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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加工众所周知，与分辨脚步声、区分图片上的苹果和香蕉相比较，识别语言或者阅读文字要复杂得多。语言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人类所拥有的最有力的交流工具。通过语言，人类不仅能交流思想感情，还能进行文化、生活方式和世界观的交流。所有的民族都有语言能力，但语言又彼此有别，比如，我们有不同的语言、方言，甚至口音也不同。语言具有使我们与其他动物明显区别开来的功能。尽管动物也有交流体系，但其复杂程度与人类语言相去甚远。

　　语言的结构

　　句子在语言中起到关键性作用，因为句子能使我们表达完整的想法和观点。句子能够传达有意义的资料或语义信息。句子（本书全部以英语为例）是由按照句法规则来组织的一组词。但词是由语素构成的，语素是传达意义的最小语言单位，例如，单词“blueish”是由“blue”和“ish”两个语素组成，许多单词只由一个语素组成（如“tree”，“person”）。我们按照规则将语素组合成词汇，例如，如果将“un-”放在动词之前，则表明不做，或指该动词的反义词，如“untie”（解开）、“unleash”（解除）。

　　音素是词汇组成中的语音。每一个音素由一个常用符号表示，例如，单词“bat”由3个音素组成，“bat”和“pat”唯一的不同是第一个音素（[b]和[p]）。每种语言都有一套不同的音素，其中一些为许多语言所共有（如[b]，[p]，[t]），而其他的则是一些语言所特有的（如滴答音是南非克瓦桑语所独有）。音素少的只有11个（如Rotokas，一种印度洋——太平洋地区语言），多的可达141个（如in、Xu是克瓦桑语的音素）。

　　英语大约有40个音素。单词中音素前后排序的规则，被称为音素结构规则。

　　语言不仅包括音素、音节、词和句子，而且包括韵律、语调和语速。语言的这些特征称为超切分，超切分的含义丰富。在句子“我喜欢凝胶物”中，把重音放在“我”（我比别人更喜欢凝胶物）或“喜欢”（我喜欢凝胶物，而不是不喜欢）上，其含义有别；在句末提高句子的语调，则句子含义又有不同，因为这样表示的是疑问句（一个问题）。语言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韵律学。在外语学习中，发错重音常留下笑柄，甚至引起误解。

　　语言可分解为句子、词、音节、音素和分析特征（如重音和语调）。语言分解非常有用，因为这有助于组构我们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语言加工体系的重要特征。事实上，语言层次不同，需要的语言感知和加工机制可能不同（如理解音素和切分音节），需要的记忆库也不同（如音素表征、心理词汇、句法知识）。不同的语言层次可能由大脑的不同区域所控制。

　　语言和大脑

　　每个人的知觉、心理和运动机能都要由大脑来处理。语言加工是分布于全脑，还是局限于脑的一个特定区域呢？如果大脑损伤，损伤脑的某一部位就会影响全部的语言功能吗？如果大脑严重损伤，只要不损伤大脑的特定部位就能保留语言能力吗？

　　语言和大脑关系的科学知识有两个来源：神经心理学研究（研究有语言障碍的脑损伤患者）和脑成像研究（此研究监控正常人语言加工时的大脑活动）。弗朗兹·戈尔是第一位把大脑特定区域和一些特殊功能相联系的科学家，他的设想已经被证实，只是他寻找不同认知功能对应的大脑区域时找错了地方。

　　脑损伤最常见的语言障碍是失语症。病理学家保罗·布洛卡发现了第一例失语症。有一种失语症叫运动性失语，其特征为说话慢、不流畅。运动性失语是典型的大脑特定区域损伤（如因脑血管意外损伤、肿瘤、脑出血和刺入伤所致的脑损伤）导致的失语症。导致运动性失语的大脑区域被称作布洛卡氏区，位于大脑左侧额叶运动皮层。刺入性脑损伤的发生概率大约为1/200，其中男性居多，大约1/4的刺入性脑损伤会出现失语症，1/4的患者3个月左右能恢复，1/4的患者将终身带病。

　　损伤布洛卡氏区的后部则对语言有不同的影响。大脑左侧颞前叶和颞中叶联合区的损伤通常会导致感觉性失语，也称为威尔尼克氏失语，它是以德国神经病学家卡尔·威尔尼克（1848～1904）的名字来命名的。这种病的特点是言语理解十分困难，不过语言很流畅。因此，与运动性失语者相比，感觉性失语者不能理解口语，回答也文不对题，但是说话很流畅。

　　当前，科学家还发现了许多与大脑特定区域损伤相关的语言障碍。例如，传导性失语能较好地理解语言，但不能复述单词。它通常是连接布洛卡氏区和威尔尼克氏区的弓状束受损所致。

　　经研究，一些失语症患者伴有语法缺失症。患此病的人构造句子能力很差，他们会遗漏功能性词汇（如“彼得来……晚上”），还会颠倒词序。也有患者患有新语症，它是威尔尼克氏区受损所致。患者很难想起要说的词，于是会用自造词汇来代替，不过，句法结构通常正确。

　　语言区域的损伤并不都会导致语言障碍，同时，非语言区域的损伤也可能导致语言障碍。总的来说，语言心理学的研究有力地证明了语言能力位于大脑的特定区域，而不是遍布整个大脑。此外，选择性语言障碍的存在（如语法缺乏失语症和新语症是因大脑局部损伤所致）表明，特定的语言功能在大脑有对应的区域。当今科学家已基本接受了这一观点。

　　神经影像学研究

　　神经影像（脑影像）使我们能够看到活体脑的图片。神经影像学研究显示左侧大脑半球比右侧大脑半球更多地参与语言任务，这和神经心理学研究结果相同；此外，神经影像学研究还显示，在进行发音、韵律、造句和语义分析加工时，大脑的兴奋部位不同。然而，研究神经影像学时却存在一个问题：在不同的研究中，同一个语言加工过程，大脑的兴奋部位不同。这可能是因为研究所用的刺激方法不同，所要完成的任务不同。科学家们倾向于认为：在特定的条件下，不同的研究侧重于语言加工的不同方面。因此，“全景”必须通过对全体大样本的调查才能得到，不过目前还没有进行这样的调查。

　　总之，假如大脑中有像语言机制这样的事物的话，这个事物肯定为人类所独有，且很可能在左侧大脑半球。然而，大脑某个特定区域不太可能独立控制某种语言能力，也不太可能只完成一个独立任务。在语言过程中，大脑兴奋区域有很多重叠，且这些重叠因人、因刺激不同而异。

　　语言的理解

　　理解口语是一个迅速而又自动的行为。我们每天都会听到数以千计的词和句子，理解起来也很快。然而，理解语言看起来简单不费力，却包含丰富的声音、词汇、语法规则、听力以及语言加工技巧知识。语言加工可分为4个阶段：感知阶段、词汇阶段、句子阶段和语篇阶段。句子的加工包括句法（语言的构造）和语义（赋予语素以意义）。尽管这几个阶段很快地相互反馈，相互加工，但最好还是将它们分开来描述。

　　语音感知

　　理解语言以感知气压变化（声音信号）开始，以完全整合信息结束。语言加工开始时，我们的感知系统必须把声音信号转换为一连串的音素。

　　声音信号与音素的差别迫使我们的感知系统把每一个音素与和它相近的因素作区别，也就是说，在确定我们听到的是哪个音素前需要考虑音素是如何协同发音的。正因为我们能识别声音信号的这些差别，许多科学家认为我们感知语音和感知其他声音（如音乐）的方式肯定有差别。人类拥有特殊的解决语音感知问题的结构，从而可以快速推算出声音是如何协同发声的。我们能感知语音是因为我们知道如何发音，这个大胆的假说是阿尔文·利伯曼和他的同事们在语音感知的运动理论中提出来的。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阿尔文·利伯曼和他的同事们在纽约和纽黑文的哈金斯实验室里，经过50年的研究提出了此理论。

　　词汇通达

　　一旦语音信号转换成一系列的音素，词汇通达就开始了。词汇通达是把一系列音素与各种可能有关的词汇相联系的过程。不足之处是，在实际说话中，很少在单词间有清楚的停顿，说话的声音连成一片。

　　此外，听者要联系句子的前后来理解词的含义。理解句子的重要一步是剖析，剖析包括理解词序以及其他信息以确定句子中谁是主语谁是宾语等，以及词在句子中的词性（即名词、动词、形容系、副词）。这可以使我们理解“The dog chases the cat”（狗追逐猫）和“The cat chases the dog”（猫追逐狗）的差异，这一步我们一般用所学的语法知识就能做到。但是，有些句子即使语序已经分析清楚了，但剖析起来仍不清晰。比如说，“妄自尊大的父亲和孩子一起来唱歌了”这句话，就不知道是父亲还是父亲和孩子都妄自尊大。此时，韵律学内容（如语调、重读以及时间安排）可能会有帮助。如果只有父亲妄自尊大，则在说到“父亲”后会有一个停顿，说“父亲”语速较缓，开始说“孩子”时音调上提。

　　我们一开始听到一句话，一般不知道接下来会说些什么，在句子快说完时，又不能回头去听最开始说的话。语言的连贯性对我们如何理解语句的时间过程影响很大，听到句子：“The horse raced past the barn fell”，直到听到fell时，我们才清楚我们原先构建的句式结构有错误（应把“raced”理解为动词而不是名词性短语）。此时，必须重新理解这个句子，把“raced”看成被动分词，句子分解为“The horse, raced past the barn, fell”（那匹跑着经过谷仓的马摔倒了）。对所谓的花园幽径句进行剖析，有时还需要多花一些时间。

　　语篇加工

　　当句子组合成语篇（即事件顺序合乎逻辑），则其中包含丰富的信息和几个主要观点。我们的记忆不能记住语篇里所有的词，然而，我们可以只提取关键的词和观点。研究语篇加工的专家主要研究我们是怎样做到这一点。

　　有一种过时的观点认为信息加工完全是自下而上的。按照此观点，我们倾听每一个词汇、花同样精力理解每一个含义。这种假说的问题在于它不能解释为什么我们有时能预测句子中的词汇。例如，当听到“在英国，交通很差，而真正困扰那些美国游客的是要驾驶在……”时，我们可能会推测接下来的词是“左侧”而不是“右侧”或者“人行横道”。语篇加工有一种很强的自上而下的成分，在加工中，我们拥有的有关语言、世界和话题的知识有助于填补空白。

　　20世纪90年代，心理学家沃尔特·金西提出了语篇加工理论。此理论第一次提出语篇加工过程中一个故事会精简为几个陈述，如“现在是六点钟”、“那位女士需要面包”、“她去了面包店”，“面包店在繁华街区”，“那位女士和面包师争论”等等，这些陈述在人脑中是短期记忆，经过自上而下的过程变成长期记忆。比如说，我们知道繁华街道上的面包店很晚才关门，还知道那个女士有些生气，因此这个女士和面包师争论就不足为奇等。最后，对陈述的整合（是自下而上的）和来自于长期记忆的推论（是自上而下的）两者一起形成了对整个语篇的记流水账式的陈述，而语篇中的大部分细节被遗漏了。

　　阅读

　　正如语言的理解一样，阅读包括一系列很好的相互配合的步骤。阅读者必须认识书面语，将它们组合成词汇，在心理词汇里回想这些词汇，进而理解其含义。阅读的深层次的步骤包括利用句法规则理解句子的含义，以及从长期记忆中提炼出结论来理解全文的主题思想。在口语和书面语的识别过程中，许多高层次识别过程是一样的（如句法），但是两者在两个重要方面有差别。

　　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摄取信息的方式不同。声音信号稍纵即逝，听者不能掌控，而书本上的字词只要需要就总能看到。这种差异对阅读中的感知机制的类型有影响作用，例如，在阅读时，如果需要则可以随时回头看看已经看过的词汇。

　　另一个重要区别是语言至少伴随我们有3万年，而最古老的字只有6000年。同样，初学者很自然就能理解和使用口语，而阅读和写作需要长时间正规有效的训练。此外，书面语有明确的词界，这一点它和口语不同。书面语的词汇由上文可知，口语的词汇常因为连读而切分不明。因此，词汇切分问题在口语中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在阅读中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

　　书面语的识别

　　很多对阅读的研究是在一个单词（如英语）单独出现的情况下进行的。单词的识别有3个层次：字形层次（字母简单的物质属性，如“k”是由一竖线和两斜线组成），字母层次和词汇层次。尽管有人认为识别字母特征应当先于识别字母，而识别字母比识别词汇要早，但是事实往往并非如此。如果让一串字符在电脑显示屏上一闪而过，然后询问这串字符是以两个字母中的哪一个结尾（比如说是“d”还是“k”），当这串字符是一个词时（如“work”）读者表达更准确，而当不是词（如“owrk”）时则没有那么准确。这个结果被称为单词的优先效应：词汇知识使得识别变得容易。因此，书面语识别的3个层次之间有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联系方式，这就是所谓的互动激发。

　　很多书面语识别模式中可以看到3个层次（字母特征、字母和词汇）的互动激活。1981年，詹姆斯·麦克莱兰和戴维·鲁梅尔哈特提出的词汇识别模式包括自下而上的联系（从字形到字母，再到单词）和自上而下（由单词到字母到字母特征）的联系。自上而下的联系对解释单词的优先效应至关重要。我们在粗略看到单词“work”时，就清楚了它的词汇层次，随后再运用自下而上联结就清楚了其字母层次是由“w”、“o”、“r”、“k”组成，从而对结尾字母“k”的印象很深。与自下而上联系一样，自上而下联系在日常生活中常被用到，如在破译不熟悉的手稿、开车在街上快速驶过时看路边指示牌时就要用到自上而下的联系。

　　语言的获得

　　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不管小孩的天分、动机或个性怎样，他们都将学会语言。说英语的双亲培育的孩子学习英语的速度和说西班牙语的双亲培育的孩子说西班牙语的速度一样快、一样自然。他们出生后只要4～5年，就能学会语言的语音、词汇、句法规则，以及在环境中的交流技巧。

　　一个最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为什么孩子学习语言这么容易。如果就小孩学语言的速度和规律性而言，人们常会认为人类必然天生有学习语言的能力，但是同时，让孩子通过双亲或兄弟姐妹来接触语言也是必须的。的确，和在正常的语言环境中培养的孩子比，幼年没有语言接触的孩子很少能像他们一样好地掌握语言。心理学家试图弄清语言习得有多少是先天的（即语言是生来就有的能力），有多少是后天习得的（即语言是环境培育的结果）。语言获得发生于人生不同的时间段，这些时间段有典型的时间进度，它们自人一出生就开始了，甚至可能还在子宫时就已经开始了。

　　最初的12个月

　　尽管婴儿要到8个月才开始说话，但在那之前他们已经开始了熟悉语音之旅。比如说，把出生不久的婴儿分别放在英语和法语环境中，美国婴儿听英语的时间更长，法国婴儿则听法语的时间更长，这表明婴儿在出生前几个月听到母亲的语言使得他们熟悉了自己的母语。但是，婴儿此时还不能区别有相似重音和节律的语言，如英语和芬兰语，区分这些更加细致的东西要在出生几个月后才能出现。

　　在音素方面，婴儿也表现出令人震惊的感知能力。例如，他们可以区分重要音素的差别（如[ba]和[pa]），尽管这在成人来说一点儿都不复杂，但是对婴儿来说，能区分非常相似的音素的确是一大成就。婴儿还能区分一些非本地语音（他的母语所没有的语音），比如，在日语中[l]和[r]没有差别，日本人区别这两个音有困难（比如，他们不区分“late”和“rate”），但是日本婴儿却不存在这个困难，反过来也一样：学英语的婴儿能区分他们父母不能觉察的外国语音的差别。

　　不管婴儿多么善于感知语音的差别，多么善于记忆，但是，不到6个月的婴儿一般不能理解词义。婴儿的语言体系在词义方面相对不成熟，他们只能理解几个常用的词汇（如自己的乳名、“妈妈”、“爸爸”）。

　　尽管大部分婴儿要在1～2岁时才开始真正地说话，但他们通常不到1岁就开始咿呀学语。婴儿甚至在8个月时就开始说出字来，这些字都只有一个音节长，也只有他们的父母能听懂。婴儿早期学会的词除了“不”以外，基本上都是一些具体的能动的东西（如球、车），而不是不能动的物体（如天花板）或表达内在情感的词。

　　一岁及一岁以上

　　婴儿在1～2岁时语言系统迅速成长，变得复杂而高效。其语言感知能力也能更好地切分语言，发现语言中的新词。婴儿在开始掌握重要的概念时就开始掌握句法。

　　这个阶段最引人注目的是幼儿正在增多的语言活动，他们造的大部分句子只有一个词。他们可能会用一个词来解释不同事物，所以这种单字词的意思常模棱两可。例如，他们可能会用“球”表示任何圆的东西、任何卷的东西，或者任何玩具；他们也可能会用一个词特指为这个词的某个特殊含义，如“球”只指邻居家后院的那个球。当幼儿接触不同情景下词汇的多种实例时，这种句法问题就能很快消失。

　　幼儿的第二个生日常常伴随着语言获得方面的戏剧性的加速。从这时开始，小孩的词汇量迅猛增长，这种快速增长，被称作“词汇爆炸”，词汇量从18个月时的几十个增长到5岁时的几千个，平均每天增加10个词汇量。同时，双字词阶段（电报式言语，在真正的句子之前出现）取代了单字词阶段。儿童在两岁半时就可以造出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句子。这个阶段对语言的获得至关重要，因为这意味着儿童开始掌握句法规则。事实上，他们对某些句法规则掌握得非常好，以至于有时不恰当地使用它们。因此，儿童由对词义的过渡概括，变成了对句法规则的过渡概括。

　　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句法过渡概括的问题却惊人的相似，只有当他们逐渐意识到句法规则也有例外时，这种问题才开始逐渐消失。儿童到4～5岁时，语言知识在质量上常常认为可以和成年人相媲美。

　　语言如此复杂，儿童学得却很快，所以说先天因素必然在语言获得中起作用。来自世界不同地方的儿童，无论其接触的语言有多少（只要有最低限度），都将经历同样的语言发展次序，哪怕是失去了听力或视力的儿童亦是如此。这意味着不论环境有多么不同，语言获得中都有一种先天的机制在发挥作用。

　　然而，这种语言获得的先天机制也有局限，如语言学习似乎有关键时期。关键时期在生命之初期，那时语言获得很容易。在此之后，语言获得变得困难得多，甚至变得不可能。美国心理语言学家埃里克·雷纳伯格（1921～1975）认为，在生命的一个特定时间点之后，大脑的一些特征会发生变化，神经细胞的连接因此不能再更改。目前所知的一个与语音的学习能力有关的关键时期大约在1岁时结束，这意味着如果一个人到1岁时也没有接触某些音节，那他要掌握这些音节间微妙的差别就相当困难。

　　语言获得中另外的一个关键时期一直要延续到青春期（在12～14岁）。在这个语言发育阶段，各种语言能力必定会重新分配到大脑的不同区域，这种特征被称为神经元的可塑性。在青春期之前学习外语必然比较容易——晚于这个年龄段才开始学习外语，可能会有方言干扰，或会降低流利度。在此期，影响到语言区域的脑损伤所导致的语言障碍可以克服，但是，如果脑损伤发生在此期之后则没有这么容易克服。

　　通过观察接受很少或不全面语言的婴儿的语言输入，科学家们证明了一个观点，即人类有学习语言的先天素质，这个观点被称为输入贫乏假说。有很多语言输入贫乏现象，例如，婴儿听到的语言有口吃、错误的开头、未完成的句子、含糊的词汇，甚至不合文法的体裁；儿童没有正常地接触到足够的用来推断正确文法的合乎文法结构的实例；与这些相类似的是，父母更注意纠正孩子早期造句的含义错误（如，是“喝”水而不是“吃”水），而较少赞赏孩子语法上的正确性（尽管有语言输入贫乏），但人类仍然能在几年内学到语言的精妙，特别是能学会句法。因此，按照输入贫乏假说的观点，人类肯定天生就有语言获得的机制。

　　然而在语言获得过程中，并不是每件事都是预编好程序的，我们所说的语言必然要取决于我们成长的环境。因此，如果真有一个像语言获得机制这样的东西的话，它肯定非常灵活，能适合于所有的语言，而不是某种语言。

　　在句法获得方面，一些人认为，婴儿和儿童所学到的句法规则不只是像简单的意义和语音之间的关联一样的一套规则。规则和关联的区别是：句法规则是有目的地习得的，且固定不变地运用于所有语境中，而意义和语音的关联是被动（无意识）习得的，主要用于与原型相似的语境中。因为通过含义和语音的关联来学习的方法在许多非语言学的活动中显得非常有用，因此，有人据此认为句法可以“学”来，而不是与生俱来的语言机制。

　　“野生”儿童

　　生命的第一年里完全没有社会交往的案例最能说明语言获得中社会因素的重要性。被抛弃在森林里许多年之后仍然活着的“野生”儿童的情况，证明了处于正常的社会活动中是多么重要。鲁玛是1976年在印度发现的一个男孩，他是由狼养大的。他的身体变了形，很可能是因为躺在洞穴中狭窄的地方所致。他不能走路，他最喜欢的食物是生肉。鲁玛在1985年2月死去，死时大约10岁。他学会了洗澡、自己穿衣服，但是没学会说话。在其他大约30个报道的“野生”儿童中，他们的行为方式都非常相似——具有动物特性。尽管他们中的一些最终能说一些词汇，但终究没有一个学习语言达到正常的水平，并且大部分没有达到对语言的理解。

　　被孤立的儿童和“野生”儿童不同，他们是由人类抚育大，但是却生活在极端恶劣的社会环境以及自然环境中。热尼在1970年被发现，当时她14岁。她大约从20个月开始就被拴在一个椅子上，不许正常地适应社会生活。她在被发现时没有语言能力，在她的复原过程中人们所做的最大的努力是教她说话。她学到了一些语言（如“不再需要蜡”，“另一间房间里有狗”），但是不能使用许多虚词（如连词“如果”，介词如“除……之外”），也不能造精美的句子。

　　“野生”儿童和被孤立的儿童的例子清楚地表明在生命早期正常的社会交互作用的重要性。假如说语言的获得真的完全是天生的话，那么在没有正常地适应社会生活的情况下，语言也会出现，或者语言的复原会很容易；并且，如果说语言的获得完全是天生的话，那么热尼与世隔绝之前的20个月的时间“应当”足够“激发”她的与生俱来的获得语言的机制。然而，热尼没有成为一个正常使用语言者。

　　也可能有人会说，热尼之所以没有达到语言成熟水平，主要是因为她到青春期之后才接触到语言，也就是说，已经过了第二个关键时期。接触语言的时间（与是否接触语言相对）的重要性，从另一个被隔绝的孩子身上得到例证。她叫艾莎贝尔，在幼年时被藏起来，在6岁时被找到。在一年内这个孩子学会了说话，她的语言和那些接触语言7年之久的同班孩子的语言相比，几乎没有区别。因为艾莎贝尔在她青春期之前接触到语言，所以她的复原几乎是完美的，就好像她已经突破了先天的语言成熟的最后期限一样。先天和后天，两者似乎都影响了语言获得的进程，但两者都不是以“全有全无”的方式起作用的。因此，最好是把语言获得理解为先天与后天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这两种力量作用下，语言在我们大脑中宽松地“预编好程序”。

　　语言和思维

　　我们所思考的许多东西（解决一个问题、计划一件事情、分析一个决定的利与弊）都伴随有一个听不见的内在声音，它把我们的想法转换成词汇。如果没有内在声音将会发生什么呢？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语言，我们的思维会发生什么呢？我们可能会停止思考吗？或者说我们的思考方式会发生变化吗？如果思考不依赖于语言而存在，这将无关紧要吗？

　　语言假说着重强调语言在认知力方面的影响。偏激一点儿可以说，“我说话，因此我思考”，这种观点用萨皮尔——沃尔夫假说能很好地证明。在20世纪的头几年，爱德华·萨皮尔和他的学生本杰明·李·沃尔夫声称语言决定我们思考的方式。因为我们有一个词表示爱，所以，我们知道爱的感觉是什么样。这就是语言决定论：语言决定我们的思维结构。

　　语言决定论的一个直接结果是语言相对论。因为语言塑造思维，所以人们语言的不同导致他们的思考方式也不同。按照这种理论，极端一点儿可以说，如果一种语言中没有表示爱的词，那说话者就不能经历爱的感觉。更合理的说法是，具有不同语言的社会所形成的文化不同，因为他们会给事物、观念、情感贴上不同的标签。

　　《论语言、思维和现实》在1956年出版，此书中沃尔夫引用了许多语言实例来论证这个观点，特别是引用hopi语（一种美洲土著语）的例子。沃尔夫断言，因为hopi语中没有词或句法结构表达时间概念，因此说hopi语的人必然在时间上与我们有不同的理解。这个例子后来被证实是错误的。尽管如此，沃尔夫的理论仍然是语言与文化差异之间关系的重要例证。还有几个假说（关于语言是如何把自己的“世界观”强加给使用者）在过去受到很多的关注，并且很多研究者发现了引人注目的证据。

　　然而，早期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们用来评估语言结构和思维过程的一些方法，现在证实是不可靠的，学者们批评调查者们的主观性。最初的萨皮尔——沃尔夫假说如今不再有很多拥护者。来自不同语言背景的人能够有效地进行交流，甚至当他们没有共同语言时亦是如此。一种语言可能没有一个词来描述一种事物，但是，把几个其他的词结合起来用一般能表达相同的意思（如“小孩鸟”表示“雏鸟”）。同样，尽管澳洲土著语中没有词汇表示数字，但是说那些语言的人能和使用别的语言的人一样去计算和推理。

　　如今，人们倾向于接受萨皮尔——沃尔夫假说较为温和的版本，这种观点认为，语言只影响一些观念和记忆。例如，如果一种语言很少有颜色名，则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可能不能准确确定两种颜色的异与同。实验也表明，如果事情和我们已经熟悉的词有关，则我们更容易回忆起来。词汇影响我们的感知和记忆体系对待外界的方式，而不是影响我们怎么去思考世界。

　　萨皮尔——沃尔夫假说是在大家都普遍对文化差异和语言理论感兴趣的时候提出来的，它很可能不是对语言和思维如何相互作用的准确描述。对婴儿思维的深入研究表明，没有语言，思维仍存在。语言和思维在人生的初期很可能是共存的，两者之间很少相互作用，后来在不断变化的文化、社会和语言环境中，两者融合成为更复杂的能力。

　　总结

　　语言不仅仅是一系列有含义的声音或图片。它按照有限的语法规则和有限的词组织起来，却能创造出无限的句子和含义。尽管有些非人的生物使用精妙的交流体系，但是他们没有如此有力的生成机制。即使人们按照语言的组合规则来教黑猩猩使用语言符号，但是和人相比，它们的造句仍然很差，很不灵活。

　　无论是书面语还是口语，都有积木式结构。声音或视觉特征合成音素或字形，音素和字形合成词，词又合成词汇。语法规则规定了大家可以接受的组织词汇的方式。

　　来自于大脑损伤的病人以及神经成像研究的证据使我们洞悉了语言加工和大脑之间的关系。语言功能主要集中在左侧大脑半球的颞叶和额叶，特殊的语言损伤（如失语症）常与大脑的不同分区的损伤有关。

　　与阅读和书写相反，言语的理解和生成是本能习得的。幼儿生命第一年里语言特殊的语音感知策略发育为第二年里的第一个词的出现打好了基础。尽管人看起来很容易学会语言，其实必须接受大量的语言刺激才能完全掌握（特别是在青春期之前语言发育的关键时期）。

　　20世纪上半叶，研究人员支持语言决定论（认为语言决定思维方式）。然而，经研究证实，其论据不足以令人信服。今天，我们认可此理论的修正版，即语言有时影响我们的感知和记忆，但无法决定我们思维的方式。 心理学一本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