机制，中方积极呼应。这一机制建立后，工行纽约分行得以开业，但业务范围还是受到限制。

　　其次，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情绪和经贸问题政治化倾向始终存在。

　　美商务部不断出台对华出口管制新规定，美国国会不断抛出涉华贸易保护主义议案，集中就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贸易不平衡等问题向中方施压。

　　美国曾经说过，它不会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而美国迄今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在加拿大采取了反补贴税之后，美国众议院于2005年7月27日通过了《美国贸易权利执行法案》，允许对中国这样的“非市场经济国家”采取反补贴措施。

　　2005年以来，美国多次用反补贴措施对中国施压。我认为，这样做是不公平的。美国在向中国企业征收反倾销税的同时，还征收反补贴税。对中国又是反倾销，又是反补贴，这与美国自由贸易的基本立场相违背。

　　对于贸易纠纷，双方应该通过协商解决。美方对华动辄搞“双反”，对双方的贸易发展毫无益处。2013年3月，美国通过了《反补贴关税法案》。与之针锋相对，当年5月，中国向世贸组织起诉了美国的反补贴措施。这是中国的权利——通过世贸组织来解决贸易纠纷，符合世贸组织的规则。

　　排除政治障碍宜先行

　　经济上中美双方互有需要，两国间可以做的事情很多，但首先要排除政治上的干扰。在处理贸易纠纷问题上，双方要做到互利共赢。

　　当前，在商贸方面，美方遇到的问题就是中方的贸易顺差大。对此美国有很多抱怨，认为贸易不平衡，美方赤字太大。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恰恰是美国自身的问题，造成了这一局面。

　　以2014年为例，美国自中国进口4600亿美元，美国对中国的出口才1200亿美元。这是因为美方在高科技产品方面对华仍然禁运，中美贸易的中方顺差如此之大，完全是美国的政策造成的。

　　其次，美方贸易赤字如此之大，还缘于全球范围的产业转移。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中，有相当部分是美国资本在中国投资的企业对美的出口，这些企业生产的产品返销美国，直接受益的是美国资本和美国企业。

　　2013年6月，在中美企业家对话中，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剑阁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中金公司创办之初，投资总额大约是1亿美元，摩根士丹利投资了3400万美元，占总投资的30%多。摩根士丹利退出时，拿走了10亿美元。美方不能只从逆差数量本身来考虑，而应该分析这个逆差的结构，以及造成这个逆差的原因。

　　还有人说，中国对美大量出口抢走了美国人的饭碗。但事实是，美国目前的失业率不到5%，是历史最低时期之一。服务业在美国经济中的比重高达80%，美国已把高能耗、高污染、劳动密集型的生产转移到了世界其他地区，即使不从中国进口，也要从其他国家和地区进口。

　　近年来，随着在中国的投资成本不断增加，美国有一些公司选择把它们在中国的工厂撤回美国，也有一些美国在华公司认为在某些方面它们没能享受国民待遇。

　　中国经济在不断发展，无论规模还是质量都在发生变化。中国的工资水平等经济要素和若干年前相比，有变化是很自然的。同时，国际环境也在变化，全球化进程在不断深化。对中美两国来说，最重要的是在投资环境和政策的公平性方面做到一视同仁，给予对方企业国民待遇。

　　企业的去留是个动态的过程。大部分美资企业在华都能赢利，当然也会有些美资企业业绩不好，但这不能归咎于中国的市场环境，有可能是它们的产品不对路、经营不得法。退出的企业是少数，留下来的还是绝大多数。

　　如今，有很多美国公司到中国投资，中方的企业家也有很强的意愿到美国投资。

　　从美方来讲，关键在于客观对待双方的贸易摩擦和分歧，不要将之政治化，而是要通过平等协商加以解决，这有利于中美贸易保持顺利发展。

　　对中方而言，我们也会继续致力于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使得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上能积极创新、公平竞争，既赢得市场，又能够推动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

　　下一步，中美应共同努力提高双向投资水平，拓展新的合作领域，培育新的经贸增长点，包括在信息技术、新能源、环保、节能等领域加强应对新挑战的合作。

　　对话管控分歧

　　通过建立不同层级、规模的对话机制，中美这两个对世界经济发展贡献率很大的国家加强了宏观经济的政策协调和双边经贸问题的磋商。

　　在中美双方已经建立的60多个对话和磋商机制中，级别最高的当属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它是中美之间参与部门最多、讨论议题最广的重要平台。

　　现在大家都很关注全球经济治理和加强金融监管的问题，在这两个领域，中国的参与和中美的政策协调很重要。对看法一致的问题，双方可在多边场合共同发声和协力推动。对那些双方看法尚有分歧的问题，则可继续并对话加强管控，使之不致影响双方经贸关系的全局。无论在解决具体经贸争议方面，还是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方面，中美战略经济对话都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驻美大使任内，我亲历了这一对话机制的诞生和发展。

　　最高规格的对话机制

　　2004年前后，朝核、伊朗核等问题逐渐升温，美国还面临着反恐问题。与此同时，人民币汇率、贸易顺差等成为两国关系中的热点问题。

　　“9·11”事件发生后，小布什的对华态度有了积极变化。同时，中国国力日渐强盛，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美方意识到，如果没有中国参与，美国关心的很多问题将难以解决。在中方看来，中美共同利益在扩大，中美关系保持稳定发展对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有利。

　　在此背景下，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小布什先后于2004年11月和2005年9月商定开启中美战略对话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第一次中美战略对话于2005年8月1日在北京举行，由戴秉国常务副外长和佐利克常务副国务卿主持。第一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于2006年12月15日在北京举行，中方由吴仪副总理作为胡主席特别代表主持，美方由保尔森财长作为小布什总统特别代表主持。保尔森财长在2006年7月就告诉我，小布什总统已经同意授权他代表美国政府来处理中美经贸关系的问题。保尔森同意出任财政部长的条件，就是要和中国建立战略经济对话机制。

　　保尔森认为，当时中美之间的经贸问题很多，而很多问题都是跨部门的，单个部门无法解决，政府高层要亲自参与，并授权一个跨部门的机制出面与中方沟通解决，小布什同意美方由保尔森牵头。

　　2006年12月至2008年12月，中美共举行了5次战略经济对话。第一次对话阵容强大，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作为总统的特别代表率领美方团队，团队成员由商务部长、贸易谈判代表、劳动部长、美国进出口银行行长、国务院副国务卿、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组成；中方则由吴仪副总理作为胡锦涛主席的特别代表率领中方团队，其成员包括财政部长、商务部长、外交部副部长、发改委主任以及保监会主席、银监会主席、证监会主席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等。这样的规格马上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

　　关于对话议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为双方提供了解决经济领域跨部门和全局性问题的机制，并使双方有了定期进行高级别对话和面见对方最高领导的机会。

　　对话前，双方司局长级别的工作层需要做大量准备，充分交换意见，尽可能让战略经济对话聚焦到重要问题上。对话会前，团长还会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研定预案和说辞。

　　2009年2月，新上任的奥巴马政府的国安事务副助理多尼隆约见我，提议把原来的中美战略对话和战略经济对话合并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一个多月后，胡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在伦敦G20峰会举行会见，共同决定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原来一直由美国财政部主导，希拉里就任国务卿后，提出由她代表美国国务院与财政部长盖特纳共同主持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2009年7月27日，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华盛顿举行，开幕式后分两个会场同时举行战略对话及经济对话。国务委员戴秉国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共同主持战略对话，经济对话由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和美国财长蒂莫西·盖特纳共同主持。

　　至此，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成为中美关系史上，也是美国对外关系史上级别最高、涵盖领域最多、范围最广的一个对话。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自启动以来，一直在试图重点回答以下五个问题：怎样看中国，怎样看美国，怎样看世界，怎样看合作，怎样看分歧。

　　这五个“怎样看”问题，就美方而言，最根本的就是要解决怎样看中国的问题，是将中国视作朋友还是对手。

　　长时间以来，美国对中国快速发展深感焦虑不安，从白宫到国会对中国在认识上从来心存疑虑，在行动上始终是严加防范。2015年“习奥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向美方提议：双方保持高层和各级别密切交往；拓展和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双方人文交流；尊重双方历史文化、社会制度等差异；深化亚太合作；共同应对地区和全球挑战。奥巴马总统表示双方在很多问题上有共同利益。“习奥会”的白宫秋叙有助于奥巴马正确认识和对待中国。

　　金融合作的推手

　　中美建交后，曾由商贸、科技、经济三个联委会负责处理中美关系有关领域的问题，其中商贸联委会负责有关商品贸易、服务贸易方面的问题，但它始终没有涵盖银行、金融、保险方面的事宜。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启后，中美金融合作事务就通过这一渠道处理了。

　　与改革开放同步，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1983年中国人民银行颁布和实施了《关于侨资、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设立常驻代表机构的管理办法》，首次从法律层面对外资金融机构给予保障和规范。

　　以1994年汇率与外汇体制改革为标志，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进入市场化、国际化阶段。在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兑换、建立新的外汇体制基本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对外资金融机构在经营地域和业务范围上的开放程度。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国际经济发展普遍减速，国际投资和资本流动缓慢，外资进入中国的步伐放缓。而与此同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步伐加快，国内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为了应对外资银行的大规模进入，开始进行相关的准备工作。

　　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按照加入谈判时的承诺，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大了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的对外开放。但与美国金融业在中国的发展规模与速度相比，中国银行在美国的拓展却显得步履维艰。

　　最早在美国开设分行的中资银行是中国银行，作为中国执行外汇交易的主要银行，该行1981年在纽约开设了第一家分行，后来又分别在芝加哥和洛杉矶各开设了分行。此后，中国交通银行于1991年在纽约开设了分行。

　　1991年年底，为打击洗黑钱活动，美国出台了《外国银行监督加强法》，提出外国银行如希望在美国开设分支机构，需事先得到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批准，增加了外国银行进入美国金融业的难度。2007年，得益于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推动，股份制的中国招商银行获得批准在美国设立分行。

　　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分别在2007年4月和2008年2月正式提出在美设立分行的申请，但都迟迟没有获得美联储批准。

　　2008年6月17日至18日，第四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美举行。工行与建行进入美国金融市场成为“对话”的重要内容之一。“对话”结束后，作为成果之一，中美双方同意启动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美国明确表示，欢迎来自中国的主权基金，重申开放金融市场的承诺，承诺给予中国的银行国民待遇，及时接受中国的银行在美国创建分支机构的申请，根据相关的审慎监管和程序进行审批，不会有意拖延。中国则申明，主权基金（中投公司）的投资决策将完全基于商业理由。

　　“对话”结束两个月后，工行正式获准在纽约设立分行；六个月后建行获批在美设立分行。

　　美国原来对中国加入泛美开发银行态度比较消极，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启动后，美方态度逐渐变化，中国加入泛美开发银行问题终于取得历史性的突破，于2008年10月加入了泛美行，并向该行捐资3.5亿美元，支持该行的拉美和加勒比地区金融开发项目。

　　平衡贸易的契机

　　尽管中美双方对两国的共同利益和存在的问题都很清楚，但如何有效沟通和管控，对双方仍是挑战。从中美战略对话、战略经济对话升级到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实际就是中美双方出自共同利益有效管控两国分歧和矛盾的过程。

　　在“对话”启动前，人民币汇率问题被美方高度政治化，美国国会议员普遍认为人民币币值被低估，并认为这是中国政府对出口的一种补贴，要求对币值被低估的部分增收附加税。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2005年，纽约州联邦参议员舒默和南卡罗来纳州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联合提出议案称，如果人民币不升值，那么所有进入美国的中国商品将被加征27.5%的汇率税。

　　在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中方清晰地表达了对美国部分议员企图通过议案的方式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对中国进行施压和干预感到不满，告诫美方如果该议案获通过，中方将做出回应并采取必要行动。美国政府担心该议案如获通过将触发对美不利的后果，美国政府高官包括时任美国财长保尔森在参院中大力游说反对此案，最终令该议案未能提交国会进行表决。

　　通过开诚布公的对话，人民币汇率问题得到了管控。美国财政部从未在其每年4—5月发表的各国汇率报告中指责中国操纵汇率，避免了两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发生直接冲突。

　　在2010年举行的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国曾希望借助汇率问题增加对中国的出口，时任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在对话前10天访华时明确表示，此访是为了完成奥巴马总统下达的出口任务。奥巴马的出口计划是5年内将出口翻一番。

　　美国开始走出全球金融危机，美国经济结构有待从内需消费型向出口导向型转变。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战略是从出口导向型向内需发展型转变。两者可以互为补充，但现实是双方都面临着增加国内就业的共同压力，双方的贸易在这一点上存在冲突。

　　记得2009年12月，我会见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和前财长斯诺时，他们均表示，美国经济衰退和高失业使美国国内形成特殊的“政治气候”，美国需要为高失业问题寻找“替罪羊”，人民币汇率等中美经贸问题将成为这样的“替罪羊”，中方要有所准备，更多通过静悄悄、有技巧的外交手段处理中美经贸问题。

　　为了平衡中美贸易，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比如增加对美国的投资。但美国认为我们的投资过于集中在资源以及敏感的技术领域，威胁到它的安全，并因此对中国企业在美设置了种种障碍。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不应将投资问题政治化，而我们则应循序渐进，力求对美投资多样化。 美国金融史与大国博弈（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