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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章 异端与改革：例外的美国保守主义

　　如果有什么简单的办法，可以发现美国保守派甚至比与它关系最近的欧洲远亲都要右得多，那么就是对约翰·阿什克罗夫特（John Ashcroft）和奥利弗·赖特温（Oliver Letwin）进行一番比较。你可能会期待发现这二人有许多共性。阿什克罗夫特是小布什的司法部部长，而赖特温这颗英国保守党冉冉上升的新星，在小布什任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则是英国影子内阁的内政大臣。赖特温内政大臣的职务与阿什克罗夫特司法部部长的职务相近，都负责犯罪、监狱、毒品、恐怖主义和司法工作。与其他人相比，美国保守派与英国保守党有着更加紧密的联系。他们的地位或许已经在历史上被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取代，但是他们之间却存在着一种真正共有的认同感——他们一起改变了世界。更聪明的英国保守党人则把撒切尔主义追溯到1964年旧金山牛宫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提名巴里·戈德华特为总统候选人。对于他们来说，就连年纪尚轻的共和党人都在谈论20世纪70年代基思·约瑟夫爵士（Sir Keith Joseph）、经济事务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Economic Affairs）以及自由市场的保守党知识分子的影响。科罗拉多州州长比尔·欧文斯认为，“他们是极其重要的”。

　　赖特温比大多数人都更清楚这种共同基础。他的父亲是雪利·罗宾·赖特温（Shirley Robin Letwin）——一位与弗里德里克·哈耶克在芝加哥大学同窗学习，拜英国政治哲学家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为师，并成为经济事务研究所杰出人物的美国知识分子。奥利弗·赖特温自己也在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过一段时间，并且至今依然会到美国寻求思想。事实上，就长期而言，他认为英国政治将会变得更像美国政治。国家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将是个大问题，其中美国民主党和英国工党更喜欢一个积极主动的中央政府，而英国保守党和美国共和党（还有“半个托尼·布莱尔”）则试图将控制权转交给地方一级政府——让人们对自己的学校、医院和警察有更多的控制权。

　　然而就目前而言，赖特温与阿什克罗夫特二者之间有着鲜明的不同之处，从而掩盖了他们之间的相似。第一个不同之处是显而易见的——权力。阿什克罗夫特21世纪以来一直担任司法部部长的职务，由于充满活力的保守主义运动而高高在上；赖特温的政党则处在自我毁灭的危险之中。2002年11月5日，当小布什领导共和党赢得中期选举的时候，英国保守党暗淡无光的领袖伊恩·邓肯·史密斯（Iain DuncanSmith）却陷于警告他那争执不休的保守党“要么团结要么死亡”的境地。过了不到一年，保守党抛弃了他，选择了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2003年12月霍华德提升赖特温担任影子大臣。

　　虽然政治命运跌宕起伏，但是赖特温与阿什克罗夫特二者之间的第二个差异更是根本性，即他们有关保守主义意味着什么的看法不同。虽然两者总的来说都赞成规模更小的政府，但赖特温所认为的更小的规模显然比阿什克罗夫特所认为的要大，例如前者心目中的小政府包括国营的公共医疗服务，并为所有学生提供慷慨的助学金。阿什克罗夫特一直赞成死刑和严厉的强制性判决，他总是反对堕胎、枪支法、毒品宽大政策、焚烧国旗和任何带有20世纪60年代风味的东西。赖特温则支持堕胎权、反对死刑并反复努力与各种各样反自由主义脱掉干系。在外交政策方面，犹太裔的赖特温对以色列的支持远远不及五旬节教徒（Pentecostalist）的阿什克罗夫特那样强硬坚定。赖特温对联合国的好感也远远多于阿什克罗夫特，后者在任参议员时曾试图让美国不再支持这个国际组织。

　　一个小小的事件集中体现了二者之间的意见分歧。2002年末，赖特温偶然在英国广播公司的早间节目《今日》（Today）中暗示，保守党可能会考虑支持同性恋婚姻：“我们十分重视婚姻制度，同时也承认同性恋伴侣所遭受的特别严重的冤屈。”阿什克罗夫特却是联邦婚姻修正案的有力支持者，不过分歧比这还要大。赖特温定期要上的《今日》节目是左派媒体的集中体现，而这正是阿什克罗夫特避之唯恐不及的。大多数早晨，阿什克罗夫特都避开媒体，并且要在完成《圣经》研读和祈祷后才会考虑去看看“自由派的新闻”。

　　人们或许以为，反恐战争会令保守派团结起来，但这似乎只是凸显了他们之间的分歧。对阿什克罗夫特来说，这已成了他个人的宗教战争。当听说“9·11”事件的时候，他立即对司法部的工作人员说：“这将改变我们所知道的世界。”从此他将它描绘为一场反对“邪恶阴谋”的战斗。阿什克罗夫特和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是代表小布什政府惩罚恐怖嫌疑犯意愿的具体化身：设立秘密军事法庭、选派美国公民作为敌方战斗人员、窃听清真寺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据说，肯尼迪领导的司法部在打击有组织犯罪方面是如此坚定，以至于犯罪集团成员在人行道上吐口痰都会被逮捕，而阿什克罗夫特领导的司法部，甚至不让恐怖分子有吐痰的机会。赖特温的方法有更多细微的差别，作为影子内阁的内政大臣，他同样提倡更严厉的判决，但他也谈到民权，并且对恐怖主义背后的原因更为不安。阿什克罗夫特优先考虑的是保护美国人免受另一次灾难性的攻击。对于伊斯兰世界动荡不安局面的社会原因，他还不像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对爱尔兰天主教的社会原因那样感兴趣。对他而言，重要的是将敌人逼上绝路。

　　不同种类的保守主义

　　人们很容易误以为这些分歧是个性所致，阿什克罗夫特是小布什内阁中在社会问题上最保守的一员，赖特温与保守党以前的某些内政大臣（其中包括迈克尔·霍华德）相比更具亲和力。但是，大西洋两岸不同的保守主义之间的鸿沟虽没有几英里宽，但也有好几码深，这时，性格方面的差别是微不足道的。双方之间的鸿沟部分是由政治组织的差异所致，部分是由信仰上的差异造成。

　　在本书中，政治组织上的差异是一以贯之的主题，在此只须最简要地概括一下即可。把阿什克罗夫特拥上美国司法部部长位置的那一类群众运动（该运动的兴起我们已在本书中有记载），在其他地方都不存在，至少在右派是完全不存在的。在世界其他地方，保守主义是政党的创造物——或者是一个政党的小派别。在美国，保守主义是一场民粹主义运动，一场生气勃勃、信心十足的运动，只要共和党愿意服从保守主义的命令，它就是一场随时与共和党并肩作战的运动、一场共和党无论在野多久都愿意耐心等待的运动。

　　例如，如果把卡尔·罗夫放在伦敦维多利亚街的保守党总部，叫他重现美国式的保守主义运动，他肯定不知道该从何下手。在河右岸方面，只有那么几个小小的保守主义智库。这些智库的预算远远低于200万美元，它们捉襟见肘，不到最后关头募不到款项，许多人在这里工作并非为了其他什么目标，而是为了爬上保守主义升官发财的阶梯。他可能因看到以《每日邮报》（Daily Mail）和《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默多克的这些报纸至少此刻已投向托尼·布莱尔了）的形式出现的保守派新闻而受到鼓舞，但是却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保守派脱口秀电台，并且也根本没有可与福克斯电视台比肩的机构。事实上，如果不打破各种各样的客观性报道规则，鲁珀特·默多克是不会将他的英国天空广播公司新闻台（British Sky News）福克斯化的。至于基层战士方面，尽管有一个为大企业游说的“英国工商业联合会”（Con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y），却没有可与格罗弗·诺奎斯特的机构相媲美的反税运动；尽管有一个赞成狩猎的游说团体，却没有可与美国枪支协会相抗衡、赞成枪支拥有的游说团体；尽管有一场反欧运动，却从未弄清楚这场运动对保守派是好是坏。

　　罗夫可能会想象号召英国教会——“正在祷告的保守党”——去唤醒一些人，这种做法可能会更加令人沮丧。像天主教徒一样，英国国教徒这股力量倾向左派，它使政府苦恼不已，原因是政府没有在穷人身上花足够多的钱，却为了什么伦理美德进行竞选。在最近的英国公众生活中，只有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已故的朗福德爵士（Lord Longford）——因为一直将基督教伦理置于政治的中心而著称于世，而他对基督教教义的解释却是，社会应该尝试让凶手获得自由，而不是加速判他们死刑。另外，在英国还有一场小小的反堕胎运动、一个非政治化的福音派基督教边缘团体以及那么几个抱怨英国广播公司裸体节目的反对者。

　　对于欧洲的经历来说，英国的世俗主义稀松平常。这个大陆与其说是基督教的，不如说是后基督教的。小布什政府内种类繁多的道德保守主义在法国的戴高乐主义者和德国的基督教民主联盟（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那里，是找不到知音的。在大多数欧洲的基督教民主党派那里，基督教的部分通常表现得很低调，当然不存在与福音派基督教道德主义的联系，无疑也不会有内阁像小布什的团队在从圣萨尔瓦多回国的飞机上那样，在国外旅途中举行即席的宗教仪式。

　　我们得记住这种比较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英国保守党是美国共和党在国外与其最接近的伙伴。在英美之外的大多数国家，赖特温将会因为缩减国家权力的热情而被归类为极右分子。大多数欧洲大陆的保守派更喜欢英国新闻记者佩里格林·沃索恩（Peregrine Worsthorne）这一类保守主义者。沃索恩认为，由于福利国家是社会稳定的保障，因此保守派应该“坚定地”捍卫福利国家，“只有多数人免除经济困难，少数人才可指望得到经济社会特权”。赖特温对鲁迪·朱利亚尼的“零宽容执法”、重新制定社会政策以及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态度热情有加，但大多数欧洲大陆的保守派则会对此皱眉不已。环顾更富裕的发达国家，人们会发现，激进保守主义要么濒临破产，要么一开始就从未成功进入政治圈子。在日、法、德诸国，几乎没有一个政治家——更不用说一个政党——的哲学，可以被描述为美国意义上的保守主义哲学。意大利的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毫无疑问是亲美的，但他却大量地把他赞成资本主义的精力集中在废除那些讨厌的媒体所有权规则上。西班牙和葡萄牙最近也是由亲美派掌管政府，这些政府同以往相比似乎是保守的，但是它们的哲学却依然把它们向左推，成为美国民主党的同路人。

　　这就使争论回到了第二道鸿沟上，即与原则相关的争论。本书中描绘的右派美国所信奉的保守主义，根本不同于欧洲老式的保守党依然坚持的那种保守主义。

　　古老的宗教获得了重生

　　“美国式的保守主义”（American Conservatism）与其他保守主义有多大不同？许多人要么质疑“美国式的保守主义”中形容词“美国式”（American）的精确性，要么质疑名词“保守主义”（Conservatism）的精确性。就“美国性”（American-ness）而言，其信仰的大量灵感实际上来源于旧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位从奥地利来的学者弗里德里克·哈耶克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重新激励美国本能地信仰自由市场方面所起的作用不亚于任何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他们的理论为许多美国商人的偏见进行了辩护。里根的预算局长戴维·斯托克曼（David Stockman）谈到要挥动“弗雷德里希·冯·哈耶克在其自由市场锻造炉中炼出的”利剑。许多在20世纪50年代彻底改造保守主义的人对欧洲敬仰有加。罗素·柯克崇拜埃德蒙·伯克，詹姆斯·伯纳姆则曾经与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合著一书。威廉·F.巴克利的部分教育是在英国接受的，他频频到国外旅行，刻意强调《国民评论》的“欧洲性”，在该杂志上登载哈布斯堡皇室成员的文章。欧文·克里斯托尔回忆，当他1953年移居英国的时候，年轻的他才慢慢对保守派——与有着右派主张萌芽的前激进派不同——有所了解，“他们十分安逸自在，既不道歉认错，也不过分争吵”。这使他着迷。

　　这种向海外寻求灵感的传统延续至今。正如我们所见，列奥·斯特劳斯在小布什领导的华盛顿是最受尊崇的人物之一。乔治·威尔是美国被阅读最广的保守派评论家之一，他宣称，“我所赞成的保守主义是一种‘欧洲的’保守主义”。当代美国保守主义有如此多富于辩才的外来移民支持者［其中就有我们的英国同胞约翰·奥沙利文（John O'Sulliven）和安德鲁·奥沙利文（Andrew O'Sulliven）以及加拿大出生的戴维·弗鲁姆］，以至于迈克尔·林德要为他们杜撰一个“移民保守派”（immicons）的称号。

　　这不仅仅是世系之争。对许多批评者来说，界定“美国保守主义”真正的问题是在名词上。在本书中所归类的各种团体信仰时有矛盾，人们长期争斗不断，它们真的可以一股脑儿地塞到一个特点鲜明的信仰之中吗？至少，美国保守主义可谓是店铺林立的集市。而自我标榜为“保守派”的美国人几乎在所有最根本的生活问题上都意见不一。旧保守派叹息传统的失去，自由意志论者颂扬资本主义的创造性活力，宗教保守派要将信仰置于政治的中心。经济制度——按照卡尔·马克思的话来说，在这种制度中，“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由商业保守派掌管。《旗帜周刊》的斯特劳斯派是哲学精英，他们相信，群众需要有教养的知识阶层来引导。站在格罗弗·诺奎斯特身后的反税改革派是民粹主义者，他们认为，真需要把那些脑壳尖尖的知识分子推到水里去，让他们好好清醒一下。民主党打趣道：“保守派与食人怪兽之间的差别是什么？差别在于食人怪兽只会异类而食。”

　　同样明显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保守主义显示出特别的变异能力。纽特·金里奇把政府妖魔化，小布什则相信政府可以成为保守主义改革的工具。罗纳德·里根将“自由”置于政府的中心位置，小布什的许多支持者则对“美德”更感兴趣。美国保守主义一直也是一种反应式的信条——它既是由20世纪60年代的激进自由主义催生的，也是由哈耶克和米塞斯的作品催生的。甚至时至今日，美国保守派更多的是受其极度厌恶的本能上的敌人——从亚西尔·阿拉法特到保罗·克鲁格曼——所推动，而不是为坚持捍卫一套具体理智的信仰所推动。

　　美国保守主义是一种实用的、灵活的信仰，它通过翻新改造来应对大事件的冲击。乔治·纳什（George Nash）在他有关美国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历史的名著中甚至认为，美国保守主义信仰如此易变，以至于对它进行定义的尝试变得毫无意义：美国保守主义就是美国保守派的言行。

　　这样一来，谈论“美国保守主义”有任何意义吗？我们认为以下的两个原因使之具有意义。第一，尽管脉流杂乱，但是美国保守主义显然有其主流。罗纳德·里根和小布什毫不费力地接近了本书中科罗拉多州年轻的达斯廷和毛拉以及数百万基层战士的信仰，它并不纯粹是一种信仰（不仅指对美国自由主义做出反应），它还拥有天然的政治权力。正是这种信仰将主张减税者和宗教极端主义者组成的奇怪大军带到战场上，并且站到了同一立场上。正如我们此前所见，这支大军的成员或许因不同的原因披上了这身服装，并且对所有事情都存有分歧，他们有足够的共性来构成一场充满活力的政治运动。

　　第二，美国保守主义的主流明显与其他地方不同。没有哪个地方的保守主义运动能够将支持减税者和宗教保守派汇集到同一阵营之中，没有哪个地方的保守派能够产生出“关注家庭”、帕特里克·亨利大学、传统基金会这样的机构。就像许多值得分清丁和卯的问题一样，一切都取决于人们的视角。如果到“保守主义政治行动会议”上溜达一圈，在君主主义者、支持统一税者和宗教活动分子中间，你会马上注意到使美国保守派分裂的差异。如果站得更远一点，从伦敦或巴黎的角度来注视小布什的那支大军，你则会被那种使他们凝聚在一起的信仰的独特性所打动。

　　我们认为，通过一个宗教比喻——将其比作宗教改革——可以很好地理解美国保守主义的特殊本质。美国保守主义并不像500年前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那样使宗教发生剧烈变化，而是将复兴同异端结合到一起。右派美国重新阐释的信仰是古典保守主义，而引入的异端则是古典自由主义（或至少是其中相当大的一块）。结果，美国保守主义虽然可能并不会明显与其他地方的保守主义分道扬镳（因为那些保守主义也有些许自己的改革或反改革做法），然而它却是一种非常奇特的信仰。

　　出发点是未曾改革的旧国教。按照伯克的定义，古典保守主义建立在六个支柱之上：对国家权力的深刻怀疑、爱自由甚于爱平等、爱国主义、对已有制度和等级制度的坚信不疑、对进步观念的怀疑主义态度以及精英主义。我们在本书的导论中介绍过，美国保守主义夸大了前三个特点，推翻了后三个特点，其结果就是超传统主义（über-traditionalism）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奇特调和。

　　先来说说传统主义。传统主义在右派美国中起到了振奋人心的作用。无论从宗教信仰到爱国仪式，还是从志愿组织到家庭场合，保守主义基层战士们——更不用说像阿什克罗夫特和小布什这样的将军了——喜欢各种传统的表现形式。你可以在支持共和党的州里看看家庭进餐，聆听感恩祈祷，还可以观察一下家家户户盛装上教堂。2003年在小布什宣布中东民主化计划的美国企业研究所餐宴上，晚宴要求以司法部部长唱国歌开始。阿什克罗夫特以中气十足的男中音进行了表演，在小布什揭开战略的面纱之前，人们为阿什克罗夫特的表演摇旗呐喊。

　　令伯克高兴的原因很多。他相信，个人只有被编织到一张传统和制度之网中才会兴旺发达。他认为，如果削弱社会结构，就会把人变成微不足道的利己主义者，并很可能使他回到原始状态。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的小说《大街》（Main Street）背景是美国中西部的格弗草原（Gopher Prairie）小镇，小说中的人物之一维达·舍温（Vida Sherwin）对美国传统主义是什么做了一番很好的判断：

　　恐怕您会把我看作是个保守派。我就是一个保守派！有这么多的东西需要保守。这些美国式的财富，顽强、民主和机会。可能不是在棕榈滩县，但是，感谢上天，在格弗草原，我们没有那些社会等级。我只有一个优良品性——那就是全身心地对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州、我们的城市坚信不疑……

　　现代美国从来没有国教，也不存在有爵位的贵族。罗素·柯克那一类渴求封建主义束缚的美国保守派是在对牛弹琴（无论是多么振振有词）。真正的美国人异常重视源于美国革命的那些平等主义国家的象征物：国旗、美国公民宣誓词和军队仪式。美国保守派对自己的国家有一种几近神圣的看法，把它看作是“希望之国”“个人在世间的避难所”“人类在地球上最后最好的希望”，当然还有“山巅之城”。对于美国保守派来说，美国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的存在，还是精神理想的物质体现。罗纳德·里根对这种保守主义基本信仰也许是表达得最清晰的人物。他相信，上帝已选定美国作为他在世间特别目的的代理人。由于美国具体表达了民主理想并想把这种理想带到全世界，因此不会招致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那样的衰败命运。

　　这种高度民族主义的保守主义可能与其欧洲的祖先不一样，但是在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古典保守主义那里，显然还是依稀可辨的。法国人和英国人不是也曾认为，他们的国家是上帝意志在尘世的体现，并且藐视所有以前的政治定律吗？从欧洲人的角度来看，美国的传统主义有点过于信奉民主的千禧年之说，但缺乏君子之德风（noblesse oblige）。但是，从这样一种古老宗教的年轻版本中，人们能够期待什么呢？

　　我们现在都是自由派？

　　当这种年轻教会的信仰从对古老传统进行新颖的解释转向接纳异端的时候，传统主义者的困难出现了。美国保守主义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人们都会发现它采纳了古典自由主义的一大块内容。事实上，它采纳的古典自由主义的内容之多，以至于许多观察家认为美国保守主义是一个矛盾，它基本上是包装过的古典自由主义。

　　传统上，古典自由主义完全是保守主义的敌人，因为它将个人无拘无束的自由置于其政治哲学的核心。古典自由主义把自由看作是最高的善，而古典保守主义则对美德更感兴趣；自由主义坚决赞成选择权，而保守主义则对人们做出的各种选择忧心忡忡，除非他们受到传统的影响和智慧的指导；自由主义根植于启蒙运动，而保守主义则根植于对启蒙运动的批评。埃德蒙·伯克叹道：“骑士时代已逝，经济学家、诡辩家、精于算计者的时代已然来临。”

　　在此，我们要谨防将欧洲保守主义定性为一种死水般的哲学。洛德·休·塞西尔（Lord Hugh Cecil）将自己版本的保守主义哲学比作是一条大河，从众多汇聚的溪流中吸取水分。在19世纪，英国保守主义这条大河至少从自由主义那里吸取了一些水分。保守派放弃了贵族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大地产主是自由的保障，转而支持一种更为民主的观点，即财产所有权的民主是自由的最好保障。像迪斯雷利这样的保守派，不屈不挠地以自由主义的手段来为保守主义的目的服务——重新使财产与责任、特权与义务联系起来。20世纪英国保守党的选举天才承认有必要向中产阶级让步，同时又确保土地精英继续发挥远远超乎其力量的影响力，从而把自己等同于那类“有点个人主义的”（individualism lite）资产阶级。大多数欧洲大陆的基督教民主党派结果也大同小异。

　　美国保守主义在带着一个年轻恋人的强烈欲望拥抱个人主义的时候，并没有做出那么多的重大让步。哈耶克这位美国保守主义改革中的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曾写过一篇题为《我为什么不是保守派》（Why I am not a Conservative）的文章，诅咒崇拜国家而限制个人的信仰。如果说古典保守主义的英雄通常是由其与传统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来定义，那么现代美国保守主义的英雄则常常是粗犷朴实的个人主义者。（古典保守主义认为，绅士之所以是绅士，是因为他的出身和他的意愿一道，促使他作为雇主、治安法官和慈善事业的赞助者为当地社区服务。）粗犷朴实的个人主义者则是把梦想变成公司的商人、把文明带到荒野的农场主以及再次提及的牛仔。已故的保守主义学者马克斯·贝洛夫（Max Beloff）与欧文·克里斯托尔之间，曾经就区分英国托利主义与美国保守主义分歧的名称，有过一场争论。克里斯托尔认为，英国“因为一套浅薄而固执的贵族虚荣而显得酸溜溜的”，这种虚荣“阻碍了机会、压制了平等精神，使之至今不能完全发挥”。结果是英国的生活既“索然无味”，又“充满恨意”。贝洛夫则强烈地以自己的终身贵族身份而自豪，他驳斥道，威胁英国保守主义的，“不是保留下来的与贵族传统的联系，而是所谓的对资本主义的某些弊端无动于衷；使我们失去选票的不是公爵，而是金玉满堂的罪犯”。他奇怪为什么克里斯托尔会自认为是个“保守派”，因为他“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怎么也不能算作保守派”。贝洛夫归纳道，保守主义里必须有托利主义的因素，否则除了成为“（古典自由主义）的曼彻斯特学派”外，一点也算不上是保守主义。

　　美国的保守主义运动中明显缺乏托利主义的因素。环顾右派美国就会发现，大量的保守主义基层战士有着消除政府对个人限制的情结。热衷枪支持有者不喜欢枪支法；反税活动家要求政府别碰人民的口袋；宗教保守派要帮助人们逃脱世俗国家的侵扰，尤其是牵涉到孩子的教育问题时。“蒙哥马里和金特里”乡村音乐二人组合广受右派美国的欢迎，他们低声吟唱道：“我真正需要的是道路开阔、速度迅疾。”

　　罗纳德·里根和小布什最能引起局外者注意的事情莫过于他们的意志和自信。这种意志和自信源于这样一种信心，即未来是在他们一边。古典保守主义的当务之急是应付衰落并筹备体面的撤退。20世纪英国最伟大的保守党小说家伊夫林·沃（Evelyn Waugh）度蜜月的时候，手提箱里放着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他的首部小说名为《衰亡》（Decline and Fall），随着年岁的增长，他变得更悲观了。保守主义政治家伊诺克·鲍威尔（Enoch Powell）坦率地说道：“所有的政治生命都以失败告终，因为那是政治和人类事务的本质。”在过去的25年里，只有一位欧洲的保守派能够说“没有别的选择”，并且真的是言为心声。而玛格丽特·撒切尔越来越像是个异类——一个碰巧出生在英国格兰瑟姆（Grantham），而非美国休斯敦的美国保守派。

　　许多欧洲保守派坚决反对“创新精神”，无论这种“精神创新”在微小意义上是因自身原因而改变信仰，还是在更具深远意义上在于使世界重生的信念。迪斯雷利说道：“计划多多，方案多多，但是，也有如此多的理由解释了为什么既不应该有计划，又不应该有方案。”牛津大学的守旧派教师R.A.塞斯（R. A. Sayce）认为，“所有的变化都使情况变得更糟了，哪怕目的是变得更好”。20世纪30年代的教育大臣纽卡斯尔勋爵珀西（Lord Percy of Newcastle）曾解释过他为什么反对新的提高教育质量的思想：“胡说八道，胡说八道，把孩子抚养成人的目的竟然是期待不幸。”近代的迈克尔·奥克肖特是典型的保守党哲学家，他嘲笑创新“总是个模棱两可的企业，收益同损失如此紧密相连，以至于极难预测它的最终结果。没有什么是绝对得到改善的”。

　　欧洲保守主义弥漫着伊夫林·沃的小说《故园风雨后》（Brideshead Revisited）式的怀旧情绪。保守主义的圣哲埃德蒙·伯克和路易斯·德·博纳尔德（Louis de Bonald）所看到的好社会不是存在于某种乌托邦的未来中，而是存在于过去的中世纪——那里有骑士的封建准则、绅士的礼仪以及普遍深入的笃信宗教。当然，今天的实用政治家不会惋惜封建主义的一去不复返，但他们仍然是趋于怀旧的。约翰·梅杰（John Major）是马戏团杂技演员的儿子，通过奋斗登上了保守党的顶峰位置，他最有名的口号是“返璞归真”（Back to Basics）。当人们要求他谈论英国的时候，梅杰满心欢喜地说起了乡村板球比赛以及“未婚女子在晨雾中骑车去领圣餐”。

　　美国保守主义当然并不鄙视历史。里根最好的传记作者卢·坎农（Lou Cannon）指出，第40任总统有吸引力的秘密之一是他那种以过去的口吻谈论未来的能力。小布什每年夏天回到得克萨斯州的克劳福德农场，以提醒美国人他同美国的永恒价值保持着联系。但是美国保守主义依然充满着乐观主义。罗纳德·里根在生活中几乎从未显得闷闷不乐，他引用汤姆·潘恩（Tom Paine）的名言说：“我们有能力使世界彻底从头开始。”纽特·金里奇相信，使共和党人立于不败之地的，乃是他们愿意拥抱未来（让民主党人紧紧抓住旧经济吧）。保守主义最为蓬勃发展的不是美国的历史中心，而是那些新兴的地方，那些在城市周围兴起的城市郊区和城市远郊地区，在阳光地带情形尤其是这样。保罗·韦里奇在一块市内空地上看到一块标牌上写着“传统小城房舍即将拔地而起”（Come Soon: Heritage Town Houses）的字样，他于是想出了传统基金会这个名字，真是再贴切不过了。

　　在沃的世界里，技术就是敌人。唯一让他产生过兴趣的似乎是助听器——只因为助听器让他在感到厌倦的时候可以引人注目地摘掉它。相反，金里奇则谴责左派拒绝“任何通过技术创新而得到救助的希望”。当涉及外太空的时候，这种对技术的着迷则变得过度了。美国保守派愿意在那些远离地表的项目上花钱，却似乎不愿意在公共项目上花钱。在同一星期，一位“中用不中看”（eat-your-spinach）的民主党人沃尔特·蒙代尔，对在外太空项目上花钱提出了质疑，里根则要求继续这一项目：“美国人民更愿意伸手摘星，而不是伸手找我们不这样做的借口。”小布什不允许小小的预算问题阻止美国把人送上火星的计划。

　　美国保守主义有一种彻底反叛的优势。英国保守党人奥克肖特认为：“做个保守派……是喜欢熟悉的东西甚于陌生的东西，喜欢尝试过的东西甚于未曾尝试过的东西，喜欢事实甚于神秘，喜欢实际的甚于可能的，喜欢限制甚于无拘无束，喜欢近的甚于远的……喜欢便利的甚于完美的，喜欢现在的欢笑甚于乌托邦的天堂。”美国保守主义几乎与奥克肖特的信仰背道而驰，它是一种微微带着乌托邦主义的行动主义哲学。别再说要学会忍受现在的不完美，美国保守派不可能眼睁睁看着不完美而无动于衷。金里奇曾经提醒人们，“追求幸福”这个短语包含一个主动动词，这个动词“不是幸福的标记，不是幸福的部分，也不是幸福疗法，而是‘追求’”。

　　美国保守派坚信人类把世界改造得更好的能力，他们不赞同旧保守主义优先关注限制和稀缺的做法。在1984年俄亥俄州的竞选中，里根谴责蒙代尔为人们提供的是“一个悲观主义的未来、恐惧和限制的未来”（在美国，几乎所有有关如何应对有限资源的聪明观点都存在于左派阵营）。美国一些最具共和党色彩的地区也最缺乏热忱——那些地区是纯粹靠人类的意志力从严苛而缺乏宽容的自然那里拯救出来的。如果奥克肖特不是生活在伦敦，而是生活在得克萨斯州的韦科市，那么他可能会重新思考一下喜欢现在的欢笑甚于乌托邦的天堂的想法。欧文·克里斯托尔指出，当他出版奥克肖特美国版的《政治中的理性主义》（Rationalism in Politics）一书时，该书只卖出了600本。

　　如果说美国保守主义是旧世界信仰或其他信仰的一个子项，那是不得要领的，它们已经糅合成某种新的、美国的东西。我们认为，美国保守主义的主要成分——超传统主义和个人主义——是相当特殊的。但是，真正使美国保守主义明显不同于其他信仰的，是这两种元素糅合在一起的方式。

　　强硬右派的缺席

　　我们有必要补充说一下美国保守主义例外论的最后一个方面，即极右派的边缘化，连美国自由派都应对此感激不尽。主流的美国保守主义在许多方面都要比欧洲保守主义更加极端，它更加严厉、更加民粹主义、更加愿意同热情赞成持枪权的人和反制政府的活动分子打情骂俏。然而，在控制激进右派方面，美国比欧洲——尤其是欧洲大陆——做得更加成功。

　　20世纪50年代，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adter）对“美国政治中类似妄想狂的作风”忧心不已。然而，这种“类似妄想狂的作风”却从未在美国导致欧洲式的法西斯主义运动。欧洲人习惯性地指责小布什是右派极端主义者，然而小布什从未与持标准激进右派意识形态的人打过交道。他赞成移民，（按照欧洲温和保守派的标准）甚至可以说是疯狂地赞成移民。在小布什首次重要的外交政策演讲中，他警告说，屈服于“建立傲慢的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城堡”诱惑，将是通往混乱和停滞的捷径。他的政党远远没有反犹主义的色彩，倒是因为极端地亲以色列而受到批评。

　　毫无疑问，美国确实产生了一场有力的民兵运动，它既使这个国家对政府充满敌意，又使这个国家对枪支的痴迷达到了极端疯狂的地步。类似妄想狂的东西确实周期性地支配了共和党中的某些元素，这一点只要想想麦卡锡主义和对克林顿的疯狂仇视即可发现。然而，总的来说，美国的两党制既成功地使极右派被边缘化了，又使极左派失去了威力。

　　美国严厉的右派中最具暴力的成分——民兵运动——正急剧衰落。按照追踪民兵组织活动的美国南方贫困法律中心（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的数字，民兵组织的数量从1996年的858个减少到2003年的143个，并且这些剩下的团体也只是它们以前的影子而已，方向不明，缺乏组织。例如，曾吸引蒂莫西·麦克维（Timothy McVeigh）和特里·尼古拉斯（Terry Nichols）参加其会议的北密歇根州地区民兵组织（the Northern Michigan Regional Militia），由于没有一个成员有足够的军事经验来领导林中的训练演习，因此在2001年解体了。周围都是自动武器、罐头食品和瓶装水，许多民兵组织成员厌倦了那场从未发生的革命。“千禧危机”（Y2K）未能导致西方文明的崩溃，这对民兵组织是个沉重打击。

　　民兵组织的急剧衰落似乎与新纳粹活动的微幅上升相一致。美国南方贫困法律中心承认，现在美国有700个仇恨组织、10万成员，数量居20年来之首。然而，美国的新纳粹运动却不像听起来那么恐怖，它的领导人老迈虚弱，并且已遭到了一连串的法律打击。大多数估计显示，新纳粹运动的支持者在德国、匈牙利、波兰、捷克共和国和瑞典等国的比例高于美国。据报道，1/10的瑞典年轻人听极端种族主义“白人力量”（white power）的音乐。在几乎每个欧洲国家，都有类似这样的运动——平头党、本土主义党、反犹党。

　　借用最近一本书名而来的极右派组织“仇恨传教士”（Preachers of Hate）已在欧洲的选举中取得了比在美国更大的成功。2003年，瑞士人民党赢得了26.6%的选民票，使之在国会下议院中拥有的席位比其他三个主流政党中的任何一个都多。该党的一幅竞选海报上展示的是一副黑人面孔，标题为“瑞士正变成黑奴的天下”。在法国政治中，让——马里·勒庞（Jean-Marie Le Pen）的国民阵线依然是一股相当可观的势力。该党在2002年的第一轮总统选举中赢得了18%的选票，从而使勒庞得以与雅克·希拉克进行最后的决选——后者轻而易举地赢得了胜利。乔戈·海德（Jorg Haider）的自由党在奥地利大选中名列第二，赢得了27%的选票，并成为奥地利执政联盟的成员。在荷兰，右派无党派政治家皮姆·弗泰因（Pim Fortuyn）担心，穆斯林正在破坏这个国家宽容的传统，他也在民意调查中名列第二——尽管是在死后。在意大利，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让前法西斯主义党的领导人吉恩佛朗哥·菲尼（Gianfranco Fini）在他的政府中占有一席之地。相反，近些年来美国最右派的总统候选人帕特·布坎南（他当然要比勒庞和海德都温和）在2000年的总统选举中只赢得了0.5%的选票。

　　那是一个他们自己的乌托邦

　　英国历史学家刘易斯·内米尔（Lewis Namier）曾写道：“政治思想最重要的是潜在的情感，而思想之于音乐只是歌词而已，经常还是劣质的。”人们能找出无数的意识形态原因来说明，为什么美国保守主义不同于世界其他地方的保守主义。但是，在许多方面，保守主义关乎本能而非理性。现代美国保守主义的特点之一是，那些具保守主义思想的美国人有种倾向，即他们偶尔会发现一些集中体现其信仰的结构。在这种发现中，他们甚至没有认识到自己行为的激进主义色彩。没有什么地方比在快速增加的计划性社区里，能够更好地听到美国保守主义的音乐。

　　离开亚利桑那州的菲尼克斯市，朝北驶上I—17号州际高速公路。沿途会经过写着“幸福谷路”（Happy Valley Road）和“轻松高速公路”（Carefree Highway）字样的路标，但是有块路标却让人觉得有些不祥，上面建议人们不要随便让人搭车——因为旁边是一座联邦监狱。最后来到了一块写有“德尔韦伯公司修建的安泰姆镇”（Anthem by Del Webb）字样的标牌处。安泰姆镇感觉更像是豪华的度假胜地，而不是一个镇。镇里有一个带迪士尼式水滑道的水上公园、一条儿童铁路、闲步的小道、网球场、一堵攀岩墙、两个高尔夫球场、几个洁净的公园、一个超级购物市场、两个教堂、一所学校以及为那些寻求更多安全感的人准备的安泰姆乡村俱乐部（the Anthem Country Club）——一个封闭式（且有人看守的）社区。

　　安泰姆镇计划有1.25万个住家，于1999年投入使用。镇上的房舍道路看起来非常干净。之所以如此，原因之一就是每个在安泰姆镇买房的人都必须遵守一些契约、条件和限制（convenents，conditions and restrictions, CC&Rs）——从房子的颜色到可否在屋外的街区上停车（不可以），CC&Rs对一切都可以进行约束。安泰姆镇上似乎都是白人，建筑工人明显例外，但是，安泰姆镇当然也不是一片排外的富人飞地。情况远非如此。这里房子的起价明显很适中，为15.5万美元，连安泰姆乡村俱乐部的居民也很难称得上豪华。他们总是因这些规则而感到好笑，并把这些规则看作是房价的一部分，就像每天往返菲尼克斯市上班一样。为什么年轻母亲会来到这里呢？“因为这里安全，因为这里有活动，啊，因为这里像我们。”

　　事实上，安泰姆镇并非反潮流而动，而是顺应潮流。在美国许多迅速发展的地方，尤其是在南方和西部，这样那样“总体规划的社区”正推动着它们的发展。在大城市里，半数的新屋销售是在协会管理的社区中。总共有4 700万人——1/6的美国人——居住在23万个社区中的1 800万所房屋中，他们每年所支付的费用达350亿美元。现在，这一行业正在为7 000万即将退休的婴儿潮一代准备住所。

　　不能说这些协会都是保守的。事实证明封闭式社区对黑人说唱歌手［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吞鲁日市（Baton Rouge）］和同性恋者［在佛罗里达州的曼尼托巴斯普林斯市（Manitoba Springs）］都具有吸引力。即便是退休者居住的社区，也比起初看起来更加生气勃勃。2000年，在与亚利桑那州安泰姆镇相邻的太阳城西镇（Sun City West），有好些人抱怨在户外做爱的男女，而那些冒犯者的平均年龄是73岁。狗和栅栏虽然很普遍，但只有大约800万人生活在有大门的社区里。不过基调是保守的。计划性社区日益成为共和党的堡垒（安泰姆镇投票支持共和党的人数差不多是民主党支持者的两倍），还体现了对政府的敌意。有时候，这种敌意是明白无误的。在内华达州，有个55英亩大名为前准星镇（Front Sight）的地方，正被建成热烈支持持枪权者的城市，其街道即以“第二修正案路”“责任感路”这样的名字命名。［这些人在那里买上1英亩的土地就可以终生使用规划好的12个靶场、1挺乌兹冲锋枪和1次非洲狩猎旅行。］更为普遍的动机则是分离，即渴望建立社会中的社会。许多生活在计划性社区里的人非常不信任政府。最常见的担忧是安全，因此就有了那些社区大门——尽管并无很多证据表明，封闭性社区比非封闭性社区更加安全。也有对教育、医疗保健、交通等问题的担心——担心所有由公共部门提供的东西。社区居民经常自己征税来提供一般由国家提供的服务，有些居民不情愿地出钱出力来维护道路、人行道和街灯，照料公园，提供安全保障。

　　20世纪70年代，社区协会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快速增加并非偶然，因为同时期通过的《13号提案》削减了地方政府的税收。协会的增加也与私立学校和私人保镖数量的增加同步发生。现在，南加利福尼亚州私人保镖的数量是“公共”警察的4倍。美国中产阶级中放弃国家的人日益增多，他们把家安在私人道路旁，送孩子上私立学校，在私人俱乐部里打高尔夫球。当一切都由私人提供的时候，为什么还要麻烦自己去支持公共服务呢？有些较老的封闭式社区投票禁止公立学校进入。CC&Rs代表的是一种私人化的法制形式。许多社区只对房屋如何出售进行约束，但是，约束的条条框框正变得越来越多。对狗的最大重量——通常是30磅——的规定日益普遍。CC&Rs胜过大量的地方性法律（例如按照财产出售的合同法律）。更具强大影响力的是，社区能够规定什么人才可以进来居住。许多退休者居住的城镇要求每所房屋中至少有一人年逾55岁，并且不允许儿童入住。

　　这种安泰姆镇式的分离主义乌托邦的扩散，可能会给美国带来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穷人被迫继续住公共房屋、上公立学校、乘公共交通，他们该怎么办？但他们同样是保守主义基层战士的繁殖力所在。这不仅是一个关乎私利（既然自己的孩子上私立学校，为什么要为公立学校埋单？）的问题，还是一个关乎意识形态的问题。虽然美国自由主义与政府纠缠在一起，但是，住房市场增长最快的部分是基于与政府分离的思想，那才是该让希拉里真正绝望的阴谋——使美国保持保守的阴谋。

　　一种完全美国式的信仰

　　美国保守主义不仅是保守主义，而且是美国式的，这一事实很重要。就像移民一样，保守主义在美国已经被彻底同化了，以至于它的欧洲亲戚已经再也认不出它来了。美国保守主义特别吸收了该国最为普遍深入的三个特点：乐观主义、个人主义和对资本主义的简单信仰。在吸收这三种思想的同时，它却丢弃了——或者说忘记了——欧洲保守主义一些最根本的信仰：怀疑主义、悲观主义和对社会等级的信仰。

　　1890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认为，美国保守主义的成功是因为它免受封建主义的束缚。他认为，“美国是纯粹的资产阶级国家，甚至没有封建主义的过去，并且以自己纯粹的资产阶级制度而自豪”。今天欧洲的保守主义政党，更可能把自己打扮成社会民主党而非封建主义政党。但是今天的美国保守派依然是“纯粹的资产阶级”，并且正像19世纪90年代那样，对资产阶级的社会组织感到自豪。这解释了他们与欧洲保守派之间存在的差别并持续获得成功的原因。

　　此时的美国尤其处于一种党派纷争的情绪之中，畅销书榜上都是党派性的长篇大论，政治领袖则几乎都把对手称作叛徒。但重要的是要记住，这些怒火中烧的派性分子之间的共性却比他们自己意识到的要多。我们目睹了保守主义被可称为美国主义的东西所改造，现在，我们要来看看这股力量如何改造自由主义。 美国百年困局与当下危机（套装共10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