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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 “四大天王”平秋色

　　在香港，“谭张争霸”已经落幕，就事论事地说，歌迷打架不是什么好现象，可从社会文化角度看，它至少说明歌星偶像化程度在加深。但在内地，偶像化过程刚刚起步，当时的一个词可以准确地概括这一现象——“追星”。

　　“追星”的基础在于，港台流行歌曲已经大规模地进入内地。

　　更早一代的歌迷们会反驳说，20世纪80年代不就进来了吗，这有什么稀奇的？我们当年也“追星”啊，邓丽君难道不是“星”？

　　性质还真不一样。

　　追问下去，我们就会面对这样一个问题，“60后”和早期“70后”歌迷听到的歌曲，和“80后”听到的有什么不一样？

　　从那个年代经历过来的人很快会给出答案，而这个答案，2000年后的新一代歌迷也许很难理解：在以前，内地歌迷欣赏港台歌曲的途径有两种，一是翻唱，二是少量的引进版。

　　从1977年开始，少量的港台流行音乐就通过广州进入内地了。当时，这类唱片在内地的生产和发行，都由中国唱片总公司独家垄断。随着改革开放，垄断被打破了，1979年，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成立，第一年就生产盒带800万盒。从1979年到1984年，全国成立的音像出版单位有三百多家，刘文正、邓丽君的歌曲和台湾校园民谣就是这样引进来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内地也开始了对港台流行歌曲的重新认识。以前我们认为这是“靡靡之音”，到了1986年，央视顶住压力，在“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中设立了“通俗唱法”；同年，中国音乐家协会举办了“首届全国民歌通俗歌手大赛”，之后，中国百名歌星献给“世界和平年”一首《让世界充满爱》。这一连串活动宣告了中国内地流行音乐的起步，人们从观念上认同和接受了“靡靡之音”，也为港台流行音乐进入内地市场打开了通道。

　　但是，当时的中国没有著作权法，大量的出版社都是用内地歌手翻唱港台作品，那一代歌迷听的歌大部分都是“二手货”，“苏苒”“苏苪”之类的“歌手”层出不穷，歌曲的配器、编曲一听就不是港台制作的，可老百姓还是喜欢。那个年代，有的盒带会在磁带封套上写上翻唱者的名字，那英的名字就是公开写了的，还有的干脆用个化名，比如“阿玉”，是不是李玲玉那就只有当事人说得清楚了。这样一来，很多人当时反以为“那英”也是个艺名，因为这个姓着实太奇怪了。

　　1990年是个分水岭，这一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后简称《著作权法》），内地歌手翻唱港台作品的“山寨”时代终结了，从此，内地唱片发行公司必须引进版权。

　　其实在1990年之前，有一些操作正规的公司已经在引进版权了，不过，和现在不同的是，“引进版权”和“引进专辑”在当时是两个概念。

　　1985年，“中唱广州”引进了谭咏麟的歌曲，盒带的名字有着当时的“老土”特征——《谭咏麟独唱精选》，其中的13首歌来自谭咏麟此前几年的不同专辑。国语歌曲也一样，齐秦《狼的专辑》是1985年台湾发行的，1988年内地买了版权“引进”过来，形成了《狼Ⅰ》。实际上《狼Ⅰ》和台湾版《狼的专辑》根本不是一回事，曲目都不一样，竟然出现了《大约在冬季》和1987年台湾版《狼Ⅱ》的几首歌——有歌迷回忆说，多亏这盘盒带里有《大约在冬季》，他妈妈听到“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时大惊失色，再一看小哥当年的打扮，这还了得？！他赶忙倒带到《大约在冬季》，说这歌表达了台湾游子盼回归的深切感情，他妈妈这才默许。

　　20世纪90年代之前，内地歌迷就是这样把辗转而来的“旧歌”当“新作”听了，搞不好香港歌星还很纳闷，我都快“退休”了，这歌咋才流行呢？就拿徐小凤来说，1989年她上了春晚，赶巧前一年《流氓大亨》在内地开播，主题曲《城市足印》和插曲《婚纱背后》很火。歌迷们以为这是徐小凤的新歌，其实那都是她1986年的作品了。

　　《谭咏麟独唱精选》和《狼Ⅰ》的版本问题在那个年代很常见，“引进版”并不一定按照港台原版的“专辑”形态出版，很可能是打着“引进”的旗号生生硬造出一张精选集。

　　那个年代，大多数内地歌迷听的就是这种通过引进歌曲、重新组合而成的精选集，所以这怪不得内地歌迷没有“专辑”观念，因为当时他们的确很难接触到真正的专辑。

　　与之相映成趣的另一件事情，就恐怕要怪到歌迷头上了。那个年代，有一种常见的消费心态，那就是买合辑。凭啥翻来覆去听一个人唱？那也太不实惠了。况且，有些专辑除了两三首歌传唱度比较高，剩下的也没什么可听的。合辑的好处是把正流行的主打歌一网打尽至于是不是盗版，歌迷不管，只要好听就行。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个年代是“追歌”而不是“追星”，想“追星”也追不上，因为我们听的都是“旧歌”。

　　要说到歌迷专门为某一个歌星去消费，恐怕是从“小虎队”前后的那批歌星开始的。和以往追邓丽君的老一代歌迷们不一样，这一代歌迷真正建立了偶像观念，对专辑的需求大于精选辑和合辑。

　　另外，必须要提到的是内地家庭生活条件的改善。就在这几年里，“组合音响”成为家庭必备品，盒带的市场需求迅速增大，这对港台流行音乐的消费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加上《著作权法》的规范作用，以及各地调频立体声音乐台的开播对娱乐资讯的促进推广，过了1990年，“专辑”逐渐成为歌迷们消费的主要形态——从此，“追歌”演变为“追星”，歌星的偶像观念在内地青少年群体中形成。

　　因为偶像文化刚起步，那个年代的歌迷们暂时还搞不清楚谁唱功好、谁有实力，听歌的状态就是“大把抓”，有什么听什么，电台播什么都能红一阵子，只要是港台的就当“明星”招呼。那个年代还有个词叫“走穴”，港台三四流歌手到内地溜达一趟，都被当作明星大腕对待，很多现在看来昙花一现的歌手，在内地竟然都有市场。

　　不过所谓“昙花一现”，未必没有实力，很多歌手是被严重低估和忽略掉了。

　　不知道现在有多少歌迷记得张立基这个名字，他是1986年出道的，1990年成绩不错，获得了当年“香港十大劲歌金曲”的“最佳音乐录像带演出奖”——从名称上看，这奖不大有分量，但对新人来说，能分到猪肉就算不错了——获奖歌曲《Electric Girl》在内地的受欢迎程度，虽说比不上《每天爱你多一些》《一起走过的日子》，怎么也比《再会了》《不可不信缘》强得多，但这样一位很有潜质的歌手竟然销声匿迹了。

　　歌迷们分析说，张立基生不逢时，碰上了同样走舞曲路线的杜德伟。

　　这话有点儿道理，却不全对。

　　对的方面，是杜德伟确实太强；不对的方面，是杜德伟也生不逢时。

　　走同样路线的歌手多了，归根结底要靠实力说话。

　　我们都知道“无线”在1983年举办了第一届“新秀歌唱大赛”，其实，在1978年就搞过类似的活动，那时叫“业余歌唱大赛”，第一届的评委有林子祥、罗文、徐小凤等歌星。那一年的参赛者就有杜德伟，其他的参赛者也许很多歌迷都想不到：蔡枫华和周华健，周华健正是那一届的冠军。

　　7年之后，杜德伟又参加了“无线”举办的第四届“新秀歌唱大赛”，获得了冠军，苏永康、李克勤和周慧敏都是那届的“新人”。

　　冠军的名头说出来唬人，表面上很有光环，但实际上也不算很高的起点，比如第二届的冠军吕方很快就走下坡路了，第三届的张卫健好多年连专辑都没的出。说杜德伟比张立基起点好，不在夺冠与否，而在于张立基出道后还要去日本学习进修，相反，杜德伟是家传的手艺。

　　杜德伟的妈妈是张露，那是和周璇、白光、李香兰、姚莉齐名的上海滩“歌后”，他的爸爸奥立（Ollie Delfino）是乐队领班兼鼓手，所以媒体戏称杜德伟生下来呼出的第一口气就和音乐相连。“天赋”和“家学”这两样东西当然很重要，可金庸笔下的大侠们无数次地告诉我们，机缘巧合的奇遇更能让人脱胎换骨，若不能在山沟里捡到一本绝学秘笈，至少也要遇到人参雪莲、大蟒大雕之类的高档货。

　　杜德伟就有这样的机遇，1980年，张露移居加拿大，把18岁的杜德伟带去了，就在这里，杜德伟交了很多黑人朋友，从他们那里学到了灵魂音乐和舞蹈。

　　有遗传基因垫底，再加上加拿大的特殊音乐经历，张立基和杜德伟的差距就显现出来了：不是走舞曲路线和对手撞车就一定不行，关键要看对手的实力，更关键的是对手的制作公司竟然出人意料地为他找了个好搭档：叶蒨文。

　　回顾香港流行乐坛，真正做到稳定而且有市场的男女对唱组合，大概只有张智霖、许秋怡，他们能组在一起，是因为两人的唱腔和声音太合，单拿出来特色都不明显，合在一起就能“讲故事”。但杜德伟的唱腔太过西化，发声、节奏这些技术活儿全受黑人音乐影响，曲风又是当时少见的R&B，能和他搭的人太少。

　　为什么叶蒨文可以？我们有时候得承认，身边确实有这样的人，天赋和悟性超好，其实根本没学过，但就是啥活儿都能接。叶蒨文就是天生吃这行饭的人，不识谱，可能那会儿也没什么曲风的概念，小品小调能唱，大歌也能应付，只要有调儿就敢唱。珍妮·杰克逊的《Love Will Never Do》唱起来并不容易，偏巧叶蒨文从小在加拿大长大，对这一路歌大概很熟悉，对杜德伟那一路唱腔更不陌生，就这样，两人搭在了一起，将这首歌翻唱成了《信自己》。

　　《信自己》有可能是香港流行音乐史上男女歌手最成功的合作了：杜德伟的唱腔里有很多细小的转音和滑音，叶蒨文喜欢用拖腔，尾音还喜欢处理成挑音，两个人在节奏和气息控制上又都是一流高手，他们把各自的技巧用在了这首歌上，让它的音符细节非常丰富。后来，这首歌还有刘德华、李宇春的独唱版本，和陈慧琳与陈小春、方力申与邓丽欣的合唱版本，这些版本告诉我们，这首歌为什么只有杜德伟和叶蒨文的合作是经典——没有发声的技巧和对气息的控制，唱这歌只能硬顶，说白了，基本靠喊。

　　既然杜德伟和叶蒨文的唱法搭得这么好，为什么不能像张智霖、许秋怡一样合作下去？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答案，但最终的那个，可能最不像正确答案：没歌。

　　适合杜德伟的歌可能很多，叶蒨文能驾驭的也有很多，但他们能合作的只有《信自己》这一首。原曲《Love Will Never Do》本来就是珍妮·杰克逊一人用两个声部唱出来的，改成合唱很容易，天上很难再掉下来同样一首歌，这是其一。

　　更主要的原因是，它是快歌，可以尽可能地避免叶蒨文唱腔上的很多毛病。

　　叶蒨文的唱腔最特别的是她的尾音处理，可能她习惯和喜欢这种唱法，所以什么歌都用，但这种唱法未必任何曲风都适合，有些作品尾音拖得很不舒服。在《信自己》这种节奏风格下，没有时间让她用拖腔，只能把尾音挑得点到为止、若隐若现，和杜德伟的转音和滑音对着唱，这歌就成了。

　　如果给两人找歌，就必须得满足两人的特点：考虑杜德伟的曲风，慢歌首先枪毙了；唱快歌的话，拍子、节奏，甚至咬字都要照顾到叶蒨文，否则她的唱腔是把双刃剑，稍不合适就捏不到一起，这样的歌太难找了。要知道，叶蒨文比梅艳芳还大了两岁——进入20世纪90年代，梅艳芳的气息和音准都出问题了，可以理解的是，这主要是她的身体原因造成的——1991年的时候，叶蒨文已经30岁，《信自己》这路歌固然可以掩盖她的很多毛病，可再唱下去，她的破绽会越来越多，比如她后来和陈奕迅合唱过一次，那个版本的唯一作用就是用来缅怀了。

　　“能唱”和“唱好”是两个概念，要想唱好，嗓子、技巧、情感缺一不可，嗓子和一部分技巧是要以身体做保证的。梅艳芳在身体状况不好的情况下可以用情感弥补，依然可以把歌演绎得有味道；而叶蒨文走的路正相反，她属于硬件条件好，可以用嗓子和技巧推动情感，但硬件条件下降时呢？一年之后，她的《情人知己》又获奖，现场演唱就有些吃力了。这也就是她后来和林子祥合作的原因，慢歌可以让叶蒨文的气息控制和技巧发挥更有空间，而林子祥的唱腔和声音的厚度可以托起她——这个时候，杜德伟那路歌是无论如何没法照顾叶蒨文的了。所以，只要年龄增长，适合杜德伟和叶蒨文的歌就很难找。

　　既然找不到合适的歌，那么，能不能找作曲家专门为他们做歌呢？

　　想法是对的，但没法操作，因为杜德伟玩的是R&B。现在这路歌烂大街了，很多歌手不在句尾哼个“Yeah”好像就不会喘气似的，可在那个年代，杜德伟这一路歌还很不普及。能做这种曲子的人，香港也不是没有，不过，这位作曲家正在帮林忆莲。

　　在1991年的“香港十大劲歌金曲”颁奖礼上，林忆莲说这是自己收获最大的一年。从奖项上看，她的粤语歌《疯了》拿下了一座“金曲”奖，国语歌《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获得了“最受欢迎国语歌曲”金奖，顺带还用《再生恋》拿了个“最佳音乐录像带奖”——得奖确实值得高兴，但林忆莲口中所说的“收获”并不是奖项，而是经过几年的打造，她的“都市触觉”概念终于获得认可了，同时她又成功地开辟了国语歌市场。可以说，这几年的林忆莲脱胎换骨。

　　让林忆莲脱胎换骨的是谁？

　　他叫伦永亮。

　　或许，伦永亮是最适合给杜德伟做幕后的人，而林忆莲比叶蒨文更适合与他搭档。

　　其实，伦永亮在全力打造林忆莲之前，就给杜德伟写过歌，到了1991年，他的“固定客户”除了梅艳芳和林忆莲外，还加入了刘德华，第二年又给郭富城创作了《第四晚心情》，之后，香港乐坛已经是“四大天王”的天下了，伦永亮恐怕也没精力再帮杜德伟了。

　　此后，杜德伟带着他的R&B转战台湾国语市场，也只有在台湾，他的个性和才华才有空间发挥，此后的事情很多人都知道了，1996年，杜德伟的国语专辑里用了一个比他小七岁的音乐人的作品，后来，这个“年轻人”也成了一名R&B歌手，现在网络上总有人激烈争论，他们俩到底谁是中国R&B的鼻祖——这位“年轻人”就是陶喆。

　　至于杜德伟和陶喆之间谁的R&B更牛的争论，真是孟良哭焦赞，纯粹瞎扯淡，有得比吗？

　　出走台湾国语市场的杜德伟，也许可以作为香港流行乐坛被严重低估和忽略的代表人物，这有其音乐风格的因素，据说和他的个性也有点儿关系，他不太喜欢被唱片公司、经纪人和制作人牵着鼻子走，个性比较强，显得很不合群，在这一点上，他有点儿像关淑怡。

　　杜德伟的命运还不是很差，毕竟他在中国台湾、日韩等地都很有市场，比他惨的人太多太多了，比如刘锡明，1991年“香港十大劲歌金曲”中“最受欢迎新人奖”的得主。这是个老歌迷很容易忘记、年轻歌迷很可能陌生的名字，如果实在想不起来他，可以看看2013版《新天龙八部》中的段正淳。

　　刘锡明是正经的音乐系出身，1986年他就参加过“新秀歌唱大赛”，是和许志安、黎明、关淑怡同届的，但成绩不理想，1987年再次参赛获得亚军。从刘锡明日后的言行看，他是个低调而知足的内涵男人，据他说，当时他并没打算在娱乐圈里混饭，1989年的时候还想去考警察，可正巧赶上“无线”的“五虎将”出走，加上他当时演了《义不容情》，口碑不错，“无线”缺小生，便有计划培养他当刘德华的接班人，就这样，他留在了娱乐圈。1991年，他的首张专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确实是制作精良，看起来公司也真心是想捧红他的。

　　当时的李克勤和刘锡明都是“差一步天王”。李克勤的唱功“零瑕疵”，再加上有贵人扶持，多年摸爬滚打下来也算是“名人堂”级的歌星了。但刘锡明的命运可就两说了，不但没贵人，命中还犯小人。

　　关于“毒瘤明事件”，现在有些事情说不太清楚，比如刘锡明和周慧敏在1991年到底是什么关系。根据刘锡明的说法，当时他和周慧敏在电视剧《乌金血剑》中合作，在一次电台节目中，因为制作方需要炒作，他便十分“配合”地表达出对周慧敏的欣赏和好感——这样看来，刘锡明和周慧敏之间是“绯闻”而非公开恋情。但刘锡明也曾在一些场合朦胧地表达过相反的意思，说心里有些忘不掉的感情。由此看来，这段感情存在不存在，我们是说不清楚的，也许只有当事人知道。

　　如果说是炒作伎俩，刘锡明表达的是对另一位演员的欣赏，这话没有什么不得体的；如果说刘锡明确实喜欢上了周慧敏，都在一个圈里，因戏生情也属正常，这和刘锡明的人品有什么关系呢？

　　可这番话惹恼了倪震。

　　1991年，倪震和邵国华创办了《Yes！》杂志，读者定位为青少年，一度有十几万的发行量。倪震公然在杂志上给刘锡明起了个“毒瘤明”的名字，并用3年时间不断地捏造刘锡明的“罪状”，使他的形象成了香港人公认的“垃圾”和“社会公敌”。1994年，刘锡明放弃了“无线”优厚的合约，离开香港，远走台湾。即使到1997年《Yes！》被倪震卖掉后，香港人见到刘锡明的时候还指着他说“毒瘤明呀”！邵国华后来回忆说，这种私人恩怨他当时不便调停，只想当个置身事外的“机械人”，可无奈之下却“做了只怪兽出来伤害人”。

　　刘锡明是个宽和的男人，此后他曾表达出两层意思：一、自己赴台发展并不怨倪震，倪震也没能耐把一个艺人逼走，相反，这些年见人多、见鬼更多，也算是自己人生的一种磨炼；二、在台湾也不错，如果不走的话也许躲不过香港的金融风暴。现在已经娶妻生女，家庭幸福，做个好丈夫、好爸爸，比什么都重要。

　　可见，刘锡明是个知足常乐的人，而且他还善于把逆境转化为正能量。

　　而反观倪震呢？2003年接受吴君如采访时，他还说对称呼刘锡明为“毒瘤明”不后悔。按他的说法，1989年的时候他已经和周慧敏谈恋爱了，1991年刘锡明是在明知道周慧敏的男朋友是倪震的情况下公开挑衅。可实际情况呢？1991年1月份之前，周慧敏的男朋友还是“Raidas”乐队的成员陈德彰，这是娱乐圈里公开的秘密，谁知道倪震是哪根葱——话说到这儿，真正明知道周慧敏有男朋友而挑衅的其实就是倪震本人。1991年污蔑刘锡明的时候，倪震已经是个27岁的成年人，据说还是佛罗里达大学心理系毕业的，但这个人的心智和人品恐怕是负的，2009年他被香港媒体封为“世纪贱男”的时候，每个人都已经明白了刘锡明当年有多委屈。

　　像刘锡明和杜德伟这样有实力和潜力但没有大红大紫的歌手，在那个时代太多太多了。娱乐圈就是包子铺的买卖，一屉顶一屉，从“9”字头开始的香港流行乐坛，这一屉包子卖的是卖相，所有人都忘了“包子有肉不在褶上”这句大实话，过度包装的结果就是香港流行音乐开始走下坡路。

　　走下坡路的标志就是所谓的“四大天王”，这是1992年才出现的名词，但在1991年的“香港十大劲歌金曲”颁奖礼（实际是在1992年初举办）上，这4个人已经聚齐了。

　　当年何勇撂下“四大天王三小丑”的说法，立即引起轩然大波，且不说这话是不是炒作，就内容来说还真有那么点儿意思——几位“天王”的死忠粉丝又会吵翻了，郭“天王”的歌迷说他舞蹈好，黎“天王”的歌迷说他气质佳，刘“天王”的歌迷说他是劳模，张“天王”的歌迷说他人品好，歌迷们异口同声来说他们都有进步，影视歌全面发展，为香港音乐乃至中国音乐在亚洲的辉煌地位贡献力量——不带这么讲的，当年封“四大天王”的时候就是冲着“歌”这一项封的，否则为啥不把周润发也拉进来？就算“四大天王”的电影演到奥斯卡去，歌这一项没过关，当年就不应该封“天王”，所谓的“天王”就都是扯淡。

　　可他们的歌到底怎么样呢？在早期，有人唱歌总找不到Key，有人找得特准，因为他就一个Key；有的人唱了几十张专辑竟然一直徘徊在初级水平，但不知道怎么居然能在初级水平里也忽高忽低；后来，这些人确实有进步，几年之后有的学会气息了，有的学会咽音了，有的终于能做到不“飘”了……可我们要问的是，这不应该是几年之前做“天王”的时候就该会的吗，不然凭什么叫“天王”？据向雪怀回忆，有次张国荣很认真地问他：“走音这么难，怎么还有这么多人会走音？”

　　是呀，真正有资格叫“歌手”的，走音比不走音难多了，可走音的歌手一抓一大把，2014年《我是歌手》第二季中，韩磊说了一句话：“‘我是歌手’四个字，关键是‘是’。”这年头儿，似是而非的太多了，不仅仅是事儿，还有人。

　　现在的粉丝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他已经很努力了，为什么你们不认可？那就是不尊重人。”——这种说法在网络上不新鲜，可惜是个错误的逻辑。

　　人的尊重是基于独立与自由平等之上的人格尊重，而这里说的是对工作成绩的评价，每一个为坚持理想而付出汗水的人，我们必须给予掌声，但这不等于对成绩的肯定和褒扬，况且，这和人格有什么关系呢？——是的，他们很努力，但这年头儿有不努力的人吗？做到他们的地位，努力工作不是正常行为而且是最低要求吗？

　　就在1991年，主流外的尹光竟然在香港开了3场演唱会，而且开在红馆。尹光被称为“庙街歌王”，是在20世纪70年代唱粤语歌的一位谐趣歌手，和许冠杰是同时期。如果说许冠杰是粤语歌领域的“赵本山”的话，尹光就相当于田间地头的二人转演员，歌曲题材上市井味很浓，歌词有些粗鄙，不入大雅之堂，唱片店也没人卖这样的货，只能在当时庙街这种文化层次不高的地方才能找到。就这样一位歌手竟然也可以在红馆开个唱，当年便有乐评人慨叹：香港流行乐坛青黄不接了。

　　可是，李克勤、杜德伟、刘锡明以及这一两年内灌录唱片、但限于篇幅无法过多介绍的黄凯芹、许志安、苏永康、吴国敬等人，难道都是唱歌跑调的？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曾经在90年代追捧“四大天王”的我们，回想起这个古怪的称呼时会发现，它也许真不是什么好词儿，对此，位列天王的人也许最有发言权。

　　黎明曾平淡却不失意味地说：“‘四大天王’作为一个名称，会永远存在。但我觉得它是用来开玩笑、用来挖苦人、用来玩耍的。”他接下来又说，“（因为‘四大天王’）香港的乐坛也因此失去了一些可能性。”

　　20年后看来，黎明这句话说得对，但他没说出下一句话：也许，正是因为有了“四大天王”和同年出现的另一个人，香港粤语流行乐坛才得以苟延残喘几年，否则，它的衰落应该是加速度的。

　　1992年出现的这“另一个人”，她叫王菲。

　　1991年 十大劲歌金曲获奖名单

　　1. 《每天爱你多一些》 张学友

　　2. 《爱不完》 刘德华

　　3. 《今夜你会不会来》 黎明

　　4. 《疯了》 林忆莲

　　5. 《一颗不变心》 张学友

　　6. 《不可不信……缘》 刘德华

　　7. 《Lonely》 草蜢

　　8. 《信自己》 叶蒨文、杜德伟

　　9. 《对不起我爱你》 黎明

　　10. 《一起走过的日子》 刘德华

　　最佳作曲奖：《皇后大道东》 作曲：罗大佑

　　最佳填词奖：《皇后大道东》 填词：林夕

　　最佳编曲奖：《顶天立地》 编曲：太极乐队

　　最佳歌曲监制奖：《每天爱你多一些》 监制：欧丁玉

　　最受欢迎国语歌曲奖：

　　金奖：《梦醒时分》主唱：陈淑桦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主唱：林忆莲

　　银奖：《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 主唱：郭富城

　　铜奖：《想念你》 主唱：庾澄庆

　　最受欢迎新人奖：金奖/刘锡明 银奖/韦绮珊 铜奖/黎明诗

　　最佳音乐录像带奖：《再生恋》 主唱：林忆莲 编导：曾宪宗

　　最佳音乐录像带演出奖：

　　《护花使者》主唱：李克勤

　　《忘情森巴舞》主唱：草蜢

　　《信自己》主唱：叶蒨文、杜德伟

　　最受欢迎男歌星：刘德华

　　最受欢迎女歌星：叶蒨文

　　金曲金奖：《每天爱你多一些》

　　金曲银禧荣誉大奖：谭咏麟 光辉岁月，不说再见：香港音乐时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