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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地区间冲突与危机，1816—1833年

　　1812年战争的结束标志着美国贸易政策开启了新篇章。独立后时期的主要问题，即从英国和法国手里确保中立航运权，随着再出口贸易的重要性下降而消失了。关于贸易政策的讨论转到新的方向：除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外，进口关税是否应该用来保护国内厂商免受外国竞争。持支持态度的国会议员很快把应税进口产品的平均关税率推高到美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在1830年达到62%的均值。这引起了强烈的政治反弹，并导致危险状态发生，南卡罗来纳州决定废除1828年的“可憎关税”（Tariff of Abominations）。围绕关税问题的地区冲突把美国推向了独立之后最险恶的政治危机的边缘。

　　保护主义的浮现

　　结束英美战争的《根特条约》于1814年12月签署，1815年2月由参议院批准。和平的回归意味着海外贸易在多年中断后得以重启。贸易在1815年春季恢复，让出口导向型的农产品生产商感到宽慰，主要出口作物（包括棉花、烟草和大米等）的价格随着重新进入外国市场而快速上升。与独立战争之后出现过的情形类似，出口增幅赶不上进口更猛烈的回升。如第二章的图2.1所示，出口在1815—1816年迅速增长，但不及进口。1815年和1816年上半年的进口产品依然要缴纳战争时期制定的高关税，应税进口产品的平均税率在1815年高达约49%。这样的关税尽管是1804年关税法案规定的两倍，却依旧不能阻拦市场压抑已久的对英国制造品的巨大需求。

　　进口剧增让美国政府收取到足够的关税，得以着手偿还战争时期积累的债务。然而，国内的幼稚产业是从1808年杰斐逊实施贸易禁运、把外来竞争排斥出市场后才开始运转和扩大的，进口恢复对它们来说是不受欢迎的冲击。低价格外国产品的大量涌入威胁到许多新兴制造商的生存，对铁器、棉花和羊毛产品的生产商造成的影响尤其具有破坏性。这些年轻而稚嫩的企业过于弱小，不足以抵抗回归正常贸易条件后的外国竞争对手的强大冲击。伴随着进口产品价格在1814—1816年下跌28%，许多较弱的美国企业破产或者关门，工业产量在1816年下跌了7%。

　　英国制造商马上受到指责，说它们通过“倾销”蓄意打击美国的幼稚产业。1816年4月，亨利·布鲁厄姆（Henry Brougham）在英国下议院发表的著名演讲中提出：“在首批出口中承受一些损失是非常值得的，其目的是用大量产品窒息还在摇篮中的美国制造商，它们是战争导致的不符合自然发展规律的产物。”这一言论常被援引，以证明英国企业故意压低价格摧毁美国的新企业。但布鲁厄姆其实是说，英国商人在1816年遭受的巨大亏损并非有意而为，而是在贸易重开后过于急迫地想在市场上出货的结果。

　　当然每个人都清楚，一旦贸易重启，许多新兴制造商会遇到不小的困难。1815年2月向国会递交和平条约时，麦迪逊总统就要求国会考虑“对欧洲战争期间在美国各地广泛兴起并达到前所未有高度的制造业加以保护和促进的手段”。这成为国会在战后面临的关键议题之一。麦迪逊政府与国会都不希望看到新兴产业因为外国竞争返回而毁灭。战争期间，美国的军事弱势令人尴尬地暴露无遗，爱国主义情绪高涨，促使国会的许多议员决心扶持新兴制造商，并确保国家摆脱对外国供应的依赖，实现经济独立。当联邦党于战后从国家政治中消失后，这一任务变得更加容易了，国会中不再有一个支持低关税和开放贸易的有组织政党。

　　由于战时的高关税按计划将持续到1816年初，国会在1815年并未对此议题采取行动。麦迪逊总统在1815年12月给国会的年度报告中重申了自己长期以来的信念：“把产业和资源的组织交给个人的头脑判断和利益动机去处理，不管理论上多么合理，但与其他问题一样，在这方面也存在一般规律之外的特殊情形。”例如美国要实施自由贸易政策，就必须能得到其他国家的互惠才可以。此外，“经验告诫我们，引入和发展制造企业，特别是其中较为复杂的类型，需要同时满足非常多的条件，有的国家即使足够先进，并且在某些方面非常适合发展制造业，但仍可能在很长时间内不能如愿。”所以，由于战争给美国制造业带来了“强大的推动力”，就有充分理由认为，如果给予“那些已经利益攸关的参与创业的国民适度保护”，国内制造业不但能顺利“抵御不时出现的外来竞争，还能成为国内财富和对外贸易的重要源泉”。

　　1816年2月，财政部长亚历山大·达拉斯（Alexander Dallas）应国会要求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采用新的进口关税税则。达拉斯重点提到两个议题：筹集足够的财政收入以满足政府开支，特别是偿还战争期间的债务；支持国家的三大主要经济利益群体：农业、工业和商业。这是需要艰难权衡的行动，因为农业和商业群体的利益诉求与工业群体不同。农民和种植园主希望顺利进入外国市场，以销售其产品，并购买各种消费品。商人和航运业群体也能够从出口和进口量的扩大中获益。不过，面临英国企业竞争压力的国内制造商则希望尽可能限制进口。

　　达拉斯提到，自汉密尔顿的《关于制造业问题的报告》于1790年发表以来，政府一直很重视国内制造业团体的利益，但实现其目标的政策措施却从未真正实行过。战争时期，美国基本上被完全切断了外来的武器和战争物资、服装及其他产品的供应。达拉斯也指出：“在这样糟糕和屈辱的环境中……发展起了各种产品的国内生产商，出现了保证未来安全和独立的手段。”他总结说，在贸易恢复后，“对制造业的保护……成为有待决定的日常政策议题，这是由于过去的屈辱教训，也由于如果坐视制造业凋零衰败，在任何紧急情况下要恢复其运转将越来越困难，还由于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国内制造业对政府的财富、实力和独立的重要影响”。

　　接下来，达拉斯把国内制造业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牢固而长久地”发展起来的制造业，如家具、帽子、铸铁件和火枪、窗户玻璃、羽毛制品和纸张制造等。第二种是“新近或部分兴起的……但在恰当经营下，可以发展到满足所有需求范围”的制造业，包括粗纺的棉织品和毛织品等、镀金属制品、铁制品（铲子、斧子和钉子等）、啤酒和烈酒等。第三种是“国内很少培育，让国家的整个需求……依赖外国供应来源”的产品，包括精纺的棉织品、麻织品、丝绸和毛织品（如地毯和毛毯）、瓷器、其他玻璃制品等。

　　有意思的是，达拉斯建议的关税与产业的要求相反：对有能力抵御外国竞争的产品实行高关税，对最缺乏竞争能力的实行低关税。他建议对第一种类型的国内产量有保证的产品实行最高关税率（35%），因为对这些较为发达的产业来说，实施较高的关税“不会导致供应短缺，而仅靠国内制造商之间的竞争也足以保护消费者不需要支付过高价格”。第三种类型的“很少培育”的产业（主要是奢侈品）则不完全需要保护，因为“政府当前的政策旨在保护而非创建制造企业”。对第二种类型的“新近或部分兴起”的幼稚产业，达拉斯建议政府采用的进口关税“应该使这些制造商与进口商在美国市场上以同等盈亏条件开展竞争”。给这些产品建议的关税率较为适中，对棉纺织品为%，陶器和玻璃制品为30%，毛织品为28%，铁制品为22%，麻织品为20%，等等。达拉斯总结：“人们推崇让立法机构给他们提供方向恰当的扶持，在有限时期让他们也享有第一种类型制造业已获得的令人满意的保护……尽管为了实现国家在制造业领域的独立，总是需要某些纵容，但为此付出的牺牲既不能太大，也不能太久。今天的不便将由未来的收益充分弥补。”

　　国会迅速采纳了行政机构的建议。自建国以来，关税议题的讨论首次聚焦于保护国内产业免受外国竞争，而非增加财政收入。肯塔基州的亨利·克莱声称：关税的设定应该着眼于“给国家的农业、制造业和商业必要与恰当的保护和支持……财政收入只是附带考虑，不应该对委员会决定该议案产生任何影响”。

　　众议院收到了大量利益群体的请愿信，特别是要求提高关税的制造商和催促降低关税的商业团体，于是要求筹款委员会（Ways and Means Committee）依照达拉斯的建议起草一部法案。南卡罗来纳的威廉·朗兹（William Lowndes）提交了一部反映其南方倾向、削减了很多拟议关税率的法案。例如，纸张和羽毛制品的关税从35%降至30%，棉纺织品的关税从%降至25%（并计划在1819年继续降至20%），铁制品的关税从22%降至20%等等，未列举产品的关税率则维持15%不变。大多数争论集中在少数关键产品上，尤其是铁制品和食糖，棉纺织品也受到特别关注。

　　国会辩论暴露出了将在未来数十年持续碰撞的两个对立派别：主张高关税的中大西洋各州与主张低关税的南方各州。在这一时点上，新英格兰的态度并不统一，因为兼有商业和制造业利益的影响，但是当制造商在该地区成为更强势的经济力量之后，它将很快加入中大西洋各州，支持保护政策。高关税派别的领袖是亨利·克莱，他希望“通过足量的关税对本国制造商提供彻底而有决定意义的保护”，其目标是争取在本国市场上替代进口产品，以鼓励工业增长。克莱坚持认为，美国的国家安全取决于终止在关键供应品上对外国的依赖，其中包括鞋类、服装、武器和军需品等，但他也大力宣扬促进国内制造业发展会带来更广泛的经济利益。

　　南方抵制实行高关税的行动。他们的国会代表抱怨说，关税提高了南方消费的进口产品的价格，降低了民众的生活水平。此外，高关税在削减进口的同时还会导致外国对美国出口产品的需求下降，其中大部分产自南方。因此，高关税将减少南方的出口，提高其消费的进口产品的价格，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能言善辩的弗吉尼亚议员约翰·兰多夫谴责说，关税以牺牲南方的农业为代价，人为鼓励北方的工业发展。他认为这个议题的实质是：

　　作为一位种植园主，你是否愿意为某家制鞋厂多雇一位员工，或者为添置一部纺织机而多缴税？从我的角度看是不会同意这样做的……我不会赞成为了鼓励古怪的制造业发展而对土地耕作者征税，因为这样干只能把事情弄得更糟，并付出更高的成本……如果我通过出售原材料，就能够从印度的达卡得到更好和更便宜的衣服，那我为什么还要向工人支付远超出其所值的工资，让他去把棉花制作成服装……我坚信，为了照顾制造商而增加民众的负担是不明智和不公平的。 注释标题 参见AC，1816年1月16日，第687页。

　　但在经历了上一个10年的混乱之后，即使南方的议员也不能反对较为温和的保护性关税。这种顺从态度丝毫不代表他们对北方制造业有任何好感，而是出于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对国家防务的担忧。在近期的战争中，重要物资缺乏国内的稳定供应成了严重缺陷。后来成为激进的关税批评者的南卡罗来纳议员约翰·卡尔霍恩在1816年给关税法案投了赞成票，因为保护的议题“关系到国家安全”。

　　众议院于1816年4月以88票对54票通过了关税法案，参议院也很快仿效，麦迪逊总统于当月晚些时候签字生效。新英格兰的大多数议员投票支持提高关税，随着小型棉纺织企业在该地区迅速兴起，那里已不再像10年前那样由商业和航运业利益集团一统天下。以宾夕法尼亚为首的中大西洋各州强烈支持该法案，因为那里有很多铁制品和玻璃厂商，面临进口的激烈竞争。南方意见不一，但略微倾向于反对。南方并不赞成把提高关税作为一般措施，还试图支持把棉纺品和毛纺品的关税削减到20%的修正案，但并未成功。可同时，南方的反英情绪依旧非常强烈，对于再爆发一场战争的担心让那里的议员相信有必要为新兴制造商提供保护。对国防的担忧在确保南方支持关税法案上起了决定作用，他们的投票对法案的通过至关重要。不过，南方代表明确表示反对给工业任何更多的保护措施，这预示着未来的冲突。

　　1816年的关税法案是美国的首批“保护主义”关税，因为其主要目的是扶持面临外国竞争的国内制造业。鉴于麦迪逊曾经在18世纪90年代反对汉密尔顿的《关于制造业问题的报告》，他自己的政府却以对进口产品征收高关税的方式制度化地扶持制造业，这确实有些讽刺的意味。当然，联邦政府从来没有实施有意识地启动“新兴产业”的政策，这些产业的诞生是贸易关系中断的副产品，迫使国会给它们提供保护，免受外国竞争。在这里因果关系的顺序十分重要：国会并非有意通过政策措施创设新兴产业，而是新兴产业自发出现，然后迫使国会为它们提高关税。换句话说，国会并没有设计未来经济走向的远见卓识，而只是对自己面临的政治压力做出反应而已。

　　棉纺织业的增长

　　1812年战争之后，美国经济中出现了两个重要的产业部门：南方的棉花产业与北方的棉纺织业。棉花生产商依赖出口，棉纺织业却面临进口产品的竞争。由此导致两个地区在贸易问题上形成了截然对立的利益倾向。在未来数十年中，有关美国贸易政策的争斗将在北方的制造商与南方的农业出口商之间展开。

　　1793年，伊莱·惠特尼（Eli Whitney）发明了轧棉机，给生产效率带来了惊人的进步。过去需要一人一天才能把一磅棉花上的棉籽摘除，有了轧棉机之后，同一个人每天可以清除300磅棉花的棉籽。1793年，美国出产约1万包棉花，仅占全球产量的1%。到1830年，美国的产量达到73.2万包，约为全球的一半。其结果是，美国的棉花出口呈现爆炸式增长。在轧棉机发明前的1792年，美国出口138 328磅原棉。短短两年后，棉花出口增长到160万磅。1800年达到1 780万磅。到1821年，棉花约占美国全部出口额的半壁江山。在整个19世纪，棉花都是美国最大的单一出口产品，并一直持续到1929年，那时仍占全部出口额的18%。棉花生产的扩张巩固了南方作为出口导向经济区的地位，也强化了它对高关税的反对态度。轧棉机还加强了南方对奴隶制这一“特殊制度”的依赖，因为棉花采摘是高度劳动力密集型的工作。

　　与此同时，新英格兰的棉纺织业则是贸易中断时期兴起的最令人瞩目的新兴产业。从1816年关税法案至今，纺织和服装业一直居于贸易政策辩论的核心。美国第一家棉纺织厂于1790年在罗得岛建立，利用了阿克莱特的技术。这一纺纱技术是由塞缪尔·斯莱特（Samuel Slater）带到美国的，他是兰开夏郡一家早期纺织厂的主管。斯莱特在移居美国前凭脑子记下了设备的蓝图，因为英国禁止纺织机械出口，政府官员也会在他离境时搜查其行李中是否有技术资料。该技术此后逐渐在马萨诸塞与罗得岛地区推广，根据加拉廷的《制造业报告》，到1807年时，美国已建立了约15家棉纺厂，拥有8 000个纺锭。这些棉纺厂只是把原棉纺成棉线，然后再由工厂外的技工织成织物。

　　贸易禁运改变了一切。国内纺织品生产变成了利润丰厚的生意：随着进口量巨幅下降，纺织品价格高涨，而棉花价格却由于出口停滞而大跌。纺织品价格与棉花成本之间的差距拉大，促使众多小型棉纺厂快速兴起。如图3.1所示，棉纺厂的数量从禁运前的15家左右猛增到1809年的87家，加拉廷估计，到1811年初，可能有112家在运营。他写道：“美国的中立贸易立场受到严重侵害，这迫使产业和资本寻找其他渠道，结果帮助我们打破了根深蒂固的习惯，并带来了普遍的激励，过去两年间制造业取得的巨大进步必须归功于此。”

　　在贸易重启后，国内制造商还没有准备好应对1815—1816年如潮水般涌入的大量进口产品。虽然还有35%的战时关税率的保护，但大多数小型棉纺厂缺乏效率，完全不足以同规模更大、技术更先进的英国厂商的廉价产品竞争。随着进口压低了纺织品价格，而出口推高了棉花价格，美国棉纺厂的利润被大幅压缩。如图3.1所示，新企业的进入停滞不前，破产企业大大增加，据称在1816年，罗得岛州的普罗维登斯附近有大约一半的纺锭都处于闲置状态。

　　图3.1 1805—1820年棉纺厂数量与棉布/ 棉花价格比

　　资料来源：Lebergott（1984），第128页。

　　维持棉纺织业生存的关键技术是动力织布机，工厂用这种机器把纱线织成棉布（而不再把纱线送给外面的技工去织布），然后做成服装。动力织布机让纺线和织布可以在较大的工厂里共同完成。通过这些工序的结合，动力织布机能够实现布匹的大量生产，并将成本减半。该技术在新英格兰快速普及，到1820年，已经有86家工厂采用了1 667台动力织布机。按照1820年的经济普查，有大约10万个纺锭用于纺纱，有22.5万个以上的纺锭用于纺纱和织布。

　　美国的动力织布机也来自有进取心的个人从英国盗版的技术。1810年前后亲眼见到兰开夏郡引入动力织布机的弗朗西斯·卡波特·洛威尔（Francis Cabot Lowell）在返回美国后，与商业伙伴、波士顿商人内森·阿普尔顿（Nathan Appleton）共同创建了波士顿制造公司（Boston Manufacturing Company）。该公司位于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从1815年开始生产结实而廉价的粗布，到1816年以后开始全力运转。尽管美国经济处境艰难，波士顿制造公司仍取得了巨大成功，于1817年10月宣布分配17%的红利，并于1818年投资设立新棉纺厂。从1817年至1826年，该公司的年均分红接近19%。

　　新英格兰工业发展的成就，除了关税保护，更多应归功于来自英国的新技术转移，以及美国企业家与技术工人改进技术并将之应用到本地环境的能力。洛威尔引入动力织布机不是因为已经有了关税保护，而是因为该技术刚刚在英国出现，很容易移植到美国，能够大幅降低生产成本，有极大的营利性。动力织布机是一项节约成本的关键创新，由于战后纺织品价格降低而棉花价格走高，效率成为关键因素，动力织布机的使用变得至关重要。它带来了棉纺织业的革命，导致现有企业的剧烈重组：采用这项新技术的企业的销量迅速增长，而罗得岛和费城附近的许多老棉纺厂则被淘汰出局。

　　尽管动力织布机比1816年关税法案对棉纺织业的生存更为关键，洛威尔还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积极游说调整进口棉纺织品的关税。阿普尔顿描述说（Appleton，1858，第13页）：“罗得岛的制造商大声呼吁要实行极高的关税率。在1816年国会召开期间，洛威尔先生在华盛顿待了很长时间。他对关税的看法温和得多，但最终促使朗兹先生和卡尔霍恩先生支持了每平方码至少6.25美分的方案，并得到实施。”其实，洛威尔帮忙设立了对进口纺织品适用的“最低估值”条款，其含义是，标价低于每平方码25美分的产品都必须按照每平方码6.25美分的标准缴纳关税。该条款是累退性质的，给廉价进口布匹设置了较重的关税，给昂贵的进口布匹设置的税负却较轻。

　　洛威尔的方案在政治上很睿智，这一关税结构平衡了南方棉花出口商与新英格兰纺织品制造商的利益。关税率的设计足以排斥不使用美国棉花且同国内厂商有竞争的印度纺织品，却不足以排斥以美国棉花为原料、价格和品质较高的英国纺织品，以免引起南方出口利益集团的反感。

　　规模较大的美国纺织企业并不惧怕来自英国的进口，因为两个国家倾向于生产不同类型的产品。新英格兰的动力织布机生产数量庞大的平纹布，如被料和衬衫衣料等，采用比英国产品更低的纺线密度。来自英国的进口产品通常是更高纺的高质量织物，如条纹布和花纹织物等动力织布机不能生产的产品。由于在1816年后没有来自英国或印度的低纺平纹布产品，最低估值条款其实限制了来自印度而非英国的进口产品，直至1819年的通货紧缩导致其价格下跌。

　　棉纺织业在整个这一时期持续扩张。1826年，即国内生产与进口都有数据统计的第一年，国产与进口市场份额基本上平分秋色。到1830年，国内产量就已经远远超出进口，本书第四章还将介绍。照此看来，如果棉纺织业算是婴儿的话，它发育得非常快。贸易中断导致了小型纺织厂的兴起，动力织布机的引进则帮助批量生产的大型企业获得了成功，它们有能力满足不断增长的大部分布匹需求。经济历史学家怀疑保护性关税在该产业发展中是否起到了关键作用。泽文（Zevin，1971，第128页）认为：“虽然关税可能产生了扩张需求的效应（帮助实现了从战后萧条中的周期性复苏），但没有显著推动1815—1833年美国对新英格兰纺织产品需求的长期增长。”在陶西格（Taussig，1931，第60页）看来，棉纺织业的早期进步“或许因为1816年的最低关税条款而得到了一定促进，但即使没有保护性关税，也不会被迟滞太久”。

　　关税冲突的爆发

　　19世纪20年代出现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关于贸易政策的激烈政治争斗。代表北方制造商与西部原材料生产商利益的强大联盟在国会于1820年、1824年、1827年和1828年毫不留情地步步推高关税。虽然1820年和1827年的增税努力失败，该联盟在1824年和1828年的胜利还是激怒了代表出口依赖型农业生产商利益的南方政治家。南方竭力反抗每次提高关税的提案，但在国会的少数派地位使其无能为力。这一失败把南卡罗来纳州推到了脱离联邦的边缘。进口关税又是如何成为这一时期美国最具分裂性的议题之一的呢？

　　保护主义思潮兴起的源头是1818—1819年的严重经济衰退。除了战争带来的混乱与和平时期的商业调整之外，美国的金融体系也陷入了困境。麦迪逊政府于1811年关闭了合众国银行，不得不在没有中央银行的情况下为战争筹资。虽然1816年成立了第二合众国银行（Second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却需要建立自己的铸币储备偿还因购买路易斯安那积累的债务。为此，该银行于1818年夏季收紧了信贷。与此同时，部分由于给土地投机商的贷款，各州的银行扩张过度。由此导致纸币发行过多，最终银行开始要求用铸币还款，造成了1819年金融恐慌的痛苦结局。恐慌与随后的金融紧缩造成土地价格暴跌和大量银行破产。美国经济遭遇严重通货紧缩和衰退，消费者价格在1819—1821年下跌了11%，同期的棉花价格更是下跌了近60%。

　　并不令人意外的是，经济下滑带来了提高关税的呼声。经济状况恶化后，主要来自北方的生产商群体、商人协会、市镇和州议会向国会递交意见书，要求提高关税以缓解经济困境，减轻广泛的失业状况。他们要求用更高的关税确保本国厂商在国内市场的地位，鼓励把更多原材料用于国内加工，而不是出口到外国，从而结束国家对进口的依赖。这些请愿者并非寻求暂时之计，而是要建立永久性关税体制以确保自己在国内的市场地位。

　　支持提高关税的运动来势汹汹，因为有着良好的组织，并有全国性的公众关注的支持。一位名为马修·凯里（Mathew Carey）的费城印刷商成立了“促进国家工业发展费城协会”（Philadelphia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National Industry），联合其他群体向国会递送备忘录和请愿书，要求给予国内工业更大的保护。在把提高关税的躁动从宾夕法尼亚州扩大到全国范围的行动中，凯里发挥了关键作用。他的诉求非常简单：自由贸易导致铸币流失、工业凋零和失业增加，而关税可以把国内市场留给自己的产业和员工，从而改善美国的经济。颇有影响的《每周记事报》（Weekly Register）的编辑希西家·奈尔斯（Hezekiah Niles）也不停地发表社论，宣扬提高关税对保护国内产业免受外国竞争的好处。

　　虽然衰退起源于美国的金融部门，制造商却责怪外国竞争导致经济走弱。不过提高关税之所以作为可行药方被提出，也是因为政府没有应对经济衰退的其他政策工具。政府没有可供选择的货币政策，也没有财政政策，原因是联邦支出只占整个经济的极小一部分。面对外国进口产品的竞争，厂商别无选择，只能求助于进口关税这项唯一可行的政策工具，作为应对经济急剧下滑的缓冲。

　　由于产品价格大跌，金融危机对农业生产商的打击相比于制造商即使不更加严重，也旗鼓相当。政府可以通过提高关税保护制造商免受进口冲击，却没有现成的办法帮助出口商，因为国会尚未准备好批准对任何产品提供出口补贴或价格扶持。南方种植园主憎恶要求国会提高关税帮助制造业，却对农业毫无作为的局面。来自南方的陈情书和抗议信反驳了经济衰退源于低关税的说法，指出提高关税只会令局势恶化。

　　这一时期，人们并不指望或鼓励总统干预立法程序，那被严格理解为国会的事务。但詹姆斯·门罗还是温和地推动国会朝着提高关税的方向前进。在1818年11月给国会的年度报告中，他提出了如下温和的建议：“关税法规的严格执行……如预想的那样能免除国内制造业的所有负担，没有像对待外国产品那样对其征收关税，给它们提供了保护。受这种免除的影响，几个领域的重要国家利益集团的经营活动得以增强。尽管其他群体也有希望逐渐复苏并最终克服所有障碍，我在此仍然提交给予进一步保护的临时建议，以供各位考虑。”

　　一年之后，门罗指责其他国家对美国倾销产品，再次暗示：“鼓励我们的国内制造商具有重大意义。根据对国家的其他重大利益的认识，用何种方式可以纠正之前提到的罪恶，以及在其他方面能在多大程度上给予他们更多现实可行的鼓励，将由国会做出明智决定。”总统的邀约为国会的下一轮贸易论战搭好了舞台。

　　随着新一届国会在1819年开幕，亨利·克莱作为国会的新议长从筹款委员手中夺取了关税法案的起草权，交给作为其对手的制造业委员会（Committee of Manufactures），其中已被他塞满了保护措施的拥护者。1820年3月，该委员会主席、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亨利·鲍德温（Henry Baldwin）提出议案，全面提高关税率。鲍德温坚信，提高关税将有助于改善不利的贸易收支，结束铸币外流，增加就业，同时保证国内农产品生产者获得更大的国内市场。

　　鲍德温还批评了朗兹下调了达拉斯在1816年建议的关税率，认为美国经济的弱势无可辩驳地证明1816年的关税率设定得过低。作为回应，朗兹为1816年的关税法案做了辩护，并尖锐地质疑了提高税率的必要性。他坚称，问题不在于制造业是否有好处或者政府是否应该扶持制造业，因为这些问题都已经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制造商因为进口产品缴纳较高的关税而得到了扶持，并且“已经获得了合理范围内所能给予的足够多的鼓励”。朗兹反驳说，高关税不是解决经济疲弱的处方，因为制造马车的工人和其他人也正饱受失业之苦，而他们并没有面临任何进口产品的竞争。他坚持认为，“这一困境不是我们的关税计划能缓解的”，而且提高关税会抬高价格，导致消费者的实际收入降低。

　　国会中的其他南方代表也加入了攻击，他们抱怨说，提高关税会形成对工业的不公平补贴，尤其是在大多数国民受雇于农业的那个时代。南方的农业与北方的制造业一样处境艰难，用高关税帮助后者，给前者带来的只有伤害。制造商的麻烦是由于国家的金融问题所致，而非外国竞争，所以提高进口产品关税是错误的解决办法，特别是在其他地区的困难比北方更严重的情况下。他们还指出，关税的目标是增加财政收入，而非以其他人的损失为代价给特定产业提供保护。正如弗吉尼亚的约翰·兰多夫所述：“征收关税不是以筹集政府财政收入为目的，而是以承担税收的社会大众为代价，作为对特定行业的奖励，这有违明智政策的原则。”他和其他人坚持认为，通过低关税鼓励贸易才有助于经济复苏。

　　克莱反击说，除非能得到其他国家的互惠待遇，美国就不能采取自由贸易政策（而实际上美国也并没有真正实施自由贸易政策）。他陈述如下：

　　除我国之外，其他所有国家都利用高关税或绝对禁止措施，各自在国内生产所有他们能生产的产品。真相在于我们依然是没有独立的英国殖民地，政治上实现了自由，商业上仍是奴隶，掩盖这点是徒劳的。有绅士告诉我们在世界上自由交易产品的好处，但他们说的情况从来不曾有过，如今不存在，未来或许也永远不会发生。他们要求我们在这些方面给予完全自由，而在任何其他国家的港口，我们却会遭遇一系列可憎的限制，把我们的很大部分产品排斥在外，只允许很有限的产品进入……目前我只能说，我同样是自由贸易的朋友，但必须是完全互惠的自由贸易。 注释标题 参见AC，1820年4月26日，（2036）。

　　无论如何评估当时的情况，国会都难以对强大的选民压力毫无作为。鲍德温的法案确实“代表了一场持续而联合的游说运动的高潮，他们单独拿出较为温和的1816年关税法案，把它作为国家陷入经济困境的主要原因”。到1820年4月，鲍德温法案在众议院以91票对78票获得通过。中大西洋地区强烈支持，南方压倒性反对，新英格兰地区则由于商业航运业和制造业利益并存而分裂。但一个月之后，在南北方政治权力分配更为平衡的参议院，该法案以一票之差被否决了。与1816年的投票不同，南方这次一致反对提高关税的建议，以14票对0票要求搁置法案，而其他地区以21票对8票表示支持。南方对1816年关税法案的支持依赖于三个因素：需要增加财政收入，与英国开战的持续威胁，制造品进口的大量增加。所有这三个要素在1820年都不复存在。

　　1820年投票的地区格局将在未来数十年中反复出现。南方没有多少希望在众议院阻止关税法案，由于议员人数基于人口，他们处于少数派地位。因此南方的目标是在参议院进行阻击，在那里他们与北方势均力敌。由于南北双方的对峙，快速增长的中西部很快将在关税法案的地方冲突中成为起关键作用的摇摆地带。

　　所有国会议员都能够认可的一个问题是，关于外贸的统计数据在当时极不完善。财政部关于外贸的年度出版物只报告了执行从量关税的进口产品数量和执行从价关税的产品总价值，而没有分列介绍各类进口产品的数量和价值。1820年，国会授权收集关于出口和进口的更详细数据。于是，美国的贸易统计数据从1821年开始得到了改进，但更为全面的数据直到南北战争后才基本成型。

　　克莱的“美式体制”

　　19世纪20年代早期曾经被描述为没有什么党派斗争的“和睦时代”，可是在关税问题上很少出现和睦。是否应该利用进口关税保护国内制造商免受外国竞争成为争议性和分裂性极大的议题，让已有的地区矛盾更加尖锐。

　　尽管美国经济在1819年恐慌后逐步恢复，政府财政状况也随之改善，门罗总统却继续建议国会提高进口关税。例如在1822年12月给国会的年度报告中，他对国家贸易做了乐观评估，提到政府财政收支良好，以及“我们同法国和英国的商业分歧都已经按照公平和体面的条件分别与对方通过一系列友好协定得到解决”。此前同英国之间关于航运权的纠纷已经消失，美国的船只不再受到对方侵扰，西印度群岛也不再是美国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英国市场还逐渐扩大了对美国产品的开放。

　　总统还报告称，制造业如今发展良好，但需要更多支持。虽然他警告称：“我们联邦的每个部分的利益，包括从制造业中获利最大的地区，都要求在处理这个议题时保持最大的谨慎，并且对最微小变化带来的影响有清晰的认识。”但他仍得出结论，“我接受如下说法，现在可以进一步提高某些外国产品的关税，这会对我们有利，而不会伤害其他任何利益群体。”

　　国会并没有按照总统的建议采取行动。弗吉尼亚州的菲利普·巴伯（Philip Barbour）利用他作为第17届国会（1821—1823年）的新任众议院议长的地位，阻拦任何新关税法案的提出。保护派支持者从未放弃提高关税的希望，但不得不等到他们控制国会的关键领导职位后。随着1823年12月第18届国会召开，机会终于来临，这是根据1820年人口普查重新分配席位后首次选举出来的议会。人口普查发现，美国的人口乃至政治权力已转向北方各州：南方只新增了2个众议院席位，宾夕法尼亚州和纽约州增加了10席，俄亥俄州是8席，其他边疆州（如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获得8席。尽管南北方之间的权力平衡在参议院依然维持，上述席位调整加上亨利·克莱再次当选为议长，使关税法案得到众议院通过的难度小了许多。

　　当新国会召开时，门罗总统重申了调整关税的建议。与1820年一样，克莱把该议题交给了制造业委员会，后者于1824年1月提交了法案。该委员会认为1816年的关税设置不够充分，需要提高关税帮助制造商以及更广泛的产业领域。

　　1824年3月，克莱用了两天时间在众议院发表重要演讲，提出了被称为“美式体制”（American System）的建议。他首先描述了国家的经济疲弱与“弥漫全国的普遍萧条”，把经济灾难归咎于“我们根据欧洲的一场特殊战争与不复存在的外国市场打造自己的产业、航运和贸易”。尽管在特殊的战争时期可能出现了对美国产品和服务的巨大外国市场，但这些市场早已消失。过度依赖海外市场让农民和种植园主受不可靠的需求支配，并使国内工业面临强大的海外竞争对手的威胁。

　　为扭转对外国市场的这种过度依赖，克莱认为美国应集中发展自己的市场：

　　我们已看到，对外国市场的过度依赖必然导致更严重的萧条、贫困和没落。因此我们必须适度改变自己的道路，必须给自己的部分产业以新的发展方向，快速采用真正的美国式政策。在重视外国市场的同时，让我们也创造出一个国内市场，为美国的工业产品找到更多销路。让我们对外国人的政策采取针锋相对的办法，取消我们今天给予其产业的扶持，促进我们自己的产业发展。 注释标题 参见PHC，第3卷：第692页。

　　他继而指出：

　　最理想的情形是，能够既有国内市场，也有外国市场。但关于它们的相对优越性，我毫无疑虑地认为，国内市场是第一位的，重要性无可比拟。提交审议的这一法案的目标就是创造这种国内市场，给真正的美国政策奠定基础。这一目标遭到了反对，因此需要外国式政策（我采用这个术语并无任何恶意）的支持者来证明外国市场可以给我们生产的过剩产品提供充分的出路。 注释标题 参见PHC，第3卷：第688页。

　　克莱总结说，国家经济问题的处方“在于修改我们的外国式政策，采纳真正的美式体制。我们必须借助各国已发现的唯一有效手段，即通过充分的保护抵御外国人的压倒性影响，以此培育自己国家的工艺。这只能通过建立关税制度实现”。

　　克莱提议，国会采纳类似于未能通过的1820年鲍德温法案的关税结构，把棉织品和毛织品的关税从25%提高到%。他警告说，国会的不作为“会彻底破坏我们的国内工业”，这一“致命政策”将导致“贫困和没落”。

　　克莱的“美式体制”演讲是美国贸易政策的里程碑。演讲中展现的场景比他的具体关税建议要宏大得多。克莱是一位经济民族主义者，相信联邦政府应该为增强经济力量发挥积极作用，包括促进制造业发展；建立国家银行体系；出资支持国内改造，以建成道路、桥梁和运河构成的交通网络，把全国联系起来；等等。在贸易政策方面，美式体制要求通过保护性高关税减轻国家对外国市场的依赖，创造强劲的国内市场。美国的原材料不应该运到英国加工，而是要运到北方各州，加工成最终产品，再运回南方消费。这一安排将使美国而非外国的劳动力得到雇用，以生产用于国内消费的制造品。它将让美国的就业种类多样化，并增强经济实力，但这种前景不会自然而然地发生，因此政府必须采取措施以确保它的实现。

　　克莱知道，通过保护性关税改变经济发展方向将充满争议，因此他也试图减轻潜在反对者的担忧：“这样的关税会是什么样子？似乎有人一直将之视为某种庞大而畸形的怪物和野兽，拥有巨大的破坏力，将在我们的民众中间失控，如果不会吃人，也至少会吞掉大家的财物。但我们还是要保持冷静，有意识地审视一下这个惊人而可怕的东西。关税的唯一目标不过是对外国企业的产品征税，以促进美国企业的发展而已。”

　　预见到南方会提出批评意见，克莱否认提高关税是以其他产业为代价促进制造业发展。他辩称，关税其实会带来一个自给自足的平衡经济，对所有类型的厂商都有强烈需求。不仅是北方的工业会在关税保护下繁荣昌盛，南方和西部的农业与原材料生产者也同样如此。他确信，新英格兰的工厂将会对南方棉花有更为强劲而稳定的需求，并最终向南方提供比英国进口产品更廉价和优质的棉纺织品。克莱宣称，保护性关税实际上不会减少英国对美国南方的棉花需求，因为那里是全球最有竞争力的供给来源地，关税还会在国内创造对棉花的新需求，其数量足以弥补任何出口损失。他总结说，美式体制不是地方色彩的法案，而是能把国家团结起来，为所有利益团体和所有地方服务的法案。

　　尽管克莱发表了精彩演说，但国会的许多同僚并未被打动。马萨诸塞州的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马上站起来表示“完全反对”克莱描述的悲惨画面。他指出，1819年金融恐慌造成的经济麻烦已经过去，国家正在走向繁荣。增长是基于开展自由贸易的自由企业之上，而贸易限制会打击新英格兰的商业和航运业等依赖贸易的产业。他反驳说，问题不在于采取“美国式”还是“外国式”的经济政策，而是国内存在三大利益群体——农业、商业和工业，任何议案如果只服务于其中某个群体而不考虑对其他两个群体的影响，都是“危险的”。韦伯斯特担忧，采纳所谓美式体制最终会导致禁止进口，给造船业和商人利益群体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

　　与韦伯斯特礼貌而坚定地拒绝克莱的建议不同，南方议员发表了尖锐的谴责和批评。他们强烈否认提高进口关税对所有地区都有好处的说法，视之为以牺牲南方为代价而只服务于政治上强势的北方特殊利益的地方性建议。南卡罗来纳州的詹姆斯·汉密尔顿抱怨：“各种各样的朝圣者都去了制造业委员会的房间，从健硕的制铁厂老板到贫穷的磨石工匠，都喧哗地要求提供‘父爱式美国政策的’保护。”来自密西西比州的克里斯托弗·兰金（Christopher Rankin）则嘲讽说：“给我们的产品或制造品提供国内市场的主意……是最靠不住的，没有逻辑或理论基础，而是精心设计来蒙蔽和欺骗民众的。”南卡罗来纳州的罗伯特·海恩（Robert Hayne）谴责说：“这一计划以其他人为代价促进特定行业，把禁止作为手段，是不公平、不正义和压迫性的，该政策最终将毁灭全部对外贸易。”海恩还抱怨法案缺乏一致性：“有针对制造品的关税，有针对原材料的关税……整部法案是不连贯的混合体。为了满足利益相关者的诉求，我们在黑暗中立法，用各州参与抽奖的方式来分配国家的资金，把数额未知的奖励和优惠分撒出去；而所有这些除了在民众中间埋下不和的种子，并不能合理地期望产生任何效果……我们正在打开政治魔鬼的潘多拉之盒。”来自弗吉尼亚罗诺克的约翰·兰多夫接着夸张地攻击说，关税是“想把梅森迪克森线（Mason and Dixon's line，宾夕法尼亚州与马里兰州的分界线）以南、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的国家变得比殖民地时期更加糟糕，与之相比，在我看来英国的统治还要好得多”。

　　除去激烈的言辞之外，南方对克莱主张的美式体制提出了两个主要反对意见。首先是提高关税会打击出口，棉花和烟草等出口产品在国内的销售可能不足以弥补在外国市场上的损失。其次，提高关税会抬高制造品的价格，伤害消费者。因此南方的收入将遭受双重打击：出售的产品价格会下降，购买的产品价格会上升。在南方看来，美式体制不过是牺牲南方造福北方。以主要棉花生产州南卡罗来纳为首的南方反对态度极为强烈，以至于罗伯特·海恩发出了如下警告：

　　我借此机会宣布，我们南方认为自己有理由在第一时间废除为这些目的而通过的所有此类法案。不管这一法案会促进什么样的利益，会投入怎样的资本，我都希望诸位明确理解，我们认为自己没有义务维护该体制；如果面对我们的抗议和严正警告，还有资本家要以牺牲我们为代价去投入财富牟利，则这些愚蠢之举的后果将由他们自己承担！ 注释标题 参见AC，1824年4月30日，第649页。

　　1824年4月，在激烈辩论后，众议院以107票对102票的微弱优势通过了上述关税法案。最强烈的支持方是中大西洋各州，南方则一致反对。在参议院，某些关税率被下调，但法案还是在一个月后以25票对21票的接近票数通过。来自南方的14张反对票基本上被来自中西部的11张赞成票抵消。门罗总统很快签字批准了该法案。

　　1824年的关税法案把应税进口产品的平均关税率从1823年的约38%提高至1825年的42%左右，对棉织品和毛织品的进口关税从25%提高到%。该法案还把原毛的关税从15%提至30%，并提高了铁、大麻和大多数其他产品的关税。不过该法案通过时的情形已经与1816年关税法案时迥然不同，之前有全国性的共识，大家普遍认为1812年战争后，制造商（特别是与国防有关的部分）确实应该得到某些保护。与1820年关税法案受阻时的情形也不同，那时是经济正处于严重衰退中。1824年关税法案通过时，美国经济的表现相当好，因此给人的印象是利用政府政策促进某些地区的利益，而让其他地区承受损失。形势的变化标志着决定美国贸易政策的政治联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甚至连我们知道已转而支持保护国内工业的托马斯·杰斐逊，也用怀疑的眼光看待国会的此次行动。

　　克莱的“美式体制”演讲试图给保护性关税提供一个总体的理由，而不纠缠于具体关税率的细节，当然这些不可避免地会成为辩论的主题。克莱的论述开启了一场漫长而激烈的针对关税税则中公平合理税率的争论。每个州都有自己特殊的生产者利益，其代表都需要争取保护：宾夕法尼亚的铁和玻璃，肯塔基的大麻，田纳西的亚麻，路易斯安那的食糖，俄亥俄和佛蒙特的羊毛，马萨诸塞的棉花和羊毛加工等。保护这些生产者免受外国竞争，让他们与出口导向型利益集团形成对立，如南卡罗来纳的棉花、弗吉尼亚的烟草、纽约的商业与马萨诸塞的航运业等。

　　关税法案也变得更加复杂。随着美国经济开始生产越来越多的产品，各种生产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密切，国会也需要做艰难的权衡，逐一处理具体的进口关税。矛盾不止存在于出口导向型产业与进口竞争型产业之间，也出现在投入品产业与消费品产业之间，尤其是原材料生产商和最终产品生产商之间。例如，制铁业到19世纪20年代已经分化为两个部分，各自都有其贸易利益诉求。过去的铁制品厂商利用自己的熔炉和锻造厂生产基础产品（生铁和铁条）以及最终消费品（铁壶、铁炉、铁线、铁钉、铁轨和机械等）。随着产业的进化，各家企业开始专业化分工，有的生产初级原材料，有的生产中间产品。对生铁和铁条厂商来说，防范外国竞争的保护越多越好。而最终铁制品生产商则希望得到廉价的原材料，因此要求降低对初级铁产品的关税，而提高自己生产的最终产品的关税。

　　与之相似，马萨诸塞州的捕鲸业者要求对进口动物油脂实行高关税，而波士顿的蜡烛制造商和肥皂加工商则呼吁降低关税，以压低其生产成本。两个产业都声称自己面临困难，需要立法的扶持。大麻生产商（作为绳索制造方）与航运业（作为绳索消费方）之间存在冲突，支持对糖浆实行高关税的群体与希望实行低关税的朗姆酒生产商也有矛盾，如此等等。正如丹尼尔·韦伯斯特所说的那样，关税正在成为“冗长而讨厌的议题”，因为涉及大量相互冲突的利益诉求，在任何关税议案的权衡取舍都不可能满足所有利益相关方。

　　对1824年关税法案最不满的产业是毛织品制造商。他们对棉纺织厂商得到的保护力度感到嫉妒，认为该关税法案对自己不公，因为原毛的关税涨幅（从15%提高到30%）远大于羊毛产品的关税涨幅（从25%提高到%）。到1827年初，众议院投票修正这一安排，但参议院的投票打平，于是来自南卡罗来纳的副总统约翰·卡尔霍恩投下了决定性的反对票。这使1827年的羊毛关税法案遭到了与1820年的鲍德温关税法案同样的命运：在众议院通过，却在参议院以一票之差落败。

　　这场失败让毛织品制造商确信，他们必须与要求更多进口保护的其他原材料生产商联合，以增强自己的政治地位。他们帮助组织了1827年8月的哈里斯堡会议（Harrisburg Convention），支持保护性关税的许多制造商、报纸编辑、政治家与小册子作家参会。哈里斯堡会议得到了全国范围的关注，标志着内战前的贸易保护主义运动的高潮。特别是，会议让羊毛生产商与毛织品制造商走到一起，就关税设置达成了一致意见。在赫齐卡亚·奈尔斯（Hezekiah Niles）撰写的公开声明中，会议呼吁对所有工业产品（如玻璃和铁）加强保护，但尤其强调了毛织品，建议实行50%的关税率，并有最低估值规定。会议还建议对食糖、大麻、亚麻、铅和羊毛等原材料产品提高关税。

　　这一提高关税的压力出现在总统选举年之初，给1828年初的新关税法案搭好了舞台。新法案后来被称为“可憎关税”，把应税进口产品的平均关税率推高到历史最高水平。但新法案也把地区间紧张关系推至建国以来的最高水平，并导致1833年发生了“拒绝执行联邦法令的危机”（Nullification Crisis）。

　　可憎关税

　　1828年关税法案是离奇的政治阴谋的结果，至今也没有得到充分解释。该法案被称为“政治诡计与赤裸裸贪婪的混合体”，据称是来自“所有地方都参与的不负责任的政治把戏，而非某个地方针对另一个地方的阴谋”。

　　1824年激烈的总统选举给这些事件提供了政治背景。尽管田纳西州的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在大选中得到了较多的选票，马萨诸塞州的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远远落后，但有四人角逐的大选却让任何候选人都不能在选举人团中取得绝对多数支持。根据宪法规定的程序，需要首次由众议院决定下任总统的人选。虽然杰克逊的呼声最高，亚当斯却在克莱和韦伯斯特表态支持他后拿下了总统之位。亚当斯随即任命克莱担任国务卿，在当时被视为通向总统职位的台阶。杰克逊的支持者则谴责整个事件是“腐败的交易”。

　　1828年总统大选再次在亚当斯与杰克逊之间展开。亚当斯支持主张保护性关税和国内改造的美式体制，拥有北方各州的支持。杰克逊则坚持有限政府和维护各州权利的立场，有南方各州作为后盾。然而在关税议题上，杰克逊不必与南方同盟保持一致。作为以前的将军，杰克逊支持强大的国防。作为参议员的他则投票支持过1824年关税法案，并反对旨在降低税率的修正案。在1824年竞选中被问及他的关税立场时，杰克逊说他赞成“对关税做谨慎的审查和修正，但只要关税议题涉及对我们的国防和独立事业的培育、保护及维持，尤其是在战争时期，我就会赞成和支持。上一场战争应该给了我们一个教训，一个永远不能忘记的教训”。克莱讽刺这一含糊的声明，说他自己支持“不谨慎”的关税。

　　然而，由于南方强烈反对高关税，是亚当斯提议扩大联邦权力的主张遭遇越来越多政治反弹的组成部分，他们认为杰克逊对高关税的支持力度比亚当斯和克莱都弱得多。南方把杰克逊视作最好的替代人选，希望能说服他加入降低关税的阵营。

　　在1828年大选中，杰克逊的政治基地在南方，而亚当斯锁定新英格兰。关键的摇摆州是中大西洋各州和中西部各州。在纽约州参议员马丁·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的率领下，杰克逊的支持者试图利用哈里斯堡会议激起的保护主义情绪，为他在这些关键州争取政治支持。范布伦显然相信，杰克逊在新国会的同盟者推动的法案会提高他赢得总统竞选需要拿下的州生产的原材料进口关税，如宾夕法尼亚的铁、肯塔基的大麻、俄亥俄的羊毛等，以此证明他关注这些地方的利益。虽然提高原材料的关税会伤害使用这些材料的新英格兰工业生产者，但这些州总归是亚当斯的支持者。无论结果如何，范布伦聪明过头的策略本来打算帮助杰克逊：如果法案获得通过，杰克逊的同盟者可以把功劳归于范布伦；如果法案被亚当斯否决或者被他的支持者击败，杰克逊一方可以声称现任总统不受中大西洋地区和中西部的欢迎。

　　该策略在1827年12月第20届国会开幕时得到执行。来自弗吉尼亚的众议院议长任命了5位杰克逊支持者和2位亚当斯支持者，此后，杰克逊派的人士控制了制造业委员会。该委员会首次就未来的关税法案召开了公开听证会。包括9名国会议员在内，共计有28人到委员会作证，分别代表钢铁、羊毛和毛织品、大麻、亚麻、玻璃和纸业等不同利益群体。1828年3月，委员会提出了高度倾斜性的法案，大幅提高原材料的关税，却没有对使用这些原材料的制造商做补偿性的关税调整。最惹眼的是，该法案并未如哈里斯堡会议要求的那样照顾新英格兰毛织品制造商的利益，反而建议把原毛的关税从30%提高到50%，并另加特别关税，却没有调整对毛织品的关税。

　　制造业委员会主席是来自佛蒙特州的罗林·马拉利（Rollin Mallary），作为亚当斯的支持者否认与该法案有任何关系，并将之归咎于其他委员。各方势力对此互不相让。众议院的辩论沉闷乏味。弗吉尼亚的约翰·泰勒（John Taylor）抱怨说：“一天天过去，公共事务却没有任何明显进展。一场接一场无聊的演讲，有的意见是第15次重复提起，套上新的封面又拿出来。”出产原材料的各州支持该法案，来自宾夕法尼亚州和新英格兰的议员则不相信如此古怪的关税设计竟然能提交审议。马里兰州的约翰·巴尼（John Barney）问道：“法案建议提高原材料的关税，像羊毛、大麻和亚麻等，高到几乎等同禁运的地步，却拒绝给制造业提供相应的保护；这样做将会毁掉整个制造业。对于此类产品的生产者来说，完全排除外来竞争，同时又毁掉了国内市场，究竟有什么好处？制造商要求提供面包，我们却给他们石头。”

　　支持提高制造品关税的马里兰州议员萨缪尔·史密斯把该法案戏称为“厌恶法案”，此说法随后不胫而走。该法案的倾向性过大，以至于许多人开始怀疑设计它的目的就是想被新英格兰方面阻击，或者诱使总统行使否决权。然而在整个众议院辩论中，南方表现得异常安静。克莱抱怨说：“杰克逊一派在关税议题上玩说大话的游戏。他们并不真心指望自己的方案能获得通过，结果可能导致两个党派都不想要的方案反而会获得双方的支持。”根据众议院的规则，已提交的法案在议会不能修正，因此很快交付投票。到1828年4月，该法案以105票对94票获得通过。图3.2显示了南北方在投票上的对立。

　　南方在这次事件中到底持什么观点呢？他们的议员在辩论中基本保持沉默，显然是范布伦和杰克逊的北方支持者向他们保证，该法案会在参议院被否决，就像1827年的毛织品法案一样，只是这次是由于马萨诸塞州的反对，或者会被亚当斯总统否决。为了阻击该法案，南方需要做的只是把原材料关税定到足够高，迫使新英格兰的参议员投反对票。至少计划如此。正如奈尔斯的《每日记事报》报道：“这样说太过分，我们也不应该这样说，即委员会提交了一部精心设计的不能通过的法案；然而就像正午的阳光一样清楚，所有公开反对关税的知名议员，每个人都相信该法案的设计包含了导致其自身毁灭的元素。他们不可能基于任何其他原则而支持该法案，除非我们认为他们都是傻子，而这是没有人承认的。”

　　到5月，法案被提交给参议院，真正的战斗即将在那里爆发。弗吉尼亚的约翰·泰勒透露说：“法案的命运取决于我们使它保持现状的能力……如果我们能做到，法案就会被否决。”可是与众议院不同的是，参议院可以对法案进行修正。南方代表坚信法案的设计是为了被否决，因此拒绝任何修正努力。尽管有几项降低原材料关税和提高制成品关税的修正建议被拒绝，事情却很快有了进展：14项使法案更有利于新英格兰的修正案中的7项得到通过。特别是，南方在一项关键投票中遭到了算计，参议院以24票对22票同意把毛织品的关税从%提高至45%（次年还将提高至50%），并且有最低估值条款。这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新英格兰遇到的麻烦，而南方代表更是瞠目结舌地看到范布伦对该修正案投了赞成票。事实上，正是范布伦的投票让该修正案得以通过，如果他投的是反对票，票数就会打平，副总统约翰·卡尔霍恩就会投票阻止，使整部法案不可能获得通过。这一投票亮出了范布伦的底牌：与一直诱惑南方议员留下的印象相反，他和杰克逊的其他北方支持者其实是支持该法案的，他们真心希望法案获得通过。

　　毛织品关税率的调整说服了足够多新英格兰参议员支持整部法案，从而确保了最后通过。在对投票做出痛苦抉择后，丹尼尔·韦伯斯特也决定投赞成票，尽管他之前反对大多数关税的立场让他颇为尴尬。参议院以26票对21票通过了整部法案。两天后，经过协商委员会（conference committee）的调解，众议院以115票对67票接受了更高的毛织品关税率，亚当斯的支持者强烈赞成，杰克逊的支持者则意见不一。法案于1828年5月由亚当斯总统签字生效。

　　图3.2 众议院对“可憎关税”的投票，1828年4月22日

　　资料来源：Map courtesy of Citrin GIS/ Applied Spatial Analysis Lab，Dartmouth College。

　　一直被关税阴谋家玩弄的南方，吃惊地看到这个出乎意料的反转结果。南卡罗来纳州的罗伯特·海恩暴怒地说：“法案中没有一项条款维护我们的利益……在这件事中，从头到尾，南方的利益都被牺牲掉了，可耻地牺牲掉了！南方的感情被漠视，愿望被忽略，朴实的自豪被羞辱！我要指出，这个保护性关税体制造成了不和谐的情感、争吵、嫉妒和愤懑，而这些不应该存在于一国的不同地区之间。”

　　大多数咒骂指向克莱与亚当斯，尽管提出议案的并不是他们。范布伦的叛变同样令南方愤怒。正如卡尔霍恩多年后的回忆，参议院是靠“背叛忠诚”才通过了该关税法案：

　　基于我们的朋友在众议院给出的保证，我们满怀信心和愉悦地预计，法案将被否决，整个方案将被完全推翻。但我们的希望很快破灭，发现某人（马丁·范布伦）——当时的参议员，最近已当选联邦的最高职位——在有关法案的问题上表现出神秘的态度，完全不符合根据所有理由相信他本应采取的路线。当法案最终提交表决时，神秘得到了解释。我不会详细介绍他的做法，但完全可以说，他没有像我们有权预期的那样阻止法案修正，而是投票支持了确保新英格兰选票的所有修正内容，尤其是提高毛织品关税的修正案，大家知道这对其目的至关重要。所有那些修正案，除了一两个例外，都有他的赞成票。为什么不选择明显符合善意和公共利益的明确道路，而采取相反的做法，从来没有得到解释。 注释标题 参见PJC，第13卷：第459—460页。

　　近20年后，南卡罗来纳州的乔治·麦克达菲（George McDuffie）解释了他为什么投票支持修正案以维持1828年法案的高关税：“我们看到这一保护体系将愈演愈烈，吞噬国家的物产，我们决心把这些成分放入圣杯，就仿佛要让怪兽中毒，鼓励它喝下去。这就是有时所说的‘用火来对付魔鬼’，尽管我并不完全同意，但我尊重和我一起行动的那些人的观点，于是接受了那样的政策。”

　　南方的议员并不是对结果感到沮丧的唯一人群。赫齐卡亚·奈尔斯和马修·凯里（Mathew Carey）也认为法案不是保护性关税原则的公平应用，因为提高制造商面临的原材料成本毫无经济意义。而且立法程序的政治色彩过于明显且声名狼藉，让国会主持的关税制定事务染上了污名。在众议院通过法案后，有人建议在法案标题上增加“为鼓励国内制造商”这样的言辞。弗吉尼亚的约翰·兰多夫对此回复说：“法案不是针对这种或那种类型的制造业，而是美国总统的制造业。”卡尔霍恩在后来回顾时把1828年关税法案描述为“复杂的行动，由政治家和制造商发起，既打算尽量影响总统选举，又试图保护制造商”。卡尔霍恩还说，回头看对“那个时期的愚蠢和痴迷感到吃惊，由于制造商与政治家的双重推动，国会完全陷入了野心和贪婪的游戏，除少数几个人外，都没有预见到目前的危机，我们今天都接到了危机的警报，这是当时的所作所为不可避免的后果”。

　　很少有国会议员能为1828年关税法案感到自豪，更不用说通过过程中所有复杂的政治操纵。克莱在事后承认：“美式体制的支持者之间的和谐友好只能通过坚持之前所做的事情来维系，当然其中有些事确实做得糟糕。”甚至作为美式体制强烈拥护者的亚当斯总统也为该法案感到遗憾：“上届国会的关税方案在细节上对联邦任何地区的综合利益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甚至对其特别着力促进的利益群体来说也是不可接受的。”

　　杰克逊的声誉丝毫没有受国会行动的影响，他也在1828年大选中轻松击败了亚当斯，但关税法案对选举结果有何作用依然存疑。法案最重要的影响是，南卡罗来纳州对“可憎关税”紧跟1824年关税法案的脚步极度失望，对继续抱怨保护性高关税的不公平也感到厌倦，于是放弃了为自己的冤屈寻求立法补救的希望。该州开始考虑另外的办法，如拒绝承认联邦法令，这将很快给联邦造成威胁。1828年夏季，卡尔霍恩写到，他从未见到南方对关税问题如此普遍的激愤：“只有一个印象，即该法案是不公平、违宪和压迫性的。”尽管南卡罗来纳与联邦关系紧密，他却警告说：“但事实表明，我必须承认不公平感有削弱这种联系的强烈趋势，长此以往，会使这个州最终与联邦其他地区分离。”

　　关税政治与南方的不满情绪

　　19世纪20年代，应税进口产品的平均关税率持续提高，从1820年的25%左右提高到1830年的62%，这是美国历史上的最高关税率。这一变化趋势背后是什么样的政治力量？为什么会导致南方地区如此深刻的敌对情绪？

　　1824年和1828年的关税法案比之前的争议要多得多，部分原因是它们并不反映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需要。联邦政府在1822年后实现了财政盈余，到19世纪20年代末，国债基本上还清。此外，关税也不反映生产商因经济普遍下滑而遭遇困难时的诉求。由于1819年金融恐慌后的经济萧条，1820年通过关税法案的行动很容易让人理解，然而1824年和1828年的关税法案都不是为了应对广泛的经济困难，而只是国内生产商为尽可能保护自己免受外国竞争，以及政治家希望通过维护这些利益群体而捞取政治好处的强势行动。

　　19世纪20年代的关税辩论暴露了两个对立阵营的严重分歧：支持把财政收入作为关税唯一目标的人，以及支持利用关税保护国内产业的人。财政收入派的支持者主要来自南方，希望政府权力有限、规模小、勤俭节约。他们承认进口关税是联邦政府的重要财政来源，不能完全取消，但并不希望政府用高关税扶持特定产业。他们建议所有进口产品都适用税率适度的统一关税，大致在10%～20%。

　　相反，保护性关税的支持者赞同亨利·克莱的说法：“关税的唯一目标是为了促进美国工业的发展而对外国工业产品征税”。总体上，这类支持者来自北方和中西部，希望对不同产品征收不同关税，取决于对国民经济的重要程度。他们一般主张对制造品使用的原材料实行低关税，对最终产品实行高关税。他们的目标是利用国内原材料在国内生产最终产品，而不是送到国外加工，再把最终产品进口回来。对最终产品的进口关税应该足够高，以确保面临外国企业竞争的国内厂商能持续经营。他们还希望采取从量税的形式，以取代从价税。他们相信从价税会激励进口商低估产品价值以便避税，而从量税可以防止上述欺诈行为。此外，假如进口产品价格下降，从量税的从价等量将自动提升，由此保护国内产业免受降价冲击。从量税还会模糊进口产品的税负程度：假定对铁的从量税设定为每吨10美元，如果没有进口铁的价格信息，就无法判断这个税率是高是低。

　　尽管有19世纪20年代关于进口关税的这些争议，但政治版图的变化使保护性关税更容易获得国会批准。美国经济包含农业、工业和商业三大产业部门，各自集中在国家的不同地区，有各不相同的与贸易相关的经济利益。在1812年战争前，平均关税率较为适度，因为南方的农产品出口利益群体与新英格兰的商业航运业利益群体合作，压低了关税。中大西洋各州的工业利益群体（如宾夕法尼亚州）在国会是少数派，缺乏实施保护性高关税的政治实力。

　　1812年战争后，上述产业和地区的政治权力平衡发生了转移。新英格兰的商业航运业被当地的制造业利益群体取代，特别是棉纺织业。新英格兰的制造业增长与航运业和造船业的相对衰落使该地区从支持开放贸易，转向支持保护性关税，当然其议员还往往根据各自的选民基础而倾向不一。例如在1825年，波士顿的劳伦斯公司（W.&S.Lawrence）把业务从进口和销售外国产品转为自己制造产品，大幅改变了其经济利益诉求。政客跟随经济实力的这一再平衡进程，调整了投票格局，一个典型案例是丹尼尔·韦伯斯特，他直到1824年还反对关税法案，在那之后开始投赞成票。

　　中大西洋各州给保护主义法案提供了最主要的政治支持，因为它们是其他国内制造商的基地，如制铁业和玻璃工业等。虽然纽约的商业群体有航运业的利益诉求，主张低进口关税，中大西洋的大多数其他州却坚决支持提高关税。宾夕法尼亚州是提高关税的主要政治力量之一，因为许多最早的制造商位于费城附近。早在1810年，费城就占全国制造品的约20%，铁产量更是超过40%。宾夕法尼亚州还是全国人口最多的州之一，在众议院有数量庞大的议员为高关税而奋斗。

　　在整个南北战争之前的时期，南方都不屈不挠地反对保护性关税。该地区依然出产大宗农作物，尤其是棉花和烟草，严重依赖对外国市场的出口。南方强力谴责高关税是地方色彩的立法，以牺牲南方农业为代价扶持北方的制造业。他们声称高关税打压了出口农产品的价格，又抬高了消费的进口制造品价格，给南方带来了毁灭性的负担。南方各州几乎一致投票反对任何提高关税的议案，只有路易斯安那州例外，那里主张为其食糖业利益群体提供保护性关税。

　　中西部地区在19世纪20年代与贸易的利害关系较为复杂。肯塔基州是主要的大麻种植区（用于制作绳索和棉花袋子等），俄亥俄州则是重要羊毛产地，这两种原材料都面临一定的进口竞争，因此，其议员倾向于支持提高关税。伊利诺伊州和印第安纳州则生产小麦和面粉，面临潜在的巨大外国市场，但高昂的运费与英国的关税却妨碍这些产品寻找海外消费者。总体看，中西部与贸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诉求不像北方或南方地区那样定义鲜明，因为其地理位置使之在一定程度上与对外贸易无缘。当然，到19世纪40年代后，运输费用的降低带来了改变。

　　中西部的相对封闭让它在美国贸易政策中占据了独特的地位。鉴于北方和南方都没有在国会拥有绝对多数席位，中西部便掌握了关键的摇摆票。北方控制的参议院席位不到半数，在众议院虽然有略微多数的席位，却往往由于不同政治利益（或19世纪30年代中期后的不同政治党派）而存在分裂。南方在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席位则均少于40%。于是，南北双方都需要中西部的支持，才能通过其立法议案。还有如图.6所示，中西部的政治力量在南北战争前的时期处于增长中，主要伴随着北方的相对削弱。到1850年，中西部在国会控制的席位已超过1/4。由于在许多议题上，除了关税，还有奴隶制等，该地区处于相互对立的南北方的中间位置，因此成为政治体系中的关键角色。

　　参议院成为这一时期激辩贸易的主战场。在1824年和1828年，参议院的投票基本一模一样：大约2/3的北方参议员支持提高关税，南方参议员则几乎一致反对。来自中西部的参议员投票支持，对法案的通过至关重要。如果不是中西部的投票，南方本可以阻挡关税的提高。

　　支持高关税的北方势力如何能说服中西部议员投票赞成与其经济利益没有直接关系的关税法案？原因之一是中西部在对他们关系更大的一个议题上能获得回报，那就是国内的建设改造。中西部强烈支持联邦政府在运河、道路和其他交通改造上的支出，以改变该地区的经济封闭状态，把劳动力和资本从东部吸引过来。中大西洋地区同样赞成这些支出，因为其地理位置使它成为中西部的理想运输出口，可以获得更大比例的联邦预算投入。已经建成了伊利运河的纽约州与地理上同中西部分离的新英格兰对联邦建设支出则不那么热心，但北方各州普遍同意把高关税带来的更多财政收入用于国内改造项目，以换取中西部在国会的选票支持。

　　亨利·克莱正是创造“美式体制”联盟的主要政治家，他把保护性关税与国内改造的支持力量联合起来。从本质上看，对北方有利的高关税将增加联邦财政收入，以支持对中西部有利的国内改造项目。国会中对关税的辩论有许多或明或暗的迹象显示了北方和中西部联盟。克莱在1827年给韦伯斯特的信中提到，他“最关心的是……国内改造将得到新英格兰的支持，西部和宾夕法尼亚州应该意识到这种支持……你会得到其他形式的等价回报……我们必须维持国内制造业与内部改善这两方的利益联合”。

　　美式体制支持者的最大失败是，他们无力提出促进国内改造或鼓励制造业发展的综合计划。国内改造项目是以零敲碎打的方式推进，政客需要在支持哪个运河项目或道路项目中进行挑选。结果是各种临时议程，国会忙于“推进面子工程，对国家的意义越来越值得怀疑，还引起更为尖刻的相互攻击”。这些支持者同样也没有制定出用进口关税保护国内工业的综合方案。与“可憎关税”中出现过的辩论一样，国会设置进口关税的程序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而非基于更为理性的设计。国会在中西部原材料生产商与北方工业制造商之间相互冲突的利益中挣扎。这方面的最大难题是如何调整关税税则，满足羊毛生产商和毛织品制造商两方面的诉求。

　　因此，北方与中西部的联盟看似相互咬合的体系，用支持关税的投票换取支持国内改造的投票，但如果关税议题可能与国内改造脱钩，就具有潜在的不稳定性。南方很清楚这一潜在弱点，试图用两个议题的分离来瓦解该联盟。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威廉·史密斯就机智地发现：“把关税毁掉，就没有资源开展国内改造；如果把国内改造毁掉，也就没有动力支持关税。”

　　的确，南方看不到能够从美式体制的任何方面获得利益。南方对高关税和国内改造支出都激烈反对：这样的支出已成了维持高关税的理由，而高关税产生的富余财政收入又只能用于国内改造支出。南方反对保护性关税，是因为关税促进的工业基本上都位于北方，与南方作为出口产品生产方的经济利益直接相悖。南方还反对国内改造项目，因为其地理位置难以获得联邦在此类项目上的任何投入。该地区不适合修建从西到东的运河，当地的棉花和烟草在东南沿海已经有了便利的出海口，密西西比河与新奥尔良则可以作为内地农产品的外运通道。

　　总之，南方把进口关税视为给北方造福却让自己承受的负担，以及造成南方经济困难的重要因素。后来成为总统的弗吉尼亚州参议员约翰·泰勒如此简明地概括该地区的看法：“保护性关税是我们的灾难与衰败的原因，我们买得昂贵，却卖得廉价，就是这个简单的秘密。关税抬高了我们所购物品的价格，打击了作为我们产品买入方的外国的购买力，削弱了海外的需求。”

　　约翰·卡尔霍恩在《说明与抗议》（Exposition and Protest）一文中强有力地总结南方的意见，这是他在1828年后期给南卡罗来纳州议会起草的。保护性关税的核心问题是它们的“负担完全集中在一方，而收益在另一方”。正如卡尔霍恩所言，南方和北方在这个根本议题上有难以弥合的分歧。“在国家工业这个关键点上，联邦的两大地区相互对立。我们要自由贸易，他们要限制。我们要适度关税、政府节俭、充分利用资源、问责制，严格执行把公共资金用于归还公共债务，以及宪法规定的其他目标；在所有这些具体问题上，以经验来看他们都有着出于自身利益的相反诉求。”

　　卡尔霍恩解释说，关税确实导致了南方产品的售价降低，因为“税收不管是加在进口产品还是出口产品上，必然落到交易上面，然后……事实上必将由被交易物品的美国生产商支付”，因此“出口税与进口税之间没有什么区别……我们的不满正在于，我们被禁止消费自己的劳动果实，这些果实通过一个狡猾而复杂的体系被转移给了其他人，完全违反所有的公平原则”。

　　南方人由此否认美式体制的鼓吹者关于高关税服务于国家“总体利益”的说法，他们坚信，关税抽走了南方的财富，将其转移给了其他地方。用一位南方人的话来说，关税可以简单地被看作“少数北方工业家利用议会的特惠制度，以南方农业为代价而致富的手段”，或者“可悲、可鄙、毫无原则的卑劣盗窃计划，用偷窃和欺骗把一部分民众的财产拿去服务另一部分人”。卡尔霍恩则说得更严重，指出关税让南方损失的收入超过了转移给北方的好处，从而导致国民收入总量的减少。他说道：“如果我们的全部损失能够被其他地区的民众获得，至少我们可以聊以自慰地设想，无论有多么不公平和受压迫，也只是财富转移，而没有减少美国社会的财富总量。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除了其他有害后果外，我们必须再指出这些措施造成的破坏远超过其转移的部分……这些干预造成的具体损失数额或许很难查清，却丝毫不影响其确定性。”

　　北方要求提高关税与中西部要求增加国内改造支出的压力，让南方对国家政治的堕落现状感到失望。卡尔霍恩抱怨：“政府正在快速退化成各个地方相互争斗的状态，每个地方都试图尽一切可能压榨其他地方……作为最不贪婪的、我要补充说不如其他地方贪婪的南方，注定在这场丑陋的争斗中损失惨重。”

　　在这个10年当中，南方一场接一场地输掉战斗，其反关税表态也变得愈加激愤。南方对自己受到其他地方压迫和剥削的一贯说法，变得更加尖锐。南卡罗来纳州比其他南方州走得更远，公开表达了对国家政策走向的担忧。如果宾夕法尼亚州是北方保护主义支持者的大本营，那么南卡罗来纳州就是南方低关税主张的堡垒。有多种因素的组合让该州比其他南方州更走向极端。19世纪20年代当地棉花经济的糟糕状况是南卡罗来纳高度敏感的原因之一，棉花价格在1819年和1825年的两次暴跌虽说对所有生产者都有影响，南卡罗来纳的种植园主所受打击却尤其剧烈。第二次价格暴跌正赶上该州上部种植园的土地日趋耗竭，而且随着棉花种植向西南部的亚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等更为肥沃的地方转移，国内竞争也在加剧。

　　在北方经济实力相对南方持续增强时，高关税成为南方种植园主遭遇经济困境的标准解释。南方对此又能如何应对呢？作为国会的少数派，他们没有足够的票数决定政策。他们也承认，要说服来自制造业各州的国会议员接受南方的关税政策主张是不能指望的。看到自己在国会打的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之后，南方一度提出，保护性关税违反了宪法，因为其实施的目的不是为了“整体福利”。但这一论点很快被击破。克莱回应说，批评者“完全误解了我们依据的宪法条款”。授权国会对外贸进行管理的，并非宪法第1条第8款第1项关于债务和整体福利的规定，而是第3项的规定。克莱指出，根据该项规定，“授权是充分的，没有任何限制”。

　　即便是年迈的詹姆斯·麦迪逊，虽然比较理解保护性关税已经过分的看法，却认为关税政策并不违宪。在弗吉尼亚州议会通过一项决议，宣布为保护国内制造商而实行进口关税违宪之后，麦迪逊写了一封长信详细解释为什么可以征收这样的关税。另外，麦迪逊还认定，关税议题被南方的政客过分夸大了：

　　对于现有的关税，不管在若干方面有多少正当理由值得抱怨，我依然认为对它的指责过分夸张了……我只能相信，不管针对关税有多少合理的抱怨，把国家的普遍困难归咎于它是完全过分的；如果完全废除关税，我们会惊讶地发现由此减轻的负担很有限；如果只是砍掉不是为财政收入而征收的保护制造业的那部分关税，则几乎感受不到普遍的减负。 注释标题 PJM，第9卷：第431—432页。

　　于是作为国会中的少数派，南方没有希望改变导致高关税的政治力量格局，有关违宪的讨论也未能引起对该政策的任何反思，其选项只有屈服或反抗。屈服会导致联邦专制，这是不能容忍的。因此有关南方应该考虑脱离联邦的观念开始兴起。托马斯·库珀（Thomas Cooper）提出，如果用高关税剥削南方的做法持续下去，“我们就要被迫衡量联邦的真正价值，询问这样一个极不公平的联盟对我们到底有何意义？南方为什么总是输家，而北方总是赢家？如果北方要做我们的主子，命令我们成为其附庸，维持这样的联邦对我们是否值得？”

　　这种不满情绪背后的一个根本因素是北方在财富和收入上不断超越南方。1774年，南方在收入和财富指标上远远领先于北方；到19世纪40年代则远远落后。经济地位的相对衰落让南方痛心，他们担心政治权力也会被压缩。在输掉19世纪20年代的关税斗争后，南方看到自己在联邦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下降，害怕在国会永远变成受围困的少数派。实际上，许多南方人可能不那么关心关税给自己带来的损失，而更加在意人口和财富不断增长的北方获得的优惠。

　　当然，在南方极端反对19世纪20年代关税法案的背后还潜伏着其他因素。许多南方人相信，关税只是决定联邦政府是否有权废除奴隶制的斗争的第一波冲突。因此南方也就把抵制高关税当作保卫其特殊制度的第一道防线。南卡罗来纳州的詹姆斯·汉密尔顿把围绕关税的争吵称为“前哨站爆发的战斗，如果我们能在这里击退敌人，堡垒就能保持安全”，堡垒即奴隶制度。他与同僚认为，高关税造就了一个更强势的联邦政府，可以更强力地干预奴隶制。在关税斗争中，南方实际上是在为实现一个有限政府而战，以维护各州的权利，反对最终会被用来消除奴隶制的无限政府的权力。威廉·史密斯郑重指出：“授权国会提供‘整体福利’的宪法条文……给你带来了关税，以对你征税来扶持腰缠万贯的制造业。一旦北方各州……完成国内改造升级，关税还将使你的政府分裂，或者把你的奴隶变成你的主人。”约翰·兰多夫则警告说，可以随意决定在任何地方修路的国会也能“解放美国的所有奴隶”。

　　由于上述原因，约翰·卡尔霍恩在1830年总结说：

　　我认为关税是个由头，而非当前的不幸状态的真正原因。真相已不能再继续掩饰了，南方各州的特殊国内制度及其后续发展趋势，是当地土壤和气候决定的产业特征，这使他们在税收和拨款方面与联邦的主体部分存在分歧；并使他们面临危险，如果没有能力维护州的保留权利，他们最终只能反叛或者屈从，牺牲自己的永久利益，他们的国内制度将被殖民化和其他计谋颠覆，他们自己及其子女也将陷入悲惨境地。 注释标题 参见PJC，第11卷：第299页。

　　奴隶制对南方的经济重要性远远超过了保护性关税对其收入的影响。1860年，奴隶作为财产的总价值达到30亿美元，接近美国国民财富的20%。奴隶的价值比铁路和制造业投入资本的总和还多出50%，这还没有计算南方种植园占有的土地的价值。奴隶制产生的收入流使南方白人的总体人均收入几乎与北方白人相当。在七个产棉州，接近1/3的白人收入来自奴隶劳动。可见奴隶制对许多南方白人的经济状况和收入水准至关重要。

　　对这种生活方式的唯一真正威胁来自北方。废奴运动的力量增长对富裕的南方白人构成了直接挑战。南卡罗来纳州对此又再次表现出特殊的敏感，该州的黑人人数远超白人，一直担心爆发奴隶起义。如果联邦政府不承诺尊重各州的权利，南方人担忧其权势的扩张可能影响现状的稳定。卡尔霍恩相信“体制中潜伏着顽疾，如果不及时去除可能致命”，这一疾病就是由北方多数派控制的过于强势的联邦政府，可以对南方指手画脚。威廉·弗里林（William Freehling，1965，第255页）指出：“简单地说，拒绝执行联邦法令的运动是由两个尖锐问题导致的：保护性关税与奴隶骚动；对大多数拒绝执行论的支持者而言，这两个不同的议题早就在多数人暴政的同一个模式下混为一体了。”

　　与此同时，北方毫不同情南方的处境，并对南方就关税暴政的歇斯底里式抱怨越来越感到厌倦。美式体制的支持者公开宣布，相信保护性关税对全国的所有地区都有利，完全不理解各种小题大做的吵闹。他们辩称，保护性关税只是把对棉花的需求从英国转移到美国的工厂，需求总量不会有任何减少，完全忽略了英国的纺织品是出口到全世界，而不仅仅是对美国市场。罗得岛州的参议员阿舍·罗宾斯（Asher Robbins）嘲讽说：“我再次要求，给我说明关税与你们的不幸之间的因果关系……你们的抱怨是什么？一是说你们的地力枯竭了，作物没有利润。可关税是作物歉收的原因吗？”还有其他人批评南方把所有困难都归罪于关税，但从不提及货币波动以及西南部地区棉花产量的增长。

　　随着南方对关税的指责变得日益刺耳，北方也更加怒气冲冲。北方的议员开始把自由贸易与“奴隶主的权势”等同起来，斥责懒惰的南方种植园主利用奴隶的艰辛劳动获取财富，却自私地抗议关税给北方的自由劳动力与企业主的工业投资带来的保护。他们质问，为什么占美国1/5的区域有权命令其他地方采用何种全国性关税政策。他们还反驳南方的攻击：变得狭隘而自私的是南方而非北方。为什么国家政策要由奴隶主决定，让大多数人被蓄奴的少数人绑架？亨利·克莱说，整体福利不能被定义为南方地区的福利，对北方来说，为南方牺牲自己的利益“将把我们变成奴隶的奴隶”。对于保护性关税扶持了北方富有资本家的说法，克莱犀利地回应：“一个支撑着几百名自由人的工厂和一个依靠至少同等数量的奴隶却只养活了奴隶主和监工两个白人家庭的棉花种植园，到底哪个更容易滑向贵族统治？”

　　退休后的詹姆斯·麦迪逊在观看这场不堪入目的关税辩论时越来越沮丧：“除其他因素之外，不论关税在多大程度上加剧了经济疲弱，如果其他因素不变，只是取消起保护作用的关税，其实几乎感觉不到减负。”麦迪逊提到，当时从新奥尔良出口的烟草已经多于弗吉尼亚。“越是用事实检验关税问题，就越能发现公众的不满更多源自不平等，而非关税带来的重负，更多源自对这两个方面的夸大，而非它们的事实真相如何。”麦迪逊认为，南方的土地价值下跌与农作物价格低迷主要源于密西西比州和亚拉巴马州有了廉价而肥沃的土地。

　　南方曾强烈反对1824年关税法案，对1828年法案更是无法容忍。此后南北关系急剧恶化。还有两个政治因素促成了1824年与1828年的关税提升，给即将到来的危机推波助澜。第一，国会在制度上没有管理和控制好关税事务。筹款委员会与制造业委员会争夺为众议院起草关税法案的主导权，成了更大的地区冲突的缩影。作为1802年起设立的常设委员会，筹款委员会在传统上拥有提交关税法案筹集财政收入的特权。可是在1819年，众议院议长亨利·克莱设立了一个独立的制造业委员会，其中充斥着高关税拥护者，并开始把关税议题委任给制造业委员会，从而绕开了较为中立的筹款委员会。制造业委员会提交了争议较大的1820年、1824年、1827年、1828年、1830年和1832年关税法案。但本书第四章将提到，是筹款委员会最终促成了1833年的妥协方案，由此重新确立了该委员会在贸易政策方面的权威。采取较为温和路线的筹款委员会在19世纪20年代对该议题失控，让高度分裂的地方政治变得不可收拾。

　　第二，这一时期尤其缺乏总统的领导力。在那个时期，固然不能指望总统对法案制定发挥积极作用，但他们可以利用给国会的年度报告表达立场，从而帮助管控冲突。我们将看到，安德鲁·杰克逊如果更关注这一议题，本可以更早缓解地区间紧张关系。卡尔霍恩显然也认为，总统是能够平息南方不满情绪的唯一人选。但不幸的是，杰克逊在第一个任期内没有在关税争执中采取决定性行动，给了南卡罗来纳州的拒绝执行派最充分的理由攻击希望获取联邦政府援助的对手。

　　拒绝执行联邦法律危机

　　1828年7月，可憎关税法案通过后很短时间内，卡尔霍恩就指出南方在关税议题上普遍表现出他从未见过的激昂情绪：“只有一个印象，即该法案是不公正、违宪和压迫性的”。南卡罗来纳州的人群焚烧了亚当斯和克莱的人像，但没有把溃败的责任归到杰克逊的支持者头上。卡尔霍恩担心，虽然他的选民对联邦还有很强的依附感，“但事实表明，我必须承认不公平感有削弱这种联系的强烈趋势，如果长此以往，会使这个州最终与其他地区分离”。

　　在州议会要求下，卡尔霍恩秘密撰写了他的《说明与抗议》报告，陈述了南卡罗来纳州对19世纪20年代实施保护性关税的反对意见。发表于1828年12月的该报告宣称：“在上届国会通过的法案中，对进口产品的整个关税体制不是出于财政收入的目的，而是以牺牲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保护某个产业分支，这是违宪、不平等和具有压迫性的；其设计会腐蚀公共道德，摧毁国家的自由。”卡尔霍恩指出：“宪法授权国会制定和征收进口关税，只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的唯一目的，这一权力本质上不同于征收保护性或禁止性关税的权力。”而今，“权力遭到滥用，变成培育某个地区的产业而损害其他地区的工具”。然后他提出了拒绝执行联邦法令的主张，即各州有权驳回不公正或违宪的联邦法律。南方从未在联邦法院尝试过这一主张，或许是因为他们知道不会得到法院认可。

　　安德鲁·杰克逊于1828年击败约翰·昆西·亚当斯当选总统，给了南方一线希望。杰克逊支持各州权利、严格执行宪法和有限政府的主张，在关税政策方面人们也预期他会赞同南方的说法。然而，杰克逊采取了中间立场，拒绝采取可能疏远其北方支持者的强硬反关税态度。在1929年3月的就职演讲中，杰克逊确实也没有暴露自己的立场，他只是说：“在我看来，宪法制定中秉持的平等、谨慎和妥协精神要求平等对待农业、商业和制造业等各大利益群体……这一规则的唯一例外，或许是特别支持对国家独立至关重要的任何产品。”这很难说是南方急切想要听到的对下调关税的呼吁，但南方人依然乐观地认为总统最终会转到他们一边，因为他显然不是亨利·克莱及其美式体制的友人。

　　南方得到的另一个安慰是，杰克逊开始把关税议题同国内改造议题松绑，从而分化北方与中西部的结盟。他于1830年3月否决《梅斯维尔道路法案》（Maysville Road Bill）是对该联盟的首次打击。国会过去曾资助过道路改造工程，这一法案也并无特殊之处。但杰克逊行使否决权时提出了联邦政府资助国内改造面临的宪法问题，指出该道路完全位于肯塔基州境内，因此就其性质而言属于地方项目，而非国家项目。三天后，杰克逊又基于类似理由否决了另一部收费道路法案，他的解释是：“要平息联邦不同地区之间的嫉妒之情，防止最终会毁灭和谐共处乃至联邦本身的互惠式恶法，这是我的唯一选择。”

　　这两次否决帮助改变了国会把提高关税与国内改造挂钩的机制。托马斯·本顿参议员（Thomas Benton，1854，第1卷：第167页）后来写到，梅斯维尔法案被否决是对全国性国内改造体制的“致命打击”。马丁·范布伦则称之为“一个关键的楔子，打破了国内改造派的强力联盟，使之分崩离析乃至最终消亡”。否决行动分化了北方与中西部的联盟，从而阻止了关税率不断提高的势头。

　　可是南方并不满足于阻止关税的继续提高，还希望显著下调税率。此时另一个因素开始发挥作用：由于政府出现巨大财政盈余，政治趋势开始转向采用适度水平的进口关税。当然要取悦南方仍然不容易：保护措施的北方支持者拒绝承认给南方造成了任何伤害，并准备继续保卫现有的关税水平。

　　在1829年给国会的第一次年度报告中，杰克逊总统提出，鉴于近期的财政盈余和国债减少，可以下调美国并不生产的某些产品（尤其是茶叶和咖啡）的关税。1830年，众议院的不同委员会提出了各自的议案。筹款委员会主席、南卡罗来纳州的乔治·麦克达菲建议废除1824年和1828年的关税，回到1816年时的税率，而制造业委员会主席及前任总统、马萨诸塞州的约翰·昆西·亚当斯则建议不要调整当前税率。众议院的普遍感受是，应该根据总统建议的路线调整关税。斯坦伍德报道（Stanwood，1903，第1卷：第362页），“由此开始了国会历史上最乏味而毫无成果的辩论之一”，大量的演讲“冗长乏味，也完全没有新鲜的观点和启示”。

　　最终，国会同意削减若干产品的关税，包括茶叶、咖啡、可可，乃至盐和糖浆等受保护产品。北方错误地以为这一让步能让南方满意，但此次下调关税只是为减少财政收入，并没有解决南方主要关心的棉织品、毛织品和铁等受保护产品的问题。南方说该法案“不过是打发小孩子的话梅糖”，指责它没有解除他们长期抱怨的保护主义体制。

　　在1830年12月对国会的年度报告中，杰克逊承认关税收入的减少并未解决围绕关税的争议：“我非常清楚这是个极其微妙的议题，涉及广泛的利益群体，因此需要用最大的谨慎来处理，对于这样一个和我们国家同时代产生并被之后历届政府继承的政策，完全放弃是不现实和不必要的，但民众有权要求也已经要求对它进行调整，以纠正缺陷，消除不公”。杰克逊指出，如果保护性关税的实施有其价值，关税体制就应该得到支持，“即使保护措施形成的体制让某些地方感到受压制的时候，值得保护的产业部门也不该遭受偏见”。还有，“我们的体制的核心原则是多数人同意的原则，它应该远离这样的失信和危险，即多数人的行动不是基于共同信念，而是基于打算用某些政策措施相互支持的各个少数派的联合，而这些政策措施就其本身而言原本是不可能实行的”。杰克逊要求国会认真考虑下一步行动：“如果让这个导致公众意见高度分裂和深受刺激的大问题屈从于派系的短视，那么，为广大民众和整体福利而妥善解决它的所有希望必将破灭。”

　　国会在1831年没有采取行动，对关税调整的政治压力却继续发酵。许多观察家担心，如果新一届国会不做出实质性改革，南卡罗来纳州就会拒绝执行关税法令并退出联邦，或许还会带走其他南方州。还有，支持适度关税的团体开始发声。在国会收到的成打的请愿信、声明和备忘录中，有一份来自1831年秋季在费城召开的自由贸易会议（Free Trade Convention）。由前任财政部长阿尔伯特·加拉廷起草的这份会议声明呼吁，对所有进口产品采取20%～25%的统一关税率，以避免对任何特殊产品的特别优待。该声明认为：

　　保护体制迫使企业界从事不盈利的业务，这些业务离开消费者承担的过高关税就不能维持，导致了相应的国家损失，其实并未给生产部门开拓新的渠道，对社会来说只是将资源从有利可图的部门转向了无利可图的部门。这是再明显不过的，如果某人为自己的外套、铁犁或工具多付了2美元，那就是他承受的损失，必须用自己的收入去支付，把所有个人的此类损失加起来，就是实实在在的国家损失。贸易限制体制的鼓吹者如果再假装把请愿者当作奇思怪想的理论家，才是真正奇怪的事情。

　　该声明辩称，美国取得了无可比拟的经济增长，是因为强劲的国内竞争与劳动就业和资本投资方面的个人自由：“把这样连立法失误也不能阻止的空前和持续的经济繁荣归功于关税，是智者自欺欺人的最为古怪的幻觉之一。”

　　经济增长和财政盈余增加，加上继续拖延可能引发南卡罗来纳州某些极端行动的担忧，创造了又一个打破僵局的机会。在1831年12月的年度报告中，杰克逊总统提出了一旦公共债务在几年内偿清，则进一步下调关税的可能性：“预期公债将全部还清的信心带来了一个机遇，更全面地执行我在之前报告中建议的调整进口关税的政策。”关税应该大幅下调以减少财政收入，“公平对待所有国民利益……是现任国会需要考虑的主要目标之一”。

　　在众议院，麦克达菲的筹款委员会和亚当斯的制造业委员会再度提出了不同的议案。筹款委员会对现有政策提出了广泛的批评：“保护制度对农业州完全是毁灭性的，对西部各州也造成了伤害，唯独对制造业各州有利，根据公正、爱国和明智政策的所有原则，应该从速从简地废除。”该委员会主张取消所有保护性关税，采取统一关税率，第一年为25%，第二年为18.75%，第三年为12.5%。虽然南方热烈支持这一提案，众议院却因其过分极端而未通过。

　　这给了制造业委员会起草法案的机会。亚当斯试图取悦南方，同时不放弃对工业的过多保护，但克莱拒绝任何调和。在他看来，“那些意见如果不是全部也基本上是想象和虚构的，在几乎所有南方各州也很大程度上平息了”。亚当斯在其日记中记录：“克莱先生在此犯了一个大错”，因为事实上那些不满意见并非虚构，也没有平息。亚当斯注意到，克莱在私下商谈中强力鼓吹，为了捍卫和巩固美式体制，他会“挑战南方，挑战总统和魔鬼”。克莱担心，如果出现“取消现有保护性关税的任何尝试，不管是针对何种产品，都会埋下致命的分裂种子”，整个关税体制也都将被摧毁。亚当斯则判断克莱的立场过于“武断和教条”。

　　克莱建议废除和削减对茶叶、咖啡、香料、靛蓝乃至酒类的财政性关税，以保存给制造商提供保护的重要关税。亚当斯反驳说，这一法案会被南方拒绝，没有希望通过。经过与财政部长路易斯·麦克莱恩（Louis McLane）的合作，亚当斯起草了更为平衡的方案，适度降低对棉织品和毛织品的关税，而把粗纺毛料（用于奴隶的服装）的关税大幅削减至5%。克莱反对这一妥协，并在1832年2月初的三天中，用激情的演讲为保护性关税做了强有力的辩护。他指出1824年的关税法案把美国从“阴暗和痛苦带到了光明和繁荣”，这一喜人的成果“主要是旨在培育美国工业的美国式法案的功劳，而不是纵容支持外国工业的外国式法案控制关税体制”。放弃保护将破坏钢铁铸造、毛纺织、棉纺织和亚麻工厂，以及糖类作物种植等产业，“损失大量资本，使成千上万的国民破产并导致整个社会遭受不可估量的损失”。还有：

　　诸位先生在成功谋划立即或逐步破坏美式体制时，他们给出的替代方案是什么呢？自由贸易！自由贸易！可是对自由贸易的呼吁是……徒劳的……它从未存在过，也永远不会存在……要做到自由，就必须公正、平等和互惠……这些先生在欺骗自己。他们建议我们接受的并不是自由贸易，他们邀请我们采纳的其实是英国的殖民体制；如果他们的政策通过，那将导致合众国很大程度上重新被殖民化，回到英国的商业统治之下。 注释标题 参见RD，1832年2月2日，第266页。

　　他还极其出格地攻击瑞士出生的阿尔伯特·加拉廷是“外国人”，说对方在出席自由贸易会议时并没有把美国的最大利益放在心上。

　　南方对克莱的强硬路线感到厌恶。弗吉尼亚的约翰·泰勒回应说：“南方并不准备对现有的（制造业）集团做出鲁莽或激烈的举动，但我们有权利希望减轻自身的负担。来自肯塔基州的那位参议员的建议于此无补。他建议取消的关税从没有人抗议过，是从美国政府创立时就有的。”

　　南方对亚当斯麦克莱恩的妥协方案同样心存疑虑，该方案得到了国会中温和派的支持，也一定程度上考虑了南方的意见。这一妥协可以从本质上取消“可憎关税”，把税率下调到1824年关税法案时的水平。不过卡尔霍恩及其盟友依然抱有怀疑，因为该方案似乎满足了赫卡齐亚·奈尔斯和马修·凯里的愿望。

　　尽管众议院的南方代表对亚当斯—麦克莱恩妥协方案保持谨慎，仍有足够多的人认为其方向是正确的，南方对法案的态度出现了分化。1832年6月，众议院以132票对65票的结果通过了该法案，平均税率得以降低，但对棉织品、毛织品和铁制品的保护税率依然维持。参议院很快以32票对16票紧随通过，南方大部分投了反对票，杰克逊随即签字批准。由于法案的通过得到了众议院部分南方议员的支持，总统由此认定关于关税议题的冲突即将结束：“民众现在肯定看到他们的委屈得到了伸张，只有没得到满足的野心家的错乱头脑中才留有压迫感。”然而克莱却私下宣告获胜，并向奈尔斯保证：“我在国会召开时主张的每一项原则都被充分采纳了”，尤其是保留了保护性关税（除“自愿放弃的”棉花包装袋以外）和削减了收入性关税。

　　事实上，这一结果未能安抚南方。正如弗吉尼亚的约翰·泰勒对同僚警告说：

　　我请求尊敬的各位参议员在决定这一不会下调关税的恼人的税收议案时三思而后行。如果说关税的压迫性是其唯一问题的话，那么与它导致的情感疏离相比其实不算什么。对于哪怕只是联邦的一个州，这种情感的损失有什么能够弥补呢？别安慰你们自己说，这只是南卡罗来纳的问题。不是的，先生们，这是整个南方的问题。波托马克河对岸的每个州对此都有相同的感受……倘若你们想让联邦永远维系，就请不要违反公正，因为命中注定，种下不公的人将会收获罪孽。 注释标题 参见RD，1832年2月13日，第367页；Miller（1975）。

　　南卡罗来纳州十分失望，关税法案没有质疑保护原则，也没有下调棉织品、毛织品和铁器等“可贸易产品”的税率，他们本来坚持应该立即降至15%。

　　卡尔霍恩认为1832年关税法案是危险的，因为“虽然法案减轻了负担，对负担的分配却比可恶的1828年法案更不公平：颠覆了1816年法案采纳的对非保护产品设定的税率高于保护产品的原则，把前者的关税几乎全部取消，而把税负几乎完全压在后者上面”。还有，该法案原本被设定了对关税的“永久性调整”，却未能做到，于是“通过联邦政府的行动减轻税负的所有希望”都破灭了。因此南卡罗来纳州“被迫做出选择，是绝对服从破坏性的压迫制度，还是诉诸自身保留的拒绝执行权……以阻止威胁我们的宪法和自由的政治腐败泛滥”。在卡尔霍恩看来，这一议题“不再只关乎自由贸易，还涉及自由与专制的斗争”。

　　后面的行动转到南卡罗来纳州议会上。该州有不同派别，激进的拒绝执行联邦法律派认为，指望国会解救是没用的，因为北方的多数派一心要永远压榨南方。更温和的联合派则依然希望能够达成更好的妥协方案。极端的拒绝执行派的问题是，鉴于1830年和1832年已获得了有限让步，不能排除未来继续实现妥协的可能性。这正是杰克逊在第一个任期的不作为造成严重后果的原因。只要约翰·昆西·亚当斯还是总统，南卡罗来纳州的温和派力量就认为新政府可以带来政策改变。当杰克逊除了接受国会提出的有限改革之外而无所作为时，拒绝执行派对变化的希望就彻底破灭了。

　　南卡罗来纳的辩论集中在，为反对北方立法“压迫”，该州应该在联邦体制内进行反抗，还是通过拒绝执行法律来确立州的主权。拒绝执行派认为联合派的道路没有希望，把对方称为“投降主义者”。联合派则认为拒绝执行派是违宪和危险的，但他们的冷漠让拒绝执行派的政治势力在1829—1833年大为增长。虽然拒绝执行派在1830年的州议会中以微弱差距未能拿下多数席位，却在重组后通过1832年10月的选举夺取了州议会控制权。在一场带来巨变的激动人心的竞选后，拒绝执行派赢得了约60%的选票，掌控了近2/3的议席。

　　之后的事件进展迅速。州议会立即发起特别会议以讨论拒绝执行联邦法律的议题。1832年11月，大会发表了《联邦法律废止权条例》（Nullification Ordinance），提出如下主张：

　　美国国会通过的多部法律，以对外国进口产品征税为名，其实是为了保护国内制造业，并给从事特定职业的阶层和个人提供补贴，却以其他阶层和个人受到伤害和压迫为代价，另外还完全免除某些外国产品的关税，例如那些在美国没有生产或制造的产品，以此为借口对那些受保护产品的类似进口品征收更高和额外的关税。国会的上述做法超出了宪法规定的正当授权，因为宪法没有授予国会实行此类保护的权力。国会的上述做法还违反了宪法的真实含义与意图，因为宪法要求把税收负担平均分配给联邦的各州与各部分。 注释标题 参见Benton（1854），第1卷：第297页。

　　《联邦法律废止权条例》宣布，1824年关税法案“没有美国宪法的授权，违背了宪法的真实含义与意图，因此是无效和非法的，对本州及本州的官员和国民没有约束力……（由此）进一步规定任何法定组织机构，无论是本州还是合众国的机构，从1833年2月起，根据那些所谓的法案在本州范围内征收关税均属于非法”。联邦政府试图强迫该州执行关税的任何行动，都将与南卡罗来纳继续留在联邦“相抵触”。州议会大会的一个附属委员会制定了满足南卡罗来纳的妥协条件：对所有进口产品实行不超过12%的统一关税。

　　杰克逊总统对南卡罗来纳州的决定非常愤怒。1832年12月，他发布了《废止权宣言》（Nullification Proclamation），把任何州拒绝执行联邦法律的行为谴责为“与联邦的存在相抵触，与宪法内容明确相悖，不符合宪法精神，与作为宪法基础的所有原则不一致，破坏了制定宪法的伟大目标”。他宣布，任何州对联邦法律进行判决或拒绝执行都是“不切实际的荒唐做法”。作为国家军队的总司令，总统警告南卡罗来纳州，“用武力搞分裂属于叛国行为”。

　　杰克逊还讽刺了南卡罗来纳州采取这一行动所依据的经济理由：

　　你们被那些欺骗自己或希望欺骗你们的人蒙蔽了双眼。看看是哪些借口把你们引到了暴动和叛国的边缘！首先把我们的农作物产品的价值降低完全归罪于关税法律的影响，其实是由其他地区的生产过剩所致，并导致了你们的土地价值减少。这些法律确实造成了有害的影响，但其危害被灌输给你们的理论极大地夸张了，说由此造成的负担与你们的出口成比例，而不是与你们消费的进口产品挂钩。 注释标题 参见Richardson（1903），第2卷：第652页。

　　怒火中烧的杰克逊私下评论说，拒绝执行派“处在精神癫狂状态”，而该州领导人的“邪恶、疯狂和愚蠢在世界历史上罕有先例”。他把拒绝执行联邦法律的运动称为“攻击我们的政府与社会契约的根本、把一切卷入无政府状态的可恶学说”，他还给一位将军写信，发誓将“把分裂的魔鬼扼杀在摇篮中”。

　　针对关税政策的这场争斗给美国带来了独立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这次危机事关重大，因为它对联邦体制的权力结构提出了质疑。为推行拒绝执行联邦法律运动，南卡罗来纳州选择了一个有风险的策略，把基本议题从关税的公平与否改成了各州是否有权对抗联邦政府。虽然有几个南方州支持它对关税的质疑，但极少响应其关于州权的极端立场。佐治亚州表现出了一定的赞成，但其他南方州对南卡罗来纳的决定感到害怕。在分歧扩大到武装冲突之前能否达成政治妥协，变成了举国关心的焦点。 美国金融史与大国博弈（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