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美国百年困局与当下危机（套装共10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第十五章 自由主义退潮时忧伤而经久不息的轰鸣

　　马修·阿诺德（Mathew Arnold）在他那首伟大的诗歌《多佛海滩》（Dover Beach）中感叹，尽管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到处是对基督教信仰信誓旦旦的人，宗教本身却在退潮：

　　信仰之海啊，

　　曾几何时，大潮涨满，

　　遍布整个世界，

　　飞舞彩带，闪耀光环。

　　可是现在，还能听到什么？

　　只剩下悲伤悠长的呼喊，

　　潮声退落成晚风的呜咽。

　　过去30年，美国政治生活背景的曲调就是自由主义退潮时忧伤而经久不息的轰鸣。为了避免混淆，我们所指的自由主义并非本书中所谈论的古典自由主义，而是在美国支持大政府的各类观点。毫无疑问，这样左倾的自由派虽然存在于现代美国，却在全国迷失了方向。事实上，正是因为缺乏强有力的左派运动，才使得美国成为如此例外的一个地方。一旦关注一下在左派身上发生的事情，就会发现右派的胜利是多么明显、多么彻底。

　　美国的左倾派还足够多。1984年，就连虚弱不堪的沃尔特·蒙代尔都赢得了41%的选票。此外，美国许多最重要的领域还是受到自由派的控制，其中包括大学、媒体以及吸引大多数外国参观者的沿海城市。甚至许多保守派都承认，从西洛杉矶布伦特伍德（Brentwood）到纽约曼哈顿布利克街（Bleecker Street），这些城市中的较好地段，以及从旧金山金门桥北面的索萨利托市（Sausalito）到美国东海岸的科德角（Cape Cod），大量令人神往的度假胜地，以及身材火辣之人的聚集地，都由自由派掌控（尽管右派反对许多东西，但从身材上看，他们显然无法拒绝“再来一份”的诱惑）。自由派力挺迈克尔·穆尔冲上畅销排行榜的榜首，并在2004年的总统竞选中把霍华德·迪安推到了民主党候选人的前排位置。

　　在一个重要的政治领域中，民主党变得更自由了。就像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会共和党人变得更保守了一样，国会民主党人向另外一个方向倾斜了。1972年，美国保守派联盟给国会众议院民主党人打的平均分是32分，到2002年则只有13分（见附录）。1972年，佐治亚州、弗吉尼亚州和密西西比州的迪克西民主党人的平均得分分别是83分、84分和90分，比大部分东北部共和党人的得分都高。现在，只有肯塔基一州的民主党人平均得分高过41分，而那还是因为该州唯一的国会众议院民主党人肯·卢卡斯（Ken Lucas），除了头衔是民主党人外，其他一切都是共和党人——他赞成持有枪支，反对堕胎，赞成烟草使用——因而得了84分。（他豁达地匆匆离开了2000年的洛杉矶民主党全国大会，因为不希望成为破坏“党的团结”的人。）

　　迟至20世纪80年代，南方保守派依凭借资历占据着民主党统治集团中许多最有权势的位置。如今，他们已被美国大陆东西两岸典型的自由派所取代，如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我们将在本书的结束语部分关注她所在的旧金山选区。在参议院，自由主义的雄狮泰德·肯尼迪可能是最有权势的民主党参议员。他于1962年首度当选为参议员，如今，他在参议院的资历仅次于另一位老资格的民主党人罗伯特·伯德（Robert Byrd）。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加里·雅各布森（Gary Jacobson）分析2002年结束的美国第106届国会的投票行为，认为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以来在意识形态上最为分裂的一次选举。

　　国会中不断加剧的党派色彩充分反映了美国不断加剧的分裂状况。右派有自己所仇视的希拉里·克林顿之类的人物，左派也同样有自己所仇视的人物。许多现代民主党人不仅仅与小布什道不同，他们还厌恶与小布什有关的一切——从他那尼安德特人式的观点，到他那自鸣得意的傻笑。根据截至2003年9月的111次民意调查，小布什在民主党人中得到的平均赞成率是51.7%，共和党人对他的平均支持率是94%，但这种数据是受“9·11”事件的影响而产生的结果。2001年9月11日之前，他在民主党人中的平均得分只有微不足道的30%，而共和党人对他的平均支持率也只有89%。“9·11”事件的光环一消失，鸿沟又回来了，并且急剧加深。2003年夏，小布什一如既往地得到90%的共和党人的支持，可民主党人对他的支持却跌落到16%，这两个数字间的党派鸿沟比克林顿当年的差距还大。

　　因此，毫无疑问，美国存在大量的自由派；同样毫无疑问的是，自由派竭尽全力要使共和党下台。但是，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哲学已经死亡，美国自由主义成功的基础是有能力解决问题。“新政”不仅解决了大萧条问题，而且为行动主义的政府建立了自己的选民基础。到1952年，注册登记民主党的人数是共和党的2倍。按照富兰克林·D.罗斯福最亲密的顾问之一哈里·霍普金斯的说法，他所在的政党已经发现了永久掌握权力的完美公式：征税复征税，花钱复花钱，选举复选举。但是过去的30年里，这个公式正在失效。美国人既不再像20世纪60年代那样，也不像依然故我的欧洲人那样，围绕在行动主义政府的旗帜之下。我们目睹了那些认为可以依赖政府做正确事情的美国人，人数不断下降。（1994年，马里兰州蒙哥马利县的一位民主党官员甚至宣布一项计划，要从官方的用语中去掉“政府”这个词，因为这个词既“令人不快”，又“傲慢无理”。）我们也目睹了比尔·克林顿是如何摧毁政府项目的。

　　美国自由派突破瓶颈的任何希望都受到了可被称为“2/3规则”的限制：如今只有1/3的美国人贴着民主党的标签，而在这1/3的民主党人中，又只有1/3把自己描述为自由派。（相反，2/3的共和党人说自己是保守派。）虽然新民主党人已经在新墨西哥、亚利桑那和堪萨斯等保守州取得了州长席位，但是取胜之道是牺牲祖传的自由主义——他们的话听起来像巴顿将军一样粗暴，像沃尔玛一样主流。亚利桑那州州长珍妮·那波里塔诺（Janet Napolitano）和堪萨斯州州长凯瑟琳·西贝利厄斯（kathleen sebelius）对教育和财政问题提出了切合实际的解决办法；在新墨西哥州，比尔·理查森（Bill Richardson）削减了该州的收入税和资本增值税；而在密歇根州，州长珍妮弗·格兰霍姆（Jennifer Granholm）坚持了自己“不增加新税”的誓言，并在遭遇内乱时以坚定的姿态进行打击；田纳西州新任州长菲尔·布里德森（Phil Bredesen）对该州2003年预算赤字的处理方法很典型，他把各部门负责人召集起来，叫他们减少9%的开支，并且让他们在一个公共论坛上解释自己的政策。

　　为什么克里和迪安站在我们一边

　　左派对自由主义已死的悲观主义观点通常有这样的辩驳：如果民主党赢得了2004年的总统选举会怎么样呢？由于美国军队每天在伊拉克遭杀害，人们对经济安全普遍担忧，民主党当然是有可能获胜的。但是，我们的观点是保守主义是美国例外论的核心部分，难道民主党的胜利会将这个观点全部推翻吗？相反，我们认为，民主党的胜利只会立即加强我们的观点。即使一位民主党人入主白宫，美国仍将比其西方同侪更保守。

　　2004年民主党的提名战本身就有点像“潮声退落成晚风的呜咽”。让我们从2003年8月一个炎热的星期六下午的弗吉尼亚州福尔斯教堂（Falls Church）开始这一话题。这个郊区周围到处都是小汽车，没有谁比乔·特里皮（Joe Trippi）更开心的了。7个月前，这位资深顾问只凭7位志愿者和银行账户上的15万美元运作了一场总统竞选。为了省下机票钱，特里皮不得不让他的总统候选人独自应约去做报告。现在，在这个弗吉尼亚州的郊区忽然间有4 500人出现了，并且一上午在互联网上就有35万美元进账。

　　前佛蒙特州州长霍华德·迪安的迅速崛起是数年来美国政治中最激动人心的事情之一。标新立异者在初选中给一路领先的候选人带来困扰，并不罕见。约翰·麦凯恩2004年在新罕布什尔州的表现就激动人心。这一次迪安使自己变成了一路领先的候选人，到8月的时候，他在新罕布什尔州领先主要的当权派候选人约翰·克里21个百分点，募集到的款项比任何候选人都要多。到12月的时候，他募得了4 000万美元的款项，更不用说还得到了阿尔·戈尔和数个美国最大工会的支持。

　　迪安的反叛是两股力量强有力的证明。第一股是互联网的力量，他以此来聚集志愿者和钱款；第二股是民主党内自由派活动分子的力量。迪安盗用了已故参议员保罗·韦尔斯顿（Paul Wellstone）的口号，宣称自己代表“民主党中的民主一翼”，这一翼对于克里一类的民主党领导人愤怒不已，因为他同意小布什所做的一切。迪安的这种做法为民主党的中间分子所接受，简言之，他们是极度愤怒的，对“被盗的”选举感到愤怒，对减税感到愤怒，对《美国爱国法》（USA Patriot Act）感到愤怒，尤其对伊拉克战争感到愤怒。迪安一吹响反对那种矛盾做法的号角，就有一支大军在身后支持他。

　　霍华德·布拉什·迪安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美国自由主义的拥护者。他的身世背景与小布什相似（小布什的祖母是迪安祖母出嫁时的伴娘），父亲是华尔街的银行家和忠实的共和党员（年轻的迪安首次全国性的政治经历，就是在1964年参观提名了巴里·戈德华特的共和党全国大会），他是在日落大道和长岛长大成人的，在普雷斯科特·布什上过的圣乔治寄宿学校和耶鲁大学接受教育。

　　迪安曾在美国最自由主义的佛蒙特州担任了11年州长，按照欧洲人的标准，这位学医出身的政治家很难说得上是左派人士。作为一位实用主义的新民主党人，他不断地支持工商界的利益，反对不负责任地增加开支，谴责福利领取者缺乏自尊，并且花大量精力钳制当地的极左派。［佛蒙特是少数几个极左派州中有真正政治势力的州之一，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是该州唯一一位社会主义国会议员。］在文化问题上，迪安同样保守。他因为支持佛蒙特州允许非公开携带枪支而赢得了美国步枪协会的高支持率，还在连共和党州长都表示疑虑时，转而拥护死刑。

　　即使是在那反叛性的总统竞选期间，他也依然忠于他的一些保守主义原则。他把自己兜售为“赤字鹰派”和“平衡预算的死敌”。他自豪地声称，要做一个“把邦联旗帜插在小货车上”的候选人——尽管后来由于受到对手猛烈的批评而撤回了这些话。与希拉里1994年的计划相比，他的医疗保健计划更多地由市场来决定，并且比迪克·格普哈特（Dick Gephardt）2004年的计划低廉得多（他的计划是880亿美元，格普哈特的计划是2 140亿美元）。在外交政策方面，他提醒支持者，是的，他反对伊拉克战争，但他立即补充说，他既支持第一次海湾战争，也支持在阿富汗进行的战斗。在福尔斯教堂，他许诺说，将美国军队派往“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以捍卫美国的利益”时，他将“不会有任何犹豫”。迪安说，美国有权利对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流氓政权”所制造的威胁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只是他认为伊拉克没有这样的武器。

　　这个推动左派美国前进的人对所有问题所持的观点在欧洲政治中连中间偏左派也够不上边。按照欧洲的标准，他是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者。他反对《京都议定书》，支持对利比里亚的干涉，嘲讽小布什对沙特阿拉伯不够强硬。实际上，迪安认为自己在30年前会是一个艾森豪威尔式的共和党人，他对《纽约时报》说：“说我是竞选中最进步的候选人，大老远到这里谈论平衡预算和私人部门管理的医疗保健体系，这真是一种悲哀。我在克林顿支持三方分担医疗保健费用之前，就已是如此了。灵魂深处，我是一个温和派。”一位在艾奥瓦州为迪安效力的年轻瑞典裔支持者说，在他瑞典的家乡，他支持的候选人将被看作是一个“中庸的保守派”。

　　迪安使自己变成了民主党左派的斗士，他靠的不是全面放弃自己的中庸观点，而是靠在两个两极化的问题上对小布什政府的有效抵制，即反对伊拉克战争并下决心抵制小布什的减税。迪安的戈德华特式的决心——提供选择，而不是随声附和——把大多数当权派民主党候选人有力地拉向了左边。克里恰恰是当权派的具体体现，他说美国最不需要的就是出现一个“第二共和党”。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约翰·爱德华兹（John Edwards）通过增加保护主义而振兴了阿尔·戈尔的迪克西化的民粹主义。好老头儿鲍勃·格雷厄姆（Bob Graham）平常是参议院文明礼仪的模范，却在因缺少资金而出局之前突然谈起了对小布什的弹劾。韦斯利·克拉克将军（Wesley Clark）加入了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的喧嚷之中，只有乔·利伯曼（Joe Lieberman）坚决反对这股左派风潮。

　　迪安被提名一度显得轻而易举。数以千计的年轻志愿者步行在艾奥瓦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的高速公路和羊肠小道上，集聚迪安的支持者并传播自由主义复兴的消息。《国民评论》在封面上呼吁“请提名他吧”。但是，当选民把注意力从发泄怒火转向选择一位能够击败小布什的候选人时，他们大规模地撤回了自己对迪安式愤怒的自由主义的支持。1月中旬，盖洛普民意调查发现，只有1/4的民主党人希望政党提名一位“自由派”。随着艾奥瓦州干部会议的临近，迪安对小布什外交政策的坚决反对开始于其不利。由于他拒绝承认抓获萨达姆·侯赛因对美国安全有任何改善，加上他坚持认为只有在审判（可能是国际审判）之后，奥萨马·本·拉登才可被宣布有罪，从而使人们更加相信，民主党又在重犯1972年的老错误，选择了一个麦戈文。

　　艾奥瓦州的干部会议使“民主党中的民主一翼”蒙羞。迪安排名第三，不仅落后于克里，也落后于像克里那样投票支持伊拉克战争以及拒绝取消大部分小布什减税内容的约翰·爱德华兹。大吵大闹之后，4/5参加艾奥瓦州干部会议的人都支持那些至少投票授权美国向伊拉克开战的候选人。当晚的第二名受害者要是一位著名的自由派——尽管这次他代表的是蓝领工人而非校园左派。迪克·格普哈特曾坚持建立保护主义壁垒的民粹主义信念、提高医疗保健的公共开支、引入更高的最低工资，但排名第四令其蒙羞，这位国会议员从政治中退下来了。

　　与迪安在艾奥瓦州所遭受挫折相伴的是他在失败后发表的一通莫名其妙的演说。演说结束时，他发出了预言自己失败似的轻蔑尖叫，这让人更加相信，他对泄愤比当政更感兴趣。突然间，竞选由“可当选性”的问题所支配——美国自由派在想，哪位候选人最不会触怒通常比较保守的美国人呢？克里在新罕布什尔州再次获胜，从那些希望挑选一位最可能击败小布什的人那里赢得了半数选票。迪安落后这位众所周知的呆板参议员12个百分点，而在数周前自己还曾领先他20个百分点。迪安立即解雇了自己的竞选主管特里皮。

　　韦斯利·克拉克令人沮丧地排名第三，这对民主党的自由派一翼也是一个打击。作为一名政治新手，这位前共和党将军曾试图使自己表现得像一位能够当选的迪安式的人物，一方面炫耀自己的军旅身份（“我赢得了一场战争”），另一方面又不断取悦民主党的自由派基础。他得到了泰德·丹森（Ted Danson）和迈克尔·穆尔这样的活动分子的支持，而且尖锐地指出小布什是美国军队的逃兵，但这种指责却没有获得成功。克拉克认同的原则是，哪怕“头快从子宫中出来了”，妇女也有权选择。但是，这没能转化为选票。尽管民主党对小布什愤怒不已，但民主党的选民还是要选择一位能够当选的温和派，而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煽动者——或者说意识形态煽动者的复制品，而那位能够当选的温和派显然是约翰·克里。

　　自然而然地，政治迷，尤其是小布什——切尼阵营的保守派政治迷，纷纷指出这位来自马萨诸塞州资历尚浅的参议员实际上拥有比迪安更加“自由主义”的政治记录（至少在那位佛蒙特州州长竞选总统之前）。克里在20世纪70年代初以反战运动的领导人身份登上政治舞台，那时候理查德·尼克松收集了“反对”他的材料。克里曾是迈克尔·杜卡基斯手下马萨诸塞州的副州长。作为参议员，他在所有问题上都支持自由派的观点——从禁止晚期堕胎到死刑。他甚至违反美国人天赐的廉价煤气权利，倡议增收50美分的煤气税，他还表现得“不爱国”，要求削减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资金，限制美国中央情报局。著名的自由派评估组织“美国民主行动”（Americans for Democratic Action）对克里的支持率（93%）比泰德·肯尼迪（88%）还要高。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埃德·吉莱斯皮哭笑不得地说：“谁会想到，泰德·肯尼迪是来自马萨诸塞州的保守派参议员！”其他共和党人强调，克里是民主党内欧洲一翼的另一位代表，他们甚至觉得他的长相令人生疑——“有点像法国人”。2003年8月，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汤姆·迪莱对一群欣喜的“大学共和党人”的成员说：“早上好（Good morning），或者按约翰·克里的说法，‘早上好’（Bonjour）。”

　　在2004年的整个竞选中，罗夫的随从对克里进行了此类指责——要比这还多得多——企图把他描绘成杜卡基斯第二。就某种程度而言，他们显然是成功了。但是，给克里贴上自由派标签需要从两个方面来入手：第一，他通过把自己表现为替代迪安的中间派来赢得民主党提名。他投票支持伊拉克战争，并认为至少要部分保留小布什减税的内容。当迪安这位佛蒙特人说美国不会永远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时，克里猛烈地攻击他，质疑他是否适合担任美国军队的总司令。他说自己的政治更多地归功于泰迪·罗斯福的“让我们使市场公平”的传统，而不是左派民粹主义。如果迪安这位曾经的中间派在政治舞台上通过把民主党拉向左边而引人注目的话，那么克里这位马萨诸塞州的副州长则因把该党拉回到中间而赢得了提名。

　　第二，克里“中尉”通过强调他的军人履历来与小布什竞争，而根本不提自己过去是反战者。他不断地提醒人民，自己是一名出色的越战老兵，曾在湄公河三角洲冒着生命危险营救战友，他的同志们甚至在波士顿民主党大会上介绍过这一事迹。他认为，现任政府之所以如此热衷于战争，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该政府到处都是“纸老虎”（chicken hawk），他们是越南战场的逃兵。当他吹嘘说自己“的确了解航空母舰”时，他得到了在各地竞选演讲时最响亮的掌声。但总统竞选不仅仅是打击小布什那么简单，克里需要显示他能足够严厉地应对一个有着恐怖主义和“流氓国家”的困难重重的世界。他不会像小布什政府那样轻率地派人上战场，但是只要他认为是为了美国的安全，就会毫不犹豫地这样做。

　　克里在竞选过程中有消防队员和退伍老兵环绕在身边，而消防队员和退伍老兵恰恰是完全美国式阳刚气的具体体现。克里强调他热衷冰球、冲浪和打猎等男性运动，这种嗜好甚至连英国保守党影子内阁成员尼古拉斯·索姆斯（Nicholas Soames）那一派看来，都会觉得有点冒险。他热情地向《华盛顿邮报》说：“我喜欢鸽子，你把鸽子洗干净，风干，一顿饭要吃三四只鸽子。你可以在野餐时吃凉的烤鸽子。”然后他开始详细描述如何准备鹿肉（先把鹿的心脏和内脏取出，然后把鹿肉割下来）。

　　事实上，就像迪莱所暗示的那样，很难想象欧洲人会错误地把克里看成是左派（或者错误地把他看成是一个法国人），因为他们根本不会把克里看作是志趣相投的人。克里一刻不停地告诉人们，他会毫不犹豫地处死恐怖分子，并且还有一个名单，上面列着一串小布什威胁得不够的国家。自从越南战争以来，克里曾支持大部分美国的军事行动——波斯尼亚、科索沃、巴拿马、索马里、海地，当然还有伊拉克战争。

　　克里还有一件事情让欧洲人印象深刻——非常多的个人财富。美国参议院里有钱人比比皆是，而克里则名列前茅。他是新英格兰地区的贵胄子弟［他的中间名字是福布斯（Forbes）］，妻子特丽莎·海茵茨·克里（Teresa Heinz Kerry）从她第一位丈夫约翰·海茵茨三世（John Heinz Ⅲ）那里继承的财产超过5亿美元。海茵茨三世是位共和党参议员并且是番茄酱财富的继承人。克里在一所瑞士寄宿制学校念书，之后上了圣保罗寄宿学校，后来去了耶鲁大学（克里在那里加入了“骷髅会”，和布什家族一家三代一样）。在总统选举最艰难的日子里，他将波士顿的房子抵押了600多万美元，以使竞选顺利进行。欧洲社会党完全由辛勤劳作、满手起茧的人的子孙组成，建立至今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但是，这些政党没有哪个是由坐拥5亿美元的学院派亿万富翁来领导的。

　　这种身世背景可以解释为什么克里实际上属于一种奇怪的自由派。更进一步考察他的投票记录就会发现，他对事业的激情似乎与老布什对保守主义的激情相似——那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他在和左右两派联系不多的情况下选择了右派，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选择了左派。他既不像候选人克林顿在20世纪90年代那样，试图重新思考自由主义，也没有充满热情地认同自由派的任何事业。相反，他与主要左派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与老布什非常相似——不动声色地保持忠诚，虽然偶被反对声中断，但随后立即会让自己的忠诚回归。例如，克里曾在20世纪90年代批评教师工会阻止改革，要求结束“我们所知的”教师职位保有权；克里还一度对少数族裔说：平权法案不再是一个伟大进步的改革运动了。这位雄心勃勃的参议员在这两件事情上都灰溜溜地向后退缩了。

　　的确，越是从国际角度关注2004年寻求总统职位的民主党人，就越会发现他们似乎不像是左派。任何一个领先的候选人都可能会像迪安一样，说自己更像艾森豪威尔式的共和党人，而不是充满活力的自由派。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提议大规模地扩大政府，大多数人兜售的肯定比迈克尔·杜卡基斯更右，更不用与麦戈文相比较了。另一位千万富翁爱德华兹从他的律师同行那里得到了大部分的财政支持，并且强调自己对南方白人的吸引力。利伯曼更右，他是一个宗教道德论者，谴责克林顿通奸，支持伊拉克战争，甚至还一度为学券制摇旗呐喊。克拉克在新罕布什尔州的严酷环境中变成了左派民主党，而此前他曾是个共和党人。他夸耀说投了里根的票，并且直到2002年，他还发表演讲称赞小布什，鼓励人们支持老大党。（很难想象欧洲任何中间偏左的政党会因为其领导人而求助于军队。）

　　就连美国自由主义2008年最后的希望——希拉里·克林顿——似乎也开始回归中间路线，她可能依然是左派的“热情之花”（La Pasionaria），但是，自从凭自身能力进入政坛以来，她已经悄悄地改变了自己的调子，放弃了亲巴勒斯坦人的立场，大声赞成严厉的福利政策，并且把自己打扮成鹰派的样子。在参议院里，她没有继续在她的老地盘卫生福利委员会任职，而是聪明地加入了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她利用这一地位来支持反恐战争，而非削弱之。在伊拉克战争最困难的时刻，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来到该委员会召开闭门听证会，这位前第一夫人给了他最强有力的支持。她还高调地去看望驻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美国军队，就连她那自作多情的传记也可被解释成是为了竞选的需要。这个先前嘲笑烤甜饼太太的人现在不厌其烦地要人们相信，克林顿的婚姻是一宗传统婚姻，而不仅仅是某种政治利益的结合，她还谈到她的卫理公会宗教信仰以及对巴里·戈德华特的感情。希拉里像克里和其他人一样，都知道可选性（electability）很重要。

　　一旦掌权会怎么样呢

　　从竞选上看，约翰·克里很难说是一位形成中的“欧洲式”总统。但我们还是再细想一下，假如他赢了，他定会尝试向左偏转。一个真正的自由派克里总统会有什么作为呢？肯定微乎其微。

　　对老式自由派总统最明显的限制来自国会——可以预言它仍将在共和党的控制之下。2004年，共和党在参议院中的有效多数从51∶49增加到55∶45，共和党也为自己在众议院中轻松取得的多数优势增加了少量席位。你可能会推测，如果克里当选，共和党就不会表现得那么出色了，但是，没有人真的期望国会会在2004年易手。即使是在势均力敌的参议院，民主党在2004年也有19个席位需要捍卫，比共和党多了4席。民主党有10个席位是在小布什2000年获胜的州里面，包括5个在位民主党人即将退休的南方席位，他们是佐治亚州的泽尔·米勒（Zell Miller）、北卡罗来纳州的约翰·爱德华兹、南卡罗来纳州的弗里茨·霍林斯（Fritz Hollings）、佛罗里达州的鲍勃·格雷厄姆和路易斯安那州的约翰·布鲁（John Breaux）。

　　试图左转的民主党总统遇到的第二个限制是金钱。2000年的选举中，用于总统和国会选举的资金估计为30亿美元，州选举则花了10亿美元，其他国家不能望其项背。在参议院赢得一席平均花费770万美元，是2001年英国工党再次当选的全部花费的一半。比起那些领导共和党的K街保守派，民主党不太迷恋向公司慷慨解囊，但区别只在五十步与百步之间而已。有时政治家能够从小额捐助者那里获得大笔金钱，迪安的反叛就是一例。但是，反叛本质上只有在打破政治常规的时候才会发生。民主党这架机器依靠的是更大额的捐助。工会当然会向民主党捐助，但是工会只在民主党的捐助者名单上排名第五，排在它之前的商业利益集团有电影名流、辩护律师、房地产商和投资银行家。除了迪安以外，民主党的发展趋势是更深地钻进公司的钱袋里。克林顿对他的党做出的一大贡献就是证明了人民的党也像共和党一样，可以有效地搜刮工商界。例如，在过去那场保险公司与辩护律师（Insurers v.Trial Lawyers）的战斗中，克林顿压榨辩护律师就像共和党压榨保险公司一样有效。

　　这些政治资金不可避免地要将民主党拖向右派。在大多数国家，政治通常至少会向典型的劳资双方的斗争低头；而在美国，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分的资本反对另一部分资本的斗争。无可否认，政治家偶尔会投票反对那些对自己更好的财务权益——就像2003年7月那样，尽管制药业砸了大把大把的钱，但国会还是投票允许重新从国外进口廉价药品——但是，公司捐助者最终是要得到回报的。1996年，克林顿政府以价值700亿美元的免费广播频谱来回报它的最大捐助者电信产业，约翰·麦凯恩把这份厚礼描绘为“茶壶山丑闻（Teapot Dome Scandal）以来最巨额的窃取案之一”。民主党人似乎只有当富裕程度达到可以用自己的钱竞选的时候，才能挣脱公司资金的束缚。因此，高盛集团的前总裁乔恩·科尔津（Jon Corzine）自掏腰包花了大约6 000万美元，在新泽西州的参议员竞选中获胜。而托尼·斯科特（Tony Scott）花的钱几乎一样多——他的钱主要来自能源业和银行业——却没能在得克萨斯州的州长竞选中取胜。赚这种钱的人很少会愿意对资本主义进行重新设计。

　　挫败自由派总统的第三股力量可被称为永久的华盛顿权势集团。无论是谁占据白宫，他们都生活在波托马克河畔。多年来，对自由派圈内权势集团的抱怨一直是右派生命的养料。但是，保守派不再是一卸任就离开首都回到企业或牧场去了。华盛顿现在是永久的保守派权势集团的家园，他们用金钱做动力，用意识形态坚定自己的意志。智库一有机会就对各种政策进行聪明的批评，博学之士在《华盛顿时报》和福克斯电视台上怒吼着说自由派过于张扬。这个保守派权势集团无情地迫害比尔·克林顿这位中间派民主党人，想象一下他们会对真正的自由派做些什么吧！

　　徒有虚名的自由派政党

　　在过去10年左右的时间里，多数中间偏左的政党都朝右移动了——我们目睹了托尼·布莱尔领导的英国工党的变化。然而，民主党相对于它在美国之外的同侪，议程却仍然完全是保守的。在国外，美国的这个左派政党依然对多边协议采取漫不经心的态度；而在国内，它则显然更少地卷入政府、福利和税收中，而明显更多地潜心于宗教、惩罚和枪支。如今，美国政治是一场中间右派反对右派的赛事。从国际的角度来看，现在的民主党是LINOs——徒有虚名的自由派（Liberals in Name Only）。

　　美国民主党例外论最为生动的例子莫过于它在死刑问题上的立场。在文明世界，支持死刑是极端分子的特权（尤其是极端右派的特权）。欧盟拒绝接纳不放弃死刑的国家入盟。（除非是叛国罪这样的极端例子）110个国家禁止死刑。在处刑的规模上，唯有伊朗、沙特阿拉伯和刚果与美国处于同一水平；除美国外，唯一一个支持死刑的先进国家是日本。年轻的民主国家通常会禁止死刑，以证明自己适合加入值得尊敬的国家共同体行列。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一当上南非总统，就着手废除死刑。美国热衷死刑的做法，长期以来一直是它与其他先进国家之间发生摩擦的根源——尤其是因为它给许多被指控的人提供差劲的辩护。有份瑞士的著名报纸找到了小布什担任得克萨斯州州长时被处死的152名囚犯的照片，并把这些照片同小布什的就职典礼新闻放在一起；法国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雅克·朗（Jack Lang）甚至把小布什称作“杀人犯”。

　　为什么民主党的美国无此同感呢？毕竟，反对死刑可以看作是美国伟大传统的一部分。1846年，当死刑在欧洲国家还很普遍的时候，密歇根州就已宣布这种做法为非法。20世纪60年代，把死刑这一野蛮的南方做法废除曾是自由派权势集团的一大目标。此外，按照许多客观标准，美国的死亡机器漏洞百出。这一制度的反复无常令人绝望，让人们对这个拥有如此多律师的政党产生反感。得克萨斯州的罪犯比加利福尼亚州的罪犯更可能被判死刑。自从1976年重新采纳死刑以来，有100多个被处以死刑的人后来被发现是无辜的。这种制度对穷人和少数族裔也存有偏见，而这些人恰恰是民主党宣称在政治上对自己有帮助的人。贫穷的被告很可能请到无能的律师。在得克萨斯州一个臭名昭著的案子中，辩护律师竟然在辩护中睡着了。另一个案子里，辩护律师被证明是兼职的，他还经营一家名为“非凡者酒店”的酒吧。

　　然而，几乎没有迹象表明民主党准备改变想法。按理说，自由派的约翰·克里最不含糊地反对的，除了恐怖分子应该就是死刑了。但是，作为总统候选人，他的例外作为大大多于对原则的遵守。更为典型的例子是2003年成为伊利诺伊州州长的罗德·巴戈捷维奇（Rod Blagojevich）。有独立见解的前任共和党州长乔治·瑞安（George Ryan）因为担心审判制度有缺陷，所以为167名被判无期徒刑的人减刑，而巴戈捷维奇立即谴责了这种做法。小布什总是同死刑连在一起，但比尔·克林顿任期内死刑数量的增长，是所有总统中最急剧的。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死刑数量攀升了近5倍，而采用死刑的州也翻了一番多——由13个州上升到32个州。1996年俄克拉何马城爆炸发生后，克林顿签署了一项名为《反恐怖主义和有效执行死亡法》（Antiterrorism and Effective Death Penalty Act）的法案。在1998年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选举中，格雷·戴维斯斥责共和党对手丹·伦格伦对死刑案件没有足够的热情，他说：“如果你们共和党人表现得更好，我们就不会拖延15年来进行死刑上诉了。”他以支持死刑作为任命法官的先决条件。其他的民主党州长，如亚拉巴马州州长唐·西格尔曼（Don Siegelman）最近也已试图加快死刑。除了2003年的24位民主党州长之外，我们很难找出还有谁会反对死刑。

　　在大多数情况下，反对死刑更多出于选举的谋算而非原则。民主党依然在为其最坦率直言的反对死刑者的失败而担惊受怕，特别是迈克尔·杜卡基斯和马里奥·科莫（Mario Cuomo）的失败。后者在1994年纽约州的州长选举中败给了乔治·帕塔基（George Pataki），部分因为他12次否决了死刑法案。按照盖洛普的数据，70%的美国人支持死刑，而在1966年只有42%。即使是自命为温和派的人也以52%对46%的比例支持死刑。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执行死刑的频率不高。（2002年被判死刑的3 700人中，有71人被执行死刑。）认为执行死刑频率不高的民主党人为40%，高于持此观点的民主党人（36%）。

　　死刑这个议题是如此容易获取选票，以至于在州长选举年里，各州执行死刑的可能性要比非选举年高出25%；死刑是如此地与“封闭性”联系在一起，以至于现在又逐渐变得半公开了。2001年蒂莫西·麦克维被处以死刑的时候，差不多有300人——大部分是俄克拉何马城爆炸中受害者的亲属——选择“现场”观看死刑的执行，大约有30人透过监狱中的玻璃墙观看死刑的执行，其他人则是通过闭路电视看到的。这是自从1936年在肯塔基州的欧文斯伯勒（Owensboro）公开绞死雷尼·贝西娅（Rainey Bethea）（当时有2万人乐滋滋地观看死刑的执行）以来，美国最大的一批观看行刑的人。

　　乔治·瑞安大规模减刑的反响，显示民主党对这一问题的警惕有多么正确。瑞安的做法没有如他希望的那样推动取消死刑的运动，相反却唤醒了受害者权利这一沉睡的巨人。瑞安这一大动作的批评者马上指出，取消所有的死刑——即使是对那些明显有罪的人——同样是“武断和反复无常的”。费德尔·卡菲（Fedell Caffey）和杰奎琳·威廉斯（Jacquelline Williams）是瑞安这种令人绝望的做法的两个受益者。1995年，他们决定再要一个孩子（杰奎琳已经有3个孩子了），他们将一位孕妇刺死，并从她的身体中摘出了几乎足月的胎儿；他们还谋杀了这位孕妇10岁大的女儿和8岁大的儿子。

　　接受死刑只是民主党向右移动的一部分行动。自由派准确地指出，他们已经在党内赢得了堕胎和平权法案问题的争论。但是民主党却避开了大量的自由派事业——同性恋婚姻是一种难以启齿的爱。尽管毒品战存在着种种不公，但谈论毒品合法化的往往不是民主党，而是卡托研究所。民主党在福利问题上大大地退步了，而对小布什的巨额减税却反应软弱。

　　至于宗教方面，民主党当然是两党中更为世俗的。2001年，阿尔·戈尔得到了61%不上教堂的美国选民的支持。然而，戈尔自己显然是一个宗教性很浓的人。他在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学习神学，并在20世纪70年代同妻子蒂珀（Tipper Gore）一道获得了重生，他总是把宗教当作生活的基石。1994年他在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日对学生们说：“我坚信侍奉上帝，努力理解并遵守上帝赋予我们生命的意志。”在《心连心》（Joined at the Heart）中，戈尔和蒂帕写道：“我们深深坚守的信仰形成了我们共同拥有的价值观的核心，而我们信仰传统的宗教仪式则总是为我们的家庭生活提供可靠稳定的节奏。”这对夫妇认为，饭前的祈祷就像饭食一样是必需的，睡觉前的祈祷也必不可少，星期日上午去教堂是“每个星期最重要的家庭活动”。戈尔几乎像小布什一样热衷于通过宗教组织解决社会问题。许多其他民主党人也笃信宗教。克林顿夫妇俩都是热心做礼拜的人。希拉里和小布什一样，是一个卫理公会信徒。克林顿夫妇的精神顾问杰西·杰克逊，从不羞于将上帝带到公共生活中来。美国公众对乔·利伯曼的最初了解，或许就是他是一个观察力特别敏锐的犹太教徒。迪克·格普哈特、约翰·爱德华兹和约翰·克里都经常提到上帝，连自迈克尔·杜卡基斯以来最世俗的民主党候选人霍华德·迪安，在初选升温的时候也热衷于上教堂。

　　好莱坞和哈佛大学

　　那么，究竟在哪里能够找到旧式的自由派呢？保守派会告诉你，两大旧式自由派的抵抗基地正是一对腐蚀年轻人的双胞胎：学术界和好莱坞。事实上，两者都没你想的那么欧化。

　　大学城常常是自由派行动主义的中心。有的大学，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佛大学或哥伦比亚大学，与本地的左派文化相得益彰。而多数大学，如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俄亥俄州阿森斯（Athens）的俄亥俄大学、科罗拉多州博尔德的科罗拉多大学，像是一个个小小的、愤怒的孤岛，岛上是留着长须、扎着马尾辫的反叛者，周围则是得克萨斯、佐治亚和科罗拉多的共和主义海洋。但那并没有减少自由派学术界的美国味而使之显得更自由，至少对任何在欧洲有过学术生涯的人来说是如此。

　　在欧洲，大学不仅是由国家出资的，往往还是国家开办的。在法国，大学用不着费心去竞争教员，因为学术等级是由传统和国家法令确定的。在德国，国家不仅决定大学招收哪些学生（所有通过国家考试的学生可以在本地大学就读），还确定教授的薪水。相反，美国的4 100所大学，无论名义上是公立还是私立，都是市场动物。它们无情地竞争一切——从明星教员到有前途的学生。许多大学也是无情的赚钱机器，永远在寻找增加收入和扩大捐助的办法。学费上涨比通货膨胀快得多，2002年，公立大学的费用增加了近10%。哈佛大学是躺在钱堆上的，但这并没有阻止它向校友求取更多的捐助，并且为了鼓励他们慷慨解囊而对其子女的入学申请给予一点照顾。

　　在大学竞争环境中撑不住的学生只能被淹没。只有一半的美国大学生在5年内毕业。关注一下最低收入家庭的大学学生，就会发现他们中只有1/4的人上大学；转向大学教授的职业生活，就会发现他们是不平等经济的无情的行家里手。大学想通过雇用明星教授来提高自己的学术等级，而明星教授则通过与其他竞争机构半真半假地拉关系以提高自己的薪水和津贴。学术明星的竞标战上演得如此疯狂，以至于大学不得不付出远比慷慨解囊高得多的薪水来网罗这些掠食者，给他们提供超级公休假、研究资助，甚至还有配偶的工作。哥伦比亚大学甚至给专攻贫穷问题的发展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ery Sachs）置了一幢价值800万美元的乡村联排别墅。

　　浮华镇（Tinseltown）自认为是自由主义的神坛。卢·沃瑟曼（Lew Wasserman）给民主党做了半个世纪的权力掮客；博吉（Bogie）和巴考尔（Lauren Bacall）为阿德莱·史蒂文森效力；玛丽莲·梦露和“鼠帮”乐队（Rat Pack）为肯尼迪而出动；沃伦·比蒂1968年为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做宣传，1972年为乔治·麦戈文做战略策划，1988年充当加里·哈特（Gary Hart）的主要顾问；克林顿自全国性政治生涯开始，就有一群好莱坞的支持者，为首的是三星电影公司（Tri-Star）总裁迈克·梅达沃（Mike Medavoy）；罗布·赖纳（Rob Reiner）使霍华德·迪安的竞选势头保持强劲。斯坦利·欣鲍姆（Stanley Sheinbaum）和诺曼·利尔（Norman Lear）这样的慈善家，对于任何有抱负的民主党候选人来说都是关键的支持者。右派嘲笑这些演员浅薄，实际上好莱坞的舆论在不同层面都有说服力，顶层是一个靠近左派的沙龙。比蒂对美国政治知识的掌握令人吃惊，他甚至一度想过竞选总统。劳伦·巴考尔对小布什的抨击方法使人想起安·理查兹（Ann Richards）对其父亲的猛烈攻击。然而这些技巧似乎没有为年轻一代的演员所继承。20世纪80年代，有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碰巧管理过一个规模不大的州，他曾向我们中的一人抱怨自己不得不从乌比·戈德堡（Whoopi Goldberg）那里接受有关财政政策的指教。亚历克·鲍德温（Alec Baldwin）曾威胁说，如果小布什当选，他就离开美国，但他并没有兑现诺言，只是继续把2000年的选举对美国民主的影响比作“9·11”恐怖袭击。

　　但是如果关注一下好莱坞的实际组织方式，你就会发现情况非常不同。欧洲的娱乐业被政府补贴和保护网束缚着，一切都因保护文化和教育大众而显得正当。相反，好莱坞是由移民建立起来的，他们只梦想占个位置。制片厂坐落在一个权力高度下放的产业中心，而这一产业是建立在速度、灵活性和一心赚取最大利润的基础之上的。好莱坞电影几乎控制了全世界的市场。成功的好莱坞明星拍一部电影可以捞到2 000万美元，不成功者则以薪酬低廉的工作竭力苦撑。整个好莱坞的鲜明特点就是它完全不受政府干预。

　　大多数欧洲自由派根本不把好莱坞看作是文明化的窗口，而是把它看作恐怖和恶心的混合物。无论浮华镇能够为美国左派募集到多少款项，也无论它怎样不停地给小布什泼脏水，世界其他地方的大部分人都认为，它准确地代表了它自身制造的文化——一头贪婪、暴力的巨鳄，对世界事务支配得太多。好莱坞与美国民主党十分相像，骨子里要比口头上保守得多。 美国百年困局与当下危机（套装共10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