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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农村现代性与农民尊严政治的建立——重读《朝阳沟》

　　吕东亮

　　豫剧现代戏《朝阳沟》是中国当代戏曲史上的一部经典作品。它的经典性不仅体现在诞生后风靡一时，被国家最高领导人肯定、被不断传唱、被其他剧种移植、被改编为电影和连环画作品，而且还体现在其艺术生命跨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代，长盛不衰，至今仍然魅力不减。由于豫剧的地域性限制，《朝阳沟》的经典性或许难以得到全国范围内的高度确认，但对于中原地区的人们来说，《朝阳沟》是活在他们血肉骨髓里的经典。《朝阳沟》对这一地区人民情感结构的塑造，是同时代其他戏曲甚至文艺作品所难以匹敌的。《朝阳沟》的经典性及其成因，可以言说的地方很多，但最根本的是作品对于农村现代性面相和现代性愿景的呈现，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于农民尊严政治的确认。在今天，重读《朝阳沟》，当会对其中所蕴含的现代性意蕴，有更深一层的体味。

　　一、转变的主题与“情感结构”的生成

　　《朝阳沟》的剧本是革命文艺工作者杨兰春在1958年3月用一周的时间创作完成的 ，速度是“大跃进”的速度，作品则是典型的“赶任务”的作品，但由于调动了杨兰春长期的生活积累，剧本质量是较高的，这也提醒我们，对十七年时期“赶任务”式的作品，不可一概而论。创作完成后随即由河南豫剧三团上演，获得极大成功，河南的人民群众和党政干部对该剧表示热烈欢迎。1958年4月，周恩来、彭德怀来河南视察，观看并肯定了这部戏，周恩来还鼓励剧团晋京演出。当年6月，《朝阳沟》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全国现代戏曲题材联合公演，同样获得成功。1963年冬，《朝阳沟》电影戏曲艺术片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1963年12月31日，《朝阳沟》剧组进入中南海怀仁堂为中央领导演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彭真观看演出并接见剧组人员。至此，《朝阳沟》的地位达到巅峰。

　　《朝阳沟》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它以真切的生活和新鲜的情感契合了一个大时代的内在命题。《朝阳沟》讲的是一个“转变”的故事：在“大跃进”热潮中，中学毕业的女知识青年银环响应党的号召，冲破母亲的阻拦，和家在农村的同学恋人拴保一道奔赴拴保的家乡朝阳沟从事农业生产；银环在最初的新鲜劲儿过去之后意识到农村劳动的艰苦，更重要的是参加农业劳动不仅没有发挥出自身的价值，反而显现出自己的短处，因而萌生了离开农村回到城市工作的念头；拴保一家和朝阳沟的村支书等人耐心开导、感化银环，使银环重新认识到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在农村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坚定了留在农村发展的信心，最终也吸引银环的母亲来到农村落户。

　　“转变”作为一种戏剧情节结构模式，在共和国早期的戏剧创作中颇为流行。当时较为成功的剧作《红旗歌》《刘莲英》等大多采用这一模式。在新旧更替的时代，“转变”是一个时代的主导精神，也是一个时代的普遍现象。但“转变”的情节模式一旦套路化，便会丧失激活现实的能量。因而当时的戏剧评论界对于“转变”的模式化十分焦虑，他们殷切期盼的是代表着新生活本质和社会发展方向的新人，而不是由旧人转化而来的一般化的处于社会平均水平的人物，更不是处于中间状态的摇摇摆摆地摇向新的一面的“中间人物”。《朝阳沟》也由于其明显的“转变”主题，无法被当时的评论界推崇到一个极高的境地，也影响了它后来的“样板化”。

　　但例外总是存在的，在众多的“转变”戏剧中，《朝阳沟》还是有其独特之处，因而能够脱颖而出，最终完成经典化。这独特之处在于：《朝阳沟》所书写的转变，既契合了时势政治的新需求，又符合深远的战略规划，而且也表征了新的情感结构的创生。

　　新中国建立后，农业的现代化纳入国民经济规划中，这就要求农村也必须拥有一批懂得现代科学技术的知识者。因而号召知识青年下乡或返乡就成为一个长期的措施，知青也就分为原本家在城市的下乡知青和原本家在农村的返乡知青。具体到《朝阳沟》，银环是下乡知青，拴保则是返乡知青。虽然大规模的群体性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文革”中方才出现，但此前知青下乡的事情就有很多，而且得到国家和社会的鼓励与表彰。《朝阳沟》所书写的银环下乡，其背景则是在“大跃进”时期，农业生产的发展需要知青的积极参与，许多知青都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奔赴乡村，《朝阳沟》通过银环的同学们的表现交代了这一点。“大跃进”期间还有另外一种情形需要注意，即工业的“大跃进”需要招收大量的农民进城当工人，城市人口急剧膨胀，但“大跃进”落潮后出现的经济困难又使得城市粮食及生活用品供应严重不足。在城市人口增加、粮食供应减少的严重压力下，国家决定精减城市人口2000万，动员安置城市非生产性人员下乡生活。 在这样的背景下，《朝阳沟》的演出形成了高潮，相应地杨兰春在剧本上也添加了初版所没有的拴保对银环说的一段台词：“我早就说，叫你妈一块搬到农村去，不能干重活干点轻活，不能干轻活，看看庄稼敲敲钟；一来给农业帮点忙，二来也给城市减轻点负担。” 作为城市小商贩、非生产性的城市居民，银环妈正是精减对象。也就是说，在共和国初期的城乡互动中，《朝阳沟》从创作到演出，都契合了时势政治的发展需要。它所书写的转变，正是国家治理中所急需的转变，非一般俗套情节模式所能及。

　　需要强调的是，《朝阳沟》所表现的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与农民相结合，并不仅仅是国家治理层面权宜性的措施，而是一项长期的战略性规划，是社会主义消灭“三大差别”的重要方略。1964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提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重要工作。《朝阳沟》的演出和传播也由此获得一种长期性。

　　富有戏剧性的是，《朝阳沟》中的知识青年与农民相结合，采用的是婚恋的形式。婚恋不仅给政策观念赋予了生动的肉身，而且自身也衍生了丰富的意趣。在发表于《剧本》1958年第7期的初版本中，银环和拴保之间的争吵分歧含有不少打情骂俏的成分，具有浓郁的民间气息。在后来的修改本中，打情骂俏的不严肃成分得到压缩削减。尽管如此，银环和拴保之间的婚恋还是极大地调动了民间的伦理资源，银环和拴保之间虽然“发乎情”止乎社会主义“礼义”，但银环和拴保爹、拴保娘、拴保妹子之间的公媳、婆媳、姑嫂关系以及两个亲家母之间的关系都是剧中引人入胜的看点。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婚恋在当时社会语境中具有明显的变革意义。银环城市里生城市里长，虽自幼丧父，家境不好，但母亲含辛茹苦、悉心养育，使银环维持了城市女孩的一般生活水平，拴保则出自农村，即便进入城里学校学习，以同学的身份与银环恋爱，也难免有高攀之嫌。银环妈之所以同意银环和拴保恋爱，一是觉得拴保英俊、优秀，二是想让拴保和银环一起留在城里发展，最好拴保和银环能在城里“毕业当干部”。在银环妈的设计里，拴保作为乡村的优秀者，只能被城市所收编而弃绝乡村的一切，但事情的发展却完全与其设计背道而驰——银环作为城市的优秀者被吸引到了山村。山村通过它的代表者拴保显示了魅力，山村开始作为一种具有吸引力的空间存在并由此获得了一种尊严。

　　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男女之情往往寄托着君臣之喻，并泛化为一种等级贵贱的文化表征。男性对女性的情爱征服，往往隐喻了男性背后文化力量的胜利和优越性。在《朝阳沟》中，银环嫁给拴保并最终留在山村，不仅使拴保一家人欢喜，而且使全村人快乐，其原因就在于相对城市人银环而形成的山村文化共同体取得了胜利。这一胜利从整体上而言，当然是社会主义新的文化政治所赋予的，在剧中具体表现为党的号召以及觉悟高的知识青年的响应。新的文化政治冲击了旧有的城乡等级秩序，彰显了山村的能量和魅力，给长期遭受压抑的乡村以扬眉吐气的机会，也促成了一种新的“情感结构”的生成。这种新的“情感结构”就是开始认为农村是一个和城市平等的，对国家社会有贡献、有价值的空间，农村人是快乐的、体面的，有尊严的、有魅力的。

　　需要说明的是，“情感结构”作为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雷蒙·威廉斯提出的理论术语，本身就含有对新的社会意识及经验进行捕捉和辨认的意味。雷蒙·威廉斯在其著作《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将“情感结构”定义为“变动不居的社会经验（Social experiences in solution），有别于其他已经被沉淀，而且更明显和更直接的现成的社会语义结构”，主张以“流动的‘情感结构’来取代明确而抽象，但很可能是僵死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之类固定的术语和分析模式”。在雷蒙·威廉斯看来，文化研究应该关注那些“正在被体验和感受的、与正规的或系统的信仰之间存在着不确定关系的意义与价值”的“感受中的思想”和“思想中的情感” 。也因此，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体系中，“情感结构”具有反对文化霸权的意义。《朝阳沟》中的转变故事，表现的正是一种与已经成型的城乡秩序及其意识形态所不同的“感受中的思想”和“思想中的情感”，而这种反对城市文化霸权的情感结构一旦生成，就迅速被饱受文化霸权压抑者扩散性地接受。《朝阳沟》在中原农村的长期火爆，就缘于此。

　　二、农村现代性与银环的出路问题

　　新的“情感结构”的创生，并非单单依凭一个回乡知青对于下乡知青的情感征服，而是有着坚实的社会经验基础。其中，农村现代性的物质展现是一个重要方面。农村在旧有的城乡秩序中无疑是现代性的反面，是落后、愚昧、反现代性的空间，用剧中银环妈的话说：“（住在乡下）我怕狼吃了我咧。”即便是对于农村的赞美，也只能是作为城市现代性的反射，农村无法获得正面的现代性身份和地位。这正如剧中二大娘所说：“城里学生啊，你算摸不透他那脾气。你要叫他来这儿游山逛景啊，他看见这儿说美极了，看见那儿说好得了不得，拾个石头蛋也装起来，见个黄蒿叶也夹在本子里，说这个可以送朋友，那个可以作纪念。你要叫他来咱这儿长住，他又说，山高了，路远了，这儿脏了，那儿臭了，到处都成毛病了。”但纳入国民经济计划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自然不甘于成为城市现代性的反面，也在追求自我的现代化和现代性。《朝阳沟》第三场开篇拴保娘就唱道：“你说俺山高路又远，俺计划明年就通汽车。”一个“俺”字代表了农民共同体对于现代性的高度认同。在随后拴保娘与银环见面后，面对银环因为山村里还有卖酱油的而惊奇时，拴保娘唱道：“咋没卖酱油哩呀，银环哪，现在跟从前可不一样，如今山沟里别说吃的东西了，就是那京广杂货，也是样样俱全，就连你城里人用的东西也是件件不缺。像那笔记本，钢笔水，牙膏牙刷洗脸盆，解放式水车双铧犁，要啥有啥。”拴保娘用来举例的几种东西分别代表了科学文化、健康卫生、生产劳动方面的现代化，这是现代性的典型体现，也说明了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加快。

　　正是农村现代性图景的展现以及后续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才最终使得银环留在农村，实现自己的抱负。也就是说，农村的现代性是决定银环去留的关键。言及此，需要讨论一下银环的出路问题，这是《朝阳沟》戏剧性的核心，也是一个时代的核心性命题。银环最初来到朝阳沟，感到十分新鲜和喜悦，剧中她愉快地唱道：“走一道岭来翻一架山，山沟里空气好实在新鲜。这架山好像狮子滚绣球，那道岭丹凤朝阳两翅扇。清凌凌一股水春夏不断，往上看涌到跌水岩，好像是珍珠倒卷帘。满坡的野花一片又一片，层层梯田把山腰缠。小野兔东蹦西跑穿山跳涧，这又是什么鸟点头叫唤？牛爬坡羊登山羊快牛慢，一对羊乱抵头牛在撒欢，小牧童喊一声打了个响鞭。一行行果树一道道堰，花红李果像蒜瓣把树枝压弯，油菜花随风摆蝴蝶飞舞，麦苗儿绿油油好像绒毡。朝阳沟好地方名不虚传，在这里，在这里一辈子我也住不烦哪。”银环眼里的朝阳沟风光没有丝毫的现代性气息，山水、花草、牛羊乃至牧童都和古代田园诗人眼中的风景并无二致。银环的兴奋和“在这里一辈子我也住不烦”的感慨，乃是由于她带着城市现代性的眼光而把农村视为现代性的反面所致。和古代文人归隐之思的心理趋向同构，银环所欣赏的是一个处于前现代状态的农村，一个和城市相比具有差异性的空间。但她很快发现，她无法认同这样的生活，尽管朝阳沟已经有不少现代化的东西。

　　银环下乡，是怀着一种对自己能力的自信和优越感的，原想凭借自己掌握的现代科学知识大有作为，却不料所从事的劳动是肩扛手抬之类的全无现代性气息的原始劳动，不仅苦累，而且自己奋勇争先的心劲儿遭到了嘲弄。内心里充满挫败感的银环感觉自己的作用无法发挥，价值也得不到尊重，于是萌动逃离的念头并开始实施。面对下乡之时的豪言壮语以及将来会有的同学们的质问，银环当然感到羞愧，面对拴保一家的真情挽留，银环也感到不舍。但最终促使银环回心转意留下来的，是村支书的开导。村支书形象和当年众多流行的戏剧中的党委书记形象一样，是党的化身，也是矛盾最终解决的关键人物。在《朝阳沟》中，村支书来清叔说服银环的是对山村现代性的规划：“毛主席叫咱走三化，咱才走了一化，还有两化没实现。别说到电气化，就是到机械化，咱也不能光抱着一张锨两把锄啊！咱这山沟里，生漆桐油，牧畜药材，山桃梨果，也得用个新法生产。哪一样不需要识字人来研究研究啊！”正是这一现代性规划打动了银环，也正是农村的现代化才能为像银环这样的知识青年提供实现价值的出路。至于拴保对其怕苦怕累的批评和开导，因为无法触及银环的灵魂，只能使银环反感，他所指出的问题的症结“在农村屈材料、干农业不光荣”倒是击中要害。不过，化解症结的只能是党在朝阳沟的体现者村支书。

　　《朝阳沟》还提出了一个问题，即银环逃离农村之后，她回城会从事什么工作呢？在面对拴保的质疑时，银环说：“我想过了，我还是去考剧团去。”剧作者杨兰春给银环安排了这一职业理想是有现实根据的。杨兰春回忆自己在朝阳沟的原型村曹村深入生活的情况时说：“我和老乡们朝夕相处，他们有啥话都愿意跟我说。青年人和我也熟悉了，要我在剧团给他们找点工作。可老农民却对我说：‘老杨，你说这新社会，谁家的孩子不念两天书，谁家的姑娘不上几天学？读两天书上两天学都不想种地了，这地叫谁种呢？哪能把脖子扎起来？” 在当时，农村有点文化的青年就有些不愿意种地，想离开农村寻找出路。其中，去剧团当演员或者当作家，从事一些文艺方面的工作，被视为最好的、最理想的结果。一方面是不苦不累，另一方面是名利双收，全无拴保所说“在农村屈材料、干农业不光荣”的苦恼。银环也是把考剧团、从事文艺工作视为理想的，这样的理想其实反映了社会的一种症候，即认为文艺工作是理想的、高贵的，反之农业劳动则是反理想的。对于这种情况，赵树理在《中国青年》1957年第9期发表文章《“出路”杂谈》，批评青年希望在城市发展、轻视体力劳动、贪图个人名利的思想倾向，认为这样的思想妨碍消灭城乡差别，希望他们去农村实现自己的抱负。1957年，赵树理在《文艺学习》第5期上公开发表致长沙地质学校学生夏可为的信《不要这样多的幻想吧？》，批评夏可为不务正业、浮躁虚荣，幻想以文学创作出人头地的名利思想。公开信发表后，一些青年致信编辑部声援夏可为，反驳赵树理，赵树理又在《文艺学习》第10期发表文章《青年与创作——答为夏可为鸣不平者》，坚持自己的批评意见。 从赵树理的文章中，我们可以发现：银环的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同时，银环考上剧团的理想不大容易实现，很可能最终流为幻想。《朝阳沟》第一场中银环曾说：“毕业后升大学我没争取，剧团里来联系我原信退回。”银环的此番言说意在表明自己下决心走上农业战线，但考证当时的历史实情，升大学和考剧团都并非易事。党中央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为了解决由于大学升学率极低而产生的大量中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而剧团也不可能大量招收演员，被录用的只能是极少数人。

　　发表于《剧本》1958年第7期的《朝阳沟》版本中，银环是“原订计划有志愿，一心立志搞文学”的，并宣称“只要自己满意的工作，叫我牺牲也心甘情愿”，之所以离开朝阳沟，是因为“把皮里的血，血里的肉，肉里的骨头都使出来，也顶不上一个整劳力”，无法发挥优势，只能显现劣势。面对拴保的质疑，银环说道：“中国地方这样大，各种工作要人做，不参加农业也不算落后。”银环这样说，是有道理的。党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但并没有说只有这一条路是光荣的，而且社会主义劳动伦理讲求工作岗位的平等，一方面抬高了农业劳动的地位，但另一方面也给不从事农业劳动的诉求提供了合法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银环并不输理。但银环所讲的这番道理在这一版本中被拴保不加分析地挡了回去（拴保回答道：“你这样说来，是不是参加农业就算落后呢？”），在后来的通行版本中也未能展开讨论。但事实上，虽然升大学、考剧团或者搞文学成功的可能性较小，但银环回城也不至于找不到工作，找到的工作也不能说不是祖国建设需要的岗位。对于这样一种选择所引起的伦理纠结，与《朝阳沟》创作于同一时代的柳青的名作《创业史》中也有所反映。小说《创业史》中有一个生在农村、有点文化、见过一些世面的漂亮女孩儿徐改霞，她原本和主人公梁生宝互相爱慕，但面对城里工厂招收女工的机会，徐改霞有些心动并最终成为一名城市工人。扎根农村、一心经营互助组的梁生宝知道徐改霞想报名参加招工的消息时，就已判定徐改霞和农民不一条心了，和他也不再是志同道合的人了。他们之间的恋情也就此终结。柳青虽然偏爱自己笔下的主人公梁生宝，但对改霞的抉择还是给予了理解和赞成，并以工业化重要性、女性自主自决的现代性理由为改霞辩护，开脱其有可能负载的背叛农村的罪责。不过，对于梁生宝和同情梁生宝的读者而言，农村是更需要徐改霞这样的知识青年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徐改霞的进城摆脱不了不义的色彩。这种伦理困境在《朝阳沟》中得到了彻底的化解。对于银环而言，在城市得到理想的工作十分困难，而在农村更能实现自己的价值，被需要的感觉更强烈。而且，经过一番劳动的磨炼，银环的人格主体性更加丰富，在现代性价值被确认之后又增加了牺牲个人享受、选择艰苦工作、直接参加劳动的荣誉感。

　　银环的出路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现代性问题，是现代性造成的城乡差别所衍生的问题。蔡翔在讨论路遥的《人生》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某种意义上现代知识的传播和教育过程，包括知识的形态和内涵本身就是一个颠覆乡村的过程。” 正是现代知识与以城市化为中心的现代历史相互确认，制造了城市的现代性品格以及相应的文化趣味、教养态度，农村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只能成为愚昧落后、反现代性的所在。蔡翔同时指出：“社会主义在某种意义上一直试图弥补知识和乡村之间的断裂或者缝隙。” 这种“弥补”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层面上被表述为消灭“三大差别”，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将会和城市一样成为具有现代性品格的空间。朝阳沟的现代化程度虽然无法和城市比，但其对现代化的向往以及现代性规划，化解了知识青年无用武之地的困境，最终使得银环留在山村朝阳沟，成为一名“农业科学家”而实现自我价值。在当时而言，由于社会主义建设对农村的现代性定位，银环的选择是正确的，银环的价值实现也是有保障的。与《朝阳沟》几乎同时诞生的由马烽担任编剧的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讲的也是回乡知青和复员军人一同兴修水利、建设乡村的故事，同样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这也充分说明，知青下乡和知青回乡，既推动了农村的现代化建设，同时也促成了知青的自我价值实现，是值得肯定的新兴事物。只不过后来时过境迁，其中蕴含的现代性意义和肯定性能量被荡涤一空，到今天也无处打捞。

　　三、人情与农民的尊严政治

　　朝阳沟的现代化建设留住了银环，全村人都感到高兴，感到有面子、有尊严。银环下乡是农民尊严政治的生动体现。但即便没有这一事件，农民的尊严政治也会不可避免地生成建立，因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建设规划使农村开始获得现代性色彩、农民开始获得现代性感受。《朝阳沟》中银环初到拴保家，问候拴保父母的身体，拴保娘回答说：“好！一年难生一回气，人家干部都说我啥——哦，乐观主义。”拴保爹回答说：“好！庄稼人可结实，成年在地里，你那识字人说啥，空气新鲜，成年论辈子也不害个病。”谈到家里的生活，拴保娘唱道：“我的儿你不要多操心，咱这里每年都是好收成。棉花白，白生生，萝卜青，青凌凌，麦子个个饱盈盈，白菜长得磁丁丁。你爹爹常年能劳动，你妹子生来就勤谨，全家人连你整五口，你又是城里头下来的学生。咱队里一敲钟，你妹子，你公公，你两口前头走，他爷俩随后行，我在家里来做饭，咱全家拧成一股绳，为改变穷山沟咱各显本领。”拴保父母的言语充分体现了新农民的精神状态，他们高度认同社会主义政治，对未来充满希望，对依靠辛勤劳动改变命运充满信心，也对自己投身社会主义建设感到光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朝阳沟里，由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开展，原有的农民被组织起来成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从而获得了现代性身份，原初的个体化劳动则获得了农业生产的现代性意义。这一现代性转变在通过学习而具备现代意识的回乡知青拴保那里表现得最为彻底，在拴保的嘴里，“种地”之类的词汇变成了“干农业”之类的词汇，既显现了拴保作为回乡知青的觉悟，也反映了拴保扎根建设新农村的志气。

　　农村的现代性生成了农民的尊严政治，这一尊严政治被农民深刻感受到了，农民感受到了就会去维护它。拴保娘在规劝准备逃离农村的银环时说：“走遍全国千家万户，谁不吃谁不喝，谁不穿谁不戴。天大的本事，地大的能耐，他也不能把脖子扎起来。南京到北京，工农商学兵，县干部省干部，就连北京的大干部还看起俺庄稼人哩。”村支书在劝导银环时也说：“如今这城市镇店，水旱码头，这个行，那个业，哪一行，哪一业跟农业没亲戚？谁能说干农业不光荣。”拴保娘和村支书的话讲出了农业的重要性，讲出了农民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贡献。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在五六十年代乃至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国家为了优先发展工业，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大规模地从农业中抽取发展资金，农业为工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做出了巨大牺牲。因而，干农业光荣是无可置疑的，农民的形象和尊严感也应该得到提升。因而，当银环妈说山里人“野丫头长个辣椒嘴，高婆娘活像个扌周头鹅”时，银环便义愤地说：“不许你侮辱俺山里人。”获得了尊严感的农民，也开始重视和维护自己生活的意义。剧中有一个颇有意味的细节，心直口快的二大娘请银环代她给在部队当兵的外甥回信，二大娘说，银环写，二大娘欣喜地说了朝阳沟的新变化，说了很多、很具体的事物，可到了银环的笔下，却变成了高度概括抽象后文绉绉的四句话。二大娘心怀不满，发牢骚道：“我这和尚听不懂你念的经，离了杀猪的也不能连毛吃肉。”银环则说：“你那经我这和尚也念不了，够啰唆啦。”这个细节既可以表现银环对于农村兴趣的减弱，也可以呈现知识分子与农民之间的文化差异，农民的言语虽然有些琐碎，但知识分子的话语却显出陈腐。银环觉得二大娘说了那么多太过啰唆，而且也不值得一一写来，二大娘则觉得自己的生活状态和心情、自己想说的事没有得到彰显和尊重，自己的精神尊严在银环这里受到了压抑。二大娘的不满典型地体现了农民对于自我生活的尊严感及其表达欲望。

　　获得了尊严感的农民并不唯我独尊，而是祛除了传统农民身上的狭隘，他们真心地觉得城里来的姑娘就是漂亮，但对于银环的去留，他们表示“你来俺欢迎，你走俺欢送”，全然没有那种旧式的乡土书写中所常见的对城市人的怨恨。这也是农民尊严政治建立后文化自信的一种体现。

　　《朝阳沟》中的农民，因为获得了现代性身份及生存感觉，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可是，这些农民又是为观众所熟悉、所热爱的，是典型的“熟悉的陌生人”。这些农民形象之所以为人所熟悉，是因为弥漫在这些人物活动中的是浓郁的乡土人情。温暖、亲和、明朗、直率是《朝阳沟》中乡土人情的基调，其中银环和拴保一家的关系、邻里之间的关系、村民们和村支书之间的关系，都带有传统仁义色彩而显得美好，并且也不失现代气息。银环和拴保一家的关系中没有婆媳斗气、姑嫂斗法的阴影，公公婆婆都很开明，一家人和和美美。村支书来清叔没有一点权力拥有者的跋扈，而是怀着长者的仁义和慈爱，带头劳动、团结村民，用入心入理的言语做村民的工作，一句“有意见开会对我提”显示了其民主坦诚的作风。总的来说，《朝阳沟》中亲切温暖的人情氛围是传统伦理和现代意识相契合的产物，传统道德伦理中讲求孝亲仁爱的美好一面与现代意识中民主平等的政治观念有机结合，生成了这样一种令农民观众和知识分子读者都喜闻乐见的情感氛围。对这种情感氛围的营造应该说是剧作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显示了作者的匠心。

　　作为出身农家的革命剧作家，杨兰春熟悉农民的情感心理，对农民的心理局限性也有所认知，因而在剧中十分到位地表现了新农民的健康明朗的情感；杨兰春解放之后又长期生活于城市，工作于知识分子中间，对于现代意识自然能够掌握，同时又对现代意识的弊端、知识分子的弊病有所体会，尤其是对《朝阳沟》演出前后政坛、文坛此起彼伏的批判斗争，有着深深的心理触动，对于淳朴温暖人情的感念是十分强烈的。

　　《朝阳沟》演到银环决心留下来时，主要的矛盾冲突应该是结束了。但后面还有一场即第九场，也是最后一场，讲的主要是银环妈也来朝阳沟落户的事。从戏剧结构上来说，这一场似乎是赘余。但从戏剧意蕴的完整性上来讲，却是必要的。银环下乡，一个重要的阻碍是银环妈。银环妈之所以阻碍，虽然主要是缘于小资产阶级的市侩打算，希望过上优越的生活，但也包括对自己老无所养的担忧。银环决定留在乡下，朝阳沟的乡亲们十分高兴，但同时面临一个伦理困扰，即银环的母亲怎么办。银环的母亲含辛茹苦地养育银环，老了却独自一人生活，于理不通、于情不容，朝阳沟人当然也是于心不忍的，这从村支书等人的话语里可以知晓。化解这一困扰的情节设计是银环妈随银环一起下乡落户，这样的设计实在是高妙，既响应了党和国家精减城市非劳动人口的号召，又通过银环妈的转变再次确认了农村的现代性，同时也造就了伦理的和谐与圆融。第九场中的亲家母对唱一段广为流传，成为《朝阳沟》中的经典唱段，就是因为其中洋溢着伦理人情的欢欣。这也再一次说明，《朝阳沟》的成功和经典性，不仅来源于政治正确，而且甚至更重要的是来自对于人情伦理的体察与呵护。

　　四、余论：农村的现代性与农民的尊严感

　　《朝阳沟》中村支书规劝银环时说：“新社会谁家孩子不上几年学，谁家的闺女不读几天书，我的老天爷，都上几年学读几天书就不想种地啦，那地叫谁种哩？”不幸的是，几十年过去，村支书的担心逐渐成为现实。教育和知识成为农村青年逃离农村的途径，农村逐渐成为失败者的归宿，成为落后和困顿的象征，《朝阳沟》所设想的知识青年留在乡村用科学文化建设新农村的现代性方案最终趋于崩解。但今天重读《朝阳沟》，仍然会为其中呈现的现代性方案及这一方案中的农民尊严政治的保障而感动。当我们在为三农问题担忧、为农民鸣不平时，《朝阳沟》至少可以提示我们：没有农村的现代性，谈何农民的尊严感？从这个意义上说，《朝阳沟》及其持久感染力的存在，“既不能令人感到保存了历史，又无法让我们觉得摆脱了往昔” ，它无法被遗忘、被消解，而是时时以自己的游荡和显现，为我们反思当下的现代性模式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想象力资源。

　　（选自《文艺理论与批评》2019年第4期） 2019年河南文学作品选（六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