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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十三章 天网恢恢【原文】

　　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此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故？是以圣人犹难之。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繟然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今译】

　　性格刚强、胆大妄为的人，必不得善终；善于表现柔弱的人，则能保全自己。这两者中勇于刚强是有害的，善于柔弱则会得到益处。天道为什么厌恶勇于刚强的人呢？谁又能知道缘故呢！所以即使是圣人，要想理解天意也是很难的，何况一般人呢。自然的规律是，不斗争而善于取胜，不言语而善于回应，不召唤万物而万物自动到来，坦然而善于筹划安排。这就好像是一面广大无边的天网一样，它虽然是稀疏的，却没有任何东西能从中漏掉。

　　【解析】

　　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

　　“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说的仍旧是刚强与柔弱的问题。不过与前些章节中老子直言的“柔弱胜刚强”不同，老子在这里将刚强与柔弱的阐释放在了我们现实生活更为直观的“勇”字上。老子指出，“勇于敢”往往遭致杀身之祸，而“勇于不敢”则能够保全性命。根据老子一向的观点，老子并不排斥“勇”，而是对“勇”做出了一种分类界定。比如在《道德经》第六十七章中，老子指出“故慈能勇”“今舍慈且勇……死矣”，即认为慈爱能够让人产生勇气，变得勇敢，人为了保护所爱的东西，往往变得前所未有地勇敢，敢于面对暴力和邪恶。但是，不是出于慈爱的勇敢，便是自找死路了。显然，老子在这里提倡那种出于防卫性质之勇，而反对逞强恃能之勇。此外，除了不逞强恃能，老子对“勇”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界定，勇还应该是理性的，充满智慧的，否则仅仅出于一时冲动，便只是一种莽撞罢了。

　　在前面的章节，我们已经举过韩信“胯下之辱”的故事，这里不妨再从那个侮辱他的少年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在这个故事里，人家韩信好好地走在街头没有惹他，他偏偏找上门去侮辱人家。根据后来的故事，可以知道，韩信甘受他的胯下之辱，显然不是因为缺乏勇气，而是正如韩信所说“杀了他不能成就自己的理想抱负”罢了。想象一下，如果韩信当初稍微克制不住自己，手起刀落，他的小命恐怕也就没有了。另外，即使当初没有杀他，韩信功成名就之后，如果换做一个心胸狭隘之人，将他捉起来杀掉也是一句话的事。幸运的是，他遇到了韩信这样的高人。因此可以说，这个人当初的“勇于敢”之举，已经使自己的脑袋冒了两次险了。这正是如老子所说的“勇于敢则杀”了。当然，韩信的不争一时之胜，甘受胯下之辱的举动，则是典型的“勇于不敢则活”了。事实上，像韩信这样的故事之所以被传为美谈，是因为这样的事情非常少有。而在其他的类似情形下，那些逞强恃能的人最后被人“以牙还牙”的情况亦非少见。比如，秦国的范雎对得罪他的人“睚眦必报”，更何况是奇耻大辱。再如，明代小说《水浒传》中，泼皮牛二对落魄而卖刀的杨志咄咄逼人，结果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

　　而所谓的“勇于不敢则活”，则是因为考虑到更为长远的利益，对于别人的咄咄逼人的挑衅采取忍让回避的态度。这不仅需要智慧，同时往往还需要一个人有更大的勇气，因为示弱往往会遭到别人的嘲笑，所遭受的心理压力可能比“勇于敢”所可能遭受的危险所带来的压力更大。关于此，战国时期的“将相和”是一个典型了。

　　战国时期，因为蔺相如带和氏璧出使秦国，期间利用自己的机智既成功带回了和氏璧，又没让秦国找到入侵赵国的借口，立下大功。后来，他又在秦王和赵王的渑池之会上保全赵国体面，再立大功，结果被封为上卿，位在廉颇之上。廉颇乃是赵国著名将领，曾为赵国立下汗马功劳，对于蔺相如位居自己之上，廉颇很不服气。他对身边的人扬言说：“我廉颇一生为赵国攻城拔寨，立下赫赫军功，而那蔺相如不过是耍耍嘴皮子，凭什么位居我的上头。我什么时候见到他，一定当面给他个下马威，让他难堪！”这话传到了蔺相如那里，他便嘱咐手下人，让他们以后遇到廉颇的人时，一定要谦让。并且，自己出门的时候，也尽量避免和廉颇遭遇。有时知道廉颇的车子从前面过来了，他赶紧让车夫掉头躲开。

　　对于蔺相如的这种行为，他手下的人便有些愤愤不平。他们对蔺相如说道：“您怕廉将军吗？您的地位要比廉颇高，他侮辱您，您不理睬也就算了，何必这样忍让，这样下去，恐怕他更不把您放在眼里了。”蔺相如听了，便笑着反问他们道：“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廉将军和秦王比起来，谁更厉害一些？”手下人回答：“当然是秦王了。”蔺相如说道：“那么诸位想一下，我连秦王都不害怕，我会怕廉将军吗？”手下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蔺相如接着道：“我之所以处处忍让廉将军，是考虑到现在秦国之所以不敢来进攻赵国，是因为赵国文有我蔺相如，武有廉颇将军。如果我们两个之间发生争斗，就等于为秦国制造了进攻赵国的大好机会呀！你们想想，是国家安危重要，还是我个人的面子重要？”大家听了之后，都点头表示认可，以后遇到廉颇的人。也都更加小心谦让了。

　　后来，蔺相如的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廉颇感到十分惭愧，他脱下上衣，露着膀子，背上一束荆条，来到蔺相如的府上认错。蔺相如一得到消息，慌忙从府里出来迎接。廉颇看到蔺相如，立刻跪在地上，请求蔺相如用自己带来的荆条鞭打自己。蔺相如则赶紧把荆条扔掉，为廉颇穿上衣服，将其请到府中。从此，两人成为了刎颈之交，秦国也不敢欺负赵国了。

　　在这个故事中，蔺相如的行为便是一种典型的“勇于不敢”。正如他所说，他之所以不和咄咄逼人的廉颇争斗，并非因为他没有胆量，而是出于一种理性，考虑到大局。应该说，这种理智而谨慎的态度表面上不够“勇敢”，其实却是一种大智大勇。而这种“勇于不敢”也果然如老子所说最终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而从廉颇的角度讲，他一旦知道蔺相如对自己忍让的原因之后，以自己尊贵的地位竟然负荆请罪，从“勇于敢”变成了“勇于不敢”，也是一种大智大勇之举。最终，蔺相如和廉颇两人，各以其“勇于不敢”，保全了赵国的利益，并名垂千古。

　　总之，正如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所说：谨慎并不意味着怯弱，正如勇敢并不意味着鲁莽。许多时候，谨慎和怯弱看上去很相像，勇敢和鲁莽也只有一步之遥，关键要看你深层次的动机如何了。如果仅仅是为了个人的欲望铤而走险，或者为了一时的冲动而做出伤害别人的举动，这绝非是勇敢，而只是莽撞罢了。这种行为往往给自己带来的是悔不当初的后果，看那些因为作奸犯科而身陷囹圄的人，其行为不可谓不“勇敢”，但是正是这种“勇敢”使他们的一生蒙上了耻辱，也许再也无法摆脱。相反，那些看似做事稳重，用理性控制自己行为的人，看似不那么“勇敢”，其实恰恰是做出了正确的选择，理性的人都会赞同他们的举动。总之，让我们记住一句话：勇敢只有在必要的时候表现才是真正的勇敢。反过来说，在不必表现勇敢的是时候表现勇敢，往往是一种灾祸。

　　【从政之道】

　　崇祯亡国

　　明代亡国之君崇祯皇帝一直以来被许多人所同情，认为明朝之所以亡于他手，并非是他个人的过错。还有不少人认为，他本人是一位励精图治，颇有作为的皇帝，只是因为当时明王朝已经日薄西山，大厦将倾，无力回天而已。这种观点是很值得怀疑的。清军入关之初，打的是为崇祯皇帝报仇的旗号，并试图通过对崇祯皇帝的尊崇笼络汉族人心，因此修史时对崇祯有许多刻意美化的地方，这是一个大背景。下面，我们就具体的事实来进一步分析一下崇祯失国。

　　即位之初，崇祯皇帝确实有过一番作为，那便是兵不血刃地铲除了魏忠贤宦官集团。当时，崇祯皇帝的威望达到了顶峰，被称作“圣人出”。但是除这件事之外，他的行为便乏善可陈了，那些所谓的励精图治之举事实上都存在诸多疑问，都只是做了一些表面文章，实质上并不符合真正的治国之道。

　　崇祯皇帝最为人所推崇的便是节俭。史载，崇祯自登基以来，始终保持俭朴的美德。当时担任翰林院编修的吴伟业这样记载：后宫每月、每季的礼仪性宴会，以前外戚或者出嫁的公主都要按时送来食品，崇祯皇帝即位以后，专门下旨予以禁止。崇祯在朝堂上的衣服有时竟然打着补丁，据说有次他在朝堂上时，穿的内衣袖子破损不堪，露在外面很不雅观，只好不时把它塞进去遮掩。有时，连他的袜子也都缝上布袜底。他时常说：“朕正在号召天下由奢侈回归朴素，要让后辈知道艰难，难道不应该从自身做起吗？”崇祯十六年，考虑到财政困难，崇祯还宣布他的膳食费用减去一半，后妃等减去4/10，宫女太监减去3/10。一个月以后，他再次提倡节俭反对奢侈，自己以身作则，除了坚持以前宣布的“减膳撤乐”之外，规定只有重大节庆典礼才可以使用金银器皿，日常生活一律改用锡器、木器、瓷器，希望大臣们仿效。并强调，如果今后依然置若罔闻，奢侈靡费，必将严惩不贷。崇祯还曾经下令，让后宫宫女学习纺纱技术赚钱，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应该说，作为一个皇帝，所做的这些事情看上去着实令人感动，但是，当我们看到另一部分事实的时候，就要产生疑问了。史载，当农民起义军李自成的军队开进北京之后，发现这样一个“节俭”的皇帝，在后宫中竟然养着3万多名宫女嫔妃。而同时，在崇祯的私人银库（区别于属于国家的国库）中，竟然藏有白银3000余万两、金150万两。在当时，国家财政已经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李自成围困北京时，调山海关的吴三桂进京勤王需要100万两的军费，国家财政拿不出，崇祯竟然都舍不得将自己这些发霉的银子拿出来。由此，对于他的“节俭”，恐怕我们要打个问号了。

　　此外，不少人认为崇祯是个勤政的皇帝，所谓“勤于政务，事必躬亲”。但在事必躬亲的背后则是他的刚愎自用，急躁多疑。在他铲除了魏忠贤宦官集团之后，因为不信任大臣，他又重用另一批宦官，让他们行使监军和提督京营的大权。大批宦官被派往各地，凌驾于地方督抚之上。更有甚者，他还派宦官总理户、工二部，将户、工部尚书搁置一旁，致使宦官权力日益膨胀，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益加剧。

　　而崇祯的另一个重大失误便是中了满族人的反间计，冤杀名将袁崇焕。之所以会如此，与崇祯性格上的急躁多疑有关。崇祯登基后，发现明朝最大的敌人乃是东北的后金，即后来的清政权。其时，清太祖努尔哈赤已经去世，皇太极在位。双方常年拉锯战，明军败多胜少，其主要原因便是缺乏一个有才干的军事统帅。袁崇焕是明末不可多得的帅才，被百姓称为“袁长城”。当初，他曾在宁远城用大炮打伤清太祖努尔哈赤，后来由于阉党的迫害，他被迫离职。危难之际，崇祯皇帝重新起用袁崇焕。袁崇焕一经上任，就把东北的防务布置得井井有条，使后金不敢窥视宁锦一线。面对袁崇焕的严防死守，皇太极也没有太好的办法，便绕过山海关，从京畿的北面越过长城，威胁北京，袁崇焕率部回京勤王。在北京城下，袁崇焕与清军展开激战，尽管千里奔袭，将士十分疲敝，仍然打败了清军的进攻。无奈之下，皇太极使出反间计，他故意在明军俘虏面前暗示袁崇焕勾结清军，然后又暗放俘虏逃走。俘虏“逃回”北京，将这个“消息”报告给崇祯。对于袁崇焕和清军的几乎同时出现，多疑的崇祯本来就有所怀疑，这下更确信袁崇焕为奸细。于是，他以“议饷”为名将袁崇焕诱骗至城中，在不做进一步核查的情况下，竟然下令将袁崇焕残忍地凌迟处死，并将他的家人流放至福建。如此一来，大明王朝的顶梁柱轰然倒塌，明朝失去了唯一的东北屏障，八旗军队得以驰骋东北大地如入无人之境。

　　在外患加剧的同时，内忧也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李自成所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势力越来越大，明军“剿匪”屡屡失利。虽然李自成农民军开始进逼北京城，崇祯也还有是希望的，但是他却因为跟大臣们玩弄“小聪明”，断送了这最后的希望。为了对抗李自成武装，崇祯想到了能征善战的吴三桂。吴三桂继袁崇焕之后镇守山海关多年，一样将皇太极挡在关外，实战经验和能力都十分了得。调此人来指挥军队对抗李自成，不失为一计良策。但就在这性命攸关的时候，崇祯又打起了小算盘：把吴三桂调进关，就等于把宁远放弃给清兵，他不愿担当这个丧失国土的罪名，便和兵部尚书陈新甲秘密商议与清军议和，然后再调吴三桂和李自成作战。但是，没成想这件事走漏了风声，崇祯奸猾，又不想担当“媚外”的罪名，竟然立即将陈新甲处死了。这么一来，谁还愿意跟崇祯戮力同心？本来就和崇祯离心的大臣们对政事更不上心了。最后终于决定下来调吴三桂进京勤王，朝廷却拿不出那一百万两饷银，崇祯舍不得拿出他发霉的私房钱，竟然要大臣们捐钱。大臣们也都不愿买账，最后拖拖拉拉几个月，等吴三桂率军出发时，北京已经陷落了。

　　崇祯皇帝绝望之下，砍杀了妻女之后在煤山自缢。有意思的是，他在临死前咬破手指还给李自成留下了一封血书，称自己并非亡国之君，之所以有今天，都是臣下所误。考虑到前面所说的崇祯行为，表面上看，崇祯的这种说法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但仔细分析的话，并非如此。崇祯的节俭、勤政等，只不过是一些表面文章罢了，而在真正关键的地方，他并不是一个明君。按照老子的标准，他后宫嫔妃众多，乃是一种“多欲”；其性情多疑，猜忌别人又急于求成，显然也违反了老子所说的“躁胜寒，静胜热”的原则；其刚愎自用，又不辨忠奸，显然不具备老子所说的“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的智慧。最后，他想要跟清军和谈又不想担当坏名声，在密约泄漏后又杀兵部尚书以保全自己的名声，完全是一种“以智治国”的策略，导致臣下也都跟他耍心眼，朝廷完全失去了凝聚力，等等。总之，关于崇祯亡国之因乃是其时运不佳，大臣无能，而其本人则无力回天的说法，是很可持保留意见的，实际上，明朝亡国之因固然有大势所趋，崇祯无力回天的因素，但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因于这位拥有着“俭朴”、“勤政”的“好”名声的皇帝本人的原因了。这件事也启发我们，你有没有真正地遵守天道，不是看表面，而是要看实质，表面上摆出一副遵循天道的样子，实际上则违背天道，这样并不能“瞒”过天道，它依旧是会丝毫不爽地运行，并最终产生相应的结果。 道德经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