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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存信息记忆使我们回忆起生日、假期和其他有意义的事情。这些事情可能发生在几小时、几天、几个月甚至是很多年以前。正如达特茅斯大学著名的认知神经科学家迈克尔·加扎尼加所述：“除了此时此刻，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是记忆。”没有记忆，我们不能进行对话，不能辨认出朋友的脸，不能记住约会，不能理解新思想，不能学习和工作，甚至不能学会走路。英国小说家简·奥斯汀（1775～1817）恰当地总结了记忆的这种神秘特性：“记忆的功能、失效与不均衡，似乎比我们智力的其他部分更加难以言传。”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约公元前428～前348）是最先提出记忆理论的思想家之一。他认为，记忆就像一块蜡制便笺薄。印象在便笺薄上被编码，进而储存在那，这样我们便可以在一段时间后返回或者提取它们。另一些古代哲学家把记忆比做大型鸟笼中的鸟或图书馆里的书。他们指出，提取已经被存储的信息是有困难的，就像在大型鸟笼中抓住那只鸟或者在图书馆里找到那本书那样难。现代理论家如乌尔里克·内塞尔、史蒂夫·切奇、伊丽莎白·若甫图斯和艾拉·海曼开始认识到，记忆是一个选择和解读的过程，涉及大量的加工（如感知），而不仅仅是消极的信息存储。这些心理学家所做的实验表明，记忆可以重组、整合先前的编码时的观念、期待和信息（包括误导性信息）。例如，切奇向从没去过医院急诊室的孩子反复询问在他们生活中有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开始，孩子们准确地报告他们没有去过急诊室，但在第三次实验后（自从其中一个小孩说他的手被捕鼠器夹着并被送往医院后），孩子们开始说他们去过，还能提供详细的故事。这一实验被称为捕鼠器实验。这些孩子并没有被给予错误的信息，但被反复提问，这导致他们开始用想象创造记忆。

　　作家兼哲学家C.S.路易斯的论述表明，我们的记忆远不够完善。这是因为它不可能记住我们所经历过的每一件事。为了在这个世界有效地生存，我们需要记住其中一些事情，当然还有一些事情无须记住。我们能记住的那些事情似乎是取决于它们在功能上的重要性。在人类进化的进程中，人们可能通过记住那些发出威胁信号（如一个潜在食肉动物的出现）或奖励信号（如一个可能食物来源的发现）的信息而得以生存下来的。我们的记忆就像筛子或过滤器这样的装置一样工作，这些装置保证我们记住的不是每一件事。我们也能利用所学到和记住的信息来选择、解释，并将一件事与另一件事联系起来。记忆的这一特质使很多当代研究者把它看做一项积极而不是消极的东西。

　　记忆的逻辑

　　任何一套有效的记忆系统（无论它是合成器，还是声音混合器、录像机、电脑中的硬盘，甚至简单文具柜）都需要做好3件事。它必须能够：

　　（1）编码（接收）信息；

　　（2）在长期记忆的情况下，经过较长的时间后能够很好地储存或保留信息；

　　（3）提取（能够存取）已被储存的信息。

　　继续以文件柜为例，你把文件放在某一个文件夹里，它就一直保存在那。当你需要它的时候，你会很容易找到这个文件。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查找系统，你就可能不容易找到想要的文件。因此，记忆包括提取信息的能力，也包括接收和储存信息的能力。如果我们的记忆要有效地运行，那么编码、储存和提取这3个组成部分就必须共同运行好。

　　如果当信息呈现给我们时却没有注意到它们，我们可能不能对它们进行有效地编码，甚至根本就不能编码。如果我们没有有效地编码信息，就只能说我们把它们忘记了。对提取信息而言，可利用性和可存取性之间，常常会有一个重要的差别。例如，有时我们不能很快地想起某个人的名字，但感觉到它好像就在嘴边，呼之即出。我们可能知道这个名字的第一个字，但是我们无法说出完整的名字。这就是“舌尖现象”。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把信息储存在某个地方。在理论上，我们也可能使信息之为信息的那部分知识潜在地具有可利用性，但它目前却不可存取——我们无法想起它。

　　记忆失败可归因于编码、储存和存取这3个要素中一个或更多部分出现障碍。在“舌尖现象”例子中，就是恢复部分的功能趋于失效。因此，对于有效记忆来说，这3个要素都是必要的，只有一个要素是不够的。

　　记忆的程序

　　柏拉图和他的同时代人把对大脑的思考建立在他们自己个人的印象基础之上。然而，当代的研究者通过操作严格、高度控制的实验研究，搜集到关于人们记忆工作方式的客观信息。实验结果往往与过去所推崇的“常识”相抵触。

　　过去100年的主要发现之一，是记忆有不同的类型。我们现在知道，记忆有不同的种类：感观储存、短期（工作或者初始）记忆和长期（次级）记忆。长期记忆也有不同的类型，如外显记忆与内隐记忆、情景记忆、语义记忆和程序记忆。

　　感官储存看上去是在潜意识层面上运行。它从感官中获取信息，并保持1秒钟，在这一刻我们决定如何处理。例如，如果你在鸡尾酒会上听到另一个地方有人谈话提到你的名字，你的注意力会自动地转向那个谈话。在感觉记忆中，我们所忽略的东西会很快被丢失，不能恢复：就如光的消失或声音的逝去。当你没有注意某个人说话时，你有时能听见那些话的某个回音，但1秒钟后，它就会消失。

　　注意某件事，就会将之转换成工作记忆。工作记忆有一个有限的容量，大概是在7个项目加或减2个项目的范围内。例如，当你拨一个新的电话号码时，这个储存就被使用。你的工作记忆一旦饱和，旧的信息就会被新输入的信息所取代。不太重要的信息条目（比如你不得不拨打一次的电话号码）保存在工作记忆中，被使用，再被丢弃。这个过程被使用于有意识处理的每件事——即你当前所思考的。继续处理信息就意味着将之转换成好似无限量的长期记忆。更重要的信息，就如你离开时不得不记住的新电话号码，（长期记忆）被放置在长期记忆库。

　　以前人们相信工作记忆是一个消极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知道，它不仅仅只是保存信息。根据工作记忆的模态模型，人们可以在4～5个记忆槽中同时储存信息的同时进行并行信息处理，这一点已被心理学家普遍接受。此外，工作记忆还能进行其他的认知活动。

　　工作记忆

　　有一个证据表明，短期记忆至少由3个部分组成。1986年，心理学家艾伦·巴德利公布了一个短期记忆模式，它由发音回路、视觉空间初步加工系统和中枢执行系统3个部分组成。

　　发音回路由两部分组成：内声和内耳。内声重复被储存的信息（隐蔽语音），直到你已经注意到它，而内耳收到听觉表达。随后，该回路退出，中枢执行系统重新启动它（像一个交通指挥员）。大脑成像表明，当人们在用工作记忆储存信息时，通常大脑处理语音或听觉信号的两个区域是积极活跃的。如果外部的噪音干扰了你的耳朵，或者妨碍了你的语音系统（因说话或者咀嚼而占用发音所需的肌肉），它就无法被用作隐蔽语音，你的记忆性能就会下降，因为发音回路被妨碍了。

　　视觉空间初步加工系统为短暂储存和处理图像提供了一个媒介。从一些研究中我们可以推断出它的存在，而这些研究表明在同一空间并发的任务会互相干扰。如果你试图同时进行两个非语言的任务（比如，拍拍你的头和摸摸你的肚子），视觉空间初步加工系统可能会因延伸过长而不能有效运行。中枢执行系统的一项功能就是将视觉空间初步加工系统与发音回路联结起来。

　　中枢执行系统也被认为是用来控制工作记忆的注意和策略。它可能也与发音回路和视觉空间初步加工系统的协调有关，如果后两者同时保持活跃状态的话。在大脑的额叶受到损害后，病人经常很难做出计划和决定。他们能够进行机械的常规的运动，但不能被中断或修正。巴德利将这称为执行失调综合征，因为中枢执行系统受到了损害。

　　工作记忆可能相当于电脑中的随机存取内存，电脑当前执行的工作（根据它的处理来源）占据着内存。硬盘就像长期记忆，当电脑被关闭时，你输入的那些信息仍存储下来，并可能被无限期地保留下来。关闭电源就像进入睡眠。当你在良好的晚间睡眠后醒来时，你仍然可以获得储存在长期记忆中的信息，比如你是谁，在你过去生涯中的一个特别事件的日子里发生了什么事。然而，你通常无法记起入睡前在工作记忆中最后的想法，因为那些信息常常没有被转换成长期记忆。

　　电脑硬盘的例子也有利于解释关于记忆的编码、储存和提取之间的区别。互联网上庞大的信息可以被看做一个规模宏大的长期记忆系统。然而，如果你没有找到从互联网上搜寻并恢复信息的有效工具，那么，那些信息就是无用的。虽然这些信息在理论上是可以获得的，但当你需要它时它却无法得到。

　　长期记忆

　　存储在长期记忆中的重要信息可以分为两类：外显记忆（能被有意识存取的记忆，也被称为陈述性记忆）和内隐记忆（或非陈述性记忆）。外显记忆通常又分为更小的两类。心理学家恩德尔·托尔文将它们命名为情景记忆（记住人生某个特别事件或具体情景）和语义记忆（关注我们习得的关于世界的一般知识）。

　　外显记忆（语义与情景记忆）的这两个方面是否准确地代表了记忆系统的两个分支，还是同一系统的两个不同部分，仍然是不确定的。然而，这一区别在表述临床记忆紊乱特征时是有效的，临床记忆紊乱似乎对记忆某个系统或区域比其他系统或区域影响更大。例如，研究者已经发现，大脑的某种紊乱（如语义性痴呆）会影响语义记忆。相反地，托尔文认为尚有争议，“失忆综合征”仅对情景记忆而不是语义记忆有选择性损伤。

　　内隐（程序性）记忆包括我们知道但不能描述的技能，如骑自行车、打篮球或打字。心理学家似乎普遍认为内隐记忆是独立于外显记忆（能有意识地存取的记忆）。

　　遗忘

　　遗忘被定义为信息的丢失、干扰（冲突）或其他（记忆）提取障碍。遗忘的产生很可能不是因为储量有限，而是因为当我们努力提取（记忆）信息时，相似信息变得混淆并相互干扰。为了更好地理解记忆是如何工作的，我们需要理解一些影响信息遗忘的因素。

　　关于遗忘，有两种传统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记忆消失或衰退就像物体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侵蚀或失去光泽。另一种观点把遗忘看成积极活跃的过程。它暗示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记忆中信息的消失或侵蚀。遗忘的发生是因为记忆痕迹被其他记忆混淆、模糊或覆盖了。换句话说，遗忘是因为其他信息的干扰而发生的。

　　大家一致认为，这两个过程都发生了。但是，很难将时间（时间造成了记忆的消退或侵蚀）的重要性与新事件的干扰二者区别开来，因为它们通常同时发生。努力想起2001年温布尔登男子网球决赛中发生的事情，你想起的东西可能不完整。因为时间的流逝或者后来的温布尔登男子网球决赛干扰了你关于2001年决赛的记忆，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然而，有些证据表明，干扰可能是遗忘的更重要原因。如果在这场网球赛之后，你没有观看其他网球比赛，你可能要比那些看过其他比赛的人记得更牢。

　　毫无疑问，在我们的记忆中，我们的经验相互作用，并趋向彼此碰撞。结果，一种经验的记忆常常与另一种经验的记忆相互牵连。两种经验越相似，它们在我们记忆中相互作用的可能性就越大。这可能是有益处的，因为新的学习可以建立在过去的学习基础上。但如果区别不同场合下两种记忆很重要的话，那么干扰就意味着，我们事实上记住的没有我们所希望的那么精确。比如，对两个不同生日的记忆可能变得彼此混淆。

　　艾宾浩斯

　　德国实验心理学家赫尔曼·艾宾浩斯（1850～1909）以研究遗忘著称。在一个实验中，艾宾浩斯用13个无意义的音节排列成169个单独列表。每个音节由一个辅音、一个元音或一个辅音组成（例如，PEL或KEM）。艾宾浩斯在一段间隔之后重新学习每一个列表，时间间隔从21分钟到31天不等。为了测试他忘了多少，他使用一种叫节省分数的方法（复习列表需要花费他多长时间）。

　　艾宾浩斯注意到，他的遗忘率大致是呈指数状的。这意味着开始遗忘的速度非常快。他的观察建立在时间测试基础之上，也表明适用于不同（记忆）材料和学习条件。例如，当你离开学校停止学习法语后，你的词汇在紧接着的12个月内会迅速减少。然而，你的词汇遗忘率通常会逐渐下降。最终，你将达到一个知识保持不变的高度。如果你在5至10年之后重新学习法语，你可能会惊讶于你还保留了如此之多的词汇。同样，虽然你忘记了一些法语词汇，但学习起来会比那些从来没有学过法语的人快。因此，虽然你对这些词汇的知识没有意识，但你一定在无意识中保留着对它们记忆的记录。

　　心理学家斯金纳提出了一个与此紧密相连的观点。他认为：“教育能使我们所学的东西在被遗忘时幸存下来。”我们可能会做出调整以适应明显的遗忘。艾宾浩斯把他随机选择的无意义音节描述成“始终没有发生联系”，并把这看做他的方法的力量。事实上，像艾宾浩斯类似实验的巨大优点是他排除了一些非相关因素。然而，一些人认为他把记忆过分简单化，将记忆的微妙之处简化成一系列人工的、数学的构成。虽然艾宾浩斯的方法具有科学严密性，但有消除人们记忆中某些方面的危险，而这些方面对于人们的现实生活是必不可少的。做出上述批评的研究者认为，运用有意义的记忆材料（如故事或购物清单）将对全面研究人类的记忆运行方式更为关键。

　　巴特雷特

　　心理学家弗雷德里克·巴特雷特（1886～1969）举例论证了记忆研究的第二大传统。在他的《记忆》（1932年）一书中，巴特雷特攻击了艾宾浩斯的观点。他认为，无意义音节的研究并不会告诉我多少关于真实世界中人们记忆的运作方式。艾宾浩斯使用无意义音节并努力排除他的测试材料的意义，而巴特雷特关注那些在相对自然的环境下被记下来的有意义的材料（或者那些我们试图赋予意义的材料）。

　　在巴特雷特的一些研究中，要求被试者读一个故事。然后，要求被试者回忆那个故事。巴特雷特发现被试者是以他们自己的方法回忆的，同时也发现了一些普遍的倾向：

　　（1）故事趋向更短。

　　（2）故事变得清晰紧凑。因为被试者会通过改变不熟悉的材料以适应他们的先验理念和文化期待来使这些材料变得有意义。

　　（3）被试者做出的改变与他们初次听到故事时的反应和情感是相匹配的。

　　巴特雷特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讲，人们所记住的东西是由他们对原始事件的情感和个人努力（投资）所驱动的。记忆系统保留了“一些突出的细节”，而剩余部分则是对原始事件的精细化或重构。巴特雷特把这些看做是记忆本质“重构”，而不是“再现”。换句话说，我们不是再现原始事件或故事，而是基于我们现存的精神状况进行重构。例如，假想两个支持不同国家（如加拿大和美国）的人，会如何报道他们刚刚看过的这两个国家之间的体育赛事（如曲棍球或网球）。对于在赛场上发生的客观事实，加拿大支持者将很可能以美国支持者根本不同的方式报道赛事。

　　巴特雷特观点的核心（即人们试图赋予自己对世界观察以意义，并且这将影响到他们对事件的记忆）对在实验室中运用抽象而无意义的材料进行的实验可能并不那么重要。然而，根据巴特雷特的观点，这种“理解意义后的努力”是人们在现实世界中记忆或遗忘方式的最突出的特征之一。

　　组织和误差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研究者们对象棋手记忆棋盘上棋子位置的能力进行研究。研究表明，优秀的象棋手只需要瞥上5秒，就能记住棋盘上95%的棋子位置。而较差的象棋手只能记住40%的棋子位置，他需要经过8次努力才能达到95%的准确率。这些发现表明：优秀的象棋手享有的优势应归因于他们能够把棋盘看做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不是单个棋子的集合。

　　有些实验要求专业桥牌手回忆手中的桥牌，要求电子专家回忆电路图，这些实验产生了相似的结果。在每个实验中，专家都能把材料组成一套有条理、有意义的模式，这导致了他们记忆能力的显著提高。经研究发现，在提取（记忆）时（以提供线索的方式），经过组织的信息能够帮助回忆，而这些研究也揭示出学习时组织信息的好处。在实验室里，研究者将学习相对无结构化材料的记忆与学习时将材料赋予某种结构后的回忆进行对比。例如，当你努力记住一个无规则的单词列表时，你将发现如果你把正在学习的单词表归类，如蔬菜或家具，你会发现记住它们更加容易。

　　学习时赋予信息以有意义的结构能够提高被试者的记忆效果，但它也会带来信息歪曲。我们知道记忆绝对不是确实可靠的。大多数人对日常生活和环境方面的记忆不够好。如果一条信息在日常生活中是无用的，那么，我们可能不会很成功地记住它。例如，你知道你口袋中纸币上的头像是面向左还是面向右吗？一般来说，尽管人们几乎每天都在用它们，但许多人不能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一些人可能认为，我们不必要为了每天有效地使用钱而记住头像是面向哪个方向。但是，我们应该正确观察和记住不同寻常的事件（如犯罪）。

　　（记忆）误差可能是由许多因素引起的。如漫不经心，它将造成编码不完全；最初的误解，它将造成误差的侵入。它们是那些使你最初理解的部分，而不是你正努力记住的部分。这些误差经常是不易察觉到的，因为这些重构就像准确的记忆一样会被详细生动和自信地回忆起来。催眠术或者产生记忆的药物也不会产生更加准确的记忆。

　　影响记忆的因素

　　20世纪70年代中叶，伊丽莎白·若甫图斯在实验中发现，人们对主导性或者误导性提问的反应与对无偏差提问的反应同样迅速和自信。即使是被试者注意到引入了新的信息，该信息仍然会成为他们对事故记忆的一部分。因此，记忆偏差会在回忆时出现。在1974年的一个实验中，若甫图斯和她的同事约翰·巴尔马让几组学生观看了一系列有关交通事故的电影，之后，学生们要回答影片中发生的有关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他们时，车速是多少？”。每组学生对空格所填的词都不一样，这些词有“猛撞”、“碰撞”、“撞击”、“相碰”和“接触”等。

　　研究人员发现，学生们对车速的估计受到所提问题中所选动词的影响。若甫图斯和巴尔马最后得出结论，学生们对事故的记忆被所提问题中暗含的信息改变了。

　　若甫图斯和巴尔马又让学生们观看涉及多辆汽车的交通事故4秒钟。这一次向学生们提问车速时，一组学生用动词“猛撞”，另一组用“相碰”，没有向第三组学生提出这一特殊问题。

　　一周后让学生们回答更多的问题时，其中一个提问是“你看到玻璃碎了吗？”若甫图斯和巴尔马发现，不仅有关对速度提问的动词会影响学生们对速度的估计，该动词还会影响对玻璃破碎提问的回答。尽管当时并没有播放有关玻璃破碎的内容，但那些对车速估计较高的学生在记忆中看到玻璃破碎的可能性较大。那些没有被问到车速问题的学生在记忆中看到玻璃破碎的可能性非常小。一年以后，若甫图斯又开始了另一个实验，她让被试者观看一起交通事故的电影。这次她向一些被试者提出的问题是：“跑车在乡村公路行驶时，它经过谷仓时的速度是多少？”实际上电影中根本没有谷仓。一星期后，那些被问这一问题的被试者声称看到谷仓的可能性较大。即使是简单地问被试者：“看到谷仓了吗？”他们在一星期后回答见到谷仓的可能性仍很大。

　　若甫图斯得出结论，人们的实际记忆会因引入误导性信息而发生改变。实验的批评者认为，就像儿童会按照人们所期待的去回答问题一样，被试者也仅仅是按照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去回答问题。若甫图斯认为情况并非是这样的，并且继续寻找了更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她对记忆和误导信息所下的结论。1978年，若甫图斯、米勒和伯恩斯再一次给被试者呈现了一起交通事故，不过这次是通过幻灯片放映的。事故是一辆达特桑牌汽车在十字路口撞上了行人。一组被试者看见汽车首先是在停车标志处停下来的，另一组被试者看见汽车首先是在让行标志处停下来的。这次的提问是：“当红色的达特桑牌汽车在停车（让行）标志处停下来时，有另一辆车经过吗？”每组都有一半被试者用到“停车”这个词，每组的另一半用的是“让行”这个词。这意味着，每组有一半人被问到的问题与他们所看见的事情一致，另一组被问的问题是误导性的。

　　20分钟后，所有的被试者都被出示几对幻灯片。每对幻灯片中的其中一张显示这组被试者看过的事情，另一张稍有不同。其中一对显示的是汽车停在停车处，另一张显示的是停在让行处。被试者必须选择每对中最准确的幻灯片。研究人员发现，那些被问到的问题与其看到的事情相符的被试者选择正确的幻灯片的可能性较大，而那些被问到误导性问题的被试者选择错误的幻灯片的可能性较大。

　　研究表明，一些被试者记住了事件发生后引入的信息，而不是事件本身。研究人员成功地误导被试者错误地描述了事故。这些发现对警察的询问技巧和处理有争议的虐待儿童事件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接受治疗的人们是在回忆他们儿时真正发生的事情，还是被治疗者诱导或者误导回忆那些根本不存在的事情呢？

　　记忆法

　　位置法是在公元前500年发生的一件事情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古希腊诗人西莫尼季斯在一次庆祝会上作了一次歌功颂德的演说。演说结束后，有人将他叫走了。他刚离开，宴会大厅的地板就发生了坍塌，很多宾客或伤或死。许多人面目全非，亲属都无法辨认。按雄辩家西塞罗的说法——西莫尼季斯发现，他很容易就记住了离开时大多数宾客的位置，因而就很容易辨认尸体。

　　有人说西莫尼季斯就是在这一经历的基础上设计了一种技术——将房间或建筑物的细节具体化，然后想象在各个特殊位置上需要记住物体的信息。无论西莫尼季斯需要在什么时候记住这些物体是什么，他就可以想象自己走进了这个房间或建筑物，提取那些物体的信息。这一技术对具体名词（如物体的名字）的应用效果尤其好。如果你能想象出抽象概念的表征形象并且将之恰当地定位，对抽象名词（如真理、希望等）也有效。

　　“字钩法”有助于记忆项目表类的内容。每个单词编一个数字：一是小面包、二是鞋、三是树、四是小门（屋门）、五是蜂巢、六是棍子、七是天堂、八是大门、九是酒、十是母鸡。如果项目表中的第一个单词是猫，你就可以将猫的形象与数字一（小面包）联系起来。因此，你就可以创造一个猫吃小面包的视觉形象。如果第二个单词是狗，你可以想象狗咬鞋的形象或者狗穿鞋的形象。一般来说，形象越奇特，记忆的效果就越好。

　　经典记忆术主要依赖视觉形象，后来语言记忆术也发展了起来。这种使用语言材料的记忆术分为两类，即减除编码和精细编码。减除编码指的是减少信息量，如要记住三角法规则，学生们被要求使用SOHCAHTOA这个无意义词。相反，精细编码要求增加信息量。另一个学习同样三角法关系的记忆法是使用下面的表达法，即Some Old Horses Chew Apples Heartily Throughout Old Age（有些老马在整个晚年生活中热衷于咀嚼苹果）——SOHCAHTOA。无论采取哪种编码方法，其产生的信息都容易记忆，因为与原始的信息相比，新编的信息对方法使用者更有意义。

　　对数字感兴趣的人有时发现，数字串有丰富的个人联系。这些联系储存在长期记忆中，人们将很容易记住大块数字组中的长的数字串，而不是记住单个的数字。一些对数字或数学感兴趣的人也许都记住了圆周率π的前4个数字是3.141。他们就会使用这些信息帮助他们对其他需要记住的数字进行编码。

　　衰老与记忆

　　每个人都有记忆差错、记忆失败和记忆错误的经历，但对老年人而言，这些经历就自然地归因于他们的衰老，而不是归因于个人之间的正常变化（在这种情况下，衰老仅仅是偶然因素）。几个世纪以前，著名的学者和智者塞缪尔·约翰逊（1709～1784）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写道：“大多数人不公正地认为老年人的智力下降了。如果年轻人或中年人离开公司时记不起将帽子放在什么地方了，这似乎无关紧要；一旦这种不留意发生在老年人身上，人们就会耸耸肩说‘他很健忘’。”

　　考虑到大多数国家的人群发生记忆变化的平均年龄不断提高，于是，弄清楚到底哪些记忆变化是真正由衰老引起的显得很重要。然而，仍然有一些重要因素要考虑。如果我们把20岁年轻人的记忆与70岁老年人的记忆进行比较的话，将有很多不同因素对年龄相差50岁人的记忆表现差异进行解释。例如，70岁老年人获得的教育和保健要比20岁年轻人差得多。像这样的因素很容易扭曲研究结果，进而也被认为是老化对记忆的影响。

　　将20岁年轻人的记忆与70岁老年人的记忆进行比较是横向实验研究的例子。在纵向研究中，人们也需要跟踪同一个人从20岁到70岁的记忆变化。这种纵向研究方法有其优势，因为研究人员是对同一个人的记忆变化进行研究。然而，人们也注意到，纵向研究中高功能人群有增多的趋势。换句话说，那些参与纵向研究的人得到积极反馈后会继续参加实验，当然，还有个问题是要寻找一个能够活得够长能在50年里持续开展研究和分析的研究人员。

　　然而，对记忆和衰老的研究也产生了一些发现。这些年来对工作记忆的研究效果仍然非常好，但执行需要工作记忆的任务变得较为困难。如果向人们出示数字串并让他们以相反的顺序复述，老年参与者经常比年轻参与者表现差。但如果让他们以出示数字相同的顺序复述时，他们的表现却同样好。

　　随着年龄的增长，长期记忆的表现会有惊人的下降，尤其在需要自由回忆的时候更是如此。识别保持得还好，但是建立在熟悉的基础之上。当识别需要背景记忆（这是更具回忆性的因素）时，随着年龄的增长，确实会出现问题。这意味着，老年人更容易受到其记忆暗示和偏差的影响。

　　内隐记忆通常是通过评价行为而不是回忆记忆经历来测试的。结果表明，内隐记忆不但在幼时成熟得早，而且在年老时仍保持得较好。

　　衰老对语义记忆影响甚微，语义记忆在人的一生中都在不断地改善。例如，人们的词汇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前脑叶成熟得相对较慢，这一点可以与儿童对记忆的意识联系起来。有证据表明，出现与年龄有关的记忆丧失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前脑叶衰退较早。前瞻记忆（记得将要做的事情）与前大脑功能有紧密的联系。

　　大脑损伤

　　研究人员非常感兴趣的一个研究领域是研究由正常衰老引起的记忆变化是否真的是大脑损伤的征兆。例如，“轻度认知损伤”被归为介于正常衰老和完全性老年痴呆症之间的一类。很多被诊断为轻度认知损伤的人在5年内就演变成完全性老年痴呆症。

　　记忆功能障碍是老年痴呆症的早期典型特征。最为常见的老年痴呆症——阿尔茨海默症就是如此。在该病的患病初期，仅仅只有记忆受到影响，很快其他功能也会受到损伤，如感知、语言和执行（前脑叶）功能。与其他患有更具选择性健忘症的人不同，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在进行外显记忆和内隐记忆的测试时，都具有痴呆的表现。

　　“遗忘综合征”是记忆损伤最为纯粹的例子，其也关涉到某种形式的具体脑损伤。这些损伤通常会牵涉到前脑的两个关键区域——海马和间脑。这些患者表现出严重的顺行性遗忘和一定程度的逆行性遗忘。顺行性遗忘是指记忆信息丧失发生在大脑损伤之后，而逆行性遗忘是指记忆信息丧失发生在大脑损伤之前。

　　一般来说，健忘症患者拥有正常的智力、语言能力和瞬时记忆广度，他们只是长期记忆受到损害。对这种损害本质的理解目前仍有争论，有些理论家认为是对情境记忆的选择性丧失，其他人则认为丧失了包括陈述性记忆在内的范围广泛的记忆。外显记忆指的是对事实、事件或者能够回忆并有意识表达的陈述的记忆。比较而言，健忘症对现存的内隐记忆（程序性记忆）的影响甚微。患者也可以形成新的程序性记忆（即以前没学会的技巧或者习惯），如杂耍或者骑独轮车。换句话说，健忘症患者能正常地（或者非常接近正常地）执行广泛的内隐记忆任务，无论这些任务是否需要新的或是老的技巧。

　　健忘症患者也许学不会新信息（经过一段时间就会忘记），尽管他们能够背诵他们注意范围内的信息；他们也许能够保留儿时的记忆，但却几乎无法获取新记忆；他们也许能够报时，却不知是哪一年；他们也许很快就能学会像打字这样的新技巧，却否认使用了键盘。不同层级健忘症的表现特征不同，这取决于大脑损伤的具体部位。看起来，是健忘症患者长期记忆的“出版社”（位于大脑的海马或者间脑）而不是其“图书馆”（位于大脑皮质）受到了损伤，因为记忆（书籍）保存在图书馆里。不同类型的健忘症表现特征不同，这取决于大脑损伤的位置。

　　记忆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丧失记忆后非常碍事，也会对照顾者形成巨大的压力。

　　记忆损伤很少单独发生，因而通过临床实践和研究对患者的记忆障碍进行系统评估尤为重要。一种最为常见的记忆损伤叫做科萨科夫综合征，该病通常还会影响除记忆之外的其他心理机能。因此，建议要对记忆丧失患者的其他心理能力（如感知、注意、智力及语言和脑前叶功能）进行评估。 心理学一本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