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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 唱片产业大滑坡

　　前面我们说到了一位1991年在红馆开演唱会的歌手，他叫尹光，被称为“庙街歌王”，他的歌市井气很浓，难登大雅之堂，唱片店从来不卖。和尹光相似的，香港还有位歌手叫夏金城。

　　夏金城是位的士（出租车）司机，业余时间喜欢音乐，1980年竟然卖了的士、凑了点儿钱，自费出版了一盒卡带《为了靓靓》。怎么会花这么大血本呢？因为他很想把自己的专辑做得好一些，竟然请了苏德华负责制作和编曲。

　　这跟现在很多民间音乐人一样，在没成名、更没有展示平台的时候，把自己的歌刻成碟在网络上卖，运气好的话也可以小赚一点儿。当时没有网络途径，这种自费出版物又不可能有唱片公司愿意代理发行，夏金城只好把卡带放在庙街寄卖。

　　如果以单张唱片销量来计算，夏金城都可以称得上“知名歌星”了，就这样一盒不起眼的卡带，有一搭没一搭地卖着，最终的销量竟然是50万盒。

　　比很多歌手更幸运的是，夏金城进入了香港流行音乐发展史。香港电台有一档音乐访谈节目叫《真音乐》，所有访谈的录音收藏在香港中央图书馆，作为口述历史资料，供文化学者们研究香港本地音乐的发展。夏金城的访谈有两集，据他回忆，在1998年，他的唱片已经可以在唱片店卖了，在没有宣传的情况下竟然可以卖到100港元，这张唱片大概就是夏金城的第二张专辑《98作品集》。而当年黎明的《爱你不爱你》售价68港元。

　　如此另类的“非主流”歌手，竟然比黎明更有市场，这个乐坛肯定是出问题了。

　　出了什么问题呢？

　　“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从1978年开始举办，到了1998年，正好是20届，为了搞个纪念活动，香港电台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题名为“金曲廿载与香港流行文化”。调查结果很让人不安：大部分人认为本地乐坛在退步，旋律不好听，歌词也差劲。

　　对此民意，乐坛的“专业人士”们大多不认同。

　　平心而论，音乐人们是有理由不认同的。和20世纪80年代相比，香港流行乐坛的本地原创能力确实是在大幅提高，歌手实力也在提升，以前不会唱歌的歌手经过多年努力，现在也能唱现场了；以前会唱歌的，像张学友这样的歌星，已经唱了好几年“大歌”；新秀的表现差强人意，总体实力稳中有升。相比以前谭咏麟凭着一大把改编翻唱歌横扫乐坛、压得其他人喘不过气来的状况，现在已经改观了不少。

　　此外，有些音乐人不认同民意，恐怕心中还有个十分扯淡的逻辑——这种逻辑在今天更加甚嚣尘上，大致意思是说，我已经很努力了，我努力就代表了进步——谁规定努力就不能接受其他人的批评？努力只能说明问心无愧，而不能代表一定有成绩。但在这些香港本地音乐人看来，他们的努力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没有受到歌迷们的认同和欣赏。

　　水准在提高，音乐人们也够努力，可为什么歌迷们还不买账呢？

　　答案是多层面的，最简单的一个是：歌迷们的耳朵出问题了。

　　习惯了哼哼呀呀的情歌的歌迷，就很难接受摇滚乐，更不会去听莫扎特；习惯了学唱流行歌的歌迷，只能欣赏音域狭窄、容易上口的旋律，给他首“大歌”他就听不进去，更听不出编曲的妙处。20世纪80年代的口水歌已经让歌迷们对流行歌曲的认识停留在低浅的层次，到了90年代，音乐人们换了高级的玩法，努力地想让歌迷们听到更好的音乐，却没想到与歌迷们的欣赏水准根本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看看以下这些数据，大致就能对此有个简单的认识：

　　1998年，据香港作曲家和填词家协会（CASH）统计，中国香港唱片外销有3.5亿元。

　　这个数据看起来很振奋人心，但另外一个1998年的数据，就很让人沮丧了。根据国际唱片业协会（IFPI）香港分会的数据：

　　1995年香港的唱片（单指音乐光盘）年产1700万张，零售值是18.53亿港元；

　　1996年发生分化，产量升至1800万张，零售值不升反降，为16.91亿港元；

　　1997年量价齐跌，产量突然下降到1500万张，零售值下降到13.53亿港元；

　　1998年，几乎是断崖式下滑，唱片产量1000万张，零售值9.16亿港元。

　　也就是说，1998年的唱片零售值，和1995年相比，已经腰斩了。

　　以上两组数据，从CASH数据来看，香港唱片外销不错，这至少说明，香港的音乐是有品质保障的；从IFPI数据来看，本地的产能和产值却在下降，音乐再好也不能刺激本地消费。

　　从这两组数据出发，对于“金曲廿载与香港流行文化”的调查结果，就会出现两方人士的不同解读：音乐人的视角在作品上，他们认为从音乐性和制作品质上说，水准在提高，要不怎么可能出口呢？但唱片业人士的视角在产品上，他们从产量和销量数据中却得出相反的结论，因为歌曲终归是流行文化的消费产品，要卖出去才能说话，一到消费环节，作为产品制造商和经销商的唱片公司，和作为消费终端的歌迷，都觉得流行乐坛在退步。老牌的唱片业高层郑东汉就认为，香港的唱片市道已经到了25年来最差的阶段。

　　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以上两组数据的矛盾呢？

　　我们得分析一下第二组数据，这组数据表面上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产能，也就是年产量；二是产值，也就是零售值总额。但它还有一个隐藏数据：零售单价。

　　我们先来看零售单价。

　　1995年，香港唱片年产1700万张，零售值18.53亿港元，做个简单的除法就知道，大概每张唱片可以卖到100港元以上。同样的，做这个数学题，我们得出的数字是：1996年，平均94港元；1997年，平均90港元；1998年略有上涨，平均91.6港元。前面说1998年黎明的《爱你不爱你》专辑零售价68港元，实在不算高。

　　对比1995年和1998年的数字，如果1998年的产量依然达到1995年生产1700万张的水平，而单价不变的话，那么，1998年的总零售值应该有15.57亿元，但因为单价下降，总额只有9.16亿元。也就是说，如果保持生产总量不变，产值白白蒸发了6.41亿元。

　　那么，即使1998年香港唱片外销3.5亿元，香港唱片业与3年前相比，还有将近3亿元的窟窿没法填。而这个窟窿事实上还得更大，因为我们并没有把1995年外销金额算进来。

　　3年时间，至少3亿元的窟窿，平均一年一个亿，这是怎么造成的？

　　如果我们再将唱片年产量逐年走低、最终断崖式下降的数据合并起来看，那么可以得出一个比较简单的答案：盗版。

　　谈到盗版问题，我们先说说唱片为什么论“张”。对大部分20世纪80、90年代的歌迷来说，听歌的介质是磁带，看似应该论“盒”才对。

　　唱片论“张”，原因在于当时的唱片是黑胶唱片。这东西现在很少见了，大概只有玩“发烧”和搞收藏的人才会摆弄它，一般人能见到它，大多是在电影里。

　　黑胶唱片的盗版是比较难的，生产线成本比较高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盗版商想要压缩成本，就必然会将唱片做得更薄，或者在材质上以次充好。这样的唱片要么因为太薄、很容易变形；要么就是材质里混入杂质，再加上盗版的生产工艺不过关，唱片难免有划痕，这样的唱片是没法听的，唱机放出来就全是噪音。

　　有经验的歌迷用手一掂，大致就能分辨出正版和盗版。用黑胶发烧友们的话说，复刻版都没人要，盗版卖给谁去？

　　至于用黑胶唱片去复制盗版磁带，那就更不靠谱了。虽然黑胶唱片的音质音色更好，可听的时候难免有“炒豆”杂音，用它复制的盗版磁带，甚至都不如我们用自己家的双卡录音机录的。

　　在黑胶唱片时代，盗版商无利可图。但新的音乐介质出现后，这个市场就麻烦了。

　　1982年，CD诞生。数码技术的应用，可谓是一柄双刃剑。

　　它的好处有两方面，一是它让大众消费者可以用更低廉的成本享受音乐；二是它带来了音乐播放装置的革新，摆脱了黑胶唱机的束缚，让听音乐变成了充分个人化的事情。比如，在以前，一家只有一台唱机，当个贵重物件摆在客厅里，爸爸在唱机上放莫扎特，孩子就没法儿听刘德华。有了CD技术后，碟片小，对应出现了“随身听”，孩子在床头可以听，走路也可以听，还不受时间限制。从这个意义来说，20世纪80年代后全球的唱片工业迎来了20年的蓬勃发展期，要归功于CD。

　　但它也有不好的一面，这不好的一面从数码技术应用的那一天就开始了。因为数字化传播成本一定是不断下降的，CD的盗版很容易，后期又加上网络技术中数字化传播的应用，早晚会给音乐工业致命的打击。

　　由此，可以说数码技术实际上给自己挖了个超级豪华的坟墓，它开启了唱片工业的辉煌，也必定会终结唱片工业的生命。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香港唱片业的衰退，和音乐做得好不好、歌手唱的怎么样是没关系的，它只是全球唱片工业整体衰落的一个缩影，谁也逃不掉这个命运。

　　行业发展趋势我们就说到这里，重点看香港本地市场。

　　在一段时间里，香港流行乐坛中黑胶唱片、CD和磁带是同时存在的，比如1985年张国荣的《为你钟情》，也就是他带着唐先生送的戒指拍封面的这张专辑，第一版是限量白胶碟。所谓“白胶版”，和黑胶唱片是一个性质，只不过颜色不一样，它也是香港的第一张彩色大碟，图个新鲜，也有纪念意义，所以是限量版，第二版就是正常的普通黑胶碟了。当时的盒带也有两版，首版是黑色，第二版是白色。1986年，“华星”唱片又推出了它的CD版。

　　和黑胶唱片比起来，CD有很多好处，它的成本更低，携带和储存更容易，播放也更方便，虽然音质音色上比不上黑胶唱片，可听流行歌曲的人哪会在乎这一点呢？CD全面取代黑胶唱片是早晚的事。1991年7月底，香港正式停止生产黑胶唱片。

　　成本更高的黑胶唱片不再出版，对歌迷们来说似乎是个“利好”，从理论上说，CD的制作成本很低，所以，歌迷们应该可以买到比黑胶唱片更便宜的正版唱片。但理论和现实完全不是一回事，CD从一开始就和黑胶唱片的价格看齐，也卖一百多港元，10年来就没怎么降价过，可谓暴利。

　　有暴利的地方，一定就会有盗版。CD的盗版比黑胶唱片容易得多，盗版和正版在音质上又没什么大区别，盗版商就盯上了这个市场。而对歌迷们来说，盗版CD的售价是正版的20%，谁还会买正版呢？

　　有一项统计说，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也就是黑胶唱片没停产的时期，盗版唱片在市场上不足1%，而到了CD时代的1999年，盗版唱片占了市场的60%。在这样急剧恶化的市场环境中，唱片的年产量大幅下降、单价逐渐走低，也不是什么不可理解的事情。

　　上面说的是唱片工业的角度。对香港流行乐坛的衰落，换不同的角度，就会有不同的理解。从社会角度来看，我们还会发现其他的因素。比如，从1997年年初开始，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金融投机商对泰国金融市场发动攻击，进而金融海啸席卷东南亚，也将香港卷了进来。关于这场香港金融保卫战，有的人说香港胜了，也有人说索罗斯暗度陈仓，明着攻击汇率，背地里在股指期货上赚了。谁胜谁败我们不去管，但股票市场的狂泄总归会影响到老百姓的钱，在家庭资产缩水时，还能有多少钱投入到文化消费呢？就算有这笔家庭支出预算，也都消费到更便宜的盗版去了。

　　而更严重的社会问题，又要和人口有关。

　　按一般规律，听流行歌曲的都是年轻人，黄霑曾对这一现象采访过“华纳”唱片的高层陈志光，他给的数据是，香港人过了25岁就不怎么买唱片了，到了30岁，甚至连音乐都不听了。

　　如果购买唱片的歌迷年龄在15～25岁，那么，1997年的时候，可以推算出他们出生于1972～1982年。这些年香港人口发生了什么变化呢？黄霑给出了一个数据：1971年，香港人口“出生率”是3.46，到1981年已下降至1.93，到1991年再下降到1.23。

　　在这里，黄霑给的数字严格来说不叫“出生率”，而是“人口替代率”（replacement level）。那么，香港的人口出生率到底是多少呢？我们再看另一组来源于香港政府的官方数字：1971年，香港人口出生率是19.7‰；1981年，这个数字降为16.9‰；1991年，继续下降为12.0‰。

　　1971年生的孩子，他们15岁的时候正是谭咏麟、张国荣争霸的巅峰时刻，他们20岁的时候正是“四大天王”成立的黄金时期，也就是说，1971年之前生的孩子，是香港流行音乐辉煌时代的消费者。但到了1997年，他们最小的都已经26岁，不爱买唱片了。

　　那么，理应由1982年以后出生的这一代孩子填补这个市场，可是，即使他们已经成为买唱片的主力消费人群，但这代人的人口总数在下降，无法填补老歌迷流失的窟窿。

　　这就有点儿像学校，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毕业一茬就要再招一茬，可人口出生率在下降，就必然会出现有些学校生源不足的状况。

　　消费群体在萎缩，唱片产量哪里还能保持增长呢？1991年的出生率更低，这些孩子长大后，即使不考虑盗版、网络下载等因素，唱片业也会更加雪上加霜。没有人口就没有市场，没有市场就没有消费，再精明的经济学家也得面对这个简单的道理，这哪里是音乐人的努力和唱片业的齐心协力能解决的问题？

　　不过，即便是在大势所趋的衰落状态下，至少在20世纪90年代末，香港的唱片公司还在极力想办法挽回颓势。

　　挽回颓势的努力包括很多层面，比较直接的，就是打击盗版。1999年年中，香港的五大外资唱片公司通过国际唱片协会（IFPI）发出警告，说如果盗版问题不解决，就会把设在香港的亚洲总部撤走。在报道这则新闻的同一天，《明报》上还搞了个盗版市场的实地调查。记者找到了旺角的一条街，这条街根本没正版唱片店，却开了好多盗版小店，记者观察到的6家盗版小店里都是人来人往，顾客的购买量基本上都在3张以上；记者同时“侦查”到，正版唱片推出的同时，盗版货就已经上架了，可以说是同步推出，简直是在断正版的财路。

　　唱片公司声称离开香港，多半也就是个姿态，它们能做的事儿就是呼吁、谴责，真让它们抓盗版，它们哪儿有那个能力。再说，离开了香港去哪儿呢？前面说过，香港的盗版占市场的60%，而据黄霑博士论文中的数据，台湾的盗版销量是正版的4倍，也就是市场总量的80%。内地更不得了，正版只有市场总量的5%，唱片公司是搬到台北还是搬到北京、上海？

　　说白了，唱片公司的警告声明，纯粹就是自娱自乐，盗版商不在乎，消费者更不在乎，唱片公司想要维持下去，归根结底还得自己想办法。

　　办法很好想，小老百姓过日子也罢，大国际公司经营也罢，想出的办法从逻辑上来说是一样的，那就是“开源节流”。

　　“开源”不是开辟国外市场，粤语歌的消费人群指望海外华人根本不靠谱，还得在本地消费上下功夫，所以此时的“开源”，本质是把老客户维护住。

　　虽然经历过“谭张争霸”和“四大天王”的老歌迷们已经26岁了，可他们还没到连音乐都不听的年龄嘛，他们买唱片的数量是少了，可还是能有点儿消费冲动的嘛，趁着他们还有几年青春的尾巴，怎么也得加把劲儿，再赚一笔。

　　香港的大唱片公司采取的行动，究竟能挽留多少香港老一代歌迷，我们无法判定，但从文化推广交流的角度来说，它却搞出了意外收获——1996～1998年，“宝丽金”和“华纳”两大唱片公司相继推出了一系列经典专辑和精选集，内地引进后，新一代歌迷听到了十几、二十年前的香港流行歌曲。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内地歌迷，应该还能说出来当年的两套唱片标签，它们分别是“宝丽金88极品音色系列”和“华纳超极品音色系列”。

　　不知道这两套专辑对香港26岁以上的歌迷起没起到刺激消费的作用，但它们对内地26岁以下的歌迷来说，确实是新鲜玩意儿，大多数歌迷的“补课”就是从此而来。

　　“宝丽金88极品音色系列”是香港“宝丽金”将旗下歌手的经典专辑送到日本天龙公司重新编码录制而成的。有资料说，这是由日本天龙公司的首席录音总监保阪弘幸采用“Denon Mastersonic 20 bit”数码系列重新编制，所以唱片的音场透明度及层次感大大增强。而“华纳”唱片的系列专辑也是在日本天龙公司制作的，采用了电镀24K金技术，这不但让唱片碟面更好看，也有助于激光技术，所以音色更好。

　　有资深歌迷回忆说，“华纳超极品音色系列”这套唱片一般由国内的“金典音像”和“美卡音像”引进出版，首版的碟片用的是日本天龙公司生产的原装货，所以质量相当不错，美中不足的是价格昂贵，和港版价格差不多。之后，“金典音像”和“美卡音像”都进行了再版，再版的母盘有直接拷贝“天龙”母盘的，也有重新制作的母盘，后者质量明显差劲。同时，再版的碟片不再引进日本原材料，而是用了国产碟片，再加上不再使用镀金技术，这就成了普通的银碟——普通银碟盗版起来，那就实在没什么门槛限制了。

　　虽然香港大唱片公司意外地在内地挖掘出新生代歌迷市场，表面上“开源”开得不错，但严重的盗版实在不可能让唱片公司赚多少，能保住老一代歌迷就算完成任务。

　　至于“节流”，那就是要降低成本了。

　　黄霑的博士论文中，提到了一位音乐学者梁宝耳，他有部作品叫《香港的流行音乐》，其中引述了一位业内人士的话：“假如一张唱片的制作费用，包括编曲、录音、印片等开支成本是50万（港）元的话，广告费至少要支出100万（港）元；如果要卖电视广告，宣传费则更多。”

　　这个数据在黄霑看来还是低了，他说据他所知，在20世纪90年代的最后两三年，每张唱片的制作费用已经涨到50～70万港元，而宣传费一般能达到制作费的3倍。

　　从梁宝耳与黄霑的数据对比看，制作费最高涨幅是40%，宣传费的涨幅则要翻倍。

　　制作费涨价是在情理之中，设备、人工都不可同日而语，要降低成本，只能从宣传费上下功夫。但这笔钱，省是省不下来的，而是找人代付。在1998年的“香港十大劲歌金曲”颁奖礼中，又出现了新的奖项品种：“最受欢迎广告歌曲奖”。很明显，歌曲还是那支歌曲，只是它跟广告挂钩了。

　　和广告挂钩的好处很多，其一就是延长了歌曲的流行生命。20世纪80年代，一首好歌恨不得能流行大半年，10年过去，单纯靠电台和MV播放的话，能流行几周就算是大热了。但借助广告播放的话，播放周期和频率显然提高了。其二，把歌曲嵌进广告，宣传费用由做广告的品牌商家负担，也就是说唱片公司将涨幅过大的宣传费转嫁给了商家，让他们“代付”，无形中降低了唱片公司的运营成本。

　　这种运作方式其实不是新鲜玩意儿，早在1991年前后就出现过。当时香港立法不允许烟草品牌在传统媒体上做广告，烟草公司就主动找上唱片公司合作，像给体育赛事冠名一样，参与到了唱片制作中，由此完成了“硬广”到“软广”的过渡。以前颁奖礼中出现的几首合唱歌曲，背后就有烟草公司的影子。

　　不允许做广告的烟草公司都能想出这样的花招，能公开做广告的化妆品、汽车、食品品牌，当然也都对这种“强强联合”趋之若鹜。从商家角度看，能请到一位形象健康、人气较高的明星出境，能在广告中播出一首大明星的新歌，吸引粉丝的注意力，商家的广告效果更好；从唱片公司角度看，转嫁了宣传成本，起到了“节流”的作用，甚至可以借用密集播放的广告推出新人、捧红新人，表面上看起来双方各得其所、皆大欢喜。

　　但是，有些音乐人却对此颇有微词：商家和唱片公司都得到好处了，唯一没得到好处的是音乐本身。

　　香港有个资深的传媒人邓洁明，他就认为歌手和商品挂钩非常不好，这样一来，歌手势必要在广告赞助商的要求下去作秀，成天“不务正业”地去参加娱乐活动。歌手们花在提高唱功、提高音乐质量上的时间、精力越来越少，哪怕录音都得挤时间，歌能唱得好吗？

　　歌手是这样，唱片公司更甚，他们成天琢磨着谈合作，做音乐的变成了歌星经理人，唱片公司变成了推广公司。

　　对这种状况，老牌的音乐人当然很反感。比如冯添枝，他是20世纪70年代香港唱片业的奠基人之一，担任过“宝丽金”“百代”等大公司的高层，同时，他也是一位作曲家，可谓身兼唱片业与音乐领域，对两者的关系自然有其独特的领悟。他说：“不谈生意，就没有唱片业，但是只讲营业额、效率，也不会有这一行。”

　　冯添枝的话，说得还算客气的，同时代的郑东汉说得更直接，他说：“我们做音乐出身，不同做生意出身的……我做了三十多年，直到今天都要这样说，除非你不是做音乐，你只是做一家包装公司，那没问题；如果你是做唱片公司，就一定要由音乐开始，没话说。”

　　可此时的唱片公司，和当年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与郑东汉、冯添枝同时在“宝丽金”做幕后的，还有位作曲家叫杨云骠，他说当年“很好玩”，“好玩”就在于当时的“宝丽金”会给音乐人很多机会，比如许冠杰，录音、混音等后期制作，都由着许冠杰自己玩，郑东汉等高层干脆不管。

　　为什么公司不管？杨云骠的理由很充分，他说：许冠杰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能创作，公司签他就是冲着这一点，所以签完了也得给他自由度；如果找人写歌给他唱，那还签他干啥？

　　杨云骠最后又说了一句话：“我们做唱片是明白的。”

　　是的，那个年代的唱片公司幕后人士都是明白人，“宝丽金”的老板郑东汉是乐队出身，监制冯添枝是乐队出身，就连录音师关维麟都是泰迪·罗宾的弟弟，同样是乐队出身。这样一群懂音乐的人，不是不明白工业利润，但他们更明白音乐才是唱片业的生命，离开音乐本身，再怎么谈生意都是扯淡。

　　可工业与艺术仿佛是一对天敌，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唱片公司的操控者多了很多生意人、江湖人和外行人，对利润的追求已经让他们忽视了唱片业的生命线。产品单一、乏善可陈的乐坛，再如何“开源节流”也无法重现当年辉煌，于是，1999年，“宝丽金”消失了。

　　1998年 十大劲歌金曲获奖名单

　　1. 《你是我的女人》 刘德华

　　2. 《越吻越伤心》 苏永康

　　3. 《天下无双》 陈奕迅

　　4. 《情诫》 王菲

　　5. 《不想这是场戏》 张学友

　　6. 《爱你》 许志安

　　7. 《一变倾城》 郭富城

　　8. 《祝你快乐》 郑秀文

　　9. 《我这样爱你》 黎明

　　10. 《有你一天》 古巨基

　　最佳作曲奖：《爱你》 作曲：雷颂德

　　最佳填词奖：《当男人爱上女人》 填词：陈少琪

　　最佳编曲奖：《球迷奇遇记》 编曲：江港生

　　最佳歌曲监制奖：《越吻越伤心》 监制：黄尚伟

　　最受欢迎国语歌曲奖：

　　金奖：《笨小孩》 主唱：刘德华、柯受良、吴宗宪

　　银奖：《牵手》 主唱：张惠妹

　　铜奖歌曲：《最近比较烦》 主唱：周华健、李宗盛、黄品冠

　　最受欢迎合唱歌曲奖：

　　金奖：《甲乙丙丁》 主唱：许志安、郑中基、张学友

　　银奖：《一往情深》 主唱：郑伊健、梁咏琪

　　铜奖歌曲：《对你，我永不放弃》 主唱：罗嘉良、陈慧珊

　　最受欢迎广告歌曲奖：

　　金奖：《爱你不爱你》 主唱：黎明

　　银奖：《You're the one》 主唱：陈慧琳

　　铜奖：《大激想》 主唱：陈奕迅、杨千嬅、梁汉文

　　最佳音乐特辑奖：《罗文弦曲情牵俄罗斯》

　　四台联颁音乐大奖：

　　歌曲奖：《情诫》 主唱：王菲 作曲：Adrian Chan 填词：林夕

　　公益金慈善金曲大奖：《Try to Remember》 主唱：黎明

　　最受欢迎新人奖：

　　金奖：叶佩雯 银奖：何嘉莉 铜奖：吴佩慈

　　1997—1998年度杰出表现奖：

　　金奖：罗嘉良 银奖：杨千嬅 铜奖：谢霆锋

　　最受欢迎男歌星：郭富城

　　最受欢迎女歌星：王菲

　　亚太区最受欢迎香港男歌星：张学友

　　亚太区最受欢迎香港女歌星：张惠妹

　　金曲金奖：《我这样爱你》 光辉岁月，不说再见：香港音乐时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