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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以生为，贤于贵生本章老子所谈论的仍旧是他的政治观点，他认为统治者对百姓征收赋税过重、政令过多、穷奢极欲往往会造成“民之饥”“民之难治”“民之轻死”的结果。仔细分析的话，老子所说的话又具体地分为一定的层次，从百姓这里来讲，“民之饥”“民之难治”“民之轻死”三者其实是一个逐渐递进的过程，正因为被征敛过重，所以不得不忍受饥饿，于是百姓便会怨声载道，也就难治了。而更进一步，如果所受的压迫更重，实在无法生存了，便会起而暴力反抗，即使面对着杀头的危险也不怕了。统治者的穷奢极欲不仅使百姓无以为生，还会败坏社会风气，使奢靡享乐的习气形成一种风尚，使百姓也乐于追名逐利，甚至不惜铤而走险。而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讲，则可分作两个层面，统治者之所以对百姓造成压迫，一方面是出于自我享受的考虑，极穷奢极欲所造成的对百姓的压榨。另一方面，则是统治者出于自我膨胀的成就感的需求对百姓所造成的伤害，比如对内频繁颁布政令，或者对外发动战争，等等。如此，皇帝本人往往赢得了文治武功的美名，而实际上百姓则受到了极大的痛苦。关于此，汉武帝是个典型。

　　我们知道，在中国历史上，汉武帝是一个大有作为、极有个性的皇帝。但是，殊不知，他的雄才大略、大有作为正是建立在百姓的痛苦之上的。我们知道，汉武帝最为后人所称道的政绩便是北击匈奴，开疆拓土的赫赫武功，这使得汉王朝国威远扬。但是，在这国威远扬的背后，是百姓的不堪其苦。在汉武帝之前的文帝、景帝执政时期，汉朝廷对北边的匈奴采取的政策主要是和亲与安抚，在战争上则是防御为主，在遭受侵略时会发动小规模战争反击。这些政策虽然有些软弱，但结果却换来了汉朝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百姓的安定生活，史称“文景之治”。而汉武帝登基后，一改原来的对外政策，对匈奴采取了强硬的政策，多次与匈奴展开大规模战争。尤其是在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以卫青、霍去病为统帅，率领10万精锐骑兵出击漠北，铲除匈奴王庭。虽然这次战役的结果是彻底击败了匈奴，解除了汉朝北方的边患，但是作为胜利方的汉朝在这场战役中损失了数万精锐骑兵，出征的战马也损失了10余万匹。并且，因为这次进军距离漫长，途中要跨越渺无人烟的荒漠，10万大军的补给成为了大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汉武帝下诏，征集全国的马匹24万匹和壮丁50万人，用于为出征大军提供后勤保障，可谓是倾全国之力。而彻底击垮匈奴后，因为经过与匈奴的连年战争，汉朝在文景时代积累下来的钱粮耗费一空，人力物力的消耗也几近汉朝能够承受的极限。虽然汉朝的国威远扬，但国力却受到了极大的削弱。

　　如果说与匈奴作战还是情势使然，迫不得已的话，汉武帝在击败匈奴后所发动的一系列战争就纯粹是出于个人欲望的膨胀了。在击败匈奴后，好大喜功的汉武帝便产生了骄傲自大的情绪，为进一步开疆拓土，他接连又对东北、西南和南方不断发动征服战争。汉朝先是出兵灭掉了卫氏朝鲜，将朝鲜半岛中部和北部纳入了中国的版图。又出兵灭了西南的夜郎国，将汉朝的版图扩展至云贵高原。此外还收服了秦末脱离中国统治的南方百越地区，将岭南地区重新纳入了中国的版图。这些战争虽然极大地开拓了汉朝的疆域，但却给人民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并且，随着这些赫赫武功的建立，汉武帝个人也更加飘飘然起来，觉得自己有理由生活奢侈一些。他不断修建壮丽的宫殿，还进行了规模浩大的泰山封禅和多次出游巡幸，一路上兴师动众，折腾沿路百姓，耗费无度，使汉朝的国库越发空虚。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汉武帝则进一步压榨百姓。一方面，他任命擅长理财的桑弘羊主管国家财政，推行盐、铁、酒的国家专卖，以此将高额的利润归入国库；另一方面，他又对所有商人硬性征收高额财产税，一时间逼得许多商人走投无路，家破人亡。同时，他还推行所谓的“均输”和“平准”政策，其实就是政府经营商业，与民争利。这些措施虽然增加了朝廷的收入，缓解了汉朝的财政危机，但却对商人阶层造成了沉重打击，对西汉商业的发展十分不利。

　　汉武帝强硬的对外政策和讲求排场的个人生活给百姓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在汉武帝晚年，在许多地方不堪其苦的百姓发动了农民起义，其规模可观，且绵延不绝，甚至可比于秦末农民起义，只是最终被镇压了。并且，由于汉武帝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下“轮台罪己诏”，表示要与民休息，停止对匈奴用兵，社会才趋于安定。

　　汉武帝死后，继位的汉昭帝则一反汉武帝的做法，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针对武帝末年因对外战争、封禅等所造成的国力损耗严重，农民负担沉重，国内矛盾激化的情况，进行了适当的变革。在内政上，汉昭帝多次下令减轻人民负担，减免赋税。在对外方面，他也一改武帝时对匈奴的敌对政策，在加强北方戍防的同时，重新与匈奴和亲，以改善双方的关系。从而使得武帝时期的大规模战争停止下来，这有助于国内的经济恢复与发展。另外，因武帝实行盐铁专卖引起天下议论，汉昭帝专门召开“盐铁会议”，对武帝时各方面政策进行讨论，最终取消了对酒的专卖，而保留盐铁专卖。通过这一系列得当的内外措施。武帝后期遗留的矛盾基本得到了控制，西汉王朝衰退趋势得以扭转。史称“百姓充实，四夷宾服”。

　　从汉武帝和汉昭帝的对比可以看出，汉武帝雄才大略，大刀阔斧，从后世的眼光来看，他的确是一位了不起的皇帝。但是对当时的百姓来说，他却是痛苦的根源，可以想见，他在民间是遭受唾骂的。而汉昭帝本身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举动出来，但是其治下的百姓生活无疑要幸福得多。这便典型地证明了“无以生为，贤于贵生”的道理。因为一个统治者一旦想有所作为，以满足自己物质方面的欲望，或者总想张扬自己的生命力，其结果必然是对别人的生存造成压迫，使别人的生命力受到抑制。总之，一个人过于“有作为”未必是好事，而一个人无所作为则未必是坏事。

　　具体到对老子的“无以生为，贤于贵生”的道理的运用，应该说是极其丰富的。

　　首先，在一个企业中，一个领导者未必是越有作为越好。一个领导者自己有着过多的想法，总想强势地实现自己的意志，其结果往往会压缩了下属发挥能动性的空间。因此，一个看似不那么“作为”的领导，往往能够使得整个团队做出出人意料的成绩。日本著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曾无意中对一位企业高管说：“我每年都要批准他人的很多决定。实际上只有40%的决定是我真正认同的，余下的60%是我有所保留的，或者仅仅觉得还过得去的。”这位管理人员听后非常吃惊。因为在他看来，如果松下不同意办某件事，一口否定就是了，大可不必如此。但松下则认为，对于那些自己认为还算过得去的计划，自己宁愿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加以修正，使其更加符合自己的预期，也不愿因此而拒绝员工的建议，因为他觉得这会挫伤员工的积极性。这里，松下幸之助正是刻意地抑制自己的意志，以便给员工以更多的发挥空间。

　　其次，许多家长教育自己的子女时，往往过于强调自己的意志，以为自己是为子女好，便习惯于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子女。这样做的结果往往造成子女表面上做个“乖孩子”，实际上内心则更加叛逆，远远没有表面上看对子女“放任”的父母的教育效果好。

　　还有，在与同事、朋友相处的过程中，也同样是如此，如果一个人总是过于在乎自己，总想充分展现自己的生命力，彰显自己，即使这个人十分优秀，也往往不被大家欢迎，原因就在于他太强势了。相反，一些性情温和、恬淡无欲的人，即使平庸一些，往往更受欢迎，原因便在于他无所作为，也就不会因为太锋芒毕露而对人构成一种压力。 道德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