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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四章 民不畏死【原文】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矣。
【今译】
人民不畏惧死亡,用死来吓唬他们又有什么用呢?假如人民真地畏惧死亡的话,那么只要有人作奸犯法,就把他抓起来处死,谁还敢再做坏事,触犯刑法?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天下的刑罚何其多,犯法的人却从来都不少。因此冥冥之中自有有司掌管人的生死,又何必要人参与其中。但是,世上的许多执政者,往往凭借自己的私意枉杀人命,替代冥冥之中的有司,还自以为是替天行道,实际上这就像是不知技巧而去替木匠砍木头一样。凡是代木匠砍木头的人,很少有不砍伤自己的手的。
【解析】
民不畏死
本章中,老子的观点简单而明确,即是反对统治者以严刑峻法的方式治理百姓。与其他章节中老子从正面强调“无为而治”,进而间接地否定严刑酷法的方式不同,在本章中,老子是以一种十分严厉的方式直接指出的。在一开头,老子便直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可以说是对统治者的一种严厉警告。接下来,老子为了使自己的观点更令人信服,进一步假设道:假如老百姓害怕死亡的话,凡犯法的人,都立刻抓起来处死,还有谁敢再犯法呢?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虽然统治者都制定了繁冗严酷的法律,但是犯法的人只见增多不见减少,可见“民不畏死”。然后,老子对统治者通过严酷的手段治理百姓的行为进行了总体评价,认为冥冥之中存在着掌管人生死的神灵,而统治者却用严酷的法律来决定百姓的生死,这是一种越俎代庖的行为。老子打了个比方,这就像是不懂技巧的人要去代替木匠砍木头一样,这是危险的,往往会伤到自己的手。这显然是警告统治者,利用严刑峻法来治理百姓,最后往往会遭到百姓的反抗,最终伤害自己。可以看出,老子于自己观点的论述,逻辑是很严密的。
实际上,在《道德经》最近的几章中,老子比较集中地论及了这个问题,在第七十二章中,老子直言:“民不畏威,则大威至。”同样是以一种严厉警告的方式告诫统治者如果总想依赖严刑峻法来压制人民,那么即使刚开始有些效果,但一旦到了一个极限,人民则会连严刑峻法都不再害怕了,那时真正的祸乱就要发生了。而在第七十五章中,老子言:“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这里,老子则是指出了百姓轻死的原因,即统治者穷凶极欲,过分追求个人生活的奢靡,因此对百姓盘剥过重,人民无法正常生活,即使不犯法,也要饿死冻死,左右是个死,当然也就不必惧怕因触犯法律而死了。而老子之所以会提出这种说法,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是密切相关的。事实上,当时的社会现实,正如老子所说的那样,百姓的确是没必要特别害怕死亡的。因为在春秋时期,整个社会动荡不安,战争不断。统治者为了保全自我,或是为了扩张领土,经常要发动战事,因此在物质上便要征收更多的赋税,在人力上则要抓更多的壮丁,百姓生活大多苦不堪言,朝不保夕。我们知道,人们对死的害怕往往是因为对生的留恋,而当时的人们在这样痛苦的生活下,享受不到生的快乐,自然对死也就不那么害怕了,甚至死恰恰是对痛苦生活的一种摆脱。而人民一旦对死不再害怕,自然也就不怕严刑峻法了。老子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会含着一种悲愤向统治者发出这种警告。而事实上,老子的这种警告也的确并非危言耸听,历史上一再发生的农民起义,难道是因为统治者的刑罚不够严酷吗?实际上恰恰相反,往往是统治者的刑罚过于严酷了,反而造成了人民更激烈的反抗。这样的例子可以说俯拾皆是:
商纣王穷奢极欲,造酒池,悬肉为林,耗巨资建鹿台,为压制人民的反抗,多用辟刑,甚至将铁柱烧红,让罪犯从上面走过。商纣王的手段可谓残忍至极,令人恐怖,但这并没有吓住人民,最终被周文王所率领的人民所推翻。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更是横征暴敛,赋税征收额度甚至占到了百姓收入的2/3,同时大规模征发徭役,对不堪其苦的人民的抱怨则采取严刑峻法来打压,甚至在当时还实行了连坐制度,以加强对人民的控制。但是,在短短十五年后,天下便群起而反秦,秦帝国也迅速崩溃。还有,三国吴主孙皓、晋愍帝、隋炀帝,等等,其法制不可谓不严酷,但是都没能威吓住人民,最终导致亡国。这些王朝的灭亡,都可以作为老子的“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矣”的注脚。对于这一点,甚至连以暴虐著称的明太祖朱元璋都不得不信,他曾言:“天下刚刚稳定,百姓顽固,官吏不公,即使早上在街头将十个砍头,晚上就又有百人仍旧去犯罪。老子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因此朕决定废除极刑而将囚犯囚禁起来。”要知道,朱元璋这个皇帝专制得很,当他看到孟子所说的“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时,大发雷霆,把孟子牌位从孔庙中撤掉!
具体到本章智慧在我们现实中的应用,我们也能从中得到一些启发。比如在企业管理中上司对待员工,或者教育过程中师长对待学生,或者是父母对待子女,同样不应该一味地迷信于威严和惩罚,那样往往会使对方产生一种抵触情绪。最好能够威严和和蔼交替施行,最容易达到效果。另外,“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矣”,则提示我们做事情要有分工,各司其职,不可越俎代庖,等等。
【从政之道】
国人暴动
周厉王是周朝的第十位国王(公元前878~前841年在位),他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暴君,其残暴的统治最终导致了一场大规模的反抗运动,叫做“国人暴动”。
其实早在周穆王时期,因为贵族阶层对百姓的剥削日益严重,国家又不断对外发动战争,国人的不满情绪便开始增长。但是周穆王不是去改善人民生活,而是制订了“五刑”以威吓人民。当时设定的刑法总共三千多条,其中不乏额上刺字、割鼻、砍脚等酷刑。但是严峻的刑罚并没有吓倒百姓,人民不满的情绪越来越强烈。然后又经历了周共王、周懿王、周孝王、周夷王几任没有什么作为的君王之后,周厉王即位了。
周厉王即位后,对于日益突出的社会矛盾,以及一触即发的形势,他不是设法去疏导,反而变本加厉,更加严重地盘剥百姓。为了增加收入,以满足自己的奢靡生活,周厉王重用一个叫做荣夷公的大臣,并听从他的建议,对国家的山川实行“专利”制度,即霸占国土上的山林、湖泊、河流,不准人民利用这些天然资源谋生;同时,他们还勒索财物,虐待人民。当时,住在城外的农民叫“野人”,住在都城里的平民叫“国人”。周都镐京的国人对周厉王的暴虐措施十分不满,一时怨声载道。一向正直的老臣召公听到国人的议论越来越多,便忧心忡忡地进宫告诫周厉王道:“百姓快要忍受不了啦,大王如果不趁早改变做法,迟早是要出灾祸的!”对此,周厉王却满不在乎地说:“你不用急,我已经想到一个好办法了。”令召公目瞪口呆的是,周厉王的办法便是下了一道命令,禁止国人批评朝政,还从卫国找来一个巫师,要他专门刺探批评朝政的人,让他一旦发现有人在背后诽谤周厉王,便立即向他报告。这个巫师为了给周厉王办好这件事,便派出许多人到外面去,四处刺探胆敢讥讽周厉王的人。但是,这些刺探者也不是省油的灯,除了告密之外,还利用手中的权力敲诈勒索,谁不乖乖听话,他们就诬陷谁。周厉王也不辨真伪,一味对这些所谓的违法者施行残酷的刑罚或者直接杀死。最后,许多人都因议论朝政受到诬陷而遭了秧。一时之间,风声鹤唳,国人真的不敢在公开场合里议论国事了,甚至人们在路上碰到熟人,也不敢交谈和打招呼,只是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就匆匆地走开。
周厉王见批评朝政的人几乎没有了,便感到十分高兴。在一次见召公时,周厉王洋洋得意地说:“你看,已经没有人非议朝政了吧?”召公听了却叹了一口气说:“你这是用强制的方法堵住人民的嘴啊,这样怎么行呢!”为了让周厉王明白其中道理,他继续解释道:“堵住人的嘴,不让人说话,比堵住河流还要危险哪!治水的关键便是要疏通河道,让水顺利流进大海;治理国家也是一样,必须引导百姓说话。您这样硬堵住河流,早晚要决口;硬堵住人的嘴,早晚也是要出大乱子的呀!”周厉王听了,却撇撇嘴,不以为然,召公于是进一步劝道:“古代圣君明主在处理政务的时候,要让文武百官献上来自民间的民谣歌曲,讽刺文章;让乐师演奏民风民俗的音乐;让智囊们进献可以借鉴的历史来警诫自己。这样百姓的意思就可以间接地表达给执政者,执政者反复权衡利弊得失,再做出符合民心、顺应历史的正确决策,这不是和治理大江大河的思路一样吗?让人们开口发表议论,政策是好是坏便由此反映出来,人民认为好的就去实行,不好的就加以规避。这就是执政者的财富、衣食能够不断增加的道理。人们心里考虑的事情总是要从嘴里说出来,思考成熟以后就要说出来,怎么能够堵得住呢?”最后,看周厉王干脆不再理睬自己了,便说了一句气话:“您如果不听我的劝告,仍旧不让人民说话,那么恐怕没有人能帮您了!”说完便失望地离开了。
果然,三年后,也就是公元前841年,国人不堪忍受,最终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暴动。起义者围攻王宫,要杀死周厉王。周厉王因为提前得知风声,便慌忙带着一批近臣逃到了黄河边上的一个地方,再也不敢回来。有人探知王子靖逃到召公家躲了起来,难耐愤怒的国人赶来,又围住召公家,要召公交出王子。召公没奈何,只好把自己的儿子冒充太子送出去,才算把王子保护了下来。厉王出走后,国家没有了君王,经大臣们商议,由召公和另一位大臣周公主持贵族会议,通过这种会议决议的方式行使国家最高权力,历史上称之为“共和行政”。我们现在所说的“共和”一词便是由此而来。值得一提的是,正是从共和元年,也就是公元前841年始,中国历史才开始有了确切的纪年。共和行政一共存在了十四年,得知出逃在外的周厉王死去后,大臣们便拥立太子姬静即位,是为周宣王。周宣王在政治上比较开明,得到诸侯的支持,不过自此周王室的君权也开始衰落了。
“国人暴动”正是老子所说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例证。同时,周厉王本人被赶出王宫以及随之而来的周王室的衰落,也证明了老子的那句“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矣”。 道德经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