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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际关系心理学家通常认为，人是社会动物，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度过一生。然而，直到现在，心理学家才开始研究我们如何处理社会信息。这些研究人员研究隐含的认知过程，在这过程中，我们酝酿出我们的社会世界的意义——他们认为，认知过程就是介于任何社会信息输入及我们做出反应之间的介质。这些过程决定了我们对社会信息的选择、解释、组织、记忆和反应——这个研究领域就叫社会认知。

　　我们将详细讨论我们如何形成对他人的第一印象，我们如何解释他人的行为，以及我们如何影响他人的对我们的印象。随后，我们将从这些早期社会互动走进更为亲密的关系研究，这些亲密关系是在我们喜欢或爱恋那些特别的人的基础上形成的。同时还要研究这些关系的形成、维持和破裂如何成为我们所有生活的核心。

　　形成印象

　　当我们第一次与他人相遇，我们将立刻形成对他人的印象——这个倾向在人类进化史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形成这些印象对我们来说是十分快速而且轻而易举的，同时，我们的判断将导致和影响将来可能发展的任何关系。虽然我们可以从许多各种各样的渠道获取信息，但是，我们形成这些第一印象却往往基于非常少量的事实。有关人们的人格、喜好等，我们几乎不可能从他们那些显而易见的行为或外表中知晓；但是，我们仍然倾向于相信它有。例如，如果我们听说朱利娅在当地一个失狗待领处做志愿劳动，除了她的工作场所之外，这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其他任何关于她的信息。但是，从这个信息片断，我们也许会推断出有关她的各种各样的其他事情，比如，她是位爱狗之人，或者她是位善良和乐于关心他人的人。如果我们不那么仁慈，也许会怀疑她用对动物的喜爱掩饰她与他人建立人际关系的恐惧。我们的假设也许并不总是那么准确，但是，这仍然是我们对朱利娅的印象。

　　对我们如何形成关于其他人的印象，我们很容易做出一般性解释，但是，心理学家在应用科学原理来处理丰富的人类社会互动的复杂性时，则会遇到更大的困难。这个领域的第一位开拓者就是阿希（1907～1996），他做了大量研究来确定人们是如何形成印象的。与许多研究人员不同，他把以往那些分裂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比如实验和本质主义观察、本性与教育，以及行为主义与心理分析等。他认为人们既是复杂的又是可研究的，既是独立的又是处于社会中的。

　　阿希认为，当人们第一次与他人相遇时，并没保留关于新认识的人的那些分离的信息碎片，而是把历史资料作为整体来处理。阿希认为，人们在处理这一行为的过程中使用了内隐人格论，凭借他们已经拥有的信息做出解释和推论。内隐人格论是人们对不同特质间关联性的预期——哪些特质倾向于结合在一起，而另一些则不行。例如，人们会认为那些网球俱乐部的人身强力壮、活泼直爽，而那些慈善团体中的人则态度温和、和善友好。当然，这些推论也许并不正确——他们仅仅是按惯例贴标签，这样做使得将人们进行区分开来更加容易。它们对社会交流来说通常是很有必要的。

　　大多数人认识到这类假设远远超出了那些有用事实（许多体育俱乐部包含纯粹的社会成员，而一些慈善活动者也可能是贪婪和小气的）。但是，最近的研究已经显示，虽然人们完全能够记住这些条件，但他们通常需要某种动机来激发自己的关注。在日常事务中，凭经验的方法通常比严格的批判性思维更容易、更方便。

　　动机

　　其他研究人员认为，不管是阿希还是安德森在解释印象形成时都不是完全正确的。与此同时，他们提出了动机性策略家模型，它假设人们既依靠信息的隐含假设，又依靠信息的明确内容。人们依靠信息的隐含假设还是明确内容的程度取决于他们的动机如何，以及他们是否拥有可以利用的认知资源。你可能从自己的经历中已经发现，你一次可以做的事情是有限的。原因至少有一部分是：与其他任何人一样，你拥有非常有限的认知资源，即你能够处理的信息并且能对其起作用的意识能力或智力能力。你着手处理和应对的任务越是不同，对这些认知资源所要求的就越多，因此，你常常要依靠以前的知识，因为你没有多少认知资源可以分让出来。

　　当人们要对其他人形成特别准确的印象时，那么，他们会更加努力地利用对自己有用的实际信息，而不是依赖那些先入为主的人格概念。1984年，R.埃尔贝和苏珊·菲斯克的一项针对102位大学本科生所做的研究说明了这个原理。他们让学生以合作者的身份去从事不同任务，并把这些合作者分为“熟练者”或“非熟练者”两类，还对那些成功完成某些任务的参与者给予奖励。然后，他们把那些合作者的更多信息告诉这些学生，这些信息既有与他们先前被告知的相一致（显得恰到好处）的，也有不一致的。他们发现，当赢得奖励依靠团队协作时，学生更注意不一致信息，而且与没有任何危险时相比，他们会更加细心地处理这些信息。因此，赢得奖励的期望促使学生付出更多的认知资源，以便处理与他们最初印象不同的任何信息。

　　阿希与首因效应

　　与不根据现实推断人们的错误性格一样，上述模型仍然有一个潜在错误，它可能偏离我们的印象形成方式。例如，阿希发现，认识某人时的第一次信息比后来所获信息对形成印象具有更强的效应——这个倾向被称为首因效应。

　　阿希通过试验例证了首因效应，他把试验参与者分为两组，给第一组参与者提供一个写有性格的清单，清单以“智慧”开始，以“嫉妒”结束；给第二组参与者也提供清单，词语都相同，但顺序相反。他发现，那些接到以“智慧”开头的清单的参与者比那些接到以“嫉妒”开头的清单的参与者，对其所描述的那个人形成了更为积极的印象。他由此做出结论，最早获取的信息给人们后来所获取的资料涂上了色彩。因此，如果我们了解他人的第一件事情是积极的，我们更倾向于以积极的眼光看待随后的信息（或者相反），并形成协调一致的完整印象。

　　虽然这也许就是人们的典型做法，但是，怀疑者仍然认为人们事实上能够做出更好的判断。后来，心理学家安德森确认了这一点，他发现如果参与者被迫平等地留意所有给出的性格特征，那么，首因效应将会消失。

　　突出特征

　　突出特征也对我们形成完整的他人印象起着重要作用。一个突出特征或行为就是其所在环境之中能够引起注意的特征或行为，比如一个社会群体中的那些特殊的人进行的反社会行为。积极行为也可能是突出的，比如，当一个人看到其他人经过慈善捐助箱时并没有捐助，那么他也没把钱塞进箱子。身体特征有助于我们对个人年龄、种族、性别和身高形成影响，它在一些环境中也是突出的。

　　虽然人类对美的概念随时间的改变而发生着变化，且不同文化有所不同，但是，身体特征一直与大量积极特质相联系。研究显示，我们期望相貌好的人比相貌丑陋的人更加风趣、温和、出众及老练。甚至有证据显示，我们通常会认为漂亮的学生是好学生。1975年，心理学家玛格丽特·克里夫德把一些小孩的照片和成绩单给美国一所小学的一些老师，并让他们判断每个小孩可能的智力和学习潜力。她发现，与那些长得不讨人喜欢的小孩相比，长得可爱的小孩更容易被认为可能更具学习潜力和拥有较高的智力——即使她的研究证明，在漂亮和实际的学校表现之间并不存在这种真正的联系。

　　与长相漂亮具有相关性的期望也对职业有影响，该影响对男人有利，而对女人不利。在一次研究中，参与者被分为4组，要求根据照片评价一个虚构的公司决策人。研究人员给第1组一张相貌迷人的男人照片，给第2组一张相貌丑陋的男人照片，给第3组一张相貌迷人的女人照片，给第4组一张相貌丑陋的女人照片。他们发现，参与者评价结果认为相貌迷人的男性决策人比相貌丑陋的男性决策人更有能力。但是，对女性，情况则正好相反：那些拿到相貌迷人的女性决策者照片的参与者似乎相信，她可能是由于外表而非能力赢得成功。

　　美丽不是唯一能够激起有关人格的特别期望，其他表面特征的某种模式也可能具有这种效应。20世纪80年代中期，戴安·百丽和L.麦克阿瑟的研究发现，那些眉骨高、眼睛大而圆及下巴小，长有一张娃娃脸的成年男人一贯被认为具有积极人格。他们清楚地发现，美国和朝鲜来的参与者认为娃娃脸的男人与那些外表特征更加成熟的男人相比，更诚实、友善、开朗、谦恭和温和。

　　刻板印象

　　阿希和安德森都发现，固有的人格理论也许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共享的。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特定团体中的大多数成员，都会从关于一个人的已知事实中做出相似的推断。这种理论可以看做刻板印象的基础：对一个社会群体的人格特征所形成的共同信条（或社会地图）。

　　当群体成员显而易见（性别或种族划分）或与众不同（残疾或太高）时，我们经常根据刻板形成印象——如果要忽视或改变一向具有的刻板信息，除非我们受到足够的驱动或拥有可以这样做的认知资源，否则不可能。刻板会导致我们纯粹以某人是其所在群体的成员这一基础出发，而对其他人做出错误假设（比如，所有妇女都是拙劣的驾驶员，所有黑人男子都有暴力倾向，所有残疾人都是低能）。换句话说，刻板会使我们在形成印象的过程中产生偏见。

　　人际关系

　　与他人之间的互动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核心部分，同时，我们对人际关系的偏见是个永恒的现象。社会心理学家将个体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分为两种类型：社会互动可以在那些先前很少或几乎没有接触过的人们之间发生，而关系则是在两个或更多个体之间发生的持久交往。长期关系是以人们之间重复互动为基础的，人们之间形成的关系类型要依据他们之间发生的互动类型来确定。

　　与其他人互动时，我们需要适当的社会技巧，这些社会技巧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随着文化的不同而不同。例如，我们大多数人会根据谈话的对象来确定对相同语言使用不同表达形式——我们选择不同的“专用语言”来与我们的孩子交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在采取一种长者的姿态来组织谈话。我们的行为也是易变的。在朋友生日聚会与参加葬礼时，我们的行动差异通常很大——但是，即使这些行为，也是要依据环境确定的。例如，在意大利天主教葬礼和巴厘岛的印度教葬礼中，人们的行为方式非常不同：天主教哀悼死者的辞世，而巴厘岛人则把葬礼当做灵魂超脱的一次庆祝。人们的社会群体成员资格也对他们的行为有重要影响，而这种影响同时也根据文化的不同而改变。

　　社会规范和能力

　　孩子能学习到什么样的社会行为是与他们自己的文化相适应的，这个过程被叫做社会化，心理学家称之为“社会规范”。然而，这些社会技巧在与其他文化中的人们进行交往时，也许并不适合，同时，这也是跨文化关系形成的一个严重障碍。因此社会化是个持续的过程，在成年后也将继续进行。同时，社会化也在变化和改进，这样人们才能应付新文化和外来文化。成年人也不得不学习新技术，接受新信息，以便能够认识和理解自己的社会规范与他们希望联系的那些人的社会规范之间的差异。

　　研究人员大都认为人们要与他人建立关系，就需要社会能力，也就是在一个社会环境中为达到预期效果而解释社会规范的能力。虽然一个人的预期效果也许对其他人来说不总是积极的，他应该理解适用于某类社会环境的社会规范，但是，人们通常利用他们的社会能力与他人积极联系，不管是维持既存关系还是发展新关系。

　　米歇尔·阿盖尔建议说，大多数人在社会环境中通过检查他们的行为如何被接受，以及通过在对方的反应中改变他们的行动，而不断地修改自己的行为。换句话说，社会互动是在互动者之间不断调整的一个过程。互动者根据他们的社会经验和社会理解的变化，而收集不同的信息。社会行动者将导致其他人在一定情境中以一定方式做出反应。同时，帮助人们对其他人的语言使用、脸部表情、注视、身体语言和语调等形成概念。人们使用的身体语言依靠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种类来定，它有时比任何语言所传递的信息都强。然而，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尽管人们具有经验和知识，但是，他们仍然喜欢做出没有被证明是否正确的假设，这是因为，人们在感知和解释其他人的行为时通常存在偏见。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即他们在交流形式下理解所有的文化差异，从而降低被误解的风险。例如，当某种面部表情被普遍使用或理解时，非语言交流就开始了。

　　其他社会技术

　　社会能力也要求人们具备各种其他要素，比如自信、移情、社会智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回报”。回报是指一些人倾向报答另一些人，包括赞扬、帮助、保护或忠告他人，或者给予鼓励或表示同情。研究发现，那些做出回报行为的人更受人喜爱，更能成功地影响其他人，从而确保了报答者处在一定情境或关系之中。

　　自信的人能控制社会情境，而不用采取那些可能破坏社会关系的攻击性行为。移情者重视别人所要达到的目标并且关心别人的感受。那些表示移情的人通常会避免他们关系的破坏，而在与人合作中更能成功。具有社会智力的人善于理解社会情境。对社会情境的性质和规则有了了解后，他们更愿意通过有效的谈判来解决问题。米歇尔·阿盖尔把这种社会技术称为智力，因为这要求人们应用他们的社会知识。人们做这些事情是自动完成的，是常识的产物。就像那些技术娴熟的驾驶员不用思考车轮的每次转向一样，人们不用意识到他们所做的所有细小事情，也能够成功地与他人建立关系。

　　自然选择

　　进化心理学家认为，人们的主要倾向和行为是在遗传上安排好了的，因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的生存。与他人建立关系也许对这些倾向是个最明显的好处：婴儿没有成人的照顾就没法生存，同样，有些人紧紧地依附一个照顾者，保持与他们之间的关系，直到他们能够自我生存为止，这样，他们更有可能存活下来，长大成年。人们因此拥有一个驱动力，去寻求教养和支持性的关系，就像为人所知的依靠，许多人认为，它起源于婴儿缺少母亲做依靠。

　　与异性之间的关系也可能在人的进化过程中给人类繁衍带来好处。即使是其他生物驱动力（比如食物和安全的需要）也对与他人建立关系具有贡献，因为，协作起来完成任务会更容易。因此，很有可能我们拥有一种内在的欲望，在我们的亲密关系中寻找安全与合作，以及组建家庭，如此，我们能让我们的小孩更安全。

　　亲密关系

　　研究动机的心理学家也把亲密关系（与他人建立关系）看做个人权利的一项重要需求，他们想知道人们在经历这种需要时是否存在程度上的差异。1987年，戴维·麦克利兰的研究表明，寻求亲密关系倾向性很强的人与那些这种特质表现不明显的人相比，更少以自我为中心，并且更加温和、仁慈和容易协作。

　　寻求亲密关系

　　就如何理解人们与其他人建立关系的方式，哥伦比亚大学斯坎特教授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在他的著作《亲密关系社会心理学》（1959年）中，斯坎特提出了，当成年人发现自己在一个让他们感到焦虑或害怕的新环境中时，将更可能表现出依赖和寻求亲密关系。他发现那些知道他们将接受电击的志愿者们更愿意等待与其他人一起参与，而不是一个人独自坐在那儿。换句话说，志愿者寻找那些正在经受相同困难的人。如果这样的伙伴还没有找到，那么，他们更愿意选择独自等待。这意味着志愿者在寻求其他伙伴时，不纯粹是在转移他们的恐惧心理。更进一步说，由于没有哪个参与者曾经彼此认识，所以，他们显然没有在更亲密的关系的基础上选择他们的同伴。对这个行为的最可能的解释就是：当人们对一个情境不确定时，他们倾向于看到其他人面对相同的问题，从而引导他们自己的行为、观念，甚至情感。社会心理学家认为这个测量我们行为的过程，是依靠其他人帮助我们决定如何对社会比较做出的反应。

　　社会支持

　　斯坎特的发现意味着我们不仅仅是在寻求那些合作伙伴，让他们提供身体安全和保护（依靠）；我们还寻求手段和情感上的放心。手段支持可以从熟悉当下环境的人那里获得，它提供实践帮助，对如何应付提出建议。情感支持包括同情、聆听、理解、移情和鼓励。虽然斯坎特实验中的主体只是在寻求暂时的伙伴，但是，他们是在与那些共享他们经验的其他人之间做出社会比较（并因此理解他们的感受）。当他们彼此间了解到如何最好地应付当前可怕情境时，既得到了情感支持，又得到了手段性社会支持。

　　我们尤其倾向于在长期关系中评价社会支持。如果人们正在经历特别问题的考验，他们甚至可能结合成一个互助群体，彼此间相互提供手段支持和情感支持——比如匿名戒毒会的成员。这意味着我们与那些能够苦乐共享的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不仅给我们带来快乐，而且带来好处。对关系和心理健康感兴趣的心理学家证实，那些能够获得对他们有用的社会支持的人沮丧时更少，且处于压力下痛苦更轻。他们还重点说明了我们如何获得社会比较，如何分享彼此之间的经验、情感，以及关于世界的意义，关于我们与他们之间关系的意义。爱荷华大学人际沟通研究教授史蒂文·达克指出，处于一个关系中，就意味着人们把注意力集中于努力理解其他人如何思考生活事件和经验。

　　认同

　　对自我概念和认同进行研究的学者已经证实，我们的自尊与我们同其他人之间的亲密关系的程度和类型紧密相关。虽然我们需要朋友，我们也需要感受与其他人之间存在的差异。这意味着在与他人建立关系的过程中，我们不得不在满足我们的亲密关系需要（形成关系并成为群体的部分）与保持足够的差异以便拥有自我认同之间做出选择。行动方式被父母认为是反社会的那些青少年，经常只能尝试建立他们自己的认同。另一方面，人们经常加入某个社会群体，因为，归属感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积极的社会认同。如果他们感到加入一个群体使他们被与他们有关系的人尊重和羡慕，那么，归属这个群体就会使他们自我感觉良好。

　　孤独与排斥

　　现在许多研究人员在测试人们对亲密关系的需求，即人们对亲密关系的渴望。麦克利兰最早提出的亲密关系的主要内容是指人们逃避被拒绝、批判、冲突和孤立的需要。绝大多数人需要并十分重视自我时间和空间，即使他们知道亲密关系对自己是有用的。这个平衡非常重要。孤独会导致沮丧；而任何种类的社会排斥，即使它仅仅在一个独立的情境下，也是非常不爽的经历。

　　1997年，威廉斯和索默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进行了一次实验，阐明了社会排斥的效应。他们把参与者安排在一个休息室，与其他两组主试事先安排的合谋者在一起。参与者认为，其他学生是志愿参与这个实验的。在等待时，三组人在房间里面彼此传球。但是，几分钟后，两组合谋者不给参与者那组传球，把参与者排斥在游戏之外。这种情境被拍成了录像带，从录像带中可以明显发现，对不知情的参与者来说，社会排斥经历是非常不舒服的，尽管那只是与陌生人之间的一次传球游戏。他们明显地表现出窘迫和羞赧，并试图找些其他事情来做。甚至那些观看录像的人们在介绍时也感到非常不舒服，即使事情并没有对他们个人产生什么影响。因此，逃避孤独、寂寞或排斥可能是人们寻求亲密关系的一个主要原因。

　　英国拉夫堡大学克拉默博士对亲密关系研究进行过广泛的评论。他认为，那些拥有支持性关系的人比那些不拥有者相比，不仅心理压抑少，而且寿命更长。虽然克拉默承认，人们没有足够的长期研究（通过对相同参与者在一段时期内反复收集数据来进行研究）来证明这种因果联系是否确凿，但是，有证据表明，良好的关系有益于健康和长寿。一个可选择的解释就是那些身心健康的人比那些并不健康的人更可能建立起亲密关系。但是，并没有证据支持健康快乐与成功之间的关联。当然，很可能两种解释都可在某种更宽泛的意义上使用。

　　群体对行为的影响

　　亲密关系需求会影响人们在群体中的行为。斯坎特在他1951年的著名实验中指出，一致性的群体压力产生于任何群体规范的差异和用来惩罚那些违背群体命令的人的手段。他的研究还显示，刺激或诱惑屏蔽了群体压力——那些改变自我观念以迎合大多数人的持不同意见者，他们的错误方式也许会得到原谅。斯坎特还认为，人们对情境的解释深受他们当时所遇到的观点的影响。物理空间距离和情感距离同样也是决定人们与谁交往的重要因素，例如，大学一年级学生通常因为同时入校而住在一起，这样他们就更可能表达相同的观点，而与住在校园另一处的二年级学生则可能有不一致的看法。

　　自我成就需求

　　另一个影响人们对亲密关系的需求和他们在社会群体中的行为的因素，就是他们对自我成就的需求。对这个影响因素，麦克利兰和他的同事在哈佛大学研究了20多年，得出的结论是，自我成就需求是人们的一个很明显的行为动机，只不过有些人表现得很强烈，另外一些人则表现得更平缓。

　　成就动机能够在群体中被边缘化，同样也能够在群体中得到评估。麦克利兰通过一个实验对它的特征进行说明。实验参与者被要求投掷圆环并尽量套在木桩上，距离远近可以由他们自己确定。大多数参与者试图随机投掷，一会近，一会远，获得较好的成绩看来好像是他们小心翼翼地选择投掷距离的一个标准。他们选择最有可能获得最好成绩的地方投掷，这个地方既不能太近（过于轻而易举地完成任务），也不能太远（任务无法完成）。他们通常选择那些投掷有点困难却能够完成任务的地方。

　　麦克利兰认为，那些有竞争力的人，只要他们知道自己的行为能够影响结果，就会积极投入到活动中去。他们更喜欢解决问题，而不是等待机遇的到来。与此不同，那些缺乏竞争力的人对风险的态度更倾向于极端，他们要么喜欢疯狂地赌一把，要么使他们的失败最小化。

　　此外，有竞争力的人好像更关心胜利本身，而不是成功所带来的酬偿。在解决问题或赢得比赛过程中，他们的满足感更为强烈，而不是在竞争结果给他们带来的任何奖励上面，即使他们得到的奖励就是用来评价他们表现的一种方式，以及以他们的进步与别人作比较的一种手段。虽然奖励对许多人来说并不太重要，但是，有抱负的人倾向于为他们的良好表现寻求回报。他们对个人品质的评价并不感兴趣，比如善于合作、乐于助人什么的，他们只是想在较量中显示自己的能力，而不是需求满足。这类人通常在销售领域从事工作，或者自己经营公司。

　　麦克利兰发现，成就导向者大概在6～8岁之间，他们的父母就希望他们开始在一些方面独立自主，在没有别人的帮助下做出选择及处理事情，比如在家里自己照顾自己，能够找到去邻居家的路等。与此相反，另外一些父母要么过早地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独立自主，要么扼杀了孩子的童年，限制了孩子们的个性发展，这是两个极端。第一个极端导致孩子感到自己在家里是个累赘，而离开它又感到无能为力，这似乎滋生了孩子的消极态度和挫折感。另一个极端是要么过分溺爱孩子，要么过分严格要求孩子，使得孩子越来越依赖父母，一旦离开父母或要独立决策时就感到不知所措。

　　赫兹伯格联系

　　麦克利兰的观点与弗雷德里克·赫兹伯格及其助手于1991年提出的动机-保健理论有关。他们都研究是什么使得人们在工作时高兴或不高兴，并且确认了两组使雇员满意的因素。第一组叫做内部因素或激励因素，包括放手工作，获得经理的信任，获准没有监视地工作，被赋予责任和获得提升。第二组因素叫做外在的或维持的因素，包括工作的地方、工资、管理和公司总的政策。赫兹伯格发现，虽然不足的外部因素（那些与工作环境相关的）确实导致了一些不快，但它并没有提供长期的激励机制和使工作满意的方法。研究发现，对管理人员来说，和他们的员工建立一个良好的工作关系至为重要。

　　发展关系

　　心理学家过去一直认为新生婴儿没有社会技巧，对他们而言，最初与社会的互动只是来自看护者单方面的努力而已。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发展心理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开始研究母婴之间的交流录像。他们发现即使出生只有几天的婴儿也不可思议地具有良好的社会互动能力。如此看来，婴儿出生后不久，就会积极地和看护者建立起关系。

　　现在我们了解到了婴儿甚至在出生之前就已经开始建立他们的第一个关系了。早在妊娠阶段，胎儿就开始学习母亲的发音特点，与有着熟悉的、区别于其他任何女性声音的母亲建立亲密的关系——一个仅仅是在出生后几小时就表现出来的明显趋势。

　　婴儿也会和其他的照看者建立关系，包括父亲、祖父母和其他年长的兄弟姐妹，虽然照看者也许与孩子并没有亲属关系。大部分当代研究者认为，对一个婴儿的心理上的幸福来说，跟一个或更多的直接照看者（不管他们是谁）建立积极的、稳定的、安全的和紧密的关系是极其重要的。

　　不同种类的关系

　　在我们的人生过程中，我们会建立各种各样的关系，最先是和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以及其他家庭成员或者照看自己的人建立关系，继而是和朋友及同学建立关系。以后我们又因工作和休闲的原因而认识了一些人，建立了亲密的朋友关系和亲密浪漫的性关系。米勒和多利斯指出，不同关系满足不同的需要，起着不同的作用，因此它们是不可替代的。可见并不是整个社会联系的数量，而是其质量和变化起着重要作用。如此一来，我们的整个社会需要就得到了满足。

　　所有的关系都要根植于人们一定程度上的相互吸引，亲密的关系主要建立在吸引、爱好和爱上。但是，这些感情是如何发展的？虽然团队间的成员关系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人们选择朋友产生影响，然而重要的因素却是接近而不是吸引力或社会和谐。

　　接近效应

　　1950年，利昂·费斯汀格和他的同事研究了大学宿舍里同学之间的友谊趋势。他们发现住在邻近宿舍的学生似乎更能成为朋友，由此他们得出结论：接近带来重复遇见的机会，进一步增加了亲密度和吸引力。社会心理学家谢里夫在20世纪60年代发展了这一理论，在一个一群10多岁的男孩参加的夏令营中，他进行了一个野外实验。实验结果表明，甚至连建立已久的朋友关系都会受到亲近和组员身份的影响。当先前已经建立友谊的男孩们被派往不同的小组时，他们往往用新的组员关系取代以前建立的朋友关系。到夏令营结束时，绝大多数友谊是建立在同组的孩子之间的。谢里夫的研究表明，属于一定的社会集团能对友谊的发展和维持产生极大的影响，而这并不取决于集团的基础重要与否。然而，他的结论并不是决定性的，因为所有的男孩都来自一个相同的社会背景：如果他们的价值观、兴趣爱好、态度和信仰各不相同，结果则极有可能完全不同。

　　马森在2001年的一项研究表明，甚至连人们建立友谊的数量也会受到接近的影响。他在英国伦敦大学一所校园的一年级学生中间开展了实地研究，通过研究他发现，住在大厅里的学生比住在小间里的学生更容易相互熟悉。到第一年的末尾，这些学生都建立了非常紧密的友谊。

　　维持关系

　　一旦吸引和联系建立，关系就会得到发展，这一切的发生，部分取决于关系各方的社会能力，就像我们所知道的，知恩图报的人往往更加受欢迎。朋友间相互报答的程度将影响他们友谊的发展程度。

　　研究同时也表明，维持关系以关注他人需要为特征——不仅仅只是个人获得的回报。不过，当人们觉得获得了自己应有的那一份时，他们会非常满意，牢记自己的贡献，这是一个叫做平衡理论的趋向。同样的理论表明，人们获得的比想象的要多时，还是不会满意。

　　1987年，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鲁克证明了平等和互惠对友谊的重要性。她发现，如果老年妇女认为在她们的友谊中总是过分受益或者总是受益不足，她们就会感到孤独。然而在与她们的孩子的关系中，平等却不如她们的满意重要。这一点验证了早先得出的结论：不同类型的关系有不同的功能。

　　另一个在维持关系中有影响的因素似乎是人们尊重“关系规则”的程度。大部分这样的规则都是不成文的，有很多甚至是不明确的，但人们对所处的关系总有一些基本的期望。不同的规则适用于不同的关系，比如朋友、恋人、同事的关系中就存在着不同的规则。

　　社会体系

　　一些社会心理学家提供了一个替代的观点，这个观点是关于关系及其影响个人的方式。基于心理学家鲍文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观点，这些研究者强调说，心理学家不应该只局限于研究个体及其行为，也必须牢记每个个体都是某个社会体系的组成部分，例如家庭、工作群体或者体育队。他们认为在这样的社会体系中，成员资格决定着个人行为。

　　作为一个体系，家庭对其成员具有尤为重要的影响。一些研究人员断言，青少年的行为不可能被真正地解释，除非将其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下考虑，即整个家庭是如何起作用的。家庭成员和其他亲密团体里的成员都是相互紧密依赖和经常互相影响的。一个成员人生的变化将不可避免地给该体系其他成员带来变化。

　　冲突和关系破裂

　　大量的心理学调查显示，当某个系统里的一个或更多成员破坏不成文的规定时，关系往往就会破裂。在朋友关系里面，引起吵架的最重要的一些原因包括：和别人公开谈论那些应该保密的事情、不能容忍其他朋友和关系、不能在被需要时自愿伸出援助之手等。

　　在婚姻中，除了坚持特定的规则如彼此忠诚、表达爱意、感情上的支持以及性关系外，朋友关系的规则也需要获得尊重。1985年，阿盖尔和亨德森曾经指出：“在整个社会关系中，离婚是最尖锐的问题。”这一论断在今天看来依然适用。虽然离婚是最令人痛苦和受伤的人生大事之一，但是大部分人依然会选择结婚。而研究表明，相对其他任何社会关系而言，结婚令人们更加满意和健康。阿盖尔和亨德森同时还建议，如果人们能更好地意识到那些规则，意识到冲突和争论无论是在婚姻里还是在社会关系里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时，许多离婚往往是可以避免的。 心理学一本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