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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心灵在都市里的跋涉——从《千万与春住》看张欣都市小说的独特性

　　任瑜

　　一

　　阅读和谈论张欣小说，总会出现几个“关键词”：都市，浮世情仇，女性……其中，“都市”这个词语现身的频率最高，声音也最为响亮——不管是前期的《谁可相依》《为爱结婚》《不在梅边在柳边》《浮华背后》《终极底牌》《锁春记》《深喉》，还是新近的长篇小说《千万与春住》（花城出版社2019年5月版），都是对城市人物与都市生活的书写。评论家雷达为2014年出版的张欣经典小说《锁春记》作序的时候，便将张欣的小说称为“当代都市小说之独流”。

　　不管是从阅读的角度，还是评析的角度，将张欣的作品同城市以及城市文学相联结，应该都是无可争议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今天，随着生活中的城乡分野越来越难以壁垒分明，“城市文学”这个概念及其内涵和边界，也变得更加宽泛和模糊。对什么样的作品才算是城市文学、城市文学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品格等等问题，质疑和争论好像一直不曾断绝。至少，在城市文学到底是宽泛的“写城市的文学”，还是具体的“表现出现代都市精神的文学”这一问题上，还没有形成明确的共识，以至于一些作品在被笼统地归为城市文学时，似乎不够理直气壮。但对张欣小说的命名不会有这样的犹疑，不需要经受作家王安忆所说的那种界定“城市文学”的痛苦，便可以取得“都市小说”这个共识。

　　何以如此？原因很简单：张欣的小说有着确凿无疑的“都市性”，并且鲜明到了即便跳出文学命名和写作归类的框架也无法忽视的程度。张欣所书写的，是确真无疑的都市经验，或者说，是纯粹的、典型的都市经验。这个结论当然不是因为张欣笔下的人物都生活在城市，故事也都发生在城市——仅仅如此，可能不过是表面化地“写城市”而已。最本质的原因还是，张欣所写的人物，比如《千万与春住》中的夏语冰、滕纳蜜、周经纬、薛一峰，以及《不在梅边在柳边》中的蒲刃、梅金、柳乔乔，《锁春记》中的庄芷言，《狐步杀》中的苏而已，《泪珠儿》中的沁婷，等等，不只是衣食住行是标准的都市化，他们的言行举止、观念和意识、话语逻辑和思维方式，也都渗透着城市文明的要素和都市精神。他们是在现代城市文明的熏陶之下，在都市生活的方式、规则、节奏以及趣味之中，与城市天然、完全融合的一类人——在这里，他们没有乡愁，没有漂泊感，没有自我身份的分裂和怀疑。他们从质地、肌理，到骨血和灵魂，都被深深烙上了城市的印记，因此他们属于，也只属于都市——你无法想象，也难以相信，语冰、纳蜜、小君，以及梅金、沁婷、野晴小姐等人物，会以既有的形态生活在城市之外的其他地方。而他们的故事和人生，也只有发生在城市，才会出现我们所看到的发展和结果，才会有那些触动我们的现实处境和精神境况——只有在城市的语境之中，语冰和纳蜜才会遭遇如此的爱情、友情、亲情，才会经历这般的人性检验和困厄，正如只有在城市里，梅金才能实现人生的逆袭，蒲刃才能规划周密的复仇，刘嘻哈也才能完成跌宕起伏的人生转变。

　　如果说张欣作品中的“都市性”是毋庸置疑、不言自明的，那么，理解张欣作品的关键，也许不在它们是不是都市小说，而在它们是怎样的“独流”。毕竟，“写都市经验”是一个题材选择的问题，“怎么写都市经验”则是一个写作识见和能力的问题，相较于“为什么是都市”，“什么样的都市经验”也许更值得探究，而张欣小说的“独流”之处，也正从这一问题上发端并延伸的。

　　首先是张欣对城市的认知和书写态度。具体在作品中，就是城市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体现什么样的价值。能够看出，同她笔下的人物一样，张欣对城市是自然接受、坦然相对，甚至是天然融合的——她不是城市的“外来者”，不会像一个“旁观者”那样打量并评判城市，也没有外来者试图融入城市时那种爱恨交织的矛盾感情；她也不是城市的“反叛者”，既无意于逃脱那些所谓的城市生活的压力和困境，也无意于控诉城市及其所代表的欲望对个体的挤压、变形或异化。对于城市，张欣既没有透露出潜意识的敌意和贬低，也没有表现出有意识的仰视或赞颂，仿佛对她而言，城市并不是一个与主体相对应的“客体”，虽然也是故事无须分辨，也无须评判。所以，在张欣的笔下，不论人物怎么变换，故事如何发生，城市就是其本身，以其自然样貌天然存在，并且“独立”存在——不是作为另一个场域比如乡村的对立面或对照面，也不是作为被人物需要的关系物而存在。她书写的城市经验，既不是城乡结合式的，也不是城与人的关系式的，亦不是“地域风情”式的。如果非要说张欣笔下的城市是什么，作为人物身心俱在的一个处所，它更可能是人物的组成、生活的组成，是人物主体的一部分，或者说，对人物而言，城市即自我。既然人与城是一体的，那么两者的“离合”关系就无从说起，也无须说起了。这就是为什么，纳蜜、语冰也好，梅金、沁婷也罢，都不会刻意去审视自己的城市，不会去质疑自己对城市生活的认同和融合，也不会度量城市对自己的价值和意义。

　　二

　　张欣对城市这种“纯粹”性的态度和认知，放在城市叙事，尤其是城市文学的发展行列中来看，并不是习见的。世界文学中的“城市文学”，于中世纪形成之时，是作为与“骑士文学”相对应的“市民文学”而出现的，但是将之作为一个被命名的概念和“课题”来衡量和研究则是晚近之事。中国的城市文学亦有类似的情形。近现代时期的城市书写，首先发展于通俗文学，比如鸳鸯蝴蝶派小说。随着现代文学的成熟，所谓的“严肃文学”中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城市叙事，一些后来被认为是城市文学的作品纷纷问世。那么，在此时的城市文学中，城市大致是什么的面貌或地位呢？如果说之前鸳鸯蝴蝶派表现的城市多是猎奇、娱乐甚至是丑陋的，那么“严肃文学”中的城市则多是被“批判”、被审视的。比如最著名的城市文学代表作《子夜》中，城市生活是社会性的、时代性的，包含着令包括作者在内的“观者”惧怕的力量。而在张爱玲、苏青等女作家那些被认为具有“市民文学”意味的作品中，城市及其生活所展露的，更多的还是压迫性的、无情的一面。

　　在城市经验更加充裕的当代书写中，对城市的观感和态度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在那些为读者所熟悉的较为重要的城市书写中，城市经验多是作为乡村经验的对照、补充而存在的，在本质上，它们仍然是城乡二元对立式或结合式的。而那些脱离了城乡对照的城市文学，也并没有让城市逃脱不是被建构便是被解构的命运。许多的城市文学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让城市作为人的关系物而存在，或者让城与人对立——城市作为“恶之花”盛开的地方，释放着诱惑和欲望的力量，造成让人焦虑、迷失的困境，成为心灵或精神牢笼的象征，需要被逃离；或者让城与人组合——城市作为装饰性的元素，是姿态、趣味和风情的标识性符号，点缀着主人公的生活和美学形象；又或者让城被人抵消——城市融于无边无际的具体生活之中，化为可以被替代的无形存在。还有一些较为宏大的城市叙事，则让城市承载着历史的沧桑、时代的变幻，化身为命运的某种隐喻或文化的某种指代。总而言之，在当代的城市文学或与城市文学相关的作品中，城市所遭遇的，要么是有意识的警惕，要么是潜意识的贬低，要么被符号化，要么被赋予抽象意义，不论哪种情况，城市都是被建构的“他者”或被命名的“客体”来对待的。就连被公认为城市文学重要作品的《废都》和《长恨歌》，也多多少少不免于此等对待城市的“常态”。

　　那么，在曾经的城市文学作品中，有没有与张欣类似的较为“独立”又不含贬义的城市观照呢？“新感觉派”应该能够提供一个答案。在《都市风景线》《上海的狐步舞》乃至《梅雨之夕》等作品集中，固然对城市生活的描写有时流于表面化，但都市在其中“天然”般地存在，无须与他者对照或关联；文本所表现的生活以及人物——“声光化电”和“都市摩登”，也都具有纯粹的都市性；作者对细节和场景的勾勒与描画，包括对速度和时间的感受、对现代化的强调，也都表现出对都市本身的肯定和认同。概括而言，穆时英等人对城市的书写态度，包含着对城市“自在性”的尊重和不失善意的认知，这样的姿态，到张欣这里有了另一种风格的回响——比如，少了浮夸和颓废，多了日常和平实。于是我们便看到了《千万与春住》，以及《谁可相依》《浮华背后》《深喉》《对面是何人》《终极底牌》等小说中“是其所是”的都市样貌：既不是飞地，也不是秘境；既不是过去的，也不是未来的；既不是抽象的，也不是变形的；既不是理想的，也不是罪恶的——而是自在的、当下的、常态的——如果有病态，那病态的也只是人，而不是城市。

　　三

　　当代的城市经验，如此丰富、驳杂、多元，不同的写作者对此又有不同的感受和思考，因而对城市经验的书写不可能也不应该只有一种形式。对写作者而言，重要的是找到一种具有自我特征的介入方式，并以切实可行的叙事模式，表达出自己所认知的城市经验以及相应的蕴含与思考。张欣所选择的方式是以现实性叙事为中心，在柴米油盐的都市日常中讲述爱恨情仇的人生传奇，展现现代都市的丰富样貌，塑造现代文明背景下都市人物的心灵肖像，并将这些面目嵌入时代面貌的驳杂拼图之中。

　　《千万与春住》便是这样一个文本。张欣曾说自己“非常迷恋故事”，尤其是“好故事或者说带有传奇色彩的好故事” 。确实，在她的作品中，总是有着包含了爱情、奋斗、悬疑、罪恶、救赎等诸多元素的曲折而迷人的故事。不过，最能体现她的叙事实力，也让她的故事别具特色的，还是她的“糅合”能力——将日常和传奇、宏观和具体、现实认知和浪漫情怀在故事中奇妙地结合在一起。这也是张欣都市小说在城市观照态度之外，更为突出的独特之处。一方面，张欣关注都市的日常，关注都市生活中那些平常的世俗元素和伦理常规；另一方面，她也绝不忽视那些普通里的不简单、平凡中的特殊时刻，以及超出日常的命运般的宏大力量。她将这两种关注同时纳入文本之中，这种糅合能力在之前的作品中已有充分的显现，到了《千万与春住》，更是应用自如：纳蜜、语冰等人的衣食住行被细细写来，那些具体入微的世俗场景和细节，散发着真实的温度和都市的情调，是我们熟悉的日常生活。而在这不动声色的平常之中发生的却是惊心动魄的换子、丢子、寻子、认子的传奇性故事，桩桩件件都包含着汹涌的血泪、巨大的冲突与转折，令我们不由得惊叹。而熟悉和惊叹之间的转换，又如此自然、顺畅，在不自觉中悄然发生。也许这是因为，那些对日常的细致描述，正消解了传奇性的疏离，拉近了人物同我们的距离，让我们同他们有了更真切的联结；而叙述中时时出现的丝丝缕缕的生活感，也让故事不再飘荡于传说之中，而是落到了地面上，变得可触，也更加可感。

　　同样的糅合能力还体现在张欣对现实反映与心灵建构的结合上。纵观张欣的作品，我们会发现，她的写作有着丰富的触角和敏锐的现实感，触及城市生活的多种行业——官场、商贸、金融、新闻、艺术、法律、教育等，也涉及诸多的社会状况——腐败、犯罪、恶性竞争、资源短缺、信任缺失以及就业、医疗等问题，正如评论家雷达所指出的，张欣新世纪以来的写作有着向社会结构和公共领域拓展的取向，可谓“向着生活的复杂、尖锐和精彩跨出了一大步” 。但在跨出这一大步的同时，张欣依然保持着对“灵魂安顿问题”的深度关切。或者说，她跨出的这一步，一只脚走向的是外部的“社会”和“生活”，另一只脚走向的是内部的“心灵”或“精神”，正是两者的协调行进和密切配合，才让这一步得以圆满完成，并最终让小说的“现实感、社会性容量、人性深度、心理内涵都有了明显增强” 。这一效果的实现，无疑也得益于张欣在叙事上的糅合能力：不管笔下的人物是所谓的“金领”“白领”还是“蓝领”，是“都市丽人”还是农民工，也不管他们的故事多么传奇，涉及的现实状况多么重大或尖锐，张欣都不会顾此失彼，不会因故事和现实的强大而让心灵成为留白，相反，她总能将厚重、繁复的现实外壳，同柔软、庞大的内心世界血肉般地联结在一起，让人物得以在现实生活的缝隙中审视自己的灵魂，让他们的心灵在现实的磨难中坎坷成长。或者说，当张欣描写人物的社会生活时，既能够通过人物的眼睛观察、认知并反映现实世界，同时也能揭示他们隐匿的心灵世界和精神生活，也就是法国哲学家夏蒂埃所说的非历史范畴的那一面人性——“纯粹的激情，亦即梦想、欢愉、哀伤以及不便或羞于启齿的内省。” 比如《千万与春住》中，现实的外壳是纳蜜与语冰那“血淋淋”的换子、丢子、认子故事，以及种种亲情和血缘的离合与伤害、情与爱的复杂和脆弱、命运和生活的冷酷与温情，在外壳之下贯穿延绵的，则是纳蜜在情感、伦理上的心理错位与修复，语冰在爱情、亲情、友情的变故中对内心的自我审视与道德坚守，或者说，是纳蜜和语冰等人各自痛楚的精神危机、心灵迷失以及艰难的自我疗救。

　　也可能是因为这种叙事中的“糅合”，张欣的叙述风格也会呈现出类似的和谐的“矛盾”。比如《千万与春住》的叙述，本是相对传统的现实主义式的平实描写，并没有什么精心的设置和修饰，但是，在张欣写来，平实之中仿佛又被纳入了许多的感受：激烈与平静，含蓄与跌宕，浪漫抒情与冷静现实，娓娓道来与神秘曲折。而种种的和谐与矛盾，正与整个故事的讲述相得益彰，令这些复杂的感觉也变得顺理成章。

　　四

　　在著名的《小说面面观》中，英国作家E.M.福斯特阐明了对故事和小说的如是看法：故事是小说最基本的层面，也是小说至高无上的要素。之所以至高无上，是因为故事虽然只是叙述“时间生活”，但没有了故事的时间线索，“价值生活”也将无处依存，所以小说要讲故事；之所以最基本，是因为小说不能只有故事这个最简单的机体，还需要由“价值生活”带来的人物、想象、宇宙观等更复杂的机体。

　　相较而言，善于讲好故事的张欣，似乎更善于塑造好人物，几乎每一部作品，都能奉献出至少一个鲜明而动人的人物形象——《终极底牌》中有江渭澜及尹野晴，《用一生去忘记》有刘嘻哈和何四季，《深喉》中有呼延鹏和槐凝，《泪珠儿》中有沁婷，《千万与春住》中，则是卓然而立的夏语冰，以及与之相对的滕纳蜜。张欣塑造人物的核心，不仅落实在性格的表现，更在精神性的内在营构。她笔下的都市人物不仅有曲折非凡的人生经历，更有不同庸常的品貌及心灵。不管他们是什么身份，也不管他们有何种性情，或许都不免于世俗，但内心绝不麻木与恶俗。张欣总是赋予他们一种坚韧的精神性力量，也许是情怀，也许是尊严，也许是教养，由此他们有了自己的边界和准则，在遭遇波折、危机或磨难时，虽然也会迷失、错乱和惶惑，但不会被打倒，更不会甘于沉沦，最终也还是会追寻心灵的救赎或人性的自省。可以说，张欣给人物设下了重重的人生障碍和层层的精神磨砺，让他们经受激烈、丰富的爱与痛，并不是要使人物的经历多么传奇，性格多么鲜活，而是要让他们的心灵在都市里跋山涉水、栉风沐雨，让他们认识、思考并试图回答那个古老问题：一个人应该以什么样的身心度过他的一生？

　　在那些撑起人物、让人物焕发光彩的精神品格中，最为珍贵可能也最为张欣所看重的是一种“贵族精神”。评论家贺绍俊曾说，张欣的小说有着“优雅和高贵的审美追求”，“在书写世俗生活时仍然保持着高贵气质” 。

　　这种优雅和高贵，直观地体现于对人物的塑造之中。最典型的，前有《终极底牌》中的江渭澜，后有《千万与春住》中的夏语冰。这两人身上，都有一种文化意义上的精英式“贵族精神”。如果说张欣对江渭澜的“贵族精神”还有着评论家贺绍俊所说的几分迟疑，那么，到了夏语冰这里，张欣已是非常笃定了。夏语冰身上鲜明的“贵族精神”，不是来自她“天之骄女”般的出身和条件，也不体现于她的生活品位与格调，而是来自她所具有的文明教养，她的高贵道德品性体现于她对待自己、他人乃至世界的优雅而有尊严的方式。所以我们看到，当她遭遇爱情失败、亲情破裂、友情背叛的时候，当她家庭解体、认子被拒的时候，她有恨、有痛、有苦，但更有勇气、风度和胸怀，有自我的尊严与坚守，有“体面”的良心和良知，以及人性的敬畏和慈悲。具有了这样的“贵族精神”，夏语冰这个人物便在时代的都市喧嚣中，散发出已经被现实所遗忘、所贬低的“神性光辉”，而小说，也就此标识了自己的可贵的审美品格和高贵气质。

　　正是通过对人物及其心灵的塑造，张欣的小说获得了福斯特所说的那些高贵的、优美的层面，也就是小说光辉的“价值”。其中，包含着张欣作为一个写作者对这个时代的都市灵魂的温情，以及对人格力量的信心、对高贵精神的吁求。她的新作《千万与春住》进一步深化了这一写作追求，也为当代文学如何书写都市生活及其人的命运提供了新的范例。

　　（选自《当代文坛》2019年第6期） 2019年河南文学作品选（六册）