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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十五章 无以生为【原文】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

　　【今译】

　　人民之所以遭受饥饿，就是由于统治者征收赋税太多，所以人民才陷于饥饿。人民之所以难于统治，是由于统治者多事妄为，政令繁苛，使人民无所从，所以难于统治。人民之所以轻生冒死，是由于统治者欲望过盛，这种不良风尚也引领民众贪求利益，追求享乐，甚至为求名求利而甘冒生命危险。只有那些恬淡自然，不刻意养生保命，不刻意有所作为的人，要胜过那些追求名利、贪生怕死的人。

　　【解析】

　　无以生为，贤于贵生

　　本章老子所谈论的仍旧是他的政治观点，他认为统治者对百姓征收赋税过重、政令过多、穷奢极欲往往会造成“民之饥”“民之难治”“民之轻死”的结果。仔细分析的话，老子所说的话又具体地分为一定的层次，从百姓这里来讲，“民之饥”“民之难治”“民之轻死”三者其实是一个逐渐递进的过程，正因为被征敛过重，所以不得不忍受饥饿，于是百姓便会怨声载道，也就难治了。而更进一步，如果所受的压迫更重，实在无法生存了，便会起而暴力反抗，即使面对着杀头的危险也不怕了。统治者的穷奢极欲不仅使百姓无以为生，还会败坏社会风气，使奢靡享乐的习气形成一种风尚，使百姓也乐于追名逐利，甚至不惜铤而走险。而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讲，则可分作两个层面，统治者之所以对百姓造成压迫，一方面是出于自我享受的考虑，极穷奢极欲所造成的对百姓的压榨。另一方面，则是统治者出于自我膨胀的成就感的需求对百姓所造成的伤害，比如对内频繁颁布政令，或者对外发动战争，等等。如此，皇帝本人往往赢得了文治武功的美名，而实际上百姓则受到了极大的痛苦。关于此，汉武帝是个典型。

　　我们知道，在中国历史上，汉武帝是一个大有作为、极有个性的皇帝。但是，殊不知，他的雄才大略、大有作为正是建立在百姓的痛苦之上的。我们知道，汉武帝最为后人所称道的政绩便是北击匈奴，开疆拓土的赫赫武功，这使得汉王朝国威远扬。但是，在这国威远扬的背后，是百姓的不堪其苦。在汉武帝之前的文帝、景帝执政时期，汉朝廷对北边的匈奴采取的政策主要是和亲与安抚，在战争上则是防御为主，在遭受侵略时会发动小规模战争反击。这些政策虽然有些软弱，但结果却换来了汉朝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百姓的安定生活，史称“文景之治”。而汉武帝登基后，一改原来的对外政策，对匈奴采取了强硬的政策，多次与匈奴展开大规模战争。尤其是在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以卫青、霍去病为统帅，率领10万精锐骑兵出击漠北，铲除匈奴王庭。虽然这次战役的结果是彻底击败了匈奴，解除了汉朝北方的边患，但是作为胜利方的汉朝在这场战役中损失了数万精锐骑兵，出征的战马也损失了10余万匹。并且，因为这次进军距离漫长，途中要跨越渺无人烟的荒漠，10万大军的补给成为了大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汉武帝下诏，征集全国的马匹24万匹和壮丁50万人，用于为出征大军提供后勤保障，可谓是倾全国之力。而彻底击垮匈奴后，因为经过与匈奴的连年战争，汉朝在文景时代积累下来的钱粮耗费一空，人力物力的消耗也几近汉朝能够承受的极限。虽然汉朝的国威远扬，但国力却受到了极大的削弱。

　　如果说与匈奴作战还是情势使然，迫不得已的话，汉武帝在击败匈奴后所发动的一系列战争就纯粹是出于个人欲望的膨胀了。在击败匈奴后，好大喜功的汉武帝便产生了骄傲自大的情绪，为进一步开疆拓土，他接连又对东北、西南和南方不断发动征服战争。汉朝先是出兵灭掉了卫氏朝鲜，将朝鲜半岛中部和北部纳入了中国的版图。又出兵灭了西南的夜郎国，将汉朝的版图扩展至云贵高原。此外还收服了秦末脱离中国统治的南方百越地区，将岭南地区重新纳入了中国的版图。这些战争虽然极大地开拓了汉朝的疆域，但却给人民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并且，随着这些赫赫武功的建立，汉武帝个人也更加飘飘然起来，觉得自己有理由生活奢侈一些。他不断修建壮丽的宫殿，还进行了规模浩大的泰山封禅和多次出游巡幸，一路上兴师动众，折腾沿路百姓，耗费无度，使汉朝的国库越发空虚。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汉武帝则进一步压榨百姓。一方面，他任命擅长理财的桑弘羊主管国家财政，推行盐、铁、酒的国家专卖，以此将高额的利润归入国库；另一方面，他又对所有商人硬性征收高额财产税，一时间逼得许多商人走投无路，家破人亡。同时，他还推行所谓的“均输”和“平准”政策，其实就是政府经营商业，与民争利。这些措施虽然增加了朝廷的收入，缓解了汉朝的财政危机，但却对商人阶层造成了沉重打击，对西汉商业的发展十分不利。

　　汉武帝强硬的对外政策和讲求排场的个人生活给百姓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在汉武帝晚年，在许多地方不堪其苦的百姓发动了农民起义，其规模可观，且绵延不绝，甚至可比于秦末农民起义，只是最终被镇压了。并且，由于汉武帝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下“轮台罪己诏”，表示要与民休息，停止对匈奴用兵，社会才趋于安定。

　　汉武帝死后，继位的汉昭帝则一反汉武帝的做法，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针对武帝末年因对外战争、封禅等所造成的国力损耗严重，农民负担沉重，国内矛盾激化的情况，进行了适当的变革。在内政上，汉昭帝多次下令减轻人民负担，减免赋税。在对外方面，他也一改武帝时对匈奴的敌对政策，在加强北方戍防的同时，重新与匈奴和亲，以改善双方的关系。从而使得武帝时期的大规模战争停止下来，这有助于国内的经济恢复与发展。另外，因武帝实行盐铁专卖引起天下议论，汉昭帝专门召开“盐铁会议”，对武帝时各方面政策进行讨论，最终取消了对酒的专卖，而保留盐铁专卖。通过这一系列得当的内外措施。武帝后期遗留的矛盾基本得到了控制，西汉王朝衰退趋势得以扭转。史称“百姓充实，四夷宾服”。

　　从汉武帝和汉昭帝的对比可以看出，汉武帝雄才大略，大刀阔斧，从后世的眼光来看，他的确是一位了不起的皇帝。但是对当时的百姓来说，他却是痛苦的根源，可以想见，他在民间是遭受唾骂的。而汉昭帝本身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举动出来，但是其治下的百姓生活无疑要幸福得多。这便典型地证明了“无以生为，贤于贵生”的道理。因为一个统治者一旦想有所作为，以满足自己物质方面的欲望，或者总想张扬自己的生命力，其结果必然是对别人的生存造成压迫，使别人的生命力受到抑制。总之，一个人过于“有作为”未必是好事，而一个人无所作为则未必是坏事。

　　具体到对老子的“无以生为，贤于贵生”的道理的运用，应该说是极其丰富的。

　　首先，在一个企业中，一个领导者未必是越有作为越好。一个领导者自己有着过多的想法，总想强势地实现自己的意志，其结果往往会压缩了下属发挥能动性的空间。因此，一个看似不那么“作为”的领导，往往能够使得整个团队做出出人意料的成绩。日本著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曾无意中对一位企业高管说：“我每年都要批准他人的很多决定。实际上只有40%的决定是我真正认同的，余下的60%是我有所保留的，或者仅仅觉得还过得去的。”这位管理人员听后非常吃惊。因为在他看来，如果松下不同意办某件事，一口否定就是了，大可不必如此。但松下则认为，对于那些自己认为还算过得去的计划，自己宁愿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加以修正，使其更加符合自己的预期，也不愿因此而拒绝员工的建议，因为他觉得这会挫伤员工的积极性。这里，松下幸之助正是刻意地抑制自己的意志，给员工以更多的发挥空间。

　　其次，许多家长教育自己的子女时，往往过于强调自己的意志，以为自己是为子女好，便习惯于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子女。这样做的结果往往造成子女表面上做个“乖孩子”，实际上内心则更加叛逆，远远没有表面上看对子女“放任”的父母的教育效果好。

　　还有，在与同事、朋友相处的过程中，也同样是如此，如果一个人总是过于在乎自己，总想充分展现自己的生命力，彰显自己，即使这个人十分优秀，也往往不被大家欢迎，原因就在于他太强势了。相反，一些性情温和、恬淡无欲的人，即使平庸一些，往往更受欢迎，原因便在于他无所作为，也就不会因为太锋芒毕露而对人构成一种压力。

　　【从政之道】

　　过于强势的朱元璋

　　在中国历史上，明太祖朱元璋由平民出身，通过农民起义夺得天下，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皇帝。可能也正是因为此，朱元璋当上皇帝后，自视甚高，很少能够听进别人的意见，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强势皇帝。他的强势具体表现在他不依常规，肆意按照自己的意志对国家进行治理。其中，也有一些做得好的地方，但更多的地方为后人所诟病。

　　朱元璋的强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便是他为加强中央集权，对政治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朱元璋起自布衣，比较了解社会的真实情况。他认为元朝灭亡的原因是由于权威下移，君主为臣下所蒙蔽，不了解民情，政策也得不到坚决贯彻。朱元璋常常思考如何建立一种政治体制，确保不会出现主弱臣专的局面。在明代之前，各朝采用的基本都是秦始皇所创立的君主之下设立宰相辅政的政治框架，只是各朝相权的具体形式和职权大小有所区别而已。而在地方行政机构方面，各朝也大致差不多。朱元璋上台后，对这些旧制度都不满意，于是按照自己的意志亲自设计、制定了几项重要的政治制度。无论是中央机构，还是地方行政机构，还包括军事制度，朱元璋都对之进行了重大变革。而在这些设计之中，有一些是不错的，比如军事上的卫所制度，而另外几个方面的制度则非常糟糕。

　　政治方面，他为加强中央集权，废除了宰相制度。朱元璋刚当皇帝时所沿用的仍是元朝的制度，李善长为丞相，此后胡惟庸继任。但是，胡惟庸当丞相几年后，其门生故吏遍于朝野，形成一个势力集团，威胁皇权。1378年，朱元璋找借口将胡惟庸关了起来，以结党营私罪处死，同时还以此为借口收拾朝中大臣，前后受牵连者多达三万人。处死胡惟庸后，朱元璋借机宣布废除中书省，以后不再设丞相，而是提高六部职权，分掌天下事务，六部尚书直接向皇帝负责。同时，为防止自己的子孙更改他的制度，还在《祖训》中明文规定不许变乱旧章：“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朱元璋罢丞相，是对一千多年来中央政治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不设丞相，六部直接将全国政务奏请皇帝裁决，实际上是皇帝兼行相权。如此一来，明朝皇帝们的权力得到空前加强。

　　变革政治制度的第二个方面建立是“台”“谏”合一的制度。“台”指的御史台，其长官为御使大夫、属员为御史，主要是负责监督皇帝的；“谏”则指的是谏官，主要职责是监督政府官员。而朱元璋将两者合一，都用来监督政府官员。如此一来，皇帝便失去了监督者，可以为所欲为了。

　　再者，他建立了特务政治。朱元璋生性猜疑，为加强对大臣的控制，设立特务组织锦衣卫。据说这些锦衣卫四处打探大臣的举动，事无巨细，家长里短，都报告给朱元璋。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可以看出当时的恐怖情景。钱宰被征编《孟子节文》，罢朝回家作了一首诗：“四鼓冬冬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上朝时，朱元璋告诉他说，你昨天诗作得不错，只是“嫌”用得不好，我并没有嫌你迟，不如改成“忧”字更好些。钱宰听后大惊失色，吓得直磕头谢罪。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所以大臣们都提心吊胆，就连李善长、徐达这样的功臣也都人人自危。朱元璋的目的也正在于此，他要让大臣对自己和大明江山忠心无二，要他们知道恐惧，不敢营私舞弊、结党乱政。

　　朱元璋设立锦衣卫为明代特务政治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后来明成祖朱棣在锦衣卫外，增设特务机关东厂（因设于东安门北而得名），明宪宗则又加设西厂。正德年间，权阉刘瑾奏设内行厂。有明一代，这些特务机构，成为维护皇权的重要手段，但更多的时候是被专权的太监如刘瑾、魏忠贤等人所利用，成为打击报复大臣的有力武器，许多忠臣惨死其中。

　　可以看出，朱元璋的这三项举措目的是相同的，即加强皇权。但是，在有明一代，正因为皇帝权力过大，又没有相应的约束机制，到了中后期，皇帝为所欲为，极度腐朽，甚至数十年不上朝。因为不设宰相，皇帝需要批阅大量奏章，十分劳累，在能够上马打仗的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来说，还能够吃得消。但他们的后代哪里吃得了这个苦，皇帝偷懒，便让身边的太监代为批阅。如此一来，宦官专权便成了整个明代的痼疾。后来，宦官专政与特务统治两个痼疾又合二为一，更成为明代中后期政治腐败的主因。明朝最终灭亡，也与此有关。有趣的是，朱元璋设计这些制度的初衷是使自己的子孙能够更好地保有江山，结果却恰恰因此葬送了江山。

　　其次，朱元璋的强势还体现在他完全凭借个人的意志玩弄司法。朱元璋出身贫苦，从小饱受元朝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他的父母及长兄就是死于残酷剥削和瘟疫，他自己也被迫出家当和尚。所以，他在参加起义队伍后发誓：一旦自己当上皇帝，先杀尽天下贪官。登基之后，他果然不食前言，在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反贪官”运动，矛头直指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贪官污吏。杀贪官固然是好事，但是，朱元璋的做法完全抛开法令，全凭借一己意志施行过于严酷的刑罚。他干脆在明朝政府颁布的《大明律》之外另立了一套更为严峻的法规《大明诰》。在罪行上，其中设有“游食”“官吏下乡”“寰中士夫不为君用（即有才能者不肯出来做官）”等明律中没有的罪名。在刑罚上，对于同一罪名，《明大诰》比《大明律》要重得多，并且还设有断手、刖足、阉割为奴等《大明律》中不存在的残忍刑法。这些残忍刑罚不仅针对犯有十恶不赦之罪的罪犯，而是在《明大诰》中明令用以惩罚各种一般性的犯罪，其中特别针对官员的贪污行为。总体而言，《明大诰》提倡的是“对人极度蔑视”的封建强权主义和无节制的滥杀政策。其严重违背了“罚罪相当”的法律精神，是朱元璋根据自己好恶搞出来的一套恶法，可以说是中国法制的倒退。《明大诰》在明初一度是家家收藏、人人诵读的御制圣书。

　　最后，朱元璋的强势还表现在对于中国科举制度的破坏上。建立明朝后，朱元璋认识到，元朝之所以灭亡，除了统治者本身的素质以外，整个社会失之教化也是一个原因。因此，一登上皇位，他就采取了一系列强制措施，兴建学校，选拔学官，并坚持把“教育工作”作为衡量地方官政绩的重要指标。为了选拔能听命于皇帝的官吏，明朝政府规定科举考试只许在四书五经范围内命题，考生只能根据指定的观点答卷，不准发挥自己的见解。答卷的文体，必须分成八个部分，称为“八股文”。从此，中国的科举制度走入了僵化的八股取士阶段。

　　总之，朱元璋的这些凭借个人意志所制定的制度和推行的举措，有许多都是倒退和愚昧的。他的这些自以为是的变法，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许多祸患。而相反，建文帝继任后，曾对他的这些举措进行了一定的纠正，比如他部分地恢复了中书省的功能，使得几位儒家师傅在事实上行使宰相职权，分割了皇帝的权力。他还废除了祖父朱元璋在《明大诰》中过于严酷的法律条例，使法律回到正常轨道上来。同时，他还在明太祖减税的基础上再次减税，以减轻人民负担。正是因为这些宽仁的举措，建文帝受到了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拥护。可惜不久建文帝的叔叔燕王朱棣因为不服削藩而造反，通过战争手段夺了建文帝皇位。建文帝的政策也都基本被废除了。但是，朱棣胜利后，为建文帝殉难的知识分子前赴后继，而民间百姓也非常怀念这位皇帝，由此可见，建文帝是受到当时人民爱戴的。对比明太祖朱元璋和建文帝，朱元璋可以说是一个强势追求有所作为，刻意彰显自我生命力的人，而建文帝则是一个宽仁而恬淡自然的人。但建文帝更受人们爱戴，施政策略也更为合理一些。应该说，这其中体现了老子所说的“无以生为，贤于贵生”的道理。 道德经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