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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章 以道佐主【原文】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

　　【今译】

　　用“道”来辅佐国君的人，不依靠兵力而雄强于天下，用兵这件事，很快就会得到报应。军队驻扎过的地方，都会生满荆棘，大战之后，就会发生灾荒。只要很快地达到成功也就算了，不敢用兵来逞强。成功之后，不要自高自大；成功之后，不要炫耀自己；成功之后，不要骄傲自满；成功之后，要认为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成功之后，就不要再逞强。事物雄壮起来之后，必然要走向衰老，因此，这样的做法是不符合“道”的。不符合“道”，就会很快地自取灭亡。

　　【解析】

　　不以兵强天下

　　这一章和下一章，老子集中表达了自己的反战思想，他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用“道”来辅佐国君的人，是不依靠兵力而雄强于天下的，用兵这件事，很快就会得到报应的。接着，老子直述了用兵所带来的灾害：“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军队驻扎过的地方，都会生满荆棘，大战之后，就会发生灾荒。

　　老子这样讲，决非危言耸听，而是言副其实。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蜂起，争战不断，这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极为深重的灾难。我们从当时一些诗人的作品中可以窥知其大概，例如，曾转战四方的曹操在《蒿里行》中写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而其子曹植在《送应氏》里同样写道：“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再有，同一时期，“建安七子”中王粲的《七哀诗》：“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曾被掳至匈奴而复还的蔡琰的《悲愤诗》：“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这一幕幕令人触目惊心的画面，就是对当时兵灾之害的真实描绘。在东汉的太平时期，中国的人口达到五千多万，而到了东汉末年，中国人口锐减到一千多万，甚至有人估计，当时全国的人口仅有六七百万，其中三分天下的蜀国在建立之初，举国尚不足百万人口。当然，不仅仅是兵灾，大规模的疾疫也夺走了数量众多的生命，当时文坛最为著名的“建安七子”当中，就有五人死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爆发的疾疫之中，而另外的两人，孔融和应玚则是在此之前就离世了。疾疫虽然不是由战争所导致的，但是战争却使得数以千万计的平民百姓流离失所，无法享受安稳的生活，更不用说得到优越的医疗条件了，而这无疑更助长了疾疫的肆虐，使得更多的人为此而丧生。

　　战争无疑会造成对人的生命的最大规模的屠戮，正因如此，反人类罪成为现代社会指控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的首要的罪名之一。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战争是人类种群内部进行竞争的最为极端的方式，这种激烈的竞争方式，在各种生物之中普遍地存在着。但是，人类比动物的高明之处在于，人类是有着强大的主观能动性的，是能够进行有意识的自我控制的。正因为人类所具有的种种超越性，才创造出了如此丰富多姿的人类世界，而对于竞争，人类也同样应当采取和平友好的方式来进行，这既是符合大道的。更是符合“人道”的。

　　因此，老子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我国古代伟大的军事家孙武也正是鉴于同样的道理而论说道：“故国虽大，好战必亡。”一个国家，无论它是多么的强大，只要它一味地崇尚武力，耀武扬威，穷兵黩武，就必然会走向灭亡的。这一点在历史上已经得到过多次的验证。世界历史上，亚述帝国、赫梯帝国、阿提拉帝国等，中国历史上的商朝以及秦朝，无不因穷兵黩武而灭亡。对于其中的原因，《孙子兵法》中进行过明确的揭示：“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这说明的是，战争对于国力的消耗极大，国家给养战争，就相当于从人的身体割舍血肉一样，久而久之，即使再强壮的身体也会承受不了，即使再强大的国家也会被拖垮。当然，另一方面，也要意识到，在未来相当漫长的时期内，战争都还不具备彻底消泯的条件，而令自身保持着强大的军事防卫力量反而有利于和平的争取。这其中也体现出相反相成的道理，所以同样产生于战国时期的军事学著作《司马法》中写道：“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用战争来遏止战争，这就是战争的辩证法，需要切记的是，进行战争的目的是消灭战争，捍卫和平，而不是通过战争来炫耀武力，涂炭生灵。

　　在老子看来，不管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是处在自然和谐的状态，这才合乎大道。而战争和杀戮，是极端的冲突对抗，与和谐之道、混沌之道、无为之道格格不入。因而，老子坚定不移地反对战争，倡导和平理念。

　　【从政之道】

　　马陵之战伏庞涓

　　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魏国的第一代君主魏文侯在政治上任用李悝进行变法，在军事上任用乐羊和吴起向外征讨，又起用了西门豹、北门可、翟璜等一批励精图治的能臣，使得魏国迅速地壮大起来，成为战国早期最为强大的国家。然而，正所谓“物极必反”，魏国在国力如日中天之时，积极地向外用兵，四处征伐，结果遭遇一系列的挫折。战争失败严重损害国力，魏国从此一蹶不振。

　　在魏国第三代君主魏惠王时期，曾与孙膑同学于鬼谷子的庞涓被拜为魏国的上将军。庞涓上任之后，不断地进行对外侵伐。周边的宋、卫、鲁、郑等弱小的国家打不过魏国，纷纷示臣服。接连的胜利使庞涓变得骄傲自满起来，他对自己不凡的军事才能更加深信不疑，开始将战争的矛头指向了大国与强国。首当其冲者，就是北面的赵国。

　　公元前354年，魏国大将庞涓率领八万精兵攻打赵国，一路之上，所向披靡，兵锋直抵赵都邯郸。赵国邯郸被困，赵军顽强坚守了一年的时间。然而，魏军依然没有撤退。眼看着就有亡国之危了，迫不得已之下，赵国尝试着向齐国求救。

　　当时东方的齐国国力正处于上升期，齐威王急欲对外扩张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因此同意出兵援救赵国，带兵的大将是田忌，孙膑则担任军师。当年，庞涓深知自己的才能不及孙膑，为了避免他日后与己为敌，就以魏王的名义将他召到了魏国。孙膑到魏国之后，深受魏王的赏识，庞涓为了保持自己专宠的地位，不惜残忍地陷害了孙膑，让孙膑成为一个残疾人。后来，孙膑设法逃到了齐国，受到了重用，而这也正是令庞涓深感不安的一件事。齐国此次出兵，无疑是孙膑进行复仇的大好时机。

　　田忌大军没有开往赵国，而是直奔魏国国都大梁，庞涓只得回撤自救。孙膑在魏军南撤的必经之地桂陵（今河南长垣）设下埋伏，大败魏军。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桂陵之战”，而孙膑的这种作战策略后来被写入了“三十六计”之中，被称作“围魏救赵”。

　　桂陵之战的失败虽然使魏国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但是国家实力基本无损。经过数年的调整与恢复，公元前341年，魏惠王又联同赵国攻打韩国，围困了韩都新郑。危急之下，韩昭侯同样求救于齐国。这次齐国派出的主要将领有三名：田忌、田婴、田盼，而孙膑再次随军出征，担任军师。很快的，齐国大军又直逼魏都大梁，庞涓只得回师援救。

　　齐国再次干预魏国的军事计划，使得魏国的对外征讨又一次功亏一篑，这让魏惠王对齐国感到异常的愤恨。同时，他也认识到，有这样一个强盛的齐国存在着，魏国的发展必将受到严重的阻挠，如果想要进一步壮大起来，必须击溃齐国。因此，魏惠王决定举倾国之兵，命庞涓为大将，与齐国一决雌雄。

　　当时两军的实力对比，魏军明显优于齐军，因此孙膑决定采用智取的策略来击败魏军。他利用庞涓骄傲轻狂和魏军急于求胜的心理，施以欲擒故纵之术，屡屡败退，并且在撤退途中不断地减少用来做饭的灶坑的数量。庞涓误以为齐军在败退的时候大量逃亡，因而率领精锐之师兼程追赶，企图一举全歼齐军。这日天黑之际，魏军来到了沟深林密、道路曲折的马陵，庞涓忽然见到一棵大树上写有“庞涓死于此树下”的几个大字。原来，孙膑早就打算好了在这里伏击庞涓，故而先行在此写下了如此字样以震慑庞涓，让他知道今日必殒命于此。庞涓见此情景，也知道自己中计，急欲回撤，但为时已晚。霎时之间，万弩俱发，庞涓长叹一声：“遂成竖子之名！”乃自刎而死。庞涓所说的这句话，其意思是：天下皆知我庞涓能征善战，威震四方，然而今日败于孙膑之手，孙膑这小子从今也就会一举成名了。事实的确如此，马陵之战，不仅仅成就了孙膑的威名，更使得魏国的强盛之势一往不再，而齐国则从此强大起来。后来，齐国与西方的秦国两强对峙，并且一度并称为东西二帝。

　　其实，对于久经沙场、素善征战的庞涓来说，未必就不能够识破孙膑的减灶之计。造成魏军失败的根本之处，不是中了什么计策和埋伏，而是魏惠王和庞涓自恃兵强，率意轻进，忽略了当时列强环视的天下格局，急欲凭借强大的军力来称雄于天下。却不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以致捉襟见肘，最终兵败势穷。

　　【为人之道】

　　李自成骄奢致败

　　李自成，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出生于陕西米脂，24岁时参加农民起义，后来成为闯王高迎祥部下的闯将，以勇猛和识略兼备而著称。在进行反抗明朝的武装斗争过程中，虽然也曾遭受过多次严重的失败，但是对于每一次失败，李自成都成功地做到了东山再起，从而使自己的事业得以延续和壮大。

　　崇祯十七年，即1644年，李自成率军攻克北京，崇祯皇帝自尽，明朝宣告灭亡。

　　有人可能认为，占领北京，也就意味着大功告成了，李自成将成为新一代大顺王朝的开国之君。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可以打开史书来认真地观察一下，当时的天下大势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呢？

　　崇祯皇帝虽然已经在煤山自缢身亡，但是明朝的残余势力立即在南京拥立福王朱由崧即皇帝位，年号弘光，史称南明。如果弘光政权得以兴起，将意味着明王朝的恢复。虽说相比李自成的大顺军来说，南明的军事力量很为薄弱，但是他们时刻都在准备着反扑，李自成如果想坐稳江山，就必须对残明势力给予彻底的剿灭。然而对于刚刚成立的大顺政权来讲，最大的危险不是日薄西山的前明残部，而是山海关外正在崛起之中的大清国。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建国称号，国号大金，史称后金。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后金在成立之后的二十多年间，一直不停地对外扩张，努尔哈赤与皇太极的政治目标远非仅仅统一女真一部即可，而是觊觎关内，欲像曾经的蒙古族统治者一样，让大清成为中国新一代的中央王朝。因此，明清之间在山海关内外进行了长达近30年的激烈争战，虽然当时明朝没有亡于清军之手，但是为了抵御强大的清军，明朝国力消耗巨大。再加上明军大批精锐之师被牵制在防清前线上，这无疑为起义军的胜利进军创造了非常优越的条件。然而，在明朝未亡之时，明政府是起义军和清军的共同打击对象，而一旦明政府垮台，代之而起的大顺政权也就与清政府形成了针锋相对、互不两立之势。非常遗憾的是，起义军的高层领导者对这一严峻的局势完全置之不顾，在他们看来，清军远在千里之外，更有坚固的山海关为之御守，根本对自身构不成威胁。事实上，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估计。在此之前，清军就曾经几度围困北京，明朝险些因此而倾覆，这说明，清军的威胁并非远在天边，而是近在眼前。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的山海关并未掌控在大顺军的手中，而是由明朝将领吴三桂控制着。大明皇帝已经不在，吴三桂在政治上也就失去了归属，而孤军难持，他必须找到一个依托才可以立足，因此，摆在他面前的有两种选择，或者归降大顺，或者投靠大清。显然，吴三桂依附于哪一方，对于哪一方就有着极大的利处。但是，就是在这个关键的问题上，李自成及其部下处理得极为糟糕，这直接导致了大顺军的迅速溃败。

　　李自成虽然一方面也曾遣人招降吴三桂，但是另一方面他却没有好好照看吴三桂留在北京的家人。结果，吴三桂的父亲遭受拘押，并且被施以严酷的拷掠，同时，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的手下大将刘宗敏纳为己有。闻知这样的消息，吴三桂岂能不怒火中烧，他立即率军向大顺军掩杀而来。在初战失利之后，吴三桂就投靠了清军，引领清军入关进攻闯军。后来诗人吴伟业曾以此感叹：“恸哭三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

　　吴三桂的降清，使得大顺政权连一时的安歇也得不到。不过，李自成的错误不仅仅限于对待吴三桂的问题上，而是体现于方方面面。李自成甫一占据北京，就住进了富丽堂皇的明朝宫殿，只顾得享乐，将军政大事都弃置不理，甚至下属们都不能够轻易地再见到他了。最高统帅的放纵享受，使部下以为自己已经到了极乐世界。以牛金星为首的文臣一方面忙着为李自成筹备登基大典，另一方面也积极地自顾享受，用郭沫若先生的话来形容就是：“太平宰相的风度俨然矣。”以刘宗敏为首的武将则忙着到处搜刮钱财，盘剥勒索，并且遍施酷刑，滥杀无辜。这引起了北京城中极大的恐慌情绪。

　　在元首和高级官僚的带领下，整个大顺军迅速地腐化堕落，几乎完全沉迷于酒色之中，从而军心涣散。不论从身体上来说，还是从精神上来说，大顺军的战斗力都大不如前。而就在大顺军战斗力减弱的同时，他们所要面对的却是比明军更为强大的清军。在骁悍的清军迅然入关之时，李自成率领着一批已经懈怠了的军队去迎战，孰胜孰败，岂非判然分明？

　　兵败之下，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一片仓皇之中加冕称帝，同时血洗吴三桂一家留在京城的全部老小共三十四口人。第二天，李自成纵火紫禁城，撤离北京，逃往西安。年底，清军进击潼关，李自成避战而走，第二年五月兵败江西之后即不知所踪。

　　李自成和大顺军之所以失败，是就是所谓的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并且还不是一般地发昏，而是头脑昏沉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李自成进京之后的表现，与之前英勇善战、能谋善断的起义军首领形象相比可以说是判若两人。在中国历史上，像李自成这种因为初期的胜利而骄傲自满终致覆败的情形，还有很多例子，其前唐末黄巢大齐政权的失败，其后洪秀全太平天国的覆灭，即如此类。

　　有这样一句话，说的是，历史所留给人的最大教训就是，人类从不吸取历史教训。其实，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就表达出了这样的让人感到很无奈却又很为现实的历史真实，也正因为人们是难以吸取教训，孔子才将弟子颜回的“不贰过”称颂为一种至高的美德。这说明，如果一个人能够真正地做到吸取教训，让自己曾经犯下的和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错误不在自己的身上重演，那么这个人就可以被称作圣贤。这当然是一种很高的境界了。大家也许会觉得达到如此之高的修养层次一定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情，然而，曹交与孟子一段对话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很好的启发。

　　曹交曾经问孟子道：“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非常干脆地回答道：“然。”曹交又问道：“交闻文王十尺，汤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长，食粟而已，如何则可？”意思是，我听说周文王身长十尺，汤身长九尺，而我九尺四寸多高，从这身高上来讲，我与这两位先王也不差多少，可是我却只会吃饭，别的什么也不能做，这可怎么办呢？既然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但是在我看来却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啊？曹交的话表明，就先天的素质而言，自己与圣人是处于伯仲之间的，可是自己为什么就不如他们呢？而孟子则指明：这完全没有什么奥秘之处，要想成为尧、舜、文王、汤一样的圣人，只要肯于去做就行了。孟子告诉他，你穿着和尧所穿的同样的衣服，说着和尧所说的同样的话，做着和尧所做的同样的事情，你也就是尧了；反之，你的言行举止都表现得和桀一样，你也就是桀了。

　　“人皆可以为尧舜”，这句话指出了每一个人都具有让自己成为圣贤的潜质，但是，至于一个人究竟能不能成为圣贤，就在于他是否肯仿效圣贤那样去做。如果肯将自己的思想付诸实践，自己就会成为尧、舜一样的圣人；否则，自己始终都是一介碌碌之人。圣人与凡俗之间其差别就在于一个“行”字上面，能行，则为贤为圣；不能行，则终不免于沉沦下界而已。 道德经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