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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世纪河南文学论——《新世纪文学的河南映像》导言

　　李勇

　　一、什么样的土地，什么样的文学

　　2010年一个秋日午后，我乘车去开封。车走的是郑开大道，一条宽阔无比的公路。它另有一个名字，叫郑汴快速城市通道。一个“汴”字，道出了时间的深度。那个下午，秋高气爽，天高地远，四野的庄稼散发着秋天的气息，一眼望去，一片秋日特有的斑斓。那开阔、平坦、辽远、丰厚，让人心醉神迷。这开阔平坦的土地，当然也是丰茂的。郑开大道向我背后伸展，便是郑州市区。与这条大道相连的一条大道，也是郑州的主干道之一，叫农业路。郑州还有农科路、丰产路、丰庆路……这些道路的名称，标志着这个城市、这块土地的特征。在这样一个一切都飞速变迁、升级换代的时代，还有这样一个城市如此执着地保存着它和一个旧文明形态的联系，不免让人诧异。然而，也没有什么好诧异的，就像这块土地上所生长的作物一样，那些小麦、玉米——北方最常见的也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它们年年被种植在郑州市北黄河两岸辽阔的土地上，每到丰产在望的六月，我所居住的郑州西郊便弥漫在一股浓郁的麦熟气息中。风从早吹到晚，灌进鼻腔的，是儿时无比熟悉的味道。那空气中的气息，甚至偶尔还有随风远扬而来的麦糠，或者高楼大厦间偶或走过的面目黧黑的乡民，都无比生动地标识着这块土地的文明印记。

　　一个城市的特征，是否也是这块土地上的人的特征？这里的人们，平凡、朴实。中原多土而缺水，不管今天的郑州还是开封，所拥有的有规模、有气势的“水”，只是一条黄河。纵天降甘霖，河有分支，对广袤的中原大地来说，也都是杯水车薪。缺水的生命，就像缺水的土地一样，总是少了那么一丝灵气，不过却也成就了另一种憨实。这里的人们喜欢说一个词：中。这个词的词源意义和其文化基因，是否和古人对“中原”方位的指称有关不得而知，但今天河南人话语中的“中”的意涵，代表的是一种肯定的应答，一种应许和承诺，一种让人感到熨帖和亲切的质朴、爽快。不过，当它又常常失信于生活的无常和无奈，以及人的功利和有限时，你又会更深切地理解这块土地上的人的一种虚荣和狡黠。

　　关于“河南人”的话题，不说也罢。这个对河南人来说比较尴尬的话题，我们都知道很庸俗，甚至有些无耻。但尽管如此，我们依然无法摆脱尴尬。当然，我们也很清楚，在我们羞于启齿的背后，也隐藏着某种真实——真实的历史和现实：在李準的《黄河东流去》，在田中禾的《五月》，在李佩甫的《羊的门》，还有刘庆邦的《神木》、邵丽的《刘万福案件》、乔叶的《拆楼记》、南飞雁的《红酒》、李清源的《胡不归》等作品中，生命的流离、湮灭，人性的挣扎、扭曲，一切都曾在这里或正在这里上演。

　　这一切并非河南所特有，但似乎只有在河南这块土地上，这一切的苦难和残忍，才表现得如此酷烈，如此撼人心魄、触目惊心。当然，你也可以说，文学写作在一定程度上总有虚张声势的成分。但这可能只是我们为自己强找的一种“不至于如此”的理由。文学里的“河南”反而可能更为有力地揭露了这块土地的一种深在的真实。

　　那么，这种“真实”究竟是什么？——贫穷、苦难，或者愚昧？

　　那些生长在河南这块土地上的作家，对于这块土地的了解也许是最深切的——

　　宋代以前，中原是最好的一块土地……好在哪呢？中原地区一马平川，四季分明，四条大河，三条流经平原，黄河、淮河，还有济水，不过济水后来被黄河淮河吃掉了，几乎是插根棍子就可以发芽的土地，气候环境条件非常好，这是最有利于人生存的地方。但是宋代之后，逐渐走向衰落了，这是被彻底征服过的一片土地，后来我称它为“绵羊地”。杀气太重了，历年战乱不停，不是有句话说，得中原者得天下，后来被征服后，人民像草一样，命很贱，独立意识很差，群体意识极强，密度很大，但是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生生不息。

　　另外，还有自然条件的原因，就是黄河。黄河连年泛滥，民不聊生，而且黄河滚来滚去，从来没有被征服过，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彻底锁住了。新中国成立前，黄河对河南人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灾难，是一条“害河”。河南人“走西口”，为啥“走西口”呢？背水而逃，西边高，东边低，逃水啊，河南天灾人祸，连年逃荒，逃亡的路线就是一直向西，第一站就是西安，西安现在有一半人是河南人，最远乌鲁木齐……对黄河的记忆是河南人最坏的记忆，我去豫北黄河看过，（那边的人）都没有建设意识，淹一季，收一季，锅都在树上挂着呢，都没有建设家园的意识，随时准备逃跑。淹一年人跑了，但是很有意思的是第二年必然大丰收，因为那淤地是很肥沃的。吃一年，但是第三年又淹了，所以他不建设，生活质量偏低。

　　李佩甫的描述，也许并不全面，但确也道出了这块土地的历史的真实——这历史又决定了现实。而河南作家以及他们的文学，又是这样一块土地上开出的别样的生命之花。关于文学的“河南”，并不止于河南作家的描绘，在湖北作家方方20世纪80年代著名的小说《风景》里，河南人出现在武汉郊区，他们聚居于一个据说真实存在过的、被称为“河南棚子”的地方；在陕西作家高建群新世纪之后发表的长篇小说《大平原》里，逃水西行的河南人，足迹远至陕西、新疆，他们在人烟稀少的西部土地上，以河南人特有的坚毅、顽强生根发芽、繁衍生息……

　　所以，“生存”应该是河南这块土地上的人的第一生命要义。相应地，与生存有关的话语，则是河南文学最显要的话语。于是我们在李準的《黄河东流去》、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甚至《一句顶一万句》）、田中禾的《十七岁》、李佩甫的《李氏家族》中看到了那无尽的战乱、贫穷、苦难，颠簸其中的人们避难、逃荒……既然有生存的悲苦，便有争夺和算计，便有钩心斗角、狗苟蝇营，不管李佩甫、南飞雁、乔叶笔下的官场，还是阎连科、刘震云、李洱、墨白、李清源笔下的乡村，围绕权力的算计和争夺，无异于一场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既然有这人与人的战争，也便有了有形和无形的伤害，便积蓄了疮疤和病疾，于是便有了这块土地上文学的另一个显豁的主题——愚昧。遍览河南文坛的那些优秀作家的作品，它们几乎无一不与“愚昧”这个主题有关。

　　然而，这块土地上这些最优秀的作家作品所共同述说着的这个主题（“愚昧”），难道不正是由另一个主题（“贫困”）所决定的吗？无以复加的苦难和贫困，令人错愕的人性变异，共同造就了河南文学特有的生存叙事和启蒙叙事。有时候，在李佩甫的《羊的门》、乔叶的《拆楼记》、阎连科的《黑猪毛白猪毛》那样的作品中，贫困和愚昧的纠缠，甚至让我们无法辨清——它们到底谁才真正具有根本性？

　　已经去世的陕西作家红柯批评陕西人精于算计，“每个毛发都在算计中” ，其实他说的并不只是陕西人，而是更广义的内地人、中原人。中原人多，地广而人稠。“人稠”虽然是大多数中国内地省份的共性，但如果想要见识真正的人稠景观，还是应该到中原，到河南（比如可以去郑州火车站或上下班时段的花园路、中州大道）。人稠自然就意味着资源短缺，意味着活命的严峻，意味着竞争，意味着铤而走险。我第一次读刘庆邦的《神木》，惊讶于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竟还有这样的罪恶与黑暗，但那嗜血的獠牙难道不是因为生存的逼迫？后来又看他的《到城里去》，那里面已经没有了獠牙和血光，但是那生存的疼痛已经弥漫、蔓延成了一个乡村女人从青春少女到蓬头垢妇的一生……还是那句话，这一切在其他地域也在发生，但似乎只有在河南这块土地上，在这块土地上的作家的笔下，这一切才如此惊心动魄。

　　更让人忧心的是，今天的河南和今天的整个中国一样，一切都在飞快加速，一切都在飞快改变。大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日趋加剧，时代转型改变着整个社会的面貌。相较于80年代的改革开放初期，近三十年的中国社会发展变化显然不可同日而语。仅以我所在的郑州市高新区为例，二十年前它还是一片农田，新世纪前后大学西迁刺激了它的发展，但直到十年前的2010年我参加工作的时候，这里仍属于不发达的城乡接合部，当时租处所在的小区，四周有大大小小近十个城中村，大概五六年前，当地政府下达改造令，所有的城中村不到一年时间全部拆除，又一眨眼，高楼林立起来，街道绿化起来……道路拥堵起来，房价火箭般蹿升起来。就在那几年，李佩甫的《生命册》正好发表，我读这个小说时，看到吴志鹏喜欢的那个女孩子梅村租住在一个城中村，便想到自己当年常去的那个城中村，那个村子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杂货摊、生鲜市场、修车店、台球室、棋牌室、出租屋、夜市应有尽有，记忆最深的是有一家烧饼店的烧饼特别好吃，而且特别便宜。还有村头的一对个子小小的卖柴鸡、柴鸡蛋的夫妇，他们来自河南周口，租了村子里的林地，散养柴鸡和柴鸡蛋，因为林地就在村边的大桐树下，抬头即见，所以柴鸡和柴鸡蛋应该货真价实，也常有人开车穿越大半个市区来买。对于这个村子的记忆和印象，后来成了我读小说时对“城中村”“出租屋”这样的情节的全部想象来源——我想象着《生命册》的梅村被人欺骗后在那个城中村中凄惶度日；也会想到李清源的《苏让的救赎》里苏让和他的女朋友也是在那个城中村的出租屋里吵架、分手；还会想到乔叶《认罪书》里的金金也曾在那样一个出租屋里栖身并预谋着她的复仇大计……

　　而这一切，随着城中村一朝消失，现在都已是过眼云烟。当告别发生后，我们总觉得一切恍如昨日，但时间一往无前、从不回头，直到那曾经的一切突然发现已变得如此遥远。这时，也便会有一种恍惚感。而恍惚，可能只是我们这些置身事外的人的一种轻飘飘的观感，那些置身其中的人们呢？当然，我们也并不是完全置身事外，我们也身在这种迅疾的变化之中，受它冲击，对它希冀或慨叹。然而，和新世纪文学里的那些人物及其命运相比，我们的体验确实是更为外部化的。在河南作家笔下，那些酷烈的生存现实，那些曾经的历史，至少是我不曾经历过的。

　　而这样的历史和现实，又赋予了这群作家怎样的精神品格和文学样貌呢？

　　以新世纪河南作家和河南文学的表现来看，我们首先要提到的，仍然是忧患。这种忧患，既有现实的，又有历史的、文化的。忧患的面向，也决定着忧患的深度。所以在老作家身上，那种现实与历史交织的文化纵深感更让人印象深刻，比如田中禾与李佩甫。田中禾在新世纪之后的写作，比如《父亲和她们》《十七岁》《模糊》，更多地取材于历史；李佩甫的《城的灯》《生命册》《等等灵魂》《平原客》等则更瞩目现实。但不管是书写历史还是现实，作家笔端所渗透的，是对于时代、对于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忧患。

　　而谈到忧患，尤其是从历史或现实这种取材面向来看待这种忧患的话，那么新世纪当代文学的精神关怀似乎莫不如此展开。具体到河南作家而言，这种忧患的特殊性又在哪里？我认为应该还是在它的批判指向——文化。而这种文化批判又尤为突出地表现在对于前现代的精神状态、文化形态的一种批判。当然，说到文化批判，或者说那种启蒙主义式的对于前现代精神状态、文化形态的批判，又非河南作家所独有。但这种批判的激情在河南作家身上似乎又表现得最为普遍、最为集中。以新时期而言，我们便能够数出乔典运、刘震云、阎连科、李佩甫等一个个作家的名字，其作品为河南文学敷上悲抑、滞重之调性。在这种情况下，李洱、墨白（其实也包括刘震云）那种更注重文学形式和语言探索的写作，便显得有些特立独行了。他们的这种写作路向和风格，不管是否以“先锋”为名，至少相对于河南文学整体性的悲抑、滞重文风而言，是有着显著的差异的。这种差异的根源，还是在于他们内在的语言和形式创造的激情。不过，这种激情既生发于这块特殊的土地，又借助于这块土地的人事和历史以外化和表达，那么它也便无法从根本上摆脱这块土地特有的滞重。这也便形成了这些作家身上共同的一种既前卫又传统、既叛逆又回归的特征。

　　李洱、墨白身上的这种矛盾性，也许更能说明这块土地的沉重。而另一个关于这块土地沉重的证明，来自更年轻一代的写作者，尤为突出的是那些女性作家。纵观新时期以来的河南文坛，不管过去还是现在，在启蒙叙事的文学传统里，男作家一直占有压倒性优势，在此背景下，邵丽和乔叶的启蒙叙事表达便显得尤为醒目和突出了。这两位女作家的创作，其实如果仅以“启蒙叙事”来概括和归纳的话，显然是有些不够的，她们的女性经验使得她们的写作与那些男作家相比，显然要更具特殊性。然而，若过于突出和强调她们写作的性别特征，又会使我们陷入另外的误区，因为无论乔叶还是邵丽，她们更为成熟的作品，比如《刘万福案件》《认罪书》等，其实都超越了一般的性别叙事，而具有一种更普遍、更开阔的精神追求和气质。这种精神追求和气质，一定程度上又让她们和她们的男性前辈殊途同归。也许，这种介于启蒙叙事和性别叙事的两间性，恰是她们写作的个性所在。

　　在证明传统的强大方面，莫过于不同代际作家的精神呼应。邵丽、乔叶属于60后和70后，她们超越其女性性征的表达，显示出对传统的依承，而更年轻的李清源、南飞雁所表现出来的，则是超越代际对传统的依承。关于这种依承，当我们想到更年长的一代仍然有墨白、李洱这样的反传统者时，我们会惊讶地发现，更年轻的一代对传统反而更为亲近。他们对“现实”的信仰、对时代的焦虑，以及对现实主义写作路径的选择，都是他们依承传统的证明。而当我们对于河南文学整体性的风貌有所把握，并对它的创生和突破寄予希望的时候，新生代的这种表现却让我们有所犹疑——这是年轻一代的保守，还是这块土地的强大与雄厚？

　　谈到对于这块土地的审视，我们似乎还需要寻找一种更超脱的、更外部化的视角，就像于万米高空俯视大地一样，这样也许才能将这块土地看得更清楚。出于这种考虑，我们选择了周瑄璞和方丽娜两位与这块土地有着血脉关联，但却游离、出走的作家作为我们观察和研究的对象。她们都是生长于河南这块土地（临颍、商丘），后来去往了外省和海外（陕西、奥地利），但是故土的文化基因会随着时空的改变而改变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这种文化基因又以怎样的形态存在于她们出走的生命之中？

　　二、新世纪河南文学最突出的特征及其他

　　对于文学发展而言，任何时间性的分期都难免蹩脚、生硬。但是语言的力量也在这里，当我们使用一个时间概念——比如“新世纪”——来界定某种客观世界变化时，即便这种客观世界变化并不一定完全局限于这个时间范围，但这个时间概念其实已经暗暗渗透到我们对客观世界的理解之中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时间概念也便开始建立起超出它自身的内涵，从而具有一种更丰富的历史意涵。换句话说，所谓“新世纪”，并不一定非要从“2000年之后”来理解，恰恰相反，我们可以从其背后的历史内涵入手，对它做更丰富、立体的理解——它不只是一个时间性表述，也是一个包含了一定历史内容的事件性表述。这个“事件”便是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急速发展，正是这种发展，赋予了“新世纪”以特殊而丰厚的历史内涵和历史意义。新世纪的河南文学，便是植根于这一历史之中的，再加上河南新文学叙事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共同形成了此间河南文学的突出特征。这个特征，大约包括以下三点。

　　第一点，是对于时代现实的强烈关注。其实近三十年来，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的现实主义冲击波起，当代文学的现实主义转向便已开始。作家对于转型加速期时代现实的书写，汇成了此间除现实主义冲击波之外，还包括底层文学、“非虚构”等在内的诸多文学浪潮。其中，河南作家的表现应该是最突出的。以新世纪为例，我们看到身在河南本土的李佩甫、乔叶、邵丽、南飞雁、李清源，以及离开河南的刘震云、阎连科、周大新、刘庆邦、梁鸿等作家的创作，都莫不直面时代现实。他们的《生命册》《拆楼记》《刘万福案件》《红酒》《丁庄梦》《湖光山色》《到城里去》《中国在梁庄》等，都是直击社会现实和时代问题之作。这些身在河南省内和省外的河南作家，关注时代现实的热情则不约而同。这一点，在其他省市的作家身上并不多见。作家的写作取材因个性、趣味、学识、经历等有所不同应是常态，但在河南作家身上，却共同表现着对时代热点话题的巨大热情。这些话题又尤为突出地集中于两点：城乡问题、官场问题。乡村叙事、官场叙事历来为河南作家所擅长，而新世纪以来，这两种叙事在分别发展的基础上，日渐呈现出合流之势。比较早的如李佩甫1999年发表的《羊的门》（及后来的《生命册》《平原客》等），后来如乔叶的《拆楼记》、邵丽的“挂职系列”等，都不再单纯地描写“乡村”或“官场”，而是以一种更开阔的文化批判和文化启蒙视野，整体性和宏观性地呈现转型时代的新型社会问题——它们与现代和前现代文化冲突下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文化形态密切相关。河南这块传统而古老的土地，面临的是时代和历史性的裂变与转折，其中的撕裂、阵痛可以说是其他土地所不具有的。这也成全了河南作家笔下那些令人触目惊心的人生和命运故事。

　　第二点，是河南作家的情感猛烈程度。这种情感猛烈程度，首先表现于其作品中的人事惨烈程度，这一点如果读过了刘庆邦的《神木》、邵丽的《刘万福案件》、阎连科的《丁庄梦》、李清源的《胡不归》等，相信不会陌生。当然，若论人事之惨烈，并不一定是直接性的血淋淋的悲剧，还可能是一种“无形的杀戮”，比如李佩甫笔下那块阉人的“平原”、南飞雁的“七厅八处”。说实话，我常常想，他们写的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悲剧故事，如果放置于其他地域，很可能会让人觉得不真实，但让它们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由这些作家痛彻心扉地讲出，却每每都让人无法不动容。其次，这种情感猛烈程度还表现于作品所体现出来的作家态度。新世纪河南文学最突出的一个特征，是前面提到过的那种作家的文化忧患态度。这种文化忧患在其他地域作家身上也有，但河南作家却尤为直接和强烈。以其官场叙事来看，李佩甫、乔叶、邵丽等对官场的批判，有一个火力集中点：“权力—关系”文化。其实，这种带有强烈启蒙意味的“权力—关系”文化批判，是可以进一步延伸、扩展为一种更深广的文化反思的。但在大部分河南作家身上，这种“延伸、扩展”却往往被激烈的批判情绪所阻断，从而使其多滞留于一种浅表性的社会和历史批判，而无法上升为更深广、更悠远的文化反思。这一点和陕西作家便形成鲜明对比——陈忠实的《白鹿原》是典型的文化反思之作；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虽然写的是社会转型，却透露出更高远的文化道德重建的雄心和理想主义的情怀。河南作家整体而言，缺少这种宏伟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气质。

　　以上两点也决定了河南文学的第三个特征，即比较典型但又比较特殊的批判现实主义风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主张以人道主义的立场、朴素的写实手法再现客观现实，河南文学显然是这样的一种风格。但河南文学却又因前述诸种原因而有自己的个性。首先，河南文学带有某种自然主义的倾向。阎连科笔下那有着森森白骨的“耙耧山脉”，邵丽《第四十圈》中惨烈的仇杀，刘庆邦笔下吞噬人性和生命的暗黑矿井等，都是这一特征的体现。其次，是这种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风格的覆盖性。在河南当代文坛，批判现实主义风格不仅是主调，而且是绝对的主调。本书所论及的河南作家（不包括周瑄璞和方丽娜），除了田中禾（他的部分创作带有浪漫主义风格）、带有先锋意识的李洱和墨白外，其他作家的创作全是这种批判现实主义的风格——不论中青年作家、老作家，男作家还是女作家。若范围扩大，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河南文学看，这一结论同样成立。 这种大规模的前后相继、无论男女的文学追求在其他省份亦属罕见，比如气候地理和河南相似的山东，莫言、张炜、尤凤伟、王方晨的文学气质和河南作家便有明显差异，尤其是其个体间差异看起来也要比河南作家更大。而在陕西，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的文学气质显然有异 ，高建群、红柯的浪漫主义风格也各有千秋。这些北方省份的文学风格总体要比河南文学的风格要更多样一些。

　　这样一种创作特性，共同形成了新世纪河南文学的个性。这种个性，或许不具有“质”的独特，却有“量”和“度”的惊人。如果说这种文学特征可以用现实主义来概括的话，那么我们完全可以称之为富有中原特色的现实主义——它形成于中原特有的“现实”，并以某种群体性和共性的艺术追求和艺术样貌形成了一种“主义”。传统的形成，必定是多种因素的集成。这个过程是无形的、无意识的，但却有着强大的同化力。乔叶说她早年并不希望自己被贴上“河南作家”的标签，但“现在就比较认命，真的就觉得自己是个河南作家”，因为在她眼里，河南作家“就是很像” 。九岁便离开河南迁居陕西的周瑄璞，近年发表的长篇小说代表作《多湾》《日近长安远》都笔落河南，追寻一种已逝去的、理想化的中原文化和中原精神，其内在的激切、忧愤，与贾平凹、陈忠实等陕西作家有异，而与河南作家如出一辙，她说：“我作品的魂魄，好像只有落脚在故乡那片土地上，才有所寄托，才有着深扎大地的强大生命力。” 而另一个关于河南文学同化力的证明来自李洱和墨白，他们的写作虽然都有着“先锋”的面目，甚至作家本人也自命为“现实主义的叛徒” ，但其实他们作品的血肉，乃至于他们生命的根基，都与中原大地紧紧相连。

　　在论述新世纪河南文学特性方面，我们选择了十位作家（田中禾、李佩甫、墨白、李洱、邵丽、乔叶、李清源、南飞雁、周瑄璞、方丽娜）。而“新世纪”即便作为一个单纯的时间范畴，对他们的创作而言，也是意味着某种根本性的发展变化的。田中禾生于1941年，新世纪之后发表的《父亲和她们》《十七岁》《模糊》相较于他之前的创作，在艺术风格、主题表达上都有较为明显的变化；李佩甫生于1953年，除了《羊的门》（1999）之外，其他代表性作品《城的灯》《生命册》《平原客》等，都发表于新世纪；李洱新世纪后发表的《石榴树上结樱桃》《应物兄》明显摆脱了他早期的先锋写作风格；而同样的变化，也程度不同地发生在墨白身上；至于更年轻的邵丽、乔叶、周瑄璞、方丽娜，她们更是于新世纪前后才在文坛崭露头角；而李清源、南飞雁则是于新世纪第二个十年才跃立文坛。所以，“新世纪”对我们所论述的这些作家而言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可以独立讨论的时间范畴。

　　最富争议的是“河南文学”这个概念。“河南文学”是一个地域性的文学指称。文学与地域的关系，属于文学地理学范畴。文学的地理属性确实也能从世界文学和中国文学中找到相应例证，世界范围内民族、地域之间的差异与文学差异的对应，中国古往今来文学地理性的区隔，也像一个区域的人种、语言差异一样，并不是那么难于想象的。也正是因此，丹纳才将种族、时代、环境作为文艺研究的三要素加以强调。事实也是如此：“五四”以来，20年代“乡土小说派”笔下的“鲁镇”“浙东”“贵州”，沈从文的“湘西”，老舍的“北京”，海派作家的“上海”，都是现代文学时期著名的文学地理坐标；新中国成立后，柳青的“陕北”、赵树理和山药蛋派的“山西”、孙犁的“河北”，也都是著名的文学地理存在。

　　“河南文学”这个地域性的文学指称，显然也承袭了这样一种文学地理学传统。关于河南文学，还有“文学豫军”（“豫籍作家”）、“中原作家群”等称谓。按照孙荪、何弘等研究者的论述，这个文学流派的存在是有着客观史实支撑的。作为一个地域文学群体的河南文学，大致于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才开始形成（现代文学时期力量比较薄弱），孙荪认为，“文学豫军”是一个源于新文学初创时期，成型于50年代，爆发于八九十年代的文学创作群体。它主要由“省内作家”和“豫籍作家”两部分共同组成。 “文学豫军”的提法是20世纪90年代产生的，新时期之后最早的指称是“河南作家”。“从‘河南作家’到‘文学豫军’再到‘中原作家群’的阶段性变化”，其中隐含着时代环境变化、命名者精神诉求、文学体制规约等多种力量的制衡。以“文学豫军”为例，它在20世纪90年代的提出（以1999年河南省文学院组织的“文学豫军长篇小说研讨会”为标志性事件）呼应了当时“陕军东征”“文学湘军”等中国文坛的动向，同时也与90年代文学发展低迷从而亟待振作的文艺界心态有关。至于新世纪之后（大约2010年）出现的“中原作家群”称谓，因立足于新时代、新语境，也引入了新队伍成员（如70后的李清源、80后的南飞雁等），所以同样也是一个“具有充分使命感的论述” 。

　　90年代以来关于河南文学的这种称谓衍变，背后虽然有时代变化和相应的文学群体变更（尤其是代际更迭）、创作特征嬗变等因素，但实际上体制的力量可能更具有决定性——在“文学豫军”“中原作家群”命名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孙荪、何弘，他们本身便是河南省文学界的领导。那么，既然是一种人为的官方主导的命名，那么便不可避免有生硬之处。不过，文学地域性命名之生硬，并不只是因为体制力量的介入，而是与这种命名方式本身所暗含的矛盾有根本性关联。这种矛盾，至少有两点：第一，地域和人（作家）的矛盾；第二，人（作家）和文学的矛盾。

　　先看地域和人（作家）的矛盾。首先要说的是“地域”，地域划分方式一般至少有两种，一是行政性划分，二是自然划分。前者是人为性的，后者更尊重了某些超人为性的客观因素，尤其是更尊重了地域自身的某些自然属性（民族、文化、风俗、信仰等）。行政划分当然一定程度上也会尊重地域的自然属性（地域本身是无法改变的），但囿于现实考虑必然不会完全迁就，所以自然划分往往是超行政化的。比如我们这里所说的河南文学，“河南”是一种行政划分，而中原作家群的“中原”则是一种文化划分。于是将文学和作家进行地域划分，便必然会出现行政/文化冲突的尴尬。比如我们提“中原作家群”，这个“中原”至少从字面来看，其文化范畴所包含的地域肯定不仅仅囿于行政区域的河南一地，那么受中原文化影响和辐射的其他非河南作家是否也属于这个群体？同时，行政区域又是随着历史发展有所变化的，今天的河南辖域肯定不同于民国时期的河南辖域，如今天商丘的某些辖区当年便属于山东，假如当年有个作家恰生于此辖区，那么他是否在河南作家之列？而至于“人（作家）”的方面，最突出的矛盾在于人是可以移动和变化的，而地域则相对固定。一个作家离开这个地域，那么他是否还属于这一地域的文学群体？如果说他的文学风格保持地域特色不变，那我们还可以把他纳入这个地域文学群体（将离开河南的刘震云、阎连科、刘庆邦等称为“豫籍作家”便是这种考虑），但是他的地域风格到底能保持多久（甚至多大程度的保持才算“保持”）？其实，根据现有的地域归属来划分作家，是我们今天惯常的做法——湖北作家姚鄂梅去了上海便成为“海派”，山西作家孙频去了南京便位列“苏军”，江苏的戴来远嫁河南便被归为“豫军”……其实全国上下除了北京有些特殊外（北京的特殊地位导致北京首先没有像其他地方作协那样迫切地打出“北京文学”或“北京作家”的旗号，其次即便也有“京派”的说法，但因其历史理解相对定型化所以也导致这个概念在今天失去了扩延的弹性），其他地方文学群所表现出来的“包容性”，确实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当然，如果不按行政区域划分而按文化属性划分，可能也有问题，甚至是更根本的问题——这种我们往往标举出的文化属性是否真的是地域特色？比如湘楚之地都受楚文化影响，这是勉强说得过去的，但如果单独提“文学湘军”“文学鄂军”，这两者的区别又在哪里？

　　这里，更根本的问题可能还是在于文学创作的个性和共性问题。共性肯定是存在的，同一个国家、地域，因为生活习惯、文化风俗、信仰、语言等相似，必定会使文学存在共性。但也并不尽然。这里暂且不提对于文学而言更具有根本性的价值立场、文学观念等，单就习俗描写、语言风格等艺术层面的问题而言，同一个地域、国家的作家其差异性可能也并不比不同地域、国家的作家要小，而不同地域、国家作家间的相似性，也可能要比同一地域、国家的作家要大。鲁迅的传人不止于浙江和绍兴，沈从文的文学后裔不会只流布于湖南和湘西——这显然是更符合事实的例证。

　　这里所牵扯的问题，就是人（作家）和文学的关系问题。文学地理学显然首先考虑的是主体——“作家”，而不是“文学”。这也能解释我们目前所讨论的关于河南文学的问题——“河南文学”后来被替换为“豫籍作家”“中原作家群”，都是更突出了“人（作家）”，而不是文学的属性。其实，关于文学，一直有一种超越性的或者说理想化的理解与期待，即好的文学不应该只属于某一地域；或者从创作论的角度来说，一个作家的写作应该有面向世界和全人类的抱负。无论从创作还是接受而言，对文学的这种超越性（超地域、阶级、种族）理解和期待，相信我们都不陌生。而在文学理论领域，现代阐释学、结构主义等学派，也都是在消解文学的主体性，其背后也是一种追求普遍性的冲动。如果说20世纪这些反人本主义思潮过于极端的话，那么我们能举出的更切实、更具体的例子是——有些作家的创作确实是比较缺乏地域特征和地域属性的，我们读《红楼梦》会觉得曹雪芹是北方作家还是南方作家？莎士比亚、卡夫卡的写作和他的故乡有多少关系？ 甚至，柳青的写作和赵树理、周立波相比，某种程度上也是回避地域性的；80年代余华、格非等“先锋作家”对地域性更是不屑一顾。也就是说，至少从理论上和某些事实来看，人、文学与地域之间的对应是不同的——一个人的长相、说话口音、生活习惯等可以很南方化或北方化，但他的写作却可能是朝向世界的。所以莫言文学的“嫡亲”是马尔克斯，而非蒲松龄，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三、余论

　　关于文学的地域属性和地域性划分，确实有着很多难以厘清的难题和困境。这些难题和困境，既有逻辑上的、理论上的，又有现实性的。然而，理论和现实上的这种困境，却又无法掩盖一个事实，即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作家的地域属性又是客观存在甚至不容忽视的一个事实。尤其是当我们将目光对准一些个体，而不是进行宏观的、群体性概括和定义的时候，地域属性确实又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分析方法——它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一个精神个体。正如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新世纪河南文学，至少就田中禾、李佩甫、墨白、邵丽、乔叶、南飞雁、李清源等人而言，河南这块他们生长和扎根的土地，对于他们的创作而言是决定性的。而他们作为一个群体，确实也存在着一种精神上的共性——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那样。因此，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文学地域属性的提出，只有在适用和需要的时候才应该提出？而作为一种效果检验，我们应该要观察和追问的是：地域性的提出是否为我们理解特定的——而不是所有的——文学和作家提供了帮助？

　　我认为，至少就河南文学（尤其是新世纪河南文学）而言，地域性的提出是有效的。当然需要说明的是，正是因为突出了这种地域性，所以我们这里选择的比较多的是河南本土的作家（有七位）——这也是我们在具体论述和行文中使用“河南作家”（而非“豫籍作家”或“中原作家群”）这个称谓的部分原因所在。因为“河南作家”通常指的就是在河南本土工作的作家群体。 在我们讨论的十位作家中，情况特殊的首先是李洱，李洱是2011年离开河南，除了《应物兄》外，他新世纪的代表作《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都写于离开河南之前，加上他新世纪创作所展现的精神倾向和艺术特征，把他纳入讨论范畴应无异议。除了李洱之外，还有周瑄璞和方丽娜，周瑄璞早年便去了陕西，方丽娜则是通过读书出国并入籍奥地利，她们写作所涉及的空间场域，看起来和河南的关系更疏淡（尤其是方丽娜），但正如前文所提及的，河南这块土地仍然内在性地影响着她们的写作。选择这十位作家，其实不仅仅因为他们和河南的关联，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于我们所讨论的问题的价值和意义。本书的主体共分为五个部分，所讨论的“历史与现实”“写实与先锋”“女性与启蒙”“青年与生存”“外省与世界”五个话题，其实也牵扯到当代文学最重要的一些话题，比如现实主义、文学的中国性和世界性、启蒙等。而所选择的这些作家，有的植守本土，有的移居他乡；有男作家，有女作家；有青年，有中老年；有的前卫，有的传统——他们恰好与这些话题构成了完美的对应。从某种角度而言，这也是河南文学本身丰厚和活力的体现。

　　选择这十位作家，除了研究话题的需要，也有某种机缘。他们很多就在我身边，这些年来也曾作为一个个单独的研究对象，进入过我的视野。正是因为有这种地缘优势，所以本书也特意发挥了这一优势，而采用了一种“访谈录”的形式，力图更生动、更有力地展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我并不能说这些访谈解决了我预先想要解决的所有问题，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对话和访谈带来了很多意外的收获，它们激发了新的问题和新的思考——很多都是我之前未曾预料到的，同时又极富启发性的。和作家们对话，打破了自己惯常的凝固而封闭的纯书斋式研究，带给我极大的交流的乐趣，让我感受到一个个鲜活的、富有个性的生命，以及生命背后的土地和历史，从而获得知识和人生启迪。当然，条件有限，像老一辈作家里的张一弓、张宇、郑彦英等，更年轻的90后、00后，乃至于散文和诗歌领域的写作者，一时尚都无法顾及。这些遗憾，也是未来继续追踪观察的动力。

　　本书题为“新世纪文学的河南映像”，可能会带来错觉，认为关注重点乃是新世纪文学中的河南书写或河南形象，其实并不是。我们首先指涉的还是河南作家和他们的文学，而非“河南书写”。他们所呈现出来的文学世界，当然与“河南”有关，但也不尽然，然而从更高远、更抽象的层面看，因这些作家都身属河南或与河南密切关联，故而他们的所有表达——不管是否写的是河南故事——广义而言也便都与河南相关。也因此，标题中的“河南”，所凸显的也便不再只是一个地理性坐标，它也囊括了人、人的精神，以及这精神的外化——文学。这样的“河南”，在新世纪文学中也便形成了关于这块土地自身的一种“映像”。而通过此“映像”，我们也许能对新世纪中国文学，对于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以及这个时代的精神脉象，甚至我们自己，有更深切的把握。

　　（选自《中州大学学报》2019年4期） 2019年河南文学作品选（六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