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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读书与谈话 陈炼青

　　书籍是一种怪物：它能使你越读越爱，越爱越和它接近，越接近越上瘾，如抽烟，如啜茗，如喝酒，一天总离不了它。到了上了瘾，无论你有何种忧愁，当你拿书静看时，刹那间便忘怀了一切，一心一意只在领略书中无穷的妙味。如其一拿书本就有了功利的成见，那不算对于书籍有深刻的爱好。真正的读书人，只是“行其所无事”的读，丝毫对于书籍没有功利的念头。古人说什么“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话，原是以金钱和美人的磁石，来吸引人们走上读书之路，自己骗自己的讲下，与书籍毫无相干。看书上瘾的人，视书为娱悦心情之安慰品，除此之外，又当它是知识的宝库，并不想借它来钓名，来取利，来博得美人的青睐。

　　人们常说，书籍是知识之宝库，里头藏着许多用不尽的好东西，需要知识的总要时时亲近它，保管不会受亏。不错，我也相当的承认。然而话虽这样讲，事实上，不是件件知识都由读书得来，得之于别的，如大自然的现象，现实社会的生活，也非常之多。但书籍之地位，仍不因此而失却其重要。譬如我们今日晓舞文弄墨，知道我们自己心眼中所谓真是与真非，而和非力斯丁（Philistine，门外汉）甚异其趣，未始不是多半从它得来的结果，体识事理，虽然有脑筋供我们判断，可会直接帮助我们的心灵到广博的地方游历，间接又能帮助我们了解事理，洞悉人生，这是确实的话。我没有勇气敢否认这话。

　　历来几乎没有一个思想家，在良心上敢公然说他自己是顶厌恶书籍的。虽则曾听说斯宾塞尔是一个著名的憎恶书籍者，然而你能够承认那是他心里抒发出来的吗？说不定当他嚷出憎恶书籍的呼声，他的肚子里已经装满了一肚学问罢，因之就无妨随便讲讲。这好像我们的李太白，因为天才不可一世，胡乱拿起笔挥了一下，就有好诗由他的毫端吐出来，一朝碰着杜子美那个“平生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呆子，怎么不引起他的嘲笑哩！人总喜欢用自己的尺寸去量世间的一切，正如坐在青色的玻璃窗内玩看窗外的景色一样，望舒凝睇，无论什么东西都染着青色的色彩。我们站在公允的地方看，书籍是重要的，世界文明的进化的巨大就靠着它。并且我们可再进一步说，没有一个思想家不是在书堆里呼吸了长期的气息，而后能成就其伟大，倾吐其光芒的。

　　我是一个书籍的爱好者—不过仅仅是爱好者而已，并不敢说，我将要计划成就些什么，倾吐些什么。但是在生命的过程中，它是我精神上的伴侣，消磨我好多光阴，养成我现在一天不读书就感觉到不愉的习惯。三年前从南洋抱病返来之后，朝夕混于家乡的别墅里，闭门谢绝一切，像与尘世隔绝似的孤寂的生涯，就全仗了它做我灵魂的安慰。养病生活，种花喝茶之余，端坐萧萧中，对着心所爱好的书卷，自由披览，殊感到无穷的兴味。孔仲尼“学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精神，我是拳拳服膺的。我借读书来疗养，来消忧，不仅追求知识而已。几年寂寞的滋味也够受了，每当静穆之夜，凝对一灯如鹭，想到康德那种严肃而孤独的生活，完成纯理性批评那部著作，未曾不感到一个学者要研究一种学问，要探其究竟，测量其深浅，必须冷静地运用头脑，深沉地思索；又必须躲避无谓的应酬，勤于积蓄心智的宝藏，不要间断，每天总要积了多少。以故你不能量的学识有若干深，喻其深处，有如海洋，几于看不见底。但同时，一方面又觉得孤独的读书研究，往往陷于偏颇，它的危险，势必成为心思之暴君。康德和黑格尔那种倒因为果的哲学，我以为，未始不是孤独读书研究的结果；庐骚①思想在当时那样的偏激，或许多半由于孤独的生活造成的。我们翻明儒学案，细心研究当时学者思想之倾向，就很容易知道他们的偏蔽是从何而生：陈白沙悍然主张“观书博识不如静坐”之说，开阳明玄学之先河，而结果是流入于冥思与垄断，造成晚明心学之昌披。其弊端，不消说是肇习静。所以孤独的研究学问，孤独的思索事理，有好处同时也有坏处。

　　于是，读书以外就非常需要谈话了。顾亭林与人书云：“独学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觉”殊为有见之言。即如英国的学者，常常讲着“交际是人们最好的导师”这句话也有同样的道理。然而这应该先下了一个解释，说此与酒食征逐等应酬，绝对不能混合为一。酒食征逐的交际，那是现代社会上的忙人钓名取利的专业，读书人大多不屑为，为之则难免消磨一点蓬勃的朝气，岂止无益学问事业而已。好的交际，无论世界上哪一个学者都承认它能帮助学识之苗滋长，又是扩大胸襟，润泽心情的滋补剂。你合眼想想，集合几个在书堆里住过的人，各打开心智之宝库，彼此均得到一种莫名的快感，不是最有趣而且最有益的事吗？平常我们读书，虽然斗室中便能坐对世界上古往今来许多大人物心血写成的结晶，涉猎报章杂志，又能晓得目下世界热血怎样的流行；但是这些不如把它拿来和朋辈讨论一遍，蕴在脑府中的学识，一定没有永久的储积弗漏，也许没多时便悄悄地跑到无影无踪了罢。你要知道，一个人的知识和学力原极有限，须有多人的交换，研究，拭磨，那才有丰富的贮藏。往日所不能贯通的道理，所未听闻的事物，一朝体喻，在有益的谈话里得来者，却往往有过。古人所谓“与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确是一句有经验的话，确能洞悉谈话之真趣。

　　记起十八世纪约翰生博士（Dr.S.Johnson）曾集合了许多同志，组织了一个伦敦文学会，也专为谈话而设。这个文学会，并没一个固定的场所，那是流动无定的：他们的集合，有时在会员的家里，有时在咖啡店中，谈话之际，把各人的心，赤条条地献出来。那班才人，既在书堆里饱餐着长久书香的气息，又孤独地躺在安乐椅上自由运动着脑筋，把不能移在纸上或将要在纸上的事理，借着一口嘴，辗转的发泄，每次会逢作了几小时的交换，心境之欣娱岂俗人所能领略？虽则到现在隔了百余年，然而潇洒余韵，后人在书里读到这事，不禁对它生起憧憬。为此，便常引起我的梦想来。

　　我常常这样的想：如果有一所幽静的地方，每逢星期日便聚了几个思想和脾气颇为同调的朋友，在那里开一个谈话会，那是一桩非常愉快的事。人总离不开谈话，在学问的海里寻求者，更加需要谈话来调剂。闲谈也非“群居终日言不及义”的意思，如其用得适当，正是能助长一切学术进境的源泉。

　　谈话会当略仿约翰生博士当时那样子，那是活的，有生态的，和正人君子们所开的会，根本就异其趣。我想要集合几个朋友，志趣大致相同，在一个厅子里，目中所见，并无生人，耳中所闻，并无俗调，各人随便穿什么衣服，随便坐或躺不拘形迹，也不讲究规矩，或喝清茶或抽香烟，性之所适，都无不可。清谈的材料，可没一定：自上天说到下地，自革命说到恋爱，自《皇清经解》，说到《品花宝鉴》，自《原富》说到《金瓶梅》，范围随便他大与小，问题随便他正与偏，全由各人的自由，谁也没有预定。不过在这里，毕竟总要抱定宗旨，那就是：无论如何，绝对不容说违心之论的话。各人皆赤条条地把自己所经验的事说出，把最近所看的书讲出，把自己对于社会对于人生的态度与见解，一概都无忌的全盘说出。既有正经的问题，又有玩笑的情趣，忽而慷慨激昂，忽而低声细语，各人的态度，压根儿就没有一点拘束，如果有一个问题提出，各人的见解有不同时，无妨大声争论，纵问题如何重大，争论时也须间杂调笑，那才不致枯燥无味；假使一旦所争论的问题得到解决，大家都要一致哈哈大笑一阵—不惯哈哈大笑的，播扬嘴角微笑着也是无妨。有时大家嚷着饥饿了，主人便弄一两样点心拿出来吃。老李可直接批评老赵的点心做得不好，夸自己的太太会做好点心，味道既佳花样又巧；老赵不服，滔滔地营辩了。老张可参加意见，并提议下星期的聚会，须到老李家里，目的是再尝尝李太太的点心弄得如何好吃，是不是老李“车大炮”，代他的太太吹牛。到了兴尽的当见，各人随即自由散会：主人并不“鞠躬如也”立于门外送客，客人亦不临行向主人“九十度”，绅士的俗套根本就无须表演。一星期中得到这几天的消闲，然后各修“胜业”，我以为可真是忙碌于读书写作者之种清纯舒畅的安慰。这种流动式的谈话会，比固定的为胜。此不特省租会址，并且交换知识在这样得来者居多，联络感情也以此为上法；然而人们为什么不。

　　另一方面讲。谈话之佳妙处，又是一种艺术；而此种艺术却从磨炼中。上面所讲的谈话会，能够磨炼谈话的艺术。徒有孤独的读书而缺乏谈话的磨炼，不言其他。单在写作一方面，我相信其文决不能引人入胜，了无余味。清人许多朴家，我读他们的文章几乎欲睡，非关题材干燥，实是他们不善于谈话的艺术，因之文字上之组织便不能动人；例如赫胥黎关于生物学上之著作，题材何尝不干燥，然而我们读之津津有味，其故便在于此。所以晋人善清谈，故其发言吐辞常有妙致；明人自中叶以后亦善清谈，故其零星小品往往多轻清可喜之作。我以为读书人平日究有得，欲发表某种学理上的文章，如先把该问题与良朋一起讨论一二遍，然后着手写下，以谈话式的笔调出之，则必能独饶风趣，必能引起读者之注意。你以为如何？

　　（原载1934年10月5日《人间世》第13期）

　　陈炼青（1907—1940），广东潮安人。1921年赴新加坡。1922年入华侨中学。1928年主编《叻报·椰林》，同年创办《晓天周刊》。1931年因健康问题辞去工作，回到故乡养病。 话亦有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